骷髏自傳 · 一具屍體的自傳
記者施塔姆曾用過一些筆名，在「外省讀者來信」專欄里他署名「埃塔爾」，為了追隨他的信札，他決定前往莫斯科。
施塔姆相信，利用自己的胳膊肘和埃塔爾的本事就能把墨水換成盧布，但住宿的問題讓他擔心。他很清楚，在大都市的棋盤上，並沒有給所有的棋子留下立足的方格。曾去過莫斯科的人嚇唬你：房子裡人多得擠到天花板。你不得不在走廊里、供僕人用的後樓梯上、林蔭大道邊上的長椅上、煮瀝青的大鍋里甚至是垃圾箱裡棲身。
這就是為什麼施塔姆一下火車，踏到莫斯科的站台上，就開始對著死人和活人、對著人的耳朵或是電話筒反覆念叨：一個房間……
但是電話的黑色耳朵剛聽他講完，就漠不關心地回到它的鋼掛鉤上。至於人的耳朵，則藏入皮草或阿斯特拉罕羊皮衣領下——那天，冰霜在腳下發出咔嚓聲——同時那些詞語，仿佛被一層又一層的複寫紙覆蓋，每重複一次就變得模糊一點，散成了輕輕敲叩的字母。
公民施塔姆非常焦慮，那天晚上，他像一根繩子上的陀螺一樣旋轉著，躺到三把硬椅子上，而它們合謀用靠背將他扔到地板上。他在腦海里清晰地看到垃圾箱的幽靈，它的木頭蓋好客地掀開了。
但有句老話說得好：早上比晚上明智，也更老謀深算。一大早，施塔姆從椅子上起身，送椅子回到角落裡生氣。他為自己帶來的麻煩道了歉，感謝它們為他充當了床鋪，然後就沿著人跡寥落的、被霜雪覆蓋的莫斯科街道步履維艱地離開了。但還沒等他走出一百步，也就是在第一個十字路口，他遇到一個碎步前來的、穿一件單薄襤褸外套的小個子男人。那個男人的眼睛藏在一頂帽子下面，一條圍巾緊緊裹著他的嘴唇。然後，他看到施塔姆，便停下來，說：「啊哈，您也是？」
「是的。」
「這麼早您去哪裡？」
「我在找一個房間。」
施塔姆沒能抓住他的回答，那些詞語迅速沒入圍巾的雙層漩渦里了。但他看到那人把一隻手伸進大衣里，摸著找什麼東西，最後掏出一個狹窄的記事本。他哈著被凍僵的手指迅速寫下一些東西。一個小時之後，一張從記事本上撕下的3×4英寸的紙條，奇蹟般地變成了100平方英尺的住處。
在波瓦爾斯卡亞街和尼基茨卡亞街之間一條拐彎抹角的小巷裡，在一群巨大的灰色建築群的頂層，施塔姆找到了那個被渴念已久的房間。房間的狹窄和漆黑嚇了施塔姆一跳，可是電燈一亮，深藍色的玫瑰就出現了，它們在牆紙上垂直成行雀躍著。施塔姆喜歡明快的藍玫瑰。他走到窗前，成百上千的屋頂低低地壓在無數的窗戶上。他心情愉快地看過房間，轉向女房東——一位披著黑披肩的、安靜的老婦人。
「非常好。我想租下來。能給我鑰匙嗎？」
「沒有鑰匙。」女房東低垂眼瞼，裹緊她的披肩說，「鑰匙丟了，但是……」施塔姆並沒有在聽。
「沒關係。可以先安個掛鎖。我去拿我的行李。」
一小時後，這位新房客修理好門，擰緊掛鎖鋼搭扣的螺絲。儘管他興高采烈，但一個小細節確實有點困擾他：在緊固臨時插銷時，他注意到那把壞掉的舊鎖，鎖身上有撬鑿的痕跡和深深的劃痕。再往上一點，木頭架子上，斧痕清晰可見。施塔姆感到有點不安，他劃著一根火柴（連接他的房間到前廳的走廊很暗）仔細察看那扇門。沒有別的——除了棕色門板上清晰印著的白色數字24，很明顯，這是必要的房號——他注意到了。
「無所謂。」施塔姆打消了顧慮，著手打開行李箱。
接下來的兩天裡，一切都按部就班地進行著。施塔姆整天從一個門走到另一個門，從一個會議轉到另一個會議，鞠躬、握手、交談、傾聽、提問、要求。到了晚上，他胳膊肘下的公文包異常沉重，他夾緊胳膊，腳步短促遲緩地跌撞回自己的房間。施塔姆睏倦無神地看著周圍一排排的藍玫瑰，隨即墜入深沉無夢的睡眠。第三天晚上，他總算提早結束了事務。當施塔姆走近他的大樓入口時，街上時鐘的指針一抖，指向十點四十五分。他爬上樓梯，儘量不發出任何響動，轉動門上那把耶爾鎖的凸輪。然後，他邁入黑漆漆的走廊，走向24號房間。他停下來，在口袋裡摸索鑰匙。其他的房間又黑又靜，除了某種嗡嗡聲——在左側，穿過三道薄薄的牆，那邊有一個普賴默斯汽化爐。他找到了鑰匙，將它插入門鎖，用力推門，就在那一剎那，一團白色的、模糊不清的物體擦過他的手指，窸窣滑落到地板上。施塔姆啪的一聲打開燈。在門檻旁的地板上躺著一個套著寬紙帶的記事本，顯然是從門縫裡掉出來的。施塔姆撿起它，讀到這個地址：
住戶
24號房間
上面沒有名字。施塔姆掀開記事本的一角：稜角分明的、跳躍的字母緊張地連成一串仰望著他。施塔姆迷惑不解，再次讀那個奇怪的地址，但就在那一刻，當他將手稿翻過來時，它從寬鬆的紙套里滑出，展開了自己的紙質身體。施塔姆只需要翻到第一頁，上面只寫著：
一具屍體的自傳
無論你是誰，24號房間的客人，也許——手稿開始了——你是唯一我願意取悅之人。你瞧，如果我沒有把自己掛在門邊角落的鉤子上，將這100平方英尺的房子[科爾扎諾夫斯基在莫斯科時居住的房間，即阿爾巴特街44號，之前屬於一位死者。俄國十月革命前，一位地區副省長亞歷山大·納里什金（Alexander Naryshkin）曾租住此處，他於1919年被捕，1921年在監獄中去世。]騰出來，你也不會這麼容易得到一間棲身之屋。我用過去時寫下這些：一個精確計算的未來可被視為既成事實，也就是說，幾乎和過去一樣。
我們並不相熟，現在彼此認識為時已晚，但這絕不妨礙我去了解你：你來自外省。你知道，像這樣的房間最好租給那些不了解當地事務和新聞報道的外地人。當然，你是來「征服莫斯科」的，你有能力和意志「立足」於此，從而「在世上開闢出自己的路」。簡而言之，你擁有我從未擁有過的那種特殊能力：活著的能力。
好吧，我當然準備好了放棄我的地盤。或者更確切點說，我，一具屍體，同意挪開一點點。住進來吧：房間很乾燥，鄰居們都很安靜平和，還能看到一處風景。的確，以前的牆紙破污不堪，但為了你，我將它換了。所以我想，我猜出了你的品位：深藍色玫瑰沿著愚蠢的垂直線平鋪。像你這樣的人喜歡那樣的東西。對不對？
作為我給予你的關懷和體貼的交換，住在24號房間的人，我只要求你能作為讀者簡單思考一下這份手稿。我並不需要你特別聰明、體貼，我的繼任者和懺悔者，是的，我只需要你具有一種極其罕見的品質：是一個完全活著的人。
一個多月來，我一直飽受失眠症的折磨。在接下來的三個晚上，失眠將助我一臂之力，對你講述我從未告訴任何人的事情。在那之後，一條塗了肥皂的繩索就可以徹底治癒失眠。
