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茵河 · 第四章 一條邊界是如何形成和消失的

Ⅰ.萊茵河：從法國的界河到法蘭西帝國的河流 相對而言，邊界（frontière）是一個新詞，它指運動中的軍隊，與此相對的老詞是界線（limite），這是丈量土地時使用的一個寬厚溫和的詞。邊界，真正的邊界是線形的，是會引起衝突的，是讓古老的歐洲時時感到痛楚的極其敏感的神經之一；無論從施佩耶爾到克勒弗，還是南部從維桑堡到巴塞爾，萊茵河在18世紀末根本不是邊界。因為，阿爾薩斯十幾個領地君主 [1] 繼續從萊茵河以外地區引進精神和傳統，乃至引進人，被當作一個「名副其實的外來者對待」的阿爾薩斯，從它與右岸的頻繁交往中獲得大部分商業繁榮，這樣的一個阿爾薩斯，從哪一點可以說是一個真正統一的國家呢？但是，越過勞特河之後，一些邦國橫跨兩岸的地理狀況、複雜的渡口費、入市稅和特權、公私利益的交混等等，這一切同樣把萊茵河是一條邊界、是將一些不可調和的國家集團隔開的邊界這種看法甩得遠遠的。只有在《高盧戰記》的砧子上鍛造出來的古老神話，才認為萊茵河是一條邊界。而隨著政治需要，這種神話時而偃旗息鼓，時而甚囂塵上，卻從未有人認真地討論它的是非真偽。 有這樣一種說法：造物主指定一條大河作為法國的東部邊界，征服者阿里奧維斯特把這條河當作分隔高盧和日耳曼尼亞的界河。其實這是一種信條，心愿更能說明問題。腓特烈大王於1738年寫下了這樣一段話：「但願萊茵河繼續是法蘭西王國的邊緣」，他接著又說：這個法蘭西王國「除了克制和公正以外，在西部再也沒有別的界線。」這段話後來被收入他的《著作集》第八卷（1848年柏林版，第15頁）。 在這裡，毫不含混地重現歷史絕非難事。先後發生的事實是：1792年4月20日，法國立法議會向與普魯士國王結盟的皇帝宣戰，居斯蒂納 [2] 將軍的部隊不費吹灰之力就奪取了美因茨，後來作為法國將軍結束其行伍生涯的指揮官埃克麥耶爾和那支小小的部隊都不曾企圖抵抗；萊茵蘭人立即栽種自由樹，從蘭道一直種到科隆，還在美因茨建立了雅各賓俱樂部。接著，迪穆里埃 [3] 在熱馬普擊潰帝國軍隊，新生的法國於是成了瀕臨萊茵河全部流程的國家。萊茵—日耳曼國民公會的130位成員在美因茨集會，宣布「從蘭道到賓根的全部國土」與奧地利帝國斷絕關係；最後於21日斷然聲稱：「萊茵—日耳曼人民願意併入法蘭西共和國，並向它提出這個請求。」人們告訴我們，所有這一切都先後發生在同一段時間中。這裡是否有道義問題？一點也沒有，看一看腓特烈二世的文稿就能明白。那麼，是一個政治問題嗎？是的，但這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革命的法國後來提出的解決方案，不就是多年以來法蘭西王國一直認為合法和正常的那個解決方案嗎？ 讓我們稍微慢些。現實更為複雜。沉迷於傳統卻不願睜眼看世界的首相們可能認為他們無須對「臣民」負責，由此開始了一個帶來無盡動亂的長達百年的歷史時期。我們希望了解這段歷史，也知道為此必須首先精確地把各種輿論分門歸類，同時也要把萊茵河畔彼此爭鬥或相互聯合的各種思想體系分門歸類，這些思想體系曾對各自的人民產生過強大的影響。 必須這樣做，因為這項工作將使結論建立在真實的歷史基礎之上，但是這項需要較長時間和認真細緻的工作至今尚未做。在那個沒有自己特有感情的萊茵蘭土地上，我們法國人本能地看到了人們所說的那個人權體系在法國的三色旗後面勝利前進，這是一整套仁慈的思想和高貴的人道主義，士兵們在共和二年以天真的自豪兜售這一套東西時，就像它們都是法國獨有的東西似的。這些士兵這樣想是可以原諒的，然而，我們如果也這樣想，那就不那麼可以原諒了，因為縱然我們不知道別的東西，至少知道巴伐利亞的光明異端派綱領，這是一個名叫莫維雍的信徒在法國大革命前一年，即1788年在米拉波的《普魯士王國》第5卷中提出來的 [4] 。這個綱領主張：解放「服苦役的農奴」，取消死手權 [5] 、苦役和行會，對所有宗教思想普遍實行寬容等等。這是制憲議會尚未問世之前的一個制憲議會。我們應該記住下列這些人：後來擔任萊茵聯盟首席主教親王的光明異端派信徒達爾貝格 [6] 、後來擔任巴伐利亞首相的光明異端派信徒蒙格拉斯、後來擔任斯特拉斯堡市市長的迪特里克 [7] （他大概也是異端派信徒），此外還有美因茨的法官勒伯曼以及另外一些人。 我們同樣應該認識「開明專制主義」，事實上也確實認識，那時候比利時的「約瑟夫主義」就是「開明專制主義」，自從皮萊納的《比利時史》的第5卷和第6卷出版後，我們應該承認，人民對於「約瑟夫主義」並非漠不關心。這幾卷富有啟發性的著作向我們指出，革命的法國在比利時最終導致實現如下目標：公民平等、廢除封建特權、改革法典和法庭、取消行會，約瑟夫二世 [8] 頒布了敕令，但未能迫使不願服從的民眾執行，後來將這些敕令付諸實施的是我們大革命時期的執政府和帝國；於是，拿破崙就被視為約瑟夫二世遺願的執行者了。這種適合各個邦國地方性條件的開明專制主義，法國大革命前夕曾在萊茵畔付諸實施，引起了一些反抗。師範學院是它的院長——那位被稱為「啟蒙思想之友」的高級教士於1771年創建的，當他的信徒、選帝侯埃默里克·約瑟夫在美因茨去世時，這位院長是否應該逃走，並且遠遠地看著自己的頭像被焚毀呢？ 唯有社會結構分析能夠幫助我們明白此類反應，並讓我們事先對於萊茵河面臨革命性質改革的反應有所預知。可是，這種社會結構分析在哪裡呢？