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史論集 · 中外的春秋時代

一 春秋時代，在任何高等文化的發展上，都可說是最美滿的階段。它的背景是封建，它的前途是戰國。它仍保有封建時代的俠義與禮數，但已磨掉封建的混亂與不安；它已具有戰國時代的齊整與秩序，但尚未染有戰國的緊張與殘酷。人世間並沒有完全合乎理想的生活方式與文化形態，但在人力可能達到的境界中，春秋時代可說是與此種理想最為相近的。 春秋背景的封建時代，是文化發展上的第一個大階段。由制度方面言，封建時代有三種特徵。第一，政治的主權是分化的。在整個的文化區域之上，有一個最高的政治元首，稱王（如中國的殷周），或稱皇帝（如歐西的所謂中古時代）。但這個元首並不能統治天下的土地與人民，雖然大家在理論上或者承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他所直轄的，只有天下土地一小部分的王畿，並且在王畿之內，也有許多卿大夫的采邑維持半獨立的狀態。至於天下大部的土地，都分封給許多諸侯，諸侯實際各自為政，只在理論上附屬於帝王。但諸侯在封疆之內也沒有支配一切的權力，他只自留國土的一小部分，大部土地要封與許多卿大夫，分別治理。卿大夫在自己的采邑之上，也非絕對的主人，采邑的大部又要分散於一批家臣的手中。家臣又可有再小的家臣。以此類推，在理論上，封建貴族的等級可以多至無限，政治的主權也可一層一層的分化，以至無窮。實際的人生雖然不似數學的理論，但封建政治之與「近代國家」正正相反，是非常顯明的事實。 封建時代的第二個特徵，是社會階級的法定地位。人類自有史以來，最少自新石器時代的晚期以來，階級的分別是一個永恆的事實。但大半的時期，這種階級的分別只是實際的，而不是法律所承認並且清清楚楚規定的。只有在封建時代，每個人在社會的地位、等級、業務、權利、責任，是由公認的法則所分派的。 封建時代的第三個特徵是經濟的，就是所有的土地都是采邑，而非私產。自由買賣，最少在理論上不可能，實際上也是不多見的。所有的土地都是一層一層的向下分封，分封的土地就是采邑。土地最後的用處，當然是糧食的生產。生產糧食是庶民農夫的責任，各級的貴族，由帝王以至極其微賤的小士族，都把他們直接支配的一部土地，分給農夫耕種。由這種農業經濟的立場看，土地稱為井田（中國）或佃莊（歐西）。此中也有「封」的意味，絕無自由買賣的辦法，井田可說是一種授給農夫的「采」，不過在當時「封」或「采」一類的名詞只應用於貴族間的關係上，對平民不肯援用此種高尚的文字而已。 總括一句：封建時代沒有統一的國家，沒有自由流動的社會，沒有自然流通的經濟。當時的政治與文化，都以貴族為中心。貴族漸漸由原始的狀態建起一種豪俠的精神與義氣的理想，一般的赳赳武夫漸漸為斯文禮儀的制度所克服，成了文武兼備的君子。但在這種發育滋長的過程中，政治社會的各方面是不免混亂的，小規模的戰事甚為普遍，一般人的生活時常處在不安的狀態中。 封建時代，普通約有五六百年。封建的晚期，當初本不太強的帝王漸漸全成傀儡，把原有的一點權力也大部喪失。各國內部的卿大夫以及各級的小貴族也趨於失敗。奪上御下，占盡一切利益的，是中間的一級，就是諸侯（中國）或國王（歐西）。最後他們各把封疆之內完全統一，使全體的貴族都聽他們指揮，同時他們自己卻完全脫離了天下共主的羈絆。列國的局面成立了，這就是春秋時代。 二 主權分化的現象，到春秋時代已不存在。