有一個古老的印度民間傳說是這樣的：有一個人，被迫一夜又一夜地扛著一具屍體——直到那具屍體的嘴唇緊貼著他的耳朵，講完它漫長一生的故事。別妄想將我扔到地上，就像那個傳說中的人，你將不得不承擔我三次失眠的重擔，耐心聆聽，直到這具屍體講完它的自傳。
讀到這一行，施塔姆再次檢查寬大的紙套：上面沒有郵票，也沒有郵戳。
「我不明白。」他嘟噥，走到門邊，站在那兒陷入了沉思。汽化爐的嗡嗡聲早已停止。牆外鴉雀無聲。施塔姆瞥了一眼記事本：它攤開在桌子上，等著。他拖延了一分鐘，然後順從地走回去，坐下來，眼睛找到那行中斷的文字。
我瞳孔前的鏡片已經戴了很長時間了。每一年我都不得不增加它們的度數：我的視力現在是850度。那意味著，對我來說，55%的陽光形同虛設。我只需要將兩面凹陷的橢圓鏡片插回它們的盒子裡，空間就好像也被扔進那黑暗狹窄的隔間，突然收縮，變得暗淡。我只能看到模糊不清的灰影、黑斑或透明之點組成的線。有時，當我用一塊麂皮擦拭略帶灰塵的鏡片時，會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如果我在擦拭玻璃凹面上的灰塵的同時，擦掉所有的空間又會怎樣？來去無痕：如一片反光。
我總是敏感地意識到這玻璃狀的附屬物，它彎曲、結實的雙腿悄悄爬上我的眼睛。有一天，我發現它可以折射的不僅是穿過橢圓鏡片的光。我將談到幾年前發生的一件荒唐事：我與一位幾乎不認識的女孩有過幾次偶遇，這在我們之間產生了一種奇怪的羈絆。我記得她很年輕，有一張美麗的鵝蛋臉。我倆讀過同樣的書，用過類似的詞語。第一次會面我就注意到，她深藏在（就像我的）夾鼻眼鏡精緻的淺藍色鏡框後面、因近視而鼓脹的雙眸，深情又執著地追隨著我。有一天，只剩我們兩個人時，我碰了碰她的手，她以一個輕微的動作答覆。我們的嘴唇湊得更近了——在那個特別的時刻，荒謬之事發生了：由於我笨手笨腳，我將她的眼鏡與我的擠到了一塊兒，它們像兩卷鐵絲相互擁抱、滑落，帶著尖脆的叮噹聲落到地毯上。我彎下腰撿起它們。在我手中，它們是兩個怪異的玻璃生物，金屬彎腿糾纏在一起，像是要變成可怕的四眼怪物。顫動的光從一個鏡片跳到另一個鏡片，在那橢圓形里放浪地波動。我將它們分開：帶著細微的丁零聲，兩對鏡片脫離彼此。
敲門聲響起。
我對那女孩最後的印象是，她正努力用顫抖的手指把頑抗的鏡片重新按回眼睛上。
一分鐘後，我就下樓了。黑暗中，我感覺自己被一具屍體絆了一下。
我離開了。永訣。她徒勞地寫信，想使我回心轉意，那些跳動的字句祈求我忘記某些事，並以一種天真的方式承諾「會永遠記得」。是的，永遠記得我這種新型喪屍會有些益處，但是……在我逐字閱讀她的信時，我很清楚，自身深處那種玻璃般冰透的冷酷絲毫未減。
我非常仔細地審視了信封上我的名字。是的，九個字母，它們都在召喚著我。我聽到了，但並不作答。
我記得，在那之後，一段死氣沉沉的、空虛的時日開始了。那樣的日子曾來過，又消失了。但現在我知道：它們又來了，永無寧日。
這並不是痛苦或者憂心的根源，只是無聊，或者說很多的無聊。我曾經讀過一本18世紀晚期的書，記得其中有一句話「塵世的無聊」，指的就是它。還有很多種無聊，當相似的人相愛，會有春天般的無聊，當地面出現很多水窪時，樹上會生出綠色的膿皰。接著就是一連串的秋日無聊，天空褪去繁星，雲朵瀉下雨水，樹木褪盡樹葉，而那眾多的「我」也蛻去自身。
那時，我並沒有住在你的，請原諒，我們的24號房間，而是住在外省一間沒有門牌號的小房間裡，那是一幢帶有五個窗子的配樓。窗玻璃被雨水濺污。但即便透過污穢的窗，我也能看到花園裡的樹木在歲月里受盡風的摧殘，就像人們被牙痛折磨。我通常坐在一張八字形的扶手椅上，坐在我眾多的書與無聊之間。無聊太多了：我只需閉上眼睛，豎起一隻耳朵——就能聽到它們拖著穿毛氈鞋的腳，懶洋洋地滑過咯吱響的地板。
一連好幾天，從黃昏到黃昏，我把自己想像成一隻雙凹生物，無論外表還是內心，無論從里還是從外，都難以接近：兩邊都被禁止，都夠不到。
有時，我也像一棵受風折磨的樹，會在椅子的橡木扶手之間拋出一個單調乏味的想法：死者，是令人羨慕的。這個念頭微光閃爍。他們剛剛變得僵硬，就被蓋上蓋子，蓋子上被灑上潮濕的泥土，在潮濕的泥土上是草皮。就這麼回事。可是在這兒，你一旦在一輛板車上開始顛簸，他們就那樣推著你走，一個坑窪接一個坑窪，從春天走到冬天，從一個十年走到下一個十年，無人哀悼，亦無人需要哀悼。
現在，當我回想當時的處境，我無法明白與玻璃片有關的那件荒唐瑣事怎會讓我如此受傷且困窘混亂。我無法明白，我的靈魂，如果我真的擁有靈魂的話，怎麼會被這樣一粒塵埃壓碎而變得失魂落魄？但當時，我已透過我的「玻璃附件」把那件小事當成一個客觀教訓了。在那之前，我只是偶爾且不無恐懼地從雙凹橢圓鏡片遙遠的這一端洞悉世界。如果「自然憎惡真空」[原文為拉丁文：natura abhorret vacuum。]這個公式已被反駁，那我現在知道了它的逆命題「真空憎惡自然」[原文為拉丁文：vacuum abhorret naturam。]為何還未被推倒。我覺得，它會盛行。
就這樣，我停止了邁向我的外部的所有努力。所有友情的傳遞、所有他人之「我」的體驗、所有給予或接受愛的努力——我當時認為，這些都必須徹底忘記、永遠棄絕。有一段時間，我一直在頭腦中構建一個被壓平的小世界，那裡，所有的東西都在我這邊——一個可被鎖入房間的小小世界。
我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曾思考過，空間浩瀚得不可想像，而且還在向無限擴展——帶著它的軌道、群星、大張開口的拋物線。但如果把它塞進數字和意義，它就很容易被放入兩三個書架。長期以來，我一直偏愛書中狹窄的頁邊空白，而不是一片單調乏味的塵世的田野。在我看來，一本書的書脊比那些有關「事物之根源」的亂七八糟的講座更有智慧，那種講座純屬各種事物的堆砌，到處都是，與藏在書里的字母與符號的聰明精妙的聯結相比，它們讓我感到粗糙且毫無意義。雖然書中字行削弱了我一半的視力（55%），但我從未怨恨它們。它們非常清楚如何變得溫順或沉寂。只有它們，那些沉默的黑色字符，無論多麼簡短，都能將我從偏執、乏力、昏沉欲睡的無聊中拯救出來。就是那個時期，當我在東方研究所完成學業時，我完全沉浸在我的博士論文《突厥語中的字母「T」》的艱苦寫作中。
