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的尾巴 · 第四章 工資剛性和通貨膨脹

14.充分就業、計劃和通貨膨脹 自戰爭結束以來，中央計劃、充分就業和通貨膨脹壓力體現了主導世界大部分地區經濟政策的三大特徵。其中，只有充分就業本身才是令人嚮往的。不管我們把中央計劃稱為中央指令，還是政府控制，它充其量是一種必須根據結果來判斷的手段。通貨膨脹，甚至是「被抑制的通貨膨脹」，毫無疑問都是一種罪惡，儘管有些人會說，如果要實現其他宏圖大志，那麼這是一種必要的罪惡。通貨膨脹是我們承諾實行充分就業和中央計劃經濟政策付出的一種代價。 造成這一局勢的新事實並不是人們比戰前更希望避免失業。這是一種新的信念，即與沒有貨幣壓力相比，更高水平的就業可以通過貨幣壓力永久保持。對基於這些信念的政策的追求在某種程度上出人意料地表明，通貨膨脹和政府控制是避免失業必要的伴生物——並不是所有人都對此感到意外，但主張這些政策的大多數人可能都覺得不可思議。 充分就業是首要任務 因此，目前所理解的充分就業政策是主導要素，當代經濟政策的其他特徵主要是其後果。在我們能夠進一步研究中央計劃、充分就業和通貨膨脹相互作用的方式之前，我們必須弄清楚目前實行的充分就業政策究竟意味著什麼。 充分就業這個理論性概念的原意可能不是指在短期內由貨幣壓力帶來的最大就業，但不可避免的是，它在實踐中應該就是這個意思。一旦人們承認暫時的就業狀況應該成為貨幣政策的主要指南，那麼毫無疑問，任何可能被貨幣壓力消除的失業都會被視為施加這種貨幣壓力的充分理由。人們早就知道，在大多數情況下，通過貨幣擴張可以暫時增加就業。如果沒有一如既往地實行貨幣擴張，那麼這是因為人們認為，運用這種措施不僅製造了其他危險，還可能危及就業本身的長期穩定。當下觀點的全新之處在於，人們普遍認為，只要貨幣擴張能夠創造更多就業，它就不會帶來害處，或者至少是利大於弊的。 儘管在實踐中，充分就業政策只是意味著就業率在短期內會一直略高於正常水平，但至少應該要提出的疑問是，在較長時期內，其相關政策實際上是否會降低就業水平（就業水平是可以在非漸進式貨幣擴張的情況下長期維持的）。然而，這些政策一直反映實際問題並非如此，而是要在這樣定義的充分就業和20世紀30年代持續的大規模失業之間做出選擇。 在「充分就業」和一種存在各種各樣失業要素的態勢之間進行選擇的思維習慣，或許是我們從已故凱恩斯爵士的巨大影響中得到的最危險的遺產。就各種存在的未使用資源而言，只要一種普遍失業的狀態存在，貨幣擴張就只能是有益的，很少有人會否認這一點。但這種普遍失業的狀態是相當罕見的，在這種狀態下，有利的政策是否也會始終而且必然地處於一種中間位置，這是難以察覺的。而當嚴重的失業僅限於某些產業、職業或地區時，這種中間位置是一個經濟體系在大多數情況下所處的位置。 失業與需求不足 在普遍失業的情況下，就業將隨著貨幣收入的比例波動，這大致是正確的。而且，如果我們成功地增加了貨幣收入，那麼我們也將以同樣的比例增加就業。但認為所有的失業都是由總需求不足造成的，而且可以通過增加需求來持續不斷地解決這個問題，卻是錯誤的看法。收入和就業之間的因果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單向關係，這種單向關係是，通過增加一定比例的收入，我們便能一直以相同比例增加就業。如果所有的工人都按現在的工資水平工作，總收入就會達到某個數字。因此，如果我們能把收入增加到這個數字，我們就一定能實現充分就業，這種想法未免也太天真了。在失業率不是平均分布的地方，我們就不能確定額外支出會流向哪裡，也無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不管怎樣，在增加對失業者所提供服務的需求之前（這類服務可能會在就業大幅增加之前就產生重大的通貨膨脹效應），我們就必須使這樣的額外支出產生。 如果支出在產業和職業之間的分配比例不同於勞動力的分配比例，那麼僅僅靠增加支出是不一定能增加就業的。顯然，失業可能是勞動力分配與需求分配不同這一事實的後果。在這種情況下，總貨幣收入較低將被視為失業的結果，而不是失業的原因。雖然在增加收入的過程中，足夠的支出可能會「溢出」到蕭條的行業，從而暫時解決失業問題，但一旦經濟擴張結束，需求分配和供應分配之間的差異就會再次顯現出來。面對這種失業和低總收入的原因如此不一致的情況，我們只有通過在自由經濟中重新分配勞動力才能一勞永逸地加以解決。 隨之出現的是整個領域中尤其關鍵和困難的一個問題：在相當穩健或擴張的貨幣條件下，我們更有可能糾正不當的勞動力分配問題嗎？這實際上涉及兩個獨立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在擴張過程中，如果調整的勞動力分配與當時的需求分配一致，那麼這是否會產生就業，而就業又是否會在擴張停止後繼續存在？第二個問題是：在穩健或擴張的貨幣條件下，勞動力的分配是否更有可能迅速適應任何既定的需求分配？或者換句話說，勞動力的流動性是否會更強？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相當清楚。在擴張過程中，需求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不同於擴張停止後的需求方向。勞動力會被吸引到那些最初會產生額外支出的特定行業中。只要擴張還在持續，那裡的需求增長就會一直領先於其他行業相應發生的需求增長。只要這種對特定行業需求的暫時刺激導致了勞動力的流動，那麼一旦擴張結束，它很可能會成為失業的原因。 經常性失業的主要原因 有些人可能不相信這種現象的重要性。在現在的作者看來，這似乎是失業浪潮反覆出現的主要原因。在每一個繁榮時期，更多的生產要素被吸引到資本財貨行業中，而不是在這個行業被永久利用，其結果是，我們在平時專門用於生產資本財貨的資源所占的比例高於相應的收入所占的比例；在充分就業的情況下，這些收入將被儲蓄起來用於投資。在他看來，這似乎導致了經濟繁榮後隨之而來的崩潰。只要信貸擴張「生生不息」，任何通過吸引勞動力進入某些行業（在那裡，他們會被一直雇用）來創造充分就業的企圖，都一定會導致這樣一種窘境：要麼信貸擴張必須無限期地持續下去，這意味著通貨膨脹；要麼當信貸擴張停止的時候，失業率將比沒有出現暫時性就業增長的情況更高。 如果失業的真正原因是勞動力的分配與需求的分配不一致，那麼創造不依賴於持續通貨膨脹（或有形控制）的穩定的高就業情況的唯一方法便是，使勞動力分配與有穩定貨幣收入的消費方式相適應。當然，這不僅取決於在適應過程中需求的分配是否大致保持不變，還取決於整體情況是否有利於勞動力的簡單和快速流動。 這就引出了我們問題的第二部分，也是難度更大的一部分。儘管在我們看來，它似乎可以明確地指向一個方向，但我們卻找不到確定的答案。這個問題是：是當總需求上升時，工人們更願意轉移到新的行業或新的地方，還是當總需求趨於穩定時，流動性會更大？這兩種情況的主要區別在於：前者的轉移動機是在別處獲得更高的工資；而在第二種情況下，起到推動作用的是工人們沒有能力賺到通常的工資或在以前的行業中找不到任何工作。當然，前一種方法更令人愉快，通常也會更有效。 我會質疑後一種觀點。從長遠來看，同樣的工資差異雖然會吸引更多的新員工進入一個行業，但不足以吸引已經在某一個行業站穩腳跟的員工跳槽進入這個行業，這本身就不足為奇。通常，從一份工作換到另一份工作會涉及金錢損失和其他犧牲，而單憑工資的增加是不能讓人這麼做的。只要人們能在目前的工作中依靠他的通常工資生活，他就不會願意換工作，這是可以理解的。擴張主義政策的目的是通過提高一些工資而不讓其他工資下降來實現全面的調整，雖然穩定的貨幣工資意味著較低的實際工資，但是用貨幣工資來思考的習慣將使實際工資的下降失去大部分效用，這在擴張主義政策下是不可避免之事。奇怪的是，凱恩斯爵士的信徒們在其他方面經常使用這種思維方式，卻看不到它在這種情況下的重要性。 要想保證那些為了社會利益而應該到別處去工作的人繼續保有他們以前的工資，我們最終就只能推遲跳槽必須發生的時間。我們也不應忘記，為了使所有以前就業的人繼續在一個相對衰落的行業中就業，該行業的一般工資水平將不得不大幅下降。