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茵河 · 1953年後記

呂西安·費弗爾對於萊茵河的關注與他曾在斯特拉斯堡生活密切相關，此後就再也不曾表現出同樣的熱情 [120] 。不過，他對於河流的興趣依然時而有所顯露。例如，當他1933年在法蘭西學院開講時，為了說明有人偏好把當今的政治衝突投射到歷史上時，他就以河流作為實例 [121] 。1936年他出版了一部著作，論述「國務活動家」在歷史上的作用，在他看來，這些人並沒有創造歷史；在這部書中，他把德法兩國在萊茵河問題上的爭吵，作為歷史神話的「典型事例」加以引用。當然，無論提出「萊茵河是一條紐帶」的理論，抑或臆造「萊茵河是一條邊界、爭奪的對象和戰場」的理論，都不乏頭頭是道的論據，然而，這種不動聲色的變種從來不曾「具有神話價值的力量」 [122] 。 二次世界大戰證實了這種悲觀主義的看法，費弗爾在戰後有機會最後一次就萊茵河問題表明了自己的看法。這個機會仍然來自斯特拉斯堡，當地的商會邀請為該會成立一百五十周年（參閱本書正文）之際出版的一部書撰寫一篇文章 [123] 。此時已經70餘歲高齡的費弗爾利用這次機會，為他自己20年前的舊作《萊茵河》補寫了一篇「後記」。這篇被他自己稱作「筆記」的短文，以簡要地介紹全書內容作為開篇。《關於萊茵河經濟史的若干思考》這個題目本身就表明，費弗爾想要把他在30年代一筆帶過的經濟因素作為主要內容，因為這個問題當年歸他的合作者撰寫。然而顯而易見，費弗爾重新閱讀了全書後，就幾乎不加掩飾地批評德芒戎當年撰寫這一部分時所秉持的原則。德芒戎對萊茵河的基本觀念，是把萊茵河看作一條歷史悠久和「橫貫歐洲大陸」的河流；費弗爾認為，德芒戎的這一基本看法是一種幼稚的投射，一種弄錯了時代的謬誤。在他看來，德芒戎只看到當代的萊茵河，在他眼裡，萊茵河是一條「馴服、暢通、適應人的需要的河流」，從巴塞爾到鹿特丹順流而下，毫無阻礙；其實在萊茵河的歷史上，直到19世紀，能夠通航的也只有若干河段，這就是說，萊茵河在交通上的作用比不上古羅馬大道。費弗爾指出，這位已經故去的昔日同伴 [124] 在方法論上不大講究，而在費弗爾看來，弄錯時代的錯誤是致命的罪過，是「罪過中的罪過」，他自己則把重點放在此書的中心議題上：闡明萊茵河的歷史性，闡明萊茵河並非擁有不變特性的一條「永恆的河流」。 所以，在費弗爾看來，嚴格意義上的萊茵河經濟史僅僅是針對最近150年而言的。反之，「萊茵河大史」則是一部「置羈絆、邊界、碉堡和王朝於不顧的精神史，唯有這種精神才能自由自在地穿行在所有峽谷，從阿爾卑斯山脈隨風漂向大海，成為生活、集聚和文化的組成因素」。說得真好，不過，這段話同時也是一個令人驚奇的論斷，因為我們知道，費弗爾及其年鑑派同仁們向來鄙棄傳統的「精神史」，主張從社會—歷史的角度進行觀察。正因為如此，「心態史」概念才應運而生，藉以擯棄脫離軀體的「思想」研究，轉而研究凝固在社會中的思想方式和行為類型 [125] 。費弗爾難道重歸他的初始要求了嗎？這個判斷似乎過於倉促了些。當然，在這篇面向廣大公眾的文章中，費弗爾使用的是一般讀者易於理解的術語；其實在《萊茵河》正文中，他就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學術語言。為了更好地與當代人溝通，他甚至提到了「萊茵河精靈」。因此，他在這裡與其說是勾勒傳統的思想史，毋寧說是追述萊茵蘭歷史上的連接紐帶，對於他來說，就像在1931—1935年間那樣，這條紐帶存在於萊茵蘭歷史場景中生氣勃勃的文化之中。因為，在以往的數百年間，儘管地理、經濟和政治都未能主宰和控制這條大河，「萊茵蘭大神話」卻作為心態的核心始終不斷地發揮著作用，把萊茵河沿岸的一些城市當作「祭壇」或是物質固定點。「政治態度」和「有時相當可怕而且永遠固執的精神狀態」即由此而生。這也為費弗爾提供了一個方便，讓他有機會議論羅貝爾·曼代（Robert Minder）發表於1948年的那部論述心態和萊茵蘭文化的著作 [126] 。印刷業和最大的書市在萊茵河兩岸的出現與發展因而具有「高度」象徵意義。所以說，在以往的數百年間，促使人們彼此相連的不是政治，而是「精神」。 萊茵河，歐洲的河流 萊茵河不是一條「德國河流」，而是一條「歐洲」河流，這就是《萊茵河》一書最根本的觀點，顯而易見，這個觀點在30年代構成了一種挑釁，至少在德國是這樣。今天，這個觀點仿佛已經毫無新意，而實際上也確實如此。可是，歐洲軸心西移卻是冷戰和德國一分為二的後果。在50年代，極端保守勢力期待著西方帝國觀念在「歐洲萊茵蘭（哈布斯堡的奧托 [127] 語）」重新崛起 [128] 。就在同一年代，被比作「西方的尼羅河」（拉馬丁 [129] 語）的萊茵河形象則正在法國逐漸形成共識，雙方的對立十分明顯 [130] 。費弗爾本人此時已經不再相信什麼「歐洲聯邦」了，而德芒戎當年所嚮往的卻正是「歐洲聯邦」，他發表在1932年的《經濟與社會史年鑑》上的一篇文章中談到了這一點 [131] 。一方面，他擔心某一個國家獨攬霸權，另一方面，政治和經濟問題早已具有世界性了 [132] 。歐洲共同體的出現漸漸改變了歐洲人的生活，可是，歐洲共同體誕生時，我們的歷史學家已經撒手人寰，離我們而去了。從此以後，歐洲面臨的是與從前完全不同的問題。令人難以說明白的是，舊有的衝突重現顯現的地區不限於歐洲東部。因此，歷史學的使命之一便是對先前的此類危機進行分析，從而為其和平解決作出貢獻。一百多年中顯然找不到出路的「為萊茵河而戰」，畢竟終於得到解決。它可以用作實例提醒人們。正如大量出版物所表明 [133] ，從歐洲角度看待萊茵河今天已經完全被公眾接受，費弗爾提出的「另一個」邊界心態史觀念也將成為現實話題。尚處於發軔階段的此類關於邊界地帶的微型歷史 [134] ，必將有助於法德一體化的進程，有助於其他邊界地區人民的相互接近，布格河魯特河、德里納河 [135] 不也都是「歐洲河流」嗎？ * * * [1] 皮特·舒特勒（Peter Schöttler，1950—），德國歷史學家，曾在柏林自由大學、法國巴黎高等師範大學、維也納大學任教，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法國科研中心當代史研究所等學術機構擔任訪問學者。——譯者 [2] 雙連板（diptyque），古羅馬人的一種記事用具，由中間以鉸鏈相接的兩塊板組成，可摺疊，板面塗蠟，用尖銳物在版面刻字。——譯者 [3] 呂西安·費弗爾檔案，「萊茵河卷」，無日期。該檔案今存於巴黎「當代版本紀念館」（Instuitut Mémoire de l'Edition contemporaine）。 [4] 馬克·布洛赫《萊茵河》，載《經濟與社會史年鑑》，1933年第5期，第84頁， [5] 可惜，至今尚無呂西安·費弗爾（1878—1956）的傳記問世，對他的業績也尚無令人滿意的全面分析。費爾南·布羅代爾深刻地勾勒了費弗爾的形象，見《呂西安·費弗爾的存在》載《當代史概貌—獻給呂西安·費弗爾》，1953年，1卷，第1—16頁。在費弗爾最親密的合作者露西·瓦爾加（Lucie Varga）的傳記中，我們也能看到他的某些特點，參見皮特·舍特勒《露西·瓦爾加—30年代奧地利的一位年鑑派女史學家》，巴黎，1991。關於費弗爾的著作總覽，參見貝特朗·米勒（Bertrand Müller）《呂西安·費弗爾書目》，巴黎，1999；還可參見漢斯-迪特·曼恩（Hans-Dieter Mann）《呂西安·費弗爾——一位史學家充滿生命力的思想》，巴黎，1971。居伊·馬西科（Guy Masscote）《問題史學—呂西安·費弗爾的方法》，巴黎，1981。 [6] 關於這家銀行的歷史，參見安托萬·戈格來（Antoine Gaugler）的文章《阿爾薩斯興業銀行（SOGENAL）》，載《歐洲銀行史手冊》，歐洲銀行史協會（主編），奧爾德肖特，1994，第290—296頁；還可參見《阿爾薩斯興業銀行，1881—1981》，斯特拉斯堡，1981。 [7] 這個信息系斯特拉斯堡的阿爾薩斯興業銀行檔案室主管安托萬·戈格來先生提供。他為筆者提供了大量資料，謹向他致謝。 [8] 20世紀20年代，阿爾薩斯興業銀行在下列城市設有分支機構：科隆、美因茨、伊達爾—奧伯施泰因、杜塞道夫、法蘭克福、路德維希港、薩爾布呂克、威斯巴登（所據為1927年5月《萊茵河評論》雜誌的廣告夾頁）。 [9] 此處指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下文中不再說明。——譯者 [10] 關於此番「為萊茵河而戰」（Kampf um den Rgein），參閱弗蘭齊斯卡·魏茵（Fraziska Wein）《德意志和法蘭克王國的河流邊界——歷史與宣傳，1919—1930》，埃森，1992。很可惜，這部新近出版的著作並未完全擺脫民族偏見，所以作者對「防禦戰」（Abwehrkampf）的狂熱一面多少有些輕描淡寫，其實這正是當年為納粹獨裁所作的輿論準備。 [11] 參閱瓦爾特·施密茨（Walter Schmitz）《萊茵河通航政策五十年》，杜伊斯堡，1927。（在為一篇有關阿爾薩斯興業銀行的文章所寫的序言中，費弗爾談及銀行的紀念活動中的出版計劃時提及此書；參見《經濟與社會史年鑑》，1931年，3期，第366—367頁）。卡爾·豪斯霍費爾（Karl Haushofer）《萊茵河的命運》，三卷本，柏林—格隆瓦爾德，1928—1931（參閱阿爾貝·德芒戎的書評，載《經濟與社會史年鑑》1932年，第4期，第616頁）。 [12] 勒內·德布里（René Debris， 1881—1955）是法德研究委員會的成員，該委員會由盧森堡企業家埃米爾·邁里希（Emile Mayrisch）創建。參閱費爾南·呂利耶（Fernand L'Huillier）《法德對話，1925—1933》，巴黎，1971。 [13] 夏爾·施密特（Charles Schmidt，1872—1955）自1899年以來就在國家檔案館工作。大戰以後，他領導了阿爾薩斯和洛林地區的檔案館的重建，1928年被任命為檔案館和圖書館總監。他寫於1905年的博士論文以貝格大公國（首都杜塞道夫）為研究對象。 [14] 費爾南德·巴登斯貝爾格（Fernand Baldensperger，1781—1958），阿爾薩斯人，在巴黎索爾邦大學教授比較文學。 [15] 阿爾貝·德芒戎（Albert Demangeon，1872—1940），在巴黎索爾邦大學教授地理，是《地理學年鑑》的編者之一。他的主要著作所探討的是法國和歐洲的人類地理學。 [16] 關於費弗爾與德國及奧地利的關係，參閱皮特·舍特勒《忘卻德意志—年鑑派與兩次大戰之間的德國史》，載漢斯—曼弗雷德·博克（Hans-Manfred Bock）、賴因哈特·邁爾—卡爾庫斯（Reinhart Myer-Kalkus）、米歇爾·特雷比奇（Michel Trebitsch）（編）《從洛迦諾到維希，1930年代法德文化關係》，巴黎，1993，438—461頁。露西·瓦爾加（見注釋）《年鑑派與20年代和30年代的奧地利》載《奧地利史學評論》1993年，第4期，第74—99頁；《直面納粹德國的馬克·布洛赫和呂西安·費弗爾》，載《創世記》，第6卷，1956年，第21期，第75—95頁；《呂西安·費弗爾、路德與德國》，載《法國新教史學會會刊》，1997。 [17] L. 費弗爾：《馬丁·路德，一種命運》，1988（初版1928）。 [18] L. 費弗爾：《土地與人類演進，地理歷史學導論》，巴黎，1970 （1922初版），328頁及以下。 [19] 阿爾薩斯興業銀行檔案，斯特拉斯堡，1929年2月2日呂西安·費弗爾致勒內·德布里的信。 [20] 費弗爾於1921年結婚，妻子是畢業於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並獲得歷史教師資格的蘇姍·艾麗斯·多尼翁（Suzanne Alice Dognon），她熟悉德語和阿爾薩斯語，因而對費弗爾的寫作提供了幫助。在1922年到1927年間，他們先後有了三個孩子。 [21] 阿爾薩斯興業銀行檔案，斯特拉斯堡，1929年2月2日呂西安·費弗爾致勒內·德布里的信。 [22] 我們知道，費弗爾聽過保爾·維達爾·德·拉布拉什（Paul Vidal de la Blache）的課，從此有志於地區史研究，撰寫了幾部關於弗郎什—孔泰的著作。參閱貝特朗·米勒《呂西安·費弗爾與地區史》，載《弗里堡年鑑》，1990—1991，第59、89—103頁。在費弗爾的方法論著作《地球與人類進化》（見注釋）中，他就迪爾凱姆學派的社會學家對維達爾的批評，闡述了他自己的看法，並闡發了他的跨學科「問題史學」的觀念。 [23] 阿爾薩斯興業銀行檔案，斯特拉斯堡，1929年2月2日呂西安·費弗爾致勒內·德布里的信。費弗爾與德芒戎早在戰前就已相識，可惜，保存在馬扎然圖書館的德芒戎檔案不太完整，從中找不到有關撰寫《萊茵河》的資料。 [24] 阿爾薩斯興業銀行檔案，斯特拉斯堡，1929年2月4日德芒戎的信（抄件）。 [25] 見注釋。 [26] 費弗爾檔案。德芒戎2月14日發給阿爾薩私興業銀行的信件殘片，此件與一份較為詳細的打字信件草稿相符。 [27] 費弗爾檔案，《萊茵河》卷，無日期。 [28] 《萊茵河》，阿爾薩斯興業銀行（編），斯特拉斯堡，1931。LXXII+310頁，29/35cm開本。此書包括：「前言：阿爾薩斯興業銀行」（無執筆者署名），VII—LXI頁；「第一部分：萊茵河的歷史問題」，呂西安·費弗爾執筆。第1—155頁；「第二部分：萊茵河的經濟問題」，德芒戎執筆，第159—307頁。 [29] 正如我們下面將要讀到的，這部書中由德芒戎執筆的第二部分，早在30年代就被公認為因襲常規的著作。所以，當此書遭到德國方面猛烈批評時，批評的矛頭所指，幾乎僅僅只是書中的歷史部分。 [30] 阿爾弗雷德·博斯（Alfred Pose， 1899—1969），先後擔任阿爾薩斯興業銀行斯特拉斯堡分行副總經理和總經理。他曾在卡昂大學擔任政治經濟學教授。由於他曾是大學教授，況且在斯特拉斯堡的住所與費弗爾相距不遠，所以從關於萊茵河的寫作計劃啟動之後，他與費弗爾長期保持著個人交往。他還曾為《經濟與社會史年鑑》撰寫過一篇關於德國銀行業危機的文章（載《經濟與社會史年鑑》1932年，第4期，第150—163頁），並請該雜誌的編輯部秘書對該銀行的檔案進行整理編目（《經濟與社會史年鑑》1931年，第3期，第366—378頁）。1939年，他於被任命為法國的第一家國家銀行—國家商業和工業銀行（Banque nationale pour le commerce et l'industrie）的總經理。關於他此後的職業活動，參閱埃爾韋·庫托-貝加里（Hervé Coutau-Bégarie）和克洛德·於昂（Claude Huan）《達爾朗》，1989，第657頁及以下。 [31] 呂西安·費弗爾1929年6月2日致亨利·貝爾（Henri Berr）函（當代版本紀念館，亨利·貝爾檔案）。這通信札不久將要發表在《呂西安·費弗爾—從〈綜合評論〉到〈經濟與社會年鑑〉—致亨利·貝爾的書信，1911—1954》一書中，此書由吉勒·康達（Gilles Candar）和雅克莉娜·普呂埃-德帕坦（Jacquline Puet-Despatin）（主編），巴黎，1997。 [32] 呂西安·費弗爾檔案，《萊茵河》卷，旅行日程表（附有萊茵河地圖一張）。 [33] 阿爾薩斯興業銀行董事會主席費爾南·赫倫施密特（Fernad Herrenschmidt）也是萊茵河航運總公司的董事長。 [34] 1930年6月1日費弗爾致貝爾信件（當代版本紀念館，亨利·貝爾檔案）。下面的引語也出自此信。 [35] 呂西安·費弗爾致亨利·皮雷納的信函（無日期，或許是1930年7月8日），載布賴斯·萊昂（Bryce Lyon）、瑪麗·萊昂（Mary Lyon）（主編）《「年鑑派」史學的誕生：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克·布洛赫致亨利·皮雷納的信件（1921—1935）》，布魯塞爾，1991，第126頁。 [36] 在費弗爾的個人檔案中（萊茵河卷）有一張布洛赫親筆寫的腳註，其中提及里夏德·科伯納（Richard Koebner）的《科隆市公社的開端》時寫道：「非常好」、「用於萊茵河」。 [37] 1930年1月7日費弗爾致亨利·皮雷納，見於萊昂《「年鑑派」史學的誕生：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克·布洛赫致亨利·皮雷納的信件（1921—1935）》，第120頁。 [38] 關於費弗爾這一時期的工作情況，參閱貝特朗·米勒《呂西安·費弗爾書目》（見注釋）。 [39] 參見克里斯托夫·夏爾（Christophe Charles）和克里斯蒂娜·德朗格勒（Christine Delangle）《呂西安·費弗爾在法蘭西學院的競選活動，1929—1932》，載《教育史》1987，第4、49—69頁。還可參閱費弗爾在致皮雷納的信（見注釋）中談及「斯特拉斯堡大火爐」時的哀嘆。 關於斯特拉斯堡大學在阿爾薩斯政治爭論面前的境況，參閱約翰·E. 克雷格（John E. Craig）《學術與民族的建立，1870—1939年的斯特拉斯堡大學與阿爾薩斯社會》，芝加哥，1984，第294頁及以下。 [40] 法蘭西學院檔案，巴黎，費弗爾卷，從1930年11月1日到1931年1月1日的醫療證明。1930年11月10日費弗爾致皮雷納的信件，見於萊昂的著作（見注釋），第129頁。 [41] 呂西安·費弗爾《私人檔案與史學》，載《經濟與社會史年鑑》，1931年，第3期， 第366頁及以下。 [42] 參閱1931年夏季（無日期）和1931年9月18日費弗爾致亨利·皮雷納的信件，見於萊昂的著作（見注釋），第126頁、133頁。 [43] 費弗爾致布洛赫的信件（無日期，1931年8月17日之後），載貝特朗·米勒（編）《馬克·布洛赫、呂西安·費弗爾與〈經濟與社會史年鑑〉》，書信集，1卷，1928—1933，巴黎，1994， 第285—286頁。 [44] 見注釋。 [45] 《經濟與社會史年鑑》，1931年，第5期，84頁。據安托萬·戈格來（斯特拉斯堡）提供的信息，其中1000冊為普通本，200冊為布面精裝本。 [46] 阿爾薩斯興業銀行檔案，斯特拉斯堡，11冊豪華本的分發名單。 [47] 由於這些抽印本上沒有相關說明，所以在某些圖書館和某些有關萊茵河的書目中，登錄時發生了一些錯誤。例如魏茵（見注釋）就把一冊抽印本當作完整的版本，題作呂西安·費弗爾《萊茵河問題》，並大大提前了此書的出版日期（見魏茵的著作第63頁）。設在波恩的萊茵河國家地區歷史研究圖書館藏有一冊抽印本。 [48] 據安托萬·戈格來（斯特拉斯堡）提供的信息。 [49] 1932年7月28日費弗爾致布洛赫的信件，國家檔案館，馬克·布洛赫卷。 [50] 費弗爾為1931年版所寫的「結語」被作為附錄收入本書。 [51] 鑒於顯然不可能把他所作的全部修改一一列出，因而只能簡略地說明幾點。他修改了許多章節的標題，刪掉了若干節，尤其在第三章中調整了某幾節的位置。總之，無論從內容或是文筆來看，全文都顯得更加緊湊。一些過於誇張的比喻被刪掉了。不過，有些段落中比較有意思的說法和書目提示也被刪掉了。比如，在關於萊茵河沿岸城市那部分中，費弗爾原來要求讀者參閱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和卡爾·布赫爾（Karl Bücher）所撰寫的「值得稱道」的著作，在他看來，他們的著作「令人欽羨」（舊版第122頁）。不妨這樣說，1931年版偏重政治性，以法國公眾為主要讀者，1935年新版對這部著作的學術方面有所加強。 [52] 德芒戎、費弗爾：《萊茵河，歷史與經濟問題》，巴黎，阿爾芒·科林書局，1935，第340頁，16圖和表，開本14×23cm。此書題獻給阿爾薩斯商會會長和阿爾薩斯興業銀行董事會主席費爾南·赫倫施密特以及興業銀行總經理勒內·德布里，沒有他們的支持，「不可能……有這部書」。 [53] 1934年3月費弗爾致布洛赫的信件。國家檔案館，馬克·布洛赫卷。 [54] 1934年3月費弗爾致布洛赫的信件。國家檔案館，馬克·布洛赫卷。 [55] 費弗爾《從1892到1993，一種史學和一位史學家的良心審視》，載費弗爾《為歷史而戰》，巴黎，1953，第9頁以及以下。參閱本書第52頁及以下。 [56] 參閱皮埃爾·米蓋爾（Pierre Miquel）《凡爾賽和約與法國公眾輿論》，巴黎，1972，第281—418頁；喬治·蘇圖（Georges Soutou）《法國與東進，1914—1919》，載《歷史評論》1978，第341—388頁。有關史學家的論述，參閱維爾納·克恩（Werner Kern）《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歷史—政治文獻中關於萊茵河的理論》，薩爾布呂肯，1973；雅克·費爾尼克（Jacques Fernique）《戰鬥中的史學，大戰中的法國史學家》，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學碩士論文，1985（未版本）。 [57] 詳見弗蘭齊斯卡·魏茵的近作（見注釋），觀點比較陳舊的則有克恩（見注釋），迪特·斯托爾維克（Dieter Stollwerck）《路易十四對萊茵河邊界問題的思考》，慕尼黑，1972。 [58] 莫里斯·巴萊斯（Maurice Barrès）《東方堡壘，萊茵河的守護神》，巴黎，1921，第9頁；參閱恩斯特·貝爾特拉姆（Ernest Bertram）《萊茵河的守護神》，波恩，1922。此書作為德國方面對於同一問題的看法，是對巴萊斯的回應。 [59] 有關法德敵對的精妙分析，參閱米夏埃爾·耶斯曼（Michael Jeismann）《祖國的敵人，1792—1918年間法德兩國的敵我概念研究》，斯圖加特，1992，法譯本即將出版。關於萊茵河的神話，參閱約伊斯特·格羅爾（Joist Grolle）、英格博格·格羅爾（Ingeborg Grolle）《萊茵河寶藏》，關於政治神話的歷史，見恩斯特·舒林（Ernest Schulin）（主編）《歐洲史研究：關於馬丁·戈林的回憶》，威斯巴登，1968，第214—238頁；烏特茨·耶格爾（Utz Jeggle）《分還是合，萊茵河為何如此美麗？》載《社會學通訊》1991，第20、179—185頁。 [60] 詳情及更多具有證明力的文獻，見克恩的著作（見注釋）。關於費弗爾在這場火藥味極其濃烈的論戰中的地位，參閱筆者的文章《德國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的史學研究在法國引起的反應》，載迪特爾·貝爾格（Dieter Berg）、奧托·傑哈德·厄克特爾（Otto Gerhard Oextle）《德國和法國對19世紀的認識和及其圖景》，波鴻，1997（尚未出版）。關於法國知識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動員，參閱塞爾吉奧·魯札托（Sergio Luzzato）《血的稅賦：法國左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經受的考驗，1900—1945》，里昂，1996，第17頁及以下。 [61] 《研究委員會文集》，1卷：阿爾薩斯—洛林與東北邊界，巴黎，1918；2卷：歐洲問題，巴黎，1919。 [62] 《研究委員會文集》，1卷， 第448頁。 [63] 《研究委員會文集》，1卷，第452頁。該委員會主席厄內斯特·拉維斯（Ernest Lavisse）支持塞諾博斯。其實，我們不應該把這個委員會的意見視為陳詞濫調，認為它與所謂的「法國人有關萊茵河的言論」毫無二致；可是很遺憾，克恩在他的著作（見注釋）中低估了這個委員會的重要性（該書第294頁）。 [64] 《沒有萊茵河屏障就沒有持久和平》，巴黎，1917。德里奧（Edouard Driaud）是一位研究第一帝國的專家，關於他的情況，參閱克恩（見注釋），第257頁及以下。 [65] 福煦（Ferdinand Foch，1851—1929），法國元帥，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任協約國軍總司令。—譯者 [66] 很遺憾，直至今日，法國占領萊茵河沿岸國家一事尚未成為用以分析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的研究史學課題。參閱克勞斯·賴黙爾（Klaus Reimer）《萊茵蘭問題和萊茵蘭運動，1918—1933》，美因河畔法蘭克福，1979；馬丁·聚斯（Martin Süss）《法國占領下的萊茵蘭，從1918年11月的停戰到1926年2月的分離主義騷亂》，斯圖加特，1988；格哈爾德·格拉勃（Gerhard Gräber）、馬蒂亞斯·斯賓德爾（Mathias Spinder）《普法爾茨地區及其分離主義》，蘭道，1992。 [67] 施密特在《萊茵河評論》等刊物上發表了許多文章，《萊茵河評論》是法國高級專員署的出版物。參閱英格麗德·福斯（Ingrid Voss）、于爾根·福斯（Jürgen Voss）《〈萊茵河評論〉是法國在萊茵蘭的文化政治工具，1920—1930》，載《文化史檔案》，1982，第64、403—451頁。 [68] 參閱魏茵（見注釋），第90頁及以下。 [69] 參閱格奧爾格·賴斯米勒（Georg Reissmüller）和約瑟夫·霍夫曼（Josef Hofmann）編輯的書目《十年萊茵蘭運動，包括薩爾和奧伊特—馬爾梅迪在內的萊茵河西岸問題資料匯編》，布雷斯勞，1929。 [70] 關於這個研究所的創設，參閱柏林—達赫萊姆普魯士檔案館，NW5， 604號，以及埃迪特·艾能（Edith Ennen）《赫爾曼·奧賓與萊茵蘭土地改良史》，載《萊茵季刊》，1970，第34、9—42頁。 [71] 參閱博奈爾·格萊赫爾特（Bonner Gelehrte）的書目研究，見《史學著作—波恩學者的歷史學論文集》，波恩，1068；阿洛伊斯·舒爾特（Aloys Schulte）以其出版於1918年《法國與萊茵河左岸》（法譯本，1918，洛桑），支持了該研究所的初期工作。 [72] 赫爾曼·奧賓（Hermann Aubin）等：《萊茵蘭早期和近代歷史》，2卷本，埃森，1922；赫爾曼·奧賓等：《袖珍萊茵蘭歷史地圖》，波恩，1926（修訂版改名為《袖珍萊茵蘭德國領土歷史地圖，中世紀和近代》，科隆，1950）；弗蘭茨·施泰因巴赫（Franz Stainbach）：《西德意志部族和民族史研究》，耶納，1926（再版，達姆施塔特，1962）。赫爾曼·奧賓、特奧多爾·弗林斯（Theodor Frings）、約瑟夫·米勒（Josef Müller）《萊茵蘭的河流文化與州文化—歷史、語言和民俗》，波恩，1926（1966年再版，達姆施塔特）。這部著作如今常被當作年鑑派史學的先行者，有關評論參閱皮特·舒特勒《「年鑑派范型」與德國史學（1929—1939），德國科學向法國的轉移？》，載《近代史學史雜誌》1993，第14、43—65頁。 [73] 奧賓、弗林斯、米勒（見注釋）。 [74] 參閱阿洛伊斯·舒爾特（Aloys Schulte）（主編）《一千年的德意志歷史和萊茵河的德意志文化》，杜塞道夫，1925；弗蘭茨·施泰因巴赫《萊茵河歷史的命運問題》，斯圖加特，1925，第107—108頁。此外還可參閱魏茵的著作（本文注釋）。 [75] 參閱馬丁·赫羅德（Martin Helord）、約瑟夫·尼森（Josef Nissen）、弗蘭茨·施泰因巴赫《法國的薩爾政策史》波恩，1934；赫爾曼·奧維爾貝克（Hermann Overbeck）、格奧爾格·威廉·桑特（Georg Wilhelm Sante）與赫爾曼·奧賓、奧托·毛爾（Otto Maull）、弗蘭茨·施泰因巴赫（主編）《薩爾地圖集》，哥達，1934。關於波恩學派在納粹時期的情況，參閱卡倫·舍恩瓦爾德（Karen Schöwälder）《歷史與政治，德國納粹主義史研究》，法蘭克福，紐約，1922，第38頁及以下；還可參閱筆者即將發表的文章《西方的『防禦戰』和『領土防衛』研究史》，載皮特·舒特勒（主編）《合法化研究史，1918—1945》，法蘭克福，1997。 [76] 所有頁碼均指本版。 [77] 參閱呂西安·費弗爾《歷史地理和政治地理學近著》，在《歷史與文學評論》96，1929，第401—408頁，後收入其《為完整的歷史而努力》，巴黎，1962，第130—138頁。 [78] 參閱《歷史學報》，158卷，1928，第137頁；《歷史學報》，163卷，1930，第366頁及以下。 [79] 阿爾薩斯興業銀行（編）：《萊茵河》（參見注釋），7頁。在下文中，這個版本被稱作第一版。 [80] 《萊茵河》第一版，第41頁。 [81] 關於對這句題詞的理解，請參閱茹里安（編）：《19世紀史學家著作摘要》，第CXXVI頁。費弗爾當然非常熟悉這部著作，這是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歷史系學生的必讀書。對於孟德斯鳩哲學思想的最新解析，請參閱路易·阿爾都塞《孟德斯鳩》一書，他也將孟氏的這句話選作此書的題詞。