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茵河 · 第三章 從城邦到國家

Ⅰ.萊茵河城市 朱爾·米什萊曾對他的學生說過：德國「只不過是童稚、詩和形上學」。數年後，他對德國作了一次短暫的訪問，1842年7月底回到法國。他就此次訪問寫道：在一個月內，「我從德國身上割下了一塊，我觸到了西南部的所有電流。」電流一詞用得好，富有表現力，也很正確。我們也只能從萊茵河的全部歷史上「割下一塊」，而對於貫通在整條大河中的電流，我們至少可以從從容容地觸摸它們的關鍵觸點——城市。 萊茵河的城市兼具羅馬、日耳曼和基督教的特徵。正因為如此，這些城市就成了對於體現著巨大勞動的過去栩栩如生的概述，而我們想以簡短的篇幅加以概括的也正是這個過去。這些城市是古羅馬城市嗎？想入非非的米什萊就是這樣說的，他在美因茨旅行札記中寫道：「萊茵河，古羅馬的河流，世界的河流，也是德國的河流，但不只是德國的河流；縱然還有那些在古羅馬基礎上建造的哥德式建築，在堡壘上修建的城堡，在原來神廟上修建的教堂和修道院。」這位《羅馬史》的作者虔誠地參觀了城堡中的德魯蘇塔、柯尼斯勃隆的古羅馬引水渠，以及堪稱「文明世界先驅」的羅馬軍團軍人墓地……兩天以後到了特里爾，他凝視著「黑門」，遐想聯翩：「身著白紅兩色長袍的高盧行政長官，坐在這座凱旋門前，讓一個個民族出庭受審。」除了美因茨和特里爾，如果米什萊還到過巴塞爾、斯特拉斯堡或者科隆、奈梅根、萊頓，那麼在他足跡所到的這些地方，他可能會察覺到，橋樑建造者和城市創建者們的精神依然活著，而且會從地下深處冒出地面。 這些城市是日耳曼城市嗎？當然是的。是日耳曼城市，而不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德意志城市。因為，在巴塞爾找到的許多13世紀文獻一再顯示，皇帝控制著萊茵河沿岸各個地區，而巴塞爾早就將自己的命運與帝國的命運分開了。斯特拉斯堡從17世紀開始獲得了其它來源，不再只喝德意志的萊茵河水了。奈梅根的房子大都有暗紅色的屋頂，還有漂亮的樹木和通向港灣的坡道，那裡停靠著綠色、橙色或紅色船隻，這些景色足以表明這是一個荷蘭城市；可是，儘管存在著巨大的歷史和文化差異，許多相同的習俗卻構成了共同的寶庫；習慣、風尚、民俗、許多相似的傳統以及自發的待人接物的態度等等，彼此十分相似，以致在有些時候，某些思想竟然如同河谷中的颶風那樣，飛快地從康斯坦茨吹到萊頓；飛快地傳遞的不僅是思想，還有感情、欲望，乃至口號。請想一想那些突然揭竿而起的粗魯的農婦們，她們高喊著古老的「鞋子同盟」的口號，把綴有碎土釘的大鞋舉過沾滿麥草的頭頂，這種鞋子是數百年來農民起義的象徵；請想一想一再出現在萊茵河全流域各地區的市民和手藝人當中的異端分子，這些地方是民間泛神論永不枯竭的源泉。所有這一切都經由各不相同的多種語言進行傳遞，這些語言的彼此關係有時相當複雜，例如，荷蘭語與德語的關係從各方面來看都不容易理清，不過它們都屬於日耳曼語，彼此相距當然不很遠，比瓦隆語與法國的法語之間的差距小得多…… 最後，這些城市是基督教城市嗎？是的。不過這樣說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考慮到在經歷了災禍、崩潰和血腥的無政府狀態之後，是基督教重新創建了這些城市，是基督教主教府這個物質支點重新為這些城市提供了一個堅實的精神中心，一個共同的理念和希望。這些擁有莊嚴肅穆的大教堂、高傲的哥德式神殿和聞名於整個歐洲的朝聖地的城市，自然是基督教城市；修道院是熱情和狂熱的驛站，為如饑似渴的信徒不斷地輸送布道者，擁有眾多修道院的城市當然是基督教城市；作為主教和大主教們的駐地，這些城市當然是基督教城市；領導主教和大主教的是高級神職人員，他們富有政治頭腦，對許多墳墓顯示出兩種不均勻地交織在一起的感情：強大和卑順；在卑順占上風的時候，他們從全身心地卑順和一邊指揮一邊服從中感受到一種自豪。是的，基督教的、日耳曼的、古羅馬的城市。不過，先於一切的，它們都是萊茵河城市。 這是一條強大的河流，它從阿爾卑斯山流到大海，在眾多的城市之間建立起相互支援的關係，這種關係即使算不得最密切，至少也是最直接和最顯而易見的。從巴塞爾大拐彎到多爾德雷赫特漂亮的小拐彎，萊茵河猶如一條長長的街道，時而穿行在山間，時而流經平原的心臟地區，商人和軍人，旅行家和學生，總之，形形色色的所有萊茵河的使用者，摩肩接踵地走在萊茵河兩岸，有的慢條斯理地閒逛，有的急匆匆地趕路，有的憂心忡忡，有的無所顧忌。 人人都有自己的歇腳之處。城市是行程的終點和起點的標誌，乘船或坐車來到城市的人各不相同，朝聖者為了信仰而來，商賈為了趕集或交付路橋費而來，另一些人則為了尋求歡樂或滿足好奇心而來。所有城市之間都透著一股親屬般的氣氛。當然，它們之間存在著差異，如果選取兩個極端，差異就相當明顯。巴塞爾的天空不是荷蘭人畫幅上的多爾特雷赫特的天空，凡德維爾德 [1] 筆下的天空是銀色的，凡高晏筆下的天空是灰霧蒙蒙的。荒涼的萊茵河波濤滾滾，夾帶著來自比瑟河的松樹枝，箭一般穿過巴塞爾市內的橋樑奔騰而下；這條萊茵河也不是顯現在阿爾貝·庫伊普 [2] 畫幅上的那種義大利景色，也不是認真而嚴肅的魯伊斯達爾 [3] 展現在完美的天穹之下的那幅景象。可是，從霍爾貝恩 [4] 和博克林 [5] 筆下的城市經過許多中間階段到伊拉斯謨 [6] 和阿德里安六世 [7] 的城市，其間有許許多多驚人的相似之處。 經歷了多次改造、擴建和重新規劃之後，這些城市如今全都僅僅占據萊茵河的一側，唯一的例外是巴塞爾，它橫跨在比較容易控制的河段上，兩岸成排的建築物緊緊地把它擠在當中；這些城市沿著萊茵河岸建起了現代化的高樓大廈，猶如一道高高的堤防，酒店和賭場掛著五顏六色的招牌，公共建築物上旗幟飄揚，以其非凡的氣勢裝點著著名的林蔭大道，在最長的街道或者說兩條最長街道中的一條上，低著頭查閱古舊地圖的飽學之士認出了古羅馬軍營珍貴的標記。在風起波揚的大河兩岸，古老建築完整地展示著舊時的外牆，令人興趣盎然，這些房屋是真正的城市中的真正的萊茵河建築；15世紀和16世紀的建築，牆面上畫著畫，雕著花飾，屋頂偏在一邊，樓層凸懸在底層上面，窗戶鑲有方格子，布滿色彩鮮艷的圖畫；18世紀的房屋大多是石結構，毫不羞澀地向人們展示它們純樸的鄉氣和令人回味無窮的笨拙，這些建築雖說屬於路易十五或路易十六風格，卻帶有弗蘭德爾人或阿勒曼人的特點，有的則處理成幼稚的洛可可式樣，活像一個荷蘭衣櫃或是科隆衣箱。一股不可名狀的萊茵河氣味在這些街道上空飄蕩，濕潤的空氣像微風一樣有意朝人們臉上吹；每當夜色降臨，這股氣味從飽含水分的土地向濕潤的空中升騰，或從狹窄的廊道向四處散發，令臨窗眺望的人們似乎看到了小船、遊艇和晾曬在船上的織物…… 凡高晏的油畫：美麗的萊茵河畔的多爾德雷赫特 這些僅僅是外觀。歷史學家如果進一步探索城市的過去，深入它們的歷史和社會結構，相似之處就更多了，同樣的事件有規律地在同樣的時候發生；從上游到下游，從下游到上游，萊茵河的城市生活在同一個節奏里，作為萊茵河的女兒，這些城市都離不開萊茵河。 從10世紀末甚至更早開始，在古羅馬帝國邊界那邊的一些地區里，城市有了決定性的進展，這是這些城市的崛起抑或重新崛起呢？ 不錯，巴塞爾、斯特拉斯堡、美因茨、科布倫茨、科隆或烏特勒支，它們都沒有徹底死亡，羅馬時代的建築、沿用數百年的名字、用鶴嘴鋤從令人肅然起敬的土地上挖出來的愷撒鑄幣，所有這一切都是這些古老的城市感到驕傲的理由。這些城市的圍牆是用墳墓和廢墟上的碎磚爛瓦匆忙地建起來的，用途不定的建築物支撐著這些圍牆；圍牆始終是城市的顯著標誌物，羅馬將軍們只要瞥一眼就能辨認出來。沿途有一些重要地點，例如馬斯河與萊茵河上的渡口，下游的烏特勒支，上游的馬斯垂克，這些都是水路的匯合處和水運的集散地。科布倫茨是馬斯河航路的起點，美因茨是船隻卸貨的地方，船員們在這裡上岸，然後重新登船開始返回的路程，美因茨還是水路和陸路的交匯點；斯特拉斯堡比其它城市更古老，數百年來一直面對著一段特殊的河道，這裡只有一條支流，水流出奇地平靜，所以這裡對於一個有兩副面孔的城市來說，最適宜不過了；阿爾薩斯的亞努斯 [8] 把它的一張臉轉向薩維爾納及其山口，把另一張臉轉向金齊格河和施瓦本。有些地方顯得更加複雜些，科隆就不簡單，萊茵河在這裡分成兩支，向東的那支帶走了大部分流量，向西的那支狹窄而平靜，為船隻提供了理想的避風港，兩條支流之間是一個小洲，小洲最終與陡峭的河岸相接，但是它至此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因為由於它的存在，通往頁狀岩山腳的若干條大路得以匯聚在河流一側的一處高地上，這塊高地高於上游和下游的河岸。 在這些城市裡生活著一定數量的居民，亨利·皮萊納指出，在8世紀末和9世紀，定居在埃斯科河和馬斯河三角洲的弗里斯船民和水手們，曾在這些城市中積極從事商業活動，這些人還因英格蘭和斯堪的納維亞的頻繁交往而獲利；可是，它們真是名副其實的城市嗎？雖然缺少文獻資料，我們還是知道，在這些城市中，深居在大教堂和修道院旁邊的「宮殿」里的主教們，監視著他們的教士和學生；與主教們相鄰而居的是守衛堡壘的戰士，他們時刻警惕地維護著大家的安全；此外還有神職人員的家屬、教士和手藝人，他們日夜忙碌著烤麵包、鞣皮革、製作羊皮紙、砌築城牆和房屋、搭建房架和制鎖。不是城市，而是圍牆圍起來的一塊地方，危急之時可以用來接納當地的居民和他們的牲畜與家人；此外也是開發中心，主教們在這裡擁有得到良好保護的儲存庫、地窖和穀倉。我們的城市不是從這些地方產生的。確切地說，城市的產生有賴於在數百年的基礎上，一種新的因素與「邦」（civitas）這個雖然悠久卻已僵化的核心相結合，這種新的因素便是斯特拉斯堡人所說的「新城」（urbs nova）、「外城」（urbs exterior），或者「郊區」（novus burgus，foris burgus，portus）；名稱不一，意義卻相同，烏特勒支人則稱之為stalle。總之，一件新事物需要有一個新詞來表達。誰來建造這個「新城」、「外城」、「郊區」？為什麼要造？為了交易，由商人來造。這裡所說的商人既指買賣人，也指在自家窗口出售自家產品的手工藝人，也指那些沒有正經職業，但熱心經營、決心自立謀生，從而在萊茵河的陽光下覓得一席立足之地的人…… 1632年被圍時的科布倫茨 9世紀和10世紀的科隆是介於四方形的古羅馬圍牆和萊茵河之間的一塊幾乎一無所有的空地，緊挨著萊茵河是為了吸引商人。大多數商人定居在這裡，經過10世紀末的兩次取土，古羅馬圍牆延伸到了河岸，舊城於是與新城連成一片。可是，由於市民活動逐漸向四周擴散，郊區逐漸成了核心地帶，舊城的3/4已經無人居住。萊茵河是財富、生活和自由行動的源泉，它所帶來的繁榮重新激活了這個廢墟上的城市；四方形的古羅馬圍牆已經容不下了，圍牆外面建起了許多房屋，1106年修建新圍牆時挖出了一座古羅馬公墓，此處出土的骸骨後來被稱作「一萬一千聖女」；1180年再次擴建圍牆，這是10世紀末以來的第二次擴建，新建的圍牆從貝恩圖姆開始，經由塞弗林托、哈嫩托和庫尼貝特斯圖姆，一直到埃格爾斯坦因托，把所有主要的居民區都圍在牆內。我們的科隆，真正的科隆此時才誕生。其實，沿河的城市大多這樣。奈邁里斯這個城市就是原來的奧古斯塔·奈邁倫，離這個城市很近的地方有一個叫做斯皮拉的村落，人口迅速增長，該地的主教又召來了一些猶太商人，最終把它變成了一個城市。伊普爾、根特和布魯日並沒有古羅馬的根基，而是在市民生活的基礎上誕生的城市；一位名叫諾特格爾的主教在10世紀終了時，把7世紀末聖于貝爾創建的教會城和創建在列日的商業市鎮，一起圈在同一座圍城當中；科隆、沃爾姆斯、施佩耶爾、斯特拉斯堡以及另外十餘座城市就這樣改變了模樣，它們不再是古代的城市，更不是羅馬帝國崩潰以後災難時刻的那種城市，也不是四處遊動的蠻族城市，也不是從東部的根基上切割下來的一小塊一小塊的西部城市；它們是中世紀城市，是現代城市的直系祖先…… 10世紀和11世紀是各地大興土木的時期，萊茵河畔以及法蘭西和義大利都在經濟壓力下開始發展，只是義大利稍晚一些。不過，如果與易北河畔相比，義大利的落後反而明顯領先了。萊茵河城市與埃斯科河、馬斯河以及塞納河城市一樣，來自各地的人群包括商人、逃亡者和冒險家，習慣於長途販運和四處遊蕩的商人們見多識廣，逃亡者和冒險家則是被驅逐出境或被放逐的人，這些外來人既沒有同樣的過去，也沒有同樣的生活經歷，可是，他們迅速選中若干地點，如同繁忙而嘈雜的蜜蜂那樣聚集在一起，互相幫助，共同努力，從而凝聚成為堅強有力的人群。他們既有榜樣可以效仿，又有近鄰的成功可以借鑑，於是就在地方上帶頭行動，開始從事征服活動；他們這樣做是為了「新城」和正在形成的「城市」的全體居民，這些居民受著各種各樣義務的約束，許多不曾預見到商人和市民將要登上歷史舞台的規章制度、風俗習慣捆住了他們的手腳；他們強烈的願望和自覺為之奮鬥的目標，一開始就是爭取社會地位，爭取一個能考慮他們的實際情況並為他們的需要而工作的組織。 作為現代城市的祖先，面對著受到它們的威脅和否定的舊政權，中世紀城市逐漸形成了。這些城市讓人們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氣，不是用來耕作而是建造房屋的土地艱難地擺脫了古老的公共地役，領主的苛捐雜稅被廢除了，不合理的商品運輸稅、毫無實際效用的手續、舊時的合同以及過時的民事和刑事規章等，也相繼被廢除了。城市是新的法制、新的道德和新的心態的熔爐，也是迷戀於舊世界的那些人憎惡的對象。11世紀來臨時，有一位名叫阿爾佩特的僧人，就因看不慣而指責泰斯特爾邦特地方的蒂爾商人，在杜爾斯泰特衰敗之後和烏特勒支興起之前，蒂爾一度曾是盎格魯—萊茵河的一個大商業中心；在他眼中，這是一些令人難以忍受的人：「他們的風俗習慣與他們的近鄰不同。」這是一些難以對付的人：「他們沒有任何規矩。」這是一些無法無天的人：「他們不是依據法律而是隨心所欲地作出裁決。」這是一些令人厭惡的人：「他們把慫恿吃喝玩樂的人奉為上賓。」如何看待生活和權利，對優秀傳統是不予理會還是精心保存，這些都是問題，此外還有我們的習俗、觀念和自由，諸如男女平等、子女均分父親的遺產，無子女的喪偶夫婦可以繼承對方的財產等；總之，某種意義上的獨立性、基於人生閱歷的寬容精神、遠遠越出狹窄的集鎮圍牆的寬闊視野等等，都逐漸萌發。 此外還有和平。