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義宣言 · 九 藝術和道德背叛

我第一次見到X先生[1]的時候，我覺得他的臉是我見過的最滄桑的臉：倒不是歲月的折磨留下了什麼印記，也不是他的目光里傳達出了什麼憂傷，而是他眉眼間的無望、厭倦和氣餒，記錄著他長久的痛苦經歷。可他當時只有二十六歲。 他聰明絕頂，在工程領域早已聲名鵲起，可謂前途無量——但是卻沒了前進的動力。他對選擇極端地恐懼，一遇到選擇就會焦慮——甚至連搬出一個生活很不方便的公寓都要躊躇良久，無法下定決心。他做的工作太低估他的能力，讓他漸漸變得麻木、愚蠢，除了例行公事之外什麼都不關心。他孤單得已經不知道什麼是孤單，他也不知道什麼是友誼，他幾度萌芽的浪漫也都早早夭折——他不知道這一切是為了什麼。 我與他見面時，他正在做心理治療，他急於弄清導致他現在的狀態的原因，因為好像一切都是無緣無故發生的一樣。他有一個不快樂的童年，但也還不算太糟，比起很多孩子的童年已經相當不錯了。他的過去沒有過什麼太多的創傷，沒受過什麼驚嚇，也沒有過度的失望和悲傷。但是他如今的麻木不仁已經讓他無法感受身邊的事物，也不再追求任何東西。他看上去就好像是一攤灰燼，但是沒有人能幫他找出曾經的火焰來源何處。 至於他的童年，我問過他他喜歡什麼（是什麼，不是誰），「我什麼都不喜歡。」他回答——然後他很不確定地記起一個玩具好像還讓他提起過一些興致。還有一次，我跟他說起一個剛剛發生的政治事件，暴露了社會的很多不理智和不公正，他輕描淡寫地應著，告訴我：「這倒是不怎麼好。」我問他這件事情是不是讓他很激憤。「你知道嗎，」他不緊不慢地答道，「我從來都不會因為任何事情而激憤起來。」 他的很多哲學觀點不太正確（這些觀點主要來源於他大學本科的時候學的一門當代哲學課），但是他的精神目標和動力看起來卻都是朝著正確方向的懵懂掙扎。在他身上我也沒有發現意識形態上的錯誤，他不應該陷入這樣痛苦的心理狀態。 然後有一天，我們恰好在閒聊理想在藝術中的作用，他給我講了如下的故事。幾年之前，他看過一部半浪漫主義的電影，感受到了一種溢於言表的感覺，尤其是對一個時刻不忘自己事業前途的實業家更是萬分喜愛。X先生對此的描述斷斷續續，但是他很清楚地表示他體會到的不僅僅是對這一個角色的欽佩：更是一種遙望到另一個世界的感覺——他感覺到的是一種欣喜若狂的感覺。「那是我想要的生活。」他如是說。他的目光在閃爍著，他的聲音是迫切的，他的臉是充滿生氣的、年輕的——在那個轉瞬即逝的時刻，他真的好像在戀愛。然後，那種灰色的死氣沉沉又回來了，他旋即變得痛苦而憂傷：「當我走出電影院的時候，我覺得很對不起自己——因為我在看電影時的感受。」「對不起自己？為什麼？」我問。他答道：「因為我覺得之所以我對電影裡的實業家會有那種感覺，是因為我的內心在作怪。我的內心總有一些不現實的想法在萌動，生活不是那樣的……」 我感到渾身戰慄。無論他的心理問題從何而來，這一點就是一切的關鍵；他的怪異狀態不是因為他的不道德，而是因為他的道德背叛。一個人為什麼要因為心靈中最閃光的東西而感到對不起自己呢？這樣的生活又有什麼盼頭呢？ （最終拯救X先生的是他對理性的執著；他認為理性是不可動搖的，儘管他不知道理性的完整含義以及在生活中的運用；這一不可動搖的基石在他最艱難的歲月中苟存下來，最終幫助他重獲新生——讓他一直故意否定的靈魂被重新被認可、被釋放出來。