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茵河 · 第二章 三個形象，三種酵母

Ⅰ.羅馬化地區 公元前58年，一個日耳曼人在高盧奉命向一個叛亂集團提供僱傭服務，他便是蘇埃維亞王阿里奧維斯特；他的隊伍日益壯大，他的影響與日俱增。打了幾次勝仗之後，他成了一位了不起的首領，蠻族紛紛前來分享他的運氣。於是，一種忐忑不安的情緒由近而遠地在所有尋找福地的人中間漸漸擴散開來。在萊茵河與馬斯河或是那條「小馬斯河」即摩澤爾河的交匯處，烏希佩特人和登克德里人打算渡河。蘇埃維亞人則在上游的錫格河和美因河之間集結。在上游的瑞士平原上，結束被迫遷徙後剛剛得到休養生息的赫爾維特人，焚毀了新近建造的房舍，將老弱婦孺裝上車子，經由高盧徑直向桑通納人的居留地走去。大規模的遷徙、大規模的入侵開始了…… 愷撒在數月之中就消除了威脅。赫爾維特人殘部心情愉快地回到原來住地。阿里奧維斯特垂頭喪氣地重渡萊茵河。羅馬人卻不走了，因為，他們拯救了高盧，卻並非為了高盧人。七年之中打了六仗，戰爭以其狂暴的火焰殃及高盧全境，從威尼托人的大洋到奈爾維人的桑布爾河，從阿基坦各部族的庇里牛斯山到梅納皮人的北海。公元前55年，大批羅馬軍團從一座用10天時間架起來的木橋上跨過萊茵河，小心翼翼地向右岸挺進。與此同時，兩個羅馬軍團渡過加來海峽，進駐多佛爾。就在此時，2/3高盧人在維金格特里克斯 [1] 的鼓動下揭竿而起，愷撒一度瀕臨潰敗，但終於取得勝利；隨後，他便毫不留情地把高盧變成了羅馬的一個行省。經過了多少世紀？這並非問題所在；重要的是一種文明從此長久地被移植到萊茵河了，那便是羅馬文明。 利特雷 [2] 說，文明就是使之開化。就此而言，羅馬絲毫不曾使高盧開化。有人說得對，早在羅馬人到來之前，高盧土地上已經有了大路，邊界上已經有了界碑和聖地，高山上和泉水旁已經有了男女神祇，到處都有耕地和畜群，人民勤勞，精神開放。有人一一列出了高盧對羅馬人和羅馬帝國的貢獻，他們做得對；《高盧對羅馬人和羅馬帝國的貢獻》是卡爾科比諾 [3] 撰寫的一部給人以許多啟示的著作。不過我們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羅馬人除了征服之外，沒有給高盧人帶來任何東西；愷撒征服高盧一百年之後，羅馬皇帝克勞狄 [4] 曾向高盧人表示祝賀，歷史至今沒有否定他的祝賀。在萊茵河土地上，羅馬人的廢墟向我們大聲講述著。 萊茵河有很多功能，羅馬開發了其中的哪些功能呢？萊茵河有許多文章可做，羅馬做了哪幾篇呢？萊茵河是一條通道，首先是一條通道。當愷撒來到高盧尋找帝國時，希臘、義大利和北方的商人早就知道那條「流著的水」即里諾斯河（今萊茵河。——譯者），並加以利用。運送琥珀和青銅的腳夫與運送諾爾地區首批鐵制武器的腳夫都知道，在倫巴第平原和北海之間的這條大河是一個路標，是指引正確道路的最佳路標。所以，他們不需要再去發現什麼。 因此，無須作任何誇大……羅馬在這裡與在別處一樣，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組織並理順了人與物的關係。它維護了萊茵河兩岸的和平，在萊茵河上建立了船隊，並為之配備了港口、檢查部門和時刻保持警覺的巡邏隊；它疏浚了萊茵河的入海口和弗萊沃湖的入海口，即今日的須德海；它挖掘了運河，築起了大壩，使航道得以向上游延伸。在羅馬時代，在難以順流而下更難以逆流而上的水道上，在蜿蜒曲折、到處是岔道和浮島的航路上，此時響起了船夫們節奏整齊的號子聲，交通運輸活動已經相當頻繁。萊茵河沿岸各個博物館中豐富的藏品為我們展現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圖景。那些勇闖大海的船東們在他們的還願畫上，把萊茵河與可怕的大海連接起來；他們往來於羅馬化的大不列顛和巴達維亞之間，從烏特勒支附近的維赫滕出發，時而順流而下，時而逆流而上；當他們的努力得到成功的回報時，就向女神尼哈萊尼亞還願……萊茵河、馬斯河和摩澤爾河等內河上的船夫們也非常活躍，他們駕著有槳又有帆的小船，為一個個兵營和一個個城市運送各種各樣的貨物，其中包括沉重的紅釉陶器和鐵鍋；阿雷佐的托斯卡納窯場出產的紅釉陶器，在高盧和萊茵河地區的同類窯場參與競爭之前曾遍布羅馬帝國；產於義大利坎帕尼亞的鐵鍋叮噹作響，既有平底鍋，也有油炸鍋，鍋上鑄有當時非常有名的工匠的名字，猶如今日的「格拉蒂歐」或不久前的「嘉比」一樣；貨物被運送到很遠的地方，直到英格蘭、日德蘭或波美拉尼亞…… 運送葡萄酒的摩澤爾商人 大範圍的長途販運經常出現貨物斷檔；從一種經濟過渡到另一種經濟，大筆本錢應該獲得贏利……於是出現了大批從事貨幣供應和交換的人，他們的攤子或「鋪子」開在美因茨、波恩、科隆、特里爾等大地方的集市上。如今還可以在浮雕上和博物館的玻璃窗上看到這樣的畫面：大腹便便的美食家、裝滿義大利或西班牙葡萄酒的酒罐、雕刻精緻的調料瓶和瓶里的義大利魚露；還可以看到高盧匠人製作的酒桶，這些酒桶被送到一個個軍營，摩澤爾的葡萄園於是漸漸有了名氣；此外還有重量較大的貨物，諸如馬爾薩勒的小麥和鹽，對於泥濘的三角洲來說十分珍貴的洛林石材，科布倫茨附近的尼德爾門迪希出產的用玄武岩打制的石磨等等。1910年從泥沙中發掘出一條公元275年沉沒在旺茲諾的船，船上裝載著運送給斯特拉斯堡的麵包師傅和磨工的小麥，佛雷爾的調查表明，在上蒙泰、紅房子近旁、聖皮埃爾勒冉納附近以及格朗侶大路沿線，當時有很多麵包師傅和磨工。 這幅生機勃勃、賞心悅目的圖景，為追溯羅馬時代的萊茵河航運史提供了材料；那時候，來自各地的船隻在萊茵河上川流不息。這幅圖景還告訴我們，不應抹殺以四海一家為宗旨的那個文明的功勞，正是在那個文明的作用下，出現了許多面向世界各地的大商鋪，而這些商鋪則使得一些工匠的產品，諸如佛爾梯的陶製油燈、弗隆丁的玻璃器皿、波里布斯的鐵鍋、置有下列工匠名字的餐具：阿雷佐的阿特尤斯，格羅菲桑克的默默，切里亞斯、萊茵扎本的克布內圖斯，得以不藉助戰爭而聲名遠揚，乃至越出了歐洲，他們的名氣絲毫不亞於今日經營得最好的公司。可是，難道就這些嗎？當我們說到羅馬時代的萊茵河地區生活時，僅僅局限於河運是否真的就算看法正確了呢？ 從軍營到軍營，從城市到城市。可是，萊茵河沿岸的城市是從哪裡冒出來的呢？如果說不是羅馬人建立了這些城市，那又是誰呢？ 這些萊茵河城市在將近兩千年的歷史上，猶如始終發揮著積極作用的酵母；它們是一些地區的實力之所在，這些地區在數百年中藉助強大的城市組織促進了文明的發展，而這些城市組織則以其光彩、富有和生氣令外來者讚嘆不已；能剝奪這些城市名副其實的建立者的功勞嗎？他們是羅馬萊茵河部隊的將領和士兵，這支殖民軍當年就擁有他們自己的加利埃尼 [5] ；談到這支殖民軍時，里奧泰 [6] 曾說，這是取之不竭的「儲存庫，裡面存有各類師傅、工匠領班、教師、花匠和農夫，這些人都是開發殖民地的首批幹部，卻不需要宗主國支付任何新的費用」。 萊茵河部隊，即羅馬殖民軍，是一所為羅馬帝國培養將領和建設者的學校。在共和國傳給皇帝們的巨大機器上留下了印記的人，諸如提比略 [7] 、圖拉真 [8] 、馬可—奧留勒 [9] 和朱利安，都曾是軍人。這所學校還培養了學者和能以深邃的目光注視人與事的觀察家，我們不妨想一想大普林尼 [10] ，這位駐紮在克桑滕的軍官，用他驚異卻具有遠見卓識的目光，注視著半蠻荒半羅馬的萊茵河三角洲；再想一想撰寫了日耳曼人社會學概略的塔西佗，他那些新穎和閃爍著智慧的筆記，若說不是藉助軍官和行政官員提供的日耳曼資料，還能來自何方？而這些日耳曼資料卻是經過萊茵河駐軍的「阿拉伯人管理局」精心爬梳的。在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結束後軍人不再天天操練的一段時間裡，羅馬軍團的官兵們放下投槍，拿起鐵鎬和瓦刀，為軍官們建造住房，為棲身在軍營旮旯里未被攆走的妻子和在棚戶區里來回踱步的「軍團夫人」搭建小木棚；圍著她們的是一群軍營里的孩子，他們是未來的隨軍商人、不要命的冒險家和排隊等候退役的百人隊長；這些孩子在隨軍學校里學拉丁文，還在外面玩耍時學幾句高盧語、布列塔尼語、日耳曼語……十多種語言雜亂地混在一起，成了一種奇異的萊茵混合語。各種各樣的人從早到晚擠在髒亂不堪的商店、小鋪子和小酒店裡，其中有皇帝的兄弟或侄甥、未來的皇帝本人等大貴族、到「這裡」來謀求升遷的軍官、整天訓斥奴隸的軍官太太、軍團里炫耀自己出身的義大利人、勉強算是來自萊茵河地區以外的高盧商人、對頒發給再度服役者的「羅馬城」勳章垂涎欲滴的輔助部隊士兵、叫賣敘利亞地毯的小販、來自埃及的神甫、討人喜歡的女孩、隨處可見的修女等等，女人們向軍人的酒杯里倒上大麥酒或用特里爾新近種植的葡萄釀造的酸酒；經常光顧酒店的「文明人」掛在嘴邊的是這樣一些話：「漂亮的軍人，為你的健康，祝你長壽，乾杯！」人們一邊喝酒吞牡蠣，一邊望著河上氣喘吁吁地划槳的船夫…… 不錯，荷蘭、萊茵河地區，這些古老的地方有條不紊地過著日子；奈梅根小巧玲瓏的房舍非常乾淨，十分漂亮，令腳蹬粗笨大鞋的人不好意思踏進去；科隆兩座鐘樓的尖頂映照在水面上，一座鐵橋無聲地臥在河上，其牢固程度令任何擔心都顯得多餘；豐美的阿爾薩斯舒坦地浸潤在文化、工業和貿易三重繁榮之中；在我們眼裡，所有這一切都是寶中之寶，都是古老西歐的基石，這塊基石雖然曾被砸碎。然而，無論在經受困苦還是享有繁榮的時候，它總是把整個西歐連成一片。在不久之前的一段時間裡，對於愷撒、奧古斯都和早期羅馬帝國來說，西歐曾是一塊有東西可搶、有人可剝削（也可同化）的殖民地，這裡有許許多多不尋常的職業可供選擇，還有大量不成功就完蛋的生活方式可供選擇，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這些都已成為再普通不過的職業和方式了。有那麼一段時間，在這個被叫做「北方摩洛哥」的地方，曾有人倡導一手持劍、一手扶犁；而一個名叫比若 [11] 的人，時隔兩千年後才艱難地再度想出這個主意來。有那麼一段時間，正如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亞志》第16章里所說：「沒有任何一個日耳曼人居住的城市為我們所知。」在這條神奇的布滿古老城邦的街道上，萊茵河河邊沒有城市。 舒馬赫在他那部名著的第2卷中羅列了一些萊茵地區堡壘的名字，參照出土的文物、碑銘和錢幣便可知道，這些堡壘肯定是德魯蘇時代的遺蹟，即公元前最後20年的遺存，其中有奈梅根、佑護著克勒弗要塞的林登，護衛著加爾卡要塞的蒙特貝格、克桑滕、諾伊斯、科隆、波恩、雷馬根、安德納赫、科布倫茨、博帕德、賓根、美因茨、沃爾姆斯、施佩耶爾，也許還有塞爾茨、斯特拉斯堡……就此打住吧。當羅馬，也就是羅馬的萊茵河駐軍點名時，左岸的城市沒有一個不回答「到」！ 當然，宏偉的事業進展神速：公元前46年，愷撒大獲全勝，維金格特里克斯人頭落地；公元前44年，愷撒遇刺身亡；公元前43年，依據元老院的命令，兩個城市拔地而起。這邊，數百羅馬公民在一次騷亂中被趕出維埃納，普朗庫斯 [12] 將他們集中起來安頓在福爾維耶爾山上，由此形成了里昂城，從公元前19年開始成為交通要地，並從公元前12年起成為名副其實的高盧首府。