然而，關於居斯蒂納的進攻和反擊、萊茵人的外交交易以及革命的國民議會的各委員會的討論情況，已經有人寫成了細節詳盡的歷史；不過，另一些事情並沒有寫成歷史。比如，能讓我們權衡一切的各種學說之間的師承關係，其中首先是人民大眾、各個階級和各種宗教的反應。這裡說的是對於某些其實是自由和合理的體系所作出的敵對的反應。但是，恰如伏爾泰所說，當年圖拉真在那裡竭力想把改革強加給民眾，卻沒有讓改革的獲益者事先就有改革的願望和熱情。解決革命年代出現的許多困難的鑰匙就在這裡。萊茵河是法國大革命可以前來鐫刻不可抗拒的「十誡」的一塊白板嗎？且把這些幻想徹底扔在一邊，並提出我們的主要原則：當兩個君主駐守在自己開發的土地上，共同出資沿著地邊豎立一些飾有族徽的界石，或者在河流正中劃出一條理想的分界線時，邊界是不存在的。當有人超越這條分界線，來到一個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思想觀念、感情以及熱情面前，並且感到吃驚和手足無措時，邊界就有了。換句話說，將邊界深深地刻在土地上的，既不是憲兵、海關，也不是堡壘後面的大炮，而是感情，是的，是被煽動的激情和仇恨。 於是一切都明白了，對於法德之間在150年間的相互關係這段哀婉的歷史，有兩種審視和理解的方式。第一種是傳統方式，為此賣力的人自然不會少，這種方式就是追隨政治和外交事件或者被視為政治和外交的事件，然後就此進行討論。可是，如果僅僅抓住表象而不理解人們和導致這種表象並可以解釋這些表象的人民心底的意識，意見怎麼可能一致呢？ 1793年3月，萊茵蘭人要求法蘭西共和國擴展到萊茵河。法國人就此進行討論時顯示出猶豫，無數次反覆之後才終於採取行動。爭執於是開始了，萊茵蘭人的願望是否一致？不，代表他們說話的人難道不是少數，而是別的什麼嗎？顯然不是，還有那個美好的奧秘呢？法國人此時是否一致要求廢除君主制呢？可是，在意願表達得十分清楚的陳情書上簽名的人，其中有多少是原籍法國的移民呢？草擬這些陳情書的人是誰？會不會散發時早就寫好了呢？這些陳情書反映了多少人公正的意願？徵求過全民的意見嗎？反駁來了，並非所有萊茵蘭人都在1793年表示選擇法國；可是，萊茵蘭人會在1814年，1815年舉行公民投票選擇普魯士或巴伐利亞嗎？我們看到了類似的爭執是如何進行的。是歷史的爭執嗎？不是，是狡詐的手腕彼此爭鬥的歷史。 請看文字材料：「萊茵河是一個大國的天然邊界，這個國家絕對無意使用暴力，而是向自願與之聯合的各國張開雙臂……如果相信公正，那麼，萊茵河就應是法國的邊界。」這就是萊茵蘭人喬治·福爾斯特 [9] 1792年11月15日當著萊茵蘭人的面所說的話。1793年3月30日，他在巴黎當著國民公會又說道：「造物主願意讓萊茵河成為法國的邊界；在法蘭西王國的最初數百年間，萊茵河確實是法國的邊界。」這話有什麼新意嗎？不但福爾斯特曾說過同樣的話，卡爾諾 [10] 1792年2月11日也重彈過這種老調：「法國古老的天然界線就是萊茵河、阿爾卑斯山和庇里牛斯山。」對於福爾斯特或卡爾諾來說，這並不意味著要把萊茵河變成一條導致衝突的界線。事實上，他們莊嚴地宣布的只不過是一些和傳統上有過爭執的老生常談而已。如果需要重新審查福爾斯特的贈與，那麼問題不在於它遭到了原則性的反駁，而在於它提出了一個動員力量和開發可能性這樣一個現實問題。 1797年的文獻是新的文字材料。1797年10月，坎波福米奧和約簽訂後，萊茵蘭人被徵詢意見，皇帝依據和約同意「法蘭西共和國的界線延伸至萊茵河」。態勢由於一個新的想法而變得複雜了，這便是自治或者說建立一個內萊茵共和國的想法。這個想法在1793年被萊茵—日耳曼國民公會否定了，卻於1797年再度提出，這是國民公會一再猶豫的必然結果，因為，1795年巴塞爾和約簽訂之後，又出現了各種彼此矛盾的主張。1795年10月1日，法國國民議會通過兼併比利時的決議後，推遲討論有關萊茵蘭的一切決議；督政府取代國民公會以後，波拿巴露出了為他的內阿爾卑斯共和國計劃而犧牲萊茵河的意圖，萊茵蘭人從第一執政身上已經嗅到了皇帝的味道，於是採取了不偏不倚的立場，可是歷史從來沒有說他們做得對。奧什 [11] 的對手邀功心切，他當然也不示弱，於是決定支持萊茵蘭人的主張；他的部隊在他的碑上刻上了這樣的話：「他險些成為萊茵河的波拿巴。」古怪的格萊斯被稱作「萊茵河變色龍」，他出道不久便成了宣傳家、教授、律師和行政官員們的頭頭，他扮演著許多角色，既是世界公民和親法派，又是內萊茵國的鼓吹者，還是普魯士國王虔誠的頌揚者，後來卻因詆毀而惹惱了這位國王，於是東躲西藏，先逃到斯特拉斯堡，後來又逃到慕尼黑……就像一根通過了無數矛盾和對立的優質電線那樣，這位亢奮的報人稱得起是韋伊奧 [12] 的萊茵蘭先驅。 就這樣，到了1798年5月，萊茵蘭人被要求就他們自己命運發表意見，此時三種鐘聲填滿了他們的耳朵，君主們的說客小聲地問：「要是法國打敗呢？」還是小心點好！內萊茵國的鼓吹者們提出了他們的方案，可是1797年9月奧什一死，他們便失去了一切支持；主張與法國合併的人氣勢很旺，他們覺得自己因引進了法國大革命的主要「征服」而異常強大。三種聲音，沒有第四種聲音，沒有人慫恿不要背叛德國，不要投入「宿敵的」懷抱，沒有，一點也沒有。 讓我們看看當時的幾種說法。克雷費爾德的人說：「請把我們交給法國，就像你們給了我們自由那樣。」亞琛的人說：「充滿陽剛之氣的萊茵河生來就是為了與塞納河、加龍河和羅亞爾河兄弟般地和睦相處的，大自然讓它從南向北流，正是為了讓它正當地確定法國的省界。」