我仍深深感激有兩個小把手的T，感謝它在那段黑暗無光的日子裡給我帶來的麻煩和幫助。那個T將我的眼睛從一本詞典帶往另一本，沿著長長的、一行行的詞欄向下看，從不讓我陷入哪怕一秒鐘的遺忘。那個黑色小字母撩動我書上的塵埃，向我顯示舊術語表與語段匯編中一些雜亂無章的段落。有時，為了逗我開心，它會玩捉迷藏：我將搜獵那個小小的字符，我的鉛筆在書中的字裡行間或空白處划來划去，直到我發現它躲藏在其他字母和符號之間。有時我甚至為此笑起來。是的，我笑起來。我閒暇時，這個夥伴還帶來更大的安慰。字母T會說：「您瞧，I（我）只是個字母，和我一樣，就那麼回事，有什麼值得哀傷的？來去無痕。」
記得那時在百忙之中，我一時興起，開始研究「我」的語義學。我的筆記——如果它們還在的話——一定還在某個文件夾里。但是我現在沒有時間去找它，只能憑記憶引述（恐怕不準確）：「我」這個詞有著可變的詞根和簡短的音素。。我們可以假設它的簡寫或縮寫的過程。很有可能，它是日常言語模式的一個結果。但是從語音學上來看，還有很多模糊的地方。順便說一句，數一數「我」（ich）這個詞在施蒂納[施蒂納（Max Stirner，1806—1856）：德國哲學家，被認為是虛無主義、存在主義、精神分析、後現代主義和個人無政府主義的先驅之一，其代表著作是《自我及其所有》（The Ego and Its Own）。]的著作中出現的機率，會發現近25%的文本由「我」及其衍生詞構成。照此，整篇文本很快就會變成一個巨大而連續的「我」。然而，我們若向生活里尋求，果真有這麼多的「我」嗎？
黃昏來臨，忙碌的T會疲憊地睡去，通常是在一個書籤下面，這時我不會去打擾它，我會在黑暗中從一個角落踱到另一個角落。每一次，我都清晰地聽見我的靈魂——發出高亢而單薄的丁零聲，一點一滴溶解於虛空。那點滴是有節奏的，響個不停，與玻璃的脆響類似。這可能是一種假性幻覺，我不大清楚，對我來說都一樣。但在那時，我為這種現象起了個特殊的名字：靈魂滲漏。
有時，那有節奏的——一滴緊跟一滴——向著虛空的逃離讓我驚怕。我打開燈，把黃昏和假聲都噓走。黃昏、無聊、字母T和那些幻覺都消失了。然後是終極的孤獨，只有極少數人知道的孤獨就開始了。那時你獨自一人，不僅沒有別人，甚至連你自己也沒有了。
但是，還是有某種異物會侵擾我陰鬱的閒暇。從我很小的時候，你知道，我就遭遇過一個怪異的臆想物：0.6人。這個數字是這樣出現的：有一天，我翻閱一本地理書，看到這樣一行字：「在該國的北緯地區，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僅為0.6人。」它像一個碎片插進我的腦子。我眯起眼，看到一片平坦的白色原野一直延伸到地平線之外，在劃分成四方形的原野上，大片雪花緩緩地、懶洋洋地飄落。在每個對角線相交的正方形里，它，一個彎腰駝背、瘦弱如紙的身體，彎向寸草不生的冰雪地面：0.6人。精確到0.6。不只是一半，或半個人。不是。一個使事情不對稱的小拇指人黏在「僅為」上。這種不完整性，儘管看上去有點矛盾，已被一個餘數潛入了，被一個「此外」。
我想趕走這個臆想。它不肯離開。隨後，這些半存在者（我可以清晰地看到離我眼睛最近的方塊里的那些）中的一個突然緩緩轉向我。我想避開目光，但卻不能。我的視線似乎已與0.6人僵死的空眼窩融為一體了。
這裡寸草不生，一塵不染，甚至連一塊被冰雪覆蓋的石頭也沒有；只有無風的空氣和緩慢飄落的大片雪花。
從那時起，0.6人開始在那些空虛的日子來訪。在我那些陰鬱的間歇時分。它不是一個幽靈、一個幻象或一個夢幻。不，它只是一個臆造物。
此刻，當我試著描述這場意外，準確點說是降臨在我的「我」身上的意外時，數學邏輯符號幫了我。據說，若是想在空間中找到一個點，只能通過相交的坐標。但是，如果這些坐標崩潰了，那麼……空間廣闊，一個點卻是沒有大小的。很顯然，我的坐標系已經崩潰了，想要在無限中找到「我」這個精神點是不可能的。
或者，更準確點說：當曲線理論中那些假想的線相交時，就會產生一個真實的點。誠然，這個點的「真實性」很特異，它出自虛構。我的情況大抵如此。
不管發生什麼，我都不會告訴我的「朋友」和「熟人」。我不求所謂的「同情」，雖然那是我應得的。我不會因為我的名字被添上黑框而煩惱。我思考的僅僅是，如何更牢固、更可靠地將那個想像中的「精神點」銘刻於我房間裡的正方形內的狹小空間，遠離那些糟糕的數學家的眼睛，他們根本無法區分真實與想像、死者與生者。親戚、熟人甚至朋友，對非顯而易見之物的理解都極其貧乏。直到一個人成了一具普通的屍體，裝入棺材端到他們面前，在一個三棱蓋子下，眼睛上壓著兩枚五戈比的硬幣，他們還會喋喋不休地用他們的弔唁、問題和常見的寒暄「很高興認識你」來愚蠢地糾纏那個死者。
從研究院畢業後，我移居到莫斯科，開始在大學裡學習純粹數學。我未能完成學業。一天，我胳膊底下夾抱著四卷本的果戈茨基[果戈茨基（Silvester Gogotsky，1813—1889）：一位出生於基輔的哲學家，俄國第一部多卷本《哲學詞典》的編纂者。]的《哲學詞典》，走在從中心圖書館回家的路上。經過一條拱形長廊時，一群擠在演講廳入口的學生擋住了我的路。很明顯，這是一場政治集會[指1905年10月在莫斯科大學由工人和學生舉行的反沙皇集會。]。有人從人群中探出頭來，伸長藍色領子裡的脖子，用一種奇怪尖銳的鳥叫般的聲音喊：「任何不屬於這裡的人請都離開。其他人進演講廳。」
「不屬於」這短語讓我腳步踉蹌。我把詞典攥在胸前，擠進了大廳。門關上了。首先是冗長晦澀的演講，之後聽到一個短促的詞：警察。那些詞典在我懷裡突然沉重得令人難以忍受。他們記下了我們的名字，然後用刺刀將我們押解到馬涅茲廣場[馬涅茲廣場（Manège Square）：克里姆林宮對面的一個廣場，最初為舉行閱兵的場所。]。另一扇門關閉了。我越來越不知所措。周圍的興奮明顯減弱了。有些人的臉看起來挺悽慘。
我開始無所事事。時分在牆上的鐘里緩慢爬行。門不再打開。我翻開我的詞典，這堪稱一部19世紀中葉的罕見古籍，我的視線直接落在一個詞上：倫理學。
隨後我明白了：這本老詞典真是一個智慧的健談者。好吧，當然，只有那些過時的、不太好理解的倫理學才能將我和一群我對其毫無用處的人一起關在同一個馬場裡。
