雷海宗史論集 · 中國近代史上的天主教與梵蒂岡

歐洲的羅馬教，自明末傳入中國後，就稱為「天主教」。一種外國宗教傳入中國，採取何名，如何采名，本當是一個無甚關係的問題，但「天主教」這一名詞，當初卻帶有站在宗教立場，實際也就是整個的文化立場，輕視中國的一種含義。原來本有人主張採用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的「上帝」之名，但羅馬教傳教士認為不為真神所特別眷顧的中國文化中的任何信仰都是「邪教」，在這種「邪教」中占有地位的「上帝」一詞絕不能用，所以最後他們採取了中國古籍中一個偏僻的神名來規範羅馬教尊神的名稱，就是「天主」，而稱他們的教為「天主教」。「天主教」一名在中國通行了三百年，進入二十世紀後此教才又開始自稱「公教」，乃希臘拉丁原文教名Catholicus一字的意譯名稱。今日「公教」與「天主教」為此教的兩個並行名稱。 明末清初的天主教 第一個深入中國，最後於明神宗萬曆二十八年（公元一六〇〇年）到了北京的傳教士，是義大利籍的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他有耶穌會士隨機應變的作風，看到中國士大夫階級儒家思想的不可輕易冒犯，容許改信天主教的中國人繼續「祀天拜祖」，不算為犯「拜偶像」之罪。羅馬教，特別是耶穌會，一向是要逢迎統治階級，經過統治階級而鞏固自己的勢力，進而控制人民，所以初到中國的傳教士就以准許「禮天拜祖」，來拉攏當時的封建地主階級。這就正與同時在印度傳教的耶穌會士接受印度封建社會階級統治最惡劣的種姓制度一樣，專門與婆羅門種姓及剎帝利種姓來往，不鼓勵被壓迫的首陀羅種姓信教，對於首陀羅人改信羅馬教的，不准他們參與「聖典」。耶穌會士這種「政治」手腕所獲致的成效，招致了其他傳教士的猜忌，有人向教廷進言，最後壓迫教廷下令禁止中國的信徒祀天拜祖。這已到了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年），天主教在中國已活動了百年以上。康熙認為這是外來政權干涉他的政權的行為，大怒，把接受教廷命令的教士驅往澳門，不准留居內地。到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清廷又下令正式禁教，各地的教產一律沒收。這條禁教令前後施行了一百二十年，到鴉片戰爭之後，法國強迫清廷簽訂《黃埔條約》（一八四四年），傳教士才又得進入中國活動。 不平等條約下的教權 根據黃埔條約，教士得在兩年前鴉片戰爭後英國所強迫中國開放的五口設置禮拜堂及醫院。條約以外，法國全權代表喇萼尼（Theodose M.M.J.de Lagtené）堅請取消一百二十年以來的教禁。清廷最後答應法國代表的請求，下令准中國人民自由信奉天主教，一八四六年又下令發還當初沒收的天主教教產。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的中法《天津條約》（一八五八年），又規定教士得攜帶由外國領事發給再經中國地方官蓋印的護照，入內地傳教，官廳須力為保護，教民不得稍受虐待（約文第十三條）。法國政府以此為據，強詞奪理，謂條約給了它「護教權」，使它可以保護所有在中國傳教的法國以及其他國家的天主教傳教士與傳教事業。一八七六年英國強迫清廷簽訂《芝罘條約》，其中擴大領事裁判權的一條，確立「會審公堂」的制度。自此每發生與教堂有關的司法問題時，外國得派員觀審或會審。「最惠國」的制度，把英國的這個特權也當然給了其他各國，並且此後實際利用此條規定的反倒不是英國，而是以天主教保護者自居的法國。 