這是對河流地理的熱情頌揚，隨之而來的則是一種極為成功的仿效，人們如同貝爾納丹·聖—皮埃爾 [13] 那樣說：「我們熱切地期望通過立法手段與高盧老朋友合二為一。」埃施維勒的人說得更簡明扼要：「我們所要求的只是重新納入固有的法國公民權之中。」在這裡，看不到絲毫民族考慮的跡象。由此是否可以斷言，萊茵蘭人既沒有德意志民族的意識，也沒有德意志民族的願望呢？這無異於把1793年的老問題再度擺在我們面前，那些文件是誰制定的？是如何簽署的？在那個動盪不安的時刻，萊茵河這口鍋里煉的究竟是什麼？是有一些文獻，可是沒有人告訴我們它們是在什麼具體情況下炮製出來的。可憐的歷史膜片，為炫耀而製作的歷史文件正面上的膜片…… 與其爭論，莫如理解為好。在那個時刻，萊茵蘭人對法國行政管理體制早已了如指掌。1797年受命在被占領土地上建立一個新的機構的魯德萊，在那裡建立了四省：以埃克斯為首府的北部羅埃爾河省、以科布倫茨為首府的中部萊茵摩澤爾省、以特里爾為首府的西南部薩爾省、以美因茨為首府的東南部蒙—托內爾省。共和四年芽月6日（1798年3月26日）法國接連頒布了三項法令，廢除封建制度和特權，這無疑是無償送給萊茵蘭農民的一件極好的禮物。法令規定建立陪審團，頒布法國輕罪和刑罰法典，引入十進制，廢除行會，實行勞動自由、婚姻世俗化和民事登記世俗化。我們一定會想：「好事真多啊！沒有人會不這樣想……」 有人卻說：「你們忘記弊端了。」於是又醞釀種種詭計。溫和派說：「法國制度好得不得了？不。只不過說說而已，其實不過是個優劣參半的普通貨。」說得對，可是問題確實在於此嗎？這些革命法律是由法國人為法國人制定的，而且是一個個先後頒布，而不是一次同時頒布的；未經試用，也不考慮不同情況，立即就一股腦兒搬過來在那些不適合的人中間使用……由此引發的爭論完全合乎理性，然而理性觸及事物的根底了嗎？ 我們對一些好事給予信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立即廢除什一稅、苦役和死手權，查封舊日君主、逃亡貴族和教會的財產，然後於1804年用民主的方法進行分配，後來又有一批帶來光明的法律取代了一大堆亂七八糟的地方性法規，新教和猶太教分別於1802年和1808年得到正式承認，天主教從1802年5月4日在美茵茨頒布的羅馬教廷與法國政府的協議中得到實惠，經濟得到有力的推動，萊茵河沿岸取消了33處收費站，法國議會重申萊茵河自由通航，並於1792年宣布埃斯科河同樣自由通航，馬斯河經由芬洛、蓋爾得和萊茵堡與萊茵河溝通，漂亮的大路通向四面八方，通向巴塞爾奈梅根大山脊這一大塊萊茵土地，冉彭·聖—安德列 [14] 引以為驕傲的從美因茨到科布倫茨的大道，經由高地從美因茨通往特里爾大路；特別是三條垂直大道，一條從巴黎到漢堡，中間經過馬斯垂克和韋瑟爾；一條從里昂到賓根，中間經過索恩河畔沙隆，一條從巴黎到美因茨，中間經過梅斯、薩爾布呂肯、凱澤爾斯勞滕、阿爾蔡；這是一樁為萊茵蘭大地所做的永遠抹不去的偉大業績…… 萊茵蘭的兵役負擔重嗎？萊茵蘭人的此項負擔不比「法國佬」更重。應徵的士兵抱怨嗎？可是他們依然在前進，而且常常受到光榮感和對主人的忠心耿耿的傳染，而他們的主人則以自己的方式被視為「世紀精神」。軍隊有勝有敗，當然不只是這些。城市興旺發達，為各自的長官而自豪。先後在艾克斯拉沙佩爾擔任此職的有拉梅特和拉杜賽特；在科布倫茨擔任此職的有原制憲議會議員勒載馬內西亞，他是萊茵蘭人的貼心人，後來又是斯特拉斯堡人的貼心人；特別是在美因茨，擔任此職的是共和二年救國委員會成員冉彭·聖—安德列，這位以處決為業的蒙托邦加爾文信徒，善良的頭頂顯示著智慧和嘲弄，他是一個在將軍和元帥面前也不退縮的傲氣十足的人，面對那些在他的黑色長襪和灰暗的軍裝面前一臉鄙夷的軍官們，從不示弱，他雖然沒有看到末日，但已經感到末日臨近。當「懷著對昔日深深依戀的美因茨市政委員會」向冉彭·聖—安德列的繼承人交出蒙—托內爾省的土地時，他所管理的地方已經落入普魯士人之手。萊茵蘭人在這些軍事首領周圍彼此靠攏，相互聯合。當然並非所有人都這樣。在這個社會結構不大清晰的群體中，有一些因利益受到損害而心懷不滿的人，也有大師所說的思想家，薩爾議會反對終身執政制的票數多達1624票，是反對終身執政制的最高票數之一。特別是（讓我們重新找到真正的問題）有些人對於匆匆接受的那些法國東西感到很不舒服，於是不願出頭露面，弄不清自己究竟擁護什麼，反對什麼。格萊斯這位1798年法國思想的辯護人，到了1802年徹底轉向，把仇恨投向「第四王朝」，企圖提出一種當地性質的日耳曼主義，而且已經把目光轉向普魯士；然而在科隆，從1804年起，在中學教師施萊格爾 [15] 周圍聚集了一群畫家、文人、對於歷史和考古有興趣的人，諸如有志於拯救萊茵藝術的布瓦斯萊兄弟，他們已經提到把工程中斷了數百年的大教堂用形狀像個問號的吊車修建完畢。 此時，新的一代成長起來了，在萊茵河新的法國化環境中，他們覺得比在舊環境中更為舒適。和風接著吹到了工業界。共和十年，加繆 [16] 到下萊茵各省和萊茵河左岸作了一次考察，回來後在《向法蘭西學院的報告》中寫道：「所有積極向上的人都把目光投向工廠、作坊和貿易。」帝國的省督們不余遺力地支持這些觀點，傾其全力為夏普塔爾 [17] 在1818年隆重慶祝的「工場工業的進展」提供方便。因此我們無法不把到了嘴邊的問題提出來：假如，萊茵蘭的巨大工業實力由於得到法國的鼓勵而在法國的主持下建立起來，並在19世紀改變萊茵蘭的面貌，那麼，歐洲將會變成什麼樣？