如今，當我檢視我的記憶時，我發現一種致命的誤算讓我的思考有很深的缺陷：我以為發生在我的額骨下的一切是絕對獨一無二的。我只設想過一種版本的靈魂滲漏，從未懷疑過，心智麻木的過程會蔓延——從一個顱骨到另一個顱骨，從一個個體到一個群體，從一個群體到一個階級，從一個階級到整個社會機體。我將我一半的生命隱藏在不透明的頭骨牆後面，如掩藏一種可恥的疾病，我沒想到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同樣的事情也能發生在別的無檐便帽下面、別的鎖閉的房間內。
有一天，我在翻閱赫伯斯坦[赫伯斯坦（Siegmund Freiherr von Herberstein，1486—1566）：奧地利外交家、作家、歷史學家，著有《莫斯科筆記》，記錄了他在1517—1526年訪問莫斯科的事宜。]的著作《莫斯科筆記》，他曾在16世紀早期訪問莫斯科。我發現了這句話：「他們中的一些人將其國家的名字溯源自阿拉姆語中的一個詞Ressaia或Resissaia，意為：散落的水滴。」
如果「他們中的一些人」在很久之前就存在了，那麼，隨著數個世紀的繁衍，他們必是逐漸掌握了那種「生命」中所有的槓桿和信號裝置。他們將俄羅斯看成「離散」（Ressaia）：一顆顆飛散、孤立的水滴，並強迫別人也這麼看。數十年的沉悶勞作使他們完善、精煉了社會分裂的技術，直到他們或摧毀、或麻痹了把細胞編織成一個整體的結締組織。我們像分散的水滴一樣生活，像流浪兒。1893年，一項新的大學法令企圖把我們分成零散的「訪客」[該法令立於1863年（而不是1893年），由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制定，授予大學教授更大的自主權，同時限制學生權利，學生被視為「大學的獨立訪客」，不允許為社會或學術目的自行結社。]。此前一個世紀，切利切夫[切利切夫（Pyotr Ivanovich Chelishchev，1745—1811）：著有《1791年在俄羅斯北部旅行》，在該書里，他稱他的讀者「傲慢地停留在學習階段，不了解俄羅斯的財富、人民和礦物，以及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注意到這種精神解體的後果，他提到了「沉溺於學習的人」。那就是我們，年青一代的知識分子，我們發展出一套「他人之我」的哲學原理。那個非我的「我」被當成異類或者外國人，但不可化約為「你」。人這種水滴既看不到渠道，也聚不成水流。對他們來說，「我」與「我們」之間隔著深淵。好幾個世代的社會流浪兒紛紛墜入這深淵。他們需要的只是被遺忘、被埋葬。
如今我明白了：任何不被「我們」滋養的「我」，不與母體通過臍帶相連、不被它的有機體包裹的小生命，皆不能獨立生長，即使那些隱藏於緊閉的鞘殼裡的軟體動物也是如此——如果有人用一根緊繃的金屬帶把它們紮起來，美其名曰是為了「幫助」它們，那麼它們就會死掉。
但那時，我們不能完全理解這種思想，因為我們的思考是畸形的。我們的邏輯線路被切斷了。
一種思想，它所思及的範圍既不會比「我」更遠，也不會比「宇宙」更近。一旦抵達「意識的門檻」，即「我」與「我們」之間的界限時，它就會止步，要麼退回去，要麼駭人地一躍，躍入「星辰的彼岸」——超越者——「別處的世界」。
視線有微觀和遠視的有效範圍：如果距離顯微鏡太遠，或是離望遠鏡太近，就很容易被視而不見，無法被任何人的視覺場捕捉。
黎明近了。我感覺疲累。我得停下來了。我的周圍，無論牆內還是窗外，都非常安靜，可謂鴉雀無聲。失眠症教會我為夜裡的每一分鐘找出意義。很久前，我就注意到，當夜晚將盡，一縷深藍色的微光貼近窗戶且群星黯淡時，總會有一種特別深遠的靜謐。就像此刻，透過冰凍的窗格（我已經把燈熄滅了），我在深藍色幽暗中看見傾斜的屋頂，就像沉沒船隻上翹的船體殘骸，它們下面是一排排無聲的黑洞，再低一些，是光禿禿的、被冰雪覆蓋的、發育不良的城市樹木，空蕩蕩的街道；無風的空氣中瀰漫著死寂。是的，這是我的時刻：在這個時刻，我可能會……
文本在句子中途突然中斷。下面七行字被仔細地畫掉了。施塔姆跳過墨水的平行線，接著閱讀。隔著牆，一隻鐘敲了四下。
第二夜
如果不是加農炮開始轟鳴，那些和平調停的把戲可能還會繼續演下去。一開始，炮彈落在遠處的什麼地方，擊中那裡的人。接著，它們開始在附近震響，轟炸這邊的人。當加農炮停止轟炸，蓋戳機開始轟鳴。炮口在那些屍體周圍留下圓形的黑色深坑；而這些被戳擊中的不是人，而是人們的名字。即便如此，在他們的名字周圍，如同在破碎的屍體周圍一樣，是藍色和黑色的圓圈。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來到南部的一個沙灘頭堡。我居住的那座城市[這裡指基輔，科爾扎諾夫斯基在那裡一直生活到1922年。1917年二月革命前，烏克蘭是俄國的一部分。在隨後的無政府狀態下，基輔被易手不少於十二次，白俄羅斯、蘇聯、德國和各種烏克蘭派系先後爭奪它的統治權。]曾三次易手。政權來了，又去了。再重新回來，又撤走。而且每個政權都帶來加農炮和蓋戳機。
就是在那時，在另一個政權更迭前夕，當我在一堆新舊「身份證」中篩選時，發現少了一樣東西：我的身份。
身份卡一大堆，但是我的身份卻消失了，連一個副本都沒有。我一定是忽略了它，這是我最初的念頭。
但是，當我再次一張一張整理完所有蓋了戳的身份廢紙時，依然找不到自己的「身份」。我早就預料到了。它們越是能確定我的身份，我自己就越不確定：我那幾乎被遺忘的老毛病，靈魂滲漏，在轟鳴的蓋戳機的刺激下又復發了。成排的雷明頓槍越是頻繁地用一個數字、華麗的簽名以及印章向我保證我確實是某某人，我就越是懷疑我的「真實性」，就越是強烈地覺得自己是這個人或那個人。漸漸地，我生出了一種強烈的欲望，渴望得到更多的蓋過戳的身份卡。但不管我積攢了多少，我仍感到不確定。那本來終止的過程又開始了；在我的「我」之中的那些孔洞重新張開。隨著每蓋一次新戳，我對自己的感覺就越來越弱。我——連帶我——半個我——小塊我——一丁點我：它正融解。
仔細察看一大堆身份卡上的姓名之後，我的感受不是絕望或悲傷，相反，倒是一種苦澀的快樂。「這裡躺著的，」一個想法浮現，「是我冰冷的、死去的名字。它曾是活的。但是現在，您瞧，它被戳得到處是洞。隨它去吧。」