如今，他已經辭掉了之前的工作，做了很多讓別人刮目相看的事，他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他做著他喜歡的事業，蒸蒸日上。他依然在與他的過去給他留下的一些東西鬥爭著。我建議讀者先去看一下我在本文開頭介紹的X先生，因為我現在想告訴大家的是，我最近剛剛看到他的一張快照，他在相片中燦爛地笑著。在《阿特拉斯聳聳肩》中，唯一能夠對應他在這一笑中彰顯的人格的，唯有弗朗西斯科·德安孔尼亞。） 有無數的案例都與此類似；這僅是我經歷過的最典型、最撼動我的一例。類似的悲劇在我們的身邊不斷上演，很多案例讓人很難發覺——這就好像是一間靈魂的拷問室，有些時候我們能夠依稀聽到痛苦的哭號，但是瞬間又恢復了寂靜。在這些案例中的人都兼有「受害者」和「殺人犯」的屬性。所以他們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就可想而知。 人的靈魂是自造的——所以人格是由人的假設，尤其是價值觀假設決定的。在人格形成的關鍵階段——青少年時期——浪漫主義藝術就是他獲得道德的人生觀的主要渠道（在當今社會幾乎是唯一的渠道）。（在之後的歲月中，浪漫主義藝術也是他體會這一人生觀的唯一渠道。） 請注意，藝術不是人獲得道德的唯一渠道，而僅是人獲得道德人生觀的唯一渠道。這一點需要明確區分。 「人生觀」是形上學的雛形，一種對於人以及對於存在的潛意識的整體感性評價。而道德是價值觀和原理在抽象化、概念化後的法則。 一個孩子的發展過程就是他汲取知識的過程，在這其中他需要不斷提升他理解和處理越來越廣博的抽象概念的能力。這就涉及兩個互相依附但卻各自運作的抽象概念鏈條。這兩個概念的等級架構本來應該被整合起來，但是人們還是更習慣將它們分開來說：認知概念和規範概念。前者關注的是如何了解現實中存在的事實，後者關注的是如何評估這些事實。前者是科學的精神認識論基礎，後者是道德和藝術的精神認識論基礎。 在當今的文化中，孩子的認知概念的發展還得到了某種程度上的幫助，儘管這些幫助是不足的、漫不經心的，當中有很多的阻礙（例如最近一段時間愈演愈烈的非理性的教條和影響）。但是孩子的規範概念的發展則不僅僅是沒有得到任何幫助，而是被極大地阻止和扼殺了。那些在受教育的過程中價值判斷的能力如果還沒有被完全破壞掉的孩子，就必須要自尋出路來發展他的價值觀。 且不說它的很多罪惡，傳統道德首先就不關注孩子人格的形成。它不把孩子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清晰地傳授並展示給孩子，並闡明這樣的原因；它只是將一籮筐的規矩施用在孩子身上——事無巨細、蠻橫無理、自相矛盾，而且經常還是一些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條款，大多都關於禁止做的事情和必須做的事情。如果一個孩子對道德（即價值觀）的概念全都是：「要記得掏耳朵！」「不許對羅莎莉姑媽這麼沒禮貌！」「快點做作業！」「主動幫爸爸除草去（或者主動幫媽媽洗碗去）！」這樣的話，導致的結果只可能是如下的一種：他要麼被動地逃避這樣的道德，屈從於規則的統治，將來成為一個玩世不恭的人，要麼他就會盲目地掙扎和反抗。那些越聰明、越獨立的孩子，就越不願意聽從這些命令。但是無論是哪種情況，孩子在成長過程中都會伴隨著對道德的痛恨、恐懼和不齒，因為道德對他而言就是「聳肩的阿特拉斯」。 