歐洲後來的命運會是什麼樣？ 1814年1月1日，布呂歇爾 [18] 渡過萊茵河來到考布，這是歷史上的一次偶然嗎？偶然這個詞聽起來很妥帖，但是它掩蓋了我們的無知。事實上，這完全不是偶然，而是一個必然結果。是拿破崙體制下的戰爭，一再妨礙和阻滯明智的努力與嘗試，這些努力與嘗試也許……也許這個詞用得比較謹慎。因為，我們很難說得清楚1814年和1815年萊茵蘭人的真實感情。我們聽到的是幾種不同的聲音。在同一時期，我們對於比利時、弗蘭德爾和瓦隆等地的人們，究竟作何種深刻的反應，同樣說不清楚。甚至法國人在滑鐵盧戰敗（這又是一個偶然）後的想法，我們也說不太清楚。我們不曾想到要將不同的做法作一番比較研究。我們畫了一張圖，在上面打了一些叉，標了一些點，作為對照，我們寫出了若干條約的名稱，這些條約批准了某些偶然的勝利和失敗。我們可以就此說道：「歷史寫就了。」不，充其量只不過是歷史在地上的投影而已。可是，法國、德國，它們合乎自然的相互關係和反應，事實上絕不是我們歐洲歷史中短短的一章。 現在讓我來為這段自相矛盾的闡述說幾句結束語，我們有意讓這段闡述兼顧到各種不同看法，儘可能反映東邊的和西邊的聲音。我們可以毫無愧色地回顧法國對於萊茵蘭的統治，絲毫沒有對於人身的暴力攻擊，也絲毫沒有對於思想的迫害，倒是有一些有益的物質業績和文明的進步。可是，最終的道義控制，至少對於未來的信心呢？這個問題暫且留待以後再說。缺了時間這位大師，拿破崙的政策的演變及其後果是人所共知的，永遠不會有人說：「這是胡來」，也不會說：「前程曾經就在那裡」。 Ⅱ.萊茵河：從德意志的界河到德國的河流 歷史繼續發展，從1814年到1914年，又過去了整整一個世紀。其間發生了多少事件、多少政治革命和倫理革命！我們不但知道，甚至能夠猜到，因為在這一百年中，絲毫沒有萊茵蘭人的感情史，也絲毫沒有法國人在萊茵蘭問題上曲折演變的感情史。如同往常，歷史學家們關注的是首相和外交家。他們所制定的規劃，他們所建議的計劃，人民是否通過積極參與在後面給他們以支持？任何政府都沒有把握能鼓動人民給予積極支持。沒有人民的同意，任何政策只能胎死腹中，任何成功都可望而不可即。他們要求還是拒絕人民的同意？這可是謎。在通常是懸挑在子虛烏有之上的外交史背後，廣泛的調查向我們揭示了人民生活的深刻現實嗎？ 許多書籍熱衷於一再重複，我們不打算把這些書籍教給我們的枯燥無味的東西再簡述一遍。首先我們要說一說法國如何設立了4個省，一個省不同於一個空框，它是一個強大的工具，用來糅合、攪拌和統一昨日還被數不清的區別分隔的人們，這些人今天被置於平等的地位上，不管願意與否，都必須把種種各具特色的積極關係擰成一股繩；法國讓普遍生活之風，從已被抹掉的97個暴虐和可憐的諸侯國邊界之上吹過，四塊舊模式的領土被分割了，最小的一塊歸奧爾登堡，它擁有納赫河上的比肯菲爾德，中等的一塊歸黑森公國，它帶走了美因茨，中等的另一塊歸巴伐利亞，它得到了普法爾茨，最大的一塊歸普魯士，它重新立足於克勒弗、蓋爾得和默爾斯，此外還紮根在科隆、特里爾、科布倫茨和波恩。為自己的成就而自豪的普魯士已經在覬覦別的獵物，滑鐵盧之役剛剛結束，它就展開聲勢浩大的輿論攻勢，想把阿爾薩斯從法國手中奪過去。「為波魯斯人 [19] 而征服日耳曼」，這是復仇主義們狂熱地鼓吹的思想，如今普魯士已經把自己等同於大德意志了。 回歸往昔並非徒勞無功。普魯士在萊茵河上得到了從歷史上來看十分驚人的地位，作為強國之一，塔列朗 [20] 的法蘭西為此作出了努力，它還假手他國迫使普魯士接受這樣的命運，而這個普魯士卻令科隆十分不安，特里爾不但無意引誘普魯士，而且巴不得當初把萊茵蘭讓給遭到諸侯排擠的德勒斯登國王；這段歷史任人皆知，如今已索然無味。還有一件事需要著力予以強調，那就是，我們頑固地只把普魯士在萊茵河立足看做一個政治和外交事件，其實，這是一個影響特別廣泛的事件，它意味著古老的德意志將要徹底改變面貌，民族的集體心態發生了革命。過去，萊茵蘭人只和萊茵蘭人在一起，在他們各自被南面和西面的暖風吹拂的國家裡，自由自在地展現他們生氣勃勃的寬厚精神，無憂無慮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任思緒海闊天空地隨處飛翔。突然間，一大批陌生人來到了萊茵河，他們是粗魯的東北漢子，來自在斯拉夫世界不斷伸延的無邊無際的大平原；他們是選帝侯的子民們以及把人治得服服帖帖的國王們，他們受過極其嚴格的軍事訓練，並絕對服從軍事紀律，對於他們來說，軍事紀律並非桎梏而是驕傲，他們帶著秩序和服務的理想，因對自己種族的自豪和對命令的虔誠崇敬而變得刻板僵化……突然來到萊茵河並駐紮在那裡，而且用粗暴的拳頭扼緊萊茵河的就是這些人，他們是出類拔萃的日耳曼主義者，而軟弱的西部人卻背離了日耳曼主義，於是他們著手重新訓練這些軟弱的西部人，不管是否願意，就把他們自己的方法、方式、思想以及缺乏細膩差別的感情，統統灌輸給西部人。這是一出粗暴的悲劇，是兩個德國的衝突，第一個德國尚未開戰便已失敗，可是它堅持抵抗，繼續掙扎，直至認輸，接著便把自己交了出去。但是請注意，千萬別說這些進擊和抵抗是殘留的法國影響，是人們對法國事物的留戀，應該說它們是萊茵河的傳統，是人們對充滿幸福的過去的留戀，對於許多人來說，過去遠比軍國主義普魯士的苦行僧理想，即奴役和偉大強得多。 