魁奈經濟著作選集 · 人口論 [1]

構成國家強大的因素是人：財富是由於他們的需要而增長的；人們所需的生產品增加得越多，他們對產品的消費越多，他們就越富裕。如果不去使用和消費，那麼產品也就失去了作用。正是消費使它成為商品，並且維持著它的價格；產品的值錢的價格和巨大的數量，產生收入並促成國民財富的每年增長。因此，在增加產品的生產和消費方面，人們本身就成為自己財富的第一個創造性因素。 [2] 由此可見，要使不斷在恢復和更新的國家財富維持下去並加以擴大，這決定於人們的勞動力的使用和人口的增長。因此，人口狀況和人們的勞動力的使用是國家經濟政策中的主要對象，因為土地的肥力、產品的售價和資金的合理使用都決定於人的勞動和他們的積極性。這就是富裕的四個根源，它們在各自的發展中相互進行著競爭。但是只有在政府對人、對所有制和產品加以正確保護的情況下，它們才能起作用。資金不起作用是管理制度中存在某種缺陷的明顯證據，它表明人民受到壓制和情緒低落。 人口狀況 一國的人口是隨著國民收入的增長而增加的，因為收入能夠提供富裕的生活和利益，把人們吸引過來，使他們留在國內；但是只有在人們勞動力的使用適應國家優越的自然條件的情況下，國家才能使自己的收入增長。 法國由於自己的地理狀況，國內河道縱橫，土地廣闊，土壤肥沃，由於它擁有大量為鄰國所缺乏的某些產品，才能夠使大批的人去從事耕種和對外貿易 [3] ，這就是不斷更新的財富和國家收入的來源。 有人認為，法國的人口在一百年前曾達到二千四百萬。但是由於軍隊的擴大，幾乎連年不斷的戰爭，以及南特敕令 [4] 的廢除，根據一七〇一年的統計，人口已縮減到一千九百五十萬。 在這一年以後進行的人口調查中，我們發現，由於法國在十二年內以巨大的軍隊進行西班牙王位戰爭的結果，它的人口又大大地減少了。它在海上和陸地上至少保持著四十萬軍隊，另外還必須加上二十萬為軍隊服務的人，總數為六十萬人。這就比一百年前的法國軍隊多了四十萬人。僅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到，每年需要有十萬多人來彌補這個破壞性戰爭帶來的損失。除此以外，在十二年內國家至少喪失了一百萬成年人，失去了可以從這些人身上取得的相應的增長部分。 根據人口衍生的進程，可以認為，每一對夫婦至少要有兩個能達到結婚年齡的孩子和幾個沒有達到結婚年齡就死去的孩子。因此，這樣一對夫婦和他們的子女住在一起，組成一個至少有四個人的家庭。一百萬人的死亡及其增長部分的損失，意味著使人口減少四百萬。 我國的人口根據一七〇一年的統計是一千九百五十萬人，由於西班牙王位戰爭而減少到一千五百五十萬人左右，也就是說，在前朝減少了將近三分之一，即八百萬人。由於路易十四的勝利，法國得到了大約五六十萬人。可見，從那時候起人口沒有增加。雖然我們在十八或二十年內過著和平的生活，但是在差不多二十六年的時間內我們還不得不經常維持著大量的軍隊，因此如果不是得到了洛林（該地人口約占法國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一），我們的人口更會大大地減少。然而即使在今天也有人認為，法國包括洛林在內，約有四百萬個家庭 [5] ，每個家庭平均有四人，總共約有一千六百萬人。 根據包稅管理局的統計，現在每一個家庭平均有三個半人，因此四百萬個家庭不超過一千四百萬人。但是如果把兩歲的小孩估計在內，那麼可以認為，每一個家庭有四個人，因此四百萬個家庭總共有將近一千六百萬人。如果把新生的嬰兒包括進去，那麼總數可能會達到二千四百萬人，因為兩歲以下的孩子的死亡率在三分之一以上。不過我們只能從生產、消費和增長額的角度來研究人口。 小孩只能在消費的方面加以考慮，但是兩歲以下的孩子的消費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從每年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比例角度來研究我國人口的人們，所得到的數字應當比我們的大，因為我們的統計是把孩子從兩歲算起的。 如果根據杜柏萊·德·聖莫爾和標芳對壽命的推測來統計，那麼應當認為，從兩歲到十六—十七歲人的死亡率約占四分之一。因此在包括兩歲的孩子在內的一千六百萬人口中間，成年人是一千兩百萬，其中男人和女人各六百萬，其餘四百萬是從兩歲到十七歲的孩子 [6] 。 從農業工作來看，可以認為，有一半以上的男人和女人住在鄉村里；有將近七十五萬塊地是用於種植穀物的，有兩百萬以上成年男人在從事體力勞動，包括對這些土地進行耕作。可以假定，這一部門需要不少於一百五十萬的成年男人。管理牲畜和種植葡萄所需的人數大致上也是這一些。其餘的農業工作、製造工具以及同這部門有關的其他工作、在教區內執行教堂職務、建造住房和其他建築物等等，還需要一百多萬人，總數加起來需要四百多萬成年男人。如果少於這個數字（這是非常可能的），那麼不足的部分就由女人和孩子來填補。在這種情況下，工作的質量就很差。但是如果由於各種勞役、壓迫和貧困而促使農民情緒低落，如果他們窮得付不出僱工的工錢，那麼工作的質量更會差得多。 不過，雖然我國的農業處在很不景氣的狀態中，耕地面積只占適宜於耕種的土地面積的一半，但農業仍然使法國一半以上的居民得到工作。在商業、手藝、法學、藝術和科學、工場手工業、學校、教堂、城市中的教會職務、建築、城市企業主、軍隊、搬運業、軍艦和商船等方面工作的，僅占大約二百萬成年男人。 由此可見，對法國這樣一個大國說來，一千六百萬人口是少得可憐的，以致六千萬亞爾邦適宜於耕種的土地中有一半是荒地，另外一半也沒有能夠好好地耕種，特別是當鄉村里缺乏用以抵補開支的資金的時候，而且其他各種體力勞動也相應地受到限制。因為工業的發展，只能建立在手工業產品的對外貿易能使企業主得到收入的基礎上。 按照杜柏萊·德·聖莫爾的算法，巴黎的人口共有六十萬 [7] ，這是可以從這個城市全年的小麥消費量算出來的，小麥的消費量約為八萬一千二百五十繆特，或九十七萬五千塞蒂，包括城外烘烤的麵包在內。如果按平均每人消費一點五塞蒂計算，九十七萬五千塞蒂可以供應六十五萬人。這個數字中包括經常住在巴黎的外國人在內。不滿兩歲的小孩也要消費麵粉。當然，有許多居民不是全年都住在巴黎的。然而一個人的消費總共只算一點五塞蒂，那是算得非常少的，特別是對於占巴黎人口四分之三的僕役和工人來說。這樣，按照巴黎一年的小麥消費量計算，它的人口包括兩歲的孩子在內不超過六十萬人，其中四十五萬是成年人，十五萬是從兩歲到十七歲的孩子。我們看到，這個消費量同一百年前的消費量大體上差不多，按照黎塞留紅衣主教時代的計算，那時巴黎的人口有八十萬；這樣，雖然一百年來鄉村的人口大大地減少了，巴黎的人口也沒有增加。因為聖莫爾的推算是把孩子從兩歲算起的，因此同認為巴黎有八十萬人的一般意見是合得上的。的確，如果把所有的孩子，從新生的嬰孩起，全部加上去，那麼巴黎的人口可能有八十萬，因為兩歲以下的孩子的死亡率約為孩子總數的三分之一。如果按全年死亡的人數來計算，巴黎一年死去的人約有二萬，一般認為這相當於人口總數的四十分之一，那麼所有這些計算的結果都是十分接近的 [8] 。 巴黎和鄉村中人口增長的比例大體上是相等的。由於風俗敗壞，巴黎結婚的數字大大地減少。而在鄉村中，母親不僅要給自己的孩子，而且還要給資產階級的孩子餵奶，因此她們只能三年生一個孩子，不可能生得更多。結果，可能增長數額的減少在這兩種情況下是相等的。 在巴黎，每年出生兩萬個孩子，占六十萬人口的三十分之一；要是這樣的話，全國一千六百萬人口每年應當生大約五十三萬個孩子。其中活不到十七歲而死去的有二十九萬；這樣，達到十七歲的每年只有二十四萬，其中大約十二萬是男孩，十二萬是女孩。 考慮到婦女的生育期限，可以認為，在三十年內出生的人數應當同現有的人數大致相等。假定婦女在二十歲出嫁，不合於這個假定的情況大概可以相互抵消，而在五十歲喪失生育的能力，要使人口數保持在同樣的水平上，那麼必須使三十年內出生的人數同現有的人數相等。 雖然巴黎每年出生的只有大約兩萬個孩子，而且這種經常的生殖每年只能增加九千個成年的男人和女人，然而在這個城市中結婚的卻大約有四千七百對。這樣每年結婚的人數至少是等於每年達到成年年齡的人數，這似乎是同巴黎有許多人不結婚的情況相矛盾的。但是事情是這樣的：巴黎出生的人，尤其是男人，只占在這個城市中結婚的人數的一小部分。很大數量的市民經常是靠從外省到巴黎來謀生的人補足的。女僕的數量有十五萬人，其中在巴黎出生的不到八分之一。二分之一有獨立職業的人是外省出生的。例如，三百九十七個國會檢察官中出生於巴黎的不超過一百人 [9] 。因此可以認為，在巴黎結婚的男人甚至有一半不是在這個城市中出生的。除女僕外，已婚的婦女大多數是在巴黎出生的，因為幾乎所有遷居到巴黎來的男人都娶這個城市出生的女人。 還必須注意到，在巴黎結婚的次數中，有許多是鰥夫和寡婦重新結婚；這一點也能證實下面這個結論，即在巴黎結婚的男人中，甚至有一半不是在這個城市中出生的。因此，巴黎的人口是靠外省的填補而保持原有水平的 [10] 。 人口縮減和增長的原因 戰爭、不結婚、糧食產品價格低、缺乏耕種土地的資金、下層階級人民的貧困，這一切阻礙著人口的增長。國家贍養著的大批軍隊，耗費著國庫，這同過分嚴厲的教會一起對國家產生破壞作用。 一個沒有容忍心的國家，如果處在一些強大而有容忍心的國家的包圍之中，那是非常不利的。宗教自由能把人和財富吸引過來。宗教上極端的不容忍會迫使人們離開自己的國家，並阻擋他們回國。這兩種情況都阻礙著這樣一個國家的繁榮，而促進那些有容忍心的國家的昌盛。因此，不容忍會逐漸使一個國家走向破滅，而促進鄰國的財富、人口和力量的增長。 目前一個國家的力量是靠它的財富來維持的，而財富是由生產這些財富的人們創造的，大量的軍隊對這二者都會造成損害。英國人向來是長於計算的，他們判斷敵人的力量是根據其有職業的人口數及其所花費的支出：他們經常擴大自己所使用的財富，以保證自己的勝利；他們在判斷時並不根據一個國家擁有的貨幣數量。他們在自己的政治著作中說：「我們只應當注意在商業和農業中起作用的、不斷回復和更新的財富；我們經常在更新的財富，是我們所花費的支出的來源，這種支出不會使我們破產。我們正像那些富裕的業主，他們的現金並不多，但是由於有大量的收入，所以經常能夠抵補巨大的支出。我們的軍隊並不是一個軍事國家的精華部分，我們的士兵是為了得到報酬才變得勇敢的；我們的政府不是靠作戰，而是靠自己的財富和政治協商來保證自己的軍事勝利的。我們幾乎一直處在戰爭狀態。然而我們的國家依舊很繁榮，並不失去自己在歐洲的威望和海上霸權，它的人口並不縮減，殖民地財富也並不減少。