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茵河 · 介紹
呂西安·費弗爾與萊茵蘭歷史的去神話化
皮特·舍特勒 [1]
總而言之， 倘若法國與德國果真已經把各自歷史的總體特徵分別鐫刻在雙連板 [2] 的兩面，那麼，怎麼可以不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這副雙連板的鉸鏈，也就是萊茵河呢？
呂西安·費弗爾 [3]
凡是想要就萊茵河著書立說的歷史學家，首先應該驅除頭腦中的幽靈。
馬克·布洛赫 [4]
河流也有歷史。可是，萊茵河與其它河流不同。萊茵河有兩部甚至多部歷史：一部德國萊茵河史，一部法國萊茵河史，一部瑞士萊茵河史，一部荷蘭萊茵河史，甚至還有一部比利時萊茵河史和一部英格蘭萊茵河史；至少有一部法德萊茵河史和一部歐洲萊茵河史。每一部萊茵河史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講述，就看你站在哪裡，是站在河中央還是站在左岸或是站在右岸；是站在遠處還是站在近處；是從內部追隨萊茵河的神話或傳說，還是以各個城市的編年史和萊茵河沿岸的文字記載為依據。不過，我們還可以看到許多有關萊茵河與萊茵蘭土地上的歷史爭議。呂西安·費弗爾寫作這部著作時，法國占領著萊茵蘭，德國正處在魏瑪共和國危機之中，他試圖把從不同角度觀察萊茵河的一些觀點融合起來，所以，這部著作既是對萊茵河的歷史地理學和地理歷史學的貢獻，也是對於萊茵河兩岸的歷史學家各自把萊茵河歷史據為己有的一種批評。這就是說，它既是一部學術著作，又是一部政治論著。儘管這是一部深思熟慮、落筆謹慎的著作，但它卻並不完整，而且具有臨時性。可是，正是它的不完善賦予了這部著作以特殊的魅力，時間過去了60年，這部著作的力量在這個今非昔比的世界上絲毫不曾稍減。是的，在這60年間，無論在事實上抑或在兩岸民眾彼此相處的方式上，萊茵河都變成了一條「歐洲河流」，而這正是費弗爾當年對萊茵河發自內心深處的稱呼。歷史研究在許多領域中當然也有了新發現（尤以城市考古學為最）。儘管如此，費弗爾在30年代提出的課題依然具有現實意：以一部科學的、對比的、反傳統的萊茵蘭地區和景觀史，取代建立在民族衝突基礎上的萊茵河史。
一部應邀撰寫之作的故事
在這部版本多、書名也多的講述萊茵河的著作背後，有著一個錯綜複雜的故事。費弗爾是應斯特拉斯堡的一家銀行之訂而寫作此書的，而這家銀行此前原本打算委託另一位歷史學家撰寫此書。然而，這部應命之作從許多方面來看，卻成了費弗爾的名著之一 [5] 。
創建於1881年的阿爾薩斯興業銀行（la Société générale alsacienne de banque）為慶祝其50周年，有意出版一部雄心勃勃的著作 [6] 。依據總裁勒內·德布里的建議，萊茵河被選定為這部著作的主題 [7] ，藉此將受該銀行經濟影響的地區 [8] 、圍繞著萊茵河的爭執、萊茵河上的航運，以及自戰爭 [9] 結束以來始終成為政治爭論中心的左岸領土問題，一併納入同一部書中加以探討。在德國方面，協約國的軍事存在和法國為確保獲得賠償而採取的抵押政策，掀起了一陣文宣熱潮，並於1925年達到頂點，這一年據說是萊茵蘭各國歸屬帝國的一千周年，為此舉行了一系列紀念活動 [10] 。1927年還出版了一部有關萊茵河航運的紀念性著作；「地理政治學家」卡爾·豪斯霍費爾那部關於萊茵河的多卷本著作從1928年開始出版，萊茵河在書中被視作「生存空間」和「命運」 [11] 。費弗爾應該給予回應的便是所有這些有關萊茵河的著作。況且，德布里是洛迦諾時期致力於促進法德關係和緩的大企業家之一 [12] ，這部紀念性出版物自然應該為阿爾薩斯興業銀行的形象增添光彩，並展示法國方面在萊茵河問題上較為「開放」的看法。
阿爾薩斯興業銀行原本打算委德布里的好友夏爾·施密特撰寫這部著作的歷史部分，這位阿爾薩斯歷史學家是長期從事萊茵河研究的專家 [13] ；其餘部分則由文學教授費爾南德·巴登斯貝爾格 [14] 、地理教授阿爾貝·德芒戎 [15] 和該銀行的一位經濟學家負責撰寫。但是，施密特於1928年升任檔案館和圖書館總監後，因無暇從事寫作而不得不退出為萊茵河編書的計劃。為了填補這一空缺，他推薦斯特拉斯堡的歷史學家呂西安·費弗爾取他而代之。
費弗爾就這樣參與到為萊茵河編書的工作中來了。其實，費弗爾的老家並非阿爾薩斯，而是弗郎什—孔泰，他在巴黎接受高等教育，後來在第戎大學教書，直到戰爭爆發。費弗爾並不精通德文，僅因教學和工作所需略知一二，他到萊茵河彼岸也僅僅寥寥數次（從1921年起，他在隸屬於斯特拉斯堡大學的日耳曼研究中心教書，該中心設在美因茨）；不過，德國歷史在他的學術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16] 。他的主要研究對象是15世紀的勃艮第和16世紀的哈布斯堡，1928年他出版了專著《路德》 [17] ；此外，20年代初期，他出版了一部關於地理學、社會學和歷史學關係的研究方法專著，在這部書中，他把「萊茵河—邊界」作為實例，論述了需要進行深入研究的意識形態神話化問題 [18] 。費弗爾雖然不是一位嚴格意義上的萊茵河專家，但他長期以來一直關注萊茵河在法國、德國與歐洲背景下所扮演的歷史、政治和地理角色。
費弗爾接受阿爾薩斯興業銀行的委託，把它視為一種專業和知識的挑戰。他在1929年2月寫給興業銀行董事長的信中說道：
『萊茵河史』包含著許許多多彼此矛盾的事實和傾向，想用200頁的篇幅一股腦兒加以概括，並且尋找到一種觀點，藉此理性地釐清一系列包含各種事件、抱負和夢想的名副其實的混沌，同時又不忽略任何基本的東西；這實在是一樁十分吃力、非常困難的差事。也正因為如此，對於一位喜歡進行職業冒險的歷史學家來說，卻又是一件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工作 [19] 。
商定的酬金為25000法郎，在艱難的經濟危機時期，對於一個有著三個孩子的家庭來說，這筆錢頗具誘惑力 [20] 。
在費弗爾看來，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法國學者就這樣一個題材撰寫的書，不能也不應是一部平庸之作；因為，這是一個良心問題。」 [21] 所以，這部書不能僅僅是多篇文章的簡單匯編，而應該有一個總綱，藉以把擬定撰寫的文章有條不紊地相互連接起來，特別是歷史和地理部分。德芒戎是費弗爾的故交（他是費弗爾的妻子蘇姍在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教師），兩人早就是好友，況且費弗爾對地理學興趣頗濃 [22] ，所以他相信，找到一個「共同點」 [23] 並不困難。但是，他的樂觀隨著時間推移而逐漸消散，他們兩人寫出來的這部書只是一部將地理和歷史糅合在一起的著作。
1929年2月，德芒戎向銀行提交了提綱草稿，依據這個提綱，這部書將從經濟地理學角度來撰寫 [24] 。在他寫給呂西安·費弗爾的一封信中，他所表明的也是這個觀點：
「1）各個時期的萊茵河及其航運：水運流量、內河航運業、河流狀況、河流整治，所有這些自然是指順流而下，直至入海口。萊茵河上的港口。內河航運的交匯點（我說的這些並無先後順序）。我願意依照這樣的思路撰寫。
2）政治組織和商業中心（這部分似乎應該由你撰寫）。這條大水道的存在如何支配著政治組織？萊茵蘭諸國。當然，所有這些也都直到入海口。關於比利時和荷蘭有多少事情要說？當然還有法國與德國的關係，甚至還有與瑞士的關係？