不必強調事物的這種面貌，不必強調久經考驗的方法突然闖入萊茵河兩岸這件事，教師（民族意識一旦在語言基礎上開始形成，教師便是頭等重要的人物）開闢通向界石的道路，而界石則是人類麵團的糅合者，科學被用來為政治目的服務。1818年8月3日，在波恩曾被法國人當作中學使用的原選帝侯邸宅里，一所大學開辦了，普魯士國王因此在萊茵河上獲得了一個新的「積極行動的堡壘」。大學只不過是經常被描述的那種體系中的一些人所共知的零件。萊茵蘭人依然狐疑重重，聽任別人採取行動；他們的教導者們說是「萊茵流浪漢」，他們則反唇相譏，說是富庶地區的永恆的「普魯士餓死鬼」，或者借用醒悟了的格萊斯的話說是立陶宛人，立陶宛人其實與哥薩克人沒有兩樣。他們以為煉獄只不過一時而已，可是他們想錯了。 首先因為，當被愚弄的歐洲外交界把萊茵河當作禮物交給他們時，其實是輕率地把一個可怖的工具交到了他們新主人的手中。不錯，歐洲外交界小心謹慎，同時向被打敗的法國大革命原則表示敬意，這種表示由於並非出於自願而更具特殊意義，1814年，應法國特命全權大使的建議，歐洲外交界通過5月30日條約的第5條宣布：「萊茵河自由通航，從可航行處至出海口不得禁止任何人航行。」可是，在依據普魯士代表（威廉·德·亨博爾特）提出的建議而形成的最初文本中，引入了兩三個設有圈套的保留，遂使這個條款成為一紙空文，從而為形形色色的處理方法開啟了大門。1813年，布呂歇爾尚未染指萊茵河，一本書名叫做《萊茵河是德國的河流，而不是德國的邊界》的小冊子就出版了，這簡直是一個口號，徹底回到了原來的立場。作者名叫阿恩特 [21] ，出生在呂根島，1800年前後從來到格賴夫斯瓦爾德宣揚對法國的仇恨，他走在自己選定的歧路上，並非迷路…… 萊茵河曾是界河，此時依然是界河。它的一段將德國與法國分開。可是，這並不是一個充滿仇恨的邊界，萊茵河是界河，這是實事；圍繞這一實事，沒有任何鼓譟。拿破崙政權垮台時，這個實事本身是否依然存在呢？拿破崙的德意志囊括了萊茵河東部地帶，加在貝格公國上面的威斯特伐利亞王國，把牙齒磨得尖尖的普魯士扔到歐洲的最東面。法國的一些省份如同觸角一樣，沿著北海一直延伸到漢堡。1806年在巴黎新建的萊茵聯盟，以眾多新近出道的國王和大公遮蓋了神聖帝國的屍體；格萊斯說，早在美因茨第二次投降時，神聖帝國就已經死亡了：「享年955歲5月零28天」。請記住，在1792年、1793年和1797年投票通過並宣布萊茵河是法國的界河時，德國並無一個人聲稱：「荒謬絕倫！」沒有人提出異議，既沒有人以大自然名義從地理學更從人種學角度提出異議，也沒有人以相聚成為民族的日耳曼主義的名義提出過異議…… 對於德國新愛國者，例如阿恩特及其追隨者們來說，這是極為嚴重的事情。因為，萊茵河是德國界河的學說，不也正是法國用以對萊茵河左岸提出要求的債券證書嗎？不也正是萊茵蘭人對於日耳曼主義的號召置若罔聞的態度的道義證書嗎？邊界是一種文化中斷而讓位於另一種文化的地方……可是在西邊，有一種文化而且聲譽卓著，萊茵蘭人剛剛嘗到它的甜頭。在東邊另創一種文化，而且是在另一種基礎之上，行，然而它向東擴展到哪裡為止呢？到萊茵河，德國的邊界？那豈不是把整個左岸留給法國的思想影響嗎？不，萊茵河不是也不應該是德國的界河。作為德國與他人公有的財富，萊茵河應該是一條紐帶，應該是德意志文化向外擴展的中心…… 這是一種並未被拋棄的思想。當普魯士人於1815年立足萊茵河上時，他們都浸透了這種思想。可是現在命運突然發生了後果難以預見的變化，在理論上宣布為自由的河流兩岸，他們實際上已經自稱擁有獨自控制的權力，赫西尼安地區煤炭蘊藏最豐富的盆地，將在萊茵州和威斯特伐利亞州形成整個歐洲中部最大的工業區，從而為阿恩特的說法提供一種經濟意義、一種物質意義，這比它的政治意義和精神意義更重要百倍……命運事實上在為普魯士謀取利益。 人們常說，從1815年開始，思想工作是如何在萊茵河兩岸進行的。歷史學家、文獻學家、法學家和語言學家都參與其事。在語言分界線和萊茵河之間有一片住著「沒有特徵的人」的土地，這種難以令人信服的說法在以後的半個世紀裡一直陪伴著萊茵蘭人，這種說法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們法國人當然會說，為的是要把對於法國的記憶徹底消除；這大概不錯。德國人則說，為的是按照普魯士思想和方法鍛造一個德國，為的是在這個意義上開創一種德意志意識；他們也對。 普魯士國王關注著現在，有時很笨拙，但有條不紊。普魯士的教授們負責解釋過去。由於教授們的努力，人們的實用意願披上了科學外衣。人們隱約地瞥見了這段歷史，猶如人們猜測到它的另一面一樣，那就是法國人對於萊茵河的棄權行為。有可能藉助外交文件重建這段歷史的官方表象。但是它依然停留在空中，並未成為事實。法國人對萊茵河和德國的感情史十分重要，這是一段涉及面廣而且開掘得深的歷史，誰能寫、誰願意寫這段歷史？誰能寫出其中最基本的章節？到哪裡去查閱報刊，不僅僅應查閱主要報刊，而且還應查閱包括地方報刊在內的各種性質的報刊，諸如學術雜誌、政治集團和其他集團的期刊，乃至私人信件等等。誰能告訴我們，哪怕以沉默來告訴我們，各階層的法國人的真正想法是什麼？當然，依靠部長們和大使們的手腕並不難，但是這又是一樁靠不住的事，當突然的轉向令我們驚異時，在外交關係的美麗外表下，不是已經在國內挖好了一個深深的洞穴嗎？ 實事都在這裡。1830年，埃德加·基內 [22] 這個娶了一個法爾茨的萊茵蘭姑娘為妻的人在寫給母親的信中說：「大家異常興奮，萊茵河畔的全體人民只等信息一到，立即就歸入法國。」