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史論集 · 古代中國的外交

古往今來所有的高等文化，於封建制度過去之後，大一統的帝國出現之前，都有五六百年的列國並立時代。各國對內統一，對外爭衡，在此種的國際局面下就自然的產生了外交，真正的外交也只限於這個文化階段。由公元前六五〇年左右到一〇〇年左右羅馬帝國的成立，是希臘羅馬文化的列國時代。關於當時的外交，史料雖然不多，但仍值得今日研究外交史與外交術的人去參考。印度的封建時代，普通稱為吠陀時代，於公元前八五〇年左右結束，由此到公元前三二一年孔雀王朝的統一帝國成立，是印度的列國時代，只可惜這一大段的政治史與外交史已幾乎全部失傳。歐西由十六世紀初宗教改革時起，進入列國，這個階段至今尚未結束，它的外交史與外交術仍是目前活的問題，外交業者與外交學者當然對它特別注意。中國古代的春秋戰國，前後五百五十年，也是同樣的一個列國階段，外交術甚為發達，外交史的材料傳於後世的也不少於希臘羅馬。外交史，說來話長，但春秋戰國的外交術，雖至今日也不顯得陳腐，頗有一談的價值。 一、春秋時代 外交各以本國的利益為出發點，而國與國間情形複雜，不似個人的關係可以比較的開誠布公，所以任何時任何地的外交都不免有欺詐的成分。但一般說來，春秋時代的外交，尚相當的坦白，欺詐的事例並不太多。外交注重辭令。外交的辭令，由好的方面言，是一種說話得體的藝術：不輕不重，不多不少，不倨不卑，而把自己的意願能夠徹底地表達，方為理想的外交辭令。由壞的方面言，外交辭令也可說是一種撒謊的藝術：以非為是，以是為非，而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把對方完全蒙蔽，或使對方明知為欺詐而不能反駁，方為外交扯謊的上乘。 春秋時代最出名的一篇顛倒是非的外交辭令，大概要算成公十三年（公元前五七八年）晉使呂相絕秦的那篇絕交書。書中先責七十年前秦公敗晉惠公於韓原的事。韓原之敗，實乃由晉自招；惠公原許割地與秦，中途變卦，才引起戰事。二，呂相又言晉文公報秦穆公扶立之德，曾使東方諸侯朝秦。這是絕無其事的謊言。三，又言僖公三十年鄭侵秦，晉文公曾率諸侯與秦圍鄭。實則晉因鄭暗中與楚勾結，才去伐鄭，與秦全不相干。四，責秦於此項戰役中，暗裡與鄭請和。此點是事實。五，言諸侯都怒秦單獨請和，將伐秦，而由晉文公制止。絕無其事。六，責秦穆公於晉文公死後，襲鄭滅滑。是事實。七，謂晉襄公因鄭、滑之事，不得已而攻秦於殽。這雖是事實，卻全為自解之辭。八，責秦於此後聯楚攻晉。是事實。九，責秦康公要強立晉公子雍為晉侯，「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蟊賊以來盪掃我邊疆」。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實際是晉國自動請秦把公子雍送回晉國即位，後來晉國又忽然反悔，將護送公子雍的秦軍當為邊寇，乘其不備而加以襲擊！十，責秦此後屢次侵伐晉邊。但這都是晉所自取。十一，責秦桓公攻晉。十二，責秦背河西之盟。十三，責秦聯狄和楚，以便攻晉。最後三點，都是事實。總觀這一篇外交通牒，雖非全無根據，但大體卻是顛倒是非，歪曲事實之言。這可說是古今中外一切外交辭令的通例，在春秋時代這不過是一個顯例而已。 除口頭應對或文書來往的辭令外，春秋時還有一種特殊的辭令，就是賦詩。此時古詩集的種類大概很多，傳到後世的《詩》三百篇只是其中的一種。賦詩也是一種藝術，非經嚴格的訓練與練習不能勝任。對方賦詩，自己必須答賦，答賦必須恰當，否則必招人譏笑，有辱國家。賦詩時或賦全篇，或任擇一二章，皆可隨機應變。賦詩由樂工負責，外交人員不過發令指示而已。樂工一面奏樂，一面歌唱，樂歌並作。太複雜的交涉，或難用賦詩的方式去進行，但除普通的外交酬酢當然賦詩外，賦詩有時也可發生重大的具體作用。例如文公十三年（公元前六一四年）鄭伯背晉降楚後，又欲歸服於晉，適逢魯文公由晉回魯，鄭伯在半路與魯侯相會，請他代為向晉說情，兩方的應答全以賦詩為媒介。鄭大夫子家賦《小雅·鴻雁篇》，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遠行之勞，暗示鄭國孤弱，需要魯國哀恤，代為遠行，往晉國去關說。魯季文子答賦《小雅·四月篇》，義取行役逾時，思歸祭祀；這當然是表示拒絕，不願為鄭國的事再往晉一行。