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義宣言 · 十一 我為何寫作

我寫作的動機和目的是勾勒一個理想的人。描繪道德理想本身是我終極的文學目標——跟這個目標相比，小說中的一切含義和哲學思考都只是方式而已。 請允許我強調這一點：我的目的不是要在哲學上啟迪我的讀者，不是用我的小說教人行善，也不是說我的小說能夠輔助人的心智發展。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但是它們都是附加的考慮，它們僅僅是效果和結果而已，不是原因和主導。我的目的，作為原因和主導，是描寫霍華德·洛克、約翰·高爾特、漢克·里爾登、弗朗西斯科·德安孔尼亞他們自身——他們不是實現任何更高目的的方式。他們恰恰是我能為讀者提供的最高價值觀。 這就是為什麼當我被問到我主要是一個小說家還是一個哲學家，我的作品是不是宣傳我的想法的工具，我的主要目的是不是政治和聲援資本主義的時候，我的心情是非常複雜的——我希望能有機會耐心地解釋，又覺出這些問題本身的荒唐，甚至有的時候我會感到很惱火。這些問題其實都是不著邊際的，不僅不是我想問題的方式，而且完全沒有問到點子上。 我想問題的方式既比這個要簡單，同時也比這個複雜，這是從兩個不同的方面來講。簡單地說，我對文學的觀點和孩子一樣：我寫作，或是讀書，都是為了故事。複雜的是把這種態度「轉譯」為成人世界的概念。 特定的存在，也就是價值觀的各類形式，是隨著一個人的成長和發展而變化的。但是「價值觀」的概念不會變。承認的價值觀可能包含他一切活動的集合，包括哲學——應該說，尤其是包括哲學。但是基本的原則——價值觀在人生和文學中的功能和意義——是一貫的。 我對任何一個故事都會問如下的問題：我會想在現實生活中遇到這個人或這件事嗎？這個故事所帶來的經曆本身是值得我追求的嗎？思索這些人物本身能給我帶來快樂嗎？ 就是這麼簡單。但正是在這種簡單當中，蘊含了人的整個存在。 因為這涉及如下的問題：我希望在現實生活中遇到什麼樣的人——為什麼？我希望發生什麼樣的事，我希望人怎麼做——為什麼？我希望過什麼樣的生活，我的目標是什麼——為什麼？ 這些問題很明顯地屬於一個領域：倫理學。什麼是善？什麼行為是正確的？什麼樣的價值觀是正確的？ 由於我的目的是表現一個理想的人，我必須構造並展現一個允許他存在的客觀條件。由於人格需要前提，我必須構造並展現使得他成為現在的樣子所需要的前提和價值觀；這樣我就必須構造並展現一個理性的價值觀體系。由於人要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我必須展現一個社會系統使得理想的人可以存在並發揮功能——一個自由、高效、理性的系統，要求並鼓勵人做最好的自己，無論這個人是高貴還是低賤。這種制度很明顯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1]。 但是無論是政治還是倫理、哲學，在人生和文學中都不是目的。只有人才是目的。 有一個文學流派激烈地批駁像我一樣的作家，這個文學流派是自然主義。他們聲稱作家必須以所謂「一五一十」的方式復刻「現實生活」，不能加以挑剔和選擇，不能做價值觀的判斷。所謂「復刻」，其實就是像攝影一樣；所謂「現實生活」，其實就是他們恰好觀察到的存在；所謂「一五一十」，其實就是「與我身邊的人毫無二致」。但是這些自然主義者——或者他們當中還看得過去的幾位——在兩種文學屬性上其實非常挑剔：風格和刻畫。沒有選擇，就談不上刻畫，無論是非同尋常的人物，還是一個統計學上可以代表很多人的普通人物。因此，自然主義者其實只是在一個屬性上刻意避開選擇：情節的內容。他們認為，對內容的選擇上，小說家不應該有所選擇。 這是為什麼？ 自然主義者沒有回答過這個問題——至少沒有用理性的、有邏輯的、不自相矛盾的方法回答它。為什麼一個作家要不加選擇地「拍攝」他的人物的一舉一動呢？是因為它們「真實」發生了嗎？記錄下發生過的事情是歷史學家的職責，不是小說家的職責。