那邊則是終點：皇帝命名的羅臘西人移民區，公元3世紀在由此向西大約10公里處建成的城市便是巴塞爾。在里昂與奧格斯特之間有一條大路，在斯柳伊斯城腳下沿著萊芒湖北岸向遠方伸延；途中有一個在愷撒親自主持下建成的驛站，這便是汝拉山口和馬爾謝呂山口外側的尼翁，而在聖塞爾格山口和福西耶山口被利用之前，馬爾謝呂山口大概曾用作翻越高山的通道。 愷撒在他建設帝國的決策中有了第一個主意。羅馬帝國一下子就落腳在最重要的十字路口，萊茵河在這裡不再向西延伸，它堅定不移地面向北方，進入阿爾薩斯平原，而且久久地在這裡停留。另外兩條來自東邊的水路連同另一條水路，一起在巴塞爾地區匯合；其中一條源自里昂，急轉彎繞過沙隆和貝桑松之後，在阿爾薩斯的康斯與萊茵河匯合；另一條源自米蘭平原，在奧格斯特的卡斯特隆與萊茵河相遇。從科霍特的奧古斯塔也就是歐斯特，到羅臘西人的奧古斯塔，經過清除了盜匪和小國君主的阿爾卑斯山，一條由許多城鎮組成的鏈子不斷向前延伸；它通過淒涼的聖貝爾納山口（這裡的人們崇敬阿爾卑斯山的丘比特），先後經由馬蒂尼、韋維、穆東、阿旺什和索勒爾，把士兵、將領、軍需品和夾雜著隨軍商人的人群，一步一步引向萊茵河。 建在萊茵河畔的第一批軍營是哪些呢？這是應由學者們來回答的問題。我們只研究大路，只研究阿格里帕 [13] 奉奧古斯都 [14] 之命勾勒了主幹道的那個道路網。從里昂出發經由沙隆、朗格爾、圖勒和梅斯，一條上行的主幹道直通北方，去往特里爾和摩澤爾河，那裡是個岔路口。一條支路去往東北方向，終點是萊茵河邊上的肯特里希台地。公元前16年，德魯蘇在這裡建立了一個可以駐紮兩個軍團的軍營，用來監視這塊打掃得乾乾淨淨的美麗平原，在這裡匯合的有尼達河、金齊格河和美因河；羅馬軍隊前哨的建立使美因茨有了金光燦爛的前程。另一條支路也以萊茵河為終點。在七峰山的俯視下，萊茵河張開臂膀在一望無際的平原上接納了錫格河；這裡是波恩，德魯蘇時代建立的一個堡壘；後來在公元前40年，這裡是軍團的駐地，一個個小木棚里擠滿了女人和小孩、奴隸和隨軍商人；數百年之後，這裡終於變成了城市。在下游一塊荒蕪的土地（這塊土地是阿格里帕讓給溫順的日耳曼人的，後者受到了蘇埃維亞人的騷擾）中央，可容納兩個軍團的一個方形軍營建在河邊的高地上。公元37年出發時是兩個軍團，後來卻只剩下日耳曼人和烏比人，由於流民的加入，隊伍才得以擴大。他們集合在羅馬和奧古斯都的祭壇周圍，這表明夢想已經迅速破滅。出生在軍營的格爾馬尼庫斯 [15] 的女兒，也就是克勞狄的妻子，在這裡創建了「克勞狄—阿格里皮娜退役軍人移民點」。這是萊茵地區的第二個此類移民點，我們一直把它叫做科隆。在朗格爾從第一條幹道分出來的另一條支路，經由沙隆和蘭斯，抵達巴韋，在這裡分為兩支，一支經康布雷去往布列塔尼對面的加來海峽，另一支經由通格爾去往利珀河的匯流處。菲爾斯滕貝格山從50米高處俯視著萊茵河，就在這裡，就在克桑滕附近一個名叫維特拉的地方，從奧古斯都時代起就建起了軍團軍營的木棚。圖拉真在把一個巴達維人的舊城堡改造為羅馬人的新市場時，在這裡設立了一個移民點。 攻擊蠻族的羅馬士兵 奈梅根和克桑滕、科隆和波恩，美因茨，還有斯特拉斯堡，羅馬人看得又快又准。羅馬人留下了標記的那些地方和他們創建的那些城市，沒有一個消失，只有兩三個挪動了幾公里。最大的那幾座城市自豪地向人們顯示鐫刻在羅馬琢石上的各種場景，諸如紀念性建築物和雕像、碑刻和貨幣以及古老街道和傳統的民居，這些場景遠比畫在羊皮紙上更壯觀、更說明問題。科隆的一個小丘經發掘表明，這個小丘是用積存的廢墟殘渣人工堆積而成的，在這個小丘上，大教堂高高聳立在羅馬城牆的東北角。這個巨大的基督教神殿與另外20個神殿一起，擁擠在一個神聖的圍牆裡面；這些神殿屬於羅馬天主教嗎？神殿中供奉的大多是當地的神祇，尤其那些聖母都是高盧人普遍信仰的聖母；每逢聖母節，高盧人就以守夜進行慶祝，屆時「土地和亡人」廣場上空無一人。聖母節是哪一天？從12月24日夜間到25日，也就是基督教徒們慶祝基督生日那一夜，是基督戰勝了異教徒們的神祇…… 長達千餘公里的戰略通道猶如一條長線，把這些日益繁榮的城市連接起來，這條線有時是單向大路，但基本上是雙向大路，比如從萊頓到奈梅根，從美因茨到巴塞爾；就這樣，經由這些新生活日益煥發的城市，一種文明向羅馬地區擴散。我們雖不博學，卻也對這種文明有詳細的了解。只需參觀一次美因茨的羅馬—日耳曼博物館，甚至只需參觀一次斯特拉斯堡的羅蘭宮，就可以對這種文明有相當的了解。我們的傳統精神講究精確，主張一切最終都應該有個名字；那麼，應該怎樣為這個文明命名呢？ 17世紀中葉的特里爾 高盧—羅馬文明？前面已經說過，沒有比這樣稱呼更加順理成章了。我們從特里爾車站往下走，來到坐落在鮮花盛開的綠地當中的聖西門教堂，這是一座中世紀的基督教教堂，一扇黑色大門突兀地顯露在陳舊的磚砌圍牆當中；我們接著來到公共浴池、大教堂、露天劇場和與大教堂連成一體的皇宮中的御座廳；然後又來到漂亮的君士坦丁橋，由於橋拱十分結實，這座橋至今依然可以通行。在這個行程中，我們不禁想起了納爾榜奈斯，這全然不錯。可是，這難道就是被河流咔嚓一刀切下來的一小塊羅馬—高盧文明嗎？羅馬—高盧文明在各地都同樣稠密，連成一片地集聚在萊茵河畔。 河的西南或西面10公里左右處，美麗的羅馬油漆剝落了，顯露出來的只是或幾乎只是古老的底色。古斯塔夫·布洛克 [16] 說：弗蘭德爾地區、布拉邦特和肯彭「這三個地方不算數」。亨利·皮萊訥說：圖爾奈、康布雷和阿拉斯「這是三個外省小城市」。周圍的農耕地區和居民區為數甚少，重要性不大。稍微遠些的阿登高原呢？依然處在森林的古老蠻性之下。 馬斯河谷沒有大城市，凡爾登是梅迪奧馬特里克人的一個可憐的小鎮；那邊是未遭破壞的孚日山脈和它古老的野生動物群。只有到了通格爾地區才能重新看到人的活動和生氣，那兒比人們過去想像的更加生機勃勃。魯索 [17] 的研究不久前表明了這一點。在大河的水面上，或是在由科隆通向巴韋的大道上，運送著孔德羅茲高原和昂特爾桑布爾默茲鐵匠鋪用比爾及的鐵打制的兵器等產品，下萊茵河軍團前去保衛比爾及時使用的就是這些兵器。不過，這裡已是軍事地區了。同樣，沿著摩澤爾河與杜河這兩條從里昂通往萊茵河的軍事通道，也會看到軍隊和它們在大路兩側繁忙的活動、它們駐紮的城市和馬戲團、劇場，以及講究排場的行政官、指揮部和羅馬貴夫人；到處都是歡娛和節日，達官貴人乃至皇帝本人常常前來參與，每當這時總會掀起新的狂熱。後面我們還將多次談及萊茵軍團。面對著萊茵河地區在長達數百年的羅馬帝國時期中的總體面貌，我們完全可以說：「這便是羅馬文明」，或者更確切地說：「這便是高盧人羅馬軍隊的文明。」 環境十分雜亂。來自各地的人在一統帝國的名義下擁擠在這裡。有許多義大利人，他們既在指揮部里，也在軍隊和羅馬軍團里，尤其在最初一百年的初期。有高盧人，他們來自高盧各地，麇集在輔助部門裡；不過，羅馬軍團里也有高盧人，例如第五雲雀軍團，這是公元前51年愷撒用外阿爾卑斯人組成的部隊，還有同樣駐紮在維萊拉、可與鷲媲美的第二十一鷙鳥軍團或第二、第十三聯合軍團，即斯特拉斯堡和溫迪施軍團。碑刻銘文向我們表明，他們大多來自凱爾特人的土地。還有被征服的日耳曼人和布列塔尼人、西班牙人、拉雷蒂人和諾里庫姆人；還有非洲人或者說是東方人。是巴別塔 [18] 嗎？不是，他們彼此聽得懂，因為他們都使用通俗拉丁語，而我們的各種語言全都來自通俗拉丁語。羅馬人說羅馬是他們的祖國，羅馬的偉大是他們特有的財富，雄鷹是他們最初的神祇，是這個世界上守護他們最精心的神祇。事實上，羅馬人有時是奇異的羅馬人。 讓我們回過頭來談談神祇，這是認識人的一種好辦法。我們的博物館裡和錢幣上面有許多神的浮雕與雕像，還有信徒們掛在廟宇、教堂的牆上的還願物。我們看得很清楚，羅馬諸神繼羅馬軍團之後占據了整個萊茵河。這裡是獵熊者希望得到其佑護的黛安娜，那裡是海克力斯和他的狼牙棒以及獅子皮，他與他的同伴尤利西斯一起被人一直送到日耳曼尼亞。還有彌涅爾瓦、阿波羅、馬爾斯、朱諾以及丘比特本人，這個丘比特就是在羅馬各城邦的神廟中都享有官方信仰崇高地位的卡皮托利山上的那個丘比特。然而，在特里博克人、勒克人和梅迪奧馬特里克人三個部族的邊緣，多農山口凱爾特人的墨爾庫里卻將他們的敬意，獻給比德多姆的阿維爾尼人的墨爾庫里和哈利根貝格的桑布里人的墨爾庫里…… 只是，當我們注意到小神廟、鄉間簡陋的小教堂和居民家中的神龕時，似乎覺得當地一種十分古老的萬神信仰從地下冒了出來；在高地上受人崇拜的勤勞和善良的艾蘇斯，經常被人與他的妻子羅斯梅爾塔聯在一起，他用一個闊邊圓淺帽替換了他的高盧士兵外套，還把普拉克希泰爾 [19] 的雕像「幼年巴考斯」笨拙地放在自己粗壯的匠人胳膊上，然而這一切都是徒然，他依然是艾蘇斯。與他一樣，手持木槌的蘇塞魯斯和他同居一廟的南托斯維塔、頭髮和驢子的保護神埃波納、溫泉女神、把手裡捧著一條龍的聖·喬治擠走的騎士安吉派德，以及一貫受到尊敬的三位並肩而坐的聖母，始終保持著他們的原來面貌和源遠流長的信譽。羅馬人將上述三位聖母變成了他們的生、死和命運之神；我們南部普羅旺斯的男人們則在對於三位瑪麗亞的崇敬中，找到了古代對於這幾位神祇的信奉，她們是養育我們的土地之神，每個城市和幾乎每個家庭都想將她們據為己有，於是就千方百計為她們取一個獨特的名字。 這是一些殘存的遺蹟，是古老的印歐之根活生生的遺存。但是，嶄新的東西就在這些遺存旁邊，那就是枝葉茂繁的東方萬神之花，她極富性感，令人想入非非，常常讓人躁動不安。因為，在萊茵河地區隨處都能遇到的，首先是那些為數不多的神祇，四處遊蕩的神甫、來自小亞細亞的商人和男女奴隸所兜售的也正是這些神祇，其中有：科馬基那的多里謝的丘比特（他在邊境上的軍營里和守備的城市裡受到崇敬）、他的鄰居敘利亞的赫利奧波利斯的丘比特、埃及的男女神祇、既是一個又不止一個的愛色斯、與她同居一廟的塞拉皮斯和安努比斯，尤其是偉大的母親弗里幾亞的庫柏勒，庫柏勒坐在她的獅子上，手持聖琴主持血洗禮：鮮紅的熱血從被切開的公牛脖子上飛濺出來，信徒則在一個蓋有鑽孔木板的溝里接受熱氣騰騰的熱血。從牛脖子上飛濺出來的血令人噁心，讓人討厭，但卻清除了污穢；隨後進行的水洗禮則將血洗禮的痕跡清洗掉。洗禮進行時，瘋狂地跳著舞的婦女、背著聖樹的背樹人行列、臉上塗脂抹粉的神甫隊列，在人們面前魚貫而過；這些去了勢的神甫一邊在自己肉身上畫道道，一邊將濺滿血污的長髮在他們的東方式長袍上亂晃；他們都是托缽僧，常常令人生疑，然而，他們懂得應該生活在平民中間，滿足平民神秘的敬神要求、他們的熾熱的渴望和拯救靈魂的願望。對於不可戰勝的彌斯拉（波斯太陽神）的信仰不那麼模糊，這位神祇也將聖牛的脖子割斷，為的是得到植物和牲畜的品種；彌斯拉信仰在二三世紀非常盛行，以至於在一段時間裡，他幾乎可以與基督平起平坐。任何地方都比不上萊茵地區，那裡的每個城市甚至每個軍營都供奉形似洞穴的彌斯拉。所有這一切，所有這些拯救靈魂的宗教，相互照亮，彼此接續，庫柏勒的神廟旁邊是不可戰勝者的彌斯拉廟和科馬基那的巴爾的軍事廟宇……東部的兄弟情誼被置於突然被宗教之風穿透的西方之中，置於這個對於神秘者來說是珍貴的，而且已經為他們而燃燒的萊茵河谷里了。 三聖母 過去：對於水和森林古老的崇拜。