（巴黎，1959，第5頁） [82] 參閱費弗爾的文章《16世紀的法國與斯特拉斯堡》，載《阿爾薩斯生活》，1925，第12、239—244；1926，第2、32—39頁。 [83] 巴塞爾的維爾納·凱吉檔案館（Archives Werner Kaegi）藏品，1946年7月8日費弗爾致維爾納·凱吉的信件。 [84] 韋桑島（Ouessant），布列塔尼附近的一個面積僅20餘平方公里的小島；聖馬蒂厄海角（Saint-Mathieu），布列塔尼半島頂端的一個海角，與韋桑島隔海相望。——譯者 [85] 費弗爾：《邊界：歷史詞彙研究》，載《國際綜合中心學報》，1928，第5、31—44頁。（收入《為完整的歷史而努力》，第11—24頁，參閱本文注釋。）費弗爾為此書所準備的材料和筆記都保存在他的個人檔案中（「邊界」卷）。另有一篇從方法論上看比較重要的論文，即漢斯·梅迪克（Hans Medick）《邊界與政治社會空間的產生，關於邊界的早期和現代政治—社會史》載貝恩德·維斯布羅德（Bernd Weisbrod）（主編），漢諾威，1993年，第195—207頁。漢斯·梅迪克此前不久曾責怪費弗爾對於邊界的日常情況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夠重視。讀完《萊茵河》之後，我們對於這一指責難以苟同。 [86] 此處指 1814年10月—1815年6月間歐洲多國參加的解決拿破崙帝國瓦解後諸多問題的會議。——譯者 [87] 1815年3月20日拿破崙從流放地逃出，返回法國重整舊部，6月22日在滑鐵盧徹底潰敗，其間共約一百天。——譯者 [88] 直到不久之前，認真地羅列這些顯得過於「法國化」的問題，在德國的歷史學中還難以想像。此後出版了曼弗雷德·科爾特（Manfred Koltes）的著作《法蘭克王國和普魯士之間的萊茵蘭，普魯士統治期間（1814—1822）延續性和變化研究》，科隆，1992；他首次以文獻為依據，考察了萊茵蘭地區的親法和反普情緒。 [89] 例如，費弗爾對博尼法斯的描繪是：在英國式的仇視不正規的分為鍾成長的一本正經的英國人，又如，他對農民和下層民眾含有貶義的評述。還有他對法國軍隊、羅馬軍隊和殖民政府的大題相同的評價，如今，這些評價提出了問題，說明作者把它們與法蘭西殖民帝國相提並論。 [90] 在這一點上，費弗爾的堅實依據是以加斯東·澤勒（Gaston Zeller）堅實的著作《梅斯重歸法國（1552—1648）》，2卷，巴黎，1926，費弗爾批評此書僅從外交史角度討論這一問題，對其社會面貌有所忽略（《近代歷史評論》，3，1928，第41—47頁。）還可參閱：澤勒對邊界政治史的總體介紹《一千年來的法國與德國》，巴黎，1932；斯特拉斯堡的歷史學家菲里克斯·蓬泰伊（Félix Ponteil）的《阿爾薩斯簡史》，斯特拉斯堡，1937。皮特·薩林斯（Peter Sahlins）新近對「天然邊界」的討論撰寫了一篇綜述《重新審視天然邊界：17世紀以來的法國邊界》，載《美國歷史評論》，95，1990，第1423—1451頁。 [91] 收復失地運動（Reconquista）是公元718至1492年間，位於西歐伊比利亞半島北部的基督教各國逐漸戰勝南部穆斯林摩爾人政權的運動。——譯者 [92] 參閱費弗爾為《法國百科全書》第七卷所寫的序言，1936，第3—12頁。他在這篇序言中把人種觀念比作「浪漫主義的神話」和「血腥的寵兒」。在他的「地球與人類進化」（參見注釋）和其它課程中，他一再談及這個問題。 [93] 1932年4月22日信件，見萊昂（主編）《 「年鑑派」史學的誕生：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克·布洛赫致亨利·皮雷納的信件（1021—19335）》，第143頁。 [94] 戈特弗里德·普法伊弗爾（Gottfried Pfeifer）發表在《萊茵季刊》上的文章，6，1936，第96頁。 [95] 費弗爾：《16世紀的不信教問題，拉伯雷的宗教觀》，巴黎，1968（第一版於1942年發行），第19頁。 [96]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曾經就詳盡的腳註是否體現了某些「德國」風格這個問題，打了一場認真的筆仗。許多「法國式」的史學著作隨後放棄了添加腳註的做法。費弗爾卻不以為然，並請讀者參閱「叛國者」卡米伊·茹里安，原來，這位史學家在他自己的著述中添加了許多腳註。（《戰後出版的近代史著作》載《歷史綜合評論》，34，1922，第127頁及以下）。 [97] 第一版，第120頁。 [98] 第一版，第120頁。 [99] 居斯蒂納（Philippe Custine，1740—1793）法國將軍，1792年率領萊茵軍團，先後攻占沃爾姆斯、美因茨、法蘭克福等德國城市，後被布倫威克率領的反法聯軍擊退。——譯者 [100] 費弗爾深知，法國對於萊茵河國家的具體研究遠不如德國，所以，他以《法國百科全書》集體研究委員會主席身份於1935年提出建議，開展一場調查研究，其規模應與德國的同一項目相當。參閱安德烈·瓦拉尼亞克（André Varagnac）的報告《在法國進行的集體研究的若干成果，萊茵河之路與萊茵蘭各國》，載《綜合評論》11，1936，第83—87頁。關於此次調查的背景，參閱蒂費納·巴泰勒米（Tiphaine Barthelémy）和弗洛朗斯·韋伯（Florence Weber）（主編）《一覽無遺的鄉間——30年代法國農村一瞥》巴黎，高等社會科學學院，1989，第227頁及以下。 [101] 請看阿爾薩斯興業銀行行長勒內·德布里在寫給費弗爾的信中所說：「你的書是寫給歷史學家和學者看的，你唯一的期待就是他們的佳評。然而，你的筆力如此強勁，如此富有詩意，如此生動，以至於我這個萊茵蘭商人，雖然僅僅只把利潤拋諸腦後的瞬間用來拜讀大作，卻居然也被你書中那些勾起思緒的圖景所感動，所吸引，並為之著迷。」