鄭子家又賦《庸風·載馳篇》之第四章，義取小國有急，想求大國救助。魯季文子又答賦《小雅·採薇篇》之第四章，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之句，魯國過意不去，只得答應為鄭奔走，不敢安居。鄭伯見請求成功，於是就向魯侯下拜，表示謝意。魯侯趕忙答拜還禮。這儼然是作戲，卻也是富有內容的一段變相的外交辭令。 兩國絕交，當然是施展辭令的大好機會。在一般無關重要的外交場合中，辭令的潤飾也很重要。但若逢到真正嚴重的交涉時，普通是先私下作一番正式談商的工夫，並且大多是由次要的人物出面。待大體商定之後，主角才出台作戲，在正式的會議中表演一套冠冕堂皇的辭令而已。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五四六年）的向戌弭兵之會，是此種辦法的最好例證。弭兵會議的兩個主角是晉中軍將趙武與楚令尹子木。會場在宋的首都商丘，宋左師向戌是當然的主人。趙武雖先到會，子木卻停留於陳國，不肯與趙武太早的會面，以免兩大相逢，或將因磨擦過甚而演成僵局。向戌於是就成了中間的傳話人，先到陳會見子木，子木非正式的向向戌提議：「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就是說，晉的附屬小國也要朝見楚王，楚的附屬小國也要朝見晉侯，作為晉楚兩國不再用兵爭取中原小國的條件。向戌回宋，報告趙武。趙武對此並不反對，但另外提出齊秦兩國的問題，提議算齊為晉的屬國，算秦為楚的屬國，秦也要朝晉，齊也要朝楚。趙武這是故意給楚國出一個難題目去做。因為齊國四十年前為晉大敗，齊侯曾親自朝晉，算齊為晉的屬國，還勉強可以說通。但晉秦是世仇，秦絕不肯低聲下氣的去朝晉。並且秦楚兩國雖然一向國交親密，秦並不附屬於楚，楚也絕不能命令秦去朝晉。向戌又往陳國轉達趙武的意見，子木不能決，遣人回國向王請示。楚王倒很乾脆，決定說：「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向戌又回宋，趙武也就不再故意為難，接受了楚王的決意。一切既定之後，趙武與楚國已經到宋的次要人物子哲先非正式的定盟，以免正式會議時再有條文的爭訟。至此，子木始到宋赴會。 正式會議本當順利，不意卻又發生了意外的問題。晉楚爭先，兩國都要主盟。前此的國際會議，或由晉召聚，或由楚召聚，兩大國向未在國際盟會中逢面，晉召會，當然晉主盟；楚召會，當然楚主盟。主盟，做主席，有兩種權利。第一，先書盟：會議中所定的正式盟約用犧牲的血寫在竹簡上，約中要列與會各國的國名，主席的國名當然寫在第一位。第二，主席先歃血：盟約寫定之後，主席先讀一遍，然後以盤中的牲血塗在口邊，表示請鬼神為盟約的證人，這就是所謂歃血為盟，意義與今日的簽字一樣。盟主之後，列國順序歃血。現在晉楚同時在場，主席的問題大感困難。晉國的代表說：「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說：「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兩方各執一詞，皆能言之成理，一群小國都不敢發表意見，根本也不知應當如何調解。最後還是晉國的叔向提出一個妥協的辦法，就是在寫盟約時先晉後楚，歃血為盟時先楚後晉，兩方都接受了這個提議，弭兵之會才算是順利地結束。 大國與小國的關係，難以完全平等的。盟約稱為載書，當時有許多的載書可說是不平等的條約。但春秋時代國際間還未發展到蠻不講理的階段，小國若有智膽兼備的外交家，在壇坫之上往往可以與大國抗衡。例如襄公九年（公元前五六四年）晉與諸侯盟鄭於戲，晉卿士弱為載書，寫道：「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鄭國的代表子駟認為如此的條文侮人太甚，於是趨前在載書上加寫了一條：「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神鬼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晉方的荀偃大怒，說：「改載書！」要把鄭國後加的條文刪去。鄭方的子展說：「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這句話說得非常厲害，晉國辭窮，無法可想，只有聽任載書保留前後矛盾的兩種條文。