為了堅持戰爭，我們簽訂了借款條約，但是我們從有利的和約中得到了補償。我們不像法國那樣擁有一千二百萬或一千五百萬的金幣和銀幣，但是我們同樣能夠擴大自己的貨幣財富，增加貨幣的數量，因為我們的貨幣總量是能夠和我們王國的疆域和人口數相稱的。然而我們的收入和法國的收入比起來，就和貨幣的情況不同，我們的收入絕對不能像法國那樣顯得無關緊要。」 [11] 一個國家的力量的確決定於收入，而不是決定於貨幣的總量。後者很少能達到收入一半的數量。因此國家的支出不應當以此為根據，而要以每年通過收入而恢復的財富為根據。 如果真是像英國人有力地證明的那樣，英國的收入像法國一樣多 [12] ，那麼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英國比較富裕，因為一個國家的收入如果同另一個較大的國家的收入相等，那麼它就比較富裕，這是由於它在行政、防禦工事和保證邊疆城市的安全上所花的費用較少，由於它的財富供給較少的人消費：如果每一個人都比較富裕，那麼整個國家也就比較殷實。 英國的人口比法國少，僅夠滿足它的海軍的需要，因此它不可能有大量的陸軍。但是人口的數量一般並不決定一個國家的武裝力量，軍隊是要和國家的收入相適應的。如果軍隊的數量超過了國家所能供養的能力，那麼就會比敵人的軍隊更加可怕。英國自認為是十分強大的，它不大需要陸軍，因此免去了大量的開支，能夠把這些支出用於它更為需要的別種防禦上面。 軍隊是國防工具，但這種防禦掌握在國家本身的手中，取決於國家的力量和它的理解力，也就是它的財富和它的政治協調。歷史家把自己國家的戰爭事跡講給後輩聽，他們的關於戰功的敘述引起讀者極大的喜悅；但是如果他們不熟悉政府的經濟和政治上的後備力量，那麼他們的著作就只能供消遣，而沒有教益；他們講的只是戰爭的歷史，而不是和談的歷史和使戰爭獲勝的原因的歷史。 士兵和軍官除了出戰以外什麼也看不到，他們認為國家的命運僅僅決定於圍攻和戰役的勝利，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們認為，人口稠密的國家比較強大，因為它能提供大量的戰士；身體結實的農民比城市居民能成為更好的士兵。但是更有遠見的政府，不會因為要具有反對敵人的手段和供養優秀的將軍而使鄉村變得荒無人煙，使國家收入的來源變得枯竭。關於在鄉村中招募士兵對人口增長額縮減的影響，可以從大約三十年前國內實行固定非常後備軍制所引起的後果來判斷。起初這個措施看來似乎非常適宜，以致不易看出它對國家造成的不可彌補的損失。這支非常的後備軍基於有六萬人，他們每六年輪換一次，此外還有二萬人在這六年內供補足缺額之用。總共有八萬個成年人，他們不能結婚，即使有二萬個替代的人，也不能回家。這樣，在每三十年中國家要損失三十萬人所生的後代。每一代的一個家庭有四個人。因此，三十萬人沒有後代就意味著在人口不斷的增長額中減少一百二十萬人。 非常後備軍中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來自鄉村，因為大城市和享受特權的人是可以免於徵募的。招募入非常後備軍而六年內不能返回的六萬人總數中，有四萬多人是鄉村供給的，即平均每年約有七千人，占在該年年滿十七歲的鄉村青年總數的八分之一左右。但是這個八分之一的比數逐漸變成了七分之一和六分之一；就這樣在三十年內非常後備軍使鄉村失去了二十萬人，因而使人口縮減八十萬人。由於青年們企圖避免被抽中為非常後備軍而流入城市，更加影響到鄉村的人煙稀少。因此由於一個青年被抽入非常後備軍，卻使鄉村失去不止三個青年。這樣，三十年內鄉村中減少的人口總數還要加上四十萬人及其後代。結果非常後備軍使鄉村人口在三十年內減少二百多萬人。如果這種情況再繼續下去，那麼不消一個世紀鄉村將會變得荒無人煙。 軍人們認為，固定的非常後備軍組織有很大的優點。它使國家在常規軍以外另有六萬人的固定名額。在戰時可以把其中一部分劃入正規的團隊，或者把他們編成王國的特種團隊、法國特種團隊等等，以此增加我國軍隊的固定名額。然而這些優點都是從這樣一個思想出發的，即國家的生存必須依靠軍事活動，同時還忘記了由此而引起的巨大開支。 軍人的狹隘觀點使他們只考慮到軍隊的利益，而且只是陸軍的利益，因為所謂非常後備軍提供的優點，對我國的海軍是無關的，而且相反，它所引起的人口的縮減，對後者是十分有害的。 然而法國是一個航海大國，自從英國的軍艦和商船成了我們的敵人的依靠力量以後，法國在海上比在陸地上更需要保護自己。除此以外，法國還必須維護自己的通商和保衛自己的領海。加入德國的大部分國家都沒有航海所提供的優點，因此不能靠出售自己生產的糧食產品而獲得巨大的財富。這些國家的收入是非常有限的，要不是英國以其商船所獲得的財富幫助它們，它們就沒有能力贍養大批的軍隊，甚至不可能把這些軍隊調離他們就食的地方。正是由於這樣，英國很怕我國海軍的發展。它並不掩蓋這一點：假如我們以自己足夠的力量來同英國的保證其統治權的海軍力量抗衡，那麼我們就會改變歐洲的體系，不再需要大大地擴大自己的陸軍。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鄰國依靠自己的力量，就不可能調出大量的軍隊來反對我們。的確，假如我們的海軍力量能把英國的貿易攔阻住，或者對它製造很大的麻煩，那麼貿易就不再成為英國的取之不盡的財源，同時，它不得不在海上花費巨額的開支，以便對付我們的巨大力量。這樣英國就不可能用金錢來支持反對我們的聯盟。我們的鄰國看到英國的資源耗竭，就不會願意去參加它的事業和支持它的自私計劃。這樣對我們說來，戰爭的危險就會減少，戰爭就不會經常發生，它的破壞性也會縮小，因為假如我們同這個航海國家進行海戰，所需的開支會比在陸地上進行的戰爭少得多。 在陸戰中需要供應炮兵糧食、飼料和幹部，花費巨額的支出，而在海戰中則不需要這樣大的開支。它不會引起國家財富的外流。參加海戰的武裝力量規模較小；它不需要騎兵；海軍軍官的開支也比較節省。購買糧食和彈藥經常能簽訂協定，取得優惠條件，達成在陸戰時不可能達成的低廉價格。 海軍力量能保證對外貿易的加強和進展，而對外貿易能促使土地收入的提高。在為其他航海國家所懼怕的海軍的保護下，我國的貿易就能遍及各地，並把人口吸引過來。誰也不會迫使它接受自己的法令，國外的辦事處能平安無事地、自由地同其他相互競爭的通商國家進行雙方面的貿易。一切的限制、禁止、捐稅，以及對出售商品不利的壓制都將消除；雙方的船只能通行無阻地駛入它們所有的港埠，貿易能保持正常的性質，而對所有通商的國家都有利。它們將不得不承認促進共同利益的一切條件的協定。它們將只會努力去發展對自己最有利的貿易方式。誰也不會對別人製造細小的麻煩，來損害他們；人們會以更加遠大的眼光來看待通商，並且明白，雙方應當相互促進，純粹出售的通商是一種不可能的幻想，因為商人需要顧客，每一方面都必須既是商人，又是顧客，他們的財富同樣地促進雙方的繁榮。 規定向外國人關閉英國港口的著名的克倫威爾航海法， [13] 絕不是像英國人和我們自己所想像的那樣對英國的貿易有利。大多數論述貿易問題，特別是有關我國的糧食貿易問題的作者，都認為為了協助我們的航運事業，從海道輸出我國產品的權利應當完全掌握在法國手裡，然而這個專利權的問題僅僅是在商人的局部利益的影響之下提出來的。他們非常正確地證明，為了擴大我們的貿易以及為了使我們富裕起來，應當使我國產品的外銷得到充分的自由。但是他們認為，發展我國貿易的直接目的應當是擴大我們的商船隊，我們應當用自己的船隻把產品運送到國外去，並把在國外獲得的東西運回來，這樣，我們的商船會使許多人學會航海術，這是對海軍有利的。 毫無疑問，對外貿易能夠帶來上述的良好結果，不過它應當不依賴其他一些會阻礙貿易的全面發展和對國民收入不利的條件，而帶來這種結果。我們應當盡一切可能使我們的糧食商品便於銷售，並擴大銷售額。但是如果禁止前來採購的外國船隻進入我國的港口，或者不讓外國人自己帶來的貨物自由地進口，使他們在運費上得不到好處，而把這種好處保證給予我們的航運事業，那麼上述這種目的也是達不到的。 在銷售我國的糧食商品時只想賺取大量貨幣，而害怕外國人競爭的我國的批發商的看法，就是這樣的。他們的同胞經常會成為他們的虛假證明和他們的局部利益的犧牲者。他們只想使本國的糧食商品的價格降低；他們說，買價便宜是賺錢的第一個因素，而且在外國也比較容易銷售。他們要我們相信，這是擴大貿易的唯一的方法。照他們的話來說就變成這樣的了：擴大我國對外貿易的方法，就在於靠犧牲本國的利益而從對外貿易中取得利潤。這種看法就是一切特權、禁止和專利的來源，而且發展這種有破壞作用的貿易的結果，只會使我國的產品失去價值，人民不得不以更高的價格來購買輸入的貨物，這樣就會使整個貿易遭受損失。除此以外，這些原則不會給我國的農業帶來任何好處，不會促使我們的牲畜增多，也不會使亞麻的播種面積擴大。 如果交易對顧客有利，那麼貨物就容易銷售，因此一個希望儘可能更好地銷售和擴大銷售額的商人，不應當阻礙顧客獲得利益。要是我們壓制鄰國的貿易，以此來幫助發展自己的船隊，這將意味著，我們使主要的任務服從於個別的任務，而且我們將達不到自己的目的，因為阻礙貿易順利發展和對國家的糧食產品供應有害的措施，對我國的船隊和對國家收入同樣也是有害的。除此以外，在迫使別人接受對他們不利的條件時，應當考慮到，他們自己也會提出對我們的貿易和我們的航運事業更加不利的條件。因此，所有這些拙劣的、有缺陷的措施，經常是同採取這種措施的人的意圖背道而馳的，因為它們不僅不會有利於本國的航運事業，反而會限制和削弱本國的貿易。 英國的航運事業的擴大並不是一六六〇年的航海條例造成的。它的原因是由於我國的海軍不發達，而我國的海軍不發達絕對不是這個航海條例的結果，這個航海條例只會對頒布它的國家的貿易造成損失，使它的收入縮減。 要是我國的海軍能夠自衛的話，那麼英國人很容易發現這個航海條例的不利，而把它廢除。貿易的順利發展取決於貿易的自由，取決於使大家普遍有利的法令，因為只有當貿易對雙方都有利的時候，它才會繁榮起來。 然而最能促進我們的船隊順利發展的，是國家收入的增長。像海軍支持商船一樣，商船對海軍也是有利的。它們只有共同協作，相互支持，才能夠發展：海軍之所以能夠強大，只是由於商船對它供給有航海經驗的人，而商船如果事先得不到海軍的支持，也不可能發展。但是海軍的支出只能靠我們的收入來抵償。商船賺錢，海軍花錢，但依靠了海軍，陸軍和陸戰就可以減少了。商船的盈利能吸引許多人去參加海外通商，在航海事業上取得經驗；而我國的豐富的農產品，這些農產品銷售的可能性，以及居民和海陸軍對它的支持，又是這些盈利的來源。 為了不至於沒有好的士兵和水手，應當給予他們優厚的報酬，並且依靠大農經營和發展能提高國內土地收入的對外貿易，取得這些支出的經費。