（1931年7月15日，阿爾薩斯興業銀行檔案）。 [102] 馬克·布洛赫：《中世紀德國史》，載《歷史評論》，169卷，1932，第615—655頁。本文此處所述內容部分見於618—620頁。以下引文同此。 [103] 馬克·布洛赫，亨利·博理格：《萊茵河》，載《經濟與社會史年鑑》，5卷，1933，第83—96頁（參閱本文注釋）。 [104] 馬克·布洛赫，亨利·博理格：《萊茵河》，第83頁。 [105] 馬克·布洛赫：《萊茵河》，載《經濟與社會史年鑑》，第7卷，1935，第505—506頁。參閱布洛赫1935年4月15日致費弗爾的信件，信中寫道：「無論對於『家』，對於德芒戎或對於我個人來說，還是別讓此書悄無聲息為好。」（國家檔案館，馬克·布洛赫擋）。 [106] 參見《阿爾薩斯書目》，5卷，1931—1933， 第26頁及以下；加斯東·澤勒《一位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眼中的萊茵河》，載《阿爾薩斯評論》，86卷，1935，第47—66頁；保羅·勒約（Paul Leuillot）發表在《公共教育歷史和地理教師協會通報》的文章，26卷，1935，85期，第99—201頁；埃內斯特·托內拉（Ernest Tonnelat）《萊茵河》，載《現代語言》，30卷，1935，7月，第1—4頁。亨利·奧賽爾（Henri Hauser）發表在《政治經濟學》上的文章，49卷，1935，第1425—1426頁。 [107] 萊昂·卡昂的文章刊登在《近代史評論》，10卷，1935，第283—285頁。 [108] 《地理評論》（Geographical Journal），86卷，1935，第176—177頁；《地理評論》（Geographical Rerview），26卷，1936，第171—172頁；《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rical Review），41，1936，第565—566頁。盎格魯—薩克森的公眾（因而不只是學者專家）對費弗爾早已相當熟悉，他的地理學著作不久之前剛剛被譯成英文，書名為《歷史學的地理學導論》，他的《路德》也於1929年出版了英譯本。 [109] 戈特弗里德·普法伊弗爾發表在《萊茵季刊》上的文章，第95—101頁（參閱本文注釋）。以下引文同。普法伊弗爾（1901—1985），師從地理學家萊奧·韋貝爾（Leo Waibel），曾任教於波恩大學，任地理講座講師，1933年被納粹驅逐出境。1737年在波恩大學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內容為北加州農業問題（參閱《經濟與社會史年鑑》對這篇博士論文的評論，10卷，1938，第272頁）。1941年，普法伊弗爾成為漢堡大學非常任教授，此後於1949年擔任海德堡大學的一個講座教授。 [110] 這個概念是柏林地理學家阿爾布雷希特·彭克（Albrecht Penck）製造的，發表在他那篇關鍵性的論文《德意志民族及其文化觀念中的領土》中，載卡爾（Karl）、洛施（Loech）（主編）《來自人群的人民》，1卷，布雷斯勞，1925，第62—73頁。將此說用於西部邊界的實例，參閱威廉·弗爾茨（Wilhelm Volz）《西德人民的土地，論西方國家的問題》，布雷斯勞，1925。關於此類研究的成果及其研究機構，參見注釋。 [111] 弗蘭茨·佩特里（Franz Petri）：《邊界問題在西方》，載《德國史學季刊》11，1935，（1936年出版），563頁。保羅·文策克（Paul Wentzcke，1879—1960）發表在《歷史學報》160期上的文章，161—162頁。弗蘭茨·佩特里（1903—1993）是波恩學派的弗蘭德爾專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主管在被占領的比利時推行納粹文化政策。保羅·文策克起初是斯特拉斯堡的檔案管理員，後來擔任杜塞道夫檔案館館長，1935年起任第三帝國阿爾薩斯—洛林科研所所長。他出版了多種以《為萊茵河而戰》為主題的著作；二戰期間，他主管隸屬於黨衛軍帝國安全總部的西方出版署。 [112] 《歷史學報》（參見注釋），下注同。 [113] 外交部政治檔案，波恩，第60274、62167—62170頁。下面引文的出處同此。 [114] 弗里德里希·梅茨（1890—1969）起初擔任設在萊比錫的德意志文化與民族研究基金會秘書，後來在因斯布魯克、埃朗根和布賴斯高的弗賴堡講授地理學，在布賴斯高的弗賴堡，他主持阿勒曼尼語研究所（阿勒曼尼語包括一系列方言，與巴伐利亞─奧地利語（Bairisch-österreichisch）同屬上德意志語（Oberdeutsch）。「阿勒曼尼語」原指阿勒曼尼人的語言，阿勒曼尼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列支敦斯登人（Liechtensteiner）即其後裔。——譯者）並於1936年擔任該校校長。 [115] 施泰因巴赫本人也在研討會上宣讀了一篇論文，探討導致法德兩國歷史學家對立的分歧。 [116] 一個名為「法國東部邊界和德國西部問題研究委員會」的組織，當年出版一份雜誌，名叫《萊茵蘭札記》。這份期刊的總編輯費爾南·呂利耶（Fernand l'Huillier）曾是費弗爾的學生，他大張旗鼓推薦老師的著作《萊茵河》（該雜誌1945年3月號。第7頁）。 [117] 米勒（參見注釋）所編書目的212頁顯然有誤，《萊茵河》並未於1967年再版。 [118] 斯特拉斯堡的地理學家艾蒂安·朱利亞爾（Etienne Julliard）對德芒戎和費弗爾的這部著作讚不絕口，他自己的作品《歐洲的萊茵蘭——一個廣闊地帶的地理》，巴黎，1968，堪稱成功地重提費弗爾曾經論述的問題的第一部著作。 [119] 雅克·勒高夫為讓—克洛德·施密特的《異端之死——14、15世紀上萊茵河地區在不願發願的修女面前的教會和教士》，巴黎，1978，第6頁。參閱克里茨多夫·鮑米安（Krysztof Pomian）《『年鑑』時刻，土地、人與世界》，見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主編）《記憶之地》，2卷，巴黎，1986，第377—429頁。 [120] 參閱亨利·博理格《呂西安·費弗爾在斯特拉斯堡》載《斯特拉斯堡文學院通報》，36卷，1957，第169—184頁。菲利普·多蘭熱（Philippe Dollinger）《呂西安·費弗爾與阿爾薩斯史》，同上，第193—196頁。 [121] 參閱上注，又見注釋。 [122] 費弗爾《國務活動家的是與不是》，載A.B. 迪夫（A.B.Duff）、F.加利（F. Galy）（主編）《國務活動家》，3卷，巴黎，1936，第703—723頁，此處引語見於第719—720頁。 [123] 呂西安·費弗爾《關於萊茵河經濟史的若干思考》，載《為紀念斯特拉斯堡商會和工業150周年而出版的斯特拉斯堡研究》，1953 ，第17—26頁。與此同時，費弗爾在他的《致菲利普·多蘭熱的信—序》中也談到了同一問題，載《數百年間的阿爾薩斯與瑞士》，巴黎，1952，第11—20頁。 [124] 參閱由費弗爾執筆刊登在《經濟與社會史年鑑》上的德芒戎訃告，3卷，1941，第81—89頁；後來收入《為歷史而戰》（參閱本文注釋），第381—386頁。費弗爾在文中讚揚了德芒戎對《萊茵河》一書所作的貢獻。 [125] 參閱皮特·舒特勒《心態、意識形態、話語，關於『第三層』的社會於歷史主題化》，載阿爾夫·呂德克（主編）《日常史》，巴黎，人文科學出版社，1994，第71頁，尤其是第73頁及其以後多頁。 [126] 羅貝爾·曼代：《德國與德國人》，1卷，巴黎，1948，第165頁及以下多頁。費弗爾把此書視為《論20世紀的德國》，（AESC，5卷，1950，第272—277頁）。 [127] 哈布斯堡的奧托（Otto de Habsbourg， 1912—），前奧地利大公，社會活動家，用德文和法文撰寫了許多有關洛林地區的文章。——譯者 [128] 參閱理察·法貝爾（Richard Faber）《西歐的長期政治鬥爭》，希爾德斯海姆，1979，第150頁及以下多頁。此外，萊茵蘭諸國的歐洲使命和查理曼的實例，也被納粹利用來動員西歐居民對付「布爾什維主義」。 [129] 拉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1790—1869），法國詩人、作家和國務活動家。——譯者 [130] 參閱讓·迪蒙（Jean Dumont）《萊茵河，西方的尼羅河》，巴黎，1964。書中沒有提到費弗爾的這部著作，保羅·勒約在《經濟與社會史年鑑》上指明了此事（AESC，2卷，1947，第377頁）。 [131] 德芒戎《歐洲聯盟、歐洲聯邦或地區諒解的地理條件》，載《經濟與社會史年鑑》，4卷，1932，第433—451頁。 [132] 關於這個問題，參閱馬爾林·韋塞爾（Marleen Wessel）《呂西安·費弗爾與歐洲》，載《歐洲研究手冊》，4卷，1991，第203—216頁。 [133] 重點參閱朱利亞爾（本文注釋），同時參閱皮埃爾·艾索貝里（Pierre Ayçoberry）、馬克· 菲洛（Marc Ferro） （主編）《萊茵河史》，巴黎，1981；漢斯·博爾特（Hans Boldt）（主編）《萊茵河，歐洲一條大河的神話畫與現實》，科隆，1988；貝爾納·勒福爾（Bernard Lefort）《萊茵河——歐洲的記憶》，巴黎，1992；霍斯特·約翰內斯·蒂默斯（Horst Johannes Tümmers）《萊茵河，歐洲的河流及其歷史》，慕尼黑，1994。近幾年舉行了多次展覽會，不僅讓我們有機會欣賞到萊茵河秀麗的景色，而且能得到豐富的書目：理察·加桑（Richard Gassen）、伯恩哈特·霍萊采克（Bernhad Holeczek）（主編）《萊茵河神話》，3卷，路德維希港，1992；克勞斯·霍奈夫（Klaus Honnef）（主編）《萊茵河的魅力—發現萊茵蘭的景色》，慕尼黑，1992。 [134] 例如可以參閱克勞迪亞·烏布里希（Klaudia Ulbrich）關於薩爾的著作《萊茵河邊界，反抗與法國大革命》，載福爾克爾·勒德爾（Volker Rödel）（主編）《法國大革命與上萊茵河——1789—1798》，錫格馬林根，1991，第223—244頁；《邊境是一個機會嗎？評法國大革命前夕薩爾—洛林—盧森堡等地區帝國邊界的重要意義》載阿爾諾·皮爾格拉姆（Arno Pilgram）（主編）：《邊界開放，移民，犯罪》，巴登巴登，1993，第139—146頁；弗蘭茨·伊爾希格勒（Franz Irsigler）關於法爾茨—盧森堡地區的著作《邊界政策對移民和文化發展的影響》，載《移民研究》，9卷，1991，第9—23頁；皮特·薩赫林斯（Peter Sahlins）關於魯西永和法國與西班牙之間的庇里牛斯山脈邊界的研究《邊界，法國與西班牙的庇里牛斯邊界的形成》，伯克利，加州，1989。關於邊界史思考的重要性，參閱皮埃爾·圖貝爾（Pierre Toubert）《邊界與邊界—歷史學研究對象》，載《中世紀地中海世界的邊界與人群》羅馬—馬德里，1992，第9—17頁。此外還可參閱漢斯·梅迪克的文章（本文注釋） [135] 布格河（le Boug），前蘇聯與波蘭之間的界河。普魯特河（le Prout），前蘇聯與羅馬尼亞之間的界河。德里納河（la Drina），前波赫與塞爾維亞之間的界河。——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