如今：被重新命名的那些神祇的地方之根所激活的羅馬人的宗教。將來：為一個明晰而人道的一神教的勝利而努力的東部宗教。一邊是作為貧賤者、奴隸和被戰勝者藏身處的基督教，一邊是對皇帝——上帝的強制性信仰，這兩者之間的衝突已經開始。這邊是一種民族性的人格化；那邊是兄弟情誼的象徵。在這片東北部的土地上，不同的感情與思想竟如此神奇地交匯融合！被黑森林所局限的視野竟拓寬了這許多！在衝突、迫害和自相矛盾的信仰改變中，羅馬文明就這樣亂鬨鬨地汲取了長時間中它所短缺的親密和熾熱的感情與夢想。一個美好的人類事業正在冷水沁骨的河邊一天天實現。溫暖的微風吹得人心變軟。人們夢想著自己的生活，夢想著今天的生活和鑰匙掌握在拯救靈魂之神手中的彼岸生活。 一個早晨，蠻族來了，他們擊潰了駐軍，衝破了羅馬軍團的前線陣地。於是，世界的面貌變了。如果我們企圖忘掉這一切，那麼有人會警告我們：萊茵河谷不只是一條通道，不只是一個可以用來集合軍隊、培育出許多繁榮的城市、組建和平而勤勞的移民點的河谷，它還是一個你爭我奪的對象。 Ⅱ.蠻族 公元843年簽訂了凡爾登條約。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分得一清二楚、政治上得到確認的德意志和法蘭西，兩者即使算不得仇敵，至少也是對手。長達千年的爭鬥由此發端。這是寫在火漆印封的羊皮紙上的一張出生證，它標誌著西歐從此有了一個大問題。此外還有什麼呢？還有某種必然會發生的事，引起糾紛、造成不安的名字和地點問題。 凡爾登，公元843年；凡爾登，公元1916年。布魯塞爾的歷史學家萊翁·勒克萊爾寫道：「對於懂得區分經常和偶發的人來說，以久遠的歷史眼光來看，凡爾登條約是引發凡爾登之戰的最古老、最深刻的原因之一。」這似乎是傳統的真理，永遠不會受到挑戰。可是，事情似乎顯得有些奇怪，在《一個歷史神話是如何產生和被廣泛接受的》這篇文章中，這個一變再變的神話始終追隨著紛爭不休的王朝之間、爭奪遺產的兄弟之間的那次瓜分 [20] 所註定的命運；這份遺產分得不好，由略帶喜劇性天真的若干9世紀商人起草的這份條約，突然被奉為神的意志的體現，影響歐洲歷史達千年之久；因為，歐洲歷史似乎從此被禁錮在臆想的兩個敵對國家或「王族」無休止的衝突之中了。歷史學家似乎具有強調偶然性的癖好，回顧當年，他們作為君主的助手，不僅在文書中竭力為君主辯護，必要時甚至不惜偽造文書。 查理曼的兒子虔誠者路易 [21] 身後留下的偏偏是三個兒子，而不是兩個或四個兒子。這三個兒子經過一番激烈的解釋之後，委託當時的一些「技術專家」，把父王的遺產均分為三份。這樁「公證人和土地丈量者的交易」的某些細節不乏動人之處（為了讓路易 [22] 得到一些葡萄酒產區，特意將盛產葡萄酒的美因茨分給了他，於是形成了萊茵河的天然屏障）。老大獲得的那份土地包括父王的兩個首府，即亞琛和羅馬，這樣一來，父王的遺產只能分成三份縱向的長條，而不是橫向的長條；人們難以相信的是這樁交易竟然影響了此後一千年，就連斯特拉斯堡教堂的塔尖也未能始終巍然聳立。這座教堂那時尚未建成，它怎麼能巍然聳立呢？ 我們應該寫人和民族的歷史，而不是「封臣」及其「封主」即大王小王的歷史。即使敲響外交史上的所有大鐘，奏響外交史上的所有管風琴，公元843年簽訂而於12年後即公元855年撕毀的凡爾登條約也罷，公元855年簽訂而於公元870年失效的那個條約也罷，公元870年簽訂而於公元880年取消的梅爾森條約也罷，同時代的其它同類文書也罷，這些文書中的任何一個也不曾產生過「促使德意志和法蘭西直接接觸」的後果。梅爾森條約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將一個包括63個行政區的地段一分為二」，而它提出的解決方法則是：「將29個完整的行政區和另外4個行政區的一半給予日耳曼人路易，將30個完整的行政區和另外4個行政區的一半給予禿頭查理。」而這樣做的目的僅僅是讓天平上的兩個盤子處於平衡狀態。太晚了，也可以說太早了。我們不妨考察一下事實，看看法蘭西和德意志這兩個詞在9世紀究竟意味著什麼。 在羅馬世界行將毀滅的悲慘時刻，法蘭西和德意志這兩個詞的原形出現在拉丁文中；那時，萊茵河畔狂亂的移民們紛紛躲進城市和設防的兵營；由兵營演變而成的城市數量大減，退回到了初始狀態；移民們把坍塌的神廟中的柱子和路邊祖墳上的石塊取來，胡亂地築牆自衛。在右岸令人焦慮而又動盪不安的日耳曼部族中，人群迅速地聚集起來。「民族工場」爐火熊熊，接連不斷地鍛造出一些游移的部族和民族。原來生活在狹長海岸的薩克森人集聚在海邊道路兩側，不久便沿路到達科唐坦半島；另一些人很快分裂成兩個人群，即薩里安人和里比埃爾人，他們與布魯克特里人殘部以及卡馬維人、安希瓦里人一起組成為法蘭克人各部落，落腳在帝國的貝蒂沃和托克桑德利亞，然後在稍稍往南的地方渡過萊茵河，對科隆、科布倫茨、美因茨、沃爾姆斯構成威脅，不久又威脅到特里爾。與此同時，在陶努斯山的另一側，生活在易北河與奧德河之間的古代塞農人的後裔，與上美因河的一些小部落匯合，自稱阿勒曼人。 法蘭克人和阿勒曼人拖兒帶女地四處游移，女人和孩子在男人的嚴酷管轄之下，如同一群在主人的淫威下毫無保障的牲畜；他們的名字隨著他們游移的足跡四處傳播。法蘭西這個名字隨著法蘭克人來到南方；法蘭西這個詞指的是法蘭克人生活和治理的地方，而在9世紀初，法蘭西指的是位於阿爾卑斯山北麓的加洛林王朝的那些省份；羅馬帝國潰亡之後，法蘭西指的是在帝國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兩個比較堅實的國家。在古代高盧的是禿頭查理的「西法蘭西」，這是一片廣袤的土地，其中最法蘭克化的地區即北法蘭西繼續保留著法蘭克人的名字；大「西法蘭西」當中的這個小法蘭西不斷縮小，最後僅指聖德尼北部一小塊地方，也就是馬萊伊、普瓦西、沙特奈昂法朗斯，那裡的土質適宜於種植小麥，成為達馬爾坦和戈內斯昂弗朗斯麵包師的穀倉，這些麵包師深受我們祖先的鐘愛。與此同時，路易和他的「東法蘭西」也在往昔的日耳曼尼亞落地生根，其中法蘭克化最甚的美因河地區也稱作法蘭西，而且延續很久，我們則把這個名字一代一代傳下去，管它叫法蘭肯、法蘭克尼亞。當東法蘭西落入一個薩克森王朝手中時，這個最法蘭克化的地區漸漸消失了…… 起初叫做阿勒曼尼亞，接著變成阿勒曼涅，後來則變成阿勒馬涅 [23] ，在很長時間中這個名字並未廣泛地擴散。隨著肆虐的水流和覓食的鳥群，這個名字漸漸傳開，一直到達康斯坦茨湖畔。從4世紀到10世紀，它迴蕩在整個上萊茵河和上多瑙河地區。很久以後的一天，正是在這個地區，作為鄰居的我們也開始使用這個名字，但不再用來指稱那個窄小而特殊的阿勒曼尼亞，而是用來指稱曾經被塔西佗稱為日耳曼尼亞的那塊廣袤的土地。「阿勒芒人」 [24] 自己並不以「阿勒馬涅」稱呼這塊土地，如同埃米爾·戈迪埃 [25] 談到的那些阿拉伯人一樣，「阿勒芒人」關注的不是地區，而是部族，即他們的根，他們的族系；這些人群經歷了很長時間之後，才增強了自己有別與他人的獨特意識，才在自己的土地上落地生根。他們十分清楚地知道，日耳曼民族的故土就在他們的鞋底上： 巴伐利亞人和蘇瓦松人紛紛前去聚集， 還有普瓦圖人、諾曼底人和法蘭克人； 以及許多阿勒曼人和蒂埃人…… 1646年的法蘭克福 我們的《羅蘭之歌》 [26] 零零星星地提到了發生在這些複雜的人群中的某些事件的片段。那時「阿勒芒人」的概括能力並不比《羅蘭之歌》強多少。他們掰著指頭算：這邊是法蘭克人和他們的法蘭齊亞，那邊稍遠處是薩克森人和他們的薩蘇瓦涅，此外還有巴伐利亞人、施瓦本人、洛林人等等。由於這些地區的居民所操的語言被說成是神明使用的語言，這塊土地最終被命名為「德意志」 [27] 。不過，每當需要為權貴們選出的國王命名時，人們並不依據某一個族系。君主被視為羅馬人之王，而這些奇特的羅馬人出於拉丁民族對往昔的追憶，以典雅的風格自稱條頓人 [28] 。 說實話，無須過於認真。這些名字游移不定，而且沒有什麼意義，我們對他們的稱呼其實是弄錯了年代的。無論是這些名字，無論是短暫的墨洛溫王朝或加洛林王朝的那些條約，都不值得歷史學為之著迷。支配歷史的絕不是一些空洞無物的形式，而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群。凡爾登、梅爾森，它們是原由、起因抑或開端？難道只要把一個空匣子的壁板放在土質不一的土地上，就足以創造出一個生活和活動中心嗎？需要有一些實實在在的、彼此協調或相互鬥爭的力量，在外表可見的框架內部發生作用；此外還得有一些力量在外部發生作用。需要一些人在房子內部為自己進行整修，首先把尚未抹灰的牆壁支撐住，然後在室內從新砌築，依據自己的意願搭支架，加固，增高。在這裡，重要的是人而不是匣子。 戲劇並不是在路易們和羅泰爾們的宮殿中上演的。這是一出更波瀾壯闊、更富有人性的戲劇，一出關於文明的戲劇，一種文明受到另一種文明的擠壓，被一片一片地拆散，於是它只得蜷縮成一團，否則就難逃滅頂之災。 公元1世紀和2世紀，羅馬人控制著萊茵河。羅馬文明延伸在從烏特勒支到庫爾的廣大地區和萊茵河兩岸。因為，往前便是邊境這個夢想幻滅的見證者；前面還有許多被帝國征服並程度不同地羅馬化了的日耳曼部族；羅馬的鑄幣帶著愷撒的頭像，從一隻手傳到另一隻手，一直傳到波羅的海。羅馬帝國的和平存在於統一的帝國內部。分成行省的各地情況各不相同，卻是同樣的井然有序，同樣的絕對安全。各地的工作機構採用同樣的機制；目光所及，各地的公共建築和私人房屋採用同樣的式樣，雖然各地氣候不同，但房頂上的瓦卻是成批生產的同一產品。禮服和制服式樣相同，馬戲團的節目從南到北都同樣血腥殘忍。最後，從裡到外，作為一種處處都被接受的思想體系的載體，人人使用一種幾乎到處通用的語言；各地的學校為相似的目標採用同樣的教育制度；而同樣的忠誠則為這一切提供了保證……面對這幅景象，人們不禁肅然起敬。人們不曾看見，羅馬帝國本身也不曾看見，在完全一致的表象後面，沸騰的激流洶湧澎湃。 因為，萊茵河老爹對於我們來說如同傳說中的查理曼，左邊是聽話的小學生，右邊卻是蓬頭垢面的淘氣鬼——蠻族。可是，愷撒和他的繼承者們卻混淆了各個部落的區別，忽視了人與人的不同之處。羅馬帝國把自己無能的子孫趕往左岸，讓蠻族駐紮在右岸，這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平衡手腕；凱爾特人和日耳曼人對於羅馬帝國具有什麼重要性嗎？政治上太重要了，不能放任不管。於是，羅馬帝國把他們拿起來，揉成一團。 是些什麼呢？就在凱歌高奏的時刻，左岸出現了阿里奧維斯特 [29] 率領的人群，倖存的士兵、老人、婦女和兒童，一群喪魂落魄、不知所措的烏合之眾……把他們收作奴隸吧？羅馬帝國的奴隸已經太多了。把他們扔給萊茵河對岸的敵人？愷撒最終讓他們種地和看門。他把特里博克人安置在下阿爾薩斯的布呂馬特附近，把內梅特人安置在上阿爾薩斯的施佩耶爾附近；把汪瓊內斯人的殘部安置在沃爾姆斯地區。這僅僅是開端，接下來人群繼續移動。不久之後，勤勞的烏比人在科隆盆地定居下來，他們拋棄了原有的名字，自豪地變成了阿格里皮納人。