只有這樣，法國才能成為真正的軍事國家，也就是真正強大的國家。 當過去法國分成幾個臣屬於王室的大國的時候，它曾經是一個在另一種意義上的軍事國家：每一個屬國都必須保衛自己所統治的領地，而且只從事耕種土地和軍事活動；但是自從法國全國統一在一個君主的權力之下以後，那些領主的權利就得到了法律的保護，由於這種統一和自己所處的地位，法國變成了一個航海、貿易和農業的強國，因為只有依靠自己的農產品、貿易和海軍，它的財富和威力才能夠保存和不斷增長；要知道它必須阻撓別的國家奪取海上的統治權和控制貿易及其帶來的利益，以防止這些國家變成在歐洲占優勢的國家。否則不管我們有多大的軍事力量，它們可能會迫使我們接受法令，我們會變得依從他們，會發現我們的薄弱和他們的優勢。 因此，政府的基本任務在於依靠發展貿易來使本國的糧食商品易於傾銷。沒有這種傾銷，即使有豐富的農產品也不會增加國家的收入；相反，產品的豐富恰恰會引起價格的下降，農民的收入不能抵償他們的生產費用而土地的收入會變得一無所有。只有在有銷路，並且價格能抵償生產費用和保證收入的情況下，一個國家才可以努力促使農產品豐富。要達到這種狀態，應當為對外貿易創造一切的條件，這樣，銷路和好的售價才能帶來收入，而這種收入又能引起人口的增長：如果收入能對人們的勞動給予報酬，保證他們的盈利，使他們能過富足的生活，這樣就會把人們吸引到這個國家裡來。有了大量的收入以後，在我們的航海事業方面，在保衛國家的領海和領土方面，我們將不會缺乏人力了。 絕不能用限制或壓制對外貿易的辦法來促進航運事業；相反，只有在促進貿易，使貿易得到充分自由的情況下，航運事業才會擴大；得到了發展的航運事業反過來也會使貿易擴大，使國家的收入增多。 能把人們吸引到一個國家來並使他們留在這個國家裡的福利，人們所最需要的福利，表現為值錢的商品財富和大量的貨幣。 所謂商品財富，我們指的是能夠 按決定其銷售價值的價格交換成貨幣的那些東西 。財富之所以成為售賣財富或商品財富，是由於這種財富顧客需要它其持有者能夠把它出售。因此並不是所有能滿足人們需要的物質都是可以售賣的財富：我們呼吸的空氣，我們可以在河裡汲取的水，以及其他數量極其豐富的、屬於大家所有的物質，並不是貿易的對象，它們雖能滿足人們的需要，但並不是財富。 [14] 能滿足人們需要的物質的持有，是帶有固定性的，就像土地所有權那樣，因此這種東西很少被看作是商品財富。當然，土地的出產品本身是可以出售的，而且在出售時還能確定和調整土地的價格，但是這種土地的出產品以及甚至人們所必需的糧食，當其售價不超過其生產所花費的費用和勞動時，即使它們是可以銷售的，也不能算作是能帶來盈利的財富。因此，不能把人們生活所必需的以及他們需要使用的一切東西，同由於貿易中的價格而能帶來利益的售賣財富混同起來。 人們需要各種可以使用的、有價值的東西，其中有的東西，他們擁有的數量比所需要的數量更多，這些東西應當用來換取他們所需要而又不足的東西。因此人們希望擁有許多可以用來交換其他東西的財富。這就是可以售賣的財富或商品財富和貨幣或貨幣財富：因為各種可以售賣的財富的交換都是通過貨幣來進行的，而貨幣可以換成一切種類的財富。因此人們如果持有一種商品財富，就可以通過貨幣在兩者價格相等的基礎上取得另外一種財富。 物品的價格表示著商品財富的銷售價格 。不應當把商品財富的價格同它的使用價值混為一談，因為這兩者相互之間經常是毫無關係的。使用價值經常是一成不變的，經常或多或少地取決於人的因素，取決於人們的需求，以及人們對擁有該物品的願望。價格卻相反，是不斷改變的，它取決於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各種不固定的因素。它不受人們的需求調節，但也不是任意決定的價格，也不是由商人之間的協商決定的 [15] 。 一切商品財富中用處最小的鑽石的售價，除非是在糧食極端缺乏的場合，幾乎總是比糧食的售價要高得多。 然而在對糧食商品有極大需要的情況下，糧食的價格可能會無限制地上漲，在這樣的條件下，使用價值偶爾能決定它的售價。我說偶爾，是因為歉收或引起糧價高漲的一般的糧食不足，是由一些對財富的使用價值毫無關係的原因所決定的。因此，一切可以售賣的財富的價值並不是由它們的價格構成的（ne consiste que dans le prix）。生產這些財富所取得的盈利，與它們的使用價值沒有聯繫。一塞蒂小麥或同樣價格的一塊花邊，對出售者和對希望使用它們的人說來，是相等的財富。商品財富之所以成為財富，是由於它們的價格是由理智確定的。所以關於一國的富裕和繁榮，應當按照商品糧食的豐裕程度和糧食的穩定而優裕的價格來判斷。 雖然商品財富的價格絕對不是任意決定的，也不是商人之間通過協商決定的，但國家仍然能夠利用自己的帶有破壞性的措施使價格發生很大的、有害的混亂。在一個航海和貿易的國家中尤其可能如此，因為一個對其他的貿易國家沒有任何影響的政府，可能用自己的片面的措施來制定價格，而這種價格將與其他相互之間自由通商的國家的普遍的共同價格不一致。結果貿易受到政府壓制的那個國家的收入就會減少。同時，我們可以證實，在所有相互通商的國家中，普遍的共同價格是很少會發生變動的，是非常穩定的，對所有這些國家都是有利的。 商品財富的價格，調節著通過貨幣而相互之間進行的商品交換，或商品變成貨幣財富的交換，而貨幣財富可以交換成任何一種商品財富。貨幣是在交易時同一切種類的商品財產的售價等價的財富。 貨幣或金銀（它們也可以作為貨幣），本身絕對不是消費性財富。因為貨幣可以說只是貿易的工具，它在貿易中完成自己的任務時，不會損壞，不會破碎，不會陳舊，經過十年的時間，千萬次的買賣以後，它還繼續存在，並且在貿易時依舊有用。因此在可以售賣的財富的連續不斷的交易中，只要有很少量的固定不變的貨幣就可以了。在進行買賣時，貨幣通常只是被用來表示商品財富的價格，在貿易中只具有抽象意義。代之而起的票據更為方便。它在買賣商品財富時不需要有同這些財富等價的現金，而是以商人之間的票據往來為連續不斷的交易服務。因此國家的繁榮不在於它擁有的貨幣數量，而決定於商品財富是否豐裕，是否值錢。 貨幣的數量是隨時可以補足的，但是構成財富的基礎及其售價的商品的不足，或商品價格的不足，卻無法補償。在法國的任何一個人如果有一百繆特葡萄酒（目前的酒價是每繆特五十四利佛爾），就好比他有一百馬克的貨幣一樣富有；只要他願意，他就確實能夠得到同他的葡萄酒的售價相等的這一筆貨幣。在一個貿易國家裡經常有足夠的貨幣，以供貨物按其價格進行交換之用。因為貨價本身就是一個確實的證據，證明人們願意把貨物按照時價交換成貨幣。 一個國家的貧窮，並不像人們通常說的是由於它的貨幣少，而是由於它的商品財富不足，或者是由於在這個國家內商品的價格過低。因為一個農業國只有在年產量豐富和產品值錢的情況下才可能變得富裕。換句話說，只有很好地耕種土地和對本國商品進行廣泛的對外貿易，才能夠保證它的富裕。對外貿易不僅能提供銷售的可能性，而且還能依靠通商國家的交易保持有利的和穩定的價格。國家之達到高度繁榮並不依靠大量的貨幣。因為一個本身沒有礦山的國家只要把自己的農產品賣給外國，就能增加自己的貨幣財富的數量。因此產品的豐富和值錢永遠是貨幣的來源，而貨幣本身如果沒有貿易就會變得一無用處。它除了有利地向外國購買商品財富以外，不可能增加國家的財富。因此一個國家不應當積聚貨幣，因為這會阻礙貿易所帶來的財富的增長。 在一個國家裡過多地積聚貨幣，並不構成能帶來好處的財富。因此所有的國家都把自己的貨幣用於流通，以利於相互通商。全部貨幣量在通商各國之間成比例地分配，這種比例是同商人的意圖相符合的，他們認為貿易的任務在於相互奪取貨幣。商人所遵循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規則。他們總是用自己的貨幣來購買他們輸出或輸入的貨物，而在這兩種場合以及在航運事業上賺錢。 向商人出售產品的耕作者和工廠主同樣能使從商人那裡取得的貨幣帶來好處，因為他們能利用這些貨幣來重新進行商品生產。土地所有者把從租地農場主那裡取得的貨幣用於購買商人運來的外國貨，而商人又把貨幣交給租地農場主，向他們購買農產品。工人從工廠主、耕作者以及所有僱傭他們的人那裡取得工資，而把這些貨幣用於購買糧食和其他貨物，供自己消費。貨幣重新回來用於土地耕作和其他生產工作上。因此，一國的貨幣量應當大致同它的商品財富的數量和價格相適應。而在商品數量不變的情況下，不管貨幣多一些或少一些，國家的財富基礎不變。 國家的收入取決於它的農產品的價格，而農產品的價格是通過對外貿易來確定和調節的，因為在一個同別的國家不通商的國家裡，也就是在沒有進出口貿易的國家裡，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調節農產品的價格，它不受任何規則的約束；它不可避免地隨著國內產品的充裕和不足的更替而發生變動，而產品價格過低或過高同樣是有害的和不可避免的，兩者都會使國家蒙受損失。 商品的基礎價格 [16] 是由生產或創造該商品所需的費用所決定的：如果商品的售價低於生產商品的成本，那麼就要虧本，如果售價能提供相當的盈利，使生產能夠繼續維持下去或者更加擴大，那麼就可以認為商品很值錢。如果在歉收的年月，商品的價格達到使人民難以負擔的程度，那麼就是物價騰貴。如果售價超過基礎價格很多，而人民並不感到負擔很重，那麼就可以認為商品值錢或價格有利。一個經常擁有很多小麥的國家，如把小麥大量向國外傾銷，就能使國內的小麥值錢，而且給君主和土地所有者帶來很大的收入，並保證居民的工資或盈利，以此抵補由於小麥貴而增大的支出。因此對外貿易能夠使國內的小麥和一切其他的農產品值錢，農產品值錢不會增重居民的負擔，而同時卻對國家十分有利。在評判我國農產品是否值錢、售價是否太高和是否需要壓低之前，應當把上面這些條件研究一番。 商品不值錢和長期不能超過基礎價格就是另外一種情況，因為這一定會造成很大的虧損，並且不得不停止生產那種一貫不值錢的商品。因此任何一個政府都不應該去考慮那種按照偏見通常被認為便宜的價格所提供的利益，因為它同時對君主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其餘居民的工資、人口的增長和國內生產的擴大都可能產生破壞作用。在我國的一些農產品不值錢的省份里，就可以看到這種有害的影響；那裡的生活費用是很低廉的，但是薪水卻是這樣的低，人們掙的錢是這樣的少，以致他們的勞動不能使他們過富足的生活；工資不能吸引他們，他們寧可偷懶，而過貧困的生活。土地所有者得到的收入也很少，因此不可能拿出必需的支出來改善自己的耕地，不可能僱傭工人和手藝匠並給予他們優厚的工資。