普魯士將軍羅庫斯·馮·羅科夫巡視萊茵河兩岸回來時明確指出：「任何一位萊茵人都不應在堡壘上值勤」（這位多疑的普魯士理想僕人想：否則就等於引誘魔鬼，他的想法也許對，也許不對）。無論此時或晚些時候，路易菲力普 [23] 政府沒能也沒想重新出現在海因里希·海涅所說的「萊茵河父親」身旁；他在再度深入學習梅丁格編寫的法語語法時寫道：「我聽見他在學習動詞變位：我愛，你愛，他愛，我們都愛……他愛誰？反正不是愛普魯士人。」1848年發生的事與此前發生的事一樣：1837年，科隆大主教馮·德羅斯特維斯赫林及其總管被粗暴地放逐到明登和馬格德堡的地下室；1846年，反叛的市民們被普魯士士兵和憲兵追殺，激起強烈反響；整個萊茵蘭都向主人們要求憲法自由，符滕堡人黑爾韋格 [24] 對於「德意志的萊茵河」作了不乏心計的回答： 萊茵河，萊茵河，讓萊茵河更加自由； 幾乎到處都一樣，在埃克斯、在特里爾、在科隆、在杜塞道夫，當萊茵蘭人為反對他們的主人而舉行流血的反叛時，年輕的第二共和國政府沒能也不願冒任何風險，且不說沒有設法重新取得1815年失去的地位，甚至連僅僅給予這些反叛者以支持也不敢，而這些反叛者並不是法國人而是萊茵蘭人。 是對還是錯？歷史學家無須回答這個問題，歷史學家只要如實地面對實事，力求對這些實事加以詮釋即可，如此而已。可是，歷史學家不應忘了剛才引述的海涅那句意味深長的話：「他愛誰？反正不是愛普魯士人……」確實如此，時間尚未到來。有一種天真的想法，認為萊茵河左岸的時鐘在1814年停擺，指針始終指著法國時間的一點鐘，而在共和國與帝國時期，時鐘卻從未輕快地敲響過法國時間的一點鐘。歷史學家不可能把這種想法當作自己的想法。1815年以後，法國時鐘與萊茵蘭時鐘的不一致，比人們所意識到的更為嚴重。確切地說，嚴重到什麼程度？在什麼影響下？人家不告訴我們，也許如同出色的信息家們不想這樣反問自己一樣，其實只要在埃姆斯逗留一個季度，就可以在他們的巴黎頭腦中得到證實。 所以，在原有的深度上恢復這段歷史的本來面貌，絕非易事一樁。歌德在對機械主義作出反應時已使浪漫主義成形，此時，這種浪漫主義意識形態的簡化（唯其簡化才更難以識別）形式緩慢地走進廣大群眾之中；在外部力量的壓力下和自身內部推動力的作用下，生氣勃勃的組織意識飛快進步，由此產生一系列思想和哲學或宗教體系，在這些令有頭腦的德國人極度興奮的包羅萬象的綜合體系內部，包含著許多從個體到普遍的過度和個人自主與集體秩序的調和；在一個語言並不立即變為行動，而是變為內在的蒸煮和發酵的民族內部，這許多體系化、這許多醉心的思辨，會不會促使許多有教養的人在政治領域裡實現世界主義傾向與民族主義傾向的調和呢？如果統一這個字眼能在德國獲得某種意義，這種調和必然會見諸行動。 萊茵蘭人是否未受到這個巨大的思想進步越來越深的影響呢？這種進步反映了人民的願望，人民為走出1806—1816年間形成的深淵，在一種巨大而神秘的躍進中宣告：「德意志靈魂建立在永恆之中。」這是普魯士的思想，但是從中可以識別出萊茵蘭人的思想，他們曾積極地、有效地與政治上、文學上、經濟上的泛日耳曼主義合作，從漢斯曼到馮·德·海德特、希貝爾、格萊斯、蘭普萊赫特、克拉拉·維埃比格；此後還有蒂松、克虜伯、斯廷恩斯，這三個名字把我們領進了另一個領域，領進了魯爾；皮克勒親王在1825年仍繼續描述魯爾的田間寧靜，但是工業運動的先驅者已經準備在那裡採取大規模的行動了。弗蘭茨·丁南達爾（卒於1827年）安裝了第一台蒸汽機，並使用威斯特伐利亞的煤炭；繼弗里德里希·克虜伯（卒於1826年）之後，一位名叫弗里德里希·哈爾考特的人預見並組織了鐵路和運河的發展，為工業發展作了堅實的準備，弗里德里希·格里羅將魯爾的煤炭業推向埃姆舍爾河，從而在1853—1857年間改變了埃森的命運。有些名字令人想起許多事情，例如大衛·漢澤曼，他從一個跑單幫的小商人變成亞琛的巨賈，於1851年創建了聯合公司；這些人意味著另一類集聚，他們令人明白，這是一種除了政治和哲學之外，別無其他根基的演進。他們幫我們懂得，若是想要明了德國如何在萊茵意識中緩慢地發展起來，那麼，在俾斯麥軟硬兼施地交替使用強力和詭計之前，就應該把為人所熟悉的普魯士教授和軍官的形象、海關官員、關稅協定的執行官以及企業家和銀行家的身影，投射在統一的銀幕上，還有，必須說到時間的複雜性。一種比較低級的文化對於萊茵貴族的高雅文化取得了勝利，這種低級文化是由下德意志農民的粗俗頭腦來傳遞的，在這些農民身上越來越多地擁有德意志力量。必須估量日益強大的天主教的力量，它的力量源自重新確立的教廷的威望，教廷日益強烈地希望只有一份教皇與國王的協議，希望有一個統一的信奉天主教的德國。這是些無法估量的因素嗎？這樣說也可以，但是，這些力量終於以其可怕的重量放在天平上了。由於不了解而不能正確估量，部長們和外交家們僅僅依據政治資料和外交慣例來估量它們的分量，所以常常失誤。原因恰恰因為他們相信政治有自主性。他們不願意看到，「政治外交人」這個抽象得無以復加的概念，只能在「世界人」這個概念內部找到它的真實存在，而「世界人」則是一個人們永遠不了解的概念…… 此外，歸根結底，美因茨或科布倫茨的這個或那個家族是否保存著父輩留下來的拿破崙的半身雕像，或是祖父留下來的裝在鼓鼓囊囊的盒子裡的十字架，那是無關宏旨的。這些東西只不過是博物館的藏品而已，對於那些把這些東西視為年輕時代的紀念品的人來說，這些東西最好隨葬到墳墓里去。這是一代人的終結，一種精神狀態的終結。 