而如果一些工人離開了這個行業，那麼其一般工資水平本不會下降這麼多。 這裡，外行人很難理解的是，讓個人不失去工作可能並不是減少失業的方法。從長遠來看，這反而可能是減少在一定工資水平下可被雇用人數的方法。如果一項長期實行的政策推遲或延遲了勞動力轉移，那麼其結果必然是，那本應逐漸變化的過程卻在最後變成一個必須在短期內發生巨變的問題。持續的貨幣壓力幫助人們在本應離職的工作中賺取不變的貨幣工資，這將造成那些必要變化的累積拖欠，而一旦貨幣壓力停止，這些累積拖欠將不得不在更短的時間內得到彌補，從而導致本可以避免的嚴重的大規模失業。 擴張可能會阻礙調整 所有這些不僅適用於在普通產業波動過程中出現的勞動力分配不當，而且更重要的是，也適用於那些大規模重新分配勞動力的任務，比如在一場大戰之後或者由於國際貿易渠道的重大變化而產生的任務。大多數國家自戰爭以來所奉行的擴張主義政策是幫助而不是阻礙了為從根本上改變世界貿易狀況而必須進行的調整嗎？這似乎是很值得懷疑的。英國的例子尤其引人注目，它在近年來的低失業率更可能是一種必要變革的延遲，而不是真正的經濟平衡。 在所有這些情況下，最大的問題是，在多年實行這樣的政策之後，我們是否仍然可以在不造成嚴重政治和社會動亂的情況下將其取消。不久之前，這可能僅僅意味著比較高的失業率；而現在，當大量的就業依賴於這些持續不斷的政策時，這些政策實際上就變成了一種政治上無法忍受的實驗。 目前實行的充分就業政策試圖以一種立竿見影的簡單方式使人們在其剛好所在的地方就業，而真正的問題是，勞動力分配是否能使不需要人為刺激的高就業率持續下去。我們永遠無法事先知道這種分配的全貌。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辦法是，讓不受阻礙的市場在一定條件下運行，從而使需求和供給達到穩定的平衡。但幾乎不可避免的是，正是充分就業政策使我們必須時時刻刻干預市場力量的自由發揮，而且在這種擴張性政策中占統治地位以及供給本身要適應的價格也不會代表一種持續不變的條件。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使這些困難產生的事實是，失業從來沒有均勻地分布在整個經濟體系中。相反，這個事實呈現的情況是：當某些部門可能仍然存在大量失業的時候，其他部門則可能存在嚴重的就業不足。然而，當前充分就業政策所依賴的純粹財政和貨幣措施本身對經濟體系的不同部分的影響是沒有什麼區別的。同樣的貨幣壓力在經濟體系的某些部分可能只會減少失業，而在另一些部分則會產生明確的通貨膨脹效應。如果不通過其他措施加以遏制，這種貨幣壓力很可能早在失業消失之前就形成了物價和工資的膨脹螺旋。而且，從目前全國範圍內的工資談判來看，工資的上漲甚至在其實現之前就會威脅到充分就業政策的效果。 就像在這種情況下經常發生的事情一樣，各國政府將發現它們會被迫採取措施來抵消其政策的影響。由通貨膨脹產生的影響必須通過直接管制價格以及生產和銷售的數量來予以控制或「抑制」：必須通過實行最高價格來防止價格上漲，而由此造成的短缺必須通過一種包含配給、優先權和分配的制度來解決。 現在，通貨膨脹使政府深陷於全面控制和中央計劃體系的來龍去脈已經變得盡人皆知，無須贅述。通貨膨脹通常是一種貽害無窮的計劃，因為當通貨膨脹那讓人難以接受的結果出現時，這種計劃都還沒有被計劃者深思熟慮過。計劃者沒有未雨綢繆，而只是走一步算一步。如果政府把通貨膨脹作為一種政策工具，但又希望這種工具只產生預期的效果，那麼它很快便會去干預經濟中欣欣向榮的部分。 《關於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的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270~276頁 15.由工資下降缺乏靈活性引起的通貨膨脹 人們普遍認為，「凱恩斯革命」的重要結果是，人們普遍接受了一個事實假設；但與之相反，更重要的是，一個假設因為被普遍接受而成為事實。凱恩斯理論是在過去20年中發展起來的，它已成為一種正式的工具。在處理實際問題時，它可能比古典貨幣理論方便，也可能不那麼方便——這不是我們所關心的。凱恩斯最初的論點所依據的決定性假設（並在此後成為主流政策的決定性假設）是：我們永遠不可能在不造成大規模失業的情況下降低大量工人的貨幣工資。凱恩斯爵士從中得出的結論以及他的整個理論體系所要證明的結論是：由於貨幣工資實際上不可能降低，所以當工資過高而無法實現「充分就業」時，我們就必須通過曲折的貨幣貶值過程來進行必要的調整。如果我們的社會接受這一點，那麼我們必然會經歷一個持續不斷的通貨膨脹過程。 相對工資的重要性 這種結果在凱恩斯體系中並不明顯，因為凱恩斯和他的大多數追隨者爭論的是總體工資水平，而其中的主要問題只有在我們考慮不同（部門或地區）工人群體的相對工資時才會出現。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不同群體的相對工資必然會發生較大的變化。但是，如果沒有一個重要群體的貨幣工資出現下降情況，那麼相對地位的調整隻能專門通過提高所有其他群體的貨幣工資來實現。其結果必然是貨幣工資水平的持續上升大於實際工資水平的上升，即通貨膨脹。為了認識到這一點的重要性，我們只需要考慮不同群體工資變化的正常年度分布情況。 實際上，戰爭結束後的12年或多或少算得上是整個西方世界存在持續通貨膨脹的時期。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完全看作是深思熟慮的政策的結果，還是政府財政緊急狀況的產物，這一點無足輕重。毋庸置疑，它是一項非常受歡迎的政策，因為伴隨它而來的也許是一段前所未有的長久繁榮期。最大的問題是：同樣的方法是否能無限期地保持繁榮呢？或者，這種政策是否遲早會產生其他最終定將變得無法忍受的結果呢？ 在當前的討論中，我們往往視而不見的一點是，通貨膨脹對企業的刺激作用只有在它不可預見或超出預期的情況下才有效。正如人們經常看到的那樣，價格上漲本身並不一定是繁榮的保證。價格必須高於預期才能產生比正常情況更高的利潤。一旦確定價格將進一步上漲，我們便可以預見對生產要素的競爭將會推高成本。如果價格上漲不超過預期，我們就不會有額外的利潤。如果價格上漲較慢，那麼其效果將與預計本來應該穩定卻下跌了的價格的情況相同。 總體來說，戰後的通貨膨脹是始料未及的，或者說其持續的時間要比預期的長。但是，一般來說，通貨膨脹持續的時間越長，它就越有可能繼續下去。而且，人們越是指望物價繼續上漲，物價就必須上漲得越厲害，以使那些能夠和不能夠在不發生通貨膨脹的情況下賺取足夠利潤的人都能獲得足夠的利潤。高於預期的通貨膨脹之所以使普遍的繁榮得到保證，只是因為那些如果沒有通貨膨脹就無利可圖因而被迫轉向其他活動的人能繼續他們目前的活動。以累進率累積的通貨膨脹很可能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使繁榮得到保證，但具有恆定的通脹率的通貨膨脹則不能。我們幾乎不需要問為什麼漸進式通貨膨脹不能無限期地持續下去：早在它變化得如此之快以至無法對不斷擴張的貨幣進行任何合理的計算，以及它被其他交換媒介取代之前，所有由迅速下降的固定支出的價值帶來的不方便和不公平，都會創造不可抗拒的停止支付的需求——至少當人們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並意識到政府總能阻止通貨膨脹時，這種需求是不可抗拒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超級通貨膨脹之所以被容忍，只是因為人們被誤導了，認為貨幣數量的增加不是價格上漲的原因，而是價格上漲的必然結果）。 因此，我們不能指望由通貨膨脹帶來的繁榮會無限期持續下去。我們一定會面臨這樣一種境地，即目前由通貨膨脹構成的繁榮之源將不復存在。沒有人能預測這一情況會在何時到來，但它終究會到來。我們密切關注的只可能是我們的生產資源必須得到妥善安排，我們希望在通貨膨脹的刺激停止發揮作用時，將這些資源用在合理的活動和就業中。 通貨膨脹——一種惡性循環 然而，為了使長久的繁榮得到保證，我們越依賴擴張的通貨膨脹，這項任務就會越艱巨。