工人和手藝匠離開了各省地方，流入大城市，那裡的生活費用較大，而工資也較高；因此那些糧食產品貴的國家，人口就比較稠密，而那裡的人們比糧食產品價格過低的國家的人們更愛好勞動，過著更為富足的生活。人們的需要並不只限於食物一種，他們還需要衣服，勞動工具以及使他們能過富裕生活的其他東西。法國人到海外去，遷居到聖多明各或馬提尼克島等地方去，並不是去尋找糧食，吸引他們去的是使他們能夠過富足生活的工資。 我們已經提到過，在一個同其他國家進行毫無阻礙和完全自由的進出口貿易的國家裡，價格不會發生很大的波動。這是因為在這樣的國家裡，價格是同其他國家的共同價格相等的。在這種情況下，該國的歉收或豐收通常不會引起價格的變動；因為在同一年內，有些國家可能是豐收，有些國家可能是歉收，但是通過這些國家之間自由的、沒有阻礙的貿易，糧食不足的國家可以從多餘的國家那裡得到供應，反之，當後者感到不足的時候，前者也會向它供應。由於各國之間的聯繫以及各國的豐收和歉收的不斷更替，價格就能保持在一個固定的中等水平上，這個水平是由通商各國共同的基礎價格決定的。 荷蘭人和英國人的穀物 是自由貿易的，他們的穀物價格沒有發生像我們法國所經受的那種巨大波動 [17] ；法國的穀物進出口是禁止的。我們的收穫只是供給本國人食用，有時會過多，有時又大大地不足，這樣價格就會發生不規則的波動，有時昂貴，有時低廉。因此在一個沒有自由貿易或者不能進行進出口貿易的國家裡，糧食價格不可能有任何的規則，它完全是不穩定的。在豐收的年份里耕作者的損失很大，而在歉收的年份里，一般平民會由於飢餓以及隨著挨餓發生的流行性疾病而死亡。劇烈的和經常的價格波動是極端貧窮和人口縮減的一個原因，這是顯而易見的。 它對國家收入的害處也並不小：雖然可以認為，在過低的價格和高價更替的時候，它們相互之間能取得平衡，形成某種共同的價格，我們的收入就是以這種共同價格為基礎的；然而實際上這種共同價格本身對於土地的收入就是不利的。價格的波動和收穫量的波動在其結合起來和取得平衡的過程中，為出售者所形成的共同價格要比購買者的共同價格低得多。購買者每年購買同樣數量的小麥供自己消費，他們的共同價格的形成是幾年內價格波動的結果。但是出售者每年收穫和出售的小麥數量是不同的，他們的共同價格的形成是幾年內不同價格和按不同價格出售的不同小麥量的結果。它不同於在這幾年內由於購買同樣數量的小麥而形成的購買者的價格。然而進出口貿易能免除價格發生巨大波動的可能性，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售價和買價就會很接近。這可以從下面兩張圖表中看出，一張表明法國由於小麥收穫量波動而引起的價格波動，另一張表明英國的情況。 共同基礎價格 是以三百七十利佛爾的開支為二十五塞蒂所除，得出十四利佛爾十六德尼，這就是耕作者每塞蒂的平均成本（cot）（參閱《租地農場主論》一文）。 共同買價 。每人每年消費三塞蒂，即在五年內消費十五塞蒂，共值二百六十一利佛爾，即上表中所表明的五塞蒂小麥的成本八十七利佛爾的三倍。如果把二百六十一利佛爾按十五塞蒂來除，那麼每塞蒂的價格是十七利佛爾八德尼。這就是法國很久以來通常的共同價格。 共同售價 。是以五年內的進款總數三百八十七利佛爾用二十五塞蒂來除，得出十五利佛爾九德尼，這個數字的五分之一就是每塞蒂的價格。這樣，出售者的共同價格比基礎價格只多十三德尼，即每亞爾邦多三利佛爾五德尼。它比購買者的價格低一利佛爾十九德尼，因此如果在物價昂貴的年份小麥的價格比較低，那麼耕作者經常會吃虧，而不再播種小麥。在不出口而播種面積又較大的情況下，他們無法維持下去，因為如果收穫了大量的小麥，那麼售價就會降低到基礎價格之下，並且遭到虧損，同時君主和國家也會得不到進款。 共同的基礎價格 。以三百七十利佛爾的支出為二十五塞蒂所除，得出十四利佛爾十六德尼，這就是耕作者每塞蒂的平均成本。 共同買價 。每年三塞蒂，五年是十五塞蒂，值三百七十利佛爾（應該是二百七十利佛爾） [18] 。這個數目用十五來除，得出每塞蒂十八利佛爾的成本（coût）。 共同售價 。以五年內的進款總數四百四十利佛爾為二十五塞蒂所除，得出每塞蒂的價格為十七利佛爾十二德尼。這樣，出售者的共同價格超過基礎價格二利佛爾十六德尼，比共同買價僅少八德尼。在前面的情況下，由於沒有出口貿易，出售者只能得到十五利佛爾九德尼，因此他的盈利每塞蒂總共只有二利佛爾三德尼。每亞爾邦是十利佛爾十五德尼，加上三利佛爾九德尼總共是十四利佛爾三德尼，而且購買者在購買小麥時是不會付更多的錢的。 我們每年大約能收穫四千五百萬塞蒂小麥，因而在這個收穫量中我們要損失一億利佛爾，本來可以賣給外國的大約三百萬或四百萬塞蒂小麥的進款還不計在內 [19] 。但是我們的小麥收穫量是有可能增加二千萬或三千萬塞蒂的。只需要出口貿易對小麥本身的價格以及隨小麥漲落的其他各種穀物的價格施加影響，土地的收入就可能增加一億五千萬以上，其中國內小麥價格的增長和我們運往國外的穀物進款的增長都不算在內。 [20] 但是出口還有一個優點，就是它能阻止物價過分昂貴；物價昂貴會造成下層居民的破產，使許多人餓死，使更多的人由於隨著飢餓發生的流行性疾病而死亡。可能有人會反駁說，英國雖然有很好的年成，物價仍然是很貴的。但這對於英帝國來說是一個例外，不能把它歸咎於出口貿易，因為正是出口貿易經常使它免於由於擴大農業的結果而引起的物價猛漲。總之，對提高穀物價格來說，單靠出口是不夠的，因為英國每年輸出的小麥不超過一百萬塞蒂，還不到年產量二十分之一。因此它最好還要以適當的比例提高小麥的價格，但這是不可想像的。一個國家的罕有的物價騰貴現象一定有某些特殊的、它所不願發現的原因。 有關政治經濟學的所有這些問題，請參閱下面這些文章：《農場論》、《租地農場主論》、《穀物論》、《賦稅論》、《利息論》等等。 農產品的價格沒有被給予足夠的注意，然而只有根據土地產品的價格，收入才能夠得到正確的估價。但產品本身是不會提供收入的：它的確可能非常豐富，然而卻是沒有收入的。如果售價不超過基礎價格，也就是不超過成本，那麼它就會使耕作者虧本，因此只有當產品的價格高於生產這種產品所需的費用或支出時，才能夠得到收入。所以，依靠對外貿易而價格達到的程度越高，那麼對國家、對土地所有者和人民也越有利，也越能夠促進人口的增長和繁榮。這對國家有利，那是由於隨著價格的增長國家財富也會增加；這對土地所有者有利，那是因為他們的收入增加了；這對人民有利，那是因為生產穀物所需的支出也在不斷增長。從人口增長的觀點看來，這是很重要的，因為穀物的豐富能夠把人們吸引過來，促進人口的自然增加。在促使國家繁榮方面這也是很重要的，因為盈利能刺激擴大生產。但是只有依靠對外貿易而達到的價格，才對國家財富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可能有人認為，假定有一個閉關自守的國家，它同其他國家沒有任何的交往，只是為了本身的消費而進行國內貿易，那麼它對糧食產品就只會從滿足自己需要的角度出發看問題，而不是從糧食的售價出發看問題，因此它就希望價格低，因為這樣就能擺脫髮行過多的貨幣的沉重負擔。然而，如果這個假想的國家同其他國家一樣是由不同類別的人們組成的，其中有耕作者，土地所有者，君主，政府成員，以及從事各種行業的人，那麼事情就會是這樣的：君主和土地所有者需要有收入，參加管理工作的人需要薪水，從事各種行業的人和耕作者僱傭的工人需要工資。因此，同其他所有的國家一樣，這個國家的全年收入，也必須通過同全年產品和體力勞動的售價相適應的買賣方式在各種類別的人們中間分配。像所有的地方一樣，這裡的年成也是有好有壞的，這樣就會引起價格的劇烈波動。因此，對這樣的國家說來，商品財富的售價同其他國家幾乎是同樣重要的。 但是當一個國家必須靠貨幣財富來抵抗鄰國的時候，那麼它的產品在作為貨幣財富的來源這一點上就成了它的寶貴的東西；我說的是在作為貨幣財富的來源這一點上，並不是說它真是貨幣財富。這兩個條件是要加以區別的，以便能對國家的財富得到一個正確的概念。假定某種貨物能賣到一百埃扣（法國的古貨幣），那麼就是說這貨物本身被認為相等於一百個真實的埃扣，這已經是足夠了。在這個意義上，所有的財富都是按其價格折成的真正的貨幣財富，即使它們實際上並沒有轉換成貨幣。因此一個同外國通商的國家的財富，是由貨幣財富和按國外價格估計的實物財富構成的。 這樣，一個擁有價值為二十億的農產品而沒有貨幣的國家，同一個擁有二十億貨幣而沒有農產品的國家，是同樣的富裕。 但是擁有這種可以售賣的財富必須進行雙方面的對外貿易。假定兩個相互通商的國家沒有任何交往或對外貿易，那麼其中的一個國家就不能靠自己的產品取得貨幣，而另外一個國家也不可能用自己的貨幣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因此它們兩者都同樣地需要對外貿易——一個是為了用貨幣財富來購買等價的產品，另一個是為了保證自己產品的價格，使其能相等於貨幣財富。 然而關於本國的財富，不應當按照用出售商品的方法從國外吸取的貨幣數量來估計，而是要按照通過雙方恆常的自由貿易而確定的這些產品的價格來估計。假定你每年只輸出一百塞蒂小麥，沒有可能更多地出售，但通商國家之間的小麥的共同價格，將對你具有與你出售一千萬塞蒂小麥同樣的力量。這種共同價格是這樣形成的，正像幾個溝通的蓄水庫里的水位一樣：假定在一定的時期內地中海的水沒有流入大西洋，大西洋的水也沒有流入地中海，那麼這兩個水庫的水位將是相同的，因為這種水位是由它們之間的相互溝通所保證的。通商各國之間的價格平衡也是這麼一回事：它是靠雙方貿易的恆常聯繫來確定和保證不變的。因此，即使你們這一年沒有向鄰國銷售小麥，鄰國也沒有向你們銷售小麥，因為你們已有足夠的數量來滿足自己的消費，但也並不多餘；你們這裡的價格將仍然不比鄰國低，也不比鄰國高。因為假使你們這裡的小麥價格較低，那麼在自由的對外貿易條件下，你們就會把它輸出，於是你們國家裡的價格就會變得同國外的售價相等。自由的雙方對外貿易的優點就在這裡：它能使你們的任何商品經常都有共同價格，甚至在你們沒有能力銷售或購買的時候。這種共同價格能為你們的產品確定一個真正的，從對鄰國的關係來說是相對的價格，而你們的真正的財富就是由這種相對價格確定的。僅對國內貿易有關的一切價格，本身不會使這個國家更加富裕或更加貧困，然而由於這種價格的混亂和不穩定，可能對個人的經濟生活、行政管理和農業產生破壞作用。因此，商品的售價只能通過通商各國之間的共同的和穩定的價格來實現，因為每一個通商國家能夠按照這種價格確實地向國外銷售商品。於是土地面積最廣大和物產最豐富的國家就成為最富裕的國家。 