1870年，「災禍」來臨，阿爾薩斯—洛林被德意志帝國占領，阿恩特的計劃終於實現了，從巴塞爾到埃默里希，幾乎整條萊茵河都歸於德國，或基本上歸於德國了。如果說，1830年法國還有可能在舊日的灰燼里找到一些火星，讓火重新燃起；如果說，在30年左右的時間裡，法國領導人有時還記得，法國的省長不久前曾經管理過埃克斯、特里爾和美因茨，那麼，如今法國不再想這些了。法國打了敗仗之後，想到了阿爾薩斯，想到了破碎的洛林，包括萊茵蘭在內的整個德意志帝國想要擁有自己、保存自己、讓自己轉變為完完全全的日耳曼主義，對於這個帝國來說，破碎的洛林就是一種活生生的聯繫。夢想和遺憾對於它還有什麼用處？萊茵蘭也一樣，那裡的一切都徹底改變了。對立雙方已經不再是過去的萊茵蘭人和普魯士人了，如今對立的是帝國和萊茵蘭人，這個帝國當然是由普魯士控制的，但是，它並不因此而不是一個應由大家共享的共同創造。萊茵蘭人從1815年以來所忍受的一切，普魯士人接受了，而且如今不再為阿爾薩斯在1871年以後忍受那些苦難而憤怒。《斯特拉斯堡郵報》步不久前在科隆創刊的《萊茵觀察家報》的後塵，企圖驅趕法國邪氣，此後不久就發生了薩韋爾納事件，險些釀成1846年科隆那樣的起義。塔列朗在1815年用他那雙前高級教士靈巧的手，把風暴禁錮在普魯士疆域以內；可是，有人為了避免小痛，竟然把這場被塔列朗禁錮的風暴釋放到整個歐洲，以致貽患多年，就這些人的初衷而言，實在是適得其反。 1870年，在很長一段時間中，我們在已經發生的事件中只看到自己的不幸，只看到離我們最近的不幸，那就是國土被肢解，資金外流，我們的地位下降和我們所受的屈辱。可是，從德國角度看又是如何呢？歷史上第一次，一個因勝利而獲得威望、因經濟發展而富庶的強國矗立在歐洲中心，它可以自由地使用在那裡交匯的許多交通要道，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其中就有萊茵河及其上游和下游的出口。人們面臨的不再是一個遠處的強國，例如西部或南部的某個大國，這種大國從歐洲的邊緣出發，顯現在歐洲中心，但總是因無法獲得持久的後果而以失敗告終。如今這個新的德意志帝國由堅實的普魯士架構作為支持，重新獲得了過去日耳曼羅馬神聖帝國曾經占有，卻因力量不足而從未實際擁有的中心地位。德意志帝國在歐洲大陸中心控制著萊茵河交通要道，安置了一大批緊湊的屬地，這些屬地為在勝利中鍛造出來的拼湊在一起的現狀感到驕傲；它們已經為未來的物質前景而極度興奮，這個前景是政治勝利的實現者在獲得政治勝利的時刻展現在全民族眼前的。 俾斯麥帝國剛剛劃定的德意志世界，在它的精細的結構上不再是1815年那個德意志世界了，滑鐵盧之役以後，盟國已經在新的計劃基礎上進行改組。後來成為第二帝國領土上的大約2500萬人口已經變成了4000萬。在他們的領土上，每年已經能生產2600萬噸煤炭，其中魯爾盆地生產的煤炭就多達1200萬噸，從奧賓的袖珍地圖集上可以看到，用不同顏色標明的建於不同時期的鐵路，在1870年已經沿著整條萊茵河延伸了，這樣就使得橫向的道路變得非常活躍，其中包括沿著赫西尼安高原並與萊茵河在魯爾區邊沿相接的那條鐵路，在法蘭克福附近脫離萊茵河並通過美因河航道深入到薩克森和波希米亞的那條鐵路等等。這雖然只是小小的開端，卻已經展現了美好的發展前景。萊茵蘭人在他們的萊茵河畔已經因這些新鮮事物而重新獲得了活力，我們是否覺得，萊茵蘭人並未因此而開始感到一種帶有感激的自豪嗎？ 維達爾·德·拉布拉什寫過一本鮮為人知的佳作《法國東部》，談及舊制度末期的阿爾薩斯和洛林時，他在書中指出，當大革命即將爆發時，明智的阿爾薩斯人開始有了一種願望：「但願阿爾薩斯為了自己的幸福，同意在國王的諸邦不再被當作外國人。」接著他清醒地寫道：「洛林和阿爾薩斯感到，一個偉大的工業前景已經在自己身上甦醒了，它們從這個正確的預感中對自己真正的利益作出了更廣泛更正確的評價。」維達爾·德·拉布拉什接著寫道：「長期的滲透發生在征服之前，沒費多大力氣就為適應作了鋪墊。那就是舊制度下的行政管理作出的成就，這種管理雖然有些缺陷，卻靈活而聰明，這種管理所實行的只不過是高質量的現實主義，其奧秘在於不把被管理者的願望和看問題的方式置於事先確定的看法之下。」 這就使得人們能夠較好地懂得1870年之前發生了什麼，而且更加明白此後萊茵蘭將會發生什麼。但是差異還是有的，那就是普魯士的行政管理僵硬而緊張，與我們舊制度時期的行政管理不一樣，它實行的是一種依據主觀意願確定的系統化政策。然而，從1870年起一切確實都加快了速度。德國經濟飛速發展，人口增長的速度也是眾所周知的，1816年是2500萬，1871年是4100萬，1880年是4500萬，1890年是4900萬，到了1900年就達到5600萬了。威斯特伐利亞和萊茵河沿岸的普魯士這兩個州的人口狀況如何呢？1871年是500萬，1890年是700萬，1900年是900萬，1908年是1100萬，而1925年則是1200萬！狹義的魯爾盆地的人口狀況如何？1871年有778000人，1925年有2832000人。在奧賓的袖珍地圖集中有兩張圖表，分別顯示了萊茵州在1820年和1905年的人口密度；在第一張表上，最高密度是「每平方公里200人以上」；在第二張表上，最高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000人以上」。礦藏資源和煤炭產量也以同樣的速度上升；1870年為1200萬噸，1875年為1850萬噸，1890年為3500萬噸，1900年為6000萬噸，1913年為114000萬噸。