整個的天下雖未統一，但列國的內部卻是主權集中的。社會中的士庶之分，在理論上仍然維持，在政治上各國輔助國君的也以貴族居多。但實際平民升為貴族已非不可能，並且也不太難。在經濟方面，井田的制度也未正式推翻，但自由買賣的風氣已相當的流行。各國內部既已統一，小的紛亂當然減少到最低的限度；至此只有國際間的戰爭，而少見封建時代普遍流行的地方戰亂。真正的外交，也創始於此時。貴族的俠義精神與禮節儀式發展到最高的程度。在不與國家的利益衝突的條件之下（有時即或小有衝突，也不要緊），他們對待國界之外的人也是儘量的有義有禮。國際的戰爭，大致仍很公開，以正面的衝突為主，奇謀詭計是例外的情形。先要定期請戰，就是後世所謂「下戰書」，就是歐西所謂宣戰。「不宣而戰」是戰國時代的現象，春秋時代絕不如此無禮。晉楚戰於城濮，楚帥成得臣向晉請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這幾句話，說得如何的委曲婉轉！晉文公派人回答說：「寡君聞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請見。」答辭也可說與請戰辭針鋒相對。 戰爭開始之前，雙方都先排列陣勢，然後方才開戰，正如足球戲的預先安排隊形一樣。有的人甚至寧可自己吃虧，也不攻擊陣勢未就的敵人。宋襄公與楚戰於泓水，宋人已成列，楚人尚未渡水。有人勸襄公乘楚人半渡而突擊敵軍，宋君不肯。楚軍渡水，陣勢未成又有人勸他利用機會，他仍拒絕。最後宋軍戰敗，襄公自己也受了傷，並且後來因傷致死。這雖是一個極端的例，但卻可代表春秋時代的俠義精神，與戰國時代唯利是圖的風氣大異其趣。 春秋時代的戰爭，死傷並不甚多，戰場之上也有許多的禮數。例如晉楚戰於邲，晉人敗逃，楚人隨後追逐。晉軍中一輛戰車忽然停滯不動。後隨的楚車並不利用機會去擒俘，反指教晉人如何修理軍輛，以便前進。修好之後，楚人又追，終於讓晉軍逃掉！ 雖在酣戰之中，若見對方的國君，也當在環境許可的範圍內恭行臣禮。晉楚戰於鄢陵，晉將卻至三見楚王，每見必下車，免首胄而急走以示敬。楚王於戰事仍然進行之中，派人到晉軍去慰勞，卻至如此不厭再三地行禮。卻至與楚使客氣了半天，使臣才又回楚軍。在同一的戰役中，晉欒看見楚令尹子重的旌旗，就派人過去送飲水，以示敬意。子重接飲之後，送晉使回軍，然後又擊鼓前進。兩次所派到對方的都是「行人」，正式的外交使臣，行人的身命在任何情形下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歐西的春秋時代，就是宗教改革與法國革命間的三個世紀，普通稱為舊制度時代。歐西人對於利益比較看重，沒有宋襄公一類的人，但封建時代的禮儀俠氣也仍然維持。例如當時凡是兩國交兵，除當然經過宣戰的手續與列陣的儀式之外，陣成之後，兩方的主帥往往要到前線會面，互示敬意，說許多的客套話，最後互請先行開火。過意不去的一方，只得先動手，然後對方才開始還擊。到法國革命之後，就絕不再見此種不可想像的傻事了！ 除較嚴重的戰爭場合外，一般士君子的日常生活也都以禮為規範。不只平等的交際如此，連國君之尊，對待臣下也要從禮。例如臣見君行禮，君也要還禮，不似後世專制皇帝的呆坐不動而受臣民的伏拜。大臣若犯重罪，當然有國法去追究。但在應對之間，若小有過失，或犯了其他不太嚴重的錯誤，國君往往只當未見未聞。路易第十四世，是歐西春秋時代的典型國君。他的最高欲望，就是做整個法國甚至整個歐洲最理想的君子。