如果依靠對外貿易商品成為與貨幣等價的財富，而貨幣成為與商品等價的財富，那麼認為向國外購買商品會使我們喪失貨幣的那種指責，就毫無意義了。由於對外貿易幾乎總是以相互買賣的形式進行的，因此類似的責備就變得沒有內容了。從研究對外貿易的平衡來判斷它是否有利是毫無意義的，如果一方得到了更多的貨幣，那麼另一方購買了更多的商品。哪一方變得更富裕了呢?況且貿易的平衡不能表示出一方從自己的貨幣中，另一方從商品中取得的盈利。 然而我們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不進行雙方面的貿易，一個國家的農產品就不可能有穩定的售價，它的國內價格是混亂和不穩定的，因為這種價格是由年成的好壞決定的。除此以外，由於這種波動而形成的共同價格，對國民收入是非常不利的。因此一個航海國家如果忽視自己農產品的出口貿易，就會對自己財富的增長和人口的發展，以及對國家的富強造成巨大的損失。 人口的增長完全決定於財富的增加，決定於勞動、人力和這些財富本身的使用方法 不論什麼地方，只要人們能夠取得財富，過富足的生活，安逸地作為所有主享有以其勞動和精力獲得的一切東西，他們就會在那裡聚居，並不斷孳生。人們取得財富必須依靠他們已有的財富，以及依靠別人的財富使他們得到的盈利。人們如果沒有消費性的財富，就不可能在荒無人煙的地方居住。因為假如他們找不到動物或其他天然產品，以便在他們耕種的土地能夠供給滿足他們需要的物品以前藉以充飢，那麼他們就會餓死。這就是說，要取得生活必需的財富和達到能促使人丁興旺的富裕水平，必須預先擁有財富。一個收入不斷增加的國家，由於在國內能賺到工資就會把新的移民吸引過來，因此財富的增加能引起人口的增加。 然而要使財富和人口增加，必須使人們相信自己能得到自由和擁有自己的財富。要是人們失去了保障、權利和財產，他們就不會留戀自己的君主，也不會留戀自己的祖國。即使有人甘於過貧窮的生活而留在國內，但這些人對國家也是沒有益處的。那種安於貧窮的人，那種習慣於吃粗劣的食物、穿襤褸的衣服、忍受各種困苦的人，像第奧根 [21] 那樣用自己的手掌掬水喝的人，是不肯做工作的，對自己祖國的利益也將是漠不關心的：在荒無人煙的土地上到處是暴虐和貧窮。一個國家衰亡的通常的原因，是由於政府的濫用權力和施行暴政。一些對羅馬皇帝的暴虐所引起的社會混亂不很了解的作家，認為羅馬帝國的衰亡是由於奢侈。而實際上其原因是由於要維持這種奢侈生活而向行省徵收了過多的稅。一等到行省的經濟被破壞了，那麼像羅馬這樣一個大城市就無法自己維持自己和保持自己的統治權。行省和帝國本身都發生了由於政府繁重的苛捐雜稅而引起的革命。歷史家們提到了一些令人害怕的詳細情節：「加列里阿目無法律，任意妄為，並且放任他派往行省的法官胡作非為；這些人只知道戰爭，毫無教養、毫無原則，盲目地信奉專制政體，而他們自己就是這種專制政體的工具。然而人民普遍的絕望情緒是由於全國人口普查和登記財產而引起的。委員們在全國各地引起了極大的惶恐不安，仿佛來了敵人，加列里阿的整個帝國的人們，仿佛都成了俘虜。丈量土地，計算葡萄藤、樹木，甚至每一個小土崗；登記人數和牲畜頭數；城市裡充滿了前來備案的大批農民和奴隸，父親帶了孩子一起前來。假如按比例徵稅的原則本身是公平的，假如這種稅本身是負擔得起的，假如對待人的態度好一些，那麼人們對這種壓制還可能容忍下去。然而相反，到處可以聽到鞭子和呻吟的聲音：孩子、奴隸、婦女都經常受到拷問，來對證父親、主人、丈夫的口供；所有主受到折磨和拷打，要他們供認他們的財產比實際上所有的還要多。人們不管年老或有病，都必須到指定的地方去報到；人們的年齡被任意地確定，由於法律規定交納人頭稅的義務有一定的起訖年限，孩子們往往被增加幾歲，老人被減少幾歲。第一批委員辦事冷酷無情，以圖滿足國王的貪婪心，然而加列里阿還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派人來，對不幸的國民施加更大的壓力，找尋新的稅源。新的委員為了勝過自己的前任，任意加重人們的負擔，在登記簿冊上登上了比實際上多得多的財產和人數。牲畜倒斃了，人死亡了，但是在登記簿上並不註銷，仍然要徵稅。加列里阿的殘酷的天性和他的國民的忍耐心使勒索的財物源源不斷，因此他竟認為是取之不竭的。一批新的勒索者派往全國各地，他們無情地搶奪前任壓迫者搶剩下來的一切東西。他們打家劫舍，把居民的東西搶得精光，人們甚至對未來的收成也失去了希望，因為耕作者播種的種子也沒有給留下來，甚至田裡還沒有收割的莊稼也被搶去。這些不幸的人由於飢餓和貧困而不斷死亡，君主也就失去了表現自己闊綽的可能。 「馬克森提河把自己所有國民的財產看作是自己的財富；他甚至不饒恕自己的大神的廟宇；這是一個無底洞，它吞噬了羅馬將近十一個世紀積儲下來的一切財富。義大利到處充滿了告密者和兇手，他們同他一樣的凶暴，並且為他用掠奪到的部分東西所豢養。由於這樣的專制統治，城市和鄉村都變得一片蕭條，人們躲避在最隱秘的地方，土地沒有翻耕和播種 [22] 。在戴克里西和瓦林提尼安納三世統治的年代裡，統治者的掠奪引起了高盧地方的起義，人們遭到了殺戮，並且被預先奪去了財產 [23] 。後來別的民族占領了這些遭到破壞的，既沒有力量也沒有財力來支援羅馬帝國的行省，這個帝國過去是如此的富裕和強盛，現在卻變得衰弱和可鄙。西班牙被哥特人占據了，英吉利被薩克遜人占據了，高盧被法蘭克人占據了，德意志被阿拉曼尼人占據了，義大利為土西林格人和倫巴第人所占有。」 這些毀滅性的結果是羅馬帝國的軍事專制制度引起的，我說軍事專制制度，因為專制制度永遠是君主同國內比君主本人更有力的某一階層的聯盟。君主專制制度是一種幻想，這是從未有過的，也是不可能有的。一個人不可能擅自統治千百萬人；最高的君權只有在得到法律的支持和在互相制約的政府官吏之間保持均勢的情況下才可能存在；而決定他們的制度的法律，一方面限制他們的權利，一方面又保障他們的權利。如果君主不同一個強大的階層分享權力，把這個階層提到其他階層之上，把對國民的一切專制力量集中在這一階層，那麼他自己也不可能擁有專制的權力 [24] 。然而這種不穩定的權力不僅是危險的，而且對一個受尊敬的合法的君主來說是不值得的!不管誰擁護專制制度，這個人對於君主本人和他的大臣說來，永遠是可怕的，正像君主對自己的國民說來是可怕的一樣。在野蠻的國家裡，軍事專制制度是最橫暴、最混亂、最專斷、最富有破壞性的制度。羅馬帝國，奧托曼帝國和一切野蠻國家在這方面提供了各種極端惡劣的例子。 財富和人口只有在由財富本身造成的富足生活條件下才可能維持。人們通過自己的生產和消費來促進國家的繁榮。要生產財富，必須有財富。如果耕作者的產業由於冰雹、牲畜大批死亡、賦稅或其他原因而遭到了破壞，他們再也沒有能力拿出耕種土地所需要的費用，國家就會失去耕作者用財富和勞動不斷生產出來的產品；耕作者陷入貧窮的境地，這種貧窮不可避免地使他們長期停留在貧苦狀態，使他們不可能從事自己的事業和撫養自己的子女。這樣的家庭無法找到生活資料，只得轉而從事體力勞動。但是作為一個普通的工人，也只有當他能夠靠自己的勞動達到富足生活的情況下，才是有益的。這些人為賦稅、計件工作和其他負擔所役使，對可能達到某種成就已失去希望，他們不得不吃很壞的麵包，穿破舊的衣服，在乾草上睡覺，得不到一切的生活設備和家用什物，失去了一切可以表示他們是一個家庭的象徵，他們沒有任何的家畜，可以向他們供給一些牛奶、奶油、乾酪和幾個雞蛋；他們所有的，只是可以使他們免受查封財產之苦的赤貧。他們把自己的勞動局限於取得只夠購買最必需的生活用品的工資，而這一些是不會向他們剝奪的，因為滿足日常需要的東西是沒有什麼價值的。結果他們不論在生產方面或是在消費方面都成為無益的人。因此，在為國家提供收入的人口總數中，不能把這些人計算在內，或者更確切地說，不能把這些對國家說來已失去任何價值的家庭計算在內。由於從他們那裡索取了過多的東西，把他們變成無益的和不幸的人，因此現在不能盼望從他們的子女那裡得到什麼；這些孩子習慣於過貧窮的生活，從他們父母的呻吟中獲悉了自己痛苦的原因，看到自己周圍的遊手好閒的現象，自己也就學會了遊手好閒，而且說實在的，這是他們能夠得到的唯一的享受。那些認為必須使社會的下層階級處於貧苦境地以便迫使他們工作的殘酷的人們，他們的原則就會造成上述的結果。人和土地能提供物質，他們的商品生產能提供財富；人像土地一樣，貧瘠以後就會變得荒蕪並失去一切的價值。千百萬人的貧困和千百萬英畝土地的荒蕪，可以證明一個國家在衰亡 [25] 。 富足的生活能夠促使人們愛好勞動，那是因為人們能享受勞動所提供的物質福利，習慣於生活上的舒適設備，吃好的食物，穿好的衣服，害怕貧困。他們教育自己的子女同樣習慣於勞動和享受物質福利；他們會加倍努力來建設自己的有著一些舒適設備的小小的幸福生活，努力來減輕自己的勞動和增加工資；成功的希望鼓勵著他們的勇氣，而工作的順利能使他們的做父母的感情和自尊心得到滿足。這就是從事有益工作的、愛好勞動的下層階級的人們對國家的貢獻。 富足的生活從來也不會使下層階級變得懶惰，因為這種生活對他們說來是太寶貴了，他們不願失去這種生活；除了家庭生活的溫暖以外，他們還為了名譽、由於感情和虛榮心而重視富足的生活；人總是希望穿的衣服能符合自己的身份，希望擁有工具設備和能有一個像樣的家庭，藉以表明其生活的順遂，不致由於貧困而被人輕視。因此不單是靠財富本身來增加財富的意圖，才是鼓勵人們勞動、把他們變成能為國家提供財富的有益的人的真正原因。 人的勞動的結果並不限於生產產品，它還為消費的需要服務，為抵補所花的費用服務，而這種費用本身則是財富的另一來源。人們從自己的工資或盈利收入中花費的一切，能為別人帶來好處，並且重新成為產生和恢復財富的來源 。 一個耕作者把一百塞蒂小麥賣了一千六百利佛爾。土地所有者得到一千六百利佛爾的租費，他把這筆錢用於造房子；從他那裡取得這筆錢的工人把錢用來買小麥，以維持自己的生活，這樣，一千六百利佛爾重新回到了出售小麥的耕作者手裡。耕作者把它用於耕種土地，以便重新生產小麥。結果土地所有者的支出變成了工人的工資，而工人則又把土地所有者給他們的這筆錢還給了耕作者。如果土地所有者、工人或耕作者得不到這筆錢，那麼就不會發生連續不斷的恢復。無論是土地所有者、工人或耕作者都不能從財富的來源中得到這筆錢。以土地所有者、工人和耕作者的支出的形式使財富不斷恢復的手段消失了；作為實物財富的小麥，不斷生產的、每年被人們作為食物消費的小麥也就消失了。結果人們不得不到別的地方去尋找生活資料，國家會變得貧窮，人口也會減少，因為人們在國內創造財富，並且使它不斷恢復的程度，是同在財富的幫助下人口增加的程度相同的，是同人們依靠財富本身的幫助而使財富增加的程度相同的。 假如政府使財富失去了不斷再生產的來源，那麼它就會使財富受到破壞，使人們受到危害。 