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的尾巴 · 第一章 總量的誤用

1.通貨膨脹 當通脹主義那更為原始的形式在今天被充分證明是一種胡言亂語，且對不久的將來不會造成多大的傷害時，當代的經濟思想卻深受一種更微妙的通脹主義影響，以至我們不得不擔心，在一段時間內，我們仍將不得不承受對通貨和信貸進行干預的大量危險後果。我相信，人們在這一領域所普遍接受的一些學說根本就沒有什麼依據，這些學說只不過是他們把一般的個人經驗（人們需要的是更多的貨幣）不加批判地用於社會問題的產物而已。 《物價與生產》（Prices and Production），第一版前言 2.宏觀總量與微觀決策之間沒有因果關係 我不僅控訴改頭換面的（數量）理論不恰當地篡奪了貨幣理論的中心地位，而且控訴它所衍生的觀點大大阻礙了貨幣理論的進一步發展。目前的貨幣理論從一般經濟理論的主體中被孤立出來並不是這一特定理論最有害的影響，因為只要我們使用不同的方法將價值解釋成不受貨幣影響的理所應當的東西，以及解釋貨幣對價格的影響，我們就不可能有別的理論。我們所做的不過是在貨幣總量、所有價格的總體水平，或許還有生產總量之間建立直接的因果關係，因為這些度量值本身不會對個人的決策產生影響，但是非貨幣經濟理論的主要命題卻是建立在對個人決策知識的假設之上的。無論我們對經濟現象的理解是怎樣的，我們都要歸功於這種「個人主義」方法。現代「主觀」理論在其一貫的應用上已經超越了古典學派，這可能就是它運用在教學上的主要優勢。 因此，如果貨幣理論仍然試圖在總量和一般平均數之間建立因果關係，那麼這便意味著貨幣理論在總體上落後於經濟學的發展。事實上，總量和平均數都不是相互作用的，我們永遠不可能在它們之間建立必要的因果關係，就像我們不可能在個別現象和個別價格等之間建立必要的因果關係一樣。我甚至會斷言，從經濟學理論的本質來看，平均數永遠不能成為其推理中的一環。 《物價與生產》，3~5頁 3.「某種」價格水平的謬論 很明顯，在這種情況下，關於國家貨幣體系的論點不能建立在國家貨幣的任何特性上，它必須建立在一種假設上，即國內的各種價格（尤其是各種工資）存在著特別密切的聯繫，這種聯繫使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與國外的各種價格一起上下波動。為了避免「國家作為一個整體」不得不提高或降低各種價格這樣的必要性，這種假設經常被認為是應該調整該國的貨幣數量，以保持國內的「一般價格水平」穩定的充分理由。我還不想討論這一點。我將在後面指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一種錯覺，而這種錯覺建立在價格變動的統計方法通常是為這些國家制定的偶然事件上。在各種價格（特別是工資）普遍向下調整確實存在困難的情況下，這些國家提出的補救措施將比疾病本身更糟糕。 《貨幣民族主義與國際穩定》（Monetary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第7頁 4.經濟體系跨越國界 最重要的一點是，最初變化所導致的工資和物價的變化將直接或間接地取決於某一特定要素或服務的價值，取決於需求發生的特定變化，而不是取決於它是在同一「通貨區域」的內部還是外部。如果我們把貨幣收入的一系列連續變化描繪成一個個單鏈（這些變化將隨需求的最初變化而變化），並暫時忽略每一個環節將出現的連續後果，我們就能更清楚地看到這一點。這樣的鏈條可能很快就會指向另一個國家，也可能會先在國內經過許多環節的醞釀。但是，國內的每個個體是否會受到影響則取決於他是否是特定鏈中的一環，也就是說，他在多大程度上是直接為那些收入首先受到影響的個人或公司服務的，而不僅僅是他是否與那些個人或公司在同一個國家。事實上，這幅鏈條圖清楚地表明，大多數人在同一個國家經過的環節最終會比他們最初所在的國家少，這並不是不可能的事。只有當他們相遇的時候，他們才會結束彼此的行程（這不僅發生在相同的國家裡，而且發生在相同的個人或公司身上），從而最終相抵。這意味著，由於在B國，從A國到B國的貨幣轉移數量實際上比在A國國內的更大，因而有必要對個人收入和價格（而不是其總額）進行削減。 