財富、交換、商業中心在歷史上的形成和發展，巴塞爾、法蘭克福、科隆、斯特拉斯堡等地的作用。金融輻射。
3）萊茵蘭諸國的工業。［阿爾薩斯興業銀行的］博斯先生對我說 [25] ，他對這些問題非常感興趣。我覺得，這方面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當前可能主宰著過去。這些萊茵河國家的相互聯繫。煤炭以及不久之後的水力發電將會把這些國家更加緊密地聯結在一起。
4）萊茵河沿岸城市。之所以有這個想法，是因為覺得雖然既非經濟也非歷史，但可能相當別致，相當生動；這許多城市逐一予以描述，就像是展示一條街，就它們離不開萊茵河這個角度，讓人們看到這些城市的生活。」 [26]
我們沒有見到費弗爾的覆信，不過，鑒於被他稱作「德芒戎提綱」 [27] 的這個提綱，對於萊茵河歷史僅僅只是一筆帶過，恐怕他很難接受。因為，儘管萊茵河是法國與德國的連接線或者說聯結點，可是，這個提綱對於萊茵河的歷史問題和政治問題卻隻字不提。所以，雖然在巴黎和斯特拉斯堡開了幾次會，但是，最終還是決定徹底分開，各自執筆撰寫，以便讓每個撰稿人將自己認定的問題充分展開，完全根據自己的觀點撰寫。於是，在費弗爾執筆的第一部分中 [28] ，他採用「問題史學」的手法，提出新問題，採用新視角；而呈現在德芒戎執筆的第二部分中，最終還是一幅傳統的萊茵河航運和經濟圖景。（正因為如此，此次重版時沒有把這部分保留在書中 [29] ）。此外，本應由阿爾弗雷德·博斯撰寫的關於經濟的那幾章 [30] ，後來沒有寫成，原定的內容被壓縮成一篇無人署名的「序言」，而原本應該闡述文學史的那篇序言則全然付諸闕如。
起初，費弗爾覺得這部著作並不難寫，他在1929年6月的一封信中說自己相當樂觀，這部書「不會費多少力，……倒是一個機會，寫百十來頁讓人感興趣的書」。 [31] 1930年5月，阿爾薩斯興業銀行邀請這兩位尚未動筆的作者暢遊萊茵河（他們的夫人以及銀行管理委員會的成員陪同）；整個行程如下 [32] ：
5月24日，星期六，抵達美因茨：在Hollande飯店晚餐並過夜。5月25日，8時45分搭SS Nanny輪（萊茵河航運總公司 [33] 的一艘拖船）出發，在船上進早餐和午餐，18時45分抵達科隆（下榻Exclsior飯店）20時晚餐。5月26日，9時，在科隆分行舉行理事會，其他客人搭大巴士遊覽市容，並觀光杜塞道夫，13時，在Park飯店進午餐，15時，搭大巴士郊遊埃森，遊覽魯爾盆地，18時抵達魯爾奧特 Duisberger飯店進晚餐並過夜；5月27日，9時，參觀港口，11時30分，在Duisberger飯店進午餐，13時，搭另一艘法國拖輪繼續旅行，18時，抵達奈梅亨，在Bergendahl飯店進晚餐並過夜；5月28日，9時出發，15時抵達鹿特丹，參觀港口，16時，在Mass俱樂部進茶點，18時，旅行結束。
泛舟河中，凝視兩岸，懸崖峭壁、古堡和城市，逐一從眼前掠過，一步步走近北海；聞到它的氣息，聽到它的濤聲，看到灰藍色的「荷蘭天空」，對於呂西安·費弗爾來說，所有這一切都使他獲得了一個嶄新的、別具一格的觀察角度。後來他在書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了這次萊茵河之游。日後他與朋友談及此行時說，那天雖然是個陰天，但並不影響此行的「效果」，「灰色對於這些地區很合適，若是在明媚的陽光照射下，它們的輪廓可能就會顯得不那麼自然，灰色簡化了它們的輪廓，並賦予它們以宏偉壯觀的氣勢。」 [34] 壯麗的景色和斯特拉斯堡的大亨們豐盛的「金融家筵宴」，只不過是此次河上之游的一個方面，在到達奈梅亨之前，遊船一直在一個不久之前還處於軍事占領甚至相互爭奪的地區內航行。此外，費弗爾在此次航行中訪問魯爾地區，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魯爾南部景色秀麗，風光迷人，北部強盛，但是，埃森顯得醜陋，而我們曾經留宿的杜伊斯堡和魯爾奧特則令人憂慮。」在他的遊記摘要中，我們也能讀到他這種獨具特色的憂慮：
「這樣的一次遊歷著實給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實實在在地看到了活生生的萊茵河，看到它如何改變節奏，如何改變空間，看到它如何以不可阻擋之勢，激活了若干工業區，這些工業區呈現出世界上所有工業區中最美的景觀。然而，在杜塞道夫這樣的城市中，尤其在杜伊斯堡、魯爾奧特這類雨後春筍般湧現的城市中，我們強烈地感到，戰前的警覺和令人恐懼的狂熱心態正在德國重新抬頭。因傲慢而生的危險的陶醉狀態，難以遏制的濫用實力的企圖，就其本身而言，這些其實並不令人十分吃驚，因為，無論哪個民族，倘若同時擁有魯爾的煤炭、礦藏和萊茵河，能不藉助這三大優越條件，創建一個名列全球前茅的工業強國嗎？」
在費弗爾看來，威脅戰後歐洲秩序的不是「復仇使徒」，而是重新抬頭的日耳曼人的傲慢，就如同人們在萊茵蘭某些城市中可以看到的那樣。一段時間之後，他在寫給亨利·皮雷納的信中表述了他的這種判斷：
「我乘船順流而下，在極佳的條件中走完了從美因茨到鹿特丹的全程，途中上岸遊覽了魯爾地區。我在腦海中帶回來了一些圖像，從歷史上來看，這些圖像令人十分震驚。就像是一隻巫師的酒槽，裡面激烈地翻騰著三四個彼此矛盾的德國，它們糾纏在一起，成為一個怪異的、讓人無法看懂的混合體，而這個混合體就是德國；然而，這是哪一個德國？從什麼地方源源不斷地冒出狂熱的、覬覦和貪婪的濃煙，這些濃煙將會帶來什麼，我們再清楚不過了。在阿姆斯特丹，在倫勃朗的畫作前，在鬱金香和玫瑰遍地盛開的荷蘭，我們也許不禁會為自己的杞人之憂發笑；可是，我們不妨嚴肅地思索一下，荷蘭的這種和平在多大程度上是以極端自私為代價取得的。存在於羅森達爾和安特衛普之間的是什麼國界；對於歷史學家來說，事實提供了什麼教訓。」 [35]
此次旅遊結束後，費弗爾方才正式開始寫作，此前僅僅做了一些筆記，收集了一些材料。馬克·布洛赫也給了他幾包帶有「《萊茵河》用」字樣的材料 [36] ，他們是同事和朋友，從1929年開始聯手編輯出版《經濟與社會史年鑑》。1930年1月，費弗爾只知道一件事：「無論如何，我不會陷在凡爾登條約、法蘭克福條約、凡爾賽條約等等這些沒完沒了的史實裡面。還有別的事情要說，萊茵河比這些條約的價值更高、更重要 [37] 。」 時光匆匆，交稿的時刻日益逼近。這個寫作計劃要求他廣泛而大量地閱讀，恰如費弗爾的檔案、他的著作以及《萊茵河》第二版所附的參考書目所表明，在1930年夏季和整個1931年，他花費了大量時間進行閱讀。與此同時，他還得備課，還得主持問題成堆的《經濟與社會史年鑑》的編務工作，有時他不得不用自己的文章和截稿之前匆忙撰寫的書評湊夠雜誌的版面 [38] 。他從1928年起就試圖在巴黎謀到一個教職，因為他再也無法忍受斯特拉斯堡和阿爾薩斯的政治形勢 [39] 。1939年夏季，費弗爾做了一次鼻竇炎手術，同年11月，他與妻子一起遭遇車禍，他的一條手臂骨折，好幾個月不能提筆 [40] 。可是，出版日期不能延後，況且他已經在《經濟與社會史年鑑》上就此書發了預告 [41] 。寫作必須在一個創紀錄的短時間內完成，於是，從費弗爾口裡聽到的就只有這件令他厭煩的事，不過，他似乎已經不再把它當作一件令人厭煩的事來做了 [42] 。1931年7月終於交出書稿（晚了四個月）後，還要選插圖、改清樣。他在致馬克·布洛赫的信中寫道：「哎呀，在萊茵河這件苦差事上，我花了不少時間，花了太多太多的時間。如果德芒戎和我不想讓這部書有太多的差錯，我們還繼續幹下去。可是，這無疑是在浪費時間，因為，畢竟這是一件令人厭煩的事……。」 [43]