早在奧古斯都皇帝統治下就落腳在左岸的庫傑恩人，定居在克桑滕這一邊；蘇努克人則在迪倫紮根。庫傑恩人和蘇努克人以古老的西坎布爾人的名義讓別人與他們一起渡河，後來人們把克洛維斯稱作西坎布爾人，以此作為他頭上的光環。靈巧的巴達維人能渡過萊茵河而使隊伍保持不亂，然而，他們在河流的入海口卻也嘗到了羅馬人的厲害。 拜占庭帝國時期萊茵河流域及其道路網 這樣一來，日耳曼人就按照羅馬的意願，散布在從巴塞爾附近的萊茵河拐彎處到北海的一個條形地段上，密度不大，常有間斷。在「那邊」地區上，日耳曼人總起來說賦予了土地以「這邊」的面貌，也就是渡河的商人和冒險家十分熟悉的那種面貌，即日耳曼人與凱爾特人並肩而立，表面塗上了薄薄的一層白色羅馬油彩。因為在右岸也一樣，那裡的人身披獸皮，肩上搭著用鉤子綴成的袍子，望著塔西佗曾經提及的那些一絲不掛、滿身污垢的孩子們在草棚周圍四處亂跑；在這個地區生活著一些凱爾特人的部落，他們散布在整個美因河沿岸，在奧伯恩貝格的是皮都里日人，在米爾滕貝格四周的是圖通人，在下游瓦爾迪恩周圍的是桑通納人。不過，在赫爾維特人大遷徙之後，許多來自高盧的流浪者，在現今的符滕堡耕種休閒地，重新展開與水和樹木的鬥爭；在碑銘上不曾留下日耳曼人的名字，也許因為今天以名叫普里姆斯或希爾瓦努斯而深感自豪的人，很可能如同兄弟那樣，與阿爾博加斯特有相似之處，此人過去的名字是加里蒙德。總之，如果說在符滕堡找不到日耳曼人的名字，那麼，在愷撒安置了特里博克人、內梅特人和汪瓊內斯人的左岸，同樣也找不到凱爾特人的名字。這就再次表明，在人群混雜的萊茵河地區，被激流分開的不是種族。凱爾特人、日耳曼人，這些名字指的是有著奇特的混血關係的兩個民族；由此而來的問題便是：在明顯的表象方面，文明的影響是否有效和持久？全部問題就在這裡。 羅馬帝國將自己的勢力延伸到了大河彼岸，在頭暈目眩的萊茵河右岸居民中取得了進步，羅馬帝國聲望很高，它尊重法律；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亞志》中對這些作了充分的讚揚；萊茵河右岸的居民身在右岸，心向左岸。可是，據《編年史》第4章所記，巴達維人希維里斯 [30] 為了共同反對羅馬，不僅拉攏行省總督們認為已經羅馬化的居住在右岸的弗里斯蘭人、查特人、瑪提雅克人、烏希佩特人和登克德里人，而且還拉攏居住在左岸的通格爾人、庫吉恩人、蘇努克人、汪瓊內斯人和特里博克人，不久之後，烏比人被卷進大潮，後面的高盧、克拉希庫斯和圖托的特雷維爾人與薩比努斯的林貢人，也都先後被卷進反對羅馬的大潮。後來人們稱頌塔西佗有意不把這些部落稱作高盧人或日耳曼人，而稱作萊茵河右岸人和萊茵河左岸人。人們不會急匆匆地把安南士兵說成法國人，把印度士兵說成英國人，除非令人遺憾地混淆了人們對於軍旗的忠誠和人種的改變。最後還得重申：當羅馬帝國收縮到這條大河及其河谷地帶時，「萊茵河是邊界」這個說法是對的。如果僅僅涉及拉丁語，那麼，「萊茵河是語言的界線」這個說法也是對的。對「萊茵河是文明的界線」這個說法應該有所保留。然而，界線並非隔絕。至於文明，與其說是民族文明，毋寧說是移民文明。 我們終於說出了這個重要的字眼。萊茵河沿岸各國因土地、交往和居民而各不相同，羅馬卻在這些分割為小塊的國家裡建立了協調一致的體制。儘管大河沿岸的眾多小國彼此差異甚大，羅馬卻把它們納入了一個從北海到康斯坦茨湖的大框架之中，這個框架不僅巧妙地分成為一個個小間，而且牢固地矗立在地面上。這個框架的耐久力令人震驚，竟然在經過了19個世紀，經歷了法國大革命、法蘭西共和國和法蘭西帝國之後，才開始更新。羅馬帝國還有另一個奇蹟，那就是從烏特勒支到庫爾創建了一種相同的文化；這真是偉大的業績，那麼，是什麼東西支撐了這個偉大業績呢？是名副其實的民族感情嗎？是羅馬這個名字帶來的自豪嗎？可是，這種自豪並未摧毀蠻族對於自己日耳曼淵源的自豪。是軍人的忠誠嗎？是的。是軍人的忠誠；拉維斯 [31] 說得很對，對於這些人來說，帝國不是敵人，而是職業。 到了3世紀，裂縫突然出現，這便是發生在公元276年那場災難。從萊茵河到庇里牛斯山脈，城市、鄉村、豪宅和草棚全都大火熊熊。人們驀地驚起，進行頑強的抵抗；在5世紀行將到來之時，人群蜂擁而來。旺達爾人、阿蘭人、蘇埃維亞人紛紛從美因茨、沃爾姆斯、施佩耶爾和斯特拉斯堡等慘遭蹂躪的城市突破萊茵河，大批蠻族則時進時退，或攻或守，向著南方，向著太陽，向著羅馬帝國的心臟——地中海沿岸挺進。於是，長久以來對於他們既不神秘也無誘惑力的萊茵河便擺在面前了。其中一些人精疲力竭地倒在非洲的土地上，旺達爾人便是如此。西哥特人來到了西班牙和阿基坦，東哥特人先於倫巴第人來到了義大利。遲到者無一試圖乘隙抵達理想的河岸。如同不久之前的凱爾特人，勃貢德人悄悄向羅訥河河谷推進。法蘭克人剛剛在高盧站穩腳跟，立即對普羅旺斯、倫巴第和西班牙……垂涎三尺。 這是大批人群的移動，但是，我們不應因此而忘卻少數孤立人群的移動。在貪婪地覬覦榮耀和實惠的首領帶領下，這些蠻族的「大部隊」長驅直入，來到羅馬帝國的內地，建立起他們曇花一現的統治；他們到處遇到了先於他們到達的人群，也把行動遲緩的人群留在他們後面；這種情況不僅見於萊茵河兩岸，尤其發生在高盧。 羅馬帝國早就開始招募蠻族，讓他們既當農夫又當兵，不過，這項組織工作從3世紀起進行得更為積極。帝國甚至以「腦袋」的名義正式把蠻族圈在鄉間，強迫他們干雙重活計，既種地又守衛；他們所種所守的土地，有些在數年前曾被他們的兄弟蹂躪，而他們奉命防備的正是目前還兩手空空的他們的子弟。於是，在巴約、阿拉斯、努瓦永出現了巴達維人，在庫唐斯、勒芒、克萊蒙出現了蘇埃維亞人，在沙斯特爾出現了條頓人，在雷恩出現了法蘭克人。羅馬還做了另一件事：它在稍晚些時候確立了一些部族，這些部族的名字至今留存在我們的許多地名中。薩爾馬提亞人這個名字留下的遺蹟較多，在瓦茲、埃納、馬恩、塞納—瓦茲、盧瓦雷、涅夫勒和榮納等省，有些地方叫做塞爾麥茲、索麥茲、塞米塞爾，它們都源自薩爾馬提亞這個詞；泰伐爾人這個稱謂也許來自哥特人，而旺代的提佛傑則是它的衍生物；屬於多瑙河人的馬克曼人給我們留下了馬爾馬涅這個地名，在科多爾、索恩—羅亞爾、阿利埃、歇爾、馬延等省都有以此為名的地方；阿勒曼人這個稱謂衍生出阿勒芒和阿勒馬涅，在埃納、馬恩、安、卡爾瓦多斯、多爾多涅和下阿爾卑斯等省，都有以此為名的地方。 當我們以費迪南·洛特所要求的考證精神，翻閱奧古斯特·隆尼翁編寫的源自蠻族的法國地名集時，我們為它所提供的啟示和對比大吃一驚。讀了此書，下面這些古人似乎就站在面前：法蘭克人中的卡馬維人和哈圖阿爾人、阿勒曼人（他們曾任命法朗什—孔泰的4位總督）中的瓦拉斯克人和斯戈丁格人、哥特人等等。馬恩省有個地方叫戈，奧布省有個地方叫蒙戈，塔爾納—加龍、熱爾、下朗德、盧瓦雷、塞納—瓦茲省等地則有古杜維爾、古杜爾維爾、古爾維爾等地名，這些地名都從哥特一詞衍生而來。書中還提到諾爾省的薩索納和埃納省的希索納，這兩個地名都來自薩克森人一詞；1222年的一份證書還把希索納這個地方稱為「薩索尼亞的條頓人村落」，可是從1276年開始，這個村落就驕傲地掛出了「法蘭西的希索納」的牌子。極其豐富的地名學資料告訴我們，許許多多萊茵河那邊的人曾經居住在我們的土地上：阿博納這個地名衍生出如今的阿彭庫、阿邦庫和庫達彭；巴多納衍生出如今的巴東維爾、巴東維萊以及巴東維里埃；貝通納則衍生出如今在孚日、杜、上索恩、上馬恩、埃納、瓦茲、下塞納、加來海峽、索姆、諾爾等省到處可見的貝彤庫、貝托庫、貝東庫、貝多庫、貝通庫、貝通維里埃、貝通瓦爾、貝通薩爾等地名。此書還告訴我們，在「羅曼」地區，馬恩省的奧爾貝這個地名源自日耳曼人的奧爾巴赫，魯貝源自羅斯巴赫，旺拜、旺貝和岡拜源自旺巴赫。在塞納河盆地，今日的烏當和杜當等地名都有一個日耳曼詞尾ing，這就表明，當年一個家族曾在此定居。今日的費雷昂塔德努瓦、費雷尚帕努瓦茲、費雷布里昂傑都讓人想到，當年這裡曾是一個氏族（法拉，Fara）的駐地；在汝拉省的阿布瓦，在安省和伊澤爾省，一些地名中還保留著蠻族首領們的稱謂「法拉馬尼」（Faramanni）的痕跡。 這並非一切。費迪南·洛特所說的這個「出奇的日耳曼名字熱」早在4世紀就已出現；哥德弗魯瓦·庫特在費迪南·洛特之前就說過，羅馬人狂熱地「要讓自己變成蠻族」，此事導致拉丁名字在7世紀和8世紀完全消失。但是，我們不應把蠻族視為被有極高教養的貴族們帶著強烈的鄙夷勉強容忍的擅自闖入者，因為，高盧—羅馬大家族的最後繼承者們雖然被迫屈服在實力面前，但仍然覺得他們的拉丁文化高人一等，因而以其一切隱秘的優越之處來羞辱蠻族……簡直是神話。從6世紀開始，尤其在7世紀和8世紀，法蘭克人在古代高盧的威望是無法否認的；當時是普里姆斯、塞貢杜斯，是席爾瓦努斯和馬格南蒂烏斯 [32] 等人，謙卑地希望改名為里奇梅爾、阿爾博加斯特或梅洛博德 [33] ，因為這些名字受到大家的尊重。這是一種時尚。可是，難道只有時尚嗎？隨著改名的時尚而來的習俗、設備、武器裝備等等又如何呢？朱利安在4世紀披上了獸皮，奧古斯都和提比略如果還活著的話會作何感想呢？到了5世紀末，希亞格里烏斯 [34] 作為拉丁文化的最後堡壘，也用日耳曼方式指揮最後一批「羅馬人」，這些「羅馬人」腦袋颳得精光，頭頂留一小撮頭髮，用布條紮成一束，甩在後背上……他們的父輩是蘇埃維亞人。 事實上，羅馬化的人們希望蠻族化的心情多麼急切！進入高盧人的「羅曼」語中的法蘭克詞，既不罕見也不特別，我們如今每天上百次地使用這些詞。我們的祖先在7世紀使用的詞彙大概不比一個莊稼漢在1850年使用的詞彙豐富多少，當我們想到這一點時，蠻族對於高盧和高盧民族的巨大影響就不言而喻了。關於戰爭和軍備的詞：偵察、窺視、負傷、戰爭、劍術、鎧甲、頭盔和馬鐙，關於獵人在叢林中尋找方向的詞：北、南、東、西，所有這些拉丁語原有的詞都被蠻族使用的詞取而代之；森林一詞改變了意義，取代了熱帶雨林一詞；此外還出現了樹木、草地、柵欄、山毛櫸、枸骨葉冬青、青苔、蘆葦等詞。從婦女的裙子到日常生活中的點心，從小鎮到小村，從凳子到扶手椅，從豎琴到舞蹈，有多少常用詞？所有這些雄辯地表明，「羅馬人」最終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模仿他們以與之攀親為榮的蠻族，他們模仿得如此到家，以至於他們自己竟然被人當作法蘭克人的首領，無知而好鬥，蔑視一切知識和文化，而他們自己卻認為這是對他們的最高褒揚。他們因利己心理而倡導無序，成了很久之後那些迷戀血親而目光短淺的法國封建領主的原型。 我們離萊茵河很遠嗎？僅僅表面上如此，而且是故意的。因為，當人們對於凡爾登、梅爾森等條約的真正意義尚存誤解時，為自己展現這樣一幅前景難道不是錯誤嗎？這些條約「對未來作出了規定」，真是這樣嗎？出現在高盧和高盧以外直至最南端的那些地區中的語言和文明現象也許並不重要，但它不能用來解釋千年以來萊茵河沿岸國家的命運嗎？人們仔細查閱地圖，看到了畫在地圖上的路易、阿努爾夫、贊蒂博爾德等君主們的疆界，其嚴謹程度令人頗感困惑。人們不禁喟然感嘆：倘若羅泰爾當初只有兩個或一個兒子，甚至……，東王國和西王國的邊界會劃在哪裡呢？全是胡思亂想，切勿忘記這件小小的事實：到了3世紀，羅馬人依舊留在萊茵河上；到6世紀換成了日耳曼人。