這大概是古今中外所未再有的一種奇特條約！ 總觀春秋外交的各種情形，欺詐的作用雖不能免，但大體還是有規則，講道理，重禮節的國際交往周旋的一種方式。一進戰國，情形大變。國際的局面驟然緊張，外交也就隨著根本變質了。 二、戰國時代 戰國初期的百年間，由吳越戰爭到商鞅變法，是一個大革命的時期。革命的詳細經過，今日已不可考，但革命的結果我們看得很清楚。各國都變成國君一人專制獨裁的國家，擴充領土變成列強的最高國策。各國都成了帝國主義的國家，都想吞併鄰國，最後統一天下。戰爭之外，外交，無所不用其極的外交，也是達到此種目的的一種手段。春秋時代比較坦白的外交已不再見，縱橫詐偽變成外交術的顯著特徵。春秋外交藝術之花的賦詩，無形消滅，可說是外交術徹底革命的象徵。賦詩何時停止，難以稽考。《左傳》中最後一次的賦詩，在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五一七年），正當孔子三十五歲左右的時候。但這不足為此後不再賦詩之證，最多只能表明賦詩之事的日漸稀少。孔子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所謂「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就是指出使外國時賦詩而言，可見當孔子時賦詩仍相當的普遍，孔子教授弟子學詩的一個重要目的，也就是希望他們將來從政時，若出使四方，能夠專對。賦詩的傳統，大概就在戰國初期百年大亂的期間消滅。賦詩之事，象徵春秋時代穩定安詳悠閒自在的文化精神與國際空氣。此種精神與空氣，進到戰國後已不復存在，無人再有閒情逸緻去雍容賦詩。 《戰國策》與《史記》所記載的縱橫外交，乍看之下，好似是變幻萬端，難以揣測。但若歸納研究，就可見在隨機應變的運用之上，實有幾條原則，一切的詐偽都逃不出它們的圍范： （1）利而忘義——絕對的信義，只能見於私人間的關係上，國際間當然不可能。但戰國時代國際間信義掃地的程度，則遠非春秋的士君子所能想像。例如韓齊二國會訂軍事同盟，約定患難相助。後來秦伐韓，韓派使臣往齊求援，齊王想要出兵解救時，齊臣田臣思說：「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齊王稱善，於是應許韓的使臣立刻出兵，而實際按兵不動。楚趙為要維持均勢，果然自動出兵救韓，齊國卻乘著大家忙亂不堪的時機攻占燕國，把燕國臨時滅掉。又有一次，齊秦二國強甲天下，秦約齊同時稱帝，齊為東帝，秦為西帝。齊國想稱帝，又怕天下各國不服，空招無趣，於是決定應許與秦同時稱帝，而先觀望不稱，待秦國稱帝之後，如果沒有不利的反響，齊國再正式自加尊號，也不為遲；秦稱帝，若國際的輿論不佳，齊就始終不動，免得與秦同被惡名。後來秦國果然上當，稱帝不久就又羞答答的取消了尊號。這在戰國時代算是秦國外交上一個小小的失敗。 齊攻宋，宋派使向楚求救，楚王滿口答應，痛快非常。宋使回國途中，面帶愁容，他的從人問他為何使命成功而不歡喜。使臣說：「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荊王悅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弊，荊之利也。」楚國果然失信，聽宋為齊所敗而不搭救。 （2）賄賂內奸——買通敵對國家中意志薄弱，頭腦不清，或思想複雜的分子，無事時可以泄露情報，有事時可以搗亂響應，這是國際鉤心鬥角局面下的一種費力少而效用大的陰謀手法。賄買內奸，以人類大弱點的貪慾為起發點，秦對此點看得最清楚，秦相應侯有一次對秦王說：「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斗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這未免太小看了天下之士；不計私利而一心抗秦的人物，各國都有。但接受秦賄而出賣國家的人，的確也不算少。秦王政即位不久，出萬金，令大陰謀家頓弱到各國去行賄，六國自將相以下都有被收買的人。秦國吞併天下，兵力之外，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助力。秦國賄賂策略收效最大的地方，就是齊國。