至於你，24號房間的房客，你看，你的前任對一個好笑話並不反感，甚至想到即將用鉤子和套索來了斷自己也不能阻止我發笑。是的，我在笑，天曉得，也許不是最後一次。但這只是一個大概：從——到。當然，關於這場戰爭的材料，需要更詳細、更嚴肅的闡述。我將繼續：
1914年7月的一個夜晚，我正在寫一篇關於「公理化的危機」的文章，突然聽到馬車的轔轔聲。你很快就知道，我們這條小街很安靜，沒有人。這聲音使我煩亂：我將手稿推到一邊，等待噪聲消失。但是它並不消失。一輛空車從下面駛過，車輪與鵝卵石擦碰著發出咔嗒聲，打破了寂靜。我的神經被擾亂，無法繼續寫作。我不想睡覺，但也沒法工作。我穿上大衣走出門。夜色下，這些蜿蜒的后街反而怪異地更有活氣了。興奮的人們聚集在街角，高聲談論著什麼。我一次又一次地聽到了「戰爭」這個詞。
我看到一些方形的紙張在牆上發出微光。昨天下午它們還不在那裡。
我走近一張，是布告，屋頂檐口上的陰影遮黑了第一行。我開始從中間的某個地方讀它：
……軍需部正在收購：包腳布7戈比，汗衫26戈比，靴子（軍靴）6盧布；以及……
只有點燃一根火柴，對準那些布告的頂部，我才能看到它收集的不僅僅是靴子和汗衫，它還要召集身體以及體內的東西：生命。至於這最後一項的價格，它沒有說。
到了早上，五顏六色的軍旗懸掛在建築物的入口和大門上。在人行道上走著的人眼睛盯著報紙，肩膀上扛著步槍的人正沿著公路走。從第一天開始，報紙和步槍將我們分成了兩種人，一種是將去赴死的人，一種是別人為他們赴死的人。
當然了，一開始很混亂，一團亂麻。人群興高采烈地圍著一個笨手笨腳的新兵，他穿著土色長大衣。
「你是為我們打仗？」
「我們是為你們而戰。」
但後來，「誰」和「為誰」之間的模糊界限變得清晰起來，沿著那條線蜿蜒著一道裂縫，裂縫張開，並且開始擴大。
我不清楚那縫隙是什麼，但是在戰爭早期，甚至連我都有點興奮。我研究「死亡」這個符號太多、太頻繁了，我過於系統地將那個生物學減號納入我的公式里，不被周圍所發生的一切所影響。死亡——是一種分解，我認為它在我之「我」且僅在我之「我」的範圍內（超出此範圍的就幾乎與我無關了）——正迫使我以更普遍且廣闊的方式思考。所有印表機的墨水現在都用在死者名單上，死亡正在變為程序化的、政府推薦的信念。在官方的監管下，死亡開始發行自己的期刊，就像所有組織周全的出版計劃一樣，它也有自己的日程表。這是我讀過的最簡潔高效、最讓人專注的出版物。我指的是那些白色的小冊子，提供「死者、傷者以及在行動中失蹤者的完整清單」。乍一看，一本死亡期刊似乎沉悶乏味：數字——姓名——數字——另一個姓名。但是，只要有一點想像力，這些小冊子乾巴巴的、鐫刻式的文風就會帶來一種怪誕的感覺。它們把讀者推向最不可思議的結論：例如，我僅僅統計檢查了1915年3月和4月的那些陣亡名單，就發現在死者中，姓西多羅夫的人比姓彼得羅夫的人多35%。然而，彼得羅夫們失蹤的次數更多。西多羅夫們顯然不走運。或許彼得羅夫們是懦夫，或許留在後方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遙遠的、被戰火燒焦的田野和布滿彈坑的大地正在對我的想像力施加越來越大的影響。我在這裡，是他們為之而死的人中的一個。他們正在離我們很遠的地方死去，數百英里[英里：英美制長度單位，1英里等於1.6093千米。]之外，為的是不驚擾我們。至於他們的屍體，若是從那裡回來，也必是秘密地在夜間返回，為了不打擾我們——他們必須為之赴死的人。
我記得我甚至放棄了「公理化的危機」的寫作。這項工作進展不順利。有些夜晚，我會悄悄穿上衣服溜出去，來到被夜色籠罩的街上。我知道救護車、有軌電車載著剛從神秘的「那裡」運來的、新鮮的人類血肉碎片進入醫院的準確時間。
一般來說，我不用等太久。從街道的一個拐彎處，鋼鐵輕輕摩擦著鋼鐵，不開燈的黑漆漆的車輛會緩慢駛來。它們會停在入口處，一盞燈會被點亮，許多扇門會悄然打開，同時，竊竊私語的衛兵們會抬著擔架在台階上上上下下。我常偷偷走到夏季救護車的遮布旁，聆聽幾乎無聲的、垂死之人肉體的蠕動和呻吟。當車廂被清理乾淨，又會有一批新的傷員從後面爬進去。
我發現只是觀看那些場景就很艱難。身處這裡，心系那裡，我無法再承受這分裂了。一天夜裡，趁幾個勤雜兵卸下屍體時擠在門口所造成的堵塞，我走到一副被扔在人行道當中的短腿擔架旁（搬運工得了一點空閒，已經離開去找人借火點菸了）。那具屍體被一件軍大衣嚴密地蓋著，無人看守。我迅速彎下腰，將遮布拉開。我幾乎什麼也看不到。在我的鏡片突然被什麼東西糊住之前，只見一團模糊的污濁在扭動抽搐。我的鼻孔被一股甜腥氣刺到，我把身子彎得更低些，湊近那塊遮布下面的耳朵。
「為了我們？為了我？但我可能並不存在。就是這樣，我不存在。所以結果是……」
我拽了拽他的大衣，一定是弄痛了他，因為突然從那裡，從抽搐的污濁中發出一陣細微緊張的「咦咦」聲。我鬆開手指。遮布鋪下來，蓋住了污跡。
我匆匆趕回家，像是急著要去某處。但是，當我走到房門口時，卻躊躇不前了，我不願踏進門檻。我知道，在那個黑盒子裡，在符號和數字中耐心等待的，是我臆造出來的0.6人。
那天整個晚上它都在拷問我，用它無情而空洞的眼窩。
與此同時，貼在建築物牆壁上的白色和粉紅色方塊已被深藍色長條取代。按照上面列出的年月，我的「應徵之年」越來越近了。遙遠的那裡從那些紙上泛出藍光，召喚聲越來越大，它溫柔地說：來吧。
我似乎聽到了，那是個簡短的音節。
但是接下來的一天，在一個十字路口，我遇到了一位相熟的醫生。我們說再見時，我將他的手握住。
「告訴我……」
「什麼？」
「六百度的近視，他們會招你嗎？」
「會——會吧。儘管……」
「那麼七百度呢？」
「不會。」
我們的手分開了，他走開十幾步，又回頭看了我一眼，轉過身，但他還是走了。那時我的視力是七百五十度，我的玻璃附件頑固地、緊緊地抓住這裡。我仍站在醫生離開時的那個位置，鬆開它繃緊的金屬腿，把它舉到我的面前，凝視著它大大的、橢圓的雙凹形眼睛，我不知道這只是一種單純的太陽反射，還是別的什麼：它的眼中閃爍著喜悅的光芒。