還有一件更容易忽略的小小的事實：在3世紀，羅馬文明自以為前途無量，而到了6世紀，另一個文明在萊茵河流域殘存的羅馬文明的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不久就主宰了萊茵河；這個文明應該喚作蠻族文明或日耳曼文明。 當然，亨利·皮萊納說得對，經濟交往的一般體系在墨洛溫王朝時期並無重大改變，基本上依然是羅馬帝國的體系。地中海猶如一座溝通歐洲與亞洲的橋樑，馬賽、阿爾勒、納爾榜等港口則是通向內地的商業要道的起始點。在沃爾姆斯、科隆、梅斯等城市裡，以前就有的敘利亞人以及後來的希臘人和猶太人，建立了各自的聚居點。一些人販賣絲綢、東方地毯、西頓的玻璃製品、菲尼基的革製品等工藝品，另一些人把紙莎草紙運來出售。裝載著希臘食油、加沙葡萄酒和波斯織物的船隻航行在各條河流上。不過，需要指出的是，變化還是有的，而且對萊茵河流域發生了影響。 多瑙河關閉了。兇殘如同匈奴人的阿瓦爾騎兵，在中歐站穩腳跟後，把四周夷為廢墟。上義大利和瑞士平原發生一連串動亂之後，通往阿爾卑斯山的道路極不安全。萊茵河於是失去了必不可少的向它匯聚而來的通道。在這個殺氣騰騰的歐洲，美因河或內卡河此時能扮演什麼角色呢？事實上此時最要緊的河流是馬斯河。沿著馬斯河河谷，在默維、格朗、索爾西、凡爾登、布略勒、穆宗、迪南、那穆爾、於伊、馬斯垂克等地，造幣工場一個挨著一個，它們乃是持續不斷的人類活動的表征。在三角洲地帶，費希特之後的大港是多爾施塔特，它是對大不列顛商貿中心，也是急欲征服澳大利亞市場而且頗有膽略的弗里斯蘭商人和船商的儲貨庫。與這個港口有聯繫的是馬斯河上的城市和商人。墨洛溫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的歷史將向我們提供一些新的證據，說明此時的馬斯河地區和馬斯河上的運輸業，已經把萊茵河沿岸地區和萊茵河上的運輸業，擠到陰暗角落裡去了。 1588年的斯特拉斯堡 當然，羅馬人並未死絕，他們的事業也並未完全終結。蠻族所利用的正是羅馬人的道路，他們所繼承的正是羅馬人的村落。羅馬人打開城門迎接蠻族，羅馬人的引水渠繼續向蠻族供水。然而，世界畢竟顛倒過來了。不久之前，在羅馬帝國的土地上有一些蠻族的聚居點，人們隨便給個名字，似乎是為了說明它們的存在。如今蠻族的桌布鋪開來了，這張桌布如此巨大，以至於「羅馬人」的聚居地變成了星星點點，散布在瑞士的沃德州和法國的安省和索恩—羅亞爾省。因此，一個永遠難解的問題便是：「羅馬人」究竟是誰？是那些講拉丁語的人嗎？在羅馬帝國早期，「羅馬人」指的是軍人和部分軍人眷屬，也指提供給養的商人，當然也包括上層人物、貴族和富人，總之指一切希望露臉的人。可是鄉下人呢？姑且假定他們中的大多數依然操凱爾特語，也許有點兒變味，但始終充滿活力。他們的先輩如果是那些飢腸轆轆、性情溫順的窮漢子，靠向大財主賣力氣為生，那麼，他們或許操日耳曼語。就在此時，從萊茵河外邊來了大批勝利者的隊伍，他們在與前衛部隊會合時，把前衛部隊搞得亂七八糟。誰最先退讓，誰最先消失？拉丁語，不再有「羅馬」軍隊使用它，不再有有組織的「羅馬」官員，不再有出口成章的文人行文吟詩，引吭歌唱摩澤爾河或是寫一些歪詩模仿魏吉爾的奧索尼烏斯 [35] 不復存在了。聖·哲羅姆 [36] 在公元374年就談到了「半蠻族的萊茵河兩岸」；100年之後，拉丁詩人席多伊納用兇狠的阿勒曼語向著萊茵河兩岸高聲朗讀下面的詩句，對於他來說，大河兩岸都很舒適，這邊是他自己的家，那邊是勝利者的家： 出現在田野兩邊的， 不是公民就是勝利者…… 巨大的悲劇就在於此。真正重要的邊界，在成百上千年的時間中支配著萊茵河沿岸地區深層生活的邊界，事實上是語言邊界。在5世紀、6世紀、7世紀的許許多多歲月里，這個語言邊界來回往復，時而前進，時而後退，翻越壁壘，面對障礙，分一地為二，使歐丹勒梯什與歐丹勒羅曼 [37] 相向而立，有時還讓羅曼人投入日耳曼陣營，使日耳曼人變成為非日耳曼人。 斯特拉斯堡在分割中究竟是老大還是老二，這個問題並不很重要。因為，無論老大或老二都不可能創建名副其實的國家。不過，這個城市在5世紀前夕叫做阿爾真托拉頓，沉睡了150年之後，突然如同神話那樣甦醒過來，名字改成了斯特拉特布而戈；這才是這座城市的命運中重要的東西。梅斯時而被說成某個蘭斯國王控制下的城市，時而被說成某個蘇瓦松國王控制下的城市，而這些國王的名字，只有專家知曉；算了吧。然而，梅斯曾是一塊不可動搖的巨石，種種語言的進攻在它面前碰得粉身碎骨，在梅斯地區的900個地名中，有日耳曼語痕跡可尋的不超過五六個；這才是具有持久意義的事實。對於梅斯如此，對於整個歐洲也是這樣…… 在這個得而復失、失而復得十餘次的地區經歷了許許多多的動盪起伏之後，在多次突然前進和更突然的後退之後，一個堪與對峙的軍隊相比的語言前沿陣地是怎樣確立的？為什麼能確立呢？在語言領域裡如同在其它領域裡一樣，這是一件蟻群般的工作，若能獲悉其結果將是激動人心的。如同沿著鐵道建立的前沿陣地一樣，語言邊界位於一些戰略通道的沿線，沿著這些通道可以從斯特拉斯堡到達梅斯，從阿爾隆到達斯塔沃洛，從馬斯垂克到達通格爾、巴韋、康布雷，沿途設立了許多堡壘；若能知曉這條語言邊界是如何建立起來的，那將是激動人心的。為了進行抵抗，這條邊界利用了沼澤、水塘、泥潭沼地、塞耶河的磚砌地帶、從蘭德爾湖到貢德爾桑吉的水塘、諾爾地區的泥潭沼地，尤其利用了孚日、洛林和盧森堡的森林，以及阿登和沙博尼埃爾的大森林，如能知曉它如何利用這些地理條件，也將是激動人心的。 無須將這些地區都想像成荒無人煙的去處，大路早已穿越這些地區，一些城市在這些地區中繁榮發展；有人生活在這些時而可以見到採石場的山區；不過，對於那些尋找易於開墾的耕地或牧場的移民來說，這些地區沒有多少吸引力；可是，就軍事防禦而言，這些地區卻是上好的根據地。戴馬雷的《法蘭克人在下比爾及的聚居地》一書附有地圖，應該看一看圖中沙博尼埃爾的北部界線及其後面的環形道路，其中有從科隆延伸至大海的布呂納豪特大道及其四周的一系列小型堡壘，這些小型堡壘的名字似乎都與意為工事或兵營的Castra一詞有關，當然有時也不盡然。例如，馬斯河上的卡斯特（Caster），伊澤爾河源頭的卡斯特爾（Castre）和卡塞爾（Cassel）……大片的樹林似乎有助於防禦攻擊，一些村落在樹林周圍緊湊地排成一個很大的弧形，它們的名字往往以塞勒、塞埃勒、采勒、采埃勒結尾，這些顯然從海濱法蘭克人這個詞變形而成的詞尾，表明了它們的由來。這是對於蠻族滲入到這裡來尋找土地這一事實最有力的證據，猶如布爾人或遠東殖民者每天都要向前推進一小步，以便最終超越原住民。 有人說，這有什麼關係，反正當時主宰一切的國王和國王的兒子們對於語言邊界全然無知，他們分而治之這個事實不是有力的證明嗎？我們不想爭論，姑且接受這個說法；那麼，從中能推導出什麼呢？在一個數百年來拉丁語是精英的語言、是「有教養的人」的文明語言的國家裡，人們如今使用日耳曼語，而在這條語言界線之外，在不久之前融入了同一個政治或語言實體的國家裡，人們卻使用羅曼語；這一事實難道沒有任何重要意義嗎？難道在解釋人際政治關係時可以完全不考慮文明的作用嗎？難道唯有匆匆劃定人為的邊界才值得考慮嗎？在沒完沒了的關於「文化」和「文明」的論戰中每年不惜巨資出版的二三十種著作，難道僅僅是一種智力遊戲嗎？應該對此表明自己的態度。 4世紀與6世紀之間，在萊茵河兩岸（我們當然不談其它地區），拉丁文明在它用一種語言表達或在一種語言中被表達的全部範圍內，遭到了沉重的打擊。這個範圍大得可怕。因為，我們不妨想一想當時的情況：經濟極不發達，勞動主要是手工操作，而且採用農奴方式，雛形的科學主要是思辨科學，部分還帶有神秘色彩，根本不懂得應該作出艱苦卓絕的努力，利用大膽的希臘思想所走過的道路，充分發揮物質現象驚人的複合力，通過分析去控制並馴服自然力量；此外，當時只能藉助語言和手抄本保存思想，對於一個缺乏足夠的手段確保其永存的社會來說，摧毀其唯一藉以傳播主導思想的口頭語言，摧毀其唯一掌握書面語言的精英，實際上豈不就是摧毀其全部文明嗎？ 4世紀與6世紀之間有一個事實，那就是從阿爾卑斯山到北海，所有萊茵河沿岸地區都開始使用日耳曼語。下列這種情況是可能存在的：由於某種原因或僅僅出於偶然，有些人依然舊習不改，在一段時間裡，一些家庭堅持羅馬傳統，在萊茵河兩岸的一些由於某種原因而形成的居民區里，一些老居民依然保留著它們原有的語言習慣，因為唯有他們懂得不易掌握的葡萄修剪和葡萄酒釀造技術。一些非常古老的語言不是已經對人種和政治變遷提出了挑戰嗎？巴斯克語便是如此，它在經歷了漫長的兩千年之後依舊長盛不衰。在過去的兩百年中，在德國心臟地帶的兩三個17世紀難民聚居的村莊裡，人們不是依然頑固地使用他們原來的語言嗎？ 這是一些例外，但卻證實了一種規律。在日耳曼勢力得意揚揚而且聲望日隆的地區里，這些村莊很快就變得讓人難以忍受了。一件墨洛溫王朝的文書記下了一個聖戈爾人的故事：一位名叫勒吉納里烏斯的漢子熱衷於講日耳曼語，而且容不得那些講羅曼語的人，這些人從他面前走過時，他就開口大罵。這是一則傳之永久的傳說。嘲弄一種自己不懂的語言，誰若學著講這種語言，粗俗的嘲笑馬上甩過去。這位聖戈爾的墨洛溫人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樣遙遠。況且，這裡說的是羅曼語，在商業、行政、軍隊和司法辯論中使用的拉丁語已經死亡了，已經無法在實際使用中認識拉丁語了，沒有人把它作為一種死亡的語言重新艱難地學習，試圖繼續使用它的人做著他們所能做的一切。編年史作者弗雷戴蓋爾 [38] 在8世紀竭盡全力試圖用拉丁文寫作，步履維艱，結果被時態和語式弄得暈頭轉向，他不得不如實承認，況且他寫的拉丁文也擺在那裡。事實上，拉丁語每天都有微小的變化，漸漸向羅曼語靠攏，只是人們並未察覺而已。 海濱法蘭克人在森林和沼澤地區的前進路線以及馬斯河與北海之間的羅馬戰線 拉丁語是羅馬人帶來的語言。不過，並非只是語言，琢石砌築的建築物不再有了，石質和銅質的雕塑不再有了，繪畫不再有了。公元9世紀，查理曼想在亞琛修建一座與他的威望相匹配的教堂，為了給那個有名的圓廳配上珍貴的柱子，他拆毀了義大利的一些神廟，把柱身放置在大小不一的基座上；這些柱子哪裡想到過會有蠻族王朝呢！戰勝者手中的法律極大地鞏固了羅馬軍團所取得的勝利，如今這些法律讓出自己的位置，被新來者的法律和蠻族的習俗所取代。一個文明蜷縮了，在另一個文明面前消失了。也許話說得太重了？可是，如同默斯 [39] 先生所說，一個文明如果真的是眾多游移的「文明現象」的整體，而且始終具有越出作為其載體的那個民族的範圍的能力。那麼，那時確有一種蠻族文明，而且通過和平或戰爭的接觸，在我們的土地上廣泛傳播。這種文明包含著來自多種源泉的沿著東歐或北歐的大道收集起來的不同成分；這種文明有其獨特的金銀製品、首飾、玻璃紐扣等工藝形式，有其粗陋而衝勁十足的風格，這種風格通過哥特人逐漸向西擴展；許多古墓出土文物顯示出一種既古老又新穎的裝飾風格，例如，東方的棕葉形飾物和常見於古敘利亞和科普特手稿的繩紋花邊，從古敘利亞傳到阿爾勒或納爾榜的六角星，以及風格特殊的交織狀和螺旋形等圖案，此外還有四足獸和形狀特異的鳥；這些圖案反映出人們對於怪異、奇特和荒誕的興趣，這種興趣很快就得到了充分的滿足。 