我們將不僅面臨一堆積壓的延遲，即所有那些靠持續的通貨膨脹才慘澹經營的企業，還面臨新生產被「誤導」的主因是通貨膨脹這個問題。只要通貨膨脹持續，它就會帶來新的生產活動，這些活動就會一直贏利。特別是當這些額外貨幣第一次用於投資活動時，這些貨幣將增加到一定的數額。而一旦只有當前的儲蓄可用於投資時，這些數額便無法維持。 那種認為我們可以通過保證最終需求的快速增長總是在成本上升之前發生，因而就能使繁榮持續下去的觀點遲早會被證明是一種幻覺，因為成本並不是一個獨立的量，而是由最終需求的預期決定的。即使「充分就業」是由「總需求」超過「總成本」保證的，它也不可能持續太久，因為就業的數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投資的規模，而且超過一定規模後，過度的最終需求可能對投資起到威懾作用，而不是刺激作用。 讓我局促不安的是，那些相信我們已經解決了永久充分就業問題的人將會大失所望（這並不是說我們需要大蕭條）。雖然通過逐漸減緩通貨膨脹過渡到更穩定的貨幣環境也許仍然是可以實現的，但如果就業人數不在一段時間內大幅度減少，那麼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這裡的難題是，在目前的輿論下，任何明顯增加的失業都會立即被重新出現的通貨膨脹抵消。這種通過進一步的通貨膨脹來解決失業問題的嘗試可能會獲得暫時的成功，甚至在通貨膨脹的壓力足夠大的情況下可能會成功好幾次。但這只會推遲問題的解決，同時加劇局勢的內在不穩定性。 在一篇關於20年展望的簡短論文中，我沒法考慮如何在不造成大蕭條的情況下擺脫特定的通貨膨脹時期這個嚴重但實質上是短期性的問題。長期性的問題是我們如何阻止這種長期性的和周期性的加速通貨膨脹趨勢，這也是需要反覆強調的問題。關鍵的一點是，我們必須再次認識到：就業問題是工資問題，在工資過高而無法實現充分就業的情況下，凱恩斯這種通過降低貨幣價值來降低實際工資的方法，只有在工人自己被這種方法欺騙的情況下才能奏效。這種繞過所謂的工資「剛性」的企圖可能會在一段時間內奏效，但從長遠來看，它只會讓穩定的貨幣體系面臨比以往更大的障礙。我們需要做的是，把那種與高而穩定的就業水平相適應的工資水平的責任再次明確地放在它應該在的地方，即工會。工會目前承擔的責任是，只關心獲得最高的貨幣工資率，卻不考慮其對就業的影響。而且，為了確保在最終工資水平上實現充分就業，不管增加多少貨幣收入，貨幣當局都能提供的這種願望則必然導致持續的漸進式通貨膨脹。我們發現，拒絕面對工資問題並通過貨幣欺騙暫時逃避後果，只會讓整個問題變得更加難以解決。長期性的問題仍然是恢復勞動力市場，使其產生與穩定貨幣相適應的工資。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再次認識到，貨幣當局應對通貨膨脹全權負責。儘管事實是，只要人們認為它們有責任提供足夠的貨幣來保證在任何工資水平上的充分就業，它們就沒有選擇的餘地，其作用就會變得完全被動——正是這個觀念使持續的通貨膨脹必然會發生。穩定的貨幣條件要求貨幣支出流是物價和工資必須適應的固定基準，而不是相反。 公眾輿論的狀態 為了防止漸進式通貨膨脹及它必然產生的不穩定和反覆出現的危機，在政策上做出改變是很有必要的，而改變政策的前提就是要改變仍然占主導地位的輿論狀態。儘管通貨膨脹政策的發源地的7%的銀行利率（這個國家也在一直實踐著這個政策）已宣揚了凱恩斯理論的破產，但是對於在其全盛時期長大的人們來說，幾乎沒有跡象表明凱恩斯理論對他們毫無影響。但是，它們除了仍在發揮知識力量之外，還在為加強這個國家在政治上的強大勢力做出巨大的貢獻。如果不進行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那麼它們是不可能被拋棄的。為了避免發生這種情況，政客們可能會一次又一次地通過再次求助於通貨膨脹提供的阻力極小的臨時出路來推遲這種必要性。只有當這條道路的危險性變得比現在更加顯而易見時，我們才會真正面臨工會權力的根本問題。 《關於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的研究》，295~299頁 16.工會與就業 一個多世紀以來，與工會相關的公共政策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過去，如果工會不被完全禁止，那麼它們所能做的幾乎都是不合法的。現在，我們面臨的工會是這樣一種狀態：工會已經成為一種特權機構，而一般的法律規則並不適用於這種機構。它們已成為政府明顯未能履行其主要職能——防止強制和暴力——的唯一重要實例。 最初，工會能夠宣揚自由的一般原則；接著，在對它們的一切歧視已經停止以及它們獲得例外特權很久之後，工會得到了自由主義者的支持——這一事實大大促進了工會的發展。在其他少數地區，進步人士並不怎麼考慮任何具體措施的合理性，而只是籠統地問「是支持還是反對工會」，或者像通常所說的「是支持還是反對勞工」。然而，只要我們簡單地回顧一下工會的歷史，我們就會發現，工會的合理位置必須位於標誌著其演變歷程的兩個極端之間。 問題性質的改變 當「結社自由」這一術語實際上失去了意義，真正的問題變成了個人自由加入還是不加入工會的時候，雖然大多數人對所發生的事情已經知之甚少，但他們仍然支持工會的雄心壯志，認為工會正在為「結社自由」而奮鬥。這種混亂存在的部分原因是，問題的性質迅速發生了變化。在許多國家，自願的工人社團恰恰是在其開始使用強制手段強迫不願意加入社團的工人成為會員，並使得非會員失業後，才變得合法化的。大多數人可能仍然認為，「勞動爭議」通常意味著對薪酬和就業條件的不同意見，但其唯一的原因往往是工會試圖強迫那些不願加入工會的工人入會。 英國工會獲得特權尤其引人注目，1906年的《貿易爭端法》（Trade Disputes Act）賦予工會 免於承擔民事責任的自由，即使工會或其雇員犯下了最令人髮指的錯誤。簡而言之，給每個工會提供特權和保護，這種特權和保護是任何其他個人或團體——無論是不是法人——都不具有的。 類似的友好立法幫助了美國的工會。首先，1914年的《克萊頓法案》（Clayton Act）使其免受《謝爾曼法案》（Sherman Act）反壟斷規定的約束；其次，1932年的《諾里斯-拉瓜迪亞法案》（Norris-La Guardia Act）「在建立勞工組織對侵權行為完全具有豁免權方面讓人瞠目結舌」；最後，最高法院在一項關鍵裁決中支持「工會有權拒絕僱主，從而不參與經濟活動的主張」。到20世紀20年代，大多數歐洲國家多多少少逐漸出現了類似情況，「其中很少通過明確的立法許可，更多的是通過當局和法院的默許」。在所有地方，工會的合法化都被解釋為工會重要目標的合法化，並承認工會有權為實現這一目標採取一切必要的行動，即工會具有壟斷權。工會越來越不被視為一個追求正當的自私目的的團體（這個目的和其他利益一樣，必須受到擁有平等權利的相互競爭的利益的制約），而是被視為一個為了公眾利益，其詳細而又全面地囊括了所有勞動力的組織目標必須得到支持的團體。 儘管近年來工會因為明目張胆地濫用權力而常常觸怒公眾輿論，而且公眾那不加批判地支持工會的感情也正逐漸消失，但公眾當然還沒有意識到的是：現有的法律狀況從根本上說是錯誤的，而且我們這個自由社會的整個基礎已經受到工會所行使權力的嚴重威脅。在此，我們不會討論最近在美國引起廣泛注意的那些濫用工會權力的犯罪行為，儘管這些犯罪行為與工會在法律上享有的特權並非完全無關。我們只關心工會今天通常擁有的那些權力——這些權力要麼得到法律的明確許可，要麼至少得到執法當局的默許。我們的論述既不會針對工會本身，也不會局限於那些現在被廣泛認為是濫用權力的做法。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它們的一些權力——這些權力即使不是它們的「神聖權利」，現在也被廣泛認為是合法的。工會在行使這些權力時經常表現出很大的克制，這一事實增強了而不是削弱了反對這些權力的理由。這正是因為，在現有的法律環境下，工會將會造成的危害可能比它們已經造成的危害要大得多；也是因為，我們把這種情況歸功於許多工會領導人的溫和與明智。總之，我們不能讓目前的事態繼續下去。 