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義宣言 · 十 《九三年》序[1]

你有沒有想過，文藝復興的先驅們——從中世紀的長夜中醒來，發現自己被深深掩埋在中世紀藝術用以代表人的畸形創造當中——他們從亂石堆中重新發掘出古希臘的神像，開始以全新的、自由的眼光看世界。那麼他們當時怎麼想呢？如果你好奇過這個問題的話，你在看維克多·雨果的小說的時候就會經歷同樣絕無僅有的情感體驗。 他的時代和我們的其實異常近——雨果卒於1885年——但是他的宇宙和我們的宇宙在美學上幾乎可以用光年來衡量。他在美國大眾中沒有什麼名氣，只是在電影銀幕上有時被拙劣地炒作一下。他的作品甚至很少進入大學的課程。他早已被埋藏在當今美學的亂石堆中，野獸又在對著它齜牙了。這一次，野獸不是來自教堂的尖頂，而是來自那一行行語句不通、不知所云的文字中。這些文字無不充斥著癮君子、流浪漢、殺手、酗酒狂和神經病。我們時代的新野蠻人看不到雨果，就像中世紀的野蠻人看不到羅馬，這就是歷史的驚人相似。但是雨果的確是文壇大家。 浪漫主義文學直到19世紀才出現。19世紀時，政治較之歷史上更加自由，西方文學在那時還依然受亞里士多德的影響——認為思維有能力直接處理現實。浪漫主義者在這一點上和亞里士多德主義者相去甚遠，但是浪漫主義的人生觀很大程度上要感謝亞里士多德對思維的解放。19世紀於是誕生了浪漫主義，幾位浪漫主義小說家更是直接把這個運動推向高潮。 這當中最偉大的就是雨果…… 當今的讀者，尤其是年輕的讀者，由於在一種使得左拉都被襯托得十分浪漫主義的文學環境中長大，應該在讀雨果之前做好足夠的心理準備：這種體驗就好比從陰暗的地下，從呻吟著的發酵的屍體中，突然跳到明媚的陽光下。所以我要建議讀者準備好如下的精神急救藥： 不要尋找熟悉的地標——你其實根本找不到這些地標；你不是走進「隔壁老兄」的後院，而是一個全新的宇宙。 不要尋找「隔壁老兄」——你會見到的是巨人族，他們可能曾經是，也應該是，你的隔壁。 不要因為你沒見過這些巨人就辯駁他們是「不真實的」——反思你自己的視角，不是雨果的視角，反思你自己的前提，不是他的；他寫作的目的不是讓你看到你每天都看到的東西。 不要因為這些巨人做的事情偉大、高貴、智慧、美妙就辯駁這些巨人做的事情都是「不可能的」——想想你的怯懦、低賤、愚蠢和醜陋，這不是人能做到的全部。 不要辯駁這樣的宇宙是一種逃避——你會看到更艱難、更悲情的戰鬥，這些都是在街角的檯球桌上看不到的；區別其實僅僅在於：這些戰鬥不是為了幾塊錢的賭資。 不要說「生活不是這樣」——問問你自己：你指的是誰的生活？ 我之所以要寫下這些警告，是因為我們時代的哲學和文化正在分崩離析——人的智慧被存在所限制，只能考慮一時一事——這使得文學上的「抽象普遍性」被曲解成了「統計學大多數」。帶著這樣的觀點看雨果，有百害而無一利。批評雨果的小說沒有講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就像批評做手術的醫生沒有用心削土豆一樣。認為雨果的失敗是他的人物「大於生活中的人」，就好像是批評飛機的失敗是它能夠脫離地表。 但是有些讀者一直奇怪那些無聊得要死、在「現實生活」中都令人作嘔的人怎麼可以成為文學的核心主人公，有些讀者正在放棄所謂「嚴肅」文學，而追求偵探小說中最後一抹浪漫主義光芒，那麼雨果就是他們一直乘風破浪想要抵達的新大陸。 《九三年》是雨果最後一部小說，也是最優秀的一部。它是雨果作品的一個代表：從故事、風格和主題上無不代表了獨特的「雨果式」小說。 小說的背景是法國大革命——「九三年」指的是1793年，大革命最血雨腥風的一年。故事當中的時間是在旺代戰爭前後——布列塔尼的保皇派農民揭竿而起，在流亡歸來的貴族的領導下不計一切代價復辟帝制——一場兩敗俱傷的戰爭。 小說所引發的輿論爭論其實與小說的本意聯繫不大。1874年本書出版時，無論是大眾還是批評家都對它不甚熱情。文學歷史學家基本上認同的解釋是法國民眾對一部美化第一次大革命的小說很難提起興致，因為1871年血腥的巴黎公社運動當時還歷歷在目。