是一種文明嗎？是的，連同它的習俗、服飾的式樣、居所和木結構的教堂、文學、史詩和戰歌、法律、家庭和婚姻觀念，以及許許多多其它明顯的特徵。是一種低級文明嗎？我們噘噘嘴說是的。由於數百年來熱衷於古典和拉丁傳統，我們變成了一群貴族。我們的遠祖在墨洛溫和加洛林時代卻並不像他們的後代那樣想。否則，他們既然在很長時間中以albus表示白色，何必轉而採用blanc表示同樣的意義呢；與此同理，他們早就有superbia一詞表示驕傲，何必轉而改用orgueil呢？同樣情況發生在另外數以百計的詞上，它們之所以被採用，與新來者的特有品德或特殊貢獻毫不相干。這些新來者帶來了某些東西，比昔日的主人更能滿足這些好奇的「羅馬人」，這些被日耳曼浪潮不偏不倚地全都覆蓋和淹沒的高盧人—羅馬人、日耳曼—羅馬人以及利凡得 [40] —羅馬人；這樣想是否過於輕率呢？ 那麼，是這些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的「德意志」影響主宰著萊茵河嗎？真是匪夷所思…… 在那些操日耳曼方言、以蠻族的方式生活、作戰和思考的墨洛溫和加洛林法蘭克人與德意志或當今的法蘭西之間，究竟有什麼關係呢？我們不應把19、20世紀的政治現實搬到8、9、10世紀去，否則就會貽笑大方。歷史不是化裝舞會，應該把這句話再次告訴那些頑固地要把神聖羅馬帝國與霍亨索倫 [41] 帝國捆在一起的人，神聖羅馬帝國是日耳曼人的帝國，他們在數百年中極好地組織並熟練地維持了軟弱無力、各自為政的眾多德意志國家；霍亨索倫帝國則是俾斯麥為了縮小德意志的多樣性而在統一的爐子裡艱難地鍛造出來的。倘若想從這個時代的文化領域轉向政治領域，有些事實不應一筆抹掉。 克洛維斯利用被他征服的里皮埃爾人控制了科隆、美因茨和沃爾姆斯。可是克洛維斯死後，在他的四個兒子中，沒有一個願意立足在萊茵河畔的某個當時已經名聲響亮的城市，也不願意立足在後來被幾位皇帝定為首都的摩澤爾河上的特里爾。分得東部土地的那個兒子梯也里，在圖林根打擊蠻族，在法朗科尼亞建立自己的王國，後來靠近薩爾河與斯拉夫人接觸。這真是奇怪的征服，來自北日耳曼的人先是轉到了古代高盧一邊，後來又藉助一些建立在馬斯河與塞納河上的據點，重新侵入萊茵河右岸地區。梯也里起先駐在蘭斯，後來轉往梅斯；法蘭克國王從來不曾在萊茵河城市建都；也就是說，從未在日耳曼語地區中的某個城市建都。加洛林王朝的國王們也是如此。他們是萊茵河的主人，但是他們真正的領地是半日耳曼半羅曼的馬斯河地區。國王們在蘇瓦松和努瓦永加冕，有的卻在聖德尼安葬。這種情況有力地表明，毀損一半的堡壘該是多麼陰暗、骯髒和淒涼，一堆堆破磚碎瓦告訴人們，這裡曾經是城市，是日耳曼尼亞諸部落失寵的王后。這種情況也極其明確地告訴我們，對於一種建立在「分治」基礎上的歷史或地理來說，若要具有某種意義，必須有一種文明的歷史，確切地說是幾種文明的歷史，來為這種歷史或地理作出說明。 萊茵河土地乖戾的命運從此顯現在它們的歷史銀幕上。單一的統治、單一的文明、單一的民族感情，當人們認識其中之一時，另一個或另兩個就被疏忽了。要使這三個詞、這三種力量彼此協調，需要時間，需要很長的時間。 Ⅲ.教會 羅馬或羅馬人、羅馬人特有的方式對抗日耳曼人特有的方式，這是一場決鬥，結果羅馬人特有的方式失敗了……這是一種簡單化的想法；不過，凡是與人有關的東西，只有在頭腦簡單的人眼裡才是簡單的。這是一種兩端論法；然而，如果歷史學家對此過於津津樂道，那麼歷史就不知道兩端論法為何物了。 首先，吉本 [42] 勇敢地說出下面這段話的時代也許一去不復返了：「人的身高在降低，北方的蠻族巨人更新了古老的自由精神，當他們出現時，遍布羅馬世界的實際上是一個矮小的人種。」阿爾豐斯·多普什不久前重申，5世紀以軍隊形式侵入羅馬帝國的日耳曼人，實際上已經不是「純日耳曼人」。他們帶給墮落世界的不是在北方林間空地上的蜂箱之間初綻的那種處女文化的啟示，而是一種混合物，是日耳曼傳統與借鑑於羅馬和希臘的某些成分的結合。我們不妨想一想哥特人和他們從黑海各種層層疊加的文明中所接受的一切。當已經受到破壞、影響和改變的哥特人來到高盧時，他們在那裡遇到的是一種文明，就其威望與精神而言也許是羅馬文明，但已經摻入了某些東部與北部成分，並由來自歐洲各地的人在一個曾經是凱爾特化的地區傳播。 此外還有回歸與反擊。羅馬化的浪潮不但遍及萊茵河沿岸，而且把它的泡沫濺到了易北河。巨大而深刻的日耳曼化浪潮一下子就越過萊茵河，沖向馬斯河與索姆河，接著在經歷了一些起伏之後，恰恰在我們劃出語言界線的那些地方撞上障礙，碰得粉碎。這便是一切嗎？加洛林王朝眼看著壯大起來了。是德意志人還是法蘭西人？且把這種背時的問題晾在一邊。主要是馬斯河地區人，他們在自己控制的瑞皮耶界線之內建有要塞舍弗爾蒙，在埃斯塔勒的村落里建有它們鍾愛的住所。查理曼從公元798年開始廢棄這個村落，為的是在艾克斯拉沙佩爾 [43] 落腳。艾克斯拉沙佩爾屬於通格爾教區，是直接連接萊茵河與加來海峽的那條交通要道上的一個驛站。在馬斯河地區的這個連接點上，由於在8世紀初與聖于貝爾一起轉移到此地的通格爾主教們的關心，一座新的城市——列日很快就誕生了，羅馬文明和日耳曼文明在這個地區接觸並部分地實現融合。首領們在這裡長期使用兩種語言，戈德弗魯瓦·德·布伊翁 [44] 在這個地區成長，兼通「條頓語」和「羅曼語」，所以後來成了率領一部分十字軍的將領。 查理曼如同他的先人一樣以法蘭西（Francie）中部為基地，這塊地方最有理由稱作法蘭西亞（Francia），查理曼不但改用法蘭克語（為他作傳的艾因哈德對此作了特別的說明），而且再也不曾表示對法蘭克語的口語不感興趣，這與他對羅曼語的態度一樣，他根本不使用羅曼語。這些通俗的、民間的、非科學的語言除了在日常談話中使用外，還用來製作歌頌英雄和敦化民風的詩歌；當政者也用這些語言向民眾發表莊嚴的演說，例如，公元842年日耳曼人路易在斯特拉斯堡發出的誓言，就是留存至今的最古老的羅曼語文獻：「為了對上帝的愛，為了信奉基督教的人民和我們大家的贖救，……我將援助我的兄弟查理。」查理曼是個聰明的統治者，他通過書寫重要文件將這些實用的語言固定下來，不過，他所希望的復興和他所保護和發展的文明，並非使用日耳曼語或羅曼語的文明，相反卻是重新學習拉丁語，是對自5世紀以來與口語失去聯繫，但好歹依舊作為一種體面的語言繼續存在的帝國時期的拉丁語的重新學習；此後數百年間，拉丁語的地位大有提高，被尊為高尚的語言，內行人的語言。 拉丁語在墨洛溫王朝的官府中已經普遍使用，到了加洛林王朝，拉丁語更是官府的語言，而且其俗氣有所減少，講起來也不再聲嘶力竭。加洛林王朝的宰相府里使用拉丁語，很重要的一件事是與加洛林王朝不斷密切關係的教會，是以羅馬為首的拉丁教會，它以拉丁語為官方語言。教會被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拋棄後，在西方找到了一位非教會保護者，而君士坦丁大帝本人曾向教會昭示過這位保護者的代價；教會在法蘭克人這裡找到了這位保護者，併到這裡來加強教皇與其士兵—國王的聯繫。艾蒂安二世 [45] 在聖德尼親自為矮子丕平 [46] 行塗油禮，使之成為第一位君權神授的君主。46年以後，利奧三世 [47] 把皇冠戴在國王查理 [48] 頭上，從而以上帝的名義創建了一個沒有非教會淵源的帝國。這個帝國沒有越出一個民族的範圍，與信徒團體相混淆，在已被取消的10條疆界之上組織世俗生活，正如梵蒂岡聲稱由它組織宗教生活一樣。 溫弗里德 [49] 是在英格蘭人痛恨不守教規和崇尚規範的氛圍中成長起來的，他從羅馬接受了卜尼法斯這個名字；這位注重禮儀的英國人受著不安和煩惱的熬煎，但堅信聖典、嚴守教規，這位來自大洋彼岸的外國人，為加洛林王朝帶來了英格蘭教會的傳統，並為繼續這個傳統而重新拾起了弗里斯蘭主教的事業。工於心計的溫弗里德並不把薩克森和文化瘠薄、森林廣闊的北方大平原作為自己的活動地區；北方大平原上的人們堅持一種雖屢遭衝擊卻始終挺立的異教信仰，並把他們的信仰傳遍歐洲的北端與東端，基督教傳道者在那裡的斯堪的納維亞人、溫德人 [50] 、立陶宛人和芬蘭人面前屢屢碰壁；溫弗里德把圖林根、黑森、阿列曼尼亞、巴伐利亞作為他開展活動的地區，因為長久以來，一些奇怪的神甫和與眾不同的主教，在那裡發展了一些更奇怪、更與眾不同的信徒；這是一群為自己施行剃髮禮的不三不四的流浪者、騙子和奴隸。他們向那些將日耳曼萬神廟的傳統與被歪曲的基督啟示混在一起的令人生疑的食肉者，傳布一種充斥著謬誤和迷信的宗教。 傳道者並非個個無可指責，不過，卻有不少人是無懈可擊的，例如，先後被聖科隆班 [51] 及其弟子聖加爾從呂克瑟伊和布雷根茨派遣到施瓦本、圖林根和多瑙河去的那些人便是如此，他們對於自己在教會中的等級不大在意，他們依託的也不是正規的主教制。改名為卜尼法斯的溫弗里德以他所服務的羅馬和為他服務的萊茵河為依靠，致力於如下事業：組織、協調傳道事業，使之走上正軌；糾正盎格魯—撒克遜人所憎惡的凱爾特人的偏差和奇想；以嚴格遵守基督教教規的信徒取代零散和可疑的正教信徒。嚴格遵守基督教教規的信徒在所有細節上都符合教義，他們堅固的組織猶如金字塔，底部是普通信徒，往上是神甫和主教，頂端是教皇的代表，教皇則是所有修會和教派的源頭。 宗教事業，也許是的。切莫以為忠於卜尼法斯傳統的主教們只知誦經唱詩，從公元886年到901年，10位主教死在與諾曼人對壘的戰場上；在這些引導著人民大眾、關心著世紀的主教們的努力下，基督教不斷地在人們的心靈中紮根。基督教不只是一個「巨大的機構」，而且是為改造人和轉變價值觀而作出的一種巨大努力；基督教提倡博愛和行善，其教誨沒有學究氣，直接明了、神聖、雄渾、具有征服人心的魅力，懂得如何以不加修飾的形式保存民間傳統的功效。 這裡，住在萊茵河兩岸的是一些本能未得到良好控制的性情暴躁的人，與條件稍好的地區相比，這裡更需要宗教，宗教在這裡也更能起到敦化民俗的作用。這種宗教所宣揚的首先是努力依靠自己、戰勝自己，這種努力對於改造那些首先需要學會認識自己和掌握自己的人尤為有效。當然，以語言更以榜樣宣揚教義的功勞，不但不能僅僅歸於主教，甚至不能首先歸於他們，而是應該首先歸於教士和早期大修道院中的修士，諸如維桑堡、洛什、塞利根施塔特、富爾達、阿默納堡以及其它許多地方的修道院。另一個事實是，在富有戰鬥性的主教們的努力下，征服信仰的組織工作開展起來了；這種征服與世俗的征服一樣，也以連續不斷的跳躍向前發展，從一條作為基地的河流伸向另一條河流，從一組沿河城市擴展到另一組沿河城市。 首先是萊茵河這條線，這是一條經過考驗的基礎線，資源豐富，全方位向外部世界開放。往前便是易北河、薩爾河、埃斯特拉河，接著是奧德河，再往前去則是夢想中的維斯杜拉河和第涅伯河。在這些長長的河流上有許多城市，每個城市都是一座溝通兩個世界和連接昨天與明天的橋樑；這是一個入口，古老文明所帶來的東西從這裡湧入廣場；這也是一個朝向新土地的出口，資本化的財富和儲存起來的實力都經由這個出口，撒向將被占領的宗教中心、軍事重鎮、集貿場所以及貿易和航運樞紐，諸如梅澤堡、萊比錫、馬格德堡和漢堡，布雷斯勞和但澤、里加和基輔。