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的尾巴 · 第二章 忽略與貨幣方面相關的實際情況

7.凱恩斯對稀缺的忽視 當我們談到投資的增加時，對於這裡所表達的東西的確切含義，我們需要深思熟慮。嚴格地說，如果我們從一個初始的均衡位置開始，這個位置不包含未使用的資源，那麼投資的增加應該總是意味著將投入從較近日期的消費品生產轉移到較遠日期的消費品生產，投資的減少則相反。但是，如果我們假定這種從一種生產向另一種生產的投入轉移是相伴而生的，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是由貨幣總開支的變化引起的，我們就不能同時假定物價將保持不變。然而，為了我們當下的目的，堅持這樣一種嚴格的均衡假設，既沒有必要性，又沒有可取性。無論如何，既然我們在上一章討論了投資需求增長的影響效應，我們便沒有理由不做出假設，即這些額外投入是以前沒有的，因此投資的增加意味著各種資源使用率的相應提高，而物價並不會上升，消費品的生產也不會降低。這一假設僅僅意味著已經有一定有限數量的各種資源被利用了，但不是以當前的價格購買的。然而，在現有的價格下，一旦需求上升，這些資源就會被利用。由於這類資源的數量總是有限的，所以做出這一假設的後果將是，我們必須區分投資和收入的增加在各種未使用的資源都可以被利用時所產生的影響，以及在各種資源相繼變得稀少而其價格開始上漲時所產生的影響。 投資需求與收入 我們在上一章開始討論的最初變化（某項發明導致了對資本的新需求）意味著在給定的價格下，相對於現有的利潤率，新工藝的生產成本與產品價格之間的差額將會更大，比如原產量的邊際利潤率將會上升。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最先的結果是投資會增加，邊際利潤率會下降，而且在通過投資而獲得的更高利潤把持有減少的現金餘額的邊際單位的願望再次消除之前，現金餘額將減少。如果投資沒有增加，那麼新的利潤率將介於舊的利潤率和更高的利潤率之間。但是，由於這些額外的投資是由閒置餘額中釋放出來的資金提供的，所以收入將會增加。因此，儘管人們對消費品的需求不大可能達到最大程度（因為一些額外的收入可能會被存起來），但其需求仍會增加。 如果我們假設，在所有生產階段，未使用的可獲得資源不僅以生產要素的形式存在，而且以消費品的形式存在，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對消費品需求的增加在一段時間內只會導致銷售數量的增加，而不會引起價格的上漲。這種以一定價格出售的產出數量的增加，將進一步提高投資需求，或者更確切地說，會使我們的回報曲線在不改變形狀的情況下向右平移。在任何給定的利率下，那些看起來有利可圖的借款和投資金額將相應增加。這反過來又意味著，雖然更多的貨幣將從閒置餘額中釋放出來，但利率和利潤率將進一步提高。由於這一過程將進一步提高收入水平，這種增加的過程將會重複。也就是說，每一次消費品需求的進一步增加將導致投資的進一步增加和利潤率的進一步提高。但在這一過程的每個階段，都會有一部分額外收入被儲蓄起來。隨著利率的上升，需求的任何增長都會導致相應的投資減少（或者，什麼是真正相同的現象，只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看，投資需求的不斷增長將導致越來越少的資金從閒置餘額中釋放出來）。因此，這個過程將逐漸放緩，最終則會停止。 收益率的最終位置 在這個最終均衡中，利率會固定在哪裡呢？如果我們假設貨幣的數量保持不變，那麼很明顯，利率將高於最初變化發生前的利率，甚至高於那稍高的受到了影響的利率——其在變化發生後立即發揮決定性作用，因為我們所考慮的每一次變化過程都會讓利率提高一點。但是，根據我們目前的假設，如果可投資資金的供應完全沒有彈性，利率上升到它在開始時應該上升的位置就是違背常理的（即使在這一過程結束時也是如此）。因此，在我們考慮過的條件下，把貨幣從閒置餘額中釋放出來（當然，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貨幣數量的增加）會使利潤率和利率保持在更低的水平（與利潤率和利率在沒有這樣的貨幣變化情況時會上升的水平相比）。 然而，我們需要非常清晰地闡明，我們的哪些假設導致了這個令人驚訝的結果。