齊相後勝暗中受了秦國的金玉，故意鬆弛齊國的武備，以致最後齊國在六國中成了唯一不抵抗而滅亡的國家。 （3）流言反間——散布謠言蜚語，挑撥離間，拆散敵方領袖間的團結合作，也是一種失敗也無大礙，成功可收奇效的外交攻勢。燕將樂毅攻齊，下七十餘城，除莒與即墨二地外，齊國全部淪陷，齊王亦死，真可謂國破家亡。田單守即墨，樂毅圍攻甚急，適逢燕王死，新王為太子時即與樂毅失和，田單乘隙使人至燕散布流言：「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新王果然中計，奪了樂毅的兵權。代將的人庸碌無能，不久就把樂毅征服的齊地全部喪失。 長平之戰，趙將廉頗採取高壘堅守以老敵師的策略。秦軍屢次挑戰，廉頗自計實力太弱，應戰必然失敗，所以始終不動。趙王以及國內一般淺見者流，多認為廉頗過度示弱，譏怨之聲四起。秦使人往趙反間說：「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括是善於紙上談兵的軍事家，名望甚高，而無真正的本領。但在輿論失常之下，趙王竟不顧一切，撤換了廉頗，使趙括代將。趙括貿然進攻，大敗，趙軍四十萬人投降，全部為秦將白起所坑殺。這個反間計，比田單所施用的還要厲害，田單的目的不過是去掉一個勁敵，秦人此次不只去掉一個莫可奈何的廉頗，並且還請來一位幼稚可憐的趙括，以便由秦徹底的解決。歷史的教訓，很少有人接受。三十年後，秦已滅韓，出兵圍趙，趙將李牧、司馬尚二人善用兵。秦軍屢次失利，遂又用反間計，賄賂趙王的寵臣，使他乘間向趙王進讒，說李牧、司馬尚與秦暗中有所勾結。這是賄買內奸與流言離間雙管齊下的進攻，趙王居然聽信了讒言，殺李牧，廢司馬尚。不久趙軍大敗，趙國亦亡。 戰國末期，六國中唯一有膽有識的抗秦人物就是魏公子信陵君，天下知名，號召力甚大，組織六國的聯軍，屢次敗秦。秦王出萬金，在魏遍布流言：「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此外，秦的使臣又屢次向信陵君致賀，並問登位的日期。魏王當初雖然半信半疑最後竟被說動，奪了公子的軍權，魏以及六國的悲運從此也就註定了。 小國間的雞蟲得失，有時也用反間。昌他由西周逃到東周，把西周的秘密全盤托出，東周大喜，西周大怒。西周於是派人與昌他送書，並附金三十斤，說：「告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西周同時又使人告東周：「今夕有奸人當入者矣。」東周的守兵當然捉得西周的送書人，東周君立刻殺掉昌他！ （4）虛偽利誘——為達到自己的目的，以重利引誘他人，待目的達到之後，再設法把當初送人的利益收回，甚或實際的利益始終並未放手，待把握已定之後，再翻臉不認舊賬，這也是國際縱橫捭闔的一種秘訣。戰國時代最有名的利誘例證，就是張儀騙楚懷王的故事。齊楚同盟，秦頗感受威脅，遂派張儀往楚遊說，只要楚與齊絕，秦即無條件的割商於之地六百里與楚。楚懷王大喜，與齊絕交，並派人隨張儀回秦受地。張儀回國，假醉墜車，稱病不出。待秦已確知齊楚絕交之後，張儀才病癒上朝，告楚使說：「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使臣說：「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張儀吃驚回答說：「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楚使回國，懷王大怒，伐秦，為秦所敗，國防要地的漢中也為秦奪去。後來秦攻韓，怕楚干涉，派馮章使楚，應許於戰後將漢中割還楚國，楚國又二次聽信了秦的甘言。戰後，楚向秦索地，馮章自請出亡，秦於是把一切責任都推到馮章身上，說他未得秦王同意而擅自應許楚國割地的條件。又有一次，秦趙合攻魏國，魏國也以割地的厚利去誘騙趙國，趙國也利令智昏，退出戰團，魏國的急圍遂得解除。事過之後，魏國也把責任推到使臣身上，不肯割地。 利誘的把戲，有時可以玩得非常複雜。楚懷王的太子橫在齊為質。懷王死，太子要回國即位。齊以楚割東方領土的所謂下東國五百里之地相要挾，否則不放太子。太子只得答應割地。回國即位，為楚襄王。齊要取地，襄王向群臣求計。