1931年11月月底，這部著作終於問世。這是一部400頁的對開本，用厚紙印刷，附有許多木刻、圖畫、照片、地圖和城市的平面圖 [44] 。此書儘管是非賣品，印數卻高達1200冊 [45] 。此外還有一種豪華本，供分贈當地議會議長和其他政治人物之用。1200冊書中的大部分贈送給銀行的董事會成員、顧客和合作者 [46] 。法國設在國外的一些機構把這部書作為致力於法德邊境地區經濟開發的實證，寄贈給外國的有關單位和個人。為費弗爾和德芒戎分別專門製作的抽印本，是兩部各自完全獨立的著作 [47] 。對於此書的需求很旺盛，況且書的主題頗具爆炸性，有關方面於是很快就考慮以另一種方式重新出版，以便在書店公開銷售。巴黎的阿爾芒·科林（Armand Colin）出版社準備攬下這筆業務。費弗爾和布洛赫的《經濟與社會史年鑑》早已在這家出版社出版，德芒戎與他人合作主編的《地理學年鑑》也在這家出版社出版。1932年4月，阿爾薩斯興業銀行正式表示同意 [48] 。費弗爾在當年夏季重拾這項「令人厭煩的萊茵河」活計。他在寫給布洛赫的一封信中表示，要從頭到尾仔仔細細地重讀這部限期完成的著作。
「我正在重新整理《萊茵河》，設法把費弗爾和德芒戎融合得略微好一些。這項工作實在令人厭倦，比表面所看到的更難，至少更棘手。我不能請德芒戎來干，這不是他的專長，如果聽他的意見，那就乾脆原樣再版……但是，我寫的那部分不能原樣再版。因為，依照興業銀行的要求，我心甘情願地截長就短，有時甚至戛然而止。關於法國與萊茵河，幾乎什麼都沒說，其實這是一個無邊無際的大題目。對於萊茵河邊界如何再度燃起了仇恨與狂熱，我幾乎什麼都沒有說。所以，這一切都必須重寫。照看孩子們占了我許多時間，我要把好不容易擠出來的空餘時間，用來做這件事。……」 [49]
寫作計劃一拖再拖，曠日持久。費弗爾新寫了一篇序言和一篇結語。首版中的兩篇完全分開的「結語」都被刪掉 [50] 。費弗爾除了逐句修改書稿，還補寫了一章「一條邊界是如何形成和消失的」，開列了一個帶有評語的參考書目 [51] 。修改後的書稿於1933年秋交到出版社，1934年3月印製，又等了將近一年，1935年1月方才出版，書名改為《萊茵河，歷史與經濟問題》 [52] 。
這部著作出版過程中不同尋常的拖沓，原因何在？由於缺乏檔案材料，我們只能作一些推測。無論如何，這部著作出版時，政治形勢畢竟已經在截然不同：納粹已經上台執政，1935年1月13日舉行的薩爾州的全民公決，無疑是第三帝國的一次勝利，萊茵蘭地區的重新軍事化只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在此期間，因《經濟與社會史年鑑》的出版事宜，費弗爾與阿爾芒·科林書局相處得很不開心。他認為，《萊茵河》遲遲不能出版的責任顯然是在出版方，他們不但不同意添加插圖，而且拒絕依照作者的意願修改版面。雙方的爭執大概致使出版方出現了障礙。費弗爾在1934年3月的一封信中對布洛赫說：
「萊茵河……。 書稿已經交到阿爾芒·科林書局，即將開始印製。我之所以未曾與你談及此事，是因為這個話題令人不快。我為枯燥無味的改稿耗費了許多時間。德芒戎讓我做這件事，我為此而受寵若驚。可是我覺得，他無論如何也應該助我一臂之力才是！很顯然，此事當初若由他來做，肯定不如我做得好。然而，要把我們兩人寫的東西捏合在一起，實在是一副很重的擔子。況且，科林書局的那些人依然像是一群白痴。考慮到插圖得當的書籍容易銷售，我希望添加一些圖和表。可是，除了原有的那兩三幅可憐的地圖，他們什麼都不願意添加，甚至流著眼淚要我減少插圖。這是一家可惡的出版社，我嘗到了苦頭，十分後悔，當初真不應該委託它出書。」 [53]
一年以後，書剛剛出版不久，費弗爾依然十分懊惱：
「你大概已經收到我那本一拖再拖的書了。科林書局的那些人終於決定放它出籠。你大概以為我很高興，其實，我一點也高興不起來。……他們的吝嗇和愚蠢實在太離譜了。」 [54]
不過，儘管事先對困難估計不足，如今終於完成了這項寫作計劃，費弗爾畢竟鬆了一口氣。第一版和第二版都受到熱烈好評，辛苦總算有了回報。費弗爾終於被選入法蘭西學院，此事與1931年的《萊茵河》（當然是指第一版）以及此前的《路德》和他的其它著作肯定不無關係，此次當選使他得以離開已經令他厭惡的斯特拉斯堡。在法蘭西學院的第一堂課上，他不無自豪地談到他的萊茵河研究以及他的批判性視角 [55] 。他把一部應景之作、一部「令人厭煩」之作，變成了一部品位完全不同的作品。那麼究竟這是一部什麼類型的著作？是科學分析，抑或是政治評論？與其匆匆給予回答，莫如回首審視一下費弗爾寫作此書時的政治形勢。因為，那時的萊茵河並不是一個怎麼談都可以的話題。
《為萊茵河而戰》
在20年代，這句話凝聚著一個爆炸性的政治問題。協約國軍隊以暫時的名義占領著萊茵河左岸的全部土地和若干橋頭堡。以美因茨為基地的法國軍事管理當局，在這個機構建立之初就毫不隱諱地主張，將德國的這些領土與它的其餘部分分割開來，或者至少建立一個萊茵蘭自治共和國作為非軍事化的緩衝國；很顯然，在它們看來，這個主張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人們所期待的。法國收復阿爾薩斯—洛林並返回萊茵河，原本就是戰爭的主要目標之一。出於戰略和經濟考慮，法國部分公眾輿論要求併吞普魯士原萊茵河州的一部分，特別是薩爾地區，此外，輿論還主張長期占領萊茵河整個左岸。人們認為，這是迫使德國支付戰爭賠償、阻止德國軍事復仇的唯一有效手段 [56] 。某些論據和歷史上的某些類似事件常常被用來說明這些目標的正當性；有人說，法蘭西共和國曾經再度遭受普魯士王國的攻擊，而如今法國正在萊茵河上重建民主自由（如同1792年大革命戰爭期間那樣） [57] 。1814—1815年間不期然地落入普魯士手中的萊茵蘭，第二次意識到獲得了確認自己的「西方」身份的機會，第二次有機會以「守護神」（這是巴雷斯撰寫的一部書名）身份組成一個法德各占一半的中間地區 [58] 。然而，在兩極化的意識形態邏輯中，這個為法國方面所熱烈期待的第三種萊茵蘭地位，很難被論證為合情合理。自從古代和羅馬帝國的邊界確立以來，對於德國來說，宿敵是法國，對於法國人來說，宿敵是德國；這種觀念自19世紀以來就深深植根於萊茵河兩岸。法國人認為萊茵河是法國（防禦日耳曼「蠻族」）的「天然邊界」，德國人則認為萊茵河是「德國的河流」；在這個問題上，人人都陣營分明，非此即彼 [59] 。