舉例來說，假定把人數眾多的、以其生產為國家帶來很大利益的葡萄酒釀造師弄到貧困的境地，那麼在由於嚴寒和冰雹而葡萄歉收的年份里，他們就不可能在葡萄種植方面來預付，而且即使在豐收的年份，由於葡萄不值錢，他們也盼望不到出售葡萄酒的有利時機，並且抵補不了生產費用。不管在歉收的年份或者在豐收的年份，他們是一樣的貧困，因此他們並不好好地經營自己的葡萄園，他們的家屬吃著很差的食物，他們的消費沒有為國家帶來任何好處。 這個問題並不像有些人所認為的那樣對國家無關緊要。假如二百萬葡萄酒釀造師及其家屬吃小麥，而不吃大麥、燕麥或黑麥，那麼他們就要消費一千五百萬或一千八百萬塞蒂小麥，因而會相應地擴大小麥的種植，並在國內創造二億利佛爾的財富，結果君主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也會增加，租地農場主所花的費用也會增加，這些費用就是用於為土地所有者雇來從事農業勞動的大批工人的工資。君主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的增加，會引起他們的支出的增加，會使從事各種行業的人能得到工資，結果消費也會擴大，並且會創造出財富的新的來源，促使農業為適應消費的擴大而發生新的增長。因此，這些葡萄酒釀造師消費的小麥會引起財富的增加，而後者又引起財富和人口的增加；假如這些葡萄酒釀造師吃較賤的糧食，自己去種穀物並由此而縮小葡萄的種植,那麼上述的一切優點就會完全消失。假如他們不得不在別種食物和衣服方面更進一步地節省，那麼國家的損失也會隨著他們貧困的程度而增加。 因此下層階級生活得富裕還是僅限於消費一些最必需的東西，對國家來說並不是無關緊要的，這一部分人口的數量比有錢人要多得多。因此隨著這些人的消費所受到的限制，國家會遭到同樣程度的損失；必須在他們的勞動和正確的國庫政策的幫助之下保證窮苦人的消費，因為使君主和國家的收入來源枯竭的、考慮不周的賦稅，是會促使這種消費縮減的。 對本國生產的農產品課稅，會損害土地所提供的收入，使人口和君主的收入減少。 例如，徵收葡萄酒稅和燒酒稅會造成一種人為的酒價，引起消費和生產的縮減，使國家失去財富的來源，不利於把酒向鄰國銷售；而向鄰國銷售葡萄酒本來卻能給予土地所有者和君主很大的收入，使國家富裕起來，並且由於能吸引一批人來經營新的葡萄園而使人口增長，因為我國的可耕土地面積要比播種穀物所需要的面積多得多 [26] （參閱《穀物論》）。 隨著由於擴大葡萄種植業而引起的每年財富的增加，人口也會相應地增加，因為國家人口的增加是和他們的收入相適應的。 上述的課稅使我們的葡萄酒和白蘭地價格變得昂貴起來 [27] ，妨礙它們在國外傾銷。因此在那裡它們為別種飲料和白酒所代替，然而外國人喝的這些飲料和白酒的價格，要比我們的葡萄酒和白蘭地的正常價格高。同我國相鄰而本身不種葡萄的那些國家，地方是很大的。如果葡萄酒的貿易能給予好處，他們很可能會對此發生興趣。他們的貿易和我們的貿易會在同樣的程度上增長，而且盈利也是雙方面的：他們在向我們出售的貨物上賺錢；我們在向他們出售的葡萄酒和白蘭地上得到好處。問題是這樣的，要保持對外貿易，必須使它成為雙方面的貿易。通常認為對外貿易像國內貿易一樣，商人出售自己的貨物只是為了要把它變成貨幣，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執政者在考慮對外貿易的好處時，不應當有這種膚淺的看法。 假如由於農產品貿易而我們的收入和人口都有所增加，那麼我們的開支也會增加，我們會向外國購買相當於外國向我們購買的貨物。 北方的那些國家從消費我國的葡萄酒上面可能得到很大的好處。他們通常的飲料，特別是穀物釀製的燒酒和糖酒，對他們是很有害的。我們自己也可能從他們賣給我們消費的貨物上面得到很多好處，因為人們通過消費可以恢復自己每年生產的財富。 然而不應當認為，這種雙方面的貿易會造成通商國家之間財富的均等。顯然，只有在自己土地的年產量和貿易發展的範圍內它們才可能富裕起來。因此，一個擁有更好和更多的土地的國家，尤其是耕種得更好的國家，就會比別的國家富裕。但是它為了使自己的農產品便於傾銷，必須關心促進同鄰國的貿易。這種國家的財富和人口數量往往會超過別的國家，因為它的土地的產量超過別的國家。此外，向其他國家購買貨物以後又轉賣出去以獲取盈利的那種貿易，也能夠增加國家的財富，不過對一個大國來說，這種貿易是微不足道的。在這個國家內，貿易必須是土地所有者的貿易，也就是自己生產的農產品的買賣。因此，財富的來源並不是貿易，而是土地，它必須滿足國內的需要，並為它創造財富。 依靠貿易，各國之間能交換自己多餘的東西，並且通過購買使自己得到各種各樣的財富。真正的財富只是那些被消費的和每年恢復的東西。人們希望得到它們，它們之所以成為貿易的對象和能提供盈利，那只是因為它們是被消費的。一個國家的繁榮絕對不能從它的貨幣數量來判斷。國家的富裕是由於它每年生產的財富和這些財富的價值，因為它使用這些財富，因為這些財富是不斷再生產和不斷恢復的，依靠這些財富，國家在需要貨幣的時候，是隨時能夠得到貨幣的。 貨幣不是貿易的對象。國家把它從自己的礦山中開採出來，把它變成可供消費的實際財富，以便使它能夠恢復。國家不能依靠這些貨幣來滿足自己的需要，也不能向把它從地層中開採出來，消除雜質並把它變成貿易手段的工人提供生活資料。因此這種用勞動使之恢復的貨幣對開採它的工人的關係，正像我們耕種土地取得的每年的財富對我們的關係一樣。誰也不使用這些貨幣，它只是通過變成財富，也就是通過貨幣的消費得到恢復的。因此貨幣本身不是貿易的對象。貿易的最大的好處，只是在於它能向我們提供財富，這種財富是我們消費所必需的，並且能通過這種消費來增加和重新恢復我們的收入。貿易的好處絕對不是在於向其他國家取得貨幣 。這樣的貿易不僅不可能存在，而且它不得不經常把貨幣變成消費財富，以恢復必須在貿易時交換的財富。商人本身對這一點是非常明白的!他們一等到把自己的貨物向外國銷售以後，就在那裡購買別的貨物，同時在賣出和買進兩者上面都得到好處，使貿易變得更為有利。 然而我們也能夠設想有一種只得到貨幣的對外貿易。例如，這種對外貿易是這樣的：一個國家把自己的農產品賣給另外一個國家，購買的國家由於沒有供銷售的貨物，用從自己礦山里開採出來的貨幣來支付。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這樣的對外貿易對出售農產品的國家說來，不是比交換貨物的對外貿易更有利嗎。乍一看來，它的確是有利得多。因為依靠在國外銷售貨物而取得的貨幣，可以擴大耕種，給許多工人和手工業者工資，因而還會使國內的消費增加!這樣，收入和人口數量也就會增加。除此以外，這個國家的生活資料全部依靠本國的產品，消費的東西和製造品也都是自己生產和製造的，它就能把從外國取得的全部貨幣積存起來。這樣，這種單純輸出的對外貿易就一定能使國家的人口、實物財富和貨幣財富增加。 但是這種單純輸出的對外貿易必須具有兩個空想的先決條件：1）同這種只靠礦山中開採出來的金銀貨幣進行貿易的國家通商的，只能有一個國家；因為如果有許多國家向它輸出自己的產品，那麼就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同它進行廣泛的輸出貿易，以便把自己所有的一切產品或商品向它傾銷。競爭會把這種貿易打得粉碎，使它不再比互相交換商品的貿易更為有利。因為每一個國家為了取得貨幣就會竭力降低自己產品的價格，而把這種單純輸出貿易的利益降低到雙方相互貿易的利益的水平。結果這兩種貿易方式的盈利率就會變得一樣。 2）一個國家要把從單純輸出貿易中得到的貨幣保存起來，必須不向國外購買任何商品!但是擁有貨幣的個人，都希望使用或得到為他們所需的或能滿足他們需要的外國商品。國家既不能抑制消費，也不能抑制貿易，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必須讓人們有花錢的自由，同時還要看到這對傾銷本國產品方面的好處。因為從國外獲得的每一種貨物，都是我們賣給外國的多少桶葡萄酒或其他產品的等價物。而且商人一回國把他們帶來的貨物出售以後，重新又購買葡萄酒或其他產品，運到國外去。他們的貿易為我國的產品開闢了固定的銷路，並促進它的再生產。 單純輸出貿易帶來的貨幣，並不比出售本國產品而買得的外國貨物價值更大，因此也並不比雙方面的貿易更為有利。它不會帶來更多的財富，也不會比雙方面的貿易更能促進我們收入和人口的增長，而且說不定反而不如，因為它不能在同樣的程度上刺激個人去花錢，而這卻是有利於農產品的銷售和生產的。 不過可能有人會覺得，如果我們在國內自己生產我們所需要的製造品，就能使更多的人得到工作，這樣就能引起人口、消費和收入的增長。然而國內自己生產的製造品，同我們向國外銷售的葡萄酒或其他產品的消費是沒有聯繫的。在國外消費我們的產品，同國內消費一樣能對我們有利，一樣能促使我們的收入提高。消費是再生產的必不可少的條件。但是這兩者之間是由一個共同的重要條件聯繫著的，那就是價格。沒有售價，消費和再生產之間就不存在聯繫或正常的相互關係。價格是衡量再生產財富的尺度，這種再生產是靠從已消費財富中取得的等價物的幫助而進行的。因此價格的漲落決定著這一年可能再生產的財富的數量。不論國內貿易還是對外貿易，它的目的總是想在商品財富的價格上或在其貶值中得到盈利。我們的對外貿易必須以其所提供的盈利促進每年的再生產和我們財富的增長。但是這種貿易的另外一個優點，就是它能保證使我們的產品得到非常穩定的和有利的價格或售價，從而也就保證了它的再生產。 可能有人會覺得，隨著人口的增長會出現另一種不同的情況，因為我們向其他國家購買的製造品是由外國工人生產的。但是在雙方面貿易的情況下，外國人同樣也購買我國工人的製造品，因此他們也給予我國的居民以工作，以此增加人口的數量。 如果對人的看法單是從他們給國家帶來利益的角度出發，那麼在本國工作的工人就不會比生產了製造品賣給我們的外國工人更有益。因為外國工人消費我們賣給他們的、與他們的勞動等價的產品，同在國內消費這些產品對我們具有同樣的好處。因此雖然他們不是我國的人民，但他們也能給予我們盈利，而這種盈利則促進我國人口的增長。我們由於在國外擴大對我國產品的消費而使自己的財富增加得越多，那麼由於從事各種行業的人的工資的提高，我國的人口也會增加得越多。 例如葡萄酒的大宗出口，需要有大批的人去從事葡萄園的種植工作。這種工作對法國的確是非常有利的，因為再沒有別的工作需要更多的人，會帶來更多的收入，會像它那樣由於它生產的財富而促進人口的增長。 