這些城市都是接力站，在整個流程中都要占用一定的停留時間。但是，它們遠遠地控制著整個流程，在日益擴大的棋盤上把卒子向前推進；萊茵河畔的城市始終是推動力中心，而萊茵河地區的神職人員則始終是永不失誤的推動者，他們所推動的是源源不斷地獲得新能量的化腐朽為神奇的偉大事業。由於卜尼法斯及其對手的緣故，萊茵河成了基督教意義上的教皇和羅馬人的河流，於是雄風再現，它的名字重新自豪地掛在人們嘴上。當然，這是教會和宗教的事業，但不盡然，這還是政治事業，因為它創建了德意志。我們天真而又固執地認為德意志是「固有的」，其實它是從西到東、從萊茵河到易北河和奧德河艱難地拼湊起來的。它的範圍有多大？如果不是更大的話，那就與那些超然於地方分裂、集團對立和部族衝突之上的公爵領地和教會行省相似。 位於摩澤爾河和蘭河沿岸的特里爾省呈長條狀，它沿著蘭河一直延伸到韋茨拉爾那邊，在西部大河的水域中與科布倫茨相通；我們暫且不談這個省。北邊的科隆省是低地，這裡有埃斯科河、馬斯河和萊茵河的入海口，還有延伸到埃姆斯河和布爾唐泥潭沼澤那邊的德意志平原；明登、奧斯納布呂克、明斯特、利珀河、魯爾河，以及萊茵河彼岸對於加洛林王朝十分重要的馬斯河流域的土地，其中包括通格爾、列日、亞琛。廣袤的美因茨省是德意志名副其實的心臟地區，教皇在任命卜尼法斯為大主教的信中為這座城市指明了光榮而艱辛的前程；這封信把大主教的駐地定在美因茨，把他的管轄地區確定為烏特勒支、通格爾、科隆、沃爾姆斯和施佩耶爾五個教區，此外還包括「大主教應藉助語言使之認識基督教教會的日耳曼尼亞各民族」。在這片寬廣的平原上住著許多人，有的已經皈依基督教，有的依然不信教；在美因茨省確立了一種羅馬式的結構，組建了一個堪與羅馬時期的小鎮相比的教區網，在未來的日子裡，教區網可以不斷擴大；在美因茨省，人們還以不拘一格和不為人知的方式，將日耳曼這個名字變成羅馬和教會的行政用語中的地理名詞。我們可以說，在政治上的德意志創建之前，一個教會的德意志已經在美因茨省建立，它擁有自己的首領和首府；在德意志出現之前，美因茨省的首府似乎就將德意志的全部土地集中在基督教框架之中了。這當然是就羅馬和教會而言的，不過，德意志緊接著就跟上來了。德意志把它最具活力的那部分安置在廣闊的美因茨省，這個省的東部從漢堡到馬格德堡這一段都在易北河畔，它在公元1344年以前一直擁有四邊形的波希米亞，它囊括整個美因河和內卡河地帶，它的南部越過多瑙河沿著奧格斯堡方向朝南延伸，經由庫爾與阿爾卑斯山和萊茵河源頭相接。 可是，現在僅僅涉及萊茵河嗎？德意志不可動搖地確立在萊茵河與奧德河之間，萊茵河遠遠地被超越了，它遠非德意志的西部邊界。它是基地，是再度擴大版圖的出發點，是從這裡向東進發創建德意志的那些人的閱兵場……上面我們已經提到，法蘭克人從德意志北部出發，在高盧養精蓄銳，然後再度上路，重新征服祖先的土地，在萊茵河彼岸重新締造一個東部法蘭克。這條具有象徵意義的路線並非只是法蘭克人的路線；它只不過十分清晰地告訴我們，一個新的德意志是如何從萊茵河畔崛起的：它發端於萊茵河畔，並藉助萊茵河，藉助萊茵河地區眾多的基督教大城市，藉助萊茵河地區與羅馬關係密切的基督教，終於形成為一個新的德意志。而最初的羅馬也只不過是七座威嚴的山丘 [52] 影子覆蓋下的一塊長方形土地而已。 11世紀初萊茵河沿岸的教會行省 17世紀中葉的美因茨 然而，由此可能出現一種危險，況且這種危險確實出現了。教會面臨危險，萊茵河面臨危險。那些好戰而信教的首領們日復一日地向東推進，來到易北河和薩爾河，斷然組建了一個德意志世界，並在薩爾河和易北河上建造了一些新的據點，把馬格德堡變為易北河上的美因茨，他們在惡鬥的狂怒中放縱自己，野蠻的暴行使得對手的基督教在斯拉夫人眼中也變得面目可憎；這種帶著頭盔、殺氣騰騰的基督教緊緊盯著什一稅，不惜敲詐勒索以獲取實惠，卻絲毫不講仁愛，況且其行動也與仁愛南轅北轍；隨著這種情況日益加劇，危險終於出現了，危險是如此巨大，以致熱衷於爭鬥的征服者們無法擺脫萊茵河沿岸的高級神職人員所代表的一切，而這些高級神職人員則是羅馬的傾向和加洛林王朝的教訓這股強大的傳統勢力的繼承人。 這一點看得很清楚。日耳曼人的加洛林王朝最後一位君主孩兒路德維希 [53] 死後，捕鳥者亨利 [54] 及其兒子奧托一世 [55] 等薩克森君主，先後拾起法蘭克尼亞人沒能保住的權力，著手在自己的控制下重新組合各個日耳曼公國，驅趕再度構成威脅的斯拉夫人，防備匈牙利人的威脅；在封建諸侯到處出現和發展的那段時間裡，利用德意志政治上的落後狀態大做文章；因為德意志的發展總是落後於它的西面或南面的近鄰。壓倒羽翼未豐的封建貴族，這個任務並不十分艱巨，可是，想要削弱那些惹是生非的城堡主可就不那麼容易了，這些人在很長時間裡（直到路易六世在位期間，即12世紀初）架空了巴黎的國王，致使他們赤手空拳地面對日耳曼人…… 在以往日耳曼人的管轄範圍內，如今只有捕鳥者亨利和奧托一世等薩克森人擁有國王稱號，他們聲稱無須教會和萊茵河；當薩克森公爵亨利被宣布為薩克森人和法蘭克人的國王時，他最初的舉動之一便是拒絕美因茨大主教為他行先輩們從未拒絕的塗油禮。他向自己提出的第一項任務，是在遠離萊茵河的薩克森和圖林根修建一批堡壘，堡壘修在以下這些城市：戈斯拉爾、北豪森、哈茨山坡上的奎德林堡、盜匪聚集的梅澤堡。他的兒子奧托繼承他的王位，但是並沒有立即成為當時最強大的國王，為此還得做許多事，其中首先要做的是這樣一件事：他必須回到萊茵河，讓萊茵河接受他，把他由一個地方性的小王變成一個兼具天主教名聲和威望的君主；他原來的權力所及只是屬於不同部族的一些公爵的聯盟，諸如薩克森人、法蘭克尼亞人、施瓦本人、巴伐利亞人以及洛林人等。美因茨及其大主教股掌之中的萊茵河，兩度起兵反抗奧托，戰鬥在克桑滕、舍夫爾蒙和布里薩切進行。對抗長期以軍事衝突形式進行，儘管有匈奴人的瘋狂入侵，因對立而引起的混亂依然如故，在內外交困之下，萊茵河地區對抗和抵禦東部的精神、它那古老的西部與南部精神日益顯現出來，表現為陰謀和公開反叛以及短暫陰險而頑強的策劃…… 奧托終於明白了。他的父親曾經拒絕那位美因茨人為他行塗油禮，但奧托本人早已在艾克斯拉沙佩爾接受這個儀式了。為了爭取高級神職人員、瓦解對抗、在萊茵河地區重新確立權力，還需要做更多的事。奧托找到了一個嚮導，此人便是他的兄弟布魯諾。布魯諾在萊茵河地區的修道院裡長大，自幼受到羅馬與查理曼交混的那種傳統的薰陶，此外他還因第二任妻子阿戴拉伊達而受到義大利的影響。奧托醞釀了一個簡單易行的策略：利用美因茨與科隆的夙怨，假後者之手打擊前者。他靈活的婚姻政策起到了確保政權的作用，如今應該為這項政策提供一種平衡；把萊茵河地區的一些重要職位託付給可靠的人，把科隆交給自己的兄弟布魯諾，把美因茨交給自己的私生子威廉，布魯諾是教會科隆省的首要人物，還得把洛林公爵領地讓給他；在這些結果面前，奧托不再猶豫。他起初很吝嗇，但很快就出手大方，向各地教堂捐款捐地產，還讓主教和大主教分別成為伯爵和公爵，讓他們在城市裡擁有司法權、徵召權、關稅權和鑄幣權。他讓萊茵河人、沃爾姆斯的主教們、特里爾的大主教以及科隆和美因茨人一個個心滿意足。他戰勝了匈奴人，保護教會和耶穌免遭蠻族的蹂躪，他主宰著整個原法蘭西亞的命運。加洛林王朝往日失去的光環似乎正要套向他的頭頂…… 最想會見他的當然首先是主教們，是念念不忘羅馬帝國的那些飽受羅馬精神和拉丁文化薰陶的基督教教會的成員們。公元962年2月2日，教皇約翰十二世在羅馬為奧托加冕為皇帝；奧托對於義大利式的狡詐頗有戒心，命令他的一位親信當他跪在地上時手持出鞘的利劍侍候一旁。教皇把皇冠戴在奧托頭上，對於這位低能的教皇來說，此舉也許無異於承認自己軟弱無能，此後他便變成了一個人和一種政策的工具。這無關宏旨，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畢竟在羅馬發生了，但是，它是在萊茵河上發生的。 傳統具有奇特的力量。在加洛林帝國分崩離析之後出現的歐洲，在坍塌於公元800年的建築物廢墟上重建的歐洲，一位新的查理曼誕生了。這是一位「羅馬」皇帝，可是他所處的那個世界卻是在對羅馬模式不自覺的部分否定中形成的，這個世界本來也許可能成為一個基督教聯邦共和國，一個單一的實體，但卻根本不是這樣。一位皇帝從歷史的虛無縹緲中誕生，可是他並沒有帝國，他的實際權力是從他的王國帶來的；他並非因為是皇帝而強大，而是因為強大而當上了皇帝。他的強大足以冊立或廢黜一個教皇，然而，讓他當上皇帝的卻是教皇，教皇在羅馬為他加冕，把天主教和羅馬的光環套在他的頭上。後來數百年中飄浮在歐洲頭頂上的那個政治神話，再一次從那條西方大河的激流中冒了出來。羅馬帝國這顆明亮的星星早就沒入了地平線，如今在高級神職人員的召喚下，它的最後光亮卻為不斷變化著形狀的雲團鑲上了一圈金色；15世紀才出現的那些稱號，諸如聖、羅馬、日耳曼民族等等，奧托創建的那個帝國都當之無愧。萊茵河是因教皇而變為或重新變為帝國的萊茵河嗎？不是，它始終既是教皇的又是帝國的，而且因為是帝國的，才是教皇的…… 看得見摸得著的後果接踵而來。公元962年加冕的結果，使那些處於奧托的威望控制下的德意志土地，變成了基督教的勢力範圍。基督教則把它的重心重新挪到西部精神與東部精神的最佳結合地，即以往日耳曼精神的重心所在地；經過無數次修整的日耳曼精神，依然粗陋、不馴，依然有許多可以完善之處。一個文藝與藝術的復興運動立即發生了。布魯諾在科隆建造了聖—龐塔萊翁大教堂，一大批賞心悅目的羅馬式大教堂隨之建成，成為這個萊茵河「移民」城市名不虛傳的榮耀。這些大教堂十分討人喜歡，後來雖經多次重修，卻依然保持著肅穆之美，它們的外貌如同迷人的希臘—萊茵建築，和諧的半圓形後殿四周的倫巴第式拱廊風姿綽約；地下小教堂里沉睡著塗上金色的莊嚴的皇后們，她們為了主宰萊茵河，從拜占庭來到這裡。不過，布魯諾並非獨一無二，科隆也不是舉世無雙。然而，藝術並非全部，在奧托的德意志可以看到文藝復興時代的一切，古典的、義大利的、東方的，應有盡有；這一切使得萊茵河城市再度充滿活力，其效果與日益活躍的貿易重振交相輝映，來自拜占庭的商品經由帕紹、洛什、雷根斯堡，直達漢堡和不萊梅；來自義大利的貨物經由奧格斯堡和萊希，直達科隆和弗里斯蘭海濱。 19世紀20年代科隆的聖徒教堂 無論從政治或文明角度看，這都是一番宏偉的事業。這番事業產生於萊茵河這位傳統的維護者和這條維繫各族人民的紐帶，產生於萊茵河永遠旺盛的創造力，是的，不過也產生於萊茵河的發展方向，產生於對以下事實作出解釋的一切：德意志是萊茵河的產物，就在萊茵河締造德意志之時，它似乎將德意志的活動扭向非德意志的目標，德意志一詞在這裡取其狹義，也就是近代史強制性地賦予它的意義。奧托難道不是使萊茵河脫離了東邊的爭鬥，脫離了正在逐漸吞食斯拉夫的日耳曼擴張事業嗎？他不是讓輝煌的理想在它眼前閃耀，將它推向南方、義大利以及羅馬的幻影和東部的煙霧嗎？他是萊茵河的天才，他是歐洲的天才，當他對德意志事務的干預效果最好最明顯時，他的天才得到了進一步的證明。是一條邊界嗎？我們不得不上百次地提出這個問題，因為這恰恰是由於多年的戰爭而時時縈繞在一些偉大人物和偉大民族心頭的「那個問題」。不是一條邊界，而是一個基地。可是，任何基地都得依靠交換才能存在。