在這場「為萊茵河而戰」的戰鬥中，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扮演了思想供應者的角色。法國和德國的大學教授們顯然從中發現了一種參與政治爭鬥的方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許多法國大學教授表達了讓「法國回歸萊茵河」的願望，並以他們的著作為此作了準備，諸如埃內斯特·巴伯隆（Ernest Babelon）的《歷史上的萊茵河》、卡米耶·朱利安（Camille Jullian）的《高盧的萊茵河》、菲利普·薩尼亞克（Philippe Sagnac）的《大革命和帝國時期的法國萊茵河》 [60] ；此外，法國政府還成立了一個起初並不公開的研究委員會，負責編制一個有科學依據的追索清單，供未來談判時使用。這個由一批專家組成的委員會所起草的文件（陳述、討論、地圖），對於法國方面有關阿爾薩斯—洛林、薩爾、盧森堡，尤其是萊茵河沿岸國家問題的研究，作了相當清晰的概括 [61] 。研究委員會的所有成員都要求德國方面修改1871年條約，支付賠款並提供軍事保證。不過，除了一位將軍以外，研究委員會的其它所有成員都認為，從政治上看，最終兼併萊茵河左岸並不是一個值得期待的解決方案。毋庸置疑，在萊茵蘭地區的某些民眾內部，存在著一些親法的情感，可是，這種情感遠遠不足以用來出於純軍事戰略的考慮，把法國國籍強加給占該地區大多數的德國人。例如，歷史學家喬治·塞諾博斯就力主放棄傳統的兼併主張，轉而採取為國際法所承認的建立在合法條約基礎之上的「新方法」，哪怕如他所說，這樣做的結果會導致放棄某些軍事優勢 [62] 。除了收回阿爾薩斯—洛林，他只要求取得財政賠償（例如薩爾礦區）、支付賠償的保障（經由軍事占領）以及防止再次侵略的保護措施。所有這一切都不涉及邊界線的挪動問題，而只是採取一些政治措施，諸如解除和解散德國軍隊的武裝、創設強制性的國際仲裁機構等。這種溫和的立場旨在促使一個「沒有霍恩索倫和容克」的德國朝民主發展，可是，並非人人都贊同這一主張 [63] 。除了那些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學者，來勢兇猛的支持兼併的宣傳顯然占有明顯的優勢，例如，頗有影響力的「萊茵河左岸委員會」的領導人、歷史學家愛德華·德里奧就以《沒有萊茵河屏障就沒有持久和平》作為他的一本小冊子的書名 [64] 。最終，考慮到凡爾賽談判期間以及戰後的實力對比，包括福煦 [65] 在內的多數派的希望沒有得到滿足。人們從此為日常生活和捉摸不定的前景而憂心忡忡，隨著1923年法國占領魯爾，這種擔憂終於達於頂點，並在兩個陣營中造成了許多苦澀。 [66]
有關萊茵河的出版物所起的作用，戰前在德國比在法國小。德國戰敗及其後果促使這種情況發生了逆轉。法國占領者在報章雜誌上使用各種論據（法國在這方面擁有非常優秀的作者，例如前面提及的夏爾·施密特 [67] ）德國方面也著手動員歷史學家 [68] ，發表了不少專著和小冊子，出版了許多文集和期刊 [69] 。這些出版物通常只是用來反擊對方的反宣傳，幾乎不考慮己方提出的論據能否為對方接受。甚至可以說，「為萊茵河而戰」首先是用來為萊茵蘭地區人民的動員和自我肯定服務的，德國人當中的民族主義者和各種各樣敵視法國的人，對萊茵蘭地區的這些民眾大概並無十足把握。隨著萊茵蘭歸屬德意志帝國一千周年的慶祝活動的展開，「為萊茵河而戰」達到了高潮。儘管這些書都是為了「保衛萊茵蘭」而撰寫，不過，其中倒也有幾部頗有價值的著作，為萊茵蘭歷史研究開闢了新的途徑。1920年創設于波恩的萊茵蘭地區史研究所，成為一個新的萊茵蘭歷史研究中心 [70] 。自1818年創建波恩大學以來，波恩歷史學家們大力主張在萊茵蘭地區意識和國家參與之間作出妥協，海因里希·馮·聚貝爾（Heinrich von Sybel）、卡爾·蘭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阿洛伊斯·舒爾特等人的著作都為此提供了明證 [71] 。新成立的研究所由文化部和被占領土部提供資金。這個研究所明確地以法國的同類著作和同類機構（這個說法顯然誇大其詞，因為法國只有一個設在南錫的法國東部講座以及為數不多的幾種著作）為關注對象，負責將支持萊茵蘭祖國（Heimat）的研究和宣傳引入各個大學。這個研究所還負責進行深度研究，並經由授課和研討會傳授給各個市政府屬下的教師和檔案管理員。可是，令人頗感意外的是，由歷史學家赫爾曼·奧賓和語言學家特奧多爾·弗林斯領導的這個研究所，卻致力於把多種人文科學納入自己的研究範圍，尤其是歷史學、語言學、地理學、民族學、考古學和藝術史。
這種新的工作方法很快就產生了成果，1922年出版了兩卷本的第一部跨學科的萊茵蘭史，四年以後，又幾乎同時出版了三部著作。這些著作因開闢了新領域而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其中包括《萊茵蘭小型歷史地圖》、弗蘭茨·施泰因巴赫研究法蘭克時期民族和語言邊界的著作，以及一部集體著作《萊茵蘭的文化潮流和文化省—歷史、語言和民俗》，作者是奧賓、弗林斯以及民族學家約瑟夫·米勒 [72] 。
這部集體著作是在多方調查的基礎上寫成的，其中包括土地占有史、方言地理分布、農民習俗等等（調查成果往往用地圖顯示）；此書試圖藉助歷時性方法揭示：作為在中世紀早期就已固定下來的「文化空間」，萊茵蘭具有日耳曼（因而也就是德意志……）特徵。但是，這些研究成果來自許多不同學科，相互之間實際上並無多少真實的聯繫，從整體上看，這是一種外人不易明白的實驗，旨在測試「綜合日耳曼文化形態學」 [73] 的基本概念。可是，這部著作卻以這種臨時形式出版，或許是奧賓於1925年離開了波恩大學使然。不過，此書有一點可能令人驚奇，那就是全書沒有任何對於政治形勢的直接展望。當然，在這種氛圍下，這是多餘之舉，因為這三位作者以及他們的學生已經在別處清楚地表明了他們的政治理念，在萊茵蘭的報刊上，在波恩的萊茵蘭地區史研究所的學者們合著的各種面向大眾的文集中，以及在整個萊茵蘭地區舉行的千年紀念的節日活動中，這次紀念活動就像是一次反法狂歡節 [74] 。十年後納粹政權就薩爾問題舉行的全民公決，又一次成為規模宏大的歷史性的宣傳活動，波恩的學者們也以他們的著作和圖集參與了這次活動 [75] 。
這批歷史學家加緊進行的這些地區史研究，後來逐漸成為一種具有某些新意的研究方法，他們後來也被稱作「波恩學派」，他們的全部研究工作對於我們了解費弗爾這部著作的歷史氛圍非常重要。費弗爾首先對一些廣為流傳的陳詞濫調作了一番議論，然後才評論他的德國同事們的各種論據。可是，由於這些新的研究很快被用於宣傳目的，雙方的研究擦肩而過，並沒有實質性的交鋒，何況有些德國教授以個人身份參加了所謂的「邊界與民族之爭」。從法國方面看，這個所謂的「邊界與民族之爭」便無非是一種固執的既定意願的延伸而已，其結果便是走向世界大戰。
毫無疑問，費弗爾對於大多數有關萊茵河的德國著作比較了解，尤其是波恩那個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在費弗爾所著的書中，他雖然幾乎沒有提及上述德國著述者的任何一本書和任何一位作者的名字，但是，奧賓的那部袖珍本地圖集卻先後三度被引用 [76] 。波恩學派的其它著作則被列在參考書目中。費弗爾對德國人的這些研究頗感興趣，這一點可以從他所寫的書評中看出；1929年，他對奧賓的袖珍地圖集作了正面的詳盡介紹，不久之後，他又就《阿爾薩斯—洛林地圖集》以及波恩學派的學者所編的《薩爾地圖集》寫了書評 [77] 。施泰因巴赫等人的其它著作則由馬克·布洛赫作評，刊登在篇幅宏大的《歷史學報》的中世紀德意志專刊上 [78] 。我們不妨作這樣的推測：費弗爾多半知道此書，而且向他某位同事借閱過。他在接受阿爾薩斯興業銀行的委託後著手《萊茵河》的寫作進行準備時，對於圍繞著萊茵問題的種種政治喧囂，以及法德雙方在這個問題上時而直截了當、時而若明若暗的說法，肯定（由於在美因茨教書）而瞭然於胸。他所要做的就是與此類喧囂和說法保持距離，把他自己對於「萊茵河遠景」的想法訴諸筆端。
批判萊茵河神話
翻開第一頁就可發現，費弗爾想要做的不是撰寫一部詳盡的「萊茵河史」，而是評述一些「問題」，其中有些因歷史糾葛而成為現實問題，有的則恰恰相反，因現實問題而追溯以往的歷史。面對萊茵蘭各種引人矚目的事件，作為一位歷史學家，他把自己的責任作了簡明扼要的概括：