占總人口60%的人從事工業生產或以工業生產為生活來源，每年生產的大量鋼鐵、紡織品、化學工業品，使德國成了經濟大國和強國。在這個被工廠的火焰染紅的地區，巨大的城市中沖天的火焰光輝耀眼，消耗驚人；1870年人口10萬的城市不足10座，1900年人口10萬的城市多達40座，其中8座城市人口超過30萬。 萊茵蘭人並非僅僅抽象地知道這些數字，而是切切實實地知道、真真切切地感到，他們都與這些數字休戚相關。萊茵蘭人都為壯麗的萊茵河而驕傲，這是全世界最大的水上通道之一。萊茵河不是德國的邊界，這便是法蘭克福條約後的事實。萊茵河是德國的河流，為使這個說法變成現實，所有熱情滿腔的德國人都付出了艱苦的努力。長期的工作，耐心地積累成果，然後才會突然成功。從1880年開始，萊茵蘭土地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這種繁榮來自萊茵河；黃金萊茵河不再是從沙粒中耐心地淘出來的金沙，而是巨大的帕克托爾河 [25] ，是人類勞動的結晶，它為萊茵蘭人帶來自豪和實惠，也讓萊茵蘭人產生了巨大的欲望，在埃斯科河和馬斯河之間設立了收費的關卡，把運輸的連接問題設計得非常巧妙，從而為德國和中歐帶來好處。萊茵河是一條巨大的交通要道和傳播影響的通道，它經由哥達湖和熱那亞通達地中海，經由多瑙河和君士坦丁堡通達小亞細亞、巴格達和波斯灣。萊茵河是德國的河流嗎？它是中歐的河流，更確切地說，它是連接北海和亞洲諸海的一條巨大的紐帶。 有過一些夢想，而且險些成為現實，這些夢想是以德國「製造」、控制和緊緊勒住的萊茵河作為支撐的。可是，當法蘭西重新立足萊茵河，把萊茵河從繁重的奴役中解脫出來，使之重新獲得自由，變成國際河流，並依據其傳統打碎壓迫性和剝削性的壟斷時，這些夢想全都成為泡影。萊茵河「造好又拆毀」，這是比任何別的說法更佳的說法，我們再次這樣說，因為對於歷史學家來說，這個說法道出了萊茵河對於世界的意義。 * * * [1] 領地君主（Princes posséssionés），指原德意志皇帝的封臣，他們是1684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後與法國結盟、享有一定程度自治權的君主。 [2] 居斯蒂納（Philippe Custine，1740—1793），法國將軍。 [3] 迪穆里埃（Charles Dumourier，1739—1823），法國將軍。 [4] 莫維雍（Mauvillon）是米拉波（Mirabeau）的友人，曾在數年之中收集資料，供米拉波撰寫該書之用。 [5] 死手權，即領主對附庸的產業永久管理權。 [6] 達爾貝格（Karl Theodor Dalberg，1744—1817），起初反對拿破崙，後來與之聯手，擔任萊茵聯盟總統。 [7] 迪特里克（Philippe Dietrich，1748—1793），法國政治家，曾任斯特拉斯堡市市長，主張君主立憲。 [8] 約瑟夫二世（Joseph Ⅱ，1741—1790），德國皇帝（1765—1790年在位）。 [9] 福爾斯特（George Forster，1754—1794），德國學者，主張萊茵河左岸歸屬法國。 [10] 卡爾諾（Nicolas Carnot，1753—1823），法國政治家和軍事家，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著名將領。 [11] 奧什（Lazal Hoche，1768—1797），法國將軍。 [12] 韋伊奧（ Louis Veuillot，1813—1883），法國報人和作家，對拿破崙三世以擁護始而以反對終。 [13] 聖—皮埃爾（Bernardin de Saint-Pierre，1737—1814），法國作家。 [14] 冉彭·聖—安德列（Jeanbon Saint-André，1749—1813），法國政治家，曾任萊茵河左岸各省總特派員。 [15] 施萊格爾（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67—1845），德國文學批評家。 [16] 加繆（Armand Gaston Camus，1740—1804），法國學者和政治家。 [17] 夏普塔爾（Jean-Antoine Chaptal，1756—1832），法國化學家和政治家。 [18] 布呂歇爾（Leberecht von Blucher，1742—1819），普魯士將軍。 [19] 波魯斯人（Borussos），古代斯拉夫部族，其生活地區即為後來的普魯士。 [20] 塔列朗（Charles Talleyrand，1754—1838），法國政治家和外交家。 [21] 阿恩特（Ernest Moritz Arndt，1769—1860），德國作家和詩人。 [22] 埃德加·基內（Edgard Quinet，1803—1875），法國歷史學家。 [23] 路易菲力普（Louis-Philippe，1773—1850），法國國王（1830—1848年在位）。 [24] 黑爾韋格（Georg Herwegh，1817—1875），德國詩人。 [25] 帕克托爾河（Pactole），位於小亞細亞的一條河流，古代盛產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