這是一種城市特有的和平，是蠻漢世界裡的安全因素，是豎立在城區與郊區結合部的十字架所標誌的和平，是和平之塔也就是城堡塔樓上響徹四野的鐘聲所宣告的和平，是最古老的斯特拉斯堡權利所規定的和平，這種權利為「包括本地人和外來者在內的所有個人，以所有人的名義在任何時候所享有」；保持這種和平極為艱難，懲罰、酷刑、斷肢、絞刑和砍頭都是用來維護這種和平的手段；對於罪犯來說，要維持和平就得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可是，這種和平畢竟擴大到了每一個人，無論他是大人物還是小百姓，是富商還是家奴，和平變成了最高法律，以其強硬和統一的規則抑制個人之間的差異，最終使城市得以成為一個如吉爾克所說的法人、政治個體、全體公民的代表，而不是多數公民的代表…… 這種組織方面的統一性當然並不意味著城市之間沒有差異，尤其因為我們今天所持有的邊界觀念在這裡絲毫不起作用。有些人企圖把這種觀念作為城市歷史的支撐，尤其是那些德意志城市，它們被視為某些德意志特有的習俗和機制的產物；這些人錯了，皮雷納指出：「城市的組成不是一種民族現象。」城市屬於它們所否定的那個世界的政治架構，它們以自己的存在這個事實為打垮那個世界的政治架構作出了貢獻，它們更不屬於它們所不曾預見的那個世界的政治架構，儘管它們事實上為這個世界進行著準備，這個世界便是我們今天的世界。萊茵河兩岸的城市呈現出同樣的演變軌跡。如果說，有理由從我們所研究的所有家族中篩選出若干大家族，那麼，這些大家族也不是建立在人種或民族的觀念之上的，他們對邊界漠不關心，在他們看來，科隆、美因茨和沃爾姆斯與蘭斯、拉昂以及康布雷的關係，遠比他們與日耳曼世界裡的呂貝克和馬格德堡的關係更為密切…… 讓我們再一次清除頭腦中的陳見。這些萊茵河城市並不存在於一些「國家」中，它們自己就是自己的「國家」。巴塞爾人就是住在巴塞爾的人，住在科隆的人就是科隆人。誰若想如同今天詢問一個人的「國籍」那樣追問他們的原籍，他們的回答可能會讓我們目瞪口呆，因為我們實在思想準備不足，難以承認這樣的事實：法蘭克人的祖先是特洛伊人，因而就是羅馬人的近親，而羅馬人則是埃涅阿司 [9] 的後裔；他們的語言實際上是高盧語，也就是愷撒時代在高盧使用的那種語言。且把這些不確切的說法放在一邊。如果萊茵河城市能夠承認在自己上面有一個更高的政治組織，並且承認自己為它服務。那麼，它們真心愿意歸屬的就是帝國，也就是日耳曼人的羅馬神聖帝國；這是一個由多部族組成的帝國，它緊緊盯著義大利和勃艮第的土地以及萊茵蘭和名副其實的日耳曼土地；依據12世紀的一部紀年史的記載，這個帝國的主要兵力部署在從巴塞爾到美因茨的廣大地區里。「大家都知道那裡有最重要的力量。」帝國的監護是溫和的，它朝向義大利或勃艮第的發展有利於經商人群。這些經商人群一旦發現自己所在的城市邊界已被突破，10個「外」國的代表已經捷足先登，他們就不再關心邊界；他們肯定由於職業的原因而具有天下一家的思想。不過，興趣和氣質也不無關係。 如果說這些城市在神聖帝國的生活中曾發揮過這種作用，那絕非偶然。許多議會在這些城市裡舉行會議，許多莊嚴的文件在這些城市裡簽署，例如烏爾姆斯；金璽詔書 [10] 尚未確定規則之前，皇帝就在美因河上的法蘭克福選出來了；從虔誠者路易到費迪南一世 [11] ，共有37位日耳曼族君主在亞琛加冕；在整整五百年中，所有皇帝的遺體都安放在康拉德二世 [12] 建於1030年的施佩耶爾大教堂里；所有這一切絕非偶然。從神聖帝國到萊茵河諸城市，從萊茵河諸城市到神聖帝國，有足夠的理由交換彼此滿意的證據。商業資產者常常將他們稚嫩的政治和軍事實力，用來為保護他們而向他們提供豁免權和特權的主人服務，即使事情看來無望時依然這樣。我們記得，沃爾姆斯人於1703年趕走了他們的主教，因為他陰謀反對亨利四世 [13] ；1077年卡諾薩事件 [14] 之後不久，美因茨人拿起武器反對亨利四世的對手魯道夫 [15] ，後者企圖在美因茨城裡加冕為王。可是，當皇帝們逐漸失去威望和權力，長期不理朝政，而且承認自己手中無權時，他們就更積極地為萊茵河諸城市提供服務。由於正如人們所說，君主已經「形同無法自衛的國王」，各個城市不能再指望君主而只能依靠自己，美因茨、奧彭海姆和沃爾姆斯於是在1254年結成第一個聯盟，不久之後，以科隆為首的一大批城市先後加入了這個聯盟，這些城市不僅包括萊茵河沿岸從諾伊斯到巴塞爾的所有城市，而且還包括美因河沿岸、黑森地區和威斯特伐利亞地區的所有城市，以及那些為自己的財富憂心忡忡、在城市的迅速發展面前被迫低頭的世俗和教會的領主們。這是在城市發展道路上邁出的第一步，法國的城市卻由於很快就再度得到國王們的監護而從未走上這條道路。就萊茵河城市而言，到達終點時感受到的是勝利的自豪，因為它們之中最具實力的那幾個不是變成了共和國，便是有了充分的獨立地位，至少也獲得了高度自主。它們既是自己命運的主宰，也是自己命運的捍衛者，它們孤獨地挺立在舊勢力的對面。 讓我們看一看城市的這種發展勢頭結束之時的情景。羅傑·阿沙姆在1550年前後曾說，那時航行在萊茵河上的船隻相當舒適，船窗裝有玻璃，密閉性很好，岸上有馬匹牽引，頑童們沿河跟著跑，邊唱邊向船客討錢，所有外來者無不爭先恐後地為萊茵河城市的富庶和強大而驚嘆。比如，四出奔走的外交家埃尼亞斯·希爾維烏斯·比科洛米尼曾為萊茵河諸城市寫下熱情的篇章，歌頌萊茵河上的王冠——科隆、科隆的無價之寶——教堂、雄偉的建築以及腦滿腸肥的市民、美麗的河流和肥沃的土地——科隆的糧倉；這位外交家後來當上了教皇，世稱庇護二世 [16] ，他的生平被蒂貝托 [17] 畫在漂亮的錫耶納圖書館穹頂上，剛勁有力，色彩鮮艷。美因茨唯一的缺點是街道過於狹窄；施佩耶爾賞心悅目，是個人見人愛的城市；斯特拉斯堡以其眾多的人工小河被義大利人視為威尼斯第二，而且比威尼斯乾淨；巴塞爾擁有豪華的房舍、湍急的河流和陽光下閃閃發光的瓦片。這些富足的城市擁有值得自豪的過去和無須擔憂的未來。作為人們艱苦創業的成果，這些城市也是大銀行家和商人罕見的生命力與積極性的明證，他們管理著上百位君主和上百個城市的財產，把他們的關係從里加延伸到倫敦和拉羅歇爾，從布魯日和根特到米蘭，從雷根斯堡和紐倫堡到日內瓦和里昂。這些城市是文藝復興時期大膽而天真的資本主義生氣勃勃的祭壇，那時的資本主義既沒有約束也沒有規則，可以隨心所欲地在那個產量不高、主要依靠技藝和個人勞動的世界裡闖蕩。此外，那時的資本主義知道自己是一種新興力量，擁有一夜之間形成的威望，因而顯現出傲慢和咄咄逼人的姿態，拒絕向舊道德和清規戒律脫帽致敬。 這些萊茵河城市雖然彼此忌妒，相互爭鬥，在數百年中積怨很深，卻依然彼此提供可靠而有效的支持，這種相互支持主要是文化和愛好使然，而不是利益驅動或出於外交需要。正如我們在《萊茵河諸省歷史地圖集》上所見到的那樣，萊茵河被收費站粗暴地分割成許多小段，在15世紀之前，單是從巴塞爾到蒂爾和杜爾斯泰特這一河段上就有60多個收費站，有的河段上彎道很多，例如從賓根到科布倫茨這一段；儘管如此，萊茵河的航道和河谷依然是一條堅實可靠和連續不斷的長線，把一個個城市串聯起來。共同的萊茵河文明中的各種成分沿著這條長線流動，這種文明也許完全不具備土生土長的特點，而是包含著許多借鑑和模仿的成分，但是，它的組合卻獨具特色，它的魅力也與眾不同。誰是它的借鑑對象呢？在這個歐洲的接合部，它幾乎向所有在這裡積極從事物質和思想交換的國家借鑑，首先是英格蘭。 英格蘭始終在荷蘭的萊茵河地區占有一席之地，它早就開始向這些地區輸出羊毛和蜂蜜，用以交換織物和葡萄酒；英格蘭的貨幣從11世紀起就在整個萊茵蘭流通，這就證明兩者之間確實早就開始貿易往來了。從1024年到1056年，在杜伊斯堡、安德納赫和代芬特爾，盎格魯—撒克遜的貨幣式樣入鄉隨俗，試圖採用當地匠人雕刻的鑄幣模子；不過此事不屬於我們的研究範圍。在非原料和製造品方面，在藝術、文學和思想方面，與其說英格蘭給萊茵蘭送來了什麼，不如說它取走的更多，當然，原料和製造品另作別論。霍爾貝恩為所有統治英格蘭的君主製作了鑄幣上的頭像，個個栩栩如生，英格蘭擁有什麼東西能與這些無價之寶匹敵呢？英格蘭的工業化藝術產品，無論瘦骨嶙峋的雕像或是祭壇後部的裝飾板，都不值得一提，雕刻在那些裝飾板上面的人物胡亂地混成一片，手長腳也長，面頰高高隆起。15世紀萊茵蘭的建築雖然受到了垂直式風格的影響，但這種影響似有似無，因而也不值得一提。不過應該說，從其它方面來看，羅拉德派 [18] 那樣的宗教和社會運動，倒是並非沒有引起反響，因為，萊茵蘭的那些國家都伸出雙臂歡迎新生事物，它們的市民們都滿腔熱情地接受所有隱秘或大膽的非英國國教主義。 另一方面，英國的年輕貴族一旦擁有穩定的財產，便在照例進行的「歐洲之旅」中，湧向萊茵蘭的各所大學；蘇格蘭人在這方面領先，花名冊表明，在15世紀的科隆已有許多蘇格蘭人。接踵而來的英格蘭人與來自遙遠的波羅的海沿岸的那些人一道，加強了來自北方和海邊的影響；這些波羅的海人來自加入了漢薩同盟的城市，他們不再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轉過頭來依仗財富盡情剝削他人的勞動，以此作為對自己以往艱苦勞動的報復…… 聖—烏蘇爾在科隆上岸（梅姆林畫） 對面是義大利人，義大利人在萊茵蘭各個市場上隨處可見；他們或是從自己的要塞之一布魯日，或是直接由海上進入萊茵河；他們大量聚集在科隆這個集散地，或是經由哥達湖抵達巴塞爾和萊茵河上游地區。與此同時也存在著一股反向的人流，不少萊茵蘭地區的人前往威尼斯、豐達戈，並在富有的叔伯和堂兄弟的吸引下由此前往羅馬教廷；在阿爾薩斯人布查爾（他是亞歷山大六世 [19] 的禮賓官和波爾吉亞家族 [20] 統治的無所畏懼的見證人）任職期間，教廷里的萊茵蘭人不計其數。另一些萊茵蘭人或是在城市裡烤制麵包，因為當時萊茵蘭麵包極受歡迎；或是從事較為高雅的職業，諸如金匠、鑄炮匠以及阿爾卑斯山那邊的礦工。他們返回家鄉時帶去了義大利人的風氣，不拘小節，趣味高雅，作風隨意，富有人情味，活得更瀟灑…… 最後，在整個萊茵河沿岸地區自然還有法蘭西，它的存在與其說是由於法蘭西人，毋寧說是由於法蘭西思想。法蘭西人早就通過自己的行動對這個地區產生影響，一位詩人曾不無誇張地說： 每個老爺，無論伯爵或侯爵， 凡是在自己的領地上有大量法蘭西人， 都讓他們的子女學習法蘭西語。 法蘭西語中許多與戰爭和藝術、與奢華的習慣以及生活中的行為和感受方式有關的單詞，豐富了各種日耳曼方言；除了語言，經過追求終於實現的就是「彬彬有禮」這個理想，它是粗俗、酗酒、撒謊和不道德的敵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優秀分子們在數百年里不斷努力，為的就是讓自己彬彬有禮。儘管地域上彼此有一定距離，儘管由於經常發生的戰爭和自然災害而不得不放棄或中斷，法蘭西始終通過中介人發揮著影響，由於這些中介人在政治上讓人放心，所以通過他們而產生的影響更容易被人接受。弗蘭德爾、瓦隆和馬斯河沿岸的人都是中介人；弗蘭德爾地區的藝術和文化長期占有優勢，瓦隆和馬斯河地區的古德語成分大概有所進展，當然尚未到達改變瓦隆地區原有根基的地步。法蘭西還通過一些教會城市發生影響，例如梅斯、圖勒、凡爾登以及北邊的康布雷，這些城市在神聖帝國的生活中都發揮過不容忽視的作用。最後，法蘭西還通過勃艮第的君主和臣民產生影響，勃艮第的伐盧瓦人雖然在政治上脫離了法蘭西，但並不妨礙他們傳遞法蘭西人的思想和文化。 科隆大學14世紀以來的名冊至今猶存，而且出版了，對於研究者來說，這不啻是個豐富的礦藏。第一卷是1450—1454年的名冊，登錄在這一卷里的法蘭西人只有一個，這是來自朗格爾教區的一位研讀巴黎藝術的學士，是否稱他為勃艮第人更合適呢？因為第戎當時屬於朗格爾教區。登錄在第一卷里的還有洛林人和主教區人，一位來自南錫主教區，一位來自呂內維爾主教區；還有來自圖勒地區不同教區的人，例如于勒里克·戴·阿扎爾、讓·德·沃貝庫爾以及另外幾位；此外還有幾個梅斯人和一個瓦朗西安人。這些只是信手拈來的幾個名字，若是查閱名冊的檢索頁，那就會發現，在科隆就讀的來自康布雷教區的大學生，一點也不比來自某個萊茵河教區的少；來自圖勒教區和梅斯教區的很多，來自蘭斯與泰烏阿納、亞眠的不多，來自貝桑松、凡爾登和阿拉斯的很少，而從列日來的卻非常多。萊茵河各教區的名字都可以在名冊中找到，它們是：庫爾、康斯坦茨、巴塞爾、斯特拉斯堡、施佩耶爾、沃爾姆斯、美因茨、特里爾、烏特勒支，當然還有科隆。不過，在這個問題上，名冊本身更有權威。 讓我們回到隨意選定的1450—1453年代來。來自科隆以南的大學生不多。因為，由於巴塞爾和美因茨此時尚無大學，許多上萊茵地區的大學生於是去海德堡就讀。不過，有一些來自康斯坦茨和施佩耶爾的學生，名氣很大的加布里埃爾·比埃爾 [21] 就是來自施佩耶爾的大學生；此外還有來自博帕爾、巴哈拉赫、科布倫茨、安德納赫和波恩的大學生。北方青年分別來自埃克斯、韋瑟爾、克桑滕、阿納姆、萊頓、高達、代爾夫特、多爾德雷赫特和鹿特丹。弗蘭德爾人分別來自梅什倫、根特、迪克斯穆伊德、圖爾奈和卡塞勒。還有來自哈勒姆、阿姆斯特丹和泰瑟爾島的荷蘭人；此外還有來自艾瑟爾河沿岸的肯彭、茲沃勒、代芬特爾、聚特芬等共同生活兄弟會 [22] 活動的主要城市。來自漢薩同盟成員城市的大學生人數較多，來自格羅寧根的大學生數量超過不萊梅、呂貝克、雷瓦爾；通常來自蘇格蘭的大學生尚未計算在內。由此不難想像，萊茵河上永遠流動著各種各樣的人和各種各樣的思想、習俗和語言。科隆人、美因茨人、斯特拉斯堡人和巴塞爾人單獨地或成群結隊地在外鄉旅行，而教士們則前往巴黎去向那種較早成熟的文化取經，法學家前往義大利特別是以法律研究著稱的波洛尼亞，手藝人和商人因拚命工作、守秩序、有紀律而到處受到歡迎。反之，來自各地的混雜人群在河谷地帶不斷地上上下下。 且讓商人去賺他們的錢，我們現在說說朝聖者。朝聖者從一個神廟走到另一個神廟，從一處聖跡走到另一處聖跡，他們中有的出於自願，有的因犯罪而受到所在城市的懲處，以朝聖贖罪。依照司法規定，贖罪朝聖者上路時要肩搭披巾，手持標誌性手杖，重刑犯赤腳光頭；他們有時踽踽獨行，有時三五成群，就像當時人們所說的「一群狗」那樣。據凡·考文貝格的一部著作所述，根特的行政長官可以從以下這些地方有選擇地命令罪犯前往朝聖贖罪的地點：旺多姆的三聖堂、圖爾的聖—馬丁教堂、羅卡馬杜爾的聖母院、孔波斯特拉的聖—亞克教堂、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巴里的聖—尼古拉教堂、賽普勒斯；以上這些是通用朝聖地點，而以下則是與弗蘭德爾人有某種傳統聯繫的地點，其中位於波羅的海地區的有：但澤的聖—阿達戴爾教堂、柯尼斯勃隆的聖母院、里加的聖母院、特龍黑姆的聖—奧拉夫教堂，位於英格蘭和蘇格蘭的有：多佛爾的聖—吉爾斯教堂、坎特伯雷的聖—托馬斯教堂、蘇格蘭的聖—安德烈教堂；這些地方之間還有另外十來個朝聖地：巴塞爾的聖母院、烏特勒支的聖—馬丁教堂、萊茵河沿岸的朝聖地坦恩的聖—蒂埃博教堂、斯特拉斯堡聖母院、施佩耶爾聖母院、法蘭克福聖母院、美因茨的聖—馬丁教堂、巴哈拉赫的聖—維爾納教堂、科布倫茨聖母院；最後還有科隆，科隆是聖—烏蘇爾 [23] 的城市，是三位國王的城市；科隆四周則有黑斯特爾巴赫、沃爾佩貝格的聖—何塞教堂、斯托墨爾恩聖母院。