「他們讀著書，傾聽著隆隆之聲，今日的隆隆之聲或是淹沒或是增強了往昔的不協和之聲。他們試圖作出努力，以超脫的姿態，勇敢地從大量相互矛盾的事實和解釋中，對萊茵河在以往各個時代中的作用、價值和意義，梳理出一個全面性的看法來。」（1935年版序言）
因此之故，前景就發生了雙重變化：
「剛才談到應該加以引導，是否可以說這件並不輕鬆的差使，意味著要完成兩項任務呢？一項是破壞性的，即消除所謂的命運幻影；另一件是建設性的，那就是告訴大家：在萊茵河的歷史中，除了用來編織不和與衝突的那些事實和事件之外，還有另外一些截然不同的事實和事件。」（1935年版序言）
與這項「破壞性」的和「建設性」的、政治的和科學的任務相對應的，是費弗爾為第二版所選定的副標題「神話與現實」，以及在序言中所申述的長期目標：
「為驅散孕育著災禍的烏雲（費弗爾寫下這句話是在1932—1933年間！），為摧毀地方主義的戰爭和仇恨的歷史，代之以和平交流和團結的歷史作出貢獻。」（1935年版序言）
這就是說，這部書能「以追求客觀知識為唯一關注，撰寫一部萊茵河的人類史」作出貢獻。（1935年版序言）
可是，如何撰寫一部「截然不同」的萊茵河史呢？首先，必須把傳統史學所崇拜的偶像打翻在地。費弗爾為此而採取的措施在第一版中至為明顯。1931年版的第一章第一節就開宗明義地闡明了下述原則：
「倒霉的國務活動家、目光敏銳的實驗主義者弗蘭西斯·培根在他的《大著作》（Instauratio Magma）開篇處，揭示了誤導人的判斷，將幻覺植入精神與現實之間，從而造成幻想的四個主要來源。筆者以他為榜樣，在進入萊茵河湍急的水流之前，就毫不遲疑地在本書開篇處，列出數百年來用妖術衝擊萊茵河河岸的那些偶像的名單。幸好這個名單不算很長 [79] 。」
費弗爾在修訂此書時，刪去了開篇處的這幾句話（或許是因為說教氣味過重）以及培根有關偶像的說法。應該打翻在地的偶像有四個，與此相應的章節也是四個，如今只留下了三個章節。可是，偶像依然如故，它們是：所謂地理「自然邊界」的決定主義；把短頭型人和長頭型人截然對立起來的所謂科學的種族主義；所謂的凱爾特人與日耳曼人的對抗。最後他談到了「王朝偶像」，他在第一版中曾說過，王朝偶像是特意製造出來的，為的是「讓坐在厚厚一摞故紙堆上……心滿意足地俯視著往昔那些年月的歷史學家們犯暈，在這些歷史學家看來，這許多世紀的歷史雖然喧囂嘈雜，卻並無意外，因為，從843年的凡爾登和約通向1917年的凡爾登之役，是一條筆直的直線 [80] 。」
在這部書的兩個版本中，從頭到尾都有一些批評的段落和言辭尖銳的譏諷，矛頭所指，既是德國人心頭也是法國人心頭如下揮之不去的夢魘：那就是從「自然邊界」的神話到萊茵蘭自治共和國的幻想；人們以為，萊茵蘭人不會成為普魯士人，相反，他們將會為一個在法國保護下的萊茵蘭自治共和國而歡欣鼓舞。當費弗爾出發投入戰鬥，反對雙方陣營中的民族主義者歪曲歷史的行徑時，他無比振奮，激情滿腔，這些民族主義者借古喻今，不但為政治侵略搜羅正當的理由，而且阻撓並摧毀同一個邊境空間內部近鄰之間的長期關係。所以說，法德最廣義的諒解的政治計劃能否取得成功，關鍵取決於能否超越從「凡爾登」到「凡爾登」之類的（反）歷史投射。
費弗爾選取了孟德斯鳩的一段名言作為卷首的題詞：
「把當代所有的概念統統放置到遙遠的已逝年代中去理解，謬誤之源即在於此，後果之嚴重莫過於此。」（「序言」） [81]
費弗爾認為，此類時代錯置現象在職業歷史學家中流傳甚廣，尤其在危機時期。他就此寫道：
出於精神的自然作用，歷史學家們把新近的過去和眼下的現今統統投射到往昔的數百年中去。他們天真地以為，今天所看的悲劇古已有之，而且永無終結之日。原本是一部人道的交換、借貸、智力交流、宗教和藝術（暫且不深入到經濟事務中去）的歷史，歷史學家們卻往往情不自禁地竭盡全力回顧往昔，竟然把它變成了一部充滿著謀殺和戰爭的非人道的歷史。更有甚者，他們恣意地壓在萊茵河歷史背上的東西，就是那個沉重得令人窒息的宿命論包袱，它讓人的意志屈從於一種既盲目又目的明確的命運。（序）
在這裡，問題不只是一種心理方面的批評。費弗爾所觀察到的是歷史學家的思想方法和占據主導地位的治史方法之間的關聯。「沒完沒了的政治—外交史」是一種完全不考慮社會、經濟和文化條件，眼中只有君王、戰爭和外交陰謀的史學，他從不放過批判這種史學的機會。這種史學對於在政治上惡化和扭曲歐洲史尤其是法德關係史，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些（不良）外交家「只願看到政治—外交人這個抽象而又抽象的東西，所以只能在普世人這個永遠無法被認知的東西中尋找現實。」
相反，費弗爾關心「充滿生機和活力的人民」，關心實實在在的人，無論在盛世或是危世，他們都生活在某個特定的地區，勞動、祈禱、相愛、相恨，適應著自然和社會環境，同時也改造著自然和社會環境。這部著作的基本命題之一就是要說明，萊茵河不是大自然的造化，而是人類歷史的產物。人固然要力求自己適應萊茵河，萊茵河也不應被設想為數千年來絲毫未受人類干預的一條河流。所以，憑空想像某個地方或某個「人種」的初始狀態是徒勞無益的。恰恰相反，每個時代和每個社會都應該對這條河流的作用作出新的分析。
這正是費弗爾試圖用粗線條加以勾勒的東西，為此，他先後逐一研究了羅馬文明和日耳曼文明的綜合體，以及萊茵河兩岸只顧各自追逐利益，毫不關心與之有關的那些男女老少的教會、城市、君主和歷代王朝的作用。由此可以發現，萊茵河所發揮的邊界這個政治功能，是遲至16和17世紀才出現的一種相對近代的現象。因此，編寫一部數千年以前的「史前史」，以便為現今的衝突和領土要求提供理由，這實在是一樁極其荒謬的事。他寫道：
「起先是這些墨洛溫王朝和加羅林王朝的法蘭克人，他們操著一口日耳曼方言，用蠻人的方式生活、戰鬥和思考，然後是今天的德意志或法蘭西；他們之間有什麼關係？…… 歷史不是化裝舞會。」
這部書中最長的一節是「萊茵河城市」。費弗爾是一位中世紀史專家，對於他來說，萊茵河的歷史首先是一部在16世紀初進入黃金時代的城市和市民的歷史。他認為，城市共和國是「市民、城市和萊茵河文化」短暫理想的化身，不過，他並未因此而給予過度頌揚。作者在這裡顯然是想到了斯特拉斯堡 [82] ，同時也想到了「我們文明的聖地之一」巴塞爾 [83] 。全書從頭到尾都能讀到的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精彩語句，使作者的分析更顯清晰，在其中的一句中，費弗爾對博尼法斯·阿麥巴赫作了描寫，此人被他視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和心態的最佳代表，這種生活方式和心態很難說究竟是「德國式」還是「瑞士式」：
「博尼法斯 ·阿麥巴赫代表著體質和精神無疑都極為罕見的一類人，不僅如此，他還是一種文化的產物。他是這些萊茵河城市名副其實的人文文化的產物，而這些城市則是萊茵河及其精靈壯麗宏偉的創造物，在中世紀末期，它們很少受制於各民族的政治，可以自由地彼此取長補短，把那些老實人的力量和才能自由地召喚到自己身旁，而無需顧及他們來自何方，帶著哪個國家的印記。」
但是，這許多萊茵河城市並未組成為一個共同的國家，不少城市處於一些大公國的包圍之中，更多的則是一些很小的公國。「它們彼此進行對話，但就像韋桑島和聖馬蒂厄 [84] 的兩個燈塔一樣，隔著狂暴的大海相互回應。」因此，萊茵河沒能組成為一個「同質的文化」， 他親眼看到了「致命的二元對立」日趨尖銳，一方是城邦中的市民，另一方是農民和君主。從長期看，這種二元對立的後果就是政治不穩定和德意志民族的碎化。萊茵河各個國家的悲劇於是就開始上演，費弗爾在1932—1933年間增寫的關於德法兩國間邊界形成的第四節中，努力試圖對這些悲劇加以分析。