我們已經假定，不僅純投入的供應是無限彈性的，而且最終產品、中間產品以及各種工具的供應都是無限彈性的。因此，每一種需求的增加都可以得到滿足，而不涉及任何價格的上漲。換句話說，增加投資（或者我們應該說增加產出）是可能的，但無須以整個社會甚至任何個人減少消費為代價，從而為現在就業的新增人口提供收入。或者，換句話說，我們一直在考慮這樣一種經濟體制，這種經濟體制不僅包括永久資源，而且包括各種非永久資源，即各種形式的資本都不是稀缺的。如果有這麼多未使用的可用資本儲備，資本的價格就沒有理由上漲。如果資本以各種形式大量存在，它根本就沒有價格可言。在這樣一個世界裡，利息的存在確實只是由於貨幣的稀缺，雖然貨幣也不是絕對意義上的稀缺——只有在與人們假定要堅持的給定價格相比時，它才會稀缺。通過對貨幣數量的適當調整，在這種制度下，利率實際上可以降低到任何水平。 凱恩斯先生的富足經濟學 現在，在這種情況下，包括所有中間產品在內的各種資源都有充足的未使用儲備，這種情況有時可能在大蕭條最嚴重的時候出現。但這肯定不是一個聲稱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理論所依據的正常立場。然而，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所描述的正是這樣一個世界。近年來，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在經濟學家乃至更廣泛的公眾中引起了大量的騷動和迷惑。儘管技術官僚和其他相信我們的經濟體系擁有無限生產能力的人似乎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實際上，凱恩斯帶給我們的是他長期以來一直在呼籲的富足經濟學。或者，更確切地說，凱恩斯呈現給我們的是一個假設在實際生活中沒有稀缺存在的經濟學體系，而且我們需要關注的唯一稀缺是人們決定不以某種任意確定的價格出售其服務和產品而造成的人為稀缺。這些價格是不能被解釋的，我們只能簡單地假定其保持在歷史水平，除非在罕見的時刻——資源接近被「完全使用」，或者不同的商品開始接二連三地變得稀缺且其價格開始上漲。 如果說經濟生活中有一個公認的事實，那麼這個事實就是，大多數重要原材料和幾乎所有食品的批發價格都在不斷變化，甚至每小時都在變化。但凱恩斯先生的擁躉對其理論留下的印象是，這些價格波動完全是沒有動機的、無關緊要的，除非在繁榮接近尾聲時，稀缺作為一個明顯的例外而被重新納入「瓶頸」分析的範疇。不僅決定各種商品相對價格的要素被系統性地忽視了，而且有人明確指出，除了純粹的貨幣要素被認為是利率的唯一決定因素外，大多數商品的價格都不起決定作用。雖然這只在凱恩斯先生使用的特殊狹義的固定資產（耐用品和證券）中被明文規定，但同樣的推理也適用於所有生產要素。就一般的「資產」而言，《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整個論據都基於這樣一種假設：商品的產量僅由實際要素決定（由給定的產品價格決定），而且它們的價格只能通過在一個完全由貨幣要素決定的給定利率下的資本收益來確定。如果這一論點是正確的，那麼很明顯，它將擴展到所有生產要素的價格，而這些生產要素的價格並不是由壟斷者任意確定的，因為它們的價格必須等於它們對產品的貢獻價值減去它們被投入的時間間隔的利息。也就是說，成本和價格之間的差異將不是資本需求的來源，資本需求是由完全依賴貨幣影響的利率單方面決定的。 稀缺的基本重要性 我們不需要對這一論點做進一步的研究，就可以看出它會導致相互矛盾的結論。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以前也考慮過由於發明而增加的投資需求。如果沒有生產要素價格的獨立決定要素，即它們的稀缺，那麼要恢複利潤和利息相等的這樣的機制將是不可想像的。因為如果這些要素的價格直接取決於給定的利率，利潤的增長就不會出現，投資的擴大也不會出現，因為價格會自動形成，以使利潤率等於給定的利率。或者，如果最初的價格被認為是不可改變的，並且我們假定在這些價格下可以獲得無限的要素供應，那麼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把增加的利潤率降低到利率不變的水平。