在科隆的19個堂區、22個隱修院、11個教務會、12所醫院、100個小教堂里，每天舉行1000場以上彌撒。科隆，當然還有亞琛；在這裡的大教堂附近的房舍里，人們掀開屋頂，讓擠得透不過氣來的朝聖者們眺望廣場，或是透過五彩斑斕的玻璃窗向教堂裡面眺望，渾身金光閃閃的神職人員正在向人們展示聖跡…… 17世紀中葉鹿特丹的萊茵河沿岸建築 在天真的人們身上，狂熱與好奇交織在一起，但是那些有學問的人，那些在一個又一個隱修院裡被萊茵河沿岸的神秘人物的名氣所吸引的虔誠的人們，例如學識淵博的勒費弗爾·戴塔勃爾 [24] ，依然希望在朝聖中汲取營養，充實自己如饑似渴的信仰。還有那些貨真價實的大學生，有的來自創建於1460年的巴塞爾大學，有的來自創建於1457年弗里堡大學，全都紛紛去往最有名的海德堡大學；美因茨排位第二，它的大學創建於大膽查理 [25] 去世的那年；到了1389年，科隆才有了第一任大學校長。這些大學是整個萊茵河地區的所有居民進行友好交流的聖地。人們是否企圖通過這些不間斷的交往給予對方以強烈的影響呢？只要查一下特普克出版的海德堡名冊第一卷就可以知道了，那裡登錄著內卡河大學1450—1453年間的學生來源，從庫爾到烏特勒支，每一個城市都有學生在這裡求學。來自庫爾的是兩個貴族，來自康斯坦茨、林多、萊茵費爾登的青年學生成群結隊；更遠些還有來自伯爾尼、蘇爾塞和梅明根的學生。然後是巴塞爾人、斯特拉斯堡人、林多和蓋默斯海姆，再遠些便是巴登、普福爾茨海姆、斯圖加特；在河對岸則是薩韋爾納和薩爾堡，沿河而下還有施佩耶爾、沃爾姆斯、美因茨、法蘭克福、巴哈拉赫，特里爾和梅斯各個教區的馬斯河沿岸人、科隆人、列日人，遠處還有布魯塞爾人；北邊有韋瑟爾、烏特勒支和阿姆斯特丹。萊茵河地區是一個整體，這在當時已經被人們強烈地感知，這有什麼可驚奇的呢？所有這些人以及被我們稱作瑞士人、德國人、荷蘭人、勤勞的施瓦本人、經常與當權者鬧對立的阿爾薩斯人、滿肚子學問的威斯特伐利亞人、倔強的比爾及人……不分種族和民族，與來自各地的人們親密合作，共同致力於偉大的創造性事業，也就是後來被我們稱作創建城市的那個事業；看到這幅景象又有什麼理由值得驚異呢？我們說得對，因為正是在城市這個熔爐里煉出了合金，那麼，合金是由多少成分組成的？經過多少人的手才煉成的？ 我們不必繞遠，還是從最具特點的東西說起吧！還有什麼東西能比科隆的繪畫和神秘主義更引人矚目，更能顯示一個城市的特徵呢？我們都會想起最初參觀瓦爾拉夫司鐸藏畫的情景，掛在牆上的許許多多小幅畫同屬一類；拜德克爾 [26] 以為人們缺乏藝術修養，因而事先就告誡我們：「普通觀眾不會喜愛這些畫。」我們還記得在那個充滿新生活氣息的古老城市裡朝拜一個又一個大大小小的教堂的情景，這真是一個奇特的城市，在一個現代化火車站的地下層，旅客們在兩排穿著條形制服的行李夫中間走過，頭頂上竟然是一個巨大的哥德式拱頂……一幅又一幅圖畫從眼前掠過，稍嫌平淡的天堂花園、草地上的座椅、久久地在修女們耳邊哼著歌謠的玫瑰花叢；在卡皮托爾的聖—瑪麗教堂中，在祭壇周圍的迴廊和三葉形的後殿四周，金色的裝飾物已經略顯黯淡，在香氣繚繞的氣氛中，人們把記憶不甚清晰的《手持豌豆花的聖母》與疲憊的貧婦會修女們十分珍愛的《耶穌生平二十四場景》進行對比；後者招致J.K.胡斯曼 [27] 非常刻薄的貶斥，此人極端厭惡「肥肉和瘦肉」；我們想起了那些狂熱的修女，她們先後依據聖—貝爾納 [28] 、聖—波拿文都拉 [29] 和愛克哈特大師 [30] 的說法，在很早以前就把萊茵河地區變成了幻覺神秘主義的最佳地點；我們至今依然把許多繪畫作品說成是出自具有象徵意義的畫師威廉之手，而他自己卻並不知道這些畫，也許那些都是他的學生韋瑟爾人溫里赫的作品；人們不再去想他是否出生在穹隆陰影之下的科隆，誰也不會知道他是哪裡人；人們不再認為斯特凡·洛赫奈 [31] 是為了成為科隆人才從施瓦本來到科隆的，他來得非常適時，給那個因一再重複而完全喪失活力的畫派輸入了新鮮血液；而維茨 [32] 此時正在施瓦本嶄露頭角。《聖—巴托羅繆》畫師也是施瓦本人，我們這些熟悉盧浮宮的人則稱他為《安放十字架》的畫師，這幅作品哀婉動人，但有些矯揉造作；它那強烈的畫風帶有濃重的科隆風格。但是《聖—塞爾萬》的畫師知道尼德蘭人瑪希 [33] 嗎？知道《瑪麗亞升天》的畫師凡·克列維 [34] 嗎？這位安特衛普人是在加爾卡成長起來的，而加爾卡則是在蓋爾德人和荷蘭人的殖民統治下誕生的。這群畫家中只缺科隆人，可是，在克勞斯·斯留特 [35] 始創於尚普莫爾的雕刻流派中卻有許多勃艮第人！在阿維尼翁畫派中又有多少普羅旺斯人！這群畫家當中沒有一個科隆人，卻有一個法蘭西人皮埃爾·戴·瑪爾，他在聖—莫里斯的主祭壇上展示了《磨坊師傅》的某些東西…… 是一個派別嗎？如果願意的話可以這樣認為。起初只是一些相同的表現方法，是隱修院的理想，是那些為了隱匿的歡樂而定製了許多神秘主義畫作的修女們的理想，她們欣賞細密畫家們筆下變成了聖母的那些梳著辮子的萊茵河女人身上略帶稚氣的嫵媚，厚重的眼皮垂落在毫無神采的眼睛上，沉浸在夢幻中的目光凝視著冥冥之中的幸福。她們對幼年耶穌的無限柔情顯示了最純真的母愛；她們以自己的趣味吸引了羅赫奈，否則他早就滾到休伯特·凡·愛克 [36] 的腳下了；請想一想羅赫奈的名作《手持紫羅蘭的聖母》，他使用早已過時的畫法，讓聖母的髖部突出，雙肩下垂，嘴唇薄得不能再薄，似乎對生活沒有任何興趣……可是，強大的生命力偏偏在這裡；他的氣質在這裡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弗蘭德爾的實例遠比「威廉畫師」過時的教訓更加雄辯。昨日是修女的喜好，今日則是市民的喜好；昨日是黑死病、死亡的恐懼和隱修院的吸引力，今日則是緊張的生活、博納的葡萄酒、黃金以及黃金所能給予的一切。來自尼德蘭的巴泰爾·布盧因這位結實的漢子是為市民新貴畫肖像的畫家，神秘主義畫派在他筆下走向終極，他從尼德蘭來到這裡給他們畫像，他們是誰？是根基深遠的科隆人嗎？是他的同鄉，或者說是同樣來自尼德蘭的哈克尼等人，他們代表著趣味高雅的米希奈斯 [37] ，而且令人想到300年前的亞巴什。 14世紀科隆的一幅聖母像 斯提芬·洛赫奈的畫作「手持紫羅蘭的聖母」 科隆派是風行各地的派別，其影響隨處可見。滲入萊茵河中游的是來自波希米亞的布拉格派的影響，這個派別是1350年前後在查理四世 [38] 的號召下由一些畫師創立的，他們大多數是外來人，為首的是萊茵人尼古拉·德·沃姆塞。來自義大利、錫耶納和翁布里亞等地的微妙影響以形形色色的面貌出現；從北方的法國——尼德蘭吹來的風為人們帶來創作的靈感；1426年坦恩修道院的史官曾把休伯特·凡·愛克的逝世作為一件重大事件記載下來；凡·德爾·維登 [39] 光彩奪目的榜樣為大家提供了教益，科隆的聖—科倫布教堂曾自豪地向公眾展示凡·戴爾·維登的畫作《國王來拜》，此畫後來被慕尼黑的布瓦斯萊兄弟收藏。最後還要扼要地提一下，勃艮第氣息經由第戎、貝桑松和孔泰一直傳到巴塞爾；1418年巴塞爾的主管官員為了裝修一座小教堂，與石勒施塔特的一位名叫漢斯·梯芬塔爾的阿爾薩斯人接洽時明確指出，裝修工程必須參照《勃艮第第戎的查爾特勒修道院》進行，這就意味著要以瑪魯埃爾 [40] 和科隆的赫爾曼為榜樣……當然遠遠不止這些，許多外在的形式和內在的思想以及處世為人和感受外界的方式，不但在萊茵河上游傳播，而且由於萊茵河下瀉速度較快而從上游擴散到整個河谷；能把它說成是勃艮第氣息嗎？如果考慮到勃艮第當時令人難以捉摸地匯集了形形色色的思想乃至對立的主張，而這些思想和主張既多又雜，在以往的500年中始終令分類學家們望而生畏，那麼回答便是肯定的。傳播的中介是什麼？勃艮第的卡特琳娜、康斯坦茨主教會議和巴塞爾主教會議都是傳播的中介。勃艮第的卡特琳娜，也就是勇夫腓力普 [41] 的女兒和奧地利公爵利奧波爾德 [42] 的遺孀，從1411年到1426年，她先後住在費雷特、坦恩、昂西塞姆、貝爾福，隨侍左右的都是勃艮第人；從1414年到1418年，在康斯坦茨主教會議內部的教義方面起主導作用的是熱爾松 [43] 和巴里大學，在世俗方面起主導作用的則是皮埃爾·德·埃利 [44] 和勃艮第的伐盧瓦人；從1431年到1443年，巴塞爾主教會議也起到了傳播中介的作用。 有行動必有反應。尼德蘭人和弗蘭德爾人入侵科隆，並由此上溯向美因茨和斯特拉斯堡進發，最終到達巴塞爾。與此相反，巴塞爾人、斯特拉斯堡人和美因茨人順流而下來到十字路口科隆，再由科隆到達號稱樂土的布魯日。只有一個人堪稱榜樣，他便是美因茨人梅姆林 [45] ，他出生於阿沙芬堡附近；可是，格呂奈瓦爾德 [46] 不也是從阿沙芬堡來到科爾馬的嗎？他在前往布魯日之前曾在科隆稍事逗留，在一個聖人遺骸盒上畫了一幅精緻而美妙的畫，在這幅畫中他既不放棄對美的追求，又把科隆的歷史中最精彩的篇章巧妙地形象化了，那就是聖—烏蘇爾和12000位處女的故事。梅姆林堪稱畫王，遜於畫王的其他名畫家呢？康斯坦茨的大維茨在南特為布列塔尼公爵約翰五世服務，在家鄉為主教會議服務，也為善良的公爵腓力普服務。阿格諾的海因斯林離開故鄉小城有名的印刷工場後到哪裡去了？1403年他住在巴黎的隆巴爾區金康普瓦街，1407年他在為勇夫腓力普服務，同時也為巴伐利亞的伊薩博 [47] 服務，而此時為這位王后服務的還有韋瑟人赫爾曼·溫里赫和威廉大師的學生科隆人；海因斯林也為尼德蘭伯爵、巴伐利亞—埃諾的威廉四世服務，與他同在那裡的還有約翰·瑪魯埃爾的子弟波爾·德·林堡 [48] 及其兄弟們；他還曾為吉耶納公爵——法蘭西的路易和貝里公爵讓服務。布魯日人艾謬爾·德·雅克·克埃恩究竟算是哪個國家人？屬於哪個派？ 事實上，在被稱作科爾馬「菩提樹下」的聖-讓—蘇—萊—蒂伊歐爾修道院中，在這個盡情享受至福的熾熱家園裡，如同胡斯曼所說的那樣，「生活在隱修院裡的耶穌隨心所欲地走進每一個靈魂的住所」，我們在格呂奈瓦爾德的這幅傑作前面長時間地深感震驚，他雖然沒有在這幅畫裡得到永恆的寂靜，至少在其中找到了暫時的寧靜；如果說，每當我們的視線從一幅畫轉向另一幅畫時，都有一個問題出現，都有一種親近感令我們困惑，都有一種憂慮讓我們感到痛苦，那是因為即使在這裡，在一幅「以其神化的劇烈和堆屍所的瘋狂」表達了個人的悲痛和強烈感情的作品面前，我們也不應該只想到一個人的名字，而應該想到為此作出貢獻的許多天才的名字，應該想到匯入這條大河的許多支流的名字。 上面說的是藝術和畫家，那麼神秘主義者如何呢？那些讓跪在受難基督十字架腳下的修女彎腰的人怎樣呢？那些在大瘟疫流行的恐怖時刻拯救了無數脆弱而且疑心過重的靈魂，為世紀的男女們散發精神食糧的人如何呢？科隆人如何？還有畫家，就廣義而言，他們都是萊茵河人，他們如何呢？愛克哈特這位曾在巴黎求學，在斯特拉斯堡傳教，在科隆教書的圖林根人如何呢？陶勒爾 [49] 這位曾在科隆傳教，後來死在斯特拉斯堡的斯特拉斯堡人如何呢？蘇索 [50] 這位生於康斯坦茨湖畔的于貝爾林根，死後葬在烏爾姆的施瓦本人如何呢？他們的影響如何？他們的影響很快就為遠在萊茵河以外的分析家們所矚目，在聖伯爾納的故鄉法國，在有著許多萊茵河人的維克托派 [51] 中間，在魯伊斯布魯克 [52] 的故鄉弗蘭德爾，此人出生在布魯塞爾和哈勒之間的一個地方，生活在蘇瓦涅森林中的赫魯嫩代爾…… 影響是這樣，土地是否也是這樣？那些人不在小教堂里傳教，卻在土地上播種。陶勒爾在傳播他的教理時，事先不作任何選擇，對所有的人一視同仁。這是若干世紀以來的一項多麼巨大的工作！他催發了民間泛神論這個永恆的酵母，在萊茵河這塊土地上，民間泛神論早就促使人們組成為眾多的集團，在廣袤而寬容的基督教土地上按照自己的需要營造安全地帶。貝京、貝加 [53] 在列日、根特、布魯日和安特衛普等地迅速發展，很快就蔓延到萊茵河、科隆、美因茨、斯特拉斯堡和巴塞爾。擁有許多徒眾的純潔派和沃多瓦派、貝納的老阿莫里 [54] 、斯特拉斯堡的奧特里埃勃，所有這些名稱古怪、令人不安的異端教派的信徒們，與人數眾多的14世紀科隆「自由思想」的信徒們在某種程度上融為一體了。14世紀末，人們對於雄心勃勃的靈性的過度思考作出了反應，曾先後在亞琛、科隆和巴黎求學的代芬特爾人傑拉爾·格魯特 [55] 所發起的規模宏大的「現代虔誠」運動初露端倪，由於其弟子弗洛倫特·拉代維耶恩斯 [56] 這個戈楚姆附近的里爾丹人積極行動，溫德斯海姆修道院開始了光榮的接納入教和革新事業，使得萊茵河地區的宗教狀況更加豐富多彩。這個地區的宗教狀況原本就具有多樣化的特點，一些極不相似的思考和行動彼此共存，其他地區的各種運動一浪又一浪地傳到這裡，然後傳向更遠的地方，並在那裡消失；但是，凡是到過萊茵河城市的人，離去時視野更加開闊，思想更加豐富，而且被打上了特殊的烙印。16世紀初期，當廣大群眾為路德的偉大聲音而歡呼雀躍時，以下情況絲毫不應令人感到吃驚：在荷蘭，在充滿萊茵河氣息的蒙斯特地區，在阿爾薩斯和瑞士，民間泛神論這個永恆的酵母與不信教者和持泛神論的再洗禮派教徒一起，為多次遭到圍剿的各種異端和承襲自千禧年主義傳統的關於世界末日的夢幻，提供了精神食糧。持這種異端思想的人很多，施維比希—哈勒的製革匠梅勒基奧爾·霍夫曼就是其中之一，他一度把斯特拉斯堡變成了自己的傳播中心；此外還有麵包師哈萊姆·揚·馬提耶斯、萊頓的美男子讓、安特衛普的不信教群眾、諾爾的科平·德里爾、埃諾的京廷、珀克以及其他一些人；這種異端思想一度傳到法國，引起了納伐爾的瑪格麗特 [57] 的注意和同情，令加爾文感到不安，還把布塞 [58] 吸引到斯特拉斯堡；代爾夫特的玻璃匠大衛·約里斯那時正在大教堂的影子下面傳教。 巴泰爾·布盧因的畫作：科隆市長、資產者阿爾諾·德·勃勞維勒爾及其妻子海倫 隨處可見的各種教派、集團和宗教團體，說明當時人們的思想處於極端混亂狀態，即使是最博學的宗教史和神學史專家，一旦走進這個迷宮也會毫無頭緒。那時的許多個人著作歸根結底都應視為集體著作。《耶穌基督的仿造》這部揭示了一個時代和一種氣質的名著，曾為許許多多孤獨的靈魂提供了增添活力的糧食，人們曾長期聲稱此書出自法國人熱爾松的筆下，此事不是很能說明問題嗎？讓我們再說說另一件事，那就是人們用玫瑰花象徵性地裝飾瑪麗亞的聖詩集，藉以表達對玫瑰經的虔敬。出生在卡里爾的聖—布魯諾派信徒亨利·埃格爾，在科隆用日課經把聖母經分成十幾段；特里爾的聖—布魯諾派信徒多米尼克·德·普魯士把對玫瑰經的虔敬推向極致；為諾爾的法蘭西人所熟悉的布列塔尼人阿蘭·德·拉羅什在荷蘭宣揚對玫瑰經的虔敬，並把它傳播到萊茵蘭，於是在各地出現了許多虔敬聖玫瑰經的小團體，在相互作用下，這些小團體大大增強了最具中世紀末期特徵的虔敬活動…… 輻射、擴展和集體事業……印刷術可以看做是最後一個例證。印刷術最終在萊茵河地區成為可以實際使用的技術時，各地的人們期待已久，而且為它作了許多準備；美因茨大主教於1462年拿下美因茨後，印刷術就傳遍整個歐洲。