在當今的社會，孩子得到這樣的教育就已經可以算是不幸中的萬幸。如果家長試圖用「不許太自私——你該把你的玩具跟鄰居家的孩子分享」這樣的警告給孩子灌輸某種道德理想的話，或者如果家長還有些所謂「進步」的思想，縱容孩子的隨心所欲的話——那麼就會對孩子的人格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害。 那麼孩子該從何處獲得道德價值觀，又從何處找到道德榜樣來塑造他自己的人格呢？孩子應該從哪裡得到構建規範概念的材料呢？顯然，在紛繁混亂的成人社會日常生活中，他獲得的東西一定是自相矛盾的。他可能會喜歡某些人，不喜歡另一些人（其實很多時候孩子會討厭所有人），但是想從這些好惡當中抽象、識別、總結出一套道德體系對於孩子來說幾乎不可能。然後他被灌輸的道德準則也無異於空中樓閣。 浪漫主義藝術（尤其是浪漫主義文學）可以作為孩子道德價值觀的來源。浪漫主義藝術提供給他們的不是道德規則，不是死板的律條，而是一個道德的人的影像——也就是一個道德理想的有形化概念。浪漫主義藝術用孩子可以理解的方式有形地回答一個孩子一直能夠感受到卻無法概念化的抽象問題：什麼樣的人是道德的呢，他在過怎樣的生活呢？ 孩子從浪漫主義藝術中不是直接地獲得抽象理念，而是為日後理解這些理念打下基礎：從情感上體驗崇拜某個偉大人物的感覺，學會仰視一個英雄——一種以價值為主導的人生觀，使得人生的選擇是可操作的、有效的、重要的——這一切加在一起就是道德的人生觀。 儘管他周遭的環境使得他不得不將道德與痛苦畫上等號，浪漫主義藝術讓他改變這種關聯，而讓快樂替代痛苦——這種快樂是屬於他自己的深層次的快樂。 若是沒有阻礙，把這種人生觀「轉譯」成成人世界的概念應該是水到渠成的。同時，他的靈魂的兩大部分，認知的部分和規範的部分，也一定可以和諧地發展。那個在一個孩子七歲的時候在他崇拜的牛仔人物身上展現的特徵，在十二歲的時候可能會轉換成一個偵探的特徵，在二十歲的時候還可能變成一個哲學家——這都是由於孩子的興趣由連環畫變為探案故事，又變為對於光芒萬丈的浪漫主義世界中的文學、藝術和音樂的熱愛。 但是無論他的年齡多大，道德始終是規範科學——也就是一個按部就班實現價值觀目標的科學——如此一來，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沒有一個有形的圖景，就無法實現道德。人若是要攀到並保持在一個道德高度，就必須在從思維成熟到思維老化的整個過程中有明確的理想。 孩子要把這一理想「轉譯」成有意識的哲學概念，並付諸實踐，就必須要一些心智方面的引導，至少是讓他可以徹悟的一次機會。在當今的文化生活中，這二者對於孩子都可遇不可求。他從家長、老師、「專家」和魚龍混雜的同齡人中獲得的雜七雜八的道德人生觀，哪怕是對於最堅韌不拔的人來說也很難不受污染——這是成人對孩子犯的數宗罪當中最邪惡的一宗，這足以讓成人下十八層地獄，如果地獄真實存在的話。 孩子的浪漫主義（也就是他的道德價值觀）剛剛萌芽就會被各種形式的懲罰鎮壓——無論是明令禁止還是威逼利誘還是諷刺挖苦還是直接對孩子發火。「生活不是你想的這樣」和「還是現實點吧」是最具代表性的話，它們代表了這些向孩子宣戰的人想向孩子灌輸的人生觀和世界觀。 那些能夠頂住這些壓力，並且敢於和這些人抗爭的孩子實在是鳳毛麟角。那些壓抑自己的價值觀，把自己關閉在一個與外界隔絕的星球上的孩子則更是少之又少。