十九世紀典型的宗教帝國主義國家——法國 到了十九世紀，法國在世界各地，除其他歐洲國家的殖民地外，都以羅馬教的保護者自命。這種護教權的兇惡作風，高度地表現於中國。法國政府一向以傳教為侵略先鋒，在與梵蒂岡狼狽為奸的諒解下，這種政策曾為法蘭西帝國主義獲致了不少的「成果」。在東亞，於十五世紀歐洲人初來侵略時，教廷本是依靠當時在遠東最強大的侵略國葡萄牙。葡萄牙侵略勢力的中心在印度與南洋，教廷於是承認葡政府在以印度南洋為中心的廣大東方地區有保護一切傳教士的權利，中國也包括在這個地區之內。明末經澳門而入中國內地的利瑪竇一批傳教士，無論屬於何國國籍，都是先得了葡萄牙的允許，並在葡萄牙的保護之下進入中國活動的。 葡萄牙的護教權約維持了三百五十年。進入十九世紀，葡萄牙的國勢早已一落千丈，法國在海外的野心大增，教皇於是不念舊情，不顧葡萄牙的抗議，把護教權又轉送與法國（一八三八年後），恰於此種教廷法國間的陰謀交易之後的二十年，經過歪曲解釋一八五八年《天津條約》後，法國強謂中國已承認它的護教權，自此一切天主教傳教士，無論為教廷所派遣，或為各國的教會所派遣，都持有法國的護照。法國如此地把持天主教，也就難怪眼睛雪亮的中國人民往往稱天主教為「法國教」了。 傳教士本人，或者是「良莠不齊」，不能一概而論，但在惡劣無比的「護教」制度之下，傳教士的帝國主義作風則不分良莠，大家是不約而同的，最多不過有程度上的差別。一個傳教士真可說是欲求不為帝國主義分子而不可得！此種作風，自然為流氓所乘，無賴的人反倒容易入教，以便依靠外力隨意橫行。這就造成一般善良人民與所謂「教民」的對立局面，各地人民的「仇教」並非無原則的排外，而是仇視帝國主義作風的傳教士與這些傳教士所吸收的教徒中的一些流氓分子。傳教士或是明目張胆的帝國主義分子，或是有意無意中表現為帝國主義分子，而一部分流氓教徒就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與爪牙；甚至一部分惡霸地主投機入教，有如虎而添翼，其作惡更為毒辣。此種情形，連曾經假借外力與太平天國作戰的曾國藩也看不過去，他於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年）上了一道奏摺，把法國以護教作為政治工具的情形明白點破： 自中外通商以來，各國皆相安無事，惟法國以傳教一節，屢滋事端。即各教流傳，如佛道回等教，民間皆安之若素，雖西人之耶穌教亦未嘗多事。惟天主一教，屢滋事端。非偏有愛憎也，良由法人之天主教但求從教之眾多，不問教民之善否，其收入也太濫，故從教者良民甚少，莠民甚多。詞訟之無理者，教民則抗不遵斷；賦役之應出者，教民每抗不奉公……凡教中犯案，教士不問是非，曲庇教民；領事亦不問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爭鬥，平民恆屈，教民恆勝，教民勢焰愈橫，平民憤郁愈甚。郁極必發，則聚眾而群思一逞。以臣所聞，酉陽貴州教案，皆百姓積不能平所致。雖和約所載，中國人犯罪，由中國官治以中國之法，而一為教民，遂若非中國之民也者。庸懦之吏，既皆莫敢誰何，賢能之吏，一治教民，則往往獲咎以去。 曾國藩的描述，甚為透徹清楚，只是他的解釋膚淺，僅顧到表面：他認為是教士「但求從教之眾多」，而不知其中的故意濫收流氓，故意「屢滋事端」，以便作為侵略中國的口實。另外，他為的要強調天主教的蠻橫，對比之下，把耶穌教也說得未免太好。耶穌教因為沒有統一的組織，因為背後沒有一個有計劃的「護教」政權，所以「滋事」不像天主教那樣顯著，但歷史的事實極為清楚，天主教與耶穌教在基本上同樣地是帝國主義的先鋒隊。 