人們的生產超過自己的消費越多，他們對國家越有益，反之，他們的支出超過自己的收入越多，或者他們的消費超過自己勞動所生產的有效產品越多，那麼他們就越成為國家的累贅。 這個共同的原則可以用來判斷，怎樣用最有利的方法來使用人們的勞動，以及國家需要多少人口。從對人們有益的生產的角度來看，可以把人口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用自己的勞動真正生產財富的，另一部分是用自己的服務間接促進生產或保存財富的。僕人為自己的主人做飯，或者為僱主作為其生活所必需或能滿足其需要的其他工作，這樣就節省了主人需要花在這些事情上面的時間，而主人就可以把這時間用在生產勞動上面。因此，僕人是間接地促進自己主人的生產勞動。 嚴格地說，只有那些用勞動生產為人們所必需的產品的人，才創造財富，因為土地所有者和君主的一切收入，工人的全部工資，僕人的全部工資，從事各種行業的人的全部工資，都是從這些產品的價值中取得的。那些用自己的雙手製造貨物的人們並不創造財富，因為他們的勞動只是使這種貨物的價值增加上支付給他們的工資數，而這些工資是從土地的產品中取得的。織造布匹的工廠主，縫製衣服的裁縫，生產鞋子的鞋匠，並不比為自己的主人做飯的廚子，鋸木柴的工人和舉行音樂會的音樂家創造更多的財富。所有他們的報酬都來自同一個來源，來自通常為酬報他們的工作而付給他們的工資。而這工資卻又用於購買生活資料。因此他們所消費的東西和他們所生產的東西是相等的。他們的勞動產品等於他們所需要的費用。結果財富毫不增加。因此，只有花在土地上的勞動，其生產的產品價值超過支出，才創造財富或每年的收入。所以，除了製造和販賣出口製造品的工人以外，其他從事各種行業的人都是從土地產品取得自己的收入或工資的。 土地為耕種土地的人提供生活資料，為君主和土地所有者提供收入，還為僧侶提供十分之一稅。這些收入的支出能為從事各種行業的人創造工資的來源。結果一個國家的人口就會隨著這些收入的增減而增減。這種增減並不取決於國家，但經常是同這個國家的政府所採取的措施相聯繫著的。然而政府卻經常把國家的衰落歸咎於人民的懶惰，而土地的荒蕪仿佛為這種看法提供了證據。不過人總是希望過富足和豐裕的生活的，要是能夠達到這一點，他們是從來不會偷懶的。他們的懶惰只是反映著他們的無能為力，而他們的無能為力是政府的作用造成的結果。無能為力的狀態會造成情緒低落，使他們離鄉背井，鄉村人口稀少，土地荒蕪，而城市則人口過多，人們靠政府的最後一點資源來維持生活，結果人口會縮減到在這種完全衰落的狀態中所僅能維持的數量。 這時就會抱怨耕種工作人手不足，可是卻沒有人抱怨說，沒有足夠的財富供人們用於財富的再生產。國家需要許多穀物，然而沒有人關心耕作者耕種田地的工作能值多少。同時穀物的銷售很困難，而沒有人注意到，在通常的年份里耕作者花了勞動，擔了風險，而所得的報酬甚至不到全部收成的二十分之一。要知道在收入這樣低微的情況下是不可能擴大穀物的播種面積的，因為收成增加了，穀物的價格就會下降。沒有人注意到，穀物的售價如低於成本，就會使農民破產。農業變得衰落不堪，土地不值錢，君主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會逐漸枯竭，所有其他階級的人們的工資也會失去來源，國家的人口會逐漸減少，最後，如果課稅不是縮減 到足以改正因政府的錯誤所造成的狀態，國家就會完全衰亡。 把這種衰落的原因解釋為由於居民的懶惰和他們的離開鄉村，那是太天真了。柯爾培爾在一六六六年制訂了一個方案，在這個方案中他以犧牲皇族的收入來開設生產奢侈品的工場。它在十年內促使穀物價格下降，並且由於沒有繼續作戰的資金，不得不借債及同支持者做生意（這是蘇理所確定的經濟衰落的第一階段）。 大家都懂得，應當擴大農村的人口，可是沒有人願意知道，人口的增長首先取決於財富的增加，只有在財富的協助之下，人們才能夠繁殖起來，並增加財富，因此應當注意的不是人口的增加，而是財富的增加，因為只有當人們勞動的成效得到保證的時候，人們才真正是有益的。 在法國有三千萬亞爾邦可耕的土地荒廢著，而其餘的土地也耕種得並不好，那是由於種植穀物不足以補償所花的費用（參閱《穀物論》）。葡萄藤被砍掉了，又禁止重新種植。可是葡萄種植業可以很有利地使大批的人有工作做，它能促使人口的增長，使有可能同國外進行大量的貿易。儘管這樣，有人還是認為，把土地作為葡萄園是很可惜的，不如種植穀物來得好，可是我國可耕的土地卻有一半是不值錢的，而農業又局限於供給國內對穀物的需要。顯然，在這種情況下，不能種植比目前更多的穀物，因為這樣會使它的價格降低，以至於虧本，穀物的豐足會引起收入的減少和國內人口的縮減。 我們來看一下，小麥的基礎價格是怎樣的，耕作者得到的通常價格是怎樣的。你們可以看到，種植小麥是處在多麼沒有出路的處境，並且會同意，不能再擴大小麥的種植，因為沒有人願意從事無益的勞動，把經費花在足以使耕作者傾家蕩產和使國家蒙受巨大損失的事業上。 在這些條件下不可避免會發生饑饉，因為種植的糧食在豐收的年份僅限於供給居民的需要，在歉收的年份就會變得不足。這一切的混亂現象，是那些限制耕作者自由和貿易的措施所造成的結果，難道還不清楚嗎? 為了防止饑饉（這一般說來是可以避免的），就會實行一些法令，而這些法令是會有害於豐產和阻礙人口增長的，因為它們會使國家失去銷售農產品的手段。下級行政機關不大懂得農業方面的知識，並且受到個別人的似乎合理的觀念的影響，推行著那些極其有害的法令，而在人民中間，卻又為偏見所左右。這樣的錯誤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法官們支持 [28] 關於葡萄園的法令，而且他們還親自作出了砍掉葡萄藤和限制葡萄園面積的決議，這也是不足為奇的。他們非常嚴厲地叫人執行這些決議，以便擴大小麥的種植面積，然而這是在這樣一個王國內進行的，那裡小麥的種植由於妨礙小麥銷售的禁令而受到限制，那裡有著這樣多的荒地，這些荒地由於這些禁令而失去了一切價值。 這些措施的目的在於降低小麥的價格，而這是對國家收入不利的。同時他們沒有很好地研究基礎價格，這種基礎價格會對像這些決議那樣的考慮不周的措施產生不可克服的阻力。他們在確定農產品售價的時候，使國家喪失包含在這些產品的價格中的一部分財富，他們使人得不到盈利，以此引起了生產的縮減，並且造成了饑饉和物價飛漲。這是尤其危險的，因為政府沒有能對此加以預防。 一切意欲使農村人口增加的經濟管理機構，應當以增產糧食產品作為自己的任務，但必須對人和這些工作所需的財富關懷和愛護，在農業上作適當的資金預付。 能提供最多的收入、生產出在國外最能賣錢的最必需產品的作物，是最有利的作物。究竟哪一種作物最有利，應當讓每一個預付資金的人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一塊生產五塞蒂小麥的土地，種植其他穀物生產的東西能相當於六塞蒂小麥，那麼在第二種場合不是比實際種小麥生產得更多嗎?不過有人會提出問題：那麼誰給小麥供我們消費呢?別的國家會給我們的，他們需要出售小麥，正像我們需要購買小麥一樣；他們會爭先恐後地把小麥賣給我們。但是對我們說來，這個問題是沒有意義的。由於我國疆土遼闊，只要我們的貿易能夠自由，我們就有可能豐富地生產我們消費所需的和向外國銷售的一切產品。 在我們的時代，一個比較開明的政府對使用勞動力的方法、土地的占有和自由貿易的優點的看法，會更正確些。 自然，在農業中和商業中為國家每年生產財富的人，是國家最有益的人。有利地從事農業和對外貿易的人越多，那麼我國的財富和人口也會增加得越多 [29] 。 使用家畜耕種土地，比僅靠人的雙手耕種土地所需的人力要少。使用馬匹耕種比使用犍牛耕種需要的人力要少，這也是同樣確實的。而耕種土地需要的人越少，對國家就越有利。 會提高產品的售價而又不能促使產品數量增加的開支，應當儘可能減去。但是由於耕作者缺乏資金，在利用勞動力時就不得不花費與產品不相適應的支出。要是他們有足夠的資金來進行工作，他們是可以避免這些開支的。（參閱《百科全書》中的《穀物論》這一條目）。 像葡萄種植業等需要人手的農業部門，要有大批的人工作，因此所花的費用很大。但這些費用是必不可少的，應當算在這類產品的價格中，因為在這種場合下人們的工作是有益的。這種作物比種小麥更能促使鄉村人煙稠密。在穀物經濟中一個人的勞動力比在葡萄種植業中得到的盈利更多（參閱《穀物論》中所述關於穀物經濟的產量）。然而葡萄園對國家的利益究竟並不小。只要人的勞動是必需的，只要他所生產的比他自己消費得多，國家就能在這裡得到盈利，並且應當盡一切方法來增加這種盈利。這些有益的人一面消費，一面在生產或做買賣，他們的生產和消費能促進消費和滿足別人的需要……（參閱《賦稅論》中所述的關於葡萄酒釀造師的產品）。從事飼養和繁殖牲畜工作的人，組成另外一批與農業有關的生產工作者，因為牲畜能為土地提供肥料，以此保證很好的收成，而農業則在下雪天或天氣寒冷不能放牧的時候為牲畜供給飼料。 牲畜是一種獨特的產品，在管理得好的國家裡是盈利極大的。然而如果遇到隨意課稅的混亂現象，以及在農業地區的居民遭到種種壓迫的情況下，那麼這個部門所受的損害也最大。在徵收代役租和鹽稅的時候，在管家或收稅員敲詐勒索的時候，在行政機構任意課罰金的時候，牲畜由於價值高和容易長大，就成了最好的目標；結果，農民的母牛給它的主人帶來了種種壓迫，直到最後它被牽走為止！要是政府不注意保護這些生產性的財富，那麼鄉村就會開始衰敗，土地會得不到肥料，而且不好好地耕種，農民會變得沒有任何資金。消費者非常需要的肉類會成為稀有之物，下層階級，也就是幾乎所有的居民，都會根本吃不到肉。毛和其他的畜產品也會以同樣的比例縮減。國家整個說來會失去很大的一筆財富，這筆財富本來可以大大地促進農業居民的福利，增加土地的收入，使人們能夠在農村里安居樂業，促使人口增長和國家繁榮。然而只有管理得很好的產業才能提供這樣的好處。英國政府對這個問題給予很大的注意。大家知道英國人在這一部門使自己增加了多少財富。根據一位英國作者的報導，英國早在十四世紀就從自己的羊毛中獲得一千萬英鎊，或二億三千萬利佛爾。 從那時候起，這一類財富取得的成績極大，目前它除了滿足國內消費的需要以外，已成為英國出口事業中的主要項目之一。的確，牧畜業所提供的財富對農業的財富起著決定作用，而農業的財富又對國民收入、人口數量和國家的強弱起著決定作用。 在靠自己的勞力經營業務的人們中間，那些只消費自己生產的東西並且把自己生產的東西全部消費掉的人，對國家的益處最少。貧農就是這樣的，他們生產很少的、沒有價值的產品，靠這些產品維持衣食，他們什麼也不出售，什麼也不購買，並不給予別人任何的利益，他們的工作只是艱苦地、以最可憐的方式滿足本身的需要。