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的尾巴 · 第五章 重申主題

19.對凱恩斯的個人回憶 即使對那些了解凱恩斯，但無法接受他的貨幣理論，以及認為他的言論時不時就有些不負責任的人來說，凱恩斯的個人魅力仍然讓人刻骨銘心。特別是對我們這一代人（他比我年長16歲）來說，早在他成為真正的經濟理論家之前，他就是一位英雄。那個毫不畏懼對1919年和平條約中的經濟條款提出反對意見的人，不正是他嗎？我們欣賞他那些文采四溢的著作，因為這些著作直言不諱，思想獨立，儘管一些年長而敏銳的思想家立刻指出了他論點中的某些理論缺陷。我們這些有幸與他交往的人，很快就被他的能言善辯深深吸引。他既博學多才，又有迷人的嗓音。 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倫敦，那是在1928年於商業周期研究所舉辦的一次會議上。雖然我們第一次就利息理論的某些方面爭論不止，但從那以後我們就一直是朋友。儘管我們很少在經濟學上達成一致，但是我們依然有很多共同興趣。他的言談舉止有些讓人望而生畏，因為他會盛氣凌人地不顧年輕人的反對意見。但是，如果一個人對他毫不低頭，那麼即使這人與他意見不一致，他以後也會永遠尊重這個人。1931年，在我從維也納搬到倫敦後，我們便經常通信，並時不時面對面地交流。 凱恩斯改變思想 我曾答應《經濟學雜誌》，對他剛出版的《貨幣論》（Treatise on Money）予以評論。為此，我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寫了兩篇長文。對於第一篇，他的回應是對我的《物價與生產》的反擊。我認為，我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駁倒了他的理論體系（基本上體現在第一卷中），儘管我對這部著作第二卷中包含的許多深刻但不系統的見解非常欽佩。所有這些努力似乎都白費了，這讓我非常失望，因為在我的第二篇文章發布時，他告訴我，他已經改變了想法，不再相信他在那篇文章中所說的話。 當他那本現今已經聞名全球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的時候，我不予置評，這就是其中的一個原因——我後來為此自責不已。我擔心，在我還沒完成我的論證之前，他就會再次改變想法。儘管他稱它為「通用」理論，但在我看來，它顯然是一部體現時代的著作，並受到他所認為的在政策上的貨幣需要的制約。然而，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雖然我當時只是模糊地注意到這個原因，但當我現在回想起來時，這個原因卻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我對那本書的不同意見與其說是來自其分析中的任何細節，不如說是來自整個著作所遵循的一般方法。真正的問題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宏觀分析的有效性。我現在覺得，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主要意義將會顯現出來——在促進宏觀經濟學的崛起和微觀經濟學理論的暫時衰落方面，它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沒有任何其他著作能與之相提並論。 博學多才 事實上，儘管凱恩斯喜歡擺出一副能未卜先知但沒有什麼人聽得進去的預言家模樣，但他對自己的說服力還是非常有信心的，他相信自己能像演奏樂器的演奏家一樣影響公眾輿論。就天賦和氣質而言，與其說他是專家或學者，不如說他是藝術家和政治家。他雖然天賦異稟，但他的思想既受純粹理性因素的影響，又受審美和直覺的影響。對他來說，學習知識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他有著無與倫比的記憶力。但是，他的直覺使他在證明結論之前就確信這些結論，並使他以截然不同的理論論據來為同樣的政策辯護，這使他對通常用來促進知識發展的緩慢而艱苦的智力工作失去了耐心。 凱恩斯是如此多才多藝，以至別人在評價他時，認為他那既錯誤又危險的經濟學似乎只是一件無足輕重的事。如果你考慮一下他在經濟學上投入的時間和精力有多麼少，那麼他對經濟學的影響以及他作為經濟學家被人銘記的事實，既是奇蹟，又是悲劇。即使他從未寫過經濟學方面的東西，他也被所有認識他的人當作一位偉人銘記著。 