法國的護教權，別國當然看了眼紅，不過在十九世紀末以前，沒有另外一個羅馬教國家能與法國爭衡，各國只能聽任法國獨占宗教帝國主義的便宜。到十九世紀末，德國開始出面與法國競爭。南德為羅馬教的區域，十九世紀末德國帝國主義向外發展時，南德的傳教士也隨之加多，而中國正是這些傳教士的一個主要對象。一八八二年，德駐巴黎大使初次向法政府提出交涉。一八八六年，德駐北京公使又向清廷交涉教權問題，到一八八八年大致說妥，此後德國天主教傳教士由德國政府自發護照。見風轉舵的教皇，一八九一年也承認了德國對本國教士的保護權。但一直到一八九九年，法國仍要求中國承認它的特權，事實上德國教士如持法國的護照來華，清政府仍照舊承認。 護教問題的最後澄清，還是由於法國的內政發展。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政府與本國的羅馬教會，尤其是耶穌會，發生了權利的爭執，最終於一九〇五年羅馬教領袖國的法國宣布政教分離，自此法國政府就不再過度積極的護教，法國且因此而一度與教廷絕交。教廷此後自派傳教士時，當然不再用法國的護照，護照問題至此才自行解決。次年，一九〇六年，法國公使正式通知清政府，聲明此後只保護本國的教士。但法國並不真正死心，內部政教分離的大風頭過去後，法國野心復起，直至中國進入民國後，法國仍圖恢復舊日的勢力，只不過未能成功而已。此點容待下面再講。 在故意假借傳教而「屢滋事端」的法國護教政策下，十九世紀的後半期不斷發生教案，大大小小的教案不計其數。由第二次鴉片戰爭到義和團運動的前夕（一八五六—一八九八年），四十二年的期間，重大的教案有四十七件。第一次就是廣西的西林教案，成了法國聯合英國再度向中國發動侵略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一個口實。最後一次就是德國天主教所引起的山東巨野教案，德國最後以此為藉口而強迫租借膠州。中國人民至此已忍無可忍，開始準備抵禦連續不斷的以宗教為矛頭的侵略，兩年後就發動了大規模的義和團運動。這些教案不必一一列舉，我們只將教案的性質與意義作一簡單的分析就可以了。 四十七件重大教案中，牽涉天主教的有三十九件，占百分之八十三。在這三十九次事件中，牽涉法國教士的三十七件，其他兩件，一件涉及西班牙傳教士，一件就是最後一次的山東巨野教案，事涉德國教士。在與法國有關的三十七件中，十六件的當事人為外方傳教會的教士，十三件為耶穌會的教士，其他各會共只占有八件。這個簡單的數目分析，意義甚為明顯：法國在十九世紀的中國是主要的宗教帝國主義者，是再清楚不過的了，外方傳教會惹禍特別得多，一定是此會中帝國主義分子充斥，侵略氣焰特盛，否則不會招致這許多教案。其次引起教案最多的就是耶穌會，耶穌會的特具政治性與侵略性，也由此可見。以教區論，耶穌會人士的控制面並不算廣，而闖禍竟如此之多，其作風不問可知。 二十世紀的天主教大事 進入二十世紀後，不再有教案，至少是不再有重大的教案。十九世紀最末一年的義和團運動，可說是最後一次也是最大一次的教案。這次教案驚破了帝國主義分子的膽，他們靠許多國聯合的強力與清政府的壓力，最後雖把義和團抑平，但他們從此就認識了中國人民的不可侮，傳教士的侵略矛頭作用雖然基本未變，但在作風上他們不敢不開始收斂。同時，中國人民也知道了，在清政府的統治之下，御外侮是少有成功的希望的。在這兩種關係下，一九〇〇年後就不再見大的教案。帝國主義的宗教侵略，在作風上比較收斂之後，在方法上卻更加巧妙與深入了。我們把直到抗戰時期為止的四十年間與天主教有關的大事列一簡表，就可一目了然。 一九〇三年，天主教在上海創辦震旦大學，主持者為法國的耶穌會。 