大多數的孩子都會扼殺自己的價值觀並徹底妥協。他放棄了自己衡量世界的能力，不再思考和判斷自己的選擇——他不知道自己已經放棄了道德本身。 這種過程持續地影響著孩子。他的精神不是一瞬間轟然倒塌，而是慢慢地被蠶食鯨吞。 最可怕的是，孩子的道德觀之所以被毀滅，不是由於他天性中的惡，而是因為他剛剛萌生的善。一個心智較為健全的孩子會意識到他對成人世界了解甚少，迫不及待地要學習許多東西。一個有野心的孩子也會時不常決定讓自己的人生變得有意義。所以當他聽到「等你長大了再說吧」和「小屁孩能幹什麼」這樣的威脅的時候，首先動搖的是他的善，他的智慧、野心和他與生俱來的對長輩的學識和判斷的尊重。 於是在他的意識中便產生了一個致命的二分：實用和道德，因為他耳濡目染的道理暗示他，凡是實用的，都必然背叛他的價值和他的理想。 他的理性也由於一個類似的二分而動搖：這個二分是理性和感性。他的浪漫主義人生觀其實只是一種感覺，一種他難以言說的情感。這種情感非常強烈，但是也非常脆弱，很難抵抗外界的壓力，因為他無法參透這種情感的本意。 想要說服一個孩子，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他模仿巴克·羅傑斯[2]是多麼的荒唐：他知道他腦海中的其實不是巴克·羅傑斯，但同時又是——他陷入這樣的內心矛盾無法自拔——於是他被批評的時候就會覺得尷尬萬分。 於是，成年人——他們在這個階段對孩子的道德責任本來是讓孩子理解他所熱愛的概念，帶領他進入概念化的王國——卻恰恰做了相反的事情。他們削弱了孩子的概念化能力，粉碎了孩子的規範概念，扼殺了孩子的道德野心，也就是他對善的追求以及他的自尊。成年人把孩子價值觀的發展限制在了最原始、最膚淺的受存在制約的層面上：他們說服孩子相信模仿巴克·羅傑斯就是戴著頭盔用粉碎炮炸翻火星人而已，所以他要想成為一個受人尊敬的人，最好還是放棄這種瘋狂的想法。他們一般都會用這樣的話將孩子徹底征服：「巴克·羅傑斯嘛，哈哈！據說他從來不感冒的吧。你見過哪個真人不感冒嗎？對吧，你上周好像剛剛感冒過呢。所以你就別以為你跟大家有什麼不同了。」 這樣講的動機路人皆知。如果他們只是把浪漫主義當成「不現實的幻想」的話，他們只會友善地一笑置之——而不會表現出我們上述的暴怒。 由於孩子在這種時候一般都會陷入恐懼和不信任，並進而扼殺自己的情感，他面對成年人的情感對他的一次次襲擊完全無法抵抗。他在潛意識中將這一切總結為，所有的情感都是如此危險和不理智的災難，並且這種威脅會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隨時降臨到他的頭上。這樣的總結幾乎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他與生俱來的自傲將自此誤使他做出一個錯誤的決定：「我再也不能讓他們傷害我了！」不受傷害的唯一法則便是關閉自己的感知。 但是孩子不可能完全扼殺自己；當一切情感都被扼住的時候，有一種東西會迅速占領全世界：恐懼。 恐懼的元素從一開始就腐蝕著孩子的道德。他不堪一擊的善不是唯一的原因，因為孩子也存在與生俱來的漏洞：他恐懼別人，尤其是成年人，恐懼獨立，恐懼責任，恐懼孤獨，同時也恐懼自我懷疑，以及希望被接受，希望「歸屬」的欲望。但也正是他的善造就了他無法挽回的悲劇。 在成長的過程中，他對現有道德的反對被一次次加強。他的智慧使得他不會接受現今關於道德的幾大學派：神秘派、社會派和主觀派。