為了啟迪讀者、教育讀者嗎？這是科學的職責，不是文學的職責，至少不是小說類作品的職責。讓人見識苦難來升華他的靈魂嗎？但是這已經是一個價值觀判斷了，已經帶有道德目的，帶有一個「主題」了——這些根據自然主義的章法是應該被禁止的。另外，要想升華任何東西，都必須了解升華它需要什麼——要知道這個，就必須知道什麼是善，以及如何達到善的境界——要想知道這兩點，又必須有一整套價值判斷的系統，倫理的系統，而這又犯了自然主義的禁忌。 因此，自然主義的立場可以被總結為，小說家在方法上有美學的自由，但是在目的上沒有自由。他可以在他如何描繪他的對象上發揮儘可能多的創意、選擇、價值觀判斷，但是他描繪什麼則不應該選擇——他可以選擇風格或刻畫的方法，卻不能選擇對象。人——文學的對象——不能被加以選擇地觀察和描寫。人必須接受現實，接受一成不變的存在，接受不能評說的所見，接受現狀。但是由於我們可以觀察到，人主導改變，不同的人有所不同，人也追求各異的價值觀，那麼人的現狀實際上由誰決定呢？自然主義的言下之意是：人必須接受小說家給出的現實。 小說家——在自然主義的限制下——不能判斷也不能評價。他不是一個創造者，而只是其他人手下的書記員。他任憑其他人表達觀點、做決定、選擇目標、為價值觀奮鬥，決定人類的命運、靈魂和發展方向。小說家是這場戰鬥所拋棄的唯一一個人。他不被允許問這是為什麼——他只能拿著記錄本緊跟著他的主人，記下來主人的一言一行，撿起主人想要丟下的珍珠和糞便。 至少是對於我來說，這樣的工作有損我的自尊。 我心目當中的小說家既要尋找礦脈，也要懂得加工珍貴的金屬礦石。小說家需要發現靈魂的金礦，並把金子提取出來，製造出他能夠想像到的最奢華的皇冠。 就像追求物質財富的人不會每天在下水道里遊蕩，而是深入高山深谷淘金一樣——追求精神財富的人也不能只關心自家的後院，而要深入追尋最高貴、最純淨、最雅致的元素。我可不希望本韋努托·切利尼[2]天天玩泥巴。 正是對對象的選擇——最嚴苛、最無情的選擇——才造就了藝術的內核。在文學中，這意味著故事，也就是情節和人物，也就是作家選擇描寫的人和事。 當然，對象不是藝術的唯一屬性，但它是舉足輕重的屬性，它是一切方式的目的。然而，在很多的美學理論中，目的——也就是對象——沒有被涵蓋在討論範圍之內，只有方法的美學重要性得到承認。這樣荒謬的二分等同於辯駁用辭藻堆砌起來的笨蛋要比一個刻畫較為僵硬的女神更加美麗。我認為兩者都難登大雅之堂，但是後者只是在美學上缺乏可圈可點之處，前者則是美學犯罪。 其實根本不需要這樣的二分，方法和目的不是不可共存的。目的正確不能證實方法正確——在倫理學和美學中都是如此。方式正確也不能證實目的正確：倫勃朗的功力被用於畫一片牛肉，我很難說這幅畫作的美感能夠多麼登峰造極。 那幅畫基本上可以代表我在藝術和文學中討厭的一切。七歲的時候，我不能理解為什麼人們會喜歡那些畫死魚、垃圾箱、有著雙下巴的農婦的畫。現在我理解了這樣的美學現象背後的心理原因——我越了解它的原因，我就越憎惡它。 在藝術和文學中，目的和方法、對象和風格，必須相輔相成。 如果一個東西不值得思考，它就不值得被藝術重塑。 痛苦、疾病、災難、邪惡，這些人類存在的負面，都是合適的研究對象，因為我們需要理解和糾正它們——但是它們不應該成為思考本身的對象。在藝術和文學中，這些負面的東西只有與正面的東西相對比，作為襯托、對照以突出正面，它們才值得被重塑——但是它們本身不是目的。 對於負面對象「慈悲」的研究如今在文壇風生水起，但這恰恰是自然主義的死胡同，它的盡頭是自然主義的一座墓碑。如果這種研究的始作俑者依然堅稱這些事情就是「真實發生」的（大部分都不是真實發生的）——那麼我要說，即便這些是，也是心理學和歷史學的範疇，不在文學所關注的範圍內。一截已經感染得面目全非的肢體在一本醫學課本當中可能可以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但是在藝術館不能。感染的靈魂則是更加令人作嘔的景象。 人應該享受對價值觀和對善的思索——思索人的偉大、智慧、能力、美德、氣魄——這個道理是不言自明的。