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史論集 · 歷史過去的釋義

歷史學研究的對象，普遍稱為「過去」。對於過去，無論我們詳知或略曉，普通的感覺總以為過去本身是簡單的，只是從前曾經發生的種種事物而已。但實際問題並不像一般人，甚至許多歷史家，所想像的那樣簡單。我們若細加推敲，追問從前發生的一切究竟如何，問題立刻就來了。並且是愈鑽研，發現問題愈多。太複雜的問題不必講。專就根本的名詞言，我們用「過去」或「歷史」一詞時，實際就有兩種不同的意義，而用時又往往把兩義混用而不自覺。這種不自覺的混淆，是許多誤會的來源。 過去有二，一為絕對的，一為相對的。把過去的事實看為某時某地曾經發生的獨特事，而不問它與再遠的過去或再後的未來的關係，把它看為超然而獨立的既成事實，那個過去是固定的，是已定的，是一成不變的，是萬古如此的，是絕對不可挽回的。例如長平之戰，秦敗趙，白起坑殺趙國降卒四十萬；漢武帝征服南越，設置郡縣；唐太宗威震四方，稱天可汗——凡此種種都已過去，就已經過去的方面言是永不會再改變分毫的，已經如何，就是如何，任憑後人的如何贊成或如何反對，也不能再把這些事實取消，修改或增刪。但這種絕對的過去觀，是完全抽象的純理智的看法。當為一種哲學的見解則可，作為一種文學的慨嘆對象也可，然而這卻不是普通歷史學的歷史知識。史學的過去是相對的，是瞻前顧後的。一件事實對於已往的關係，對於未來的影響，在當時的地位，對今日所仍有的意義，都必須研究清楚，那件事實才是真正的歷史知識，才成為歷史學的事實，才有意義，才是活的，但一談到活的意義，與此時此地此人此景有生動關係的意義，問題就複雜了。沒有任何一種事實能有百世不變的意義。此代認為第一等重要的事，彼代認為無足輕重。此地認為可贊的事，彼地認為可憾。此人認為平淡的事，彼人認為意味深長。我們生於現在，創造未來，這是人所共曉的，一般所不注意的，是我們也創造過去，每一個時代所認識的過去，都是那一時代的需要、希望、信仰、成見、環境、情緒等所烘托而出的。以上種種，沒有兩個時代完全相同，所以同一的過去，也沒有兩個時代對它的看法完全相同。我們試以孔子為例，而引申此論。 孔子之為孔子，已經過去，萬古不變，但這個絕對的孔子，我們永遠不能知道。不只文獻漏載的孔子生活事實或日常瑣事，我們無法求知，專就文獻可征的孔子嘉言懿行而論，某一嘉言，某一懿行，孔子說時做時的心情、原因、背景與目的，我們大部也永不能知。歷史上所「知」的孔子，是後世對於上面所講「不可知」的孔子的主觀認識。例如在孔子死後百年左右，在《論語》一書的編纂時期，我們可以看出，再傳以及三四傳的儒家弟子把孔子看為聖人，看為誨人不倦的大師，看為不得志的大才，看為中國傳統與正統文化的提倡者，凡此一切有多少是合乎百年前孔子在世時的事實的，我們不必追問。所可注意的，是《論語》一書中所表出的這個孔子，正是戰國初期政治社會開始大亂時主張保守以求安定的儒家的理想。他們是都希望借著復古以安定社會的，所以也就描寫出一個好古博古的大師與聖人。再進一百年到了戰國晚期，如以《荀子》一書的孔子為代表，孔子已作為魯國的攝相，七日而誅少正卯，威風十足，是《論語》中所不見的。孔子又為魯司寇，斷案的方法奇特，為一般人所不能了解。魯君向孔子問難，有時問的不得體，孔子竟然不答，其傲氣之高，不可嚮邇，這幾件事無論或多或少的有否根據，我們可看為戰國中期以下百家爭鳴，群士爭助，各思謀得一官半職的熱中之士所特別標榜的故事。這個孔子已遠不如《論語》中的孔子之超然，其分別就在戰國初期的儒家尚不似戰國中期以下儒家的爭求仕進，而急求仕進也正是戰國中期以下諸子百家的共同特徵。 再進一步到漢代，孔子又變成為素王，成為代後世定治平大法的未卜先知的神人，成為黑帝之子，有人母而無人父，成為微言大義的《春秋》作者。這是漢代，列國之局變為大一統後一般士子為新時代的需要而造出的一個孔子。這個孔子比起前兩個孔子，顯然的距離事實更遠了，但卻是合乎當時要求的一個孔子。漢代為此後二千年創立大一統的規模，一部也就靠當時的這種孔子觀。