關於價格和收入的誤導性概念 毫無疑問，這幅鏈條圖是非常不現實的，因為它沒有考慮連鎖效應將產生的無限後果。但即便如此，我認為，它也應該清楚地表明，就國家的價格和收入而言，這種論點是多麼膚淺和具有誤導性，就好像它們必然會步調一致，甚至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一樣。受到影響的將是特定的個人或公司、特定產業的價格與收入，而且其影響與隨著不同產業或地區之間需求變化而產生的影響不會有本質的不同。 當然，這個問題與我討論的貨幣體系所構成的問題是一樣的，即一個國家的價格和收入之間，尤其是工資之間，是否存在一種特別緊密的一致性，這個問題往往使一個國家的貨幣體系在整體上相對地向外部的價格結構靠攏。正如我當時所指出的，我無法在之後更全面地處理這個問題。但是，我認為，現在有兩點已經很清楚了，這對了解我們正在討論的同質國際通貨與我不久後將要開始研究的混合制度之間的差異是很重要的。 首先，「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這兩個術語是否能在某種意義上恰如其分地與這些區域或國家的貨幣轉移情況吻合呢？這一點已經很值得懷疑。當然，如果我們把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定義為在一個特定地區內貨幣數量或價格水平的變化，那麼這兩個術語自然便與該區域的貨幣轉移情況吻合。但是，如果封閉系統中貨幣數量的變化也與地區之間的貨幣重新分配吻合，那麼我們所能揭示的後果是否會隨之發生也是難以預料的。尤其要強調的是，認為一個地區內貨幣數量的變化只會導致相對價格的暫時變化是毫無道理的，因為在現實的通貨膨脹中，其內在機制最終會逆轉這些相對價格的暫時變化，而這種變化會導致生產走向歧路。 《貨幣民族主義與國際穩定》，21~24頁 5.「國家」穩定價格的危險 事實上，如果我們採取某種更現實的觀點，那麼我們幾乎可以肯定會發生什麼。一方面，由於國際需求的變化，一些價格將趨於下降，價格水平將保持穩定；另一方面，受益於同樣的需求變化的國家則肯定會允許價格上升。如果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按照這一原則行事，我們就不難看出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只有在其價格相對於世界其他地區往往下跌到最低的地區，價格才會穩定，而所有進一步的調整都是由所有其他國家價格的相應上漲帶來的。如果世界被分割成相當多的非常小的相互獨立的通貨區，那麼毫無疑問，由此引起的通貨膨脹的可能性會非常大。而且，如果這一原則被採納，那麼它為什麼還被局限於特定國家地區的平均價格呢？認為任何一種商品的價格都不應該下跌，認為這個世界上的貨幣數量應該受到嚴格的管制（以使這種商品的價格保持穩定，因為與其他所有商品的價格相比，它的價格會下降到最低），認為所有其他商品的價格將按比例向上調整，難道這些觀點不是同樣合乎情理嗎？我們只需記住幾年前橡膠價格的變化，就能明白這樣的政策將如何逾越哪怕是最狂熱的通脹論者的意願。也許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是，我們一旦採納了這一原則，就很難看出它是如何被限制在「合理」限度之內的，也很難說清楚「合理」限度是什麼。 但是，讓我們忽略這樣一種實際的不可能性：在實行穩定政策的國家，其結果將是匯率穩定，物價上升；在這種情況下，還有一些國家的價格水平將下降。讓我們假設，在那些受益於需求增加的國家，其他商品的價格實際上是下降的（以保持國家價格水平的穩定）；而在那些需求減少的國家，情況則相反。那麼，這種國家穩定政策的理由和意義是什麼呢？ 沒有予以討論過的理論案例 如今，不管在哪裡，關於國家穩定價格，人們都很難找到經過明確闡述的理論依據。人們通常理所當然地認為，任何一種可取的政策如果適用於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個封閉的系統中，就一定能取得同樣的效果。因此，在繼續研究這種分析的正當性之前，我們最好先找出使這一觀點引人注目的歷史原因。毫無疑問，它的異軍突起與1925年至1931年英國貨幣政策的特殊困難密切相關。