四出遊盪的萊茵河人簡直就是傳播新技術的使徒，他們在幾年之內就把這項新技術傳播到世界各個角落，這是多麼了不起的成就！洛普·德·維加 [59] 把印刷術稱作「文明的武器製造者」，它鍛造了近代世界的武器。格拉納達從穆斯林手中收復並不早，可是早在1494年，那裡已經有三位印刷匠，一位來自斯特拉斯堡，一位來自施佩耶爾，另一位來自蓋爾斯霍芬。在幾內亞灣的聖多美島上，兩位印刷匠倒下了，一位來自納德林根，另一位來自斯特拉斯堡……在各條大路上都能遇見拖著車子的人，他們餓著肚子走村串鄉，車上裝著簡單的行李和手搖印刷機的支架、字盤、活字和紙架；另有一些走在大路上的印刷匠，期待著受到大主教、司鐸、修道院長的親切接待，這些好奇而樂於助人的神職人員，也許會留他們住下來，為他們提供食宿，而他們則會在半年時間裡，高高興興地印製《教區規章》、《日課必備》、《聖母來臨》、《信徒管理》等等，老夥計們多次排印這些書籍，竟然能把它倒背如流。除了這些冒險者、遊手好閒者和前進中的出版事業先驅以外，也有許多人定居在萊茵河城市中，他們在當地建造結實的房舍，通過派駐各地的聯絡人和經紀人，把萊茵河地區印製的書籍銷售到世界各地；與此同時，在萊茵河沿岸也能買到來自世界各地的書籍，例如，在威尼斯印製的極其珍貴的阿爾德版 [60] 經典著作，由巴塞爾的拉赫奈爾及其女婿弗羅本用大木桶運來；一位名叫比克曼的科隆人和另外二十來位書商也是這樣操作的。有人說，萊茵河地區的法蘭克福交易會很快就變成了書籍交易市場，一年一度的交易會聚集了二十來個開化民族的代表，既是商業場所也是知識交流場所；這個說法完全正確，萊茵河人一度成了世界知識市場的主宰。萊茵河人為他們居住的地方帶去了世界各地的新知識和新思想，從而為文藝復興和人文主義登上歷史舞台作出了貢獻，他們是完全意義上的人文主義的宣傳者和維護者。 如果有人想要身心兼用地對萊茵河地區這些獨領風騷的領域作一番考察，如果有人想要感受一下某些人在這些領域中所能獲得的特殊禮遇，他們身上的高貴的氣質和常見的典雅，那麼，請到巴塞爾博物館走一趟，去仔細看看漢斯·荷爾拜因 [61] 所作的那幅為印刷家約翰·阿麥巴赫的大兒子所作的肖像。 老伊拉斯謨對這位年輕朋友表現出不尋常的親切，這位年輕人正沉浸在他寬容的人道精神之中，這也正是巴塞爾的改革精神之一。樞機主教薩多萊托 [62] 不放過任何機會撰寫長詩歌頌這種精神；作為一個真誠的福音傳播者，他不會不知道法雷爾 [63] 或者伯撒 [64] 代表什麼，但是，當他們有一天竟然對伊拉斯謨表示異議時，他卻毫不猶豫地猛烈反擊他們的宗派主義傾向。這是一個真正的人，24歲上就打算到阿維尼翁去接受偉大的阿爾齊亞蒂 [65] 的教誨，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具有力量之美和以正直與謙遜鑄就的陽剛之氣的人。對於那些把宗派主義和盲目的宗教狂熱視為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的人，他本人無疑就是一個活生生的駁斥者。可是，對於這位偉大的人物，誰敢說他是哪個城市的人？巴塞爾人，不錯，他是偉大的巴塞爾人博尼法斯·阿麥巴赫；然而，大家只知道他是巴塞爾人，誰也不會說他是瑞士人或是德國人。博尼法斯·阿麥巴赫顯然是一種罕見的物質與精神的典型代表。可是，這還不夠，他更是一種文化的產物，是萊茵河城市的一種真正人道主義的文化的產物，而這種文化則是萊茵河及其守護神非凡的創造；這種文化被創造的時候，依然處在基本上無須屈從於國家政治需要的中世紀末期，那時這些城市擁有彼此親近的自由，它們可以自由地把那些具有誠意的人召喚到自己身邊，發揮他們的力量和才能，至於他們來自何方，戴著哪個邦的標記，這都無須顧及。 小荷爾拜因的畫作：印刷家之子——巴塞爾人博尼法斯·阿麥巴赫 Ⅱ.從城市到君主 一連串的城市就這樣排列在萊茵河兩岸的陽光下，比市政廳宏偉的外牆更加壯觀。這些城市繼承了數百年的繁榮，其間也經受了嚴酷的災難，但始終沒有停止前進的步伐；它們給遊客留下了生活富足的印象，在大師們不嫌重複地創作的大量繪畫和雕刻作品中，依然可以感受到這種富足，這些400年前完成的作品，充分展現了一個豐富多彩的社會中人們的服飾、職業和習俗。如今德國人比以往更加不余遺力地將這些作品集中到德國。所謂「德意志的往昔」…… 這種自豪感不難理解。無論自稱屬於哪個民族，凡是意識到每個人身上都帶有某種文化烙印的人，都不會不理解這種自豪感。這些萊茵河城市曾經在數十年中有過輝煌的成就，原因並不在於體量的巨大，比如，1450年巴塞爾只有8000名公民，1440年法蘭克福的公民不足9000，同時期紐倫堡的公民也不過20000而已；真正的原因在於這些城市知道如何實現自己的目標。這些城市隱隱地體現著一種光芒四射的理想，那就是一種兼具市民、城市和萊茵河特徵的文化。 在一段時間裡，萊茵河有能力完成自己作為一條河流的使命，地理法則造就了河流，並不是讓它去分裂人類遺產，並不是讓它去挑起一些人對於另一些人的仇恨和致命的忌妒。河流由於它的寬度、深度和速度，難免成為製造分裂的鴻溝；但是，由於它沒有任何障礙，而且擁有適宜於迅速下降的速度，因而它同時也是促進聯合的通道。然而，河流並不能自然而然地發揮它的聯合作用，而是需要通過人的努力，人可以促進也可以阻止這種作用的發揮；河流並非必然製造分裂，人擁有充分的自由，可以涉水，可以利用沙灘、冰塊以及人工搭建的橋板，從此岸到達彼岸。總之，人擁有各種各樣的可能性，絕不是只能聽天由命，這就是河流贈與依傍著它、簇擁著它的人類社會的禮物。中世紀末的萊茵河城市抓住了若干此類可能性，並學會了如何加以利用，正因為如此，我們應該為人類的智慧所取得的成功而向這些城市致敬。 問題在於這種成功的效果能夠得到延續嗎？不能。當然，這個回答只是一種馬後炮。然而，我們的職業就是要弄懂為什麼並加以解釋。這些曇花一現的城市很快就失去了它們在歐洲歷史上的地位，一種特殊的文化和文明形式何以衰落，我們找到了原因嗎？當然找到了，原因恰恰與我們想要探討的萊茵河歷史問題中的某些最鮮明的方面有關聯，而我們的祖先曾把這個問題稱作「騎士的視野」。「德意志的往昔」，不錯，在以往各種組織聯合的基礎上，現代意義的德意志最終建立起來了，但是僅此而已，一種特徵始終存在著，物質上的高度繁榮與政治上的巨大缺陷反差鮮明。 萊茵河城市是富足的，它們擁有眾多的人口，充滿活力……然而，在這些後面是什麼東西協調它們的行動，支持它們的努力呢？它們是否憑藉自己的實力利用了某個君主的權力，比方說，某個日耳曼國王的權力呢？這位日耳曼國王與其近鄰法國國王或英國國王一樣強大，可以像他們一樣把一個正在走向中央集權的國家所積聚起來的力量，聚集在一個世襲君主的周圍。帝國政權把世界政策這個沉重的負擔壓在終身制的君主肩上，而這位君主卻不擁有任何手段去執行這個政策，他沒有艦隊、陸軍，沒有外交，也沒有與宏圖大略相稱的財政實力；我們無需繼續羅列這個政權的弱點、不穩定性和種種矛盾，我們只需看看城市：它們確實富有，它們確實美麗，可是它們強大嗎？全部問題都在這裡…… 當然，這些城市爭得了許多優惠的特權和令人吃驚的自由，而且實際上已經把它們對於皇帝的義務消解殆盡。且聽聽它們如何誇耀自己： 紐倫堡人風趣，斯特拉斯堡人厲害； 威內蒂格人有權勢，奧格斯堡人豪華壯麗， 烏爾姆人的貨幣在全世界聲譽卓著。 讓我們打開德國學者們關於古老的萊茵河畔那些大城市的著作。斯特拉斯堡人驕傲地從科德利埃廣場向大拱廊的霍爾維格走去時，把充滿敬意的目光投向芬尼塔；在能與芬尼塔一爭高下、戒備森嚴的塔樓上，在裝有柵欄的地下酒窖里，到處是裝滿金銀的口袋。為什麼儲藏這許多金銀？所有這些金銀幾乎都用於軍事防務了：修補牆垣，為跟上軍事技術的飛速發展而翻修堡壘，鑄造大炮，購置炮彈、槍彈、火藥和白刃兵器，維修軍火庫里的火槍，為夜間關好城門、白天在崗哨上盤查面露驚異的陌生人的衛戍部隊發放薪餉，為使節們支付旅費，為信使們準備快馬，使之能隨時隨地躍上通往世界各地的大路，策馬飛奔，追趕皇帝、王公，前往結盟的城市……在我們現代社會，所有這些費用都依賴國家，交付給國家，由國家承擔，國家是一個集體權力機構，它取之於大眾，公正地用之於大眾，正如古老的諺語所說：「強扶弱」。可是，15世紀的萊茵河城市卻必須承擔所有這一切費用，處於主宰地位的城市必須為它的地位付出沉重的代價，於是它就因此而死亡了。 此外還有一個倫理問題。數百年以後的今天，我們盡可以無拘無束地想像，以為在這些景色秀麗的城市裡，既有田園般的和平景象，又有萬眾一心的堅強決心。然而，文獻告訴我們，那時隨處可見的卻是不和、妒忌、公開或隱蔽的爭鬥、無休止的分裂、造反，有時甚至是暴力造反。富豪寡頭首先壓迫小戶人家和窮人，於是形成富豪寡頭政治；接著，行業人士在新富的支持下剪除貴族，緊接著是一連串的驅趕和沒收，被驅逐者在城市四週遊盪，等待時機捲土重來……在我們所說的那個時代，行業幾乎到處占有主導地位，城市裡面的人只有通過行業的中介才有立足之地，那些從事某種稀少職業的人，必須按規定在某個基本行會的名義下登記；正因為如此，約翰·加爾文的簽名竟然出現在斯特拉斯堡的裁縫登記冊里，也許他是作為一個學徒登記在冊的。這些行業實際上只是一些平庸的政治學校而已。 每個行業內部都是衝突不斷，行業與行業之間也是你爭我斗互不相讓，有的想要在城市裡擴大自己的勢力，有的想要為自己的成員爭得若干市政輔助職位，有的想要在宗教儀式上爭得一席之地……哪怕整個城市餓死，也得首先考慮自己的行業。1595年發生在科爾馬的麵包師傅事件便是一例，他們停止工作，甚至離開城市，原因只是他們在聖體行列中的傳統位置被他人搶走了，實在是匪夷所思！整整十年中，從上貝格海姆到昂西塞姆，從昂西塞姆到法蘭克福，他們到處呼籲，並且得到了鄰近城市中所有麵包師傅的支持，而他們所反對的也僅僅是本城居民；後來他們於1605年獲得了最終勝利。這是一個典型的事例，是同樣的上百件事例中的一件。視野需要拓寬，應該從政治角度去考慮問題，還必須具備預見局部性反響的能力；可是，一個人假如連城市利益觀念都沒有，怎麼能要求他具備以上這種素質呢？ 對比永遠是瘸腿的，所以，我們不想在這裡談論義大利城市。例如佛羅倫薩，這是一座無論從高處或是從遠處望去，都不能不充滿聖潔之感的城市；在低矮的紅色領主府邸中傲然聳立的鐘樓腳下，在夕陽照耀下的城市中巍然矗立的布魯奈爾斯基 [66] 設計的穹頂下面，多少悲劇性的英雄懷著對自己城市熾熱的愛戀，一心要在理性和美感的意義尚存的所有地方取得勝利……請稍微想一想我們法蘭西的城市，15世紀我們法國的市民階層，每當本國的王朝處於險境時，他們總是心甘情願地聚集在它的周圍；他們曾經支持過路易十一 [67] 對抗「公益同盟」 [68] ，支持過查理八世 [69] 對抗諸王，並以他們對於王朝充滿機智的忠誠，在1465年和1485年兩度拯救了國王的中央政權。那麼在萊茵河上呢？城市曾經為一件重大的事業進行過有效的合作，那就是漢薩同盟這個有眾多城市參與的強大組織。可是，隨著新時代的到來，在不斷前進的過程中，那個時代的所有組織都因無力維持而無一例外地放棄了自己的事業……因此，怎能以國家或民族的名義來談論呢？ 利己主義是各地資產者的痼疾。在歷史的危急時刻，當巨大的心態革命發生之際，當一種嶄新的心態，即質樸而毫不隱諱的無政府主義思想逐漸成長，養家餬口的手藝人行業觀念漸漸淡出之時，新人們不再為確保消費者神聖的利益而對城市裡必不可少的生產給予關注，而是以瘋狂的貪婪追求無限的盈利，對他們來說這就是新時代的神祇，為此他們使出渾身解數：笨拙而狡猾的傾銷，敲骨吸髓的剝削，陰險的欺詐……資產者的分裂既危害他們自身，也危害他們的時代，他們的利己主義於是變成了慾壑難填的野獸般的兇殘。 16世紀的商人特別是大商人擁有豪華的宅邸和華麗而笨重的家具，他們向人們展示奢華，不但不怕露財，而且以此炫耀自己；我們尊敬他們，因為他們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精美的雕像、宴會大廳里又長又大的餐桌和豪華的東方地毯，使我們的博物館能以這些藏品為榮，讓我們得以在那裡享受視覺的愉悅。但是，我們是否曾經仔仔細細地觀察過他們？不是一個個地單獨觀察，而是對他們之中所有為我們所熟悉的面容一起進行觀察。 倫敦是亨利八世 [70] 的首都，也是萊茵河商人的首都。生在奧格斯堡、住在巴塞爾、死在倫敦的漢斯·荷爾拜因曾為這些商人在施塔赫爾霍夫畫過像。他們都是資產者，都是萊茵河的商人和金融家，有的來自巴塞爾，有的來自科隆，有的來自杜伊斯堡；這些身穿貴重的呢絨和裘皮的商界巨子，一個接著一個站在我們面前。他們伸手把你抓住，不再鬆開；他們冷酷的眼神不但能把你穿透，使你如同赤身露體一樣，還能剝光顧客和對手的一切偽裝，一直搜尋到他們的靈魂，搜尋到珍藏著他們精確、秘密和毋庸爭辯的財政狀況的錢櫃，那個加了三道栓、掛著三把鎖的錢櫃。格奧爾格·吉茨是商人的典型，他身著帶褶的緞子袖亞麻襯衫，神采奕奕地坐在細木貼牆的掌柜室里，桌上鋪著珍貴的波斯毛毯，威尼斯出產的穆拉諾玻璃杯散發著石竹的香氣……這些排場完全是多餘的，因為只要看他一眼，視線就不會從這張三角形的臉上移開，兇狠倔犟的下巴，長長的鷹鉤鼻，僵硬的鼻孔，尤其是直接從兩隻眼睛裡射出來的目光，就像聚焦儀那樣準確，毫釐不差地對準他想要搜索的那個點。這些人的手更加令人吃驚：票據似乎並沒有攥緊，貴族的手套在手上得體地輕輕揉動，有時候一隻手放在另一隻手上，把鷹一樣的目光對準你，讓你產生幻覺，以為那就是科隆人迪特里赫·伯恩「內心深處」的目光……一個講求實效卻冷酷無情的階級活生生地展示在這裡了，掛在施塔赫爾霍夫牆上出自荷爾拜因筆下的肖像，就像是富裕之神的凱旋行列中的領頭人那樣，一個接一個在人們眼前走過；可是，他在對面牆上卻畫出了貧困者的隊伍…… 每當需要無情地強制全城居民維持和平時，老祖宗總是搬出這句老話：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重複這句老話的是子孫後代，他們重複這句老話僅僅是為了自己，而且為此感到驕傲。看完上面提到的那些肖像以後，讓我們接著欣賞同時代畫家以同樣清醒而冷靜的分析精神繪製的英格蘭王室成員的肖像，他們中有國王亨利八世和他的先後幾任配偶：珍妮·西摩、安娜·德·克萊弗斯、美麗的凱瑟琳·霍華德；耽於尋歡作樂的國王有著一張蒼白的臉和令人討厭的眼睛，他的配偶們卻沒有一人顯露出過於拘謹的跡象。然而，當我們欣賞這些畫像時依然鬆了一口氣，有如釋重負之感，因為，那個商人、資產者、萊茵蘭銀行家、亞各布·富格爾 [71] 的同時代人那緊張而冰冷的目光，我們不再覺得它是直射在我們身上的。 在道德方面，不但有資產階級社會短視的利己主義，還有其他一些至少同樣強烈的行不通的東西。 漢斯·小荷爾拜因的畫作：萊茵商人格奧爾格·吉茨 在今天的鄉村與城市之間，司法方面不存在任何的差異。