工會對其工人同伴的強制 工會被允許違反法律規定的所有自由原則，並因而得以運用的強制措施主要是針對其工人同伴的，這一點怎麼強調都不為過。無論工會能夠真正對僱主施加什麼樣的強制權力，這都是工會對其他工人運用強制這種主要權力的結果。如果工會的這種權力——強迫其他不情願表示支持的工人支持自己——被剝奪了，那麼工會對僱主的強制將不會再有其令人反感的主要特徵。工人之間自願達成協議的權利，甚至他們一致拒絕提供服務的權利都不是問題。然而，應該指出，後一種權利，即罷工的權利，雖然是一種正常的權利，但卻很難被視為一種不可剝奪的權利。有充分的理由說明，在某些僱傭關係中，勞動者應放棄這一權利，這應成為僱傭條款的一部分。在美國，這樣的僱傭關係應該涉及工人的長期義務，任何聯合破壞這樣的合同的企圖都應該是非法的。 的確，任何有效地控制著公司或行業所有潛在工人的工會都會對僱主施加幾乎無窮無盡的壓力，特別是在專業設備上投入了大量資本的地方，這樣的工會實際上可以沒收業主的財產並掌握其企業全部的收益。然而，具有決定性的一點是，這永遠不可能符合所有工人的利益——除非不管工人是否被雇用，這種行動的總收益在他們之間是被平等分享的，但這種情況只能是天方夜譚。因此，工會只有通過強迫一些工人不顧自己的利益來支持這種一致的行動，才能實現這一目標。 這樣做的原因是，只有通過限制供應，也就是扣留一部分勞動力，工人們才能將實際工資提高到自由市場的普遍水平之上。因此，那些將以較高工資獲得就業的人的利益，將始終會與那些最終只能在報酬較低的工作中找到就業機會或根本不會就業的人的利益對立。 通常，工會首先將使僱主同意某一工資，然後確保沒有人會以更低的工資被雇用，這個事實幾乎產生不了什麼影響。對於那些只能以較低工資受僱卻不能被雇用的人來說，工資規定政策產生的效果和其他手段是一樣的。關鍵的一點是，僱主只有在知道工會有權使其他人不被雇用的情況下才會同意這一工資。一般來說，工資規定政策（無論是出自工會還是出自當局）只有在其規定的工資也高於所有願意工作的工人的工資時才會使這一工資高於正常水平。 以犧牲他人為代價提高工資 儘管工會可能仍然經常採取與其信念相反的行動，但毫無疑問，從長遠來看，工會無法為所有希望工作的人帶來高於在自由市場中形成的實際工資——儘管工會很可能會抬高工資水平，但其產生的苦果將在以後影響我們。雖然工會成功地使實際工資超過某一水平（如果這不是暫時的該多好），但是這只會讓特定群體受益，並損害其他群體的利益。因此，工會即使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也只是服務於一部分人的利益。這意味著，嚴格的自願工會由於其工資政策不符合所有工人的利益，因而不能長期地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因此，只要工會沒有權力強迫外人加入它，它就沒有足夠的力量迫使工人的工資超過所有人都能找到工作的工資水平。也就是說，這種工資水平將建立在一個真正自由的勞動力市場上。 但是，儘管所有被雇用者的實際工資只有在以失業為代價的情況下才能通過工會的行動得到提高，但某些特定行業的工會很可能通過迫使其他人留在工資較低的職位上來提高其成員的工資。這樣的話，由此造成的工資結構扭曲程度實際上有多大呢？這很難說清楚。然而，如果你還記得一些工會認為使用暴力來阻止任何非工會成員進入它們的行業是一種合適的方式，也記得另一些工會能夠收取高昂的會費（甚至為現有工會成員的子女保留在此行業的工作崗位），那麼毫無疑問，這種扭曲是相當嚴重的。這些方法對熱門職業和高薪職業至關重要，也正是如此，它們將導致相對貧窮的人被較富裕的人剝削。雖然在所有工會中，這些行為可能會縮小薪酬的差異，但毫無疑問，就主要行業的相對工資而言，今天的工會對不平等負有主要責任，而這種不平等沒有任何作用，它完全是特權的結果。這意味著，它們的活動必然會降低所有行業的勞動生產率，因此也會降低實際工資的總體水平。因為如果工會的行動成功地減少了從事高薪工作的工人數量，增加了不得不留在薪酬較低工作的工人數量，那麼毫無疑問，我們面臨的結果是，實際工資的平均水平會更低。事實上，在工會非常強大的國家，其實際工資的總體水平極有可能低於那些不存在強大工會的國家。大多數歐洲國家確實就是這樣，在這些國家，工會政策因普遍採用「創造工作」的限制性做法而得到強化。 如果許多人仍然接受一個明顯而不可否認的事實，即由於工會的努力，總體工資水平的增長速度與過去一樣快，那麼，儘管其理論分析得出了這些毫不含糊的結論，以及存在與之相反的經驗證據，他們還是會這麼認為的。當工會勢力較弱時，實際工資的增長往往比工會勢力較強時快得多。而且，即便是在一些勞動力沒有被組織起來的特定行業，其工資增長速度也往往比那些組織嚴密但同樣繁榮的行業快得多。人們之所以對此留下了截然相反的印象，部分是因為這樣一個事實，即目前的工資增長主要是通過工會談判獲得的，這也導致人們認為工資增長只能通過這種方式實現。更重要的是，正如我們現在馬上就會看到的，工會活動實際上會帶來貨幣工資的持續增長——超過實際工資的增長。貨幣工資之所以能夠實現這種不會造成普遍失業的增長，只是因為通貨膨脹經常使貨幣工資無效——實際上，如果要保持充分就業，我們就必然要靠通貨膨脹。 有害且危險的活動 如果工會通過工資政策取得的成就實際上比人們普遍認為的要少得多，那麼，從經濟的角度來說，工會在這一領域的活動是非常有害的，從政治的角度來說則是極其危險的。工會通過那種往往使市場制度無效的方式運用權力，也通過那種使自己控制經濟活動方向的方式運用權力，這種控制權力在政府手中是危險的，但由某一特定集團行使，又是讓人難以忍受的。通過影響不同工人群體的相對工資，通過運用貨幣工資水平的持續上升壓力及其不可避免的通貨膨脹後果，工會達到了它的目的。 通常，在每一個被工會控制的群體中，相對工資受到的影響是工資的一致性和剛性會更大，在不同群體之間則是工資的非功能性差異更大。這還伴隨著對勞動力流動的限制，在這其中，前者要麼是結果，要麼是原因。我們無須贅言的一個事實是，這雖然可能會對某些群體有利，卻一定會降低生產率，從而降低工人的總體收入。我們也不必在這裡強調這樣一個事實，即工會所保障的特定群體的工資越穩定，就業就越不穩定。重要的是，不同行業工會力量的偶然差異不僅會造成工人之間薪酬的嚴重不平等，而且會在不同行業的發展中產生非經濟上的差異，而這種不平等在經濟上是沒有道理的。社會上重要的產業，如建築業，之所以在發展過程中會受到極大的阻礙，而且顯然不能滿足人們迫切的需要，僅僅是因為它們的某些特點為工會提供了施行強制性壟斷行為的特殊機會。由於工會在資本投資最密集的地方最有影響力，所以工會往往會成為投資的障礙——目前可能只有稅收造成的障礙超過了它。最後，往往正是這種與企業勾結在一起的工會壟斷成了對相關行業進行壟斷控制的主要基礎。 工會主義（unionism）目前的發展所帶來的主要危險是，通過在各種勞動力供應方面建立有效的壟斷，工會將使競爭不能成為對所有資源進行分配的有效調節機制。但是，如果競爭失去了這樣一種作為調控手段的效用，我們就必須採用其他一些手段來取代它。然而，替代市場的唯一選擇是當局的指導。這種方向顯然既不能由具有地方利益的特定工會掌握，也不能由包含了所有勞動力的統一組織很好地執行。這樣一來，工會不僅會成為國家最強大的力量，還會成為完全控制國家的力量。然而，現在的工會主義傾向於製造一種很少有工會想要的社會主義總體規劃體系，而且實際上，拒絕這種體系才是最符合工會利益的。 違反成員利益的行動 工會如果不能完全控制它自己關心的那類勞動力的供應情況，就不能實現其主要目標。而且，既然服從這種控制不符合所有工人的利益，工會就必須誘使其中一些人違背自己的利益行事。在某種程度上，這可能僅僅是通過心理和道德上的壓力來實現的，這種壓力會助長一種錯誤的信念，即工會會使所有工人受益。如果工會成功地讓公眾普遍認為，每個工人都應該為了自己階層的利益支持工會的行動，那麼脅迫便會被逐漸認為是一種合法手段，從而迫使一個頑固的工人履行他的職責。在這個方面，工會依靠的是一種極其有效的工具，即一種正是因為工會的努力，工人階層的生活水平才上升得像以往一樣如此迅速的神話。而且，只有通過工會持續不斷地努力，工人的工資才能繼續儘可能快地增長。在這種經過精心編織的神話中，工會通常得到了對手的積極幫助。