因此，很明顯，如果我們想了解決定成本和價格之間關係的機制，進而了解利潤率，我們就必須注意各種資本財貨和其他生產要素的相對稀缺，因為正是這種稀缺決定了它們的價格。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對某些商品的需求增加可能會引起供應增加，而價格卻不會上漲，但是為了達到研究目的而假設大多數商品都是稀缺的，從整體上來說是行之有效且貼合實際的，因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任何需求的增長都會導致價格的上漲。我們必須把與未使用的資源問題相關的思考，留給那些專門研究動態問題的研究者。 不幸的是，自凱恩斯先生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發表以來，人們對這個問題一直感到困惑。因此，我們有必要進行這種批判性的考察。 《資本的純粹理論》（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370~376頁 8.實際要素的重要性 在結束目前的討論前，我們將再次強調這樣一個事實，即雖然貨幣的影響在短期內可能會使實際要素本來要引起的趨勢延遲，使其無法自行發揮作用，甚至可能暫時扭轉這些趨勢，但最終將是實際資源相對於需求的稀缺決定哪種投資以及多少投資是有利可圖的。指導生產的基本事實，即資本的稀缺，所表現出來的是投入價格與產出價格的關係，而這又取決於收入中用於消費品的比例與所賺收入來自當前生產的消費品的比例的關係。這些比例不能隨貨幣流通的調整而隨意改變，因為它們一方面取決於現存各種商品的實際數量，另一方面又取決於人們在消費和儲蓄之間分配收入的方式。這些要素都不能被貨幣政策刻意改變。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任何貨幣手段上的延誤都是由實際變化引起的必要調整造成的，它只能進一步強化這些實際變化。而且，首先使利率向某個方向偏轉的任何純粹的貨幣變化必然會產生某種最終使利率向相反方向變化的力量。 儲蓄率的意義 因此，最終是儲蓄率決定了能夠成功進行的投資上限。但是，儲蓄率的影響並不直接作用於利率或可投資資金的供應，而後者總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貨幣要素的影響。它的主要影響是對可投資資金需求的影響，在這個方面，它的運作與整個消費不足理論所假定的相反。儲蓄率的變化將通過投資需求來影響投資量。同樣，通過投資需求，如果貨幣的影響導致投資與儲蓄不同步，均衡就會被重建。 如果在整個討論過程中，我們很少有機會明確提及儲蓄率，那麼這是源於這樣一個事實：不管儲蓄率是多少，我們所考慮的影響都會發生（只要儲蓄率是一個給定的量，以及為了重建那打亂了的均衡，儲蓄率不會自發地改變）。當收入因投資增加時，如果要使分析具有適用性，那麼在任何一段時間用於購買消費品的額外收入的份額應該大於在同一時期新增投資與消費品產出的比例。當然，我們沒有理由對新收入的一小部分會被存起來而抱有過高期望（而且肯定不會有那麼多的新投資），因為這意味著幾乎所有從新投資中獲得的收入都要被存起來。 各種商品和服務的相對價格，以及因此在這個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利潤率，總是由對各種商品的貨幣需求和這些商品的供應決定的。除非我們研究了這些限制不同類型商品供應的要素，特別是我們假設，正如凱恩斯先生所做的一樣，它們實際上被無窮無盡地自由複製，而且沒有任何明顯的時間間隔，否則我們一定會對這些指導生產的要素一無所知。在長期均衡中，利潤率和利率將取決於人們希望使用多少資源來滿足當前需求，以及他們願意儲蓄和投資的數量。但在較短的時間內，現有的消費品和資本財貨的數量和種類必須被認為是固定的，而且在消費品的收入比例與以消費品形式存在的資源比例之間的關係方面，利潤率將既不那麼依賴於實際資本的絕對數量（不管如何衡量），也不那麼依賴於儲蓄率的絕對大小。因此，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資本積累和高儲蓄率後，如果企業家試圖籌集一定量的資本，但儲蓄率不夠大，或者消費者對商品的需求高於供給，那麼利潤率和利率很可能比以前高。而且，出於同樣的原因，在一個有大量資本和高儲蓄率的富裕之地，其利率和利潤率可能要高於在其他方面相似卻只有少量資本和低儲蓄率的地方。 