從1922年以來，費弗爾是第一位關注「邊界」和「界限」史的歷史學家，他的地理學著作和後來發表於1928年的論文都涉及這個問題。他的檔案中一份厚厚的卷宗表明，他從事這個課題的研究已有多年 [85] 。在他看來，除了阿爾薩斯之外，所有萊茵蘭地區都屬於德國，這一點毋庸置疑。可是，德國究竟是什麼？把普魯士視為德國的唯一代表？萌發於19世紀的這個非分之想原本就難以自圓其說，何況對於歷史學家來說，還有其它多種可能性需要考慮。其實，普魯士在萊茵河的存在不就是因為曾經有過維也納的外交交易 [86] 嗎？而這個交易本來是可以帶來完全不同的結果的。法國不也只是在「百日」 [87] 中才丟失薩爾的嗎？尤為重要的是，是否曾經有人徵詢過操日耳曼語、居住在萊茵各地民眾的想法，他們願意在何種國家結構下生活？這些萊茵河地區包括蒙—托奈爾、萊茵—摩澤爾、羅埃爾，此外還有萊茵河河口、威悉河河口、易北河河口。在很多年中，這些地區的民眾難道沒有拒絕後來的主人嗎？後來的主人只能藉助一系列普魯士化的措施，有時甚至藉助暴力，才得以整合萊茵河地區的市民社會嗎？ [88]
對於當代人來說，最具政治性和爆炸力的自然就是最後這一節。費弗爾把萊茵河沿岸各地區定義為一個位於東部和西部之間的歷史性地區，這不啻是說，這些國家並非如20年代的民族主義者所說是德國的心臟。他把萊茵河稱作「歐洲河流」、不同文化和不同語言之間的「交流通道」或「連接線」，以此來對抗臭名昭著的「德國人的聖河」論調。同樣也是在最後一節中，費弗爾說出的一些話，無論在用字遣詞方面或是在思想方面，今天都讓我們感到吃驚。其實，他的論斷和他所選擇的隱喻一樣，常常使用一些反襯，而這些反襯與被他所批評的那些反襯非常相似，譬如，普魯士被描繪成一個黑暗的強國，一個東方式的、野蠻的乃至亞細亞式的強國，它與軍國主義、基督新教、非理性主義（「詩人和哲學家」）和咄咄逼人的侵略性有著必然聯繫。其它國家必須進行的社會和歷史的區分，普魯士不也同樣必須進行嗎？同樣，民族主義原本是20世紀的一種歐洲現象，卻被說成是德國的「病毒」，這樣一來，法國的「沙文主義」就被看作是一種因感染而得的病症了。德國統一運動和抵抗拿破崙的所謂「解放」戰爭，都被以法國人想像得到的方式作了最負面的處理。我們還可以舉出其它更多有問題的段落 [89] 。相反，費弗爾對法國歷史的某些重要的時段卻採取了令人震驚的寬容態度。自始至終受到他的批判的只有被他以譏諷的口吻稱作「大師」的塔列朗和拿破崙。修訂版中儘管有許多表述的口氣有所緩和，但在不少段落中，依然把是否與法國一致當作判斷是非的論據，而歷史事實則被置於陰影之中。因此，路易十四在位時法蘭西王國向東的擴張和爭奪阿爾薩斯的行動，即法國人所說的「收復」行動，也被費弗爾視為一種「和平」行動 [90] 。相反，普魯士19世紀的霸權政策則被他稱為「收復失地運動」 [91] ；這位世俗歷史學家的想法也就不難由此想見了。
由此可見，費弗爾也並非毫無偏見。他對萊茵河的介紹是一位當代人的看法，是一位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法國人的看法，恰如他的所有法國讀者一樣，他自信屬於公正陣營，他的想法就是這個成員的想法。不過，除了這幾行，作者對正義事業的認定還是客觀和理性的。例如，他在序言中批判了「人種」神話，並宣稱任何一個法國人都不能對外國人揮舞「人種」觀念，否則就是對始終熱情好客的法蘭西民族的願望的背離。費弗爾還自豪地指出，正是法國歷史學家米什萊、菲斯泰爾·德·古朗治和茹里安等人，把盛行在萊茵河彼岸的人種觀念從歷史科學中清除出去 [92] 。
此書的結論既簡明扼要，也很理性，因為費弗爾對於在短期內達致法德和解不抱任何幻想，他寫道：「儘管存在著種種政治仇恨和衝突，萊茵河始終是一條聚合的河流，不過，限於目前各方的民族主義心態，萊茵河問題沒有解決辦法。」正因為如此，他寧可改換課題，避開政治現實，僅從歷史角度入手研究萊茵河問題。
一部包含兩個維度的著作
費弗爾的這部著作提出了許多問題，政治問題和歷史問題，直接問題和間接問題，其中許多問題都具有筆戰和嘲弄的成分。究其原因，這與作者的文風有關，當然也是題材和紀念性著作受到的限制使然。為了跳出傳統的政治—外交史的窠臼以及勝利、潰敗、締和、決裂等老套子，費弗爾採取了視野開闊和跨學科的寫作方法。他為此所依仗的是自己的歷史知識和地理知識以及語言學研究成果，例如安托萬·梅耶（Antoine Meillet）的語言學研究，此外還有考古學研究成果，例如雷南·卡爾·舒馬赫（Rhénan Karl Schumacher）的考古學研究成果。他不乏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不足之處（他在寫給皮雷納的信中說道：「我不得不在許許多多的暗礁之間航行。」 [93] ）而且他的書是寫給廣大的普通讀者閱讀的，所以，他採用的是自由自在地講述歷史的筆法，比他在其它著作中更加不受拘束。他刻意採用「讓形象說話」的風格，在文中插入他本人的親身經歷（在美因茨和科隆參觀博物館，在特里爾和巴塞爾以及斯特拉斯堡旅遊），與讀者進行虛擬的對話等等。所以，這部書的文字特別生動，富有表現力，恰如一位德國批評家既鄙視又讚賞地所說，那是「語言的焰火」 [94] 。智慧的光輝顯然比爐灶裡面的火焰傳播得更快，所以，這部書很快就成為費弗爾的名著，與他後來出版於1942年的另一部名著並駕齊驅（儘管兩者篇幅迥異），這便是研究拉伯雷宗教觀的《16世紀的不信教問題》，此書是他十年心血的結晶。在此書的序言中，費弗爾以博學大師的筆法毫不隱諱地寫道：「如果讀者在書中看到的是一位隨筆作者的思想火花，是一幅出色的素描，是一篇即興之作，那我將會感到很懊喪 [95] 。」隨筆是一種既優美又容易把握的文體，在法國頗受賞識（現在依然如此），常常被人拿來故意與「德國學究式的著述」作對比，用這種文體著書有何危險，費弗爾當然心知肚明 [96] 。可是，在《萊茵河》中，他不斷使用「素描」和「感覺」，乃至「鳥瞰」 [97] 和「象徵性甚於真實性的快速圖解」 [98] 。確切地說，這部書只是一篇隨筆，一幅出色的素描，一部即興之作。這是他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但同時也是他的一次機遇。因為，既然採用臨時性的隨筆形式，篇幅短小，直面現實，作者就可以展示另一種歷史觀，還可以就某個特殊問題提出新的研究課題。
最後一節尤其如此，這一節探討法德邊界的形成，難度最大。我們驚奇地看到，對於當時被法國占領的土地上的態勢，費弗爾幾乎從未明確表態。對於19世紀的爭執，他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似乎此事早已眾所周知。反之，對於在以法國大革命之後發生的決定性巨變為對象的史學研究中的缺陷，費弗爾進行了詳盡的分析，其中不乏政治批判。當他談及1815年的「維也納」時，所有讀者都會不約而同地想到1919年的「凡爾賽」。費弗爾在談及受邊界遷移、戰爭與和約的直接影響、被迫居住在前線或是雙方前線之間的居民時，同樣充滿著同情心；他為一個嶄新的研究課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們不妨把這個課題稱作「法德空間中的邊界心態史」。這個課題既不以令人生疑的決定主義論調，諸如長時段中的人種、語言、民族為基礎（在這方面，費弗爾的思想與波恩學派格格不入），也不以短時段中19世紀和20世紀的政治衝突為基礎。作為替代，費弗爾提出的是一個把萊茵河沿岸居民對18世紀末的「法國」改革的反應考慮在內的社會—歷史研究課題：