只有進一步洞察事實的真相，我們才能改變這種狀況，而成敗與否則取決於經濟學家如何有效地發揮他們的作用來啟發公眾輿論。 但是，儘管工會施加的這種道德壓力可能非常強大，但它幾乎不能使工會具有造成真正損害的權力。顯然，工會領導人同意那些研究工會主義的學者的觀點，即工會如果要實現其目標，就需要採取強有力的強制手段。工會發展了強制手段，其目的是強迫工人成為工會成員。工會稱這種手段為「組織活動」（或者，在美國，工會稱之為「工會安全」——一種讓人回味無窮的委婉說法），並賦予其成員真正的權力。由於真正自願的工會的權力將局限於所有工人的共同利益，工會已開始把主要精力用於迫使其反對者服從它們的意志。 如果工會沒有得到那些受到誤導的公眾輿論的支持和政府的積極援助，那麼工會是不可能成功的。不幸的是，工會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功地讓公眾相信，完全的工會化不僅合法，而且對公共政策也很重要。然而，說工人有權成立工會，並不是說工會有權獨立於工人個人的意志而存在。如果工人覺得沒有必要成立工會，那麼這絕對不是一場公共災難，而是一種非常可取的事態。然而，工會本來的目標是誘使所有工人加入工會，為了達到這一目標，這一事實已被解釋成，工會應該有權採取一切看起來必要的行動。同樣，工會爭取提高工資是合法的。為了取得成功，這一事實已被解釋為，工會也必須被允許做任何看起來必要的事情。特別是，由於罷工已被認為是工會的合法武器，人們已經開始相信，為了讓罷工取得成功，必須允許工會做任何看起來必要的事情。總體來說，工會的合法化已經意味著，為了讓工會達成目標，工會所認為的所有不可或缺的方法都應該被視為具有合法性。 因此，目前工會的強制權力主要在於，其使用方法是不能為任何其他目的所容忍的，並且是反對保護個人私人領域的。首先，在很大程度上，工會依賴於用警戒線作為威脅工具。即使所謂的「和平」示威，也涉及嚴重的強制。對工會的寬恕構成了一種特權，因為工會假定的合法目的表現在這樣一個事實上，即工會可以被那些本身不是工人的人用來強迫他人建立一個由他們控制的組織，並且它也可以用於純粹的政治目的或對一個不受歡迎的人發泄仇恨。廣受人們支持的工會目標使工會擁有了合法性的光環，但這不能改變這樣的事實，即它代表了一種針對個人的有組織的壓力；而在一個自由的社會中，任何私人機構都不該被允許施加這種壓力。 除了對警戒的寬容之外，工會能脅迫個別工人的主要因素是，由立法和司法批准的封閉型企業或工會企業，以及與之相關的企業，可以制裁個別工人。這些制裁構成了限制交易的協議，而且只有這些工人在獲得一般法律規則的豁免時才能成為工會「組織活動」的合法對象。當要求不僅涉及讓某一企業或某一行業的大多數工人的代表們所訂立的合同對任何想要利用它的工人有效，還要適用於所有員工（即使他們個人希望並能夠達成不同的優勢合同）時，立法往往就形同虛設了。我們還必須把所有二次罷工和抵制視為不可接受的強制方式，這些方式不是工資談判的工具，只是迫使其他工人接受工會政策的手段。 此外，只有在法律免除了工人群體共同行動的一般責任的情況下（要麼允許他們無須正式成立公司，要麼明確使其組織不再適用於企業的一般規則），工會的這些強制手段才能實行。沒有必要單獨考慮當代工會政策的其他各個方面，例如，工會在所有行業或全國範圍內的談判。工會能否實行強制手段取決於上述已經提到的做法。而且，如果工會的基本強制權力被取締的話，那麼毫無疑問，它們十有八九會銷聲匿跡。 非強制的作用 不可否認，通過強制手段提高工資幾乎正是當今工會的主要目標。但是，即使這是它們的唯一目的，我們也沒有充分的理由從法律上禁止工會。如果不通過歧視性立法就無法阻止工會，那麼在一個自由的社會裡，許多不受歡迎的事情就必須得到容忍。但即使是現在，控制工資也不是工會的唯一職能。毫無疑問，工會能夠提供一些不僅毫無異議而且確實意義非凡的服務。如果工會的唯一目的是通過強制行動來提高工資，那麼一旦被剝奪了強制權力，它們可能就會銷聲匿跡。但是，工會還要履行其他有用的職能，而且儘管那種可能完全禁止工會的考慮會違反我們所有的原則，但我們應當明確表明，為什麼採取這種行動沒有經濟基礎，以及為什麼作為真正自願和非強制性的組織，它們可以提供重要的服務。事實上，只有在我們有效地制止工會使用強制手段，使其遠離當前的反社會目標之後，工會才有可能充分發揮其潛在的作用。 工會在決定工資的過程中，即使沒有強制權力，也有可能發揮有益的重要作用。首先，人們常常要在增加工資和增加其他福利（僱主可以以同樣的成本提供這種福利，但只有在所有或大部分工人在增加額外工資與接受福利之間更願意接受福利時，僱主才能提供）之間做出選擇。還有一個事實是，對於個人來說，其在工資水平上的相對地位往往和他的絕對地位一樣重要。非常重要的是，不管在什麼樣的分級組織里，大多數人都感覺到了不同工作的報酬和晉升規則之間的差別是公正的。確保意見統一的極其有效的辦法可能是在代表所有不同利益的集體談判中商定總體方案。即使從僱主的角度來看，要想出什麼其他方法來調和在一個巨大組織中的所有不同想法，以達成一個令人滿意的工資結構，也是十分困難的。雖然不排除在個別情況下訂立特殊條款，但一套商定的對所有希望採用這些條款的人都適用的標準條款似乎是大型組織所需要的。 同樣，在涉及工作條件而非個人報酬的所有一般性問題的更大範圍內（這些問題真正關係到所有雇員，涉及的是工人和僱主的共同利益），我們在管理時應該儘可能多地顧及各種願望。一個大型組織的運行在很大程度上必須以規則為基礎，而且，這些規則如果在工人的參與下制定，那麼可能會更加行之有效。因為僱主和雇員之間的合同不僅規定了他們之間的關係，也規定了不同雇員群體之間的關係。賦予合同多邊協定的特點，並在某些方面，如投訴程序中，為雇員提供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空間，往往大有裨益。 最後，工會還有一項歷史悠久的好處極大的活動，那就是作為「友好協會」，它們承諾幫助其成員防範特殊的行業風險。不管怎麼說，這一職能都必須被視為一種非常可取的自助形式，儘管這種形式正逐漸由國家接管。然而，至於上述任何一個論點是否可以證明，與一家工廠或公司的工會相比，規模更大的工會具有更大的合理性，我們不予以討論。 我們只能在這裡順便提一下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即工會要求參與商業活動。在「工業民主」的名義下，或者更近則是在「共同決定」的名義下，工會參與商業活動已經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普及（尤其是在德國，英國的程度稍低）。它代表了19世紀社會主義思想下的分支——工團主義思想的奇怪復興（工團主義是該學說中最不成熟和最不切實際的一種形式）。雖然這些觀點在表面上有一定的吸引力，但當我們對其進行審視時，它們便顯示出其內在的矛盾。如果某個工廠或某個行業正在為消費者利益服務，它就不能為某些特定工人群體的永久性利益提供服務。此外，有效地參與企業發展方向是一項全職工作，任何從事這種工作的人很快就會失去雇員的視野和興趣。因此，不僅從僱主的角度來看，這種計劃應該被拒絕，而且在美國，也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表明，工會領導人已經堅決地拒絕了在商業活動中承擔任何責任。但是，為了更全面地研究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請讀者查閱現有的與其所有影響相關的詳細研究報告。 法律上的小變化 只要公眾輿論認為工會強制是合法的，就不大可能保證個人不受任何工會強制。但是，持有這個觀點的大多數學者都認為，也許正如他們在最開始所認為的那樣，在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微小變動，將足以對現有局勢產生深遠和可能是決定性的變化。只要取消那些明確授予工會的或在法庭的寬容下由工會行使的特權，我們就似乎足以剝奪工會現在所行使的更嚴重的強制權力，並可以引導工會的合理私利走上對社會有益的道路。 