思索惡的人才需要奮力辯駁；同樣屬於此類的還有思索中庸、無為、寡義和愚昧的事物的人。 七歲的時候，我拒絕讀字裡行間滲透著自然主義的兒童讀物——那些關於隔壁鄰居家孩子的書。那些書真是無聊得要死。我在現實生活中都對這些人不感興趣；所以我找不到他們在小說中能變得有意思的理由。 我直到今天還是這樣認為；唯一的區別是我今天能夠用哲學證明我自己的立場了。 至於我的文學流派，我認為我是一個浪漫現實主義者。 我們現在來討論自然主義者所謂的浪漫主義藝術是一種「逃避」的論斷。請各位讀者問問自己，這樣的論斷體現了怎樣的形上學——體現了怎樣的人生觀？如果對價值觀目標的體現——在現狀、已知和唾手可得的事物的基礎上謀求進步——就是「逃避」的話，那麼藥品就是對疾病的「逃避」；農業就是對飢餓的「逃避」；知識就是對愚昧的「逃避」；野心就是對慵懶的「逃避」；最後，生命就是對死亡的「逃避」。如此一來，最純粹的現實主義者一定是位懶婆娘，她只知道坐著，只知道欺騙自己「這就是人生」。如果這就是現實主義的話，那麼我寧願是一個逃避主義者。亞里士多德如此，哥倫布也是一樣。 《源泉》中有一個與此相關的段落：在這個段落中，霍華德·洛克向史蒂芬·馬洛里解釋他為什麼要給斯托達德神廟建一座雕塑。寫這個段落的時候，我有意識地闡明了我這部作品的目的——作為一個簡短的個人宣言：「我認為你是我們最好的雕塑家。我這樣認為，是因為你雕塑出的人形不是人本身的樣子，而是人可能成為——和應該成為的樣子。你超越了平凡，讓我們看到了不平凡，而這樣的不平凡只有通過你的塑造才能成為現實。你的作品不像其他作品那樣蔑視人類。你對人類是尊重的。你的塑造表現了人類最英雄的一面。」 這一行字清楚地說明了我接受、追尋並深入摸索的哲學觀點，這個觀點的產生甚至是在我聽說「亞里士多德」這個名字之前。但亞里士多德也說，非紀實類的作品比歷史有更高的哲學重要性，因為歷史知識把事情原封不動地記錄下來，而非紀實類的作品則描繪事情「可能和應該成為的樣子」。 為什麼小說要描繪事情「可能和應該成為的樣子」呢？ 我的回答可以引用《阿特拉斯聳聳肩》當中的一句話，以及它所引申的含義——「人可以累積財富的高度，所以人也可以累積精神的高度」。 人的精神生存和人的物質生存一樣依靠他的努力。人面對兩個相輔相成的行為領域，一個需要無盡的選擇，一個需要無盡的創造：前者是世界，後者是他自己的靈魂（或者他的意識）。就像他需要自給自足地獲得維繫生命的材料一樣，他也需要自己創造使得他的生命有價值的精神材料。出生的時候這二者都是白紙，於是他必須學會這兩個能力——把這二者「轉譯」為現實——以他的價值觀為藍圖，改變世界，塑造自我。 人的知識都是由哲學的根生長出來，但是卻向著兩個不同的方向發展。一個方向關注物質世界，或者說是與人的物質存在有關的現象；另一個方向關注與人的意識有關的現象。前者產生了理論科學，然後又產生了應用科學和工程，然後又產生了技術，然後又產生了生產和物質財富；後者則產生了藝術。 藝術是精神的科技。 藝術是以下三個哲學領域共同的結果：形上學、精神認識論和倫理學。形上學和精神認識論是倫理學的抽象基礎。倫理學是以價值觀系統規範人的選擇和行為的一門應用科學——這些選擇和行為會決定人的生命軌跡；倫理學也是一門提供方針和藍圖的工程學科。藝術是最終的作品。藝術會建立起最終的模型。 我想強調這樣一個類比：藝術不會教人什麼——它能做的只是展現，它以完整的、有形化的現實形式展現最終形式。倫理學負責傳授，而傳授不是藝術品的職能，就像這不是飛機的職能一樣。同樣，通過研究或者拆解，人可以弄清飛機的內部，藝術品也具有同樣的屬性——人們可以通過研究藝術學到有關人性、精神、存在的知識。但是這些益處其實都微不足道。飛機的主要功能不是傳授給人飛行的方法，而是讓人獲得飛翔的體驗。藝術也是一樣。 儘管把事物表現為它們「可能和應該成為的樣子」能夠幫助人在現實生活中達到這個理想，這依然不是它最本質的價值。本質的價值是這樣的描繪讓人體驗事物應該成為的樣子。這個體驗對人十分重要：這是他精神賴以生存的生命線。 