為了給予，必須獲得。為了征服、開發一個「前方」並使之變得富饒，必須擁有一個強大的「後方」。萊茵河不甘心於僅僅是一條界線、一種遙遠的、流放到偏遠地區的東西，換句話說，它不甘心於僅僅是一條邊界，一條貧困的國界。它希望自己是一個與不同文明接觸的熔爐。帶著萊茵河往前流動的金沙和卵石並不停留在某個地方，它們是隨處遊蕩的「旅行者」。為了讓萊茵河大熔爐繁榮興旺，需要來自各地的礦石…… 萊茵河形成了，又被毀掉了。它創建了神聖帝國，並將一個在奧托控制下的馴服、順從、沉重的教會交付給這個帝國。與此同時，在10世紀末，它在各個德意志部族中推行具有神秘色彩的克呂尼改革運動 [56] ，可是，這個改革的結果卻是主張由世俗君主控制宗教事務的奧托教會的徹底垮台。萊茵河是一條政治河流，萊茵河是一條神秘的河流，萊茵河是主教們的河流，萊茵河是僧侶們的河流；主教因時代不同而強弱不等，僧侶則因智力不一而強弱有異；萊茵河是卜尼法斯的河流，是他那循規蹈矩的主張以及他那部曾送交羅馬審閱的嚴守教法的摩西法典的河流；可是有那麼一天，在沃爾姆斯，在萊茵河上的沃爾姆斯，一位名叫路德的僧侶竟然發出反對墨守教規的呼籲，引起巨大反響。萊茵河還是一條為德意志服務的河流，對於德意志的建立並使之成為一個緊密的實體，而且思想健康地生活著，萊茵河的貢獻超過歷史上的任何其他力量。可是，無論在哪個時代，無論發生過什麼事情，充滿情誼和熱情好客的萊茵河從來不敵視任何人，不自我封閉。正因為如此，也可以說萊茵河是地地道道的德意志的河流，即使當它把微笑向著德意志以外的地方拋撒時也是如此；說它是地地道道的德意志河流，其前提恰恰是：德意志願意把自己確認為一個正在尋找變幻莫測的地平線的「變異因素」，而不是封閉在其清晰的意識中的一個「存在物」。 共有三種影響：第一是羅馬的影響，其次是日耳曼的影響，第三還是羅馬的影響，不過，後面這個羅馬與前面那個羅馬含義不同，後面這個羅馬指的是基督教和教會。三種影響，確切地說是三種酵母，即羅馬、日耳曼和教會。經歷了數百年漫長的歲月，這三種酵母才在萊茵河兩岸先後找到了自己的土地。不管怎麼說，三這個數字並不大。可是，千萬別以為歷史給予我們的這三種酵母都是純而又純的。每當歷史抓住它們時，它們都已經變壞，準備接受一切混合物，因而也就更加有效，更加積極，更加可怕。 在數百年中，對於唯一能夠給予混雜的人群以尊嚴和方向的那些建設性形式來說，羅馬既是它們的意義，也是它們的需要。在數百年中，羅馬也是人們感受到的與西方和南方所有羅馬化地區的一種親屬關係，是由於自己的高貴出身而擁有的一份自豪，是一種出於本能和感情而不是出於理智的傾慕，傾慕無與倫比的羅馬土地義大利，那裡到處是陽光下閃閃發光的柏樹和外觀誘人、成熟時甜汁外溢的水果。 16世紀的沃爾姆斯及其毗鄰地區 日耳曼文明是一個強大的因血緣和習俗而結成的人群，是一種主要因本性而非利益而形成的相互支援的關係，是作為一種思想體系的載體的語言，是一種特殊交換體系的工具；因此，儘管邊界從不固定，歷史上屢屢發生意想不到的曲折，它卻始終擁有許許多多永恆的親近關係，心靈、精神和推理都彼此相近。日耳曼文明即使不能說是一種獨特的文明，至少也是一種自主的文明，它擁有豐厚的基礎，而且善於通過借鑑進一步豐富自己。它是一種存在、理解和行動的方式。儘管人們天生迷戀於那些粗俗的文化，然而與此同時，由於先知、神秘主義者、哲學家、思辨學者的影響，文化趣味正在逐步提高，成千上萬的人從他們身上重新找到了對於自己的天性模糊的嚮往，並為此而感到高興。一個理想翱翔在萊茵河一片光明的天際，凡高晏 [57] 為萊茵河所作的畫數百年來盛名不衰。 最後還有基督教和羅馬教會。這是一種雙重的力量，兼具瓦解和重組的功能。羅馬帝國徹底垮台了，它那套建立在精英的獨斷專行基礎上的制度被摧毀了，人們反其道而行之，宣布人與人之間絕對平等；基督教和教會為所有這一切作出了貢獻。基督教和教會企圖撿拾起羅馬帝國這架破碎機器上的殘片，重新組合用來保護自己命運的堅固的框架。努力重建以天下為一家的社會，或者說，努力重建一個對邊界毫不在意、將道德文化和教會的監護作為唯一關注的基督教帝國：這便是教會永不改變的傾向。萊茵河永不改變的傾向則是：當然是為德意志而努力，但同時也為德意志以外的世界努力，為的是讓德意志更好地與義大利人和法蘭西人融為一體，他們與南方保持著緊密的接觸；這樣，德意志就可以從慷慨而富有的亞洲人和非洲人那裡得到實惠，他們為了與古老的歐洲交往而來到地中海，在這箇舊世界的共同生長地里播下了種子。 * * * [1] 維金格特里克斯（Vercingétorix，約公元前72—公元前45），高盧人首領。 [2] 利特雷（Maximillian Paul Littré，1801—1881），法國歷史學家、文獻學家。 [3] 卡爾科比諾（Jérome Carcopino，1881—1970），法國歷史學家。 [4] 克勞狄（Claude，公元前10—公元54），羅馬帝國皇帝（41—54年在位）。 [5] 加利埃尼（Joseph Gallieni，1849—1916），法國將軍，非洲殖民地創始人之一。 [6] 里奧泰（Louis Lyautey，1854—1934），法國元帥，曾代表法國駐節摩洛哥。 [7] 提比略（Tibère，公元前42—公元37），羅馬帝國皇帝（14—37年在位）。 [8] 圖拉真（Trajan，53—117），羅馬帝國皇帝（98—113年在位）。 [9] 馬可—奧留勒（Marc-Aulèle，121—180），羅馬帝國皇帝（161—180年在位）。 [10] 大普林尼（Pline l'Ancien，23—77），羅馬帝國作家。 [11] 比若（Thomas Robert Bugeaud，1784—1849），法國元帥，曾在摩洛哥推行殖民政策。 [12] 普朗庫斯（Lucius Mutatius Plancus，公元前1世紀），羅馬將軍，愷撒的幹將。 [13] 阿格里帕（Agrippa，公元前63—公元前12），羅馬帝國將領。 [14] 奧古斯都（Auguste，公元前63—公元前14），羅馬帝國皇帝（公元前27—公元前14年在位）。 [15] 格爾馬尼庫斯（Germanicus，公元前15—公元19），羅馬帝國元帥。 [16] 布洛克（Gustave Bloch，1848—1923），法國歷史學家。 [17] 魯索（Henri Rousseau，1844—1910），法國畫家和作家。 [18] 巴別塔，意為語言混亂。據《聖經》，挪亞的子孫協力建造巴別塔，上帝欲加以阻止，遂令語言混亂，互不相通。 [19] 普拉克希泰爾（Praxitelès，？—公元前370），雅典雕刻家。 [20] 公元843年，查理曼的三個孫子在凡爾登簽訂條約，將查理帝國一分為三，分別稱作中王國、東法蘭克王國和西法蘭克王國，從而奠定了近代義大利、德意志和法蘭西的基礎。 [21] 虔誠者路易（Luois le Pieux，778—840），查理曼之子，查理帝國皇帝（814—840年在位）。 [22] 此處指三兄弟之一的日耳曼人路易，而非三人之父虔誠者路易。 [23] 阿勒馬涅（Allemagne），法蘭西人對德意志的稱呼。 [24] 阿勒芒人（Allemands），法蘭西人對德意志人的稱呼。 [25] 埃米爾·戈迪埃（Emile Gautier，生卒年不詳），法國歷史學家。 [26] 《羅蘭之歌》（Chanson de Roland），成書於10世紀末的法蘭西民間史詩。 [27] 「德意志」的原文為Deutschland，意為「上帝的土地」，其中Deu來自拉丁文的上帝或神Deus，land為土地。 [28] 拉丁民族以條頓（Teutoni）泛指日耳曼人。 [29] 阿里奧維斯特（Arioviste），公元前1世紀蘇埃維亞人的首領。 [30] 希維里斯（Julius Civilis），公元1世紀中葉巴達維人的首領。 [31] 拉維斯（Ernest Lavisse，1842—1922），法國歷史學家。 [32] 這些都是拉丁名字，其中普里姆斯和塞貢杜斯意為第一和第二。 [33] 這些名字都具有蠻族的特徵。 [34] 希亞格里烏斯（Syagrius，？—486），高盧將軍。 [35] 奧索尼烏斯（Magnus Ausonius，約310—395），高盧詩人。 [36] 哲羅姆（Jérome，拉丁名Hieronymus，347—420），基督教聖經學家。 [37] 這是兩個地名，其中勒梯什（le Tiche）即德意志（Deutsche），指日耳曼人，勒羅曼（le Roman）指操羅曼語的拉丁人。 [38] 弗雷戴蓋爾（Frédégaire），傳說中的一位法蘭克史書作者。 [39] 默斯（Marcel Mauss，1872—1950），法國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 [40] 利凡得（Levant），指地中海東岸地區。 [41] 霍亨索倫（Hohenzollern），德意志的一個望族，發跡於公元11世紀，其後裔中有18世紀的普魯士國王和19世紀的德意志皇帝。 [42] 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國歷史學家。 [43] 艾克斯拉沙佩爾（Aix-la-Chapelle）是法國人對亞琛（Aachen）的稱謂。 [44] 戈德弗魯瓦·德·布伊翁（Godefroy de Bouillon，1061—1100），下洛林公爵，曾積極參與十字軍東征活動。 [45] 艾蒂安二世（Etienne Ⅱ），羅馬教皇，（752—757年在位）。 [46] 矮子丕平（Pépin le Bref，714—768），法蘭克國王（751—768年在位）。 [47] 利奧三世（Léon Ⅲ）羅馬教皇，（796—816年在位。） [48] 國王查理，即後來的查理曼大帝。 [49] 溫弗里德（Winfried，約680—754），英國貴族，基督教德意志總主教，曾為法蘭克國王矮子丕平加冕。 [50] 溫德人，中世紀德意志人對斯拉夫人的稱謂。 [51] 聖科隆班（Saint Colomban，540—615），愛爾蘭傳道者。 [52] 指羅馬城內台伯河邊的七座小丘，羅馬城在此七丘基礎上建成。 [53] 孩兒路德維希（Louis l'Enfant，893—911），日耳曼人的國王（900—911年在位）。 [54] 捕鳥者亨利（Henri Ier l'Oiseleur，876—936），日耳曼人的國王（916—936年在位）。 [55] 奧托一世（Otton Ier，912—973），日耳曼人的國王（936—973年在位），德意志皇帝（962—973年在位）。 [56] 克呂尼原是法國一座修道院的名字。10—11世紀，以該修道院為中心發起了一場改革運動，其內容除加強修道院的管理外，還鼓吹教皇權力至上，反對世俗君主操縱主教任免權等。 [57] 凡高晏（Jan Van Goyen，1596—1656），荷蘭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