在戰後實行金本位的相對較短的6年時間裡，英國遭受了被稱為「英鎊高估」的痛苦。早在100年前，由於反對所有正統經濟學的教導，李嘉圖就明確表示自己「永遠不建議政府恢復某種通貨，因為其票面價值貶值了30%」。1925年，英國的通貨已恢復到以前的黃金價值。因此，為了恢復均衡，我們必須按英鎊升值的比例降低所有價格和成本。眾所周知，尤其因為降低貨幣工資是一件難如登天的事情，所以這個過程就是一段令人痛徹心扉的漫漫長路，它使英國與經濟繁榮失之交臂（那次經濟繁榮導致了1929年的經濟危機）。最終，它的結果被證明不足以確保維持恢復的平價。但是，所有這一切並不是因為需求條件的最初變化，也不取決於在穩定匯率下可能影響一國情況的任何因素，而是英鎊外部價值變化的結果。這並不是說，在給定匯率的情況下，作為一個整體的國家價格或成本結構與世界其他地區失去了平衡；而是說，匯率的變化突然打亂了國內外所有價格的關係。 相對價格和成本結構 然而，這段經歷使許多英國經濟學家對國家價格與成本，尤其是工資水平之間的關係產生了一種奇怪的先入之見。他們似乎順理成章地認為：一般來說，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價格和成本結構，作為一個整體的國家價格和成本結構應該有必要做出改變。這種傾向得到了流行的關於平均數的偽數量經濟學的有力支持，其論據包括國家的「價格水平」「購買力平價」「貿易條件」「乘數」等。 一個純粹歪打正著的事實是，這些平均值通常是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價格而計算的。在某種意義上，這被認為是一個國家的所有價格可以隨著其他國家的價格一起變動的證據。因此，這樣一種信念便根深蒂固了，即要使一個國家的「某種」價格水平必須隨著其給定的成本水平發生改變，是存在一些特別的困難的，因此，國家最好通過操縱匯率來避免這種調整。 現在，我可以立即補充——我當然不想否認，在某些情況下，如果匯率保持穩定，那麼其他條件的變化可能會使某一特定地區的貨幣工資大幅下降，而且在這種情況下，這樣的工資削減不過是一段令人悲痛萬分的漫漫長路。無論如何，對於主要出口一種或幾種原材料的國家來說，產品價格的嚴重下跌可能會造成這種情況。然而，我想說的是，我的許多英國同事，由於他們的國家在近代遭遇的特殊經歷，就完全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這個特殊案例的實際意義。他們錯誤地認為，通過改變平價，自己可以克服工資剛性引起的許多主要難題，特別是如果堅信某一特定地區的「價格水平」和「成本水平」之間的關係，自己往往就可以忽視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引起的更為嚴重的後果。 《貨幣民族主義與國際穩定》，42~46頁 6.集體談判的貨幣風險 儘管在我看來，貨幣政策旨在調整一切以適應「給定」工資水平的整個理念純粹是理論上的誤解，但是如果把它應用於當今世界，那麼我又覺得其後果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在這個世界上，這種理應給定的工資水平同時也是政治鬥爭的主題。這意味著集體工資談判的整個機制將在未來專門用於提高工資水平。與此同時，不管工資削減行為發生在哪裡——即使只在一個特定的行業有必要這麼做，它都必須通過貨幣手段來實現。如果事情不是發生在一個勞動力長期具有抗跌性的時期和國家，那麼這樣的提議能被人們當回事嗎？我對此表示懷疑。為了抵消工資上漲對本國工業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地位面臨的任何不利影響，如果工資談判成為金融管理局的公認職責，那麼我們很難想像工資談判要如何進行。但有一件事我們是很確定的，即勞動階層很快就會認識到，經過策劃的物價上漲與蓄意削減貨幣工資一樣，都是對工資的削減。因此，那種認為通過迂迴的方法降低國家所有工人的工資比直接降低受既定變化影響的工人的工資更容易的想法，很快將被證明是虛幻的。 《貨幣民族主義與國際穩定》，52~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