因此，無論是僱主還是雇員，無論是為組織服務還是反對組織，我們的基本要求是確保真正的結社自由，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所涉及的強制都將被一視同仁地看作是違法的。我們應嚴格執行這樣一項原則，即目的不應成為手段的理由，工會的目標不應成為它們不受一般法律規則約束的理由。今天，這首先意味著應該禁止所有大規模的示威，因為它們不僅是使暴力發生的主要且常見的誘因，而且就算在運用它們時所採取的是一種最和平的形式，它們還是一種強制手段。其次，不應該允許工會將那些不是工會成員的人排除在任何就業崗位之外。這意味著，封閉式和工會式的合同（包括「工會成員資格保留」和「優先雇用」等條款）必須被視為限制交易的合同，不受法律保護。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這些合同與「黃狗合同」（yellow-dog contract）（「黃狗合同」禁止員工加入工會且通常被法律禁止）都沒有區別。 取消所有這些合同將消除第二次罷工和抵制的主要目標，從而使這些形式和類似形式的壓力在很大程度上變得無效。但是，我們也有必要廢除所有對一切雇員具有約束力的法律規定，這些法律規定授權讓某個工廠或某個行業的大多數工人代表訂立合同；同時，我們也要剝奪所有有組織的團體訂立合同的一切權利，這些合同對那些沒有自願將這種權力授予它們的人具有約束力。最後，不論採取何種形式的有組織的行動，在與合同義務或一般法律相衝突的情況下，與具有組織性的協調性行動有關的責任必須毫無疑問地落在做出決定的人身上。 如果有人堅持認為，那些使某些類型的合同無效的一切立法將違反合同自由原則，他的反對意見就是無效的。我們在前面（第15章[1]）已經看到，這一原則絕不表示所有合同都具有法律約束力和強制執行力，它只是意味著所有的合同都必須根據同樣的一般規則來判斷，任何當局都不應被賦予允許或不允許特定合同的自由裁量權。法律應當判定的無效合同包括限制交易的合同、封閉式合同和工會式合同。如果立法、司法和對行政機構的容忍沒有為工會創造特權，那麼那些習慣法國家也許便沒有必要針對工會進行特別的立法。如果必須要這麼做，那麼這會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信奉自由的人將對這方面的所有立法產生疑慮。但是，特權一旦成為國家法律的一部分，就只有通過專門的立法才能被取消。雖然應該沒有必要制定專門的《工作權利法》，但我們很難否認，在美國，由立法機構和最高法院的決定造成的情況可能使專門的立法成為恢復自由原則的唯一可行辦法。 在任何一個國家，為了恢復勞工領域內自由結社的原則，我們需要採取的具體措施將取決於該領域本身的發展所造成的情況。美國的情況備受矚目，因為比起其他地方，這裡的立法機構和最高法院的決定可能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使工會的強制權力合法化，並給使自由裁量權和本質上不負責任的權力被授予了行政當局。但要了解更多的細節，我們必須讓讀者參考佩特羅（Petro）教授在《自由社會勞動政策》（The Labor Policy of the Free Society）中的重要研究，這本書詳細地闡述了我們需要進行哪些改革。 為了約束工會的有害權力，儘管需要做出的所有改變只不過是使工會遵守適用於其他所有人的一般法律原則，但毫無疑問，現有的工會將竭盡全力予以抵制。工會知道，要實現自己目前的願望，就必須依靠這種強制權力；而如果要維持一個自由社會，這種強制權力就必須加以限制。然而，當下的情況並非毫無希望。目前的一些發展勢態遲早會向工會證明，現有局勢不可能持續下去。工會會發現，從長遠來看，在它們可以選擇的進一步發展道路中，服從制止一切強制手段的一般原則比繼續它們目前的政策要好得多，因為後者必然導致兩種不幸後果中的一種。 失業的責任 雖然從長遠來看，工會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所有工人都能達到的實際工資水平，而且實際上，工會更有可能降低而不是提高實際工資水平，但貨幣工資水平並非如此。在這方面，工會行動的效果將取決於各項決定貨幣政策的原則。鑒於目前已被廣泛接受的理論以及貨幣當局將會出台的相應政策，毫無疑問，當前的工會政策必然會導致持久且日趨嚴重的通貨膨脹。其主要原因是，占主導地位的「充分就業」原則明確地免除了工會對任何失業的責任，並將保持充分就業的責任推給了貨幣當局和財政當局。然而，貨幣當局和財政當局能使工會政策不會產生失業的唯一方法是，通過通貨膨脹來對抗由工會引起的實際工資的任何過度上漲趨勢。 為了了解我們所處的形勢，我們有必要簡要地看一下「凱恩斯」式充分就業政策的理論來源。凱恩斯爵士理論的發展始於一個正確的認識，即大規模失業通常是因為實際工資過高。接下來，他提出了這樣一種主張，即只有通過一場痛苦而漫長的鬥爭才能直接降低貨幣工資，而這場鬥爭是無法設想的。因此，他得出結論：實際工資必須在降低貨幣價值的過程中降低。這正是「充分就業」政策背後的真正原因，現在已被人們廣泛接受。如果勞動者堅持把工資水平定得太高而導致充分就業不能實現，貨幣供應就必須增加，從而使物價上升到當前貨幣工資的實際價值不再大於尋求就業的工人的生產率的水平。在實踐中，這必然意味著每一個獨立的工會在試著超越貨幣價值時，將永遠不會停止要求進一步提高貨幣工資。因此，所有工會的共同努力將導致漸進式通貨膨脹。 即使各獨立工會所做之事只不過是阻止某個特定群體的工資減少，這種情況也會發生。正如經濟學家所說，工會不可能削減工資，而工資通常已經變成「剛性下降」。在不斷變化的條件下，所有不同群體的相對工資的變化都必須通過提高除相對實際工資必須下降的群體之外的所有其他群體的貨幣工資來實現。此外，貨幣工資的普遍上漲以及由此帶來的生活成本的增加通常會導致各群體提高貨幣工資（甚至在後一種實際工資必須下降的群體中也是如此）。而且，在相對工資得到調整之前還需要連續發生幾輪工資增長。由於調整相對工資的需要一直存在，僅這一過程就產生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自充分就業政策被普遍接受以來）普遍存在的工資-價格螺旋。 這個過程有時被描述為工資的增加直接導致了通貨膨脹，這是不對的。如果貨幣和信貸的供應沒有擴大，那麼工資的增加將迅速導致失業。但在貨幣當局有責任在任何給定的工資水平上提供足夠的資金以實現充分就業這種理論的影響下，每一輪工資上漲都會導致進一步的通貨膨脹，這在政治上是不可避免的。或者，當價格的上漲變成了一件非常顯而易見的持續性事件，並引起了嚴重的公眾恐慌（這也是不可避免的）時，當局便會緊接著盡力對貨幣政策踩下剎車。但是，因為到那時，經濟已經適應了進一步通貨膨脹的預期，而且現有的就業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持續的貨幣擴張。因此，阻止貨幣擴張的努力將迅速導致大規模的失業。這將帶來新一輪不可抗拒的通貨膨脹壓力。而且，隨著通貨膨脹的規模越來越大，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可能會出現由於工資壓力而導致的失業。對一般公眾來說，漸進式通貨膨脹似乎是工會工資政策的直接後果，而不是試圖消除其後果的直接後果。 儘管工資和通貨膨脹之間的競爭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但如果人們逐漸意識到自己必須採取某種方式來制止它，它就不可能無限期地持續下去。我們必須通過停止運用那種會造成大規模的長期失業的貨幣政策來打破工會的強制權力，因為它對政治和社會都具有致命的危害。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及時成功地從根本上限制工會的權力，那麼工會很快便會被要求採取相關措施，而這些措施將比工會服從法治更令工人自己（如果不是工會領導人）感到反感。不久，要求政府制定工資或徹底廢除工會的呼聲將會應運而生。 走向中央控制 如同在任何其他領域一樣，在勞動力領域，市場作為一種指導機制的消失必然會使行政指導制度取而代之。