無論在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方面，此處彼處都應用同樣的法律，同樣的規章，徵收同樣的稅，實行同樣的行政管理。可是從前呢？平原地區有其固有的習慣和地產法。越過牆垣，走出城門，馬上就是另一種法律。兩者差異竟是如此之大，以至於一個人假如進入希望之地，並在那裡逗留一年零一天，他的過去就一筆勾銷，誰也不再有權了解他的出身曾給他帶來什麼法律地位，他過去究竟是農奴還是自由民，是賤民還是逃亡者。他是這個城市的人，有了這一點就萬事大吉。他可以百分之百地屬於這個城市的革命文明——現代文明。那麼，鄉村居民如何呢？在德國，鄉村居民依然受著他們的主子——地主老爺嚴格的控制，地主老爺依據地產法千方百計地牟取好處，每天都在謀劃從農民身上榨取額外的收益。一些濫施淫威的行為有時會被另一些過激措施所抵消；我們暫且不談這些濫施淫威的行為，只說說正常和正規的規章。一方面，領主及其代理人擁有近乎絕對的個人權力，人從屬於土地；另一方面，城市實行行會管理，城市的權力變得溫和近代化，土地從屬於人…… 所以，城市之間的差異很大，既沒有相同的法律，也沒有相同的文化，甚至沒有相同的利益。在「野蠻的畜牲群」裡面，人一半像人一半像野獸，野蠻的饕餮和狂飲，巡夜人沉重的腳步聲，令人無法辨識這些究竟是哪種原始人的禮儀。還有封閉在蓬亂的頭髮下面那個腦袋裡面不為人所知的神秘的思想……神秘嗎？可是，一聲起義的吼叫有時卻會打破城市和城堡的寧靜，農民揭竿而起，唱著粗魯的歌，要求得到水和草；他們撲向城堡或市鎮，然後遭到打擊和鎮壓，被堵上嘴，在仇恨中沉寂20年。這些烏合之眾在樹林深處聚集成小股，舉行崇敬撒旦——賤民的上帝——的巫魔晚會，一個個被曼陀羅醉得東倒西歪。維耶納·斯普倫格爾和他那把可怕的「犯罪的鐵錘」，至少需要苦幹200年，才能將萊茵河上的巫婆和巫師清除乾淨。 漢斯·小荷爾拜因的畫作：科隆貴族赫爾曼·希爾勃蘭特 在這些萊茵河地區，城市文明雖然光彩奪目，卻相當分散，甚至可以說彼此隔絕。沿著萊茵河一字排開的這些城市，都是司法和現代文化孤島，都與外界少有交往。它們相互交談，但只能像韋桑島和聖馬蒂厄海角的燈塔那樣，隔著野性十足的大海彼此呼應；只能超越平原地區及其敵對情緒遠遠地互致問候。歷史較久的城市向年輕的城市傳授法律，32個城市或市鎮屬於弗里堡—昂—布里斯戈司法區，60個屬於法蘭克福司法區，70個屬於科隆司法區，這就意味著，在司法上，法蘭克福控制著萊茵河中游地區，科隆控制著萊茵河下游地區和德國的東南部。不過，由於索斯特借用科隆的某些法律，所以實際上科隆的影響遠及北方的呂貝克。 這樣一來，這段歷史中最令人吃驚的方面之一就弄清楚了，原來萊茵河沿岸各地區不存在一種同一的文化，它們作為載體支撐著兩類彼此有別而且相互爭鬥的社會，一類是近代的相對自由的社會，它關心並尊重個人尊嚴、首創精神和知識；另一類是趕不上時代發展的社會，它深陷於領主的古老土地模式之中。文明漸漸擴展到鄉村，給鄉村帶去了自由、尊嚴和知識，這就是發生在法國的情況。公社組織雖然誕生在城市，卻很快變成所有人的共同財產，城市氣息於是一步步地擠走了鄉村氣息。在萊茵河沿岸的一些城市裡，唯恐失去既得權利的人們死死地不願鬆手，因而日益逼近深淵，一邊是自由日益增多，一邊是奴役與日俱增。始終存在於羅馬化土地和其他土地之間的對立，與以往相比雖然反差小了一些，但在萊茵河沿岸仍然相當強烈，因而不可避免地形成二元化狀態。一種共同的精神在這塊雙色拼板上將會如何形成呢？城市有其輝煌之處，也有其不足之處。從巴塞爾到韋瑟爾，兩個萊茵蘭你爭我斗，滿懷嫉恨和敵意。一個是城市居民的萊茵蘭，另一個能說僅僅是農民的萊茵蘭嗎？要知道，農民都是小民；所以應該說另一個是君主們的萊茵蘭。 萊茵河的君主都是小小的王侯。儘管他們可以把自己種種尊貴的頭銜寫滿整整十行，儘管他們可以把自己的族系追溯到古羅馬人，儘管他們擁有任意處置鄉下百姓的權利，而且在肆無忌憚地濫用這種權力時從來不曾有所節制，然而他們畢竟都是小小的王侯。 萊茵河的王國都是小小的王國，都是愛說大話的小國，在名副其實的強國和大國面前沒有多少分量。1870年前的某一天，蒲魯東曾說萊茵河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並且把萊茵河流經的當時每一個「國家」一一列出名單：瑞士、奧地利、符滕堡、巴登、法蘭西、巴伐利亞、黑森、拿騷、普魯士、荷蘭，這是一個大大簡化了的名單。是否可以就這樣一個題目進行論述：萊茵河阻礙了真正萊茵河國家的誕生？可是，可以這樣天真地加以責備的大河豈止僅僅萊茵河一條？直到昨天為止，除了巴塞爾，沒有第二個橫跨萊茵河兩岸而建的城市，萊茵河沿岸沒有一個國家同時占有萊茵河兩岸的一段重要河段，使之成為一個規模巨大的政治實體的堅實而具有生命力的主軸。我們發現，地理條件誠然是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卻是歷史條件。長長的萊茵河谷中散布著許多神經節，但是，沒有一個國家建在這些節點上；這些城市都不具備以自己為中心建立國家的實力，也無法讓自己為別的國家所吸收，提供它們所沒有的首府，成為它們的首領。 不過，命運之神有時會嘲弄人，它在15世紀末的土地上，把一面被久遠的過去弄得模糊不清的鏡子最後一次遞給萊茵河，並且喃喃地表示要提供一個機會。資產階級雖然政治上四分五裂，文化上卻深感團結一致；嘲弄人的命運之神向這些資產階級說出了一個名字，這是一個擁有數百年崇高威望的名字，唯有這個名字能將萊茵河沿岸眾多各自為政的地區統一在同一個名字之下，那便是前面一再提及的羅泰爾王國。命運之神借用一些強大而富有的君主之口提出了這個名字，他們屬於伐盧瓦王朝支系，與屬於長系的法蘭西國王們大不相同，其中包括勇夫腓力普、無畏者約翰、無憂者腓力普、大膽查理，此外還有「善人」腓力普公爵 [72] 。 從阿爾伯特二世 [73] 起，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就幾乎徒有虛名，哈布斯堡王朝此時似乎已經為繼位而開始爭奪。勃艮第人 [74] 富得流油，他吃飽了弗蘭德爾的肉汁，穿著華麗的衣服，身上掛滿金銀飾物，不但善於調度部署，而且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作為支撐；腓特烈三世 [75] 卻是一個耽於聲色犬馬的懶漢，在一些城市留宿受到款待之後，竟然一大清早不辭而別，臉皮厚得連賬都不付，這樣一個人能與那個勃艮第人抗衡嗎？況且，他那點可憐的實力在奧地利，他的活動中心在因斯布魯克，他去往阿爾卑斯山的道路通往布納倫；在萊茵河資產者面前，這些都是不利條件，萊茵河資產者經營從倫巴第到北海的貿易，他們當然要去往塞普蒂默、哥達湖，甚至聖貝爾納山口。 那個勃艮第人腓力普懂得如何取悅大家；那時的騎士們痛苦地察覺到自己已經走在下坡路上，腓力普就為他們舉辦盛大的騎士集會和比武大會，向他們表明戀舊的心情，這一切都是騎士們夢寐以求的東西，雖然摻了假，有些矯揉造作，卻在這位具有騎士氣質的「金羊毛會」 [76] 創建者身上體現得十分自然。信仰神秘主義卻又講究實際的市民們受到三大誘惑，一是嚴守教規、守齋、施捨和對於聖母的狂熱信仰，二是喜歡髒話、葷話和耳聞目睹的「百家逸事」，三是嚮往夢幻般的東方。那時候，發財的美夢縈繞在人們腦際，東方的魅力吸引著許多人，他們幻想著與《百萬》 [77] 的作者馬可波羅一起尋訪中亞的奇蹟，或者跟隨加迪菲·德·拉薩勒和約翰·德·貝當庫 [78] 駛向加那利群島；那時候，根特的朝聖者走出祭壇前去朝拜林子裡的一隻羊羔，這是一座既真實又虛幻的林子，裡面有許多漂亮的棕櫚、柏樹和樹冠像傘一樣的松樹（這令人想起那座「如同印度森林一樣」的美妙無比的林子，腓力普大公為親人許願那天，這座林子裡放置了許多千奇百怪的機械動物）。那位勃艮第人把組織十字軍納入自己的計劃，指派拉努瓦和貝特朗布·德·拉布呂吉耶爾為此做好準備，並以此引誘了布魯日這個充滿活力的城市和所有正在尋找坐騎的騎士以及所有利慾薰心的資產階級…… 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關係猶如一張密實的網，一些人從未估量過習慣的力量和這張網的結實程度，在萊茵河上有那麼一段時間，這些充滿想像的人以為那位勃艮第人的時刻馬上就要到來了。1454年，他終於在大使們的簇擁下出現了，他以伸張正義者的身份把城市還給被趕走的人，以仲裁者身份平息爭端，以勝利者身份訪問德國；沒有一個市民不曾用自己的語言彼此重複巴黎街頭看熱鬧的人說過的話，那些巴黎人看到走在金色行列前頭的那位光彩奪目的騎士躊躇滿志的樣子，都喃喃自語地說：「瞧瞧，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君主！為他祝福，為所有愛戴他的人祝福吧！看看我們自己的國王，穿著那麼一件窮酸相的灰袍子，就怕大家活得開心！」這裡需要提醒一下，凡·德爾·維登為科隆的聖—科隆布教堂畫的那幅「三王來拜」就是一個物證和文獻。因為，畫面上跪在地上虔誠地親吻嬰兒小手的那個年邁的國王就是善人腓力普，他後面那個披著大氅、上身稍稍前傾、手裡拿著漂亮的銀制器皿的高個青年人，就是他的兒子大膽查理。慷慨大度的國王們為了獻寶來到萊茵河畔，來到這個大商業城市。享有崇高聲譽的國王們到這裡來，為的是重複萊茵河民眾長久以來十分珍愛的那個加洛林王朝的稱謂：羅泰爾帝國。 然而，當腓特烈三世向善人腓力普要求建立羅泰爾帝國時，他並不想依仗利劍併吞土地，把分散在萊茵河沿岸的所有諸侯都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與其說這是一個領土問題，毋寧說這是一個道德問題。正如夏斯特蘭 [79] 所說：「不是國王，而是勇敢的皇帝」，善人腓力普企圖獲得一種尊號，以便結束對法蘭西的臣服，為他的騎士和十字軍制度戴上桂冠。國王的尊號行嗎？不行，有人向他提及布拉邦王國時，他傲慢地扭頭就走。他要的是一個將會產生久遠歷史反響的尊號，一個為霸權正名的尊號，一個在皇帝尊號面前挺得起腰來的尊號，善人腓力普懂得如何支撐這個尊號。他想要建立的統治將部分地以道德和神話為依託，邊界游移不定，施政寬鬆，因而可以為萊茵河人所接受；腓力普對萊茵河人從南北兩頭實行擠壓，北面是荷蘭，南面是上阿爾薩斯；萊茵河人覺得，羅泰爾帝國將要帶來的不是明確的司法和政治聯繫，而是一種共同文化的光輝，這種文化一方面具有強烈的法蘭西色彩，因而底蘊深厚，聲望卓著，另一方面也具有強烈的萊茵河色彩，因而他們可以從中辨認出自己永恆的感受和生活方式…… 維登的畫作「三王來拜」中的善人腓力普和大膽查理 夢想很快就破滅了，1467年，善人腓力普去世。這位懶散卻可愛的「善人」儘管極端利己，做事漫不經心，脾氣就像寵壞了的孩子，動輒發火，卻受到臣民的寬容與愛戴。繼位的是雄心勃勃的大膽查理，他「天生就是鐵漢」，終其一生念念不忘他的宏圖大略，掛在嘴邊的話就是「我要幹大事」。他確實有具體的計劃，力圖爭得統治權。這是他用羅馬和現實的語言，對乃父所懷抱的半中世紀性質的觀念所作的可怕的詮釋。數月之間，市民們紛紛群起而攻之，就像害怕蜂箱的人被蜜蜂蜇了一樣。想要成就大事的美夢破滅了，1477年1月的某一天大膽查理死去了，他死在南錫的聖—約翰水塘的冰冷泥水中。在勃艮第的伐盧瓦人頭腦中復活的羅泰爾帝國再次成為泡影。這是一種降生在法蘭西的「勃艮第」文化，也許在荷蘭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和改造，儘管有種種不利因素，卻很有可能變成一種廣義上的萊茵河文化，為另一種理想開闢的道路暢通無阻；可是，為了找到這種理想並使之變得清晰，卻花費了許多時間，400年之後，在鐵與血的幫助下，這個理想才降臨人間。 然而，歷史在繼續。就像分家後的農民財產一樣，各個小諸侯國在每個王朝覆亡時都會分崩離析。不過，他們會重新組合，然後再次瓦解。他們來去匆匆，培育了一批綽號嚇人、面目如同猛獸一樣可憎的小暴君，陳列他們肖像的畫廊實際上是預防「王朝病」的最佳藥品。此外還有他們的配偶，鑲滿飾帶的小帽上綴著羽毛，袖口開著叉，過多的金飾把裙子墜得筆直，蒼白的臉上閃爍著狡詐的目光，農婦般可憐的腦袋淹沒在耀眼的奢華之中…… 我們不妨看看這些萊茵河小諸侯國：與馬斯河和北歐有親緣關係的尤利爾公國、貝格公國、與蓋爾得地區和弗里斯蘭地區有著親緣關係的克勒弗公國，1523年在約翰公爵治下，這幾個公國聯合起來了。可是，聯合如同曇花一現，實際上，教會所屬的科隆領土恰好在這個虛幻的聯合體正當中捅了一個窟窿，在這種條件下，怎麼能有一個名副其實的國家呢？普法爾茨的伯爵多得難以勝數，族譜學家為此興高采烈，歷史學家卻一籌莫展；15世紀初統治這個地方的是四支維特爾斯巴赫族系中的一支，這一支也許在15世紀中期繼承了原屬第二支的一些土地，儘管如此，普法爾茨這個邦國始終不曾強盛。黑森也是這樣，雖然它的兩個主要部分在1500年分別實現了聯合：上黑森與馬爾堡聯合，下黑森與卡塞勒聯合。南面的阿爾薩斯僅僅是一個地理觀念，在這個地區里存在著許多政治勢力，它們彼此對立和爭鬥，鬧得亂鬨鬨。對面是札赫林根家族所擁有的巴登，時分時合，最終於1527年一分為二，一邊歸信奉天主教的巴登總督管轄，一邊歸改革派信徒杜拉赫總督管轄。所有這許多勢力無不小而又小，岌岌可危，毫無穩定可言；數不清的君主，簡直就是一個族譜大雜燴。 過於雜亂也許反而有利於統一。我們可以從高處和遠處勾勒一幅圖像，把萊茵河這個棋盤的歷史簡化一下，共有兩種勢力：城市勢力日益衰落，君主勢力逐漸上升。直到有一天，其中的一種勢力抵達萊茵河邊，通過與萊茵河的接觸而獲得了不可抗拒的力量，從而強大得足以實現長久以來遊蕩於這個地區的帝國美夢，把一種意念或神話變成實實在在的武力爭鬥的現實。以這種方法概括德國歷史（尤其是法國歷史、比利時歷史），具有多大的誘惑力！數百種著作表明，這種方法確實有效，但是我們卻不以為然。歷史事實是另一種樣子，與許多崇拜蓋斯勒 [80] 軟帽的倖存者一起，把歷史事實歸結為外交家們的詭計和運籌帷幄而且勢力強大的君主們的「謀略」，那就不是照片，而是漫畫。歷史不允許過於簡單化。提出問題的好方法往往是把問題複雜化。君主和城市是兩種因素，但並不是萊茵河的全部歷史。君主和城市是兩種各自為政的力量，需要弄清楚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德國為什麼作出了否定的選擇，而僅僅幾年以前，許多優秀的觀察家還打賭說德國會作出肯定的選擇。 德國，我們終於把這個重要的名字提出來了。如果說德國作出了選擇，那麼是否可以說出現了新的回歸？