當今的兩位為雨果做傳的作家是這樣形容這部小說的：馬修·約瑟夫森在《維克多·雨果》中將這本小說貶為一部充斥著「理想化人物」的「歷史浪漫故事」；安德烈·莫洛亞在他的《雨果傳》中列舉了雨果與小說情景的各種聯繫（比如雨果的父親曾在旺代為共和軍戰鬥過），然後評價道：「小說中的對話是十分戲劇化的。但是法國大革命本來就充滿戲劇化的鬥爭。小說中的人物無不有著鮮明的人格，並且至死不渝。」（這是一種自然主義的論調。） 然而事實上，《九三年》不是一部敘述法國大革命的小說。 對於浪漫主義者而言，背景就是背景，不是主旨。雨果的視野永遠集中在人物上——集中在人性和那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問題上。《九三年》的主旨是人對價值觀的堅守。該主旨在故事的主要衝突中以不同的方式華麗閃現，推動著人物和情節的發展，並把它們整合起來，推向高潮。 為了使得這一主旨戲劇化，為了分離出人性並且將它赤裸裸地展現出來，讓它經歷死亡的考驗，大革命是一個合適的背景。雨果寫這部小說不是為了描繪大革命；大革命只是這個故事的一個部件而已。 雨果關注的不是某一種價值觀，而是一個包羅萬象的概念：人對價值觀的堅守，無論這個人的價值觀是什麼。儘管雨果個人很明顯站在了共和派一邊，他對雙方的描寫卻都不失公正，甚至可以說，他對衝突雙方都懷著一種敬意。雨果對朗德納克侯爵和西穆爾登的態度沒有什麼不同。他突出了他們的精神高度，以及始終如一的美德、勇氣和奉獻，然而前者是保皇派的首領，後者則是共和派的首領。（如果把描寫的力度和文采考慮在內的話，朗德納克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個更加出色的人物。）雨果對共和軍士兵的神采和對保皇派農民的頑固都十分公正地給予認可。他想說的不是：「看看人們在為多麼偉大的價值觀奮鬥啊！」而是：「當然人們為某種價值觀奮鬥的時候，人們可以何其偉大啊！」 雨果利用他無法比擬的無邊想像完成了小說最困難的任務：抽象主題與故事情節的結合。儘管《九三年》的情節跌宕起伏，完整的邏輯線牽動著讀者的情感，每一個事件卻都與主旨相聯繫。故事的任何一個部分都在講述人在暴力的、痛苦的情況下以多麼偉岸的靈魂堅守自己的價值觀。這是一條隱形的線，獨立而又依附於故事線，正是它把下面這些情節聯繫了起來：一位衣衫襤褸的年輕母親，漫無目的地蹣跚行走在燒焦的村莊和被毀的田野之間，絕望地尋找著她在戰爭混亂中走失的孩子；一個乞丐收留了他之前的領主，一起躲避在樹洞中；一個默默無聞的水手必須要做出抉擇，因為就在這艘黑暗中前行的船上，他將決定一位君王的命運；一位身材高挑、性情孤傲的男子，受過貴族的教育，服飾卻顯盡落寞，他站在谷底，仰視著遠處的沖天火光，突然有了一個可怕的想法；一個年輕的革命者在高塔一處裂縫的陰影下踱步，夾在背叛組織和背離本心之間不知何去何從；革命法庭上一個面色蒼白的男人起身宣布判決，人群無聲地等待著他會釋放還是會處決他唯一愛過的人。 如此戲劇性的結合能夠迸發出巨大力量，例如下面這個只有雨果才能寫出的對白。這段對白給人帶來巨大的痛苦，同時也解答情節發展的懸念：「我要逮捕你。」「我同意。」讀者應該充分了解這個對白的來龍去脈，才能知道它發生在哪兩位人物之間，也才能了解作者在這兩句話當中蘊含的「壯麗的」深意。 「壯麗」是《九三年》和雨果其他作品的主旋律。我們甚至可以說，這當中最大的悲劇衝突不在作品裡，而在作者身上。雨果雖然對人和對存在有高屋建瓴的觀點，他卻無法將這些觀點應用於生活當中。他的信仰時常心口不一，所以他無論如何也不能在生活中實踐他的觀點。 他直到去世都沒有把他的人生觀「轉譯」為概念化的語言，他沒有問過自己想要成為他的主人公那樣，需要什麼樣的想法、前提和心理準備。他對人的智慧的態度一直模稜兩可。好像雨果作為藝術家的人格完全淹沒了他作為思想家的人格；好像偉大的雨果無法分清藝術創作的過程和理性認知的過程（這是利用同一個意識實體的兩種不同方法，它們具有和而不同的性質）；好像他一直用比喻思考，而不是用概念思考，在比喻當中暗含了太多交集的情感，還錯節著紛亂的符號，和一些談不上準確的意向。