「唯有社會結構分析能夠幫助我們明白此類反應，並讓我們事先對於萊茵河面臨革命性質改革的反應有所預知，可是，這種社會結構分析在哪裡呢？然而，關於居斯蒂納 [99] 的進攻和反擊、萊茵人的外交交易以及革命的國民議會的各委員會的討論情況，已經有人寫成了細節詳盡的歷史。」
費弗爾想要確立的首先是一種正視現實的邊界觀。所以，他認為不應受政治界限的影響，而應在邊界之內考慮正在發展和消失的社會結構，以及居民之間的彼此情感聯繫：
「當兩個君主駐守在自己開發的土地上，共同出資沿著地邊樹立一些飾有族徽的界石，或者在河流正中劃出一條理想的分界線時，邊界是不存在的。當有人超越這條分界線，來到一個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思想觀念、感情以及熱情面前，並且感到吃驚和手足無措時，邊界就有了。換句話說，將邊界深深地刻在土地上的，既不是憲兵、海關，也不是堡壘後面的大炮，而是感情，是的，是被煽動的激情和仇恨。」
所以，對這些感情和激憤作緊急考慮是當務之急，因為：
「在這一百年中，絲毫沒有萊茵蘭人的感情史，也絲毫沒有法國人在萊茵蘭問題上跌宕起伏的感情史。如同往常，歷史學家們關注的是首相和外交家。他們所制定的規劃，他們所建議的計劃，人民是否通過積極參與在後面給他們以支持？任何政府都沒有把握能鼓動人民給予積極支持。沒有人民的同意，任何政策只能胎死腹中，任何成功都可望而不可即。他們要求還是拒絕人民的同意？這可是謎。在通常是懸挑在子虛烏有之上的外交史背後，廣泛的調查向我們揭示了人民生活的深刻現實嗎？」
費弗爾在這裡以及其它段落中所初步表明的，是整整一套研究計劃，其研究對象是真實的生活和心態，按照一般規律，這兩者的變化通常雖然非常緩慢（除非是在大動盪年代），卻清晰地顯示著居民歸屬哪個民族的意願 [100] 。費弗爾在南錫長大，1919年至1933年間居住在斯特拉斯堡，所以，他對與這種意願相反的所有以軍事、地理和語言為藉口的無效論據非常了解。
《萊茵河》以及法國和外國對此書的態度
這部以非賣品形式出現的非同尋常的著作，出版之初在高等院校幾乎無人知曉，這並不令人驚異。儘管此書的學術與文學品位遠遠超乎出資人的期待 [101] ，但是，真正在報章上引起反響並在國外期刊上引發爭論的，卻是此書面向大眾的1935年版。
馬克·布洛赫是向高等院校的師生們介紹阿爾薩斯興業銀行的這部出版物的第一人，他在《歷史評論》雜誌研究中世紀德國史的定期專欄中對此書作了介紹 [102] 。萊茵河在他眼中是「德國歷史上的一個大人物」；但是，僅僅強調數百年來這條河流對於人的重要性，重溫交織在兩岸的文明潮流，這還遠遠不夠，還必須與「積澱在現今邊界兩側的大量文獻中的一系列錯誤思想」作鬥爭。費弗爾那本以文化素養較高的人群為對象的「隨筆！」所承擔的，恰恰是這個艱難的任務。布洛赫不但認為，此書「絕對不偏不倚」，對今昔之間的聯繫以及政治與歷史的關係，展現出獨到的見解，而且特別讚揚此書具有一種「強烈的直觀認知能力，即便在最優秀的歷史學家中，也很少有人擁有這種能力」，「無論描繪自然風光或是敘述人間景象，概不例外。」褒獎一番之後，馬克·布洛赫接著以委婉的口氣指出，費弗爾的分析中也有不盡人意之處。於是，他向費弗爾「提交」了「若干意見」，供他有朝一日想要深化他的「肯定是急就之篇」時參考之用。隨後是很長一段有關中世紀萊茵蘭各城市的態度的論述。這種做法相當令人吃驚，因為，布洛赫和費弗爾同在斯特拉斯堡大學執教，辦公室彼此相鄰，布洛赫卻給比他年長的費弗爾寫了一封長信，對他的著作給予褒揚，當然，談的是「中世紀」課程。這樣看來，布洛赫在此書付梓之前讀過書稿的可能性就相當小。費弗爾對布洛赫的長信作何反應？無人知曉。不過，在隨後的若干年中，在這兩位主編之間，這部著作肯定發揮了某種作用，因為，馬克·布洛赫曾在這份雜誌上兩度撰文，評論這部「應時之作」。
因為，由阿爾薩斯興業銀行出資組織出版的這部《萊茵河》，也要介紹給《經濟與社會史年鑑》的讀者。評論人作了分工，布洛赫負責評論此書的歷史部分，斯特拉斯堡的地理學家亨利·博理格：（Henri Baulig）負責評論由德芒戎執筆的那幾章 [103] 。馬克·布洛赫寫道：「請不要搞錯，儘管此書的裝幀確實令人賞心悅目，但它並不是一部僅供消遣的出版物，也不是宣傳品。僅憑兩位作者的名字，就足以保證這是一部不偏不倚和嚴肅認真的著作 [104] 。」緊接著，布洛赫對這部著作做了一番簡單的介紹，隨後就在雜誌編者和讀者之間引發了一場對話：
「想必大家都能理解我不打算在這裡絮叨的那些想法。《經濟與社會史年鑑》的讀者非常熟稔此書的作者，不可能不知道能從他的史學才智和繪聲繪色的敘述中獲得些什麼，正是他這種繪聲繪色的敘述，得以全方位地重現和詮釋物質方面的各種特點，諸如山水、市容以及各色人等的面貌，對於那些善於閱讀的人來說，這些都具有充分的說服力，讓人們看到了栩栩如生的各種事物和各種人。」
兩年以後，針對此時已經與讀者見面的修訂版，布洛赫毫不遲疑地在《經濟與社會史年鑑》上又發表了一篇書評，稱此書是對「所謂歷史和自然決定主義的嚴正抗議 [105] 」，並向讀者鄭重推薦。
其它專業期刊也發表了對於此書的評論。不過，由於所有受命撰寫書評的人都熟識費弗爾和德芒戎，所以，見諸他們筆下的大多只是一些好評而已 [106] 。提出批評的只有研究近代史的專家萊昂·卡昂（Léon Cahen） [107] ，他對費弗爾的這部隨筆式著作不甚滿意。他寫道：「有時像是出自一位為了自衛而蜷縮成一團的鬥士之筆，他的文字似乎是有意讓讀者為難，一句話被分成幾截，一截一截蹦出來，關鍵性的詞被放到句末，弄得句子支離破碎，完全不顧正常的行文慣例」。不過，卡昂的最嚴厲批評，是針對費弗爾把萊茵河的歷史上溯到聖經中的洪水時期：
「萊茵河問題，萊茵河的眾多問題都屬於當代領域，這一點誰也不至於否認！可是，費弗爾為了闡明他個人的觀點，居然扯到了遙遠的過去……他的這部書充溢著大量的知識、人名和地名，歷史史實，有些段落的概括令人吃驚，然而，滿篇都是他個人的直覺，因而，簡直可以說，這是一部浪漫主義的革命性的著作。」
卡昂的批評集中在以下這個問題：為何「費弗爾如此迅速地進入到他所說的決定性時刻」即20世紀？德芒戎撰寫的地理部分風格迥異，其中所述都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新版依然保留了地理部分，卡昂對此表示質疑。我們下面將會看到，唯一來自法國人的這個批評，後來為德國專家們明白無誤地重拾牙慧。
這部著作也引起了國外的關注。倫敦的《地理學報》和美國的《地理評論》均在書評中給以稱讚，美國的《地理評論》甚至建議將此書譯成英文 [108] 。德國公眾對此書所表現的熱情較低，這是不難想見的。最先報道此書的是《萊茵季刊》，這是自1936年以來設在波恩的「萊茵蘭各國地區史研究所」編輯出版的一份雜誌 [109] 。報道撰稿人戈特弗里德·普法伊弗爾並非萊茵蘭問題專家，而是一位地理學家，他的研究對象是美國。他的這篇書評相當詳盡，篇幅很長，近乎一篇論文，他對《萊茵河》一書的批評得到編輯部的認同，說不定是應編輯部之邀而撰寫的。從這篇書評被此後幾乎所有的書評引用時獲得的好評來看，它所表達的似乎是波恩學派的意見。