一個向上的年輕人，跟隨著理性的導航，不會相信超自然，更不會被神秘主義感染。社會派道德的矛盾和自欺欺人也會很快暴露在他面前。所以這當中最有害的當屬主觀派道德的學說。 他也許很聰明、很機靈（以他自己扭曲的方式），他知道主觀意味著隨機、不理智和盲目。而後他發現這恰恰就是人們面對道德問題的態度，而這也恰恰就是他所懼怕的。當主流的哲學告訴他道德在本質上與理性毫無關聯，根本就是人的主觀選擇的時候，他的道德發展就被釘上了死亡的符咒。現在他的意識和潛意識達成了共識，價值觀的選擇就來自於人的非理智因素，它是十分危險、深不可測的敵人。他有意識的決定是：不要捲入道德問題；這裡的潛意識含義是：不要對任何東西做價值判斷（或者更糟：不要對任何東西做過度的價值判斷，也不該有任何不可替代、不可缺少的價值觀）。 從這一狀況發展為存在上的道德怯懦和心理學上過分的罪惡感對於一個心智正常的人來說不需要太久。其結果就是我之前所描述的人。 我們說句公道話，他作為一個人是無法「平衡」他內心的矛盾的——事業早期的成功打碎了他的心理防線：它暴露了他的價值觀真空和他的人生目的的缺失，於是一切工作就都變得徒勞。 他知道——儘管不完全是有意識地知道——他正跟他原始的目標和動機背道而馳。他沒有過一個理性的（以理性為主導的）生活，而是漸漸地成為一個主觀的、情緒化的行屍走肉一般的人，只在乎當下，這使得他的社會關係尤為混亂——甚至他對於最重要的價值觀都不關心、不作為。他無法獨立於他人的理性缺失，他被迫——同樣也是因為自己的不作為——跟隨他人的節奏，或是按照某種行為準則行事，盲目地依賴和追隨別人的價值體系，進入一種完完全全隨波逐流的狀態。當他看到更高尚的價值觀，或者是置身於更高貴的場合的時候，他非但感覺不到快樂，反而感受到痛苦、罪惡和恐懼——然後他非但不會渴望這些，並為之奮鬥，反而逃避和背叛它們（或者為之感到抱歉），仿佛只有這樣他才能夠達到他其實十分鄙視的傳統意義上人的標準。與其說他是一個「受害者」（他當然是），不如說他是一個「兇手」。 這些都可以被他對浪漫主義藝術的態度所印證。人對他的藝術價值觀的背叛不是他精神頑疾的主要原因（雖然這其實也是一個重要的貢獻因素），但這是一個非常顯著的症狀。 認識到最後這一點對希望解決心理問題的人有很大幫助。他社會交往和價值觀的混亂可能乍一看盤根錯節，但是浪漫主義藝術可以給他一盞指路的明燈——幫助他概念化地認識自我，提供給他認清自己的意識的一些線索。 如果他發現自己正恐懼、逃避和否定人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一種極端的歡愉，他知道他已經有了很大的麻煩，他應該：從頭開始檢視自己的價值觀，從他被扼殺、被遺忘、被背叛的巴克·羅傑斯的形象開始，忍痛重建他的規範概念的鏈條——如果不這樣的話，他只能繼續像一個怪獸一樣對一個肥胖的巴比特咯咯笑著，嘲笑著歡愉是多麼的不可能實現。 浪漫主義藝術不僅僅使人得以第一次看到道德的人生觀，也會成為拯救他的最後一條生命線。 浪漫主義藝術是靈魂的燃料和火花塞；它的任務是點燃人的生命，並保證它永不熄滅。為這種能量提供引擎和方向的是哲學。 1965年3月 [1]　X先生是安·蘭德哲學中的一位典型人物。——譯者注 [2]　諾蘭在《2419大決戰》中塑造的英雄人物。——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