一九一八年七月，第一次大戰結束前的四個月，因中國當時的政府接待羅馬教廷所派來的「欽使」，法國公使向外交部提出抗議，認為與一八五八年《中法條約》有違，並謂羅馬教廷對於協約國家宗旨未盡相同，中國招待它的來使，有失盟國的感情。教廷此時想要直接控制中國的傳教事業，所以派使來談判。法國雖政教分離，且已於一九〇六年向中國聲明放棄護教權，現在又要舊事重提；然而法國也自知理屈，於是又拉扯上「協約國的宗旨」云云的一套鬼話。 一九二二年八月，天主教在天津創辦工商大學，主持的人也是法國的耶穌會士。這個學校，一九三三年改名為工商學院，一九四八年又改稱津沽大學。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第一位「宗座駐華代表」總主教剛恆毅（Mgt Celso Costantini），不顧法國的反對，來華就職。 一九二四年五至六月，由剛恆毅召集，在上海舉行第一次全國公教大會議，「根據聖教規律，按照中華需要」，制定《中國公教現行法則》861條。 一九二五年十月，天主教在北京創辦輔仁社，一九二七年改稱輔仁大學，由美國本篤會主持。後因經濟困難，讓歸聖言會辦理，參加的多為德美兩國的人。 一九二六年十月，教皇比約第十一，為敷衍當時大革命運動下中國的反帝情緒與民族思想高潮，召華籍神甫六人至羅馬，親自祝聖為主教。教皇親自祝聖，有特典的性質，乃對付當時中國的一種手段。 一九二八年六月，「宗座代表公署」成立於北京，第二任宗座代表為總主教蔡寧（Mgt Mario Zanin），署址在北京逎茲府甲6號。一直到抗戰時期，「公署」始終設在北京逎茲府。抗戰勝利後，教廷改在南京設「公使館」，北京的「公署」成為「羅馬教廷駐華公使」的「北京代表」駐在地，這也就是一九五〇年為陰謀於國慶日炮擊天安門檢閱台的美帝特務間諜收藏武器彈藥的地方！當初「公署」的成立，仍為與張作霖的北京政府洽商的結果。就在成立的當月，張作霖由北京撤回東北，中途被日本人炸死。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中華公教進行總會」（正式拉丁名稱Unio Actionis Catholicae Sinatum，半正式的法文名稱Union de I'Action Catholique Chinoise）成立於北京，其組織分設宣傳、評議、會議、庶務各科，會址在西安門大街九十四號，臨近輔仁大學的校址。按，公教進行會本是羅馬教舊有的組織，在中國於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曾一度成立，不久無形停頓，至此根據教廷的指令，在中國再度組成，總會設北京，分會遍全國。一九三三年，教廷派于斌為進行會總監督，總監督處也設在逎茲府甲六號的「宗座代表公署」內，自此進行會就成了主要由於斌主持的一個組織。關於這個組織成立的時機，是值得特別注意的。這是大革命時期的一個決定，正式的成立雖在大革命的高潮過去及蔣介石叛變之後，但教廷對於這個革命始終心懷敵意，這個進行會是針對大革命而成立的。關於進行會的性質與作用，下面當再予以分析。 一九三三年六月，宗座代表蔡寧總主教蒞北京，正式視事。一九三三年六月，教皇比約第十一再度在羅馬親自祝聖華籍主教二人。 一九三五年九月八日至十五日，蔡寧召開第一次全國公教進行會大會於上海，蔡寧自任主席，討論問題分為組織、教育、社會事業、經濟、出版、宣傳等六項。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華北淪陷已經三年半之後，設在北京的日本「興亞院華北聯絡部」與華北傀儡政府的「內務總署」，「為聯絡感情起見」，假中華公教進行總會主辦「京津天主教大聯歡會」，到會的神甫傳教士五十餘人，「興亞院調查官」武田熙及「內務總署禮俗局長」王潛剛均出席。