由於人的野心是無窮的，由於人對價值觀的追求貫穿他的一生——有著越高的價值觀，就必須經歷越多的考驗——人需要一些時間，一個小時或者隨便多久，來體會他的任務完成之後的感覺，體會在他的價值觀所主導的世界中生活的感覺。這讓他得以小憩片刻，為後面的路積累能量。藝術給他的體驗讓他能夠清晰地看到他遙遠的理想。 這樣的體驗並不因為人能夠從中學到什麼而重要，而是因為人確實能夠獲得這種體驗。人獲得的能量遠非一個理論，或者一條「箴言」，而是一個重新喚起他生機的一種形上學快感——他於是得以熱愛他的存在。 某些人也許會選擇更進一步，把這樣的體驗「轉譯」為他真實的生命軌跡；另一些人可能沒有把這種體驗變成現實，在往後的人生中一直背叛這個理想。無論是哪種情況，都是與作品本身無關的，因為作品本身是一個已經實現的、完整的、靜止的存在——它是黑暗當中矗立的燈塔，光芒映照著：「這是可能的。」 無論是上述哪種結果，這種體驗都不是一個路站，而是一個終點和目的。人們可以說：「我要是能做到這樣就好了。」在現代社會中，這樣的經歷其實少之又少。 我讀過很多小說，但是現在記憶中都只剩下了隻言片語。但是雨果的小說，還有其他零星幾部作品，再也沒有別的書可以替代了。 藝術的這一方面很難用言語形容——因為它需要觀眾或者讀者的水平——但是我相信你們當中很多人已經能夠讀懂我的意思。 在《源泉》中有一個與此相關的場景。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是場景中的雙方，但是我主要是把自己當作藝術的消費者，而不是藝術的創造者，來寫的這個場景；我寫這個場景以表達我想要看到人類成就的迫切心態。我本以為這個場景的情感意義是非常個人的，甚至是非常主觀的——我也沒有期望任何人跟我產生共鳴。但是這個場景恰恰是《源泉》最受理解、最廣泛地被讀者引用的章節。 這是第四部分的開始，發生在霍華德·洛克和一個騎車的小孩之間。 小孩子認為「藝術創作應該是對自然的改造和升華，而不是退化。他不認為人應該被蔑視，而應該被愛、被崇拜。但是他對世界上的那些房子、檯球室和海報等具有與生俱來的恐懼……他夢想創作音樂，但是他卻無法將他想要的東西具體化……讓我們明確人生的價值吧。讓我們實現人生的價值吧。讓我們看看音樂的力量吧……不要為了我的幸福和我的弟兄奮鬥……一切都是你的……讓我看到你能夠駕馭這一切……讓我看到你的成就……我看到這些，就會有動力創造自己的幸福。」 這就是藝術對於人生的意義。 我正希望你們從這個角度探討自然主義——這種思想把人局限在貧民窟、檯球廳和電影海報的境界，甚至比這些的境界都要低很多。 自然主義者認為，浪漫主義的以價值觀為導向的人生觀是十分「膚淺」的——而他們那種在垃圾堆里倒是蔓延得挺深的人生觀卻稱得上「深奧」。 他們認為理性、目的和價值觀都是小兒科——他們說，大智慧其實是愚昧的頭腦、漫無目的、摒棄一切價值觀的，然後在籬笆上塗鴉畫各種罵人的髒話。 他們認為上山算不了什麼——滾下山才是最偉大的成就。 他們認為追求真善美的人都是被恐懼驅使——這些人的存在就是被恐嚇的產物——在化糞池裡釣魚的才是真的男子漢。 他們傲然宣稱——人的精神就是一條下水道。 好吧，他們還知道這個啊。 這簡直是對現實莫大的諷刺，因為很多人認為我是當今唯一一個認為自己的靈魂不是下水道、筆下人物的靈魂和人的靈魂也不是下水道的作家，但是我成了厭惡、誹謗和批評的靶子。 我寫作的動機可以用一句可以放在我作品合集扉頁上的話來總結：獻給偉大的人類。 如果有人問我我把什麼獻給了偉大的人類，我會用霍華德·洛克的一句話來回答他。我一定會舉起一本《阿特拉斯聳聳肩》，然後說：「這無須解釋。」 1963年10—11月 [1]　極端的資本主義，反對政府對貿易的一切干涉，反對任何多餘的稅賦。而冷戰中的美國，在羅斯福新政的背景下，恰恰採取了干涉主義，這讓安·蘭德十分擔憂。——譯者注 [2]　16世紀義大利雕塑家。——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