就在那時，讓我痛苦的失眠又開始了。深夜我不再去街上散步。那也沒用了。我從來不會也不能飲酒。人的社會對我來說比失眠更糟糕。但我不得不找點事情填滿那漫長而空虛的不眠之夜。我購買了三十二個雕刻的黑白人形棋子，開始下棋：自己和自己對弈。西洋棋思維的完全無用性吸引了我。在長時間的思考和反思之後，在制勝與反制勝之間，我倒出那個木製的、毫無生氣的微型世界，再將其收回盒子裡，無論是它們的黑白王朝，還是它們發動的毀滅性戰爭——在我內心，或身外，都不留一點痕跡。
儘管如此，這種「自我對弈」的遊戲還是有一點奇特，一開始就引起我的好奇：獲勝的幾乎總是黑子。
與此同時，長長的火車毛蟲幾乎帶走了所有拿步槍的人。留在後方的是那些雙手只能拿報紙的人：他們神經質地弄皺寫滿數字的紙張——上面時而是威脅，時而是虛假的承諾——每一天都改變著它們的腔調。純粹的心理統計學還未出現。但是公平地說，這場戰爭的辯證法強迫或多或少還活著的人去赴死，並給那些或多或少已死的人生存的權利。如果戰爭只是將生者與死者分開，那麼緊隨其後的新政權，遲早會讓他們彼此對立、相互為敵。
就算在那時，人們也能感受到這個尚未命名的新政權的逼近。這如同一隻緩慢、巨大的活塞將氧氣從空氣中抽離。空氣令人窒息。這裡的人們不能、也不願隱藏他們對那裡的人們的厭惡，那些人從死神手中奪得了兩周的休假，徒勞地想在那些他們為之赴死的、毫無同情心的人中間求得幸福。
一天，我用抹布擦拭我的書架時，一本厚厚的德語大部頭從我手指中滑落到地板上。那本翻開的書中隨機的一行字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讀下去。我了解到斐濟群島居民的語言中沒有「我」這個詞。不像我們如此珍視這個象徵，而是用類似我們說的「給我」之類的表達替代。
我覺得這是一個重要而實用的發現。那麼，若是我與我之「我」鬧翻了，我可以用間接賓語生活。
給我：一些麵包
一個女人
少許安靜
以及天堂里的一點安寧。如果那裡有的話。也許……
但是隨後那以災難性的速度逼迫我們的事件，使得這一場「給我」的冒險多少有點遲了。
局勢變得越來越令人擔憂。前線正緩慢地逼近我們。有些人已經開始想像他們聽到了遙遠的並不存在的炮聲。當一些碎雲朵飄過城市時，他們說它們來自「那裡」。然後開始長篇大論地解釋炮火如何改變雲朵的形狀。那感覺就像是我們這些依然留在後方的人，儼然已經住進有一排排假窗及厚厚牆壁的龐大的兵營里。
在我的寫字桌上，有一個好玩的耐人尋味的玩具。它是一位熟人，一位在真空實驗室工作的工程師送給我的：一個普通的、密封的小玻璃瓶。瓶子裡面有一縷精緻纏繞的銀色髮絲，圍繞這縷髮絲的是真空，經過縝密過濾的虛空。對我來說，這就是這個小瓶子的全部意義。
工程師解釋說：「製造這絕對虛空的整個抽取過程花了很長時間。直到最近我們才掌握了製造絕對虛空的技術，也就是所謂的高真空。」
是的。現在是時候了，是將自己的想法藏入一個易碎的玻璃瓶，藏入它的高真空的時候了。
在將小瓶子來回把玩時，我隨興問他：「但是你們怎麼把空氣放回去呢？」
工程師像看一個怪人或小孩那樣看著我，隨即爆發一陣大笑：
「很簡單呀！打碎玻璃。」
第三夜，最後一夜
我的寫作滯後了。我懷疑自己能否在早上完成它。最愚蠢的事情打斷了我的工作：睡覺。並且也打亂了我的失眠規律。
今天下午晚些時候，我突然困得眼睛都睜不開，還做了一個夢。
我夢見我在這間有扁平的深藍色玫瑰的籠子裡。坐著，等待什麼事情發生。然後，我突然聽到車輪在雪地上發出的輕微聲響。真怪，我想，冬天的車輪。我走到窗前。一輛黑色的、帶有白色流蘇的柩車停在入口處。兩三個穿著針織雪衫、外披土耳其長袍的男人正盯著我的窗戶。沒錯，其中一個還在眼睛上手搭涼棚。我從窗口後退了一步，又躡手躡腳爬了上來，不過是從窗子的另一邊，那樣他們就不會看到我：他們仍在窺探。他們中的一個整理了一下他那頂可笑的、如船體傾覆的帽子，坐到一塊馬刺石[馬刺石：一種圓形花崗岩石塊，將莫斯科一些街道的邊緣間隔開來，以保護人行道。]上抽起煙來。看上去他們決定等著。為了不讓人看到我，我緊貼牆，慢慢向門檻走去。剛到走廊，我就聽到大門口傳來沉重的皮靴聲，好像有三四個人扛著什麼又長又笨重的東西。門大開著。但是門廊狹窄，他們扛的鑲著白邊的深藍色物件在他們肩膀上搖晃著，被卡住了。我又退回來，關上門，四處找鑰匙。沒有鑰匙。那深藍色的重負越來越近了，在走廊里趔趄，撞著走廊的牆壁和拐角。我用肩膀頂住門，伸出一隻腳抵住床。正好平衡。然後……我醒了。我的肩膀抵在牆的深藍色玫瑰壁紙上，極不舒服地扭曲著。我伸出的腳卡在床的木背板上。
仍在半夢半醒間，我自忖：我真的害怕了嗎？我準確地預估了所有事情嗎？似乎……
不。「如果」再也戲弄不了我。我太了解他了，那個普遍性的搗亂鬼、小丑。擺出一副「巨大可能性」[原文為法文：grand Peut-être。]的姿態，他對擅於嘲弄人的拉伯雷開個玩笑，邀請他赴「死後之約」，拉伯雷居然相信了他。
「如果」先生什麼都不相信，連屍體也不相信。一旦他看到棺材蓋合上，人們拿著鐵杴等在一旁時，他就會將一根手指插入棺材和棺材蓋之間，然後就等在那兒，直到被夾住。他總是礙事。
也許當神父唱頌最後之吻時，爐子裡還飄著薰香，一個女孩顫抖的嘴唇已俯向死者，然而「如果」已經立在那裡了，他對一隻蠟樣的耳朵低語：「別失去您的機會，親愛的死者。」即便如此，我還是很感激這個搗亂鬼。他給了我一天作為禮物。只有一天。我對自己許諾，在一切結束之前記著他，您瞧，我正試著回憶。
革命[此處指俄國1917年的二月革命，這場革命導致沙皇秩序崩潰。]，像閃電般降臨。人可以將閃電（它的電能）儲藏在發電機里，迫使它在成千上萬個經濟燈泡的鐘形罩里微弱地閃爍。但是，當革命才剛剛開始的時候，我們所有人，不管情願還是不情願，都被它那曲折的、吞噬一切的進程煽動或灼傷。一瞬間，所有的門檻都被移除——不只是房間的、牢房的、書房的門檻，也包括意識的。一個人能想到的詞語被審查官的鉛筆永遠地壓碎、縮水或被打發成八點或六點的「活」字，突然醒來，開始在紅旗和標語上涌動呼喊。忽然，我也突破了自己的門檻，偷偷溜出去迎接橫幅和人群。「如果」甚至連我也說服了，即便是暫時的。
在我的那一天，第一天也是唯一的一天，從早上開始，大規模示威的喧囂和閃光就一直在衝擊我的鏡片和大腦。有一分鐘，我甚至收起了與我形影不離的附件：斑點在我周圍旋轉，跳著莽撞的吉格舞。太陽在三月的水窪里跳躍，被雨水沖刷過的藍天上，白雲斑塊也在騰躍。