有一次一位大臣當面失態，使路易幾至怒不可遏。但他仍壓抑心中的怒火，走到窗前，把手中的杖擲之戶外，回來說：「先生，我本想用杖打你的！」 英國伊利沙伯女王的名臣腓力·西德尼爵士是當時的典型君子。舉止行動，言談應對，對上對下，事君交友，一切無不中節。男子對他無不欽羨，女子見他無不欲死。他的聲名不只傳遍英國，甚至也廣播歐陸。最後他在大陸的戰場上身受重傷。臨死之際，旁邊有人遞送一瓶飲水到他口邊。他方勉強抬頭就飲，忽見不遠之處臥著一個垂死的敵人，於是就不肯飲水，將瓶推向敵人說：「他比我的需要還大。」一個人真正的風格氣度，到危難臨頭時必要表現，彌留之頃尤其是絲毫假不得的。「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是指罪孽深重臨死懺悔者而言，那只是虛弱的表示，並非真情的流露。至人臨死，並無特別「善」的需要，只是「真」而已。世俗之見，固然可看西德尼的舉動為一件「善」事，但那是對他人格的莫大誤解，他那行為是超善惡的，他絕無故意行「善」的心思。與他平日的各種舉動一樣，那只是他人格自發的「真」，與弱者臨危的「善」相差不可以道里計。後代時過境遷，對前代多不能同情地了解，春秋時代的理想人格是最易被後代視為虛偽造作的。當然任何時代都有偽君子，但相當大的一部分的春秋君子是真正的默化於當代的理想中。 三 我們舉例比較，都限於中國與歐西，因為這兩個文化可供比較之處特別的多，同時關於它們的春秋時代，史料也比較完備。此外唯一文獻尚屬可觀的高等文化，就是古代的希臘羅馬。希臘文化的春秋時代，是公元前六五〇年左右到亞歷山大崛起的三百年間。當時的歷史重心仍在希臘半島，雅典與斯巴達的爭雄是歷史的推動力，正如中國的晉楚爭盟或歐西的英法爭霸一樣。當時的希臘也有種種春秋式的禮制，凡讀希羅多德的歷史的人都可知道。俠義的精神，尤其是大國對大國，是很顯著的。 雅典與斯巴達時斷時續的打了四十年的大戰之後，雅典一敗塗地，當時有人勸斯巴達把雅典徹底毀滅。但斯巴達堅決拒絕，認為這是一種褻瀆神明的主張。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的哲學使命，都在斯巴達俠義的一念之下，日後得有發揚的機會。 上列的一切，所表現的都是一種穩定安詳的狀態。春秋時代的確是穩定安詳的。封建時代，難免混亂；戰國時代，過度緊張。春秋時代，這兩種現象都能避免。國際之間，普通都以維持均勢為最後的目標，沒有人想要併吞天下。戰爭也都是維持均勢的戰爭，殲滅戰的觀念是戰國時代的產物。在此種比較安穩的精神之下，一切的生活就自然呈現一種悠閒的儀態，由談話到戰爭，都可依禮進行。 但歷史上的任何階段，尤其是比較美滿的階段，都是不能持久的。春秋時代最多不過三百年。中國由吳越戰爭起，歐西由法國革命起，開始進入戰國。貴族階級被推翻，貴族所代表的制度與風氣也大半消滅。在最初的一百年間，中國由吳越戰爭到商鞅變法，歐西由法國革命到第一次大戰，還略微保留一點春秋時代的餘味。但那只是大風暴雨前騙人的平靜，多數的人仍沉湎於美夢未醒的境界時，殘酷的、無情的殲滅戰，閃電戰，不宣而戰的戰爭，滅國有如摘瓜的戰爭，坑降卒四十萬的戰爭，馬其諾防軍前部被虜的戰爭，就突然間出現於彷徨無措的人類之前了。 （原載《戰國策》半月刊1941年1月第十五、十六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