《資本的純粹理論》，393~396頁 9.短期危險 實際要素的重要性在今天的討論中被人們不斷忽視。但是，即使不進一步討論貨幣在這方面所起的作用，我們也當然有權根據我們已經闡明的情況得出結論，即與今天人們普遍所認為的相比，我們希望通過控制貨幣來隨意塑造事件的程度要有限得多，貨幣政策的使用範圍要嚴格得多。正如一些作者所認為的那樣，我們不能通過玩弄貨幣工具隨心所欲地對待經濟體系。在任何情況下，實際上總會有一種貨幣政策，這種貨幣政策不會產生失衡效應，因而最終會扭轉其短期影響。要確切地了解這種政策的含義是極其困難的（即使不是不可能），但這不會改變一個事實，即除非我們不僅了解貨幣政策，而且更重要的是，也了解起作用的真正要素，否則我們絕對不能指望採取這種理想的政策。我們幾乎沒有理由相信：一個擁有現代複雜信貸結構的體系，如果沒有對貨幣機制的某種刻意控制，將會永遠順利運轉。因為貨幣本身的性質決定了它在價格機制的自我平衡架構中是一種鬆散聯結（loose joint），而這種鬆散聯結必然會阻礙貨幣的運行——鬆散聯結的阻礙越大，貨幣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就越大。但是，這樣一種鬆散聯結的存在並不能成為把注意力集中在這個鬆散聯結而忽略價格機制其他部分的理由，更不必說要竭盡所能地利用鬆散聯結所允許的作為經濟必要條件的短暫自由。相反，任何成功的貨幣政策的目標都必須是儘可能地減少那具有自我修正力的價格機制中的鬆散，從而使修正能更迅速地發生，以減弱以後那種必然會發生的更加激烈的反應。然而，對於這一點，理解潛在的實際力量甚至比理解貨幣的表面更為重要，因為這個表面不僅只是潛藏於冰山之下，而且經常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破壞潛在的機制。所有這一切並不是要真的否認貨幣政策的使用範圍在非常短的時期內非常廣泛。但問題不在於我們能做什麼，而在於我們在短期內應該做什麼。在這一點上，最近幾年出現了一種十分有害的學說，我們給出的解釋只能是，這種學說完全忽視了或完全不了解真正起作用的力量。一種在任何時候都以貨幣政策的極佳短期效果為目標的政策已被大肆宣揚，這完全是在無視這樣一個事實，即從長遠來看，那種短期內盡善盡美的政策可能是極為有害的，因為近在眼前的短期政策的間接和緩慢影響形成了遠在未來的短期政策的條件，並限制了這種政策的自由。 經濟學家職責的背叛 我不禁想到，人們的注意力越來越集中在短期效應上——這種情況就相當於把注意力集中在純粹的貨幣要素上，這不僅是一個嚴重而危險的智識錯誤，而且是對經濟學家主要職責的背叛，是對我們文明的嚴重威脅。在理解決定業務日常變化的力量方面，經濟學家對於實幹家不怎麼理解的東西也許給不了什麼建議。然而，人們過去常常認為，經濟學家的特別職責是研究和強調那些容易被未受過訓練的人忽視的長期影響，並把對更直接影響的關注留給那些實幹家，因為實幹家無論如何只能看到直接影響，而看不到其他。兩百多年來，經濟思想持續發展的目標和影響在本質上是要引導我們遠離並「落後」於那越來越膚淺的貨幣機制，並發掘出指導長期發展的真正力量。我不願否認，把「實際」與貨幣方面的問題區別開來可能有些矯枉過正了，但當人們還不了解價格機制的整個運作過程，並且只對不同的資金流在給定的價格下對商品和服務供應所產生的影響感興趣時，這並不能成為當下形勢已把我們帶回經濟學的前科學階段的理由。凱恩斯發現重商主義的詮釋者和天賦異稟的業餘愛好者都預見了他的觀點，這並不奇怪：對表面現象的關注一直是我們研究這一課題的科學方法的第一階段。但是，令人震驚的是，在對那些長期決定價格和生產的力量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後，人們如今卻要求我們廢除它，取而代之的是一門上升到了科學高度的屬於商人的短視哲學。難道我們不是因為被告知「既然從長遠來看，我們都會死去」，而使政策應該完全以短期考慮為導向嗎？讓我擔心的是，這些信奉「哪怕洪水滔天」原則的人可能會在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之前，就看到了自己不想看到的洪水。 《資本的純粹理論》，407~4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