為了接近甚至只是最低程度地接近市場秩序功能，這種取而代之的制度將不得不協調整個經濟。因此，到最後，這種制度將不得不來自一個單一的中央權威。雖然這樣一個權力機構最初可能只關心勞動的分配和報酬，但它的政策必然會導致整個社會轉而建立在一個集中的計劃和管理制度上，並產生各種經濟和政治後果。 在那些通貨膨脹趨勢已持續了一段時間的國家，我們可以看到「全面工資政策」的呼聲日益高漲。在通貨趨勢最為明顯的國家，尤其是英國，左翼知識分子領袖似乎已經接受了這樣一種信條，即工資一般應由「統一政策」決定，這歸根結底就意味著政府必須做出決定。如果市場因此被無可挽回地剝奪了其功能，那麼除了由當局決定工資之外，市場就沒有有效的辦法在產業、區域和貿易中分配勞動力。通過設立具有強制權力的官方調解和仲裁機制，以及設立工資委員會，我們正一步一步地走向這樣一種局面，即工資基本上將必須由當局的獨斷決策來決定。 這一切不過是當前工會政策的必然結果罷了，工會希望看到工資由某種「正義」概念而不是市場力量決定。但是，任何可行的制度都不可能允許任何一群人通過暴力威脅強制執行他們認為應該執行的政策。而且，當不僅僅是少數特權群體，而是大多數重要的勞動階層都被有效地組織起來以強制其採取行動時，允許每個人獨立行動不僅會產生與正義相反的結果，還會導致經濟混亂。當我們的工資不再取決於市場的客觀決定時，我們能夠保持有效經濟制度的唯一方法就是，由政府權威來決定工資。政府的決定一定是武斷的，因為沒有什麼客觀的正義標準可以被其使用。與所有其他價格或服務一樣，與所有人的開放就業機會相適應的工資率不符合任何可評估的價值或任何獨立的正義標準，而必須取決於一些沒有人能控制的條件。 一旦政府著手設定整個工資結構，並因此被迫控制就業和生產，那麼與服從平等的法律規則相比，工會目前的權力將遭到更大的打擊。在這種制度下，工會只有兩種選擇：一方面，工會要麼成為政府政策的自願工具，要麼被納入政府機構；另一方面，工會被完全廢除。前一種選擇更有可能被選中，因為它將使現有的工會科層機構保留其成員的職位和部分個人權力。但對工人來說，這意味著要完全服從聯合國家的控制。大多數國家的局勢使我們別無選擇，我們只能坐以待斃，或者重整旗鼓。工會目前的狀況不可能持續下去，因為它們只能在市場經濟中發揮作用，而市場經濟卻是它們竭盡全力要摧毀的。 「不容置疑」的工會力量 工會的問題既是對我們原則的良好考驗，也是對侵犯這些原則的後果的有益例證。由於沒有履行私人不受強制的職責，為了糾正這種失敗的結果，各地政府現在都被迫超越其適當的職能，並因此只能像工會那樣通過武斷行事來執行任務。只要人們認為工會被允許獲得的權力是不容置疑的，就沒有辦法修復工會所造成的損害，而只能使國家更任意地行使強制權力。在勞動領域，我們確實正經歷著法治的明顯衰落。然而，糾正這一局勢真正需要的是恢復法治的原則，並由立法和行政當局始終如一地執行這些原則。 然而，阻止人們通向這條光明大道的仍然是那所有流行觀點中最愚蠢至極的觀點——「我們不能讓時光倒流」。人們不禁會想，那些習慣於使用這一陳詞濫調的人是否意識到，它表達的是一種宿命論的觀點，即我們無法從錯誤中吸取教訓，而且最可悲的是，我們承認，自己無法運用自己的智慧。如果大多數人充分了解目前的局勢，那麼任何有著長遠目光的人會不相信還有另一種可供他們審慎選擇的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嗎？我表示懷疑。有一些跡象表明，有遠見的工會領導人也開始認識到，如果我們不想坐視自由慢慢地銷聲匿跡，我們就必須扭轉這一趨勢，必須下定決心恢復法治。而且，為了在工會運動中保存有價值的東西，他們必須放棄那種長期以來指引它們的幻想。 只有重新遵循已經放棄的原則，我們才不會面臨失去自由的威脅。我們所需要的是改變經濟政策，因為在目前的情況下，這些戰術性決策似乎是為了滿足政府在接二連三的緊急情況中的短期需要，這只會使我們進一步陷入政府武斷控制各種局面的困境。這些追求相互矛盾目標的決策是一種權宜之計，其累積性效果一定會證明這些決策在戰略上是致命的。正如所有經濟政策問題一樣，工會問題不能通過對具體問題進行專門決策，而只能通過在所有領域自始至終運用一種能得到一致遵守的原則來得到令人滿意的解決結果。能使自由社會長盛不衰的，只有這樣一種原則：除了那種對所有人同等適用的一般抽象規則可以被強制執行之外，絕不允許有任何其他強制存在。 《自由憲章》，節選自第18章 [1] 此處是指《自由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第15章。——編者注 17.通貨膨脹——短期的權宜之計 雖然有少數人故意主張物價持續上漲，但目前存在的通貨膨脹偏見的主要根源是，人們普遍認為通貨緊縮（通貨膨脹的反面）是如此可怕。因此，為了安全起見，他們認為最好一直堅持通貨膨脹這個錯誤方向。但是，由於我們不知道如何保持物價完全穩定，而且也只能通過糾正物價向任何一個方向的微小變動來實現穩定，所以這種不惜一切代價避免通貨緊縮的決心必然會導致通貨膨脹的累積。此外，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往往是局域或局部現象，這些現象的發生是經濟資源重新分配機制的部分體現，這意味著，竭力使所有通貨緊縮不影響經濟中的主要領域必然會導致全面通貨膨脹。 吸毒般的通貨膨脹 然而，從長期來看，通貨緊縮真的比通貨膨脹更有害嗎？這一點值得懷疑。的確，人們有一種感覺，即通貨膨脹的危險要大得多，我們需要更小心地防範。在這兩個錯誤中，我們更容易犯通貨膨脹這個錯誤。其原因在於，溫和的通貨膨脹在其持續過程中通常是令人愉悅的，而通貨緊縮對人們來說則是立竿見影的劇痛。幾乎沒有必要對通貨緊縮採取任何預防措施，因為我們會在第一時間強烈感受到其危害。但是，在採取那些能馬上令人愉快或能臨時緩解困難的行動時，我們則有必要採取預防措施，因為我們只有在以後才會感覺到其中涉及的更大傷害。的確，人們經常把通貨膨脹和吸毒相比，但這兩者並不僅僅是在表面上相似。 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都通過引起意料之外的價格變化而產生其特有的影響，而且這兩種情況註定會使人們的預期落空兩次。第一次發生在價格高於或低於預期時，第二次則遲早會發生，因為這些價格變化是意料之中的，並且不再具有不可預見的影響。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區別在於，前者先有驚喜後有反應，而後者對商業的最初影響就是蕭條。然而，這兩者的影響都是自我逆轉的。在一段時間內，這兩種力量都傾向於自我強化，因此其價格的上漲速度超過預期的時間可能會延長。但除非價格走勢繼續朝著同一個方向加速，否則人們的預期必定會跟上它們。一旦發生這種情況，其影響的特徵就會改變。 通貨膨脹最初僅僅產生了一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更多的人獲得利潤，而且利潤通常比平時要大。每件事幾乎都能獲得成功，幾乎沒有失敗。事實一再證明，利潤比預期的要高，而且不計其數的投機活動都獲得了成功，這就在整體上營造了一種適合冒險的氛圍。即使那些沒有因價格突然上漲而獲得暴利就必須被迫破產的人，也能堅持下來，並使他們的雇員相信自己很快就會共享這全面的繁榮。然而，只有直到人們開始預期價格將繼續以同樣的速度上漲時，這種情況才會持續下去。一旦他們開始希望價格在這麼多個月的時間裡上漲這麼多個百分點，他們就會哄抬生產要素的價格（生產要素的價格決定了成本），使其達到與他們預期的未來價格相對應的水平。如果價格漲幅不超過預期，那麼利潤將恢復正常，盈利的比例也將下降。而且，由於在利潤異常豐厚的時期，許多本來要被迫改變投資方向的人都在繼續營業，所以虧損的比例將高於通常的水平。 因此，只有在沒有預見到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通貨膨脹的刺激才會發揮作用；一旦預見通貨膨脹，那麼只有使通貨膨脹率持續增加才能保持相同程度的繁榮。如果在這種情況下，物價漲幅低於預期，那麼其效果將與未預見的通貨緊縮相同。即使物價只是以普遍預期的幅度上升，也不會再產生額外的刺激，而是會使所有在臨時刺激持續期間被推遲調整的積壓問題顯露出來。