某種東西強烈地提醒我們，問題就在這裡，在德國的誕生和它的組成中，而不在大臣們的閒聊中，不在自命不凡的君主和忙於公務的大臣們策劃陰謀的秘密會議中。基於這個事實，我們是否可以說，正當德國開始形成之時，法國利用其領先地位，經由梅斯、圖勒和凡爾登逐漸靠近萊茵河，憑藉斯特拉斯堡到達萊茵河，憑藉阿爾薩斯站穩在萊茵河畔？可是，這種說法是否又落入了沒完沒了的政治——外交史的俗套呢？不會的，因為重要的是，由於德國學者的努力，而不是由於德國政治家的努力，一個偉大而嶄新的德國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意識到自己非凡的特性，意識到自己模糊的傾向，於是把諸侯們對於邊界所作的有利於自己的劃分和它們之間的政治分割棄而不顧了。這種意識在16世紀是緩慢而不甚明朗的，到了18世紀變得較為自覺，而到了19世紀則更加清醒和自覺。藉助歷史學、語言學、人類學和文學的幫助，一種用來塑造自己形象的理想終於艱難地鍛造成功，此後便可以從中找到一個完整的自己。 Ⅲ.走向兩個民族間的萊茵河 於是出現了悲劇，令人心碎的萊茵河近代悲劇。可以說，這是一出政治悲劇，但是，你爭我奪的政治鬥爭所反映的，首先是兩種文化的鬥爭，兩種文明的鬥爭，其中的一種文明把另一種文明緊緊抱住，為的是使自己更好地顯現出來。隨之而來的是長期戰鬥中的無數波折和充滿血與思想的歷史曲折，這就是一生的事業。我們不要期望過高，還是把眼光集中在這個嚴酷鬥爭的某些方面吧。 從哪裡開始？有人經常說，從宗教改革這個偉大的先驅性運動開始，在此後300年中出現了許多衝擊，動搖了中世紀歐洲的古老大廈，最後是拿破崙一巴掌把它打倒在地；在這許多衝擊中，宗教改革是第一次。被幽默地稱作《社會主義的魯濱遜漂流記》的那部著作是一本尚未寫完的書，對於無政府主義者和即興政治天才蒲魯東來說，這部完成於1870年前不久的書寫得並不好；書中寫道：「萊茵河在16和17世紀沒有歸屬法國的原因是新教。」他接著還夢囈般說道：「當初，法國要是成了新教國家，弗朗索瓦一世 [81] 時就能拿下萊茵河，因而法國早就稱雄歐洲了。」這真是十分誘人的幻想，可是蒲魯東卻忘記了：為此，萊茵河本身首先就應獲得或保持其「新教」河流的身份。此外，如果說，在弗朗索瓦一世周圍確有一些政治家抱有一種不切實際的希望：面對教皇和皇帝的同盟，即使不讓對外交一竅不通的路德，至少也應讓靈活的機會主義者施瓦爾采德 [82] 充當自己的神學家；如果說，在目光遠大、講究實際的杜貝萊 [83] 時代，人們確實想到了無論如何值得在神聖羅馬帝國傳布新教；那麼，人們當時說的是帝國而不是萊茵河。時代的巨輪飛快地轉動，萊茵河上的宗教改革所帶來的僅僅是分裂。 分裂之前是政治上的分散，而分裂之後則更是宗教上的分散，許多年裡始終極不穩定。某個小國忽而從天主教轉到路德新教，忽而又從路德新教轉到加爾文教派，然後重新轉回天主教或路德新教。宗教是君主的事這種觀念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以至於這些突變、這些宗教上的改換門庭都不曾導致大批居民出走。當然，由於政治上的你爭我斗，法國在萊茵河沿岸的某些國家中的外交地位暫時得到了加強。在法國遭到圍剿的加爾文主義在萊茵河地區紮根時，法國人善於清醒地進行推理和推導的聰明才智，也就或多或少地溜進了萊茵河這條萬邦之谷。終於發生了大批逃亡事件和大量難民，一位編年史家告訴我們，在某段時間裡，斯特拉斯堡的全部人口中的一半是來自法國的難民……無須談論這些事實及其真實的後果，尤其因為，宗教改革早就把天主教勢力與新教勢力的區別在整個萊茵河沿岸置於首要地位，從而掩蓋了德意志民族和法蘭西民族之間的對立。宗教改革有助於法國在東部邊界採取行動，為路易十三 [84] 的使命提供方便，使他出現在阿爾薩斯時不是武裝征服者，而是兩個惶恐不安的宗教派別的保護者，一個是對哈布斯堡王朝的勝利感到不安的改革派，一個是對瑞典的進展感到不安的天主教。與反宗教改革勢力一樣，宗教改革勢力也沒有能力將極端複雜的問題簡化，進而創建新教和德國集團，與天主教和法國集團對抗。因為，德國的一些城市和君主不是令人費解地與法國結成聯盟了嗎？ 且把宗教改革放在一邊。至於我們所關心的宗教改革的實際利益，我們寧可不到德國而到荷蘭去尋找。流了許許多多的血、處決了許許多多的人之後，天主教諸省與加爾文主義的聯合省分道揚鑣，徹底決裂，這是一個重大的事實。在一段時間內，大公們曾把一種文明令人略感失望的輝煌賦予天主教諸省，魯本斯 [85] 這個名字讓我們對這個文明有所領略；而加爾文主義的聯合省則是來自瓦隆的難民們鼓譟的地方。另一個事實是人們想都不曾想到的，因為，在下萊茵河和下馬斯河地區的那些長期對自己的名稱捉摸不定的範圍里，出現了一種極其明顯的區別，河流成了一種界線，在河那邊形成了兩個清晰的團體，一個是天主教和後來的比利時國家，一個是加爾文教派和荷蘭國家。 於是，「德國的萊茵河」被砍了頭，被削去了吃飯的嘴。正當另一種分離最終形成，並將萊茵河從阿爾卑斯山伸向義大利的根部砍斷時，瑞士終於形成了，並且日益與非瑞士的東西對立。於是，新的秩序第一次露出了端倪；整個歐洲的政治和外交勢力，為了支撐各自的聯合，從此就得依賴這個新秩序。萊茵河主軸兩側成了歐洲這架天平的兩個秤盤，一個秤盤上放著法國的全部重量，法國猶如一位老婦人，一位歷史悠久的名門望族的貴夫人。另一個秤盤上放著亂七八糟的城市和君主，它們都是中小型邦國，每個小國幾乎都被分割為若干小塊，這塊與那塊之間隔著數天的路程。德意志諸國因語言而聯合，因宗教而分裂，因利益而對立，因政治而撕裂；它無力統一，不可能與近鄰聯合。一架天平，兩個秤盤，荷蘭是這架天平的指針，這一點日益明顯；隨著歐洲整個狀況的變化，這個指針時而向左邊擺，時而向右邊擺。荷蘭是萊茵河的前衛，而萊茵河則長期猶豫不決，時而把自己交出去，時而將外來者拒之門外，它不想表明站在哪一邊，希望維持自己的獨立身份。當德國終於出現並顯示出力量，大聲表明其謀求生存強大的意志時，萊茵河終於退讓和放棄了，重量於是移到一邊，天平在許多年裡向一側傾斜。 在漫長的歲月里，萊茵河曾把自己借給數十個邦國，卻又從未把自己真正交給其中的任何一個。決定性的時刻終於到來了，萊茵河放棄了數百年中承擔的仲裁者和中介人的角色。這個變化的起因是比利時與荷蘭的區分，以及它們最終和斷然的覺醒。宗教改革的作用第一次強烈地匯入了萊茵河的歷史，它本是一條屬於各個民族的河流，後來卻變成了兩個民族你爭我奪的河流。 宗教改革之後，哪裡是階段性的標誌？應該跳到哪裡便可看到新的面貌？跳到18世紀的1750年這個轉折點嗎？1750年以後又有多少未知的前景？也許很多，但是為了看清這些前景，人們走了許多路。我們只能從17世紀說起…… 17世紀是古典的世紀和不變的世紀，偉大的背景里有一個偉大的國王。大自然與藝術一樣都為了他的光輝而匍匐在地。木質的立柱圍繞著大理石的立柱，數百年的紫杉樹為羅馬的神祇充當背景；在宮殿上面，芒薩 [86] 的小教堂俯視著勒諾特爾 [87] 建造的花壇……表面簡單，其實，一種建立在以往的基礎上而且無須為前程擔憂的穩定，卻掩蓋著一種無言的勞動、一個孕育中的世界。三十年戰爭是一場殘酷的歐洲宗教戰爭，是一場比我們法國的宗教戰爭更加不值一提的宗教戰爭；尤其在這場戰爭之後，博絮埃 [88] 大聲高叫充滿信心，另外一些人在陰影中低聲哼著辛辣的小曲。事實上，人們有了一種有說服力的好經驗，它告訴人們：對於政治領袖們來說，彼此爭鬥的信仰，例如天主教和新教，不是情感或教理之爭，至多只是外交上的權宜之計、一種世俗統治的工具、一種褻瀆神聖的假面舞會；這種顯示是完備的、不容置疑的。那些具有批判精神、不接受任何現成神話的人當中，誰還不懂得這一點呢？如同往常那樣，禁欲主義思潮已經顯露出來，它最終在法國的王港 [89] 左右著一些要求嚴格和桀驁不馴的有教養的人士，而意志軟弱的人們則踏上了神秘主義的道路。可是也如同往常，用理智思考的人們、善於邏輯推理的人們和純正的知識分子們，漸漸拋棄陳規，悄悄致力於創建對於祖國的信仰，也就是說，對於民族的信仰。不妨將此視為以祭壇對抗祭壇。 先行者是被懷疑的自由派，或多或少受到教會和高等法院的圍剿。人們不把應有的地位給予他們。他們在法國設計的只不過是一種明顯的等級制，經歷過許多暴風雨的洗刷之後，它的格言頑強地重新出現在市政廳的牆面上：「國家、國王、法律。」位列第一的國家具有優先地位。1676年和1677年，德尼·維拉·達萊發表了他的塞瓦朗布幻想遊記中的兩部分，其中描述了書中的主角所發現的土著居民所信奉的宗教，這是一種堪稱典範的宗教。依他所說，土著居民所供奉的是什麼神祇？一個純粹的精神神祇，人們對他的崇敬僅限於精神。太陽，光明之王和生命的源泉。象徵祖國的是一個為孩子餵奶的婦女。是祖國而不是國王。是國家而不是王朝。人們於是想起了倍爾 [90] 1690年所著《致逃亡者》中關於義務分級的論述，他認為順序應該是這樣的：崇敬上帝、服務祖國，最後才是愛父母。君主在這裡不見了，被國家吃掉了…… 這個國家是人們組織起來的。且讓我們看看萊茵河的情況。一個小國家分裂成上百個小單位，自己反對自己。一個個小塊彼此隔絕，分崩離析。法國來了，擔起了治理阿爾薩斯的責任。於是，法國的司法制度就被置於地方性的司法制度之上，把秩序和明晰引進阿爾薩斯。法國的代理人監視地方行政，消除了最嚴重的弊端。省督漸漸取暴戾的王侯而代之；萊茵河那邊的這些王侯向阿爾薩斯的勞動者收取沉重的賦稅，用以供養嘰嘰喳喳的情婦們，他們拙劣地模仿路易十四，在仿照凡爾賽宮建造的王宮裡極盡炫耀之能事。對於這種漸漸走上秩序的國家來說，頭上還缺一個腦袋。斯特拉斯堡是個例外，它成功地使自己脫離了阿爾薩斯，重新扮演它那合乎邏輯的角色，成為省督和總督的駐地。許久以來第一次，斯特拉斯堡教堂的尖頂變成了一種象徵，俯瞰著一個慢慢地重新意識到有機和深刻的統一……數年以後，即從1750年起，新時代明確地正式宣布開始了，歷史又翻過去了一頁，還有許多頁有待人們去翻。 請別離開阿爾薩斯，它能為我們充當優秀的嚮導。1750年，對於新教徒的迫害此時已經停止了，坦恩和維塞林等地的小城市置宗教信仰於不顧，接納來自牟羅茲的善於發明創造的新教徒，他們帶來了工業創造的實惠。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斯特拉斯堡的羅昂大主教的客廳里會見，握手言歡。一種新的精神悄悄地滲進古老共和國的舊街和舊屋。宗教改革的布道者們，諸如J.L.勃萊西格、伊薩克·哈夫納，都放棄了憂鬱的正教。斯特拉斯堡在1753年熱情地迎接了伏爾泰，12年之後的1765年又熱情地迎接了盧梭。知識界的活動重新活躍起來了，在科爾馬、斯特拉斯堡和牟羅茲等地建立了讀書社。斯特拉斯堡甚至還計劃以洛林人在梅斯和南錫創建科學院為榜樣，創立自己的省立科學院。這些都屬於精神領域，那麼，其他領域呢？1745年在佩舍爾布龍打出了第一口石油井，1746年在牟羅茲建立了一個彩色帆布廠，1764—1767年間在巴加拉和聖路易建立了兩個水晶採掘場，1769年在尼德布隆開辦了迪特里克工廠。這些只不過是許多同類企業中的一部分而已。然而這些都表明，人們為了一個比較開放的前程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生活變得比以前可愛了，也更開闊了。一個法國式的生活框架形成了。在斯特拉斯堡古老的街道上，10所房屋中就有5所是18世紀新建的，有人作過統計，在3600所沿街房屋中，1550所是18世紀新建的。18世紀的斯特拉斯堡建築具有明顯的法蘭西色彩；有些私人住宅和大型公共建築是整體從外面引進來的，並未根據當地的習慣加以改造就矗立在阿爾薩斯的土地上。教會建築師馬索爾依據羅伯爾·德·科特 [91] 的設計為羅昂家族所建造的主教府便是一例。教務會議的上層人物、阿爾薩斯的修道院院長、富有的親王和為法國服務的上校團長們，為自己在藍雲街、火燒街和布羅伊街修建漂亮的住宅，外表高貴，風格純正。法蘭西在統一與和解中壯大。法國牢牢地在自己的最東部地區，在伊勒河和萊茵河站穩了腳跟。可是，法國過去難道不曾渡過這條萊茵河？ 這裡的問題不在於軍隊、戰爭和外交，這些都與針對德國的政策格格不入，四分五裂的德國並不反對結成兄弟殘殺的聯盟，也不反對法國的黃金和年金的誘惑，整個德國不都是路易十五的盟友嗎？路易十五的軍隊在蘇比斯指揮下不是在羅斯巴赫遭到慘敗嗎？這位非常虔誠的基督徒君主，這位見異思遷的君主，這位周旋於宮廷小集團和他本人的「秘密」以及大臣們的政策之間的君主，難道不會先與奧地利結盟反對普魯士，接著與普魯士結盟反對奧地利嗎？這種翻雲覆雨的態度必然會引起日耳曼王朝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公開或秘密的干預。 可是，另一件事更嚴重，後果更持久，那就是習俗的入侵。我們已經說了千百次，這種入侵涉及飲食、服飾、塞納河邊和巴黎沙龍里使用的化妝品、首飾、家具和建築以及裝修式樣等等，而所有這些都通過一種準確的語言進行傳遞。語言是一個通情達理和喜歡推理的社會的形象，如今，法語突然闖入德語的中心地帶，伏爾泰曾就受人鄙視的德語說過，它對於大兵和戰馬來說蠻好。德國還被法國新教徒擠滿了，有心眼的君主們，尤其是不久就當上了普魯士國王的布蘭登堡的選帝侯們，把這些法國人從萊茵河彼岸吸引到德國來；大量來自法國的加爾文信徒為企業和行將誕生的普魯士國家與近代生活提供了現成的幹部，無論工業、商業、金融業和軍隊都從中得益。稍後到了18世紀，德國的各個行業和部門無一不受到大批法國人的侵襲，他們來自各個行業，出身各異，既有冒險家和老成持重的資產者、誠實的匠人，也有找人使壞的手藝人、與司法當局有了麻煩的膽大妄為者以及尋找職業的家長。腓特烈二世 [92] 是在法國文化薰陶下長大的德國君主，他講法語，寫法文，用法語思考，深受伏爾泰和莫帕蒂 [93] 教誨的影響，喜歡收集瓦托 [94] 和朗克雷 [95] 的作品；暫且不說這位君王，先來看看他的軍隊：這幾乎是一支外籍軍團，法國人在其中多得難以計數，據說1773年時有25000人，各個級別的軍官都有法國人。其它地方呢？尤其是萊茵河上呢？ 只要睜開眼睛看一看就會發現，每走一步都會見到一個民族奇特的征服所留下的紀念碑式的明證，更準確地說，都會見到一個民族的精粹部分對於其近鄰通過藝術和習俗所發生的巨大影響的明證。在整整一個世紀中，斯皮諾拉、曼斯菲爾德 [96] 的部隊、蒂伊 [97] 的士兵、瑞典人、貝爾納·德·薩克森—魏瑪僱傭兵、蒂雷納 [98] 的軍隊和盧瓦 [99] 手下那些兇殘的行刑隊，一個個先後來到這個河谷。在18世紀的曙光降臨時，這個河谷中的一切似乎都應該在一種無可奈何的君主生活背景上更新和重建，人們確實這樣作了，而且以令人吃驚的派頭和花費這樣作了。 誰？君主們。