至於其中的神秘部分，如黑帝之子以及相關的許多鬼話，那是與大題無關而卻十足表現漢代宗教精神復盛的現象。也正因這一部分與大題無關，所以進入東漢後，這一部分漸漸為人放棄，此後只注意孔子為後世立法，為生民未有的超絕聖人的一套理論。此後二千年中國的政治社會無大變化，大體維持漢代所建的局面，所以二千年間的孔子觀，也未再變，除神秘部分減輕外，孔子始終是漢代儒家所創的孔子。 今日中國的社會以及整個的環境卻在大變之中，為二千年所未有之局，各方都流動不定，所以對孔子的看法也無奇不有。由最保守甚至近乎漢代素王的陳舊看法，到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口號下的孔子萬惡觀，無不應有盡有。由對於孔子看法的如此混亂也正表出中國整個文化的仍在動盪之中。若欲對孔子再有大體一致的看法，那必須等到中國文化已大體又有定型之後。此日的到臨，恐怕仍然遙遠。以上歷代孔子觀的一段追述，只是略舉一例而已。今日我們對於過去的種種，都有黑白相差很遠的估價，也正如對孔子的看法有天壤之分之一樣。 有人或者因此而要對歷史學發生疑問：是否歷史學根本為主觀的，為不可靠的，為這派事實的。由一方面看，也未嘗不可如此說。但由另一方面看，以上的相對過去觀，也不過是說歷史學是活的，是人生的一部，我們對於過去的了解，也是我們今日生活不可分的一部。其實何只民族的歷史如此，個人的歷史又何嘗不如此。我們每個人已往的經驗，經驗本身一成不變，一去永不復返，不只在客觀上任何的經驗不能重演一遍，就是在主觀上我們也不能把任何已過的經驗在心中不折不扣的重度一遍。時過境遷，過去的情緒、感觸、思想、好惡等等都已消滅或變質，今日又有不同的情緒及其他種種。用今日的不同人格，去追憶過去的另一種情景，其意味遠非過去的意味，其中不知有多少增減，修改，與有意無意的新解釋。這正與我們對於身外大歷史的時刻改觀，如出一轍。例如一人在中小學讀書，在當時不過是從父兄之命，按照社會的習慣，當然入學。入學之後，求學一方面為求知，一方面為好勝的表現，希望在成績上出人頭地。中學畢業後進入大學，對中學時代就要看成為大學的預備時期，對於當初的親命與競勝現象漸漸不免忘記，最少漸不注意。大學畢業，入社會服務，對中學的看法又將一變：在中學曾交了三兩個摯友，中學時期同學間的喜怒哀樂與悲歡離合，中學教師的循循善誘或無理督導，中學校舍的一花一木，上課時的莊嚴，放假時的輕鬆——凡此種種，將為中年人所時常憶起。總之，中學時期只是一個富於可以追憶的溫暖經驗的時期，其求知求學或準備升學的方面，已成為勉強尚未忘記的淡薄感覺。再進一步，一人到了晚年，退休之後，想起了中學時代，大概只是充滿了可笑的追憶而大體模糊不清的一片印象，只是人生過程的一個必需階段，談不到特別濃厚的意味。這三種不同的中學時代觀，何種是合乎事實的？若絕對的講，恐怕都不合乎事實，最少不合乎全部的事實。但就三個不同時期的需要與情緒講，各在當時是都合乎事實的。民族的歷史也正是如此，絕對的真實永難求得，即或求得也無意義。有意義的過去，真正的歷史知識，是因時而異，因地而異的對於過去的活的認識。這個認識當然是主觀的，它的價值也就主觀。 生而為人，不能脫離主觀。如果歷史有客觀的意義，那個意義不是人類所能了解的。宗教家的上帝，哲學家的天理，文學家的造物，可以剎那間而縱觀過去，俯視現在，而明察未來，一眼而見全體，能明了歷史的整個意義與絕對意義。由這個超然的觀點來看，過去與未來渾然一體，根本沒有先後久暫之分：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天地初開與天地毀滅為一時一事。但這只是人類理智推到盡頭，認為當有之理，而不是人類心靈所能具體把握的實在。此種絕對的實在，是上帝所獨知的秘密。只要仍為人，他對於未來只能摸索，對於現在只能猜測，對於過去只能就他對於現在的看法與對於未來的希望而給它一個主觀的意義。 （原載《中央日報》昆明版1946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