雨果好像因為接觸了太多情感，而急於揮毫潑墨，記錄下他的感受而不是他的認知——於是他寫下了很多可以暗示他的價值觀的理論，但是這其中沒有一個可以表達他的價值觀。 在《九三年》快要結尾的部分，雨果，作為藝術家，設置了兩個極其戲劇性的場景讓主要人物表達他們的觀點，闡明他們立場的深層次理由：一個場景發生在朗德納克和高芬之間，老保皇派朗德納克在雨果的導演下一邊奮力維護君主制，一邊狠狠挖苦了一番這位年輕的革命派小伙；另一個場景發生在西穆爾登和高芬之間，他們在雨果的導演下發生了衝突，使得革命派內部的兩股力量凸顯了出來。我之所以說「在雨果的導演下」，是因為雨果作為一個思想家做不到這些：角色之間的對白沒有表達什麼明確的觀點，它們僅僅是故事所需要的暗示和總結。當他需要處理這些理論概念的時候，他的熱情、文采和情感力量都好像背叛了他。 雨果，作為思想家，幾乎是19世紀的善與惡的始作俑者。他認為人的生活是無限的和「自我能動的」。他認為愚昧和貧窮是一切罪惡之源。他相信公益，但是這種信仰時而激烈，時而消弭，但他的確十分急切地希望人類能夠擺脫痛苦，卻不從方法入手：他想要消除貧困，卻不知道財富從哪裡來；他想要人們自由，卻不知道應該如何保護自由；他想要全天下都是兄弟姐妹，卻不知道武力和恐懼恰恰和他想要的相悖；他認為理性與生俱來，卻沒有看到把理性與信仰結合起來會導致的毀滅性後果——儘管他自己的神秘主義還不是最可悲的東方神秘主義，但是與驕傲的希臘神話十分接近，他的上帝也是一種人類完美的象徵。他十分自大地崇拜著他的神，就像神是與他等同或者是他的好朋友一樣。 作為思想家的雨果所認可的理論不屬於作為藝術家的雨果的宇宙。由於這些理論沒有被融入實際，他們實現的價值觀與雨果的人生觀恰恰相反。作為藝術家，雨果為這種致命的矛盾付出了代價。儘管少有其他藝術家能夠描繪出跟他的世界一樣歡樂的世界，他的筆觸一直透著一種淡淡的哀愁。他的大多數作品都以悲劇告終——好像他無法想像他的主人公如何在世間成功，他只能讓他死在激戰中，讓他的靈魂繼續堅守他的理想；雨果好像嚮往的不是天堂，而是人世，人世有他永遠觸碰不到的美好。 這就是雨果面對的矛盾的本質：他聲稱自己在意識上是一個神秘主義者，但是卻瘋狂地愛著現世；他聲稱自己是一個利他主義者，其實卻崇拜人的偉大，而不關心自己的痛苦和弱點；他聲稱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是卻從未動搖自己的個人主義；他聲稱自己是感性高於理性的完美代表，他的角色之所以壯麗卻都是因為他們完全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他們跟隨著自己的動機和欲望，對現實一絲不苟——這可以應用於《九三年》中農民的母親，也可以應用於《悲慘世界》中的冉·阿讓。上述的這一點使雨果的人物都顯得如此澄澈的秘密，去除了盲目和不理智，去除了混沌的人生漂流，乞丐都顯得偉大。這是雨果的招牌，也應該是人類自尊的招牌。 那麼雨果在政治哲學上站在哪一邊呢？在這個被利他主義和集體主義統治的時代，他不被那些表面上看起來理想和雨果所聲稱的理想相同的人所喜歡，並不是一個意外。 我十三歲那年第一次讀雨果，當時我置身於蘇維埃俄國。要想理解雨果的本意——和他所構造的美妙的宇宙——以及雨果對我的意義，就必須在最複雜的社會條件下生活過。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我很榮幸可以為他的一部小說作序，並把這本書呈現給美國大眾。這本書對於我來說具有雨果式的戲劇性。沒有他就沒有我的今天，沒有他我就不會成為一個作家。如果我可以幫助哪怕一位年輕的讀者發現我在這部小說中發現的東西的話，如果我可以把雨果的作品帶給應該看到它們的人，也算是我小小地回報了雨果對我的恩情。 [1]　選自維克多·雨果的《九三年》，羅威爾·拜爾譯，矮腳雞出版社1962年出版。——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