會中決定重要事項二件：（一）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六日至十八日，「興亞院華北聯絡部」及「內務總署」聯合主辦「華北天主教講習會」；（二）民國三十年一月十八日，即「講習會」的最後一日，「興亞院華北聯絡部」及「內務總署」聯合主辦「中西日天主教各機關代表聯歡大會」。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于斌在重慶成立「中國天主教文化協進會」，于斌自任理事長。 大事的分析 以上列舉的大事，許多內幕情況雖仍不夠明了，但我們已可簡單地作下列幾點分析：一、教廷的政治手腕極堪注意，一見中國大革命潮流的不可抗拒，它立刻就以親自提升華籍神甫為主教的辦法來麻痹中國的教徒。中國教會的實權實際上始終操在外國教士之手，中國人升任主教後，也仍不能發生真正作用。 二、天主教對於高等教育，也是有計劃的。特別重要的三大教育機關，布置於上海、天津與北京三大都市，為文化侵略的樞紐與重心。上海、天津的兩校仍以老牌宗教帝國主義的法國及老牌教廷別動隊的耶穌會為創辦者與支持人，北京一校則屬於德國及後來居上的美帝國主義。 三、帝國主義分子控制下的天主教機構中，似乎經常地有特務組織。「公教進行會」根本可疑，如果它的本來面目當初尚未顯露，抗戰的火焰使它立刻原形出現，通過「進行會」而天主教中的帝國主義分子與落後分子在抗戰時期與日本的密切勾結，是百口難辯的事實。蔡寧於華北淪陷後仍留北平，指導公教進行會，與日本密切合作。武田熙是人所共知的日本一大特務首腦，主持當時日本在華北的特務總機關之興亞院華北聯絡部。傀儡政府之「內務總署」顯然也有特務使命，其「禮俗局」僅為掩護色而已。公教進行會不只與這些烏煙瘴氣的機關聯絡，並且又會同興亞院，為天主教各機關開設「講習會」與「大聯歡會」，有興亞院與武田熙在內，所「講習」的為何事，可想而知，其「大聯歡會」當然為發展特務組織的手段。中、西、日三方面的各教會機關在興亞院與進行會合同主持下聯歡，證明公教進行會不僅為特務機關，並且為國際性的特務機關。公教進行會本為舊有的組織，教皇比約第十一（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九年間在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把它改組為反蘇反共政治性機構。進行會自此就日深一日地染上特務色彩，在抗戰時期中國的淪陷區就成為明目張胆的特務組織。 公教進行會已在淪陷區投靠日本，當初領導進行會的于斌則在重慶，為顧全顏面，他不能再以進行會的名義活動，於是變換招牌，在重慶成立了「天主教文化協進會」，協進會與進行會異曲同工，實際只是進行會的翻版而已。抗戰勝利後，公教進行會因曾投日，逐漸收縮，出頭露面的事都由文化協進會承當，其活動的中心由重慶移到南京，活動的範圍則遍及全國，專事反蘇反共。新中國成立前後，文化協進會的負責人，包括大頭目于斌，大多逃亡，協進會也無形停頓。此時，一九四八年秋，天主教內部的帝國主義分子與反動分子又建立了新的特務機構，就是「聖母軍」。關於「聖母軍」的性質與活動，近幾月來報紙上揭露日多，留心的人都可看到。 但羅馬教教會在策略上變幻多端。在中國原有特務色彩，在抗戰時期成為正式特務機關，在抗戰勝利後銷聲斂跡的公教進行會，在東歐各國，經過一時活動即又消沉之後，在第二次大戰後又以進步的姿態出現，最少在表面上表示完全接受今日人民自作主人的新局面，並表示反對教廷，與美帝勾結，建立新特務機構進行反人民的破壞活動。