因為極不習慣這些，我很快就累了。我震顫的神經幾乎被這些聲音和意義弄醉了，它們都是新的，但不屬於我。我悄悄脫離人群，穿過街道。但是街巷依然喧囂亢奮，讓我的神經不安。後來，一堵長長的墓地圍牆隱約呈現。我轉身走了進去。
但怪異的是，就連被關在這牆內的平靜在那天也莫名其妙地難以安寧了。那些十字架傾斜著，揮舞它們的橫木，似在進行防禦；被石牆圍繞的墓地仿若一座被圍困的堡壘。
我疲憊不堪，坐到一張仍然很潮濕的長椅上。我隨即看到她：一個三四歲的小姑娘，跌撞著向我這邊的小路走來。她好像獨自一人。在堅硬濕滑的地上，她搖搖晃晃的小腿執拗地、一步一步地征服距離。她那頂針織童帽下，是一張有點眼熟的白皙精緻的橢圓的臉。風弄亂她被紅絲帶綁住的金色捲髮。等她走到空的長椅一端時，我說：「生命。」
她知道我在說她。她站在十字架之間，它們僵硬的白色手臂在她上方伸展，她抬頭看著我笑。我注意到，她的瞳孔在那完美的淺藍色眸子裡奇怪地放大了。
從小徑轉彎處傳來匆忙的腳步聲。一個女人的聲音在呼喚孩子。但她喚的不是別的，而是我的名字。我迅速起身，朝相反的方向離開，越走越快。接近大門時，我將一位虔誠的老太太撞倒在地。
「你個夜貓子！」她在我身後喊。
「夜貓子同志。」有人用愉快的男低音糾正，哈哈大笑。
我也笑起來。
我一到家，就開始尋找那些被遺忘已久的信。我特別需要那九個字母，它們無助而動人地（現在對我來說似乎是）在信封上拼接出我的名字。我翻遍了所有紙堆，舊時毫無用處的筆記、大學時代的垃圾、書本中奇怪的段落、官方通訊不停地擠入我的手中。我唯一需要的就是不在那裡：那些裡面藏著跳動字行的窄小的信封都消失了，顯然永遠不會再出現。
不過，那天我還算幸運。我總算不是徒勞無功地去翻找那些文件夾和紙堆的灰塵，我的注意力意外地被一段舊時摘錄吸引了。頁邊空白處的旁註寫道：《基里克[基里克（Kirik）：12世紀俄國修道士，以寫出東斯拉夫的第一部數學論文而聞名，他曾向尼方特大主教（Bishop Nifont）提出152個問題。]向尼方特大主教提問》。
裡面寫著：
問題41：日落之後可以舉行葬禮嗎？
回答：不能。因為讓死者在被埋葬的時刻能看到太陽，對他們來說是種安慰。
我走到窗前，對著夜色打開窗。白天的喧鬧聲現在平息了，在無數的燈光中睡意朦朧地搖曳。我拉過一把椅子，整晚都坐在上面，手捧著頭。我太陽穴之間，思緒來回纏鬥，一刻也不得安寧：那麼我是一具屍體，又何妨。但是當我被埋葬時，我也想看到太陽。
與此同時，三月的怒火越來越高漲，很多人被它的暴烈崛起嚇壞了。該發生的都發生了。最初，死者和生者在一起生活。生命——被鉗子夾著、銬著，被逼成一個僵死機制的一部分，單調地數算著時日——似乎更偏愛死人，他們更適合現有的秩序。後來，戰爭至少部分地把死者與生者分開了：了斷與活人的關係，跟他們結清了賬之後，戰爭還想賦靈給那些被激活的屍體。然而那些活人被成群趕到屠宰場後，第一次發現大家同病相憐，於是緊緊地抓住生命。他們無須藉助電擊手段來製造生命，也無須從大自然中竊取什麼，大自然內在於他們——在他們的神經和肌肉里。一塊普通的肌肉組織推倒了設備精良的屠宰場的高牆——接著開始了這個星球上的第一次鬥爭，或者，不如說，生者對死者的反抗。
是的，在我看來，這場革命並不是紅軍和白軍、綠軍和紅軍之間相互殘殺的戰爭，也不是一場東方反對西方、階級打倒階級的鬥爭，而是生者和死者為了這顆星球而戰。非此——即彼。
當革命開始占上風時，屍體們也加入了戰鬥：所有那些個「我」「半我」「一小塊我」「一丁點我」。特別是我發現的那類屍體：「給我」。它們提供經驗、知識、被動性、同情以及忠誠。提供一切，除了生命。然而，生命卻是人們需要的。漸漸地，情況變得明了，即使墓地外面也有大量空間留給屍體。革命也可以很好地「利用」它們。我認識的一位醫生曾對我描述女性的更年期：性機能逐漸麻木，敏感度下降以及失去愛的生理感受。從純粹的生理學上講，更年期的女性不能去愛，但她們能被愛。從廣義的範疇來理解這個例子，我堅持認為，那些感覺麻木的人，心智如屍體般僵化的人，是無法再活下去的。但他們可以「被活著」。為什麼不呢？
我可能也處於更年期，但是我已經明白了，我不能被活著。我深感羞恥，因為我在被埋葬時看到了太陽，哪怕只是一瞬間。
去年夏天，我在莫斯科河畔散步，留意到一些男孩在玩撞柱遊戲。遊戲進行得如火如荼。我停下來觀看。
「嘿，佩卡，把死人扶起來。」一聲激昂的高喊。
佩卡光禿的鞋底一閃，衝進了冰雪泥濘的廣場，迅速布置撞柱：兩個並列作為台子，第三個放在上面——是一具屍體。另外兩邊各有兩個，作為蠟燭。
「好——啦，現在……」佩卡跑回線內，拿起球棒。有那麼一秒鐘，他眯眼瞄準那個「死人」，眼中帶著一絲惡意。隨後，他把球棒拋過去，那死人撞倒柱子，被擊出他的方塊。一片灰塵被掀起，又落下蓋住他。
我對自己說：是時候了。時候到了。
確實。「存在的替代品」（Dasein-Ersatz）——假裝活著——以前還有可能，但此時很難假裝了，幾乎不可能了。
出現了新的眼睛，還有新人。他們用一種新的方式看你：不是看，而是看穿。你無法掩飾內心的空虛，他們會用瞳孔鑽透你。當你遇到他們時，無須站在一邊，他們將穿過你，如同穿過空氣。
我為所有依然執著於他們的半存在的「我」和「一小塊我」感到難過：生活對於他們太艱難，也太乏味。「不」已經揳入「是」中；左派已經變成右派；他們生命的頂部已向內坍塌，底部暴露。即使如此，無論他們藏在什麼地方，都會被拖出來，就像生鏽的舊錫罐一樣被撕開，最好是把自己埋在一個帶有白邊框的深藍色蓋子下面。
一個月前，我遇到一個人。那時我正走在阿爾巴特街上，經過商店的櫥窗，窗里的標籤上寫著價錢，標籤下面是商品。但是一扇窗里，價錢的上面是兩個子彈洞，用髒乎乎的灰色糨糊堵著。這很讓我好奇，我徘徊了一會兒。突然有個愉快的聲音鑽入我的耳朵。
「您很感興趣。是——啊，堵得可真好啊。我們用子彈把整個俄羅斯打得到處是洞，但是在這兒，她又完好了。補得好好兒的——」聲音中斷了。
一對夫婦手挽著手，全神貫注地看著標籤上的數目，然後靜靜地走開。我四下張望：一頂皮帽底下面露出一對機警的瞳孔，它們閃著金屬光澤。高大的顴骨之間是一張光滑的瘦臉，額頭上有一條疤痕。
「由此可見，」那個男人繼續說，「人們有多麼貪婪。他們買不起那些東西，但至少可以讓自己的眼睛飽餐一頓。我可不需要那樣的玩意，」他揮動著粗短的手指，「這就是為什麼我像一顆子彈一樣旅行：要麼經過，要麼穿過。我有一個準則：我的所有物品的重量不超過十一磅半。」