為了保持最初的刺激效果，通貨膨脹必須以始終快於預期的速度繼續下去。 加速通貨膨脹 我們不能在這裡考慮所有的複雜因素，這些因素使我們永遠不能完美地對價格變化做出什麼預期，特別是不能使我們的長期預期和短期預期得到同等程度的調整。我們也不能討論這些因素對當前生產和投資的不同影響，這在全面考察產業波動時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只要知道以下兩點就足夠了：除非通貨膨脹率逐步加速，否則它的刺激作用就必然會停止；隨著通貨膨脹率的繼續加速，我們所面臨的事實是，我們的預期絕不可能和價格變化匹配，而且由此產生的某些不利後果會變得越來越嚴重。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所有商業決策所依據的會計方法只有在貨幣價值相當穩定的情況下才有意義。隨著價格的加速上漲，為所有商業計劃提供基礎的資本和成本核算方法將很快失去所有意義。實際成本、利潤或收入將很快不再由任何傳統或被普遍接受的方法來確定。而且，按照稅收原則，越來越多的稅收將被視為利潤；而實際上，僅僅是為了維持資本，這些利潤也本該用於再投資。 因此，通貨膨脹從來就只是一種暫時性的刺激，即使這種有益的效果也只能在某些人繼續被欺騙和某些人的預期不必要地落空的情況下才能持續。通貨膨脹的刺激作用源於它所產生的錯誤。通貨膨脹的特別危險之處在於，即使小劑量通貨膨脹的有害後遺症，也只能通過大劑量通貨膨脹清除。一旦通貨膨脹持續了一段時間，即使採取不讓其進一步加速的措施，也會難以避免地造成通貨緊縮的局面。一旦某些已經擴大的活動只能通過持續的通貨膨脹來維持，那麼這些活動的同步終止很可能會產生一種惡性的令人惶恐不安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某些收入的下降會導致其他收入的下降，等等。據我們所知，我們仍然有可能通過預防經常發生的通貨膨脹來阻止嚴重的經濟蕭條，但是一旦通貨膨脹開始，我們就幾乎沒有辦法治癒它了。不幸的是，當我們為蕭條憂心忡忡時，它早被大多數人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自由憲章》，330~333頁 18.通貨膨脹——短暫的欺騙 對於那種迫使當局做正確事情的機制，我當然不會去詆毀。隨著貨幣政策受公共財政因素影響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建立這種機制的理由也越來越充分；但是，如果我們誇大了它所能實現的目標，那麼它將削弱而非強化上述論點。不可否認的是，雖然我們可以限制自由裁量權，但我們永遠無法消除它。因此，在不可避免的自由裁量權範圍內可以做什麼不僅非常重要，而且甚至很可能在實踐中決定該機制能否被允許運行。 中央銀行的有限影響力 所有中央銀行都面臨一個基本的兩難境地，這就一定會使它們的政策必須涉及大量的自由裁量權。中央銀行只能對所有流通媒介進行間接的有限控制，它的權力主要基於在必要時不提供現金這種威脅。但與此同時，這種權力也被認為是一種責任，即在必要時絕不拒絕提供一定數額的現金。正是這個問題，而不是政策對價格或貨幣價值的總體影響，必然成為中央銀行行長日常行動的重點。這一任務要求中央銀行必須不斷地預先阻止或抵制信貸領域的發展，因為簡單的規則是不能提供足夠的指導的。 旨在影響物價和就業的措施也是類似的道理。這些措施必須更多地用於防患於未然，而不是在變化發生之後才用於糾正。如果一家中央銀行總是等到規則或機制迫使它採取行動時才採取行動，那麼由此產生的波動將遠遠大於其需要產生的波動。如果在它的自由裁量權範圍內，它所採取措施的方向與機制或規則隨後會強加於它的方向相反，那麼它可能會造成一種情況，即該機制不久將被允許運作。因此，最後即使貨幣當局的自由裁量權受到很大的限制，其結果也可能取決於貨幣當局在其自由裁量權範圍內所做的工作。 這在實踐中意味著，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別無選擇，我們只能通過規定貨幣政策的目標而不是具體行動來限制貨幣政策。當前的具體問題是，貨幣政策的目標應該是保持穩定的就業水平還是穩定的物價水平。在經過合理的解釋和適當考慮某一水平附近不可避免的小波動後，這兩個目標不一定是衝突的。其前提是貨幣穩定的要求被放在首位，而且經濟政策的其餘部分也要適應這些要求。但是，如果把「充分就業」作為主要目標，並把它解釋為（有時是這樣）可以通過貨幣手段在短期內創造的最大就業，衝突就會出現。這就是漸進式通貨膨脹。 我們是可以達成高水平的穩定就業的合理目標的，我們同樣也知道要如何追求某種穩定的綜合物價水平。從實際目的出發，對這一價格水平做出精確的定義可能並不十分重要，除非它應該涉及的不僅僅是最終產品（因為如果它涉及的僅僅是最終產品，那麼在技術迅速進步的時代，它可能仍會產生重大的通貨膨脹趨勢），而且它應該儘可能地以國際價格而不是當地價格為基礎。如果兩三個主要國家同時採取這種政策，那麼這種政策也應與穩定的匯率相協調。重要的一點是，貨幣當局不會允許價格波動超過一定的已知限度，甚至不允許價格接近使政策必須發生重大逆轉的位置。 通貨膨脹的微弱反對力量 雖然有些人明確主張持續的通貨膨脹，但這肯定不是因為大多數人想要通貨膨脹，所以我們才有可能會得到通貨膨脹。當有人指出「即使是每年3%這樣看似溫和的價格增長也意味著物價水平在每23年半就會翻一番，而與此同時，這意味著在一個人正常的工作年限內，物價水平幾乎會翻兩番」時，很少有人會願意接受這個事實。這種通貨膨脹會持續下去的危險與其說是由於那些故意鼓吹通貨膨脹的人強大，不如說是由於其反對者軟弱。為了阻止通貨膨脹發生，我們有必要讓公眾清楚地意識到我們可以做的事情以及不做這些事情的後果。大多數有能力的學者都認為，阻止通貨膨脹發生時所遭遇的困難僅僅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經濟上的。然而，幾乎沒有人相信貨幣當局有權力而且也有能力阻止通貨膨脹。有人信心十足地認為，貨幣政策將在短期內創造奇蹟，也有人悲觀沮喪地對其長期效果頻頻搖頭。 有兩點，不管我們怎樣強調都不過分：第一，除非我們制止通貨膨脹的趨勢，否則我們將無法阻止那種越來越朝著國家控制方向發展的形勢；第二，任何持續上漲的物價都是危險的，因為一旦我們開始依賴於它的刺激作用，我們就會毫無選擇地走上這樣一條道路，即一方面是更多的通貨膨脹，另一方面是為我們的錯誤付出經濟衰退或蕭條的代價。即使是非常溫和的通貨膨脹，它也是危險的，因為它會使那些負責政策的人束手束腳，以致造成這樣一種局面，即每當出現問題時，稍微提高通貨膨脹便似乎是唯一的出路。 我們沒有足夠的篇幅討論個人為保護自己不受通貨膨脹影響而採取的各種措施，如浮動合同。這些措施不僅經常使通貨膨脹的過程自我加速，而且還增加了維持其刺激作用所必需的通貨膨脹率。那麼，就讓我們簡單地指出以下問題吧。通貨膨脹使中等收入的人越來越不可能依靠自己養老；它不鼓勵儲蓄，鼓勵人們負債；通過摧毀中產階級，它在赤貧者和富人之間製造了危險的鴻溝。這些特點是經歷了長期通貨膨脹的社會的典型表現，也是這些社會如此緊張的根源。更糟糕的也許是那更廣泛的心理影響，即在廣大人民中蔓延的那種無視長期觀點和只關心眼前利益的精神現象，已經在公共政策中占據了主導地位。 通貨膨脹政策通常是由那些希望政府加強控制的人倡導的，這並非偶然——儘管不幸的是，並非只有他們這麼希望。通貨膨脹使人們變得越來越依賴政府，從而也使人們要求政府採取越來越多的行動，這對社會主義者可能是有利的論據。然而，那些希望繼續享有自由的人應該認識到，在那種惡性循環中，通貨膨脹可能是唯一最重要的因素。基於這個原因，所有那些希望停止政府控制的人應該把他們的精力集中在貨幣政策上。沒有什麼比以下這個事實更令人沮喪的了，即那麼多才華橫溢和見多識廣的人士在其他方面捍衛自由，然而他們卻被擴張主義政策的眼前利益誘惑，去支持從長遠來看必然會摧毀自由社會基礎的東西。 《自由憲章》，336~3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