關於此點，我們可做如下的論斷：就教廷的本質來講在它有此機會並自認有此需要時，必進行間諜破壞活動，至於假借何種機構，達到這個目的，那就要隨機應變。 四、所謂「宗座代表」的地位與使命，也值得我們細心研究。抗戰勝利後，因接近武田熙的一夥而「興亞院」氣味過度濃厚的「宗座代表公署」取消，教皇改在南京設立「羅馬教廷駐華公使館」，擔任「公使」的就是黎培里（Antionio Riberi），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到任，「宗座代表」也好，「教廷公使」也好，派駐各國的教廷使節是有雙重任務的。在表面上，他的使命是指導宗教事務，一九二四年剛恆毅出面召開的全國公教大會，就是此種明的一面的活動。但另外尚有暗的一面，一九三五年蔡寧出面召開的公教進行大會就只能看為是以宗教為掩飾而實際目的另有所在的活動了。在當時政府的本質為反動，人民的意識比較模糊的情形下，無人對此種活動多加注意，但直到抗戰時期，蔡寧仍留北平，並指導「公教進行會」與日寇合作之後，不只「進行會」的本質完全暴露，「宗座代表」的真面目也就完全暴露了。此理認清之後，對於最近的事都不解自明：中國大陸全部解放後而仍在南京擅自以「羅馬教廷駐華公使」的資格進行破壞活動的黎培里，參加一九五〇年國慶日陰謀炮擊天安門檢閱台武裝暴動的黎培里的「北京代表」馬迪懦（Tarciscio Martina），都不是例外人物，而是教廷駐外代表的典型人物。遠的歷史不必講，第二次大戰期間與大戰之後，在東歐指導教廷系統的特務機構，先與納粹，後與美帝密切合作，造盡了反人民的罪惡的，沒有例外地都是各國的教廷代表。一個真正老老實實的教徒，是絕不可能被派擔任教廷的駐外使節的；教廷的反動本質，在今日的歷史條件下，是沒有改變的可能的。 二十世紀的有關數字 最後，關於中國二十世紀的天主教，我們可列舉幾種有關的數字，並加以簡單的分析解釋，或可幫助教內與教外的人都進一步認識今日中國的天主教。 第一，我們先看一看外籍傳教士與華籍神甫的逐年增長表，由十九世紀末尾的一九〇〇年開始，此後列舉每隔十年的數字，唯一例外的是加列抗戰開始的一九三七年的數字。一九五〇年的數字，目前尚未能尋得，從略。 四十年間，兩種人數都是日趨增加，外籍的人由八八六增至三，一六三，增加了三點五七倍，華籍的人由四七〇增至二，一九一，增加了四點六六倍。就倍數講，華籍的人增加率略高，但就絕對的人數講，一直到一九四〇年外人仍超過將近千人，天主教基本上仍為外人把持的機關。並且數字還不足以表達出全部的意義。華籍的人多占低級的職位，主教班中華人甚少，並且即或是華籍的主教，也多少具有傀儡的地位，經濟的實權與決策的大權普遍都操在外人之手。 第二，信徒人口增加表，由一八七〇年起，也是到一九四〇年為止。 教徒數目，不僅是與年俱增，並且是增加率也與年提高。十九世紀末的三十年中（一八七〇—一九〇〇），人數加倍。進入二十世紀，十四年（一九〇〇—一九一四）就又加倍。進入二十世紀後，到一九四〇年為止，每三十年（一九〇〇—一九三〇；一九一〇—一九四〇）就增加三倍，不似十九世紀末三十年的只是加倍而已，在日愈殘暴的歷屆反動政權與日愈兇惡的各國帝國主義的雙重壓迫之下，人民的物質生活日愈窮困，精神生活日愈苦悶，使得有些人容易接受宗教的慰藉——這最少可作為上列數字一個方面的解釋。 （原載《進步日報》1951年11月10日、16日） ①三種數目字見China Year Book（Tientsin，Shanghai，1912—1939）；Chinese Year Book（Bombay，1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