「為什麼是十一磅半？」我問。
「因為這是一支步槍的重量，十一磅半，不能再多了。為了不使步槍的刺刀失去平衡。懂了嗎？」
我點點頭。說著話，我們繼續沿著街道走，走進第一個啤酒屋。那些細節我依然記憶猶新：在我們桌子上方的牆上，有一個方框，翻湧著泡沫的深藍大海上，一艘傾覆的船體正在下沉。
那意象，到處都是。
我們叫了兩杯啤酒。我幾乎沒有碰我的那杯。他喝乾了他那杯，我們繼續談話，他同時試著看穿我。
「我身上有十一個洞，但我不想死，生活對我來說太有趣啦。那時，他們在薩拉托夫附近接應我——我們在那兒與捷克人作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捷克人寧願被俄軍俘虜，也不為奧匈皇帝而戰。他們與俄國人一起戰鬥，直到蘇聯與德國簽訂協議。後來，他們轉而支持白軍與蘇聯作戰。1918年夏天，「捷克白軍」實際上控制了伏爾加河、烏拉爾河和西伯利亞。]——我的血快流幹了，幾乎都流光了。他們說我快死了。我說，不，不，我還不想死，我不信你們。還有一次，我被白軍抓住，他們讓我們沿著山溝邊緣站成一排。我一聽到『預——備』就立刻倒下，像塊石頭一樣滾下小山，然後起身就跑。他們在身後追我：砰——砰。但是我不停地跑，我有一種感覺，您知道，他們永遠抓不住我。他們怎麼可能呢？他們怎麼能抓住一個不想失去生命的人呢？」
這位熟人（我極少有這樣的奢侈）沒有被打斷。這個戴皮帽的人甚至還到我的房間來借書。和我這位書的主人，他顯然沒有太多共同點。他從來沒有問過我是誰，或者我打算做什麼。但是他如饑似渴地讀我的藏書。剛開始，我給了他一堆簡單的書。他不會理解的，我想。但是他理解，以他自己的方式。後來，我給他比較難的書。在歸還第二捆書時，他把書分成了兩堆。
「這些經過。那些穿過。」
我的客人離開後，我瀏覽兩個書堆，小心地不搞亂它們，這很有趣。
順便說一下，您也可以結識我的這位熟人（如果您願意的話），因為我的手稿託付給他了。上次見面時，我告訴他我要走了。明天，按照約定，我將把手稿交給他，這樣正好一個星期後，他就可以把它寄送到24號房間。我可以信賴他。這我肯定。
在兩個羅馬時代之間（現在兩者都已經滅亡了），盛行一種古老的潑酒遊戲。該遊戲是這樣的：客人們飽餐一頓之後，會從最後一個高腳杯中潑出最後幾滴酒，看誰能潑得最遠。顯然，時代和遊戲都會重演。好吧，我，一滴水，同意玩這個遊戲。我們開始吧。拋擲我。但別扔掉酒杯。空杯必留原處：這是潑酒遊戲的規則。
好吧，我該結束了：我的手稿以及一切事務。隔壁房裡的人已經醒來。新的一天已來臨。看來我得放下手稿，處理我的書和財物了，然後再銷毀幾篇論文。這將需要整整一天和一部分夜晚。很好。接著鎖上門，將鑰匙扔出窗外，讓它落入雪地。那樣更安全。現在讓我們看看……是的，鉤子已在牆上（我昨天把它敲進去的）——就在門楣右側的第三朵玫瑰上。這鉤子的故事很簡單，跟我的一樣。直到第一縷晨光初現，鉤子會是空的，然後它不再空著。順便說一句，我已經試過這把椅子，故意碰翻了它，第一次有人在牆那邊喊：「怎麼回事？」第二次他們就不吱聲了。所以在這一點上，我保證沒問題。從現在起，二十四個小時之後，或許會再晚一點，鉤子仍然不會空著。然後會有人隔著門叫我。然後他們會敲門。一開始輕輕地，然後使勁敲門。會有三四個人聚集在門口，他們先撞擊門，然後停下。然後他們會拿把斧子開鎖。他們會走進去。跳回來。然後再進來，但不是所有人。他們會解開鉤子，然後把它從牆上拔下來。在那之後，24號房間將空一天、兩天，甚至三天，直到它接納你為止。
此刻，你一定感到焦慮不安了。不用害怕：我不會用幻覺來威脅你。那些都是廉價的心理伎倆。我指望的反而是那種極其平淡無奇的法則：觀念與形象的聯想。現在，從壁紙上的深藍斑點到這些紙頁上的最後幾個字母，一切都已進入你的大腦了。我已經相當完美地被你的「聯想線」纏住，我已經滲透到你的「我」之中了。現在，你也有了你自己的臆造物。
請注意：科學已經證明，試圖解開聯想線並除去纏繞其中的外來形象只會讓這個形象更深地嵌入一個人的意識。關於我的「我」，有太多次失敗的實驗，所以我一直夢想活在別人的「我」裡面。如果你活著，我就成功了。再見。
字句在此中斷。施塔姆的眼睛掃視了筆記本上深藍色的指示，足有一兩秒，然後突然僵住。
施塔姆轉身向著門站起來。到門邊有六步遠。右邊第三朵玫瑰：是的，他的手指清晰地感覺到了一個小洞。
他猛地打開門，衝出去，卻撞到一堵牆。走廊漆黑安靜，除了他那扇半開的門透出的一道窄光。那光幫他看清眼前的一個白色數字：25。他一動不動地站了一會兒，他需要聽到一點活人的聲音，哪怕只是一個人的呼吸聲。那道門後的人可能還在沉睡。施塔姆把耳朵貼在號碼上，如饑似渴地聽著，但他只聽見自己的血液沖刷著血管。
漸漸地，他恢復了鎮靜，回到自己房間。他走進去，隨手緊緊關上身後的門。他再次坐在桌前。手稿仍在等待。施塔姆將它推到一邊，用一本書蓋住。在書的頂部，他放上自己的公文包。深沉的黑夜的寂靜仍漂浮於四周。突然（在莫斯科會發生這樣的事），附近的某個地方，一座鐘樓甦醒了：鐘聲胡亂響個不停，帶著激情。強有力的鐘聲撞擊著沉寂。突然，它又停止了。被撞響的銅以一種低沉緩慢的單調回聲持續嗡響了一會，然後寂靜合攏。漸漸地，白晝開始閃爍。鴿灰色的淺光貼著窗格緩緩爬進房間。施塔姆走到窗前。他的激動漸漸平息。此刻，透過冰凍的雙層玻璃，他看到那些屋頂如傾覆之舟的金屬船身正緩慢駛入黎明，它們下面是一排排黑色的窗洞，底下是一條條彎曲的、裂縫般的小街，這些裂縫裡空無一人，僵冷，死寂。
「他的時辰。」施塔姆低聲說，仿佛那根繩子正在他的脖子上收緊。
從很遠的地方，從市郊，傳來一聲悠長平緩的汽車喇叭的低鳴。
「我不知道那人還會不會再次出現：活著的那個。」
施塔姆再一次——也許他感覺如此吧——恢復了原來那箇舊我，幾乎是埃塔爾。
直到這一刻，他才注意到：牆上深藍色的玫瑰飾有一道細線般的白邊。
「那又怎麼樣，」施塔姆自言自語，陷入沉思，「找個別的房間可不容易。我得留在這兒。的確，無論如何得留下。」
---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