我無法根據自己所知道的情況表明：在凱恩斯生命的最後五六年里（那時，他已經身體抱恙），在他為自己的國家做貢獻時，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公共服務。然而，正是在那些年裡，我比較全方位地認識了他，對他有了相當深入的了解。戰爭爆發時，倫敦經濟學院搬到了劍橋，當1940年我必須在劍橋久居時，他在他的學院為我找到了住處。周末，他竭盡所能地在劍橋尋找安靜的地方。我經常見到他，對他的了解也不僅僅限於工作。也許是因為他想從繁重的工作中解脫出來，抑或是因為他所有的公務都是秘密進行的，所以他所有的其他興趣都表現得很明顯。雖然他在戰前減少了與商界的聯繫，放棄了學院工資，但他在公務之外仍積極追求自己的興趣和活動，而這些是會耗盡其他大多數人的全部精力的。他對藝術、文學和科學的關注與平時一樣多，而且他那強烈的個人喜好和反感總是顯露無遺。 我特別記得一件事，在我看來，這件事尤其具有代表性。戰爭結束了，凱恩斯剛剛完成一項政府使命，又要去華盛頓處理一件特別重要的事情，人們會認為這件事耗盡了他所有的精力。然而，那天晚上，他向我們一行人詳細介紹了美國伊麗莎白時代的藏書情況，似乎他此行的唯一目的就是研究這些藏書。他本人就是這一領域的傑出收藏家，他收藏了這個時代的大量手稿和繪畫。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他的智識興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審美偏好決定的。這種情況不僅適用於其他領域，也適用於文學和歷史。他覺得16世紀和17世紀是魅力無窮的，至少在他感興趣的知識方面，他是一個專家。但他非常不喜歡19世紀，偶爾會表現出對19世紀經濟史的無知，甚至都不了解那讓經濟學家都感到驚訝的經濟史。 在這篇短文中，我甚至無法勾勒出指導凱恩斯思想的一般哲學和生活大綱。這是一項尚未開始的任務，因為在這一點上，羅伊·哈羅德（Roy Harrod）爵士那本既聰明過人又極為坦率的傳記是遠遠不夠的——或許是因為他毫無保留地認同並理所當然地接受了主導凱恩斯那代人的獨特的理性主義。對於那些想要了解更多這方面知識的人，我強烈建議你們讀一讀凱恩斯自己的文章《我的早期信仰》（My Early Beliefs），這是在一本名為《回憶錄》（Two Memoirs）的小書中發表的。 最後，我想簡單談一談凱恩斯理論的未來。也許從我已經說過的話可以明顯地看出，我相信，凱恩斯理論的未來不取決於將來人們如何討論他的特殊定理，而是取決於將來人們如何發展社會科學的正確方法。凱恩斯理論只會作為一種普遍方法的最突出和最有影響力的例子出現，而這種方法的哲學論證似乎是漏洞百出的。儘管它依賴於明顯可測量的量度，乍一看比舊的微觀理論更科學；但在我看來，它獲得的這種偽精確性是以忽視真正支配經濟體系的各種關係為代價的。即使微觀經濟學的框架不能實現宏觀經濟學所追求的定量預測，但我相信，通過學著讓自己對微觀經濟學那更溫和的目標感到滿意，我們起碼會對複雜經濟生活秩序的運作原理更加瞭然於心，而宏觀理論那必須對問題做出的武斷簡化卻幾乎會掩蓋全部的重要真相。我大膽預測，一旦我們解決了這個方法問題，「凱恩斯革命」就將作為一個插曲出現。在這個插曲中，正確科學方法中的錯誤觀念導致許多重要見解暫時消失，這些重要見解是我們已經擁有的，而且我們終將痛苦地重新獲得它們。 節選自《關於凱恩斯和「凱恩斯革命」的個人回憶》（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Keynes &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20.加拉加斯會議評議 20年前，我對布雷頓森林體系感到非常失望，這使我對貨幣問題失去了興趣。我原以為這種制度很快就會被棄如敝屣，但我錯了。它的主要創新之處是，將恢復國際收支平衡的責任強加給債權國。這在20世紀30年代的通貨緊縮時期是合理的，但在通貨膨脹時期就不合理了。現在，我們所經歷的繁榮是由通貨膨脹帶來的，它的延續取決於持續不斷的通貨膨脹。如果物價上漲低於預期，經濟就會走向蕭條。我原以為10年的時間就足以讓我們面臨日益嚴峻的形勢，然而，25年後，我們才進入由減緩通貨膨脹導致的經濟衰退階段。當下，我們就是在抓著老虎的尾巴：這種通貨膨脹還能持續多久呢？如果我們不再抓住（通貨膨脹的）老虎的尾巴，老虎就會把我們吃掉。然而，如果老虎跑得越來越快，我們誓死要抓住老虎的尾巴，那麼我們還是會被它拖死！在這裡，我慶幸自己不會看到最後的結果…… （哈耶克在加拉加斯舉行的朝聖山學社會議上的論文評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