子良說：「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昭常說：「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景鯉說：「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襄王最後問慎子，慎子說，可兼用三子之計。王不悅，認為慎子是在開玩笑。慎子解釋說：「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楚王真就採用了這條連環妙計，子良獻地之後，昭常又去堅守不退，不久秦為維持均勢又出兵救楚。齊國空歡喜一場，一無所得。 這種空頭支票的誘人詭謀，有時也會弄假成真，非忍痛割地不可。楚魏戰，魏許秦割上洛地，請秦不要助楚。魏果然戰勝。秦向魏索地，被魏拒絕。秦於是作出與楚接近的姿態。魏怕秦楚聯合攻己，趕快把上洛之地割與秦國。 （5）威逼誘降——敵人戰敗而尚未失去抵抗力，或可戰而意志未決時，用甜言蜜語去鬆懈他的決心，使他相信早日投降可以免除更大的痛苦，這種利用人類僥倖心理的策略，往往也可以收穫宏效。秦敗楚，楚懷王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援。秦昭王致書楚王，說願與楚王在秦楚交界處的武關相見，面談兩國間的誤會，以便言歸於好。楚懷王猶豫不決，去，怕被欺，不去，怕招致秦國更烈的進攻。最後，懷王冒險往武關去赴會，結果被秦扣留。秦要懷王割地，否則不准回國。懷王不肯一錯再錯，堅決拒絕割地，終至死在秦國。楚太子橫雖由齊回國，即位為襄王，但秦乘楚內部人心惶惶之際，猛烈進攻，大敗楚。 五國相繼破滅亡之後，只有齊尚獨立於東方。秦威脅利誘兼施，勸齊不要作無謂的抵抗，以免生靈塗炭，只要齊王入朝，就可封與五百里之地，但齊國必須降秦。齊王建的精神已被秦克服，左右亦多膽怯或曾被秦賄買，極力勸王建西去降秦，王建入秦，齊毫無抵抗而亡國。王建被秦拘，餓死。在戰國時代秦國全部的外交史上，滅齊是收尾的一幕，也是最便宜的一幕：一紙招降書而滅掉一個有名的大國，全天下從此就都一統於秦。 （6）騎牆外交——以上所講的，幾乎都是大國間互相侵襲的縱橫詐術。小國在此種局面下，難以有完全自主的外交，只有兼事四鄰的大國，利用大國間的矛盾，使自己成為國際均勢之下的一個雖小而必需的成分，小心翼翼，各方討好，或可勉強維持獨立。這可稱為騎牆外交。滕文公向孟子所說：「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又，「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正道出各小國莫可奈何的悲哀。魏伐趙，勉強宋出兵隨征。宋國進退兩難，暗中派人到趙去訴說苦衷，請趙准宋軍開入趙境，專圍一城，以便對魏交代，同時趙亦可不至受宋的大害。魏國居然被蒙蔽，以為宋真正在大賣力氣助戰。趙國也甚心感宋國，認為宋只是虛張聲勢，並非真正仇趙。宋國兩面討好，最後「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當時宋、衛、魯、中山、西周、東周諸小國，都時常被大國要挾，在可能時也總是採取此種騎牆的策略，以謀自保。 三、後言 戰國的外交，手段要辣，居心要狠，才有成功的希望。身處戰國，而行春秋的外交，小則喪權，大則亡國。戰國的結局，在各民族中，都是全文化區的統一：印度、中國、希臘羅馬無不如此。今日的歐美恐也終難逃脫歷史的命運。最辣最狠的國家，往往也是最後成功的國家。戰國時曾有人對秦下過很深刻的評斷：「秦之欲並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六國中的明眼人，都知秦的野心漫無止境，非獨吞天下不可。但六國始終不能一心一德的合力抗秦，最後聽秦個個擊破，統一宇內。世事推移，好似有非人力所能挽回的趨勢。只看細節，歷史絕不重演。但若從遠處大處著眼，歷史所能供給的教訓似乎又非常之多。印度的史料過度缺乏，可以不論。但羅馬的統一地中海世界與秦的統一中國，在政策運用與步驟的進展上，往往如出一轍。今日的歐美，表面的態勢無論如何的獨特，骨子裡是否又在開始重演戰國的悲劇，這當然只有後來的人才能斷定。但我們今日的人，若由此點觀察，對世界的大局與趨勢或者能有深入一層的了解。 （原載《社會科學》1941年3卷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