普法伊弗爾作了精心準備（他熟悉英國、美國和法國的書評）。他以少見的認真和嚴肅對此書作了分析，甚至可以說是逐字逐句、一絲不苟。德芒戎和費弗爾都被他稱作「法國學界的重要代表」，他們對萊茵河問題的「和平歷史」作出貢獻的雄心，沒有被他斷然摒棄。普法伊弗爾說得較多是此書「內容豐富、文筆絢麗」，「歷史部分」尤其精彩，「焰火般才智橫溢的思想，出人意料的獨特見解，感情豐沛的形象」，所有這一切都被他視為智力和知識的挑戰。因為，掩蓋在華麗的文採下的「即便不是為所期待的傾向所作的欺騙性的宣傳，也是灌輸助長有利於這種傾向的觀點的重要手段」。普法伊弗爾在指出費弗爾的這些政治和學術目標之後，還評論了費弗爾的方法和寫作技巧。在他看來，費弗爾是個「製造氣氛」的高手，這位法國歷史學家藉助「巧妙的拼接」、「新聞記者」的各式花招、「絢麗奪目的圖像」、「傾向明顯的含混不清」，乃至「弄虛作假」，誘導讀者產生一些與歷史事實相悖的想法。「這部書從頭到尾的每一部分都是為了產生某種效果而構建的。」因此，費弗爾關於萊茵河是「西歐與中歐之間的邊界空間」的想法，被普法伊弗爾斷然拒絕。在普法伊弗爾看來，「15世紀萊茵蘭文明的國際和歐洲特徵」純屬虛構，他用以取而代之的是隱喻德國地理心臟的「心臟地帶」，「所有德意志血脈和文明的河流都匯聚到這個地帶。」他認為，被費弗爾所忽略的恰恰是「對各民族關係的……介紹」。這就表明，在費弗爾的這部著作中，之所以連一張語言分界圖都見不到，絕非偶然。「作為古老帝國的主要基地，萊茵河兩岸的各個德意志部落在語言上和文化上的同一性，在書中避而不談。德國被說成是一個艱難地拼湊起來的機體，而作為鮮明對比的法國，則是法蘭西以矇騙招徠人群的力量，法國被說成是一個統一的國家，無論在政治上和精神上，都比德國高出一籌。」令人吃驚的是，普法伊弗爾竟然在文中談到了剛才提及的卡昂撰寫的那篇書評，似乎在普法伊弗爾看來，卡昂批評了費弗爾的「片面分析」，而且「恰如其分地」指出，「萊茵河人民和德意志人民無論在精神抑或在情感和物質方面，……都與法蘭西人民毫不相干。」在那個時代的氛圍中，一位德國歷史學家竟然求助於一位法國同行，而且顯然是一位「猶太人」，確實極為罕見。不過，在這段引文之後，普法伊弗爾立即改變調門，舊曲重唱，寫了一段意識形態味道十足的結語：
「換言之，費弗爾的歷史構建中最根本的謬誤，在於他頑固地拒絕承認那個唯一具有決定性的重要事實，那就是萊茵蘭各地區從屬於德意志的文化土壤和民族土壤。」 [110]
這篇書評既有讚揚，也有擯棄，作者顯然內心相當緊張，否則他不至於如此突然轉向。「德意志的文化土壤和民族土壤」這個概念，是納粹民族主義歷史學和地理學的基本概念之一，納粹藉助這個概念使修改凡爾賽條約和領土擴張合法化。突然笨拙地引入這個概念是不是一種掩人耳目的手法？書評的作者不是說他希望寫一篇比較溫和的書評嗎？普法伊弗爾似乎肩負一項不得不違心地執行的「使命」。他的論據從頭到尾都充斥著民族主義氣息，在他眼裡，萊茵和各地居民的「民族」特徵仿佛是不爭的事實。按理說，面對費弗爾對種族主義的批評，普法伊弗爾這個始終堅持不渝的納粹分子應該接受挑戰，但是，他卻隻字未提費弗爾的批評。
與此相反，刊登在《德國史學季刊》和《歷史學報》 [111] 上的書評都比較簡短，而且都對費弗爾的著作持明顯的否定態度。這些書評的作者弗蘭茨·佩特里、保羅·文策克都是萊茵蘭歷史學家中的核心人物。兩人都承認這是一部不同尋常的著作，並認為，普法伊弗爾的書評「……在細節上寫得非常好。」（文策克語） [112] 如果說，法國方面最終放棄了「『萊茵河是自然邊界』這種以往流行的典型和觀念」，如今則引進了新的「口號」，把萊茵河視為歐洲東部和西部的一個調解因素。可是，這顯然不符「歷史和自然資料」。
這部著作包含著三種分析、一個主題，因此必須認真對待，並予以擯棄。《萊茵季刊》率先出馬，而且似乎為以後定下了調門。但是實際上，普法伊弗爾從中汲取的，只不過是1935年10月他在巴德迪克海姆（普法爾茨）舉行的一次內部研討會上大體表述過的思想（因此，不難從他的文章看出他內心的躊躇）；這次研討會是由西德科學研究協會主辦的，這是一個私下由德國外交部和內政部出資的地區研究機構。地理學家弗里德里希·梅茨（Friedrich Metz）在會上宣讀了一份報告，題為《法國地理學家和德國地理學家的萊茵河觀念》。這篇未曾出版因而無人知曉的報告，可以被視為批評費弗爾和德芒戎的《萊茵河》的始作俑者 [113] 。
梅茨並非等閒之輩。自20年代中期以來，他就是研究「德意志的文化土壤和民族土壤」的學者圈子裡的一員，對「上萊茵」即巴登和阿爾薩斯地區寄予高度重視 [114] 。納粹上台執政後，他立即加入納粹陣營，1936年被任命為布賴斯高的弗賴堡大學校長。他在巴登迪克海姆研討會上宣讀的論文中指出，剛剛問世的德芒戎和費弗爾的著作，證明了「法國大學宣傳」中的靈活性和危險性；他就此寫道：「出自一位地理學家和一位歷史學家之手的這部著作所表明的，顯然是法國政治人物的官方意見。」對於梅茨來說，「這部書的精神」在費弗爾所執筆的那幾章中，表現得尤為惹眼，「在德芒戎所執筆的那幾章中，……沒有什麼需要駁斥。」反之，在費弗爾筆下，「萊茵河不再是德國的河流，而是一條歐洲的河流。這條河變成了聯絡東歐與西歐之間的接觸線。」這種想法掩蓋著一種智力花招，如果回歸到「服務於歐洲和連接各國人民」的萊茵河觀念，法國人的萊茵河國際化政策就可以從歷史上得到充分的理解，這種政策因而就會顯得合理合法。所以，費弗爾的書完全只是為「強加於德國的凡爾賽和約所作的新的辯解」。梅茨嚴肅地提醒道：
「德芒戎和費弗爾的著作是寫給極為廣泛的國際公眾閱讀的，所以，它必須為歐洲萊茵河這個神話提供科學基礎，出現在萊茵河的法國不再是征服者，而是文明和文化的使者。對於這種偽造歷史、製造神話的伎倆，應該堅定不移地予以最有力的打擊。」
西德科學研究協會的研討會由於政治上的極端敏感性，所以嚴格保密，任何記錄都不得公開出版。不過，弗里德里希·梅茨的發言引起極大反響是在情理之中，因為，與會者中有多位研究萊茵河者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中包括佩特里和弗蘭茨·施泰因巴赫，後者既是科學研究協會的主席，也是設在波恩的萊茵蘭各國地區史研究所所長 [115] 。在對德芒戎和費弗爾的著作持批評態度的德國學者中，唯有普法伊弗爾沒有出席此次研討會，他大概是從梅茨提供的訊息中了解到此次研討會的情況，並聽取了梅茨的意見。正如我們前面所提及，普法伊弗爾對德芒戎和費弗爾的著作的批評，並非僅限於個人的理解和爭論，他當然不可能完全不顧及自己的「責任」，不去揭示這部著作的「危險性」。
《萊茵河》一書在遭遇這次半學術、半政治的批評之後，迅即為人們所遺忘。它從未被譯成英文，遑論德譯本。隨著第三帝國重新武裝萊茵蘭地區和日益咄咄逼人的侵略政策的推行，德芒戎和費弗爾在萊茵河問題上平靜的語調，被徹底拋諸腦後了。
在二戰結束後的法國，萊茵河問題，確切地說是薩爾問題 [116] ，一時間重新成為一個現實話題，然而即使在此時，《萊茵河》也依然沒有再次出版 [117] ，而且很少有人引用 [118] 。如今，只有雅克·勒高夫等少數幾位關注《經濟與社會史年鑑》的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有時偶爾提及費弗爾的這部著作，稱之為法國歷史地理學的「傑作」 [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