他們鍾情於「石蟲」（我們管他們叫「石頭病人」），被凡爾賽宮搞得迷迷糊糊，被馬爾里 [100] 誘惑得神魂顛倒，為了滿足自己的情趣，不但毀了自己，也毀了他們的臣民；他們又一次轉向揮金如土的法國，不惜向它請求免除沉重的債務。他們做了些什麼？修建了一些教堂、劇場和城堡，還有宏偉的「府邸」、別墅和狩獵時休息用的房舍，宛如法國的凡爾賽宮。美因茨門的「寵姬」，斯圖加特近郊的「孤獨」，維德 [101] 諸王公的「蒙爾博」俯瞰著腳下從紐維德到科布倫茨的萊茵塔爾，這些豪華的建築令人想到特里亞農宮 [102] 。不但如此，人們還建造或重建城市，這些取代舊城的新城博得了主人的歡心，其中有科隆選帝侯的駐地波恩、特里爾選帝侯喜愛的科布倫茨、重建的曼海姆（曼海姆始建於1606年，後來在法國人劫掠後的廢墟上重建，選帝侯卡爾—腓力普放棄了慘遭燒殺的海德堡，從1721年起來到曼海姆），施佩耶爾的親王—主教特別喜愛的布魯赫薩爾；此外還有卡爾斯魯厄和路易斯堡，卡爾斯魯厄是巴登—杜拉赫的總督卡爾威廉在哈爾特森林當中建立起來的，這位總督是一個權勢極盛的統治者，正史和野史都說他僱傭了160名美女當園丁，每天用紙牌抽籤的辦法確定當夜由哪位美女陪他同寢…… 城市是如何重建的呢？按照法國方式重建。當然，在18世紀初操縱宗教選舉和法蘭肯主教選舉的那些原籍奧地利的舍恩博恩 [103] 周圍（在美因茨、特里爾、施佩耶爾、班貝格和符滕堡都見到他們），一個「巴洛克」藝術之家建立起來了，萊茵—法蘭肯建築師為他們提供營養，其中有韋爾施、紐曼 [104] 、里特·德·格魯恩施泰因，他們並不忌諱如同馬爾里那樣模仿韋爾施為美因茨建造的「寵姬」（這件傑作如今已經不復存在），他們不但親自去往巴黎，拜訪羅伯爾·德·科特和博弗朗 [105] ，還把他們的兒子送到法國上學；為了使用萊茵河那邊的批評家們喜愛的缺乏細膩區別的高雅手法，「巴洛克」向「洛可可」交出了武器。除了那些批評家以外，讓我們看一下18世紀建造了萊茵河沿岸那些王宮的建築師們：皮加日、奧貝拉、弗洛蒙、拉蓋皮埃爾、薩林、伊克斯納，他們的名字本來並沒有表示貴族身份的介詞，可是人們不但給他們加上了用以增加榮耀的這些介詞，而且將他們普普通通的法國名字變成了炫耀高貴身份的別名，例如，一個本來名叫勒茹日的人被改稱路易—雷米·德·拉弗斯，一個本來名叫薩林的人被改稱作尼古拉—亞歷山大·薩林·德·蒙弗爾上校，其實他只是一個建築師，一個斯特拉斯堡女人的丈夫。就是這些人建造了許多趣味高雅的有名建築，例如曼海姆附近的施韋青根花園，杜塞道夫附近的本拉特城堡及城堡前面的園林。由一條林蔭道與波恩相連的波帕爾斯多夫、黑林地區的聖布來茲教堂、科布倫茨和達姆施塔特的城堡，類似這種非常講究的府邸和宅第還有許多，住在裡面的總督、選帝侯、親王—主教等高貴的大人物們，天天都在以法蘭西風格裝潢的房間裡被法國貼身男僕叫醒，接著被他們的法國理髮師整修面容，由他們的法國老師教授舞蹈，他們的法國園丁、法國馴馬師、法國馬術教師、法國芭蕾教師、法國唱詩班教師為他們提供服務，向他們提出建議，指導他們，服從他們；這些法國人在他們這裡很吃香，拿的薪餉是他們的德國同事的兩倍，所有這些法國人都琢磨著，無論在大事還是小事上，如何讓僱傭他們並與他們接觸的德國人更加法國化。 17世紀的新城曼海姆 每天穿著法國衣服，每天在法國的銀盤裡吃著法國大菜，對面坐著巴黎平民出身的朋友或配偶，每天用法文書寫，用法語講話；既要模仿那個國家的習俗，怎能不受那個國家思想的潛移默化呢？在這種泊來觀念的影響下，萊茵河兩岸的頭面人物的頭腦最終必然會被清洗，他們或是最終排除了教會和教派的爭吵（這些教會和教派培養出一些怒氣衝天的天主教徒、路德派教士和加爾文牧師，一個個如同好鬥的公雞一樣），或是把自己的思想從數百年的羈絆中解放出來，把繼承下來的宗教狂熱去除掉，由此打開通往啟蒙和「啟蒙哲學」、具有批判和解放精神的理性主義的道路。這些無疑足以表明，在社會諸特徵中，一切都通過語言觸及思想，經由表面的生活方式深入到精細的感情，經由藝術作品的明晰進而達到思想結構的明晰。 對於德國來說，這是嚴重的時刻。德意志各國在許多重要方面已經非常落後。在萊茵河右岸，談不上有個德意志國家、德意志精神和真正的國家行動；這與發生在法國的情形形成鮮明的對比，法國不滿足於那個雖然陳舊卻很牢固的統一，正準備把偉大君主國的舊大廈拆毀，代之以一座結構合理的新建築，如同帝王們在一年之間一下子建立的那些完整的「新城」一樣。 瞧瞧：從勞特河到艾瑟爾河，從法國的東北角阿爾薩斯邊界到普魯士的領土克勒弗公國與荷蘭的分界線，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前夕竟然前後存在過97個小邦國。這些小國人口多的也不過28000，16000，13000，少的只有數千人，幅員如同一個郡或一個區。吵吵嚷嚷的君主們擺出一副了不起的樣子，實際卻拮据得很，他們狂躁地到處活動；因為，如果能在第五等、第六等的君主面前顯得好歹是個人物，沒完沒了地給總管大臣送各種各樣文書，以便爭得一個地位，在微不足道的等級里再往上爬一步，那就等於為自己爭得一份可靠的年金，從凡爾賽天上掉下來的餡兒餅也就落入機靈鬼的口袋裡了。只是用什麼辦法來支持這種百分之百的遊戲、這種並不罕見的自我炫耀呢？軍隊？不。堡壘？不。珍寶？不。美因茨的選帝侯馮·埃塔爾在1785年和1786年以日耳曼自由的盟主自詡，洞穿皇帝和教皇的意圖，用自己的信譽去換取錚錚作響的德國塔勒或荷蘭盾；這位馮·埃塔爾是帝國的國務大臣，擁有100個騎兵，120個炮兵和12個布雷兵，這些都可以用來支持他的政策。這是外交馴馬場、路易十四式的舉止和風度、棋手的狡詐，總之是什麼？如果成功，就是給主子的數千埃居，如果運氣變壞，那就是實實在在而絕不是虛幻的入侵或占領的麻煩。 臣屬們對於這些可憐巴巴的宏圖大略的漠不關心表現得淋漓盡致。全部把戲在他們的視線之外耍弄，他們甚至不當看熱鬧的觀眾，他們種著自己的葡萄園，種著自己的地，抽著自己的長菸斗，聞著新鮮啤酒桶或彩色杯子裡的琥珀金黃色的葡萄酒。農業很不景氣，一切進步都受到領主制度鐵背心的阻礙。工業也很不景氣，一切革新都在行會制度的陳規面前碰得粉碎，這種情況反映出一種陳舊的精神狀態，那就是少生產，賣高價，一隻充滿忌妒的眼睛始終緊緊盯著鄰居……商業也很不景氣，萊茵河依然受著城市的特權及其船東的阻礙，陸路往往被數量眾多的小國之間的界線切割為短短的路段，四處遍布的收稅站進一步阻礙了陸路的暢通。很不景氣，這是一種事實，一種精神狀態，反映了一個平靜的理想。 群眾中很少有文化，或者根本沒有文化。對於世界及其需要沒有任何開闊的視野。這些勤勞卻沒有創造精神的農民，目光所及絕不超出滿足自己的需要，那些手藝人，那些古老的奴隸，城市的工匠們，那些市民，他們沒有主張，沒有思想，富足的生活給他們帶來的小康讓他們心滿意足，他們從不試圖超越出身給他們帶來的地位，馴服地聽從教會的說教；萊茵河地區的教會與其他地方一樣，從不宣揚焦躁和反叛，所有這些屬於過去的人們，善良而溫和，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不變的世界中好好地活著。如果說，有一個萊茵河的市民意外地從「開明君主」當時為「傳播啟蒙」而到處展開的努力中得到真正的好處，那麼，這些努力就是指開辦學校，將波恩學院改建為波恩大學，在美因茨創設一個能與古老的科隆神學院一比高下的教育機構，這個市民在各種思想中獲得另一種生命，帶著飄蕩在一縷青煙中的天啟論的幻想成為世界公民，當時這種天啟論正在神秘主義的大河裡征服成千上萬的信徒；縱然如此，這個市民也不曾期望出現一個框架堅實、結構緊密的國家，他厭惡普魯士那樣的軍國主義國家，而在克勒夫公國的攝政期間，人們已經見過這種國家了。市民們虔誠地嚮往的是一個由人組成的沒有軍隊，也沒有邊界的祖國。 普魯士最北端的屬地和最南端的法國的阿爾薩斯，是兩塊預留的接頭石，將來統一德國時，是否可以藉助這些接頭石將那些不定型的萊茵河諸小邦國連接成為一個整體呢？我們事後看到的是這樣一個問題。萊茵河人絲毫不曾提出這個問題，他們的君主們玩著傳統的遊戲，在敵對的眾列強之間生存發展，很少向普魯士頻傳秋波，倒是常常心甘情願地與法國和奧地利這些外交世界的樂善好施的仙女們調情。在路易十四時期結成的奧—法聯盟，使萊茵河居民們不必再將法國與奧地利分開，他們對於這兩個國家的偏愛往往是與利害有關的。在年輕的貴族中，如果有些人意外地被終於為德國報了屈辱之仇的腓特烈大王的威望所引誘而為普魯士服務，例如美因茨選帝侯的一位私人顧問之子施坦因那樣，如果說有許多人仍然像過去那樣在帝國謀生，那麼，到了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時代，在法國國王駐守梅斯和斯特拉斯堡的團隊里，萊茵河的貴族已經很多很多，而且當上了軍官，其中有些人在後來的法國大革命期間和拿破崙帝國的歷次戰爭中出人頭地。 總之，在這個並非總有個人歌曲產生的萊茵河地區，從很遠的四面八方匯集過來許多召喚；來自東面普魯士和西面法蘭西的是關於政治組織和統一的召喚，單獨來自法國的是關於文化、知識、藝術、服飾式樣和禮儀舉止方面的召喚；幾個世紀以來，作為活生生的豐碩的果實，一些越來越明顯地具有世界性的思想體系在法國內部日益成熟，這些思想體系提出了文明這個高貴的字眼，並用它覆蓋了人類永不枯竭的思想武庫，法國人到這個武庫來尋找行動和希望的充分理由，以至於在一段時間裡竟然忽略了自己古老的道德和精神食糧。面前是兩難選擇：是作出反應，還是放棄自己，是聽任道德上被吸收而不作任何反抗，還是逆潮流而動，抓住某種東西不讓自己隨波逐流，並向外來者臉上啐唾沫。一些人於是結成集團。 杜塞道夫附近的本拉特堡朝向花園的正面 在很長時間裡他們大概始終只是少數。在他們的行動中矛盾重重。席勒和歌德早早就希望寫出無論在內容上或是在形式上都是完完全全德意志的作品，他們如同他們的同時代人克勞普斯托克 [106] 、維蘭特 [107] 、萊辛 [108] 、赫爾德 [109] 、烏蘭德 [110] 一樣，主張由職業「純潔主義者」對德語進行清理，請他們把來自法語的字詞清除出去，代之以真正起源於日耳曼語的字詞，所有這些憤激行動的參與者和對「狂飆突進運動」作出反應的人，都從耶那 [111] 戰役的勝利者拿破崙一世那裡自豪地接受了繫著紅綬帶的十字勳章，而且法國國民會議已將法國公民的稱號授予他們。 有必要對此驚異嗎？歸根結底這有多大關係呢？如果說，在這個無可爭辯的強權事業當中，用望遠鏡仔細搜索的分析家和批評家可以在每一時刻說道：「打住，法國思想！打住，向法國的借鑑！打住，法國的杜爾閣、伏爾泰、狄德羅、盧梭的思想方法！」那麼，唯一要緊的事實是，在18世紀末突然出現了一種關於具有創造性的日耳曼主義的光榮神話，這種日耳曼主義既是中世紀的（封建主義、騎士精神、哥德式藝術），也是近代的（路德、宗教改革、良心的權利）。因為，蠻族長期以來受到鄙視，被視為缺乏創造性的民族，他們突然昂起了頭，自豪地向他們的德意志祖先頂禮膜拜；他們的祖先以出色的才智創造了科隆中世紀的最出色的城市（至少他們是這樣說的），創造了騎士制度、騎士大賽、經院哲學（他們寫作、宣揚並讓人相信）以及關於經院哲學辯論；為世界創造了施瓦爾茨 [112] 教士的火藥、美因茨人谷滕堡 [113] 的印刷術。可是，在很遠的地方，在北部邊緣地帶，在最偏僻最貧瘠的地方，天才的國王腓特烈二世卻為他們建立了顯赫的武功。用亞眠聖母院與科隆比較高下，爭論施瓦爾茨及其火藥、谷滕堡及其活字印刷，這有什麼用處呢？ 神話，眾所周知，神話被人當真是不需要事實依據的。神話很能誘惑市民中的路德信徒們，他們極其厭惡哲學家的理性批判精神，奮起反對法國意識中模糊的天主教教義的所有思想和情感。於是重新開始了廣泛而且有效的行動，路德主義此番被虔誠派塗上了浪漫主義的情感色彩，這次它為德國帶來的首先是分裂和挫折，幫助自己人為民族、人種和語言的民族主義奠定了基礎，德國人此後對於這種民族主義的吸收日益增多，直到最終給包括法國在內的整個歐洲注入了這種病毒。法國在18世紀是一個融合多民族的國家，它的「愛國主義」含義從17世紀末起就十分寬闊，在法國哲學家的觀念中，愛國主義甚至可以一直擴展到理性的外延。神話，是的。它如此具有征服性，如此深入人心，以至於有這樣一些法國人，諸如沙米索 [114] 、維里耶，為了公開放棄法蘭西，居然心甘情願地轉向德國，並加入宣傳家陣營；這些宣傳家擺脫了個人天性以及不合時宜的感情和自由的天性，反對格萊斯 [115] 有一天針對剪得又平又齊的樹牆所說的「法國花園的舊興趣」。神話最終俘獲了活躍、健談、火山似的日耳曼裔的日內瓦人科里娜，她的著作《論德國》是一部文獻，是一個見證。新文化的鍛造者將他們獨有的德意志理念放在針對法國的強烈仇恨中一再鍛造；其實，法國在日耳曼土地上打下了若干最可靠的基礎，大膽的建築師在這個基礎之上修建了他們自己的事業，事實上，只有天真得無以復加的天真漢才會對此感到驚奇。 人格問題是以自相矛盾的方式提出來的，對於這種最粗淺的道理無須贅述。對於兩種理念的衝突將會引起兩種政策的衝突這一點，更不必感到驚奇。法國面向世界宣布，它堅信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博愛。與這個法國對立的是一個年輕的、嶄新的德國，它以國家對抗人類，以絕望的努力拒不接受守護神的擁抱，它感到，這個守護神身上不易察覺的腐敗氣息就在它的周圍，就在它的頭頂上迴蕩；一個決心已定、絕不回頭的德國於是丟棄宿願，觸摸心靈深處的仇恨，並對此感到喜悅，因為，對於它來說，仇恨就是一種肯定，就是對於它發瘋地尋找，並且終於欣喜地找到的那個東西的令人惱火的肯定。這是一種認定自己與眾不同的感情，一種他人難以接受的感情，它瘋狂地享受著數不清的忘恩負義和粗暴野蠻的肯定；溫和的夢幻者則可以自由地表明自己為這種感情所承受的苦楚。歷史的邏輯就在這裡，它讓我們把握住了這一場革命的關鍵。 兩個對抗的民族之間，兩種各自確立、彼此對立的理念之間有一條萊茵河。萊茵河是一條居中的主軸，它是它所流經的一系列國家生死攸關的主軸。這些國家在數百年中緊貼在兩條文化邊界之間，一條邊界在西面，它標誌著法蘭西影響的進退；另一條邊界在東面，它是一條相對穩定的日耳曼分界線的標誌。這是一個願意接受西部和南部影響的日耳曼，這也是可以叫做「復地運動」 [116] 後的德意志的分界線，一個以犧牲亞洲支撐下的斯拉夫東部為代價而艱難地獲得擴展的德意志的分界線。 近代萊茵河的悲劇就在這裡。這是夾在兩種文化和兩個民族之間的萊茵蘭的悲劇。萊茵蘭時而被遮蓋，時而被發現，交替往復，卻始終猶豫不決，無法確定。因為，夾在兩方之間的萊茵蘭，覺得自己既不完全屬於這一方，也不完全屬於那一方。在一段時間裡，萊茵蘭接受、吸收，作好了一切準備，但根本上絲毫不曾交出自己，它願意保留自己的身份，能夠隨機應變。事實是，它真的隨機應變了。 * * * [1] 凡德維爾德（Van de Velde，1611—1693），荷蘭畫家。 [2] 阿爾貝·庫伊普（Albert Cuyp，1620—1691），荷蘭畫家。 [3] 魯伊斯達爾（Salomon Ruysdael，1600—1670），荷蘭畫家。 [4] 霍爾貝恩（Hans Holbein，1497—1543），德國畫家。 [5] 博克林（Arnold Bocklin，1827—1901），瑞士畫家。 [6] 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e，1469—1536），尼德蘭人文主義者。 [7] 阿德里安六世（Adrien Ⅵ，1459—1563），羅馬教皇（1522—1523年在位）。 [8] 亞努斯（Janus），神話中的羅馬神，長有前後相對的兩張臉。 [9] 埃涅阿司（Enée，拉丁文作Aeneas），特洛伊英雄，傳說中羅馬城的創建者。 [10] 金璽詔書是公元1356年在神聖羅馬帝國的帝國會議上通過、由皇帝查理四世頒布的一份詔書，它正式確定皇帝由選帝侯選舉產生。 [11] 費迪南一世（Ferdinand Ier，1503—1564），德意志皇帝（1556—1564年在位）。 [12] 康拉德二世（Conrad Ⅱ，999—1039），日耳曼國王（1024—1039年在位）。 [13] 亨利四世（Henri Ⅳ，1050—1106），德意志皇帝（1056—1106年在位）。 [14] 卡諾薩（Canossa）是義大利的一個小村子，1077年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專程前來向在此隱居的教皇謝罪。 [15] 魯道夫（Rodolphe，？—1080），亨利四世的表兄弟，兩人曾爭奪王位。 [16] 庇護二世（Pie Ⅱ，1405—1464），教皇（1458—1464年在位）。 [17] 蒂貝托（Bernardino di Betto，1454—1513），義大利畫家，以「彩繪畫家」（il Pinthricchio）這個名字著稱於世。 [18] 羅拉德派（Lollards），14世紀英國的一個異端教派，主張社會平等，過清貧生活。 [19] 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re Ⅵ），羅馬教皇（1492—1503年在位）。 [20] 波爾吉亞（Borgia），原籍西班牙的羅馬大家族，家族成員中曾有兩個人成為教皇，其中一位便是亞歷山大六世。 [21] 加布里埃爾·比埃爾（Gabriel Biel，1418—1495），德意志神學家。 [22] 共同生活兄弟會（Fratres Communis Vitae），1380年創建於荷蘭的一個宗教組織，其成員過集體生活。 [23] 聖—烏蘇爾（Sainte Ursule），傳說中的基督教人物，據說曾率領一萬二千名處女前往羅馬朝聖，歸途中在科隆附近被集體屠殺。 [24] 勒費弗爾·戴塔勃爾（Jacques Lefèvre d'Etaples，1450—1537），法國神學家。 [25] 大膽查理（Charles le Téméraire，1433—1477），勃艮第公爵。 [26] 拜德克爾（Karl Baedeker，1801—1859），德國出版家，因出版《萊茵河導遊》而聞名，後來又出版了一系列導遊讀物；此處指其出版物，而非其人。 [27] 胡斯曼（J.K.Huysmans，1848—1907），法國作家。 [28] 聖—貝爾納（Saint Bernad，1091—1153），法國神學家。 [29] 聖—波拿文都拉（Saint Bonaventure，公元1221—1274），義大利神學家。 [30] 愛克哈特（Johann Eckhart，1260—1327），德國神秘主義神學家。 [31] 洛赫奈（Stephan Lochner，？—1451），德國畫家。 [32] 維茨（Konrad Witz，1395—1447），德國畫家。 [33] 瑪希（Metsys，亦作Matsys或Massy，1465—1530），弗蘭德爾畫家。 [34] 凡·克列維（Josse Van Cleve，1464—1540），尼德蘭畫家。 [35] 克勞斯·斯留特（Claus Sluter，1350—1406），尼德蘭雕刻家。 [36] 休伯特·凡·愛克（Hubert Van Eyck，？—1426），弗蘭德爾畫家。 [37] 米希奈斯（Maecinas，？—公元前8年），希臘政治家和詩人，與當時的藝術家和詩人交遊很深，被稱為藝術的保護者。 [38] 查理四世（Charles Ⅳ，1316—1378），德意志皇帝（1346—1378年在位）。 [39] 凡·德爾·維登（Rogier Van der Weyden，1399—1464），弗蘭德爾畫家。 [40] 瑪魯埃爾（Johan Malouel，？—1419），弗蘭德爾畫家。 [41] 勇夫腓力普（Phlippe le Hardi，1245—1285），法蘭西國王（1270—1285年在位）。 [42] 利奧波爾德（Léopold Ⅲ，1351—1386），史稱哈布斯堡的利奧波爾德。 [43] 熱爾松（Jean Gerson，1363—1429），法國神學家。 [44] 埃利（Pierre d'Ailly Ailly，1350—1420），法國神學家，巴黎大學學監。 [45] 梅姆林（Hans Memling，1433—1494年），弗蘭德爾畫家。 [46] 格呂奈瓦爾德（Matthias Grunewald，生卒年不詳），畫家，出生地不明，16世紀初曾在美因茨作畫。 [47] 巴伐利亞的伊薩博（Isabeau de Bavière，1371—1435），法國王后。 [48] 林堡（Pol de Limbourg，15世紀初），原籍弗蘭德爾的細密畫家。 [49] 陶勒爾（Johannes Tauler，1300—1361），德國神秘主義神學家，愛克哈特的學生。 [50] 蘇索（Heinrich Suso，1295—1366），德國神秘主義神學家，愛克哈特的學生。 [51] 維克托派（Victorins），創建於12世紀的聖—維克托修道院成為12世紀法國的神秘主義中心，神秘主義者因此被稱為維克托派。 [52] 魯伊斯布魯克（Jean de Ruysbroeck，1293—1381），神秘主義神學家。 [53] 貝京、貝加（Béguines，Behgards）均為篤信基督教但不發願的女性「半出家人」；她們在教堂附近過集體生活，從事宗教活動，但保留退出集體和結婚的自由。 [54] 貝納的老阿莫里（Amaury de Bêne，卒於1204年左右），法國教授，因宣揚泛論而遭教皇譴責。 [55] 傑拉爾·格魯特（Gérard Groote，1340—1384），尼德蘭神秘主義者，「共同生活兄弟會」的創始人。 [56] 弗洛倫特·拉代維耶恩斯（Florent Radewjns，1350—1400），尼德蘭神秘主義者，布拉格大學教授。 [57] 納伐爾的瑪格麗特（Margueritte de Navarre，1492—1549），納伐爾王后。 [58] 布塞（Martin Bucer，1491—1551），德國宗教改革家。 [59] 洛普·德·維加（Lope de Vega，1562—1635），西班牙作家。 [60] 阿爾德（Aldo Manucio，1499—1515），義大利人文主義者和印刷家，他在威尼斯印製的古代經典著作名聲顯赫。 [61] 漢斯·荷爾拜因（Hans Holbein，1497—1543），德國畫家，史稱小荷爾拜因。 [62] 薩多萊托（Sadoleto，Iacopo，1477—1547），義大利人道主義者，曾任教皇秘書。 [63] 法雷爾（Guillaume Farel，1489—1565），法國宗教改革家。 [64] 伯撒（Theodore de Bèze，1519—1605），加爾文在日內瓦的繼位人，曾寫作悲劇宣揚宗教信仰。 [65] 阿爾齊亞蒂（Andre Alciat，1492—1550），義大利法學家。 [66] 布魯奈爾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1377—1446），義大利雕刻家。 [67] 路易十一（Louis Ⅺ，1423—1483），法國國王（1461—1483年在位）。 [68] 「公益同盟」（Ligue du Bien Public），以勃艮第公爵為首的法國貴族於1465年結成的反對國王路易十一的聯盟。 [69] 查理八世（Charles Ⅷ，1470—1498），法國國王（1483—1498年在位）。 [70] 亨利八世（Henry Ⅷ，1491—1547），英格蘭國王（1509—1547年在位）。 [71] 亞各布·富格爾（Jacob Fugger，1459—1525），法國銀行家。 [72] 善人腓力普（Phlippe le Bon，1396—1467），勃艮第公爵。 [73] 阿爾伯特二世（ Albert Ⅱ，1397—1439），1438年當選為皇帝。 [74] 勃艮第人，此處指善人腓力普公爵。 [75] 腓特烈三世（Frédéric Ⅲ，1415—1493），神聖羅馬帝國皇帝（1440—1493年在位）。 [76] 金羊毛會（Toison d'Or），善人腓力普於1429年創建的騎士組織，用以團結騎士，為他的政治目的服務。 [77] 《百萬》（Milione）是馬可波羅所著中國遊記的義大利文本的書名。 [78] 約翰·德·貝當庫（Jean de Béthancourt，1360—1425），諾曼人航海家，發現並征服了加那利群島。 [79] 夏斯特蘭（Georges Chastellain，1410—1475），弗蘭德爾歷史學家，曾為善人腓力普服務。 [80] 蓋斯勒（Gesseler）是15—16世紀為奧地利服務的一個家族的姓氏。 [81] 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er，1494—1547），法國國王（1515—1547年在位）。 [82] 施瓦爾采德（Schwarzerd，1497—1560），德國宗教改革家。 [83] 杜貝萊，法國外交家威廉·杜貝萊（Guillaume Dubellay，1491—1543）和讓·杜貝萊（Jean Du Bellay，1492—1560）兄弟。 [84] 路易十三（Louis Ⅹ Ⅲ，1601—1643），法國國王（1610—1643年在位）。 [85] 魯本斯（Pierre Paul Rubens，1577—1640），弗蘭德爾畫家。 [86] 芒薩（François Mansart，1598—1666），法國建築家。 [87] 勒諾特爾（André Le Nôtre，1613—1700），法國園藝建築家。 [88] 博絮埃（Jacques Bénigne Bossuet，1627—1704），法國高級神職人員和神學家。 [89] 王港（Port-Royal），當時巴黎近郊，一個著名修道院所在地。 [90] 倍爾（Pierre Bayle，1647—1706），法國哲學家。 [91] 羅伯爾·德·科特（Robert de Cotte，1656—1735），法國著名建築師，曾參與凡爾賽宮的設計。 [92] 腓特烈二世（Frédéric Ⅱ，1712—1786），普魯士國王（1740—1786年在位），史稱腓特烈大王。 [93] 莫帕蒂（Maureau de Maupertuis，1698—1759），法國數學家、散文家、學者。 [94] 瓦托（Antoine Watteau，1684—1721），法國畫家。 [95] 朗克雷（Nicolas Lancret，1690—1743），法國畫家。 [96] 曼斯菲爾德（Ernest von Mansfeld，1580—1626），德意志軍事將領。 [97] 蒂伊（Johann Tilly，1559—1632），比利時將軍，曾為神聖羅馬帝國作戰。 [98] 蒂雷納（Henri Turenne，1611—1675），法國元帥。 [99] 盧瓦（François Louvois，1639—1691），法國政治家，曾任首相。 [100] 馬爾里，這裡指的是馬爾里引水渠，此渠修建於路易十五在位時期，用以將塞納河水引至凡爾賽。 [101] 維德（Wied），萊茵河地區的一個德意志家族，其成員於1784年成為帝國王公。 [102] 特里亞農宮（Trianons）是路易十四為其情婦蒙特龐夫人修建在凡爾賽的一組別具特色的建築。 [103] 舍恩博恩（Schöenborn），萊茵河地區的一個擁有男爵頭銜的貴族家族。 [104] 紐曼（Johann Neumann，1687—1753），德國工程師、建築師和城市規劃專家。 [105] 博弗朗（Germain Boffrand，1667—1754），法國建築師。 [106] 克勞普斯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德國詩人。 [107] 維蘭特（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33—1813），德國作家。 [108] 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德國作家。 [109] 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德國哲學家。 [110] 烏蘭德（Ludwig Uhland，1787—1862），德國詩人。 [111] 耶那（Iéna），德國城市，1806年拿破崙在此大敗普魯士軍隊，通向柏林的道路從此打開。 [112] 施瓦爾茨（Berthold Schwarz，1310—1384），德國發明家，有人誤稱他發明了火藥。 [113] 谷滕堡（Johann Gutenberg，1399—1468），從事活字印刷術研究的德國人。 [114] 沙米索（Adalbert de Chamisso，1781—1838），原籍法國的德國作家。 [115] 格萊斯（Johann Gorres，1776—1848），德國作家。 [116] 復地運動（Reconquista），指8世紀西班牙基督徒將摩爾人趕出伊比利亞半島一事，此處為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