這一類人口的增減，是完全和他們的困苦狀態相適應的，這種狀態，是由那些統治著他們、使他們破產，從而也使國家破產的人造成的。結果居民都拋棄了土地，離鄉背井，而君主統治的只是一片荒地。 以捕魚為業的人也應當算作是生產者。雖然漁業不能和農業相比，但終究可算是一種盈利很大的行業。僅是第厄普一個地區捕捉的鯖魚和鯡魚，價值就超過一千三百萬利佛爾。從這裡就可以看出，我國所有的港口的捕魚業能提供多少財富。在公海捕魚，也就是捕捉鯨魚和鱈魚等，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項目，應當予以很大的注意。它對於那些準備將來在海軍中服務的人來說，是一個初步的訓練，如果不對它征過重的稅，將會得到更大的成績。如果這種稅不是成為很大的負擔，捕魚業可能會大大地發展。在產量增加的情況下，徵稅的目標也會擴大，捕魚業會培養出更多數量的水手，並促使國家財富增加。但是個人的利益是不受考慮到公共福利的那種觀點支配的。只有英明的政府才能夠把它導向上述的結果。 對開採礦產和金屬的工作同樣也需要採取這種明智的態度 [30] 。這種工作也是產品和財富的豐富的來源。實際上，這並不是供人們食用或者滿足他們需要的、自然而然成為最寶貴、最必需的財富。但在商業社會中不能以自然的標準作為指導，因為產品只是由於它的價格才成為商品財富的。因此它們的實質是什麼，它們是做什麼用的，這都並不重要，重要的只是每一樣貨物能通過貨幣或直接地交換成與其價值相等的任何一種其他的財富。每一個人能根據需要而挑選這種或那種財富。但是作為商品財富來考察，應當按照他們的價格來評價。因此，一個貿易國靠自己的勞動生產的東西，不管這些東西是什麼，對國家最有利的是那些由於數量多和價格大、花費小而能提供最大財富的東西。每一個人應當根據自己的才能和居住地點，根據供其取得最有利產品的土地的狀況，自己決定把自己的勞動和經費花在對他最有利的生產上。如果他選擇錯了，那麼他本身的利益會促使他很快地發現錯誤。 商人也應當列入生產者的階級 [31] ，只要他們能通過對外貿易中達到的有利價格促使大家富裕。不過我們經常可以在他們所寫的文章中看到，他們對貿易給予他們的利益持有另外一種看法，而且他們本身的利益常常促使他們忘記國家的利益。按照他們的意見，價格低是對貿易有利的。他們說，貿易能擴大銷路，銷路廣能促使產品豐富，產品豐富能使價格降低。因此，如果擴大了貿易，他們能夠按低價購買，那麼他們的目的就達到了。因為通過貿易而擴大的銷路會引起產品豐富，從而促使農產品的價格降低；按低價購買的貨物有利於在外國出售，便於同其他國家競爭。這種低價會破壞他們的貿易，或者使他們破產，使他們的收入減少，並迫使他們降低貨物的價格。 這就是我國商人的原則，他們經常企圖用這些原則來影響政府，使政府頒布對他們有利的規章和禁令，造成一批享有特權的人。這樣，他們就能以低價購買我國的產品，並把從國外運來的貨物用很高的價格賣給我們，從而獲得很大的盈利。他們希望禁止外國的船隻駛入我國的港口。他們說，我們在運費上競爭不過荷蘭人，因為他們的航運非常便宜。從這一切可以看到，我國的商人只想到為自己謀利益而不惜損害整個國家和整個貿易事業的利益。 應當希望，他們的貿易會因擴大銷路而使產品豐富，而產品的豐富則不僅在法國，而且還在其他通商國家引起糧食產品價格的下降。然而，產品豐富可以使價格下降得幾乎一錢不值，而產品一錢不值則不會促使產品豐富：生產糧食產品所必需的費用構成基礎價格，如果售價跌到基礎價格以下，就會虧本。可能有人會反駁說，售價下跌後基礎價格也會隨著降低，因為工人的生活資料也會更加便宜。然而在基礎價格中還包括賦稅和租借費（fermage des terres），因此如果農村居民的工資以及土地所有者和君主的收入不減少，生產費用就不可能降低。所以，如果你把這種極其有害的後果同你所想像的不現實的產品豐富比較一下，你就能很容易地看到，商人追求的目的並不是公共福利。 有些航海國家同樣遭受著像我國的貿易對我們本身造成的那種災害，我們能不能把破壞這些國家的貿易看作很大的成就呢?為了破壞別人而把自己也一起破壞掉，我們能得到什麼呢?我們甚至不會使他們遭到的損害像我們自己遭到的損害一樣大。而且即使兩者所遭受的損害是同樣的，那麼我們自己也只會受到損害而得不到任何好處。況且我們的這種不良意圖只能用來對付荷蘭人和英國人。 荷蘭人從事中介貿易或轉口貿易，他們購買糧食產品，目的是為了轉賣出去。他們經常按照售價來調整買價，他們出賣的並不是自己的產品，價格的降低既不會減少他們的收入，也不會減少他們從貿易中獲得的盈利。英國人的貿易雖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銷售自己的產品，然而他們還包括許多其他的部門，在這些部門中他們和我們是沒有競爭的，而且不會由於我們向國外銷售的糧食產品價格降低而遭受任何損失。因此他們蒙受的只是一部分損失，而我們卻要蒙受全部損失。 但是海外貿易不會在其他沒有這種優越性的國家中增加我們的影響嗎?英國將不得不在海軍方面花費巨大的支出，以便和我們的海軍力量相對抗，它就不會給予這些國家經費來同我國進行陸戰。商人要我們相信，我們應當降低我國糧食產品的價格，縮減我們的財富，丟掉貿易給予我們的、我們和其他一些航海國家共有的優越性，他們的藉口是：這樣可以對同我們競爭的國家造成損害。這種主張怎麼能使我們相信呢?因為在同其他一切國家相比之下，這同時也會破壞我們自己和使自己本身削弱。 因此只有在我們出售的產品價格高、我們購買的貨物價格賤的情況下，我們的海外貿易才會對我們有利。當商人開始遵循這種原則以後，他們才會促進國家富裕，才能博得同胞們的尊敬，才有權利享受榮譽。 從事中介貿易或轉口貿易、從一國購買貨物又向另一國出售的人們，以及生產外銷製造品的工廠主，也可以歸入商人階級。因為他們從國外取得的盈利在國內花費後，也能使國家的財富增加。但只有在國家人口過剩的情況下，才能得到上述的結果。 進行中介貿易或轉口貿易的國家，通常幾乎完全沒有農田，他們的居民都住在沿海的城市裡，那裡易於進行海外貿易。荷蘭人、漢堡人、熱那亞人等等都是這樣。這種貿易方式是某些國家賴以生存的源泉。在這些國家裡，專制政體破壞了農業，而且人們只擁有易於隱藏和攜帶的財富。一些野蠻國家、土耳其、猶太人等等，都是這樣的。他們依靠航運、商隊和信札往來進行交易，這種貿易有利於他們所居住的、他們受到暴君及其分享政權的代理人壓迫較少的城市，因為在城市裡，特別是首都，壓制的行為比較收斂一些。 只有在農村里才能橫行無忌，農村也正是由於這樣而變得荒無人煙。這種政權只有對農民才敢肆無忌憚，以至於農業被完全破壞，外省地方變得荒蕪不堪。 交換貿易是很有局限性的，對於一些大國來說，只是一個很小的資金來源。那是由於一些依靠自己的生產而變得富裕的、其地理環境便於進行航運事業的國家，自己也向國外銷售糧食產品。它們大大地限制了進行中介貿易的國家的活動範圍，使大多數這樣的國家變成了只是承運人和中間人。它們的盈利主要來自節約消費，它們沒有任何自己生產的東西，只能靠買進賣出來賺錢。因此，它們的消費越大，得到的盈利就越少。相反，擁有大量產品的國家卻要靠消費來維持自己的財富，因為消費能促進產品價格的提高!經常的消費引起產品的經常再生產，這就意味著國家財富的恢復。 耕地多的國家，特別在沒有大批的人把這些耕地變成有價值的東西的情況下，對外銷製造品的生產不必予以很大的注意。一般說來，從事對外工作的人的數量是很有限的。 一切國家的人口總是同該國每年生產的財富相適應的；後者保證每一個國家有它所需要的、用以生產必需製造品的人數。只有有錢人才會花錢去買稀有的或珍奇的東西；他們向國外購買他們所需的東西。因此，對一個大國來說，這類東西的對外貿易總數同本國生產的農產品輸出比較起來，總是微不足道的。 隨你怎樣去吹捧我國的時髦商品、絲織品和其他出口貨物的生產，總之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 [32] 。不過我們將永遠保持這樣的意見：撇開原料問題不談，這種只能補償體力勞動價格的生產，同土地所提供的收入比較起來，對一個大國說來是意義不大的。 我們必須把生產外銷製造品的僱傭工人看作幫閒的食客，他們用靠勞動取得的、不超過自己支出的工資向我們支付自己的生活費。 捕魚業提供很小的一部分產品，受到的保護要比生產奢侈品的工場小得多，它被徵收過重的稅，而又沒有被予以注意，然而它卻是我國水兵的培養所；它的好處要比這些工場大百倍，工場占用了很多人，這些人本來可以在農業或海軍中找到更為有益的工作。 工場生產絲織品、棉織品，並且用進口的羊毛生產毛織品，大大地縮減了我們本國的羊毛的消費，使人感覺到，這種生產的目的似乎在於消減我們的牲畜，而牲畜對於供給土地肥料和提高我們最需要的肉類消費是必需的。這一切好處都為那種徒有其表的貿易而犧牲了，因為這種貿易的結果是購買外國的原料，而原料的加工僅能維持工人的生活費，不能給工人和國家帶來更多的利益。但為了做這種工作，我們就要縮減我們穀物的對外貿易，使很多人離開生產性工作，使他們不去耕種土地而從事浪費性的生產。 可能有人會反對說，生產奢侈品的工場購買原料，能促進同國外的貿易，因而也使我國生產的農產品易於出售。然而購買現成的奢侈品將對我們更會有利，這些奢侈品會貴一倍 [33] 。這能使我們出售更多的本國產品，使我們減少奢侈之風，奢侈會損害我們的牲畜，使我們的土地變得貧瘠，占用許多需要用於更有益的工作的人力。 因此我們不要為那種僅能補償體力勞動費用的零星的奢侈品貿易所吸引，因為我國的耕地是非常廣的。我們要對我們的土地施肥，儘可能更多地出售穀物、葡萄酒、大麻、布匹和本國的羊毛。各種各樣的產品，這才是真正的財富，這種每年再生產的財富能保證我們得到各種工場製造品和一切種類的工業品。財富是手工業和奢侈品的泉源。 土地所有者也可以看作是生產者，因為他們管理和改善土地。甚至君主及其大臣通過對國家經濟的管理，也能在總的方面間接地促進財富的增加。國家的繁榮同他們也有關係，但是行政機構不能忽視國家財富的真正的來源。 在發現新大陸以前，西班牙一向從農業中取得自己的財富，它的人口非常眾多。但是當秘魯的礦山成了西班牙國王和上層貴族收入的來源以後，農業就被棄置不顧了。大土地所有者（他們的物質福利現在只能依靠君主的國庫）把自己的土地弄得一文不值，國內人丁稀少，肥沃的土地荒廢了，變成了一片廣闊的荒地。人口的數量開始同秘魯的礦山中每年生產的財富相適應。這樣，西班牙從這個來源中取得數億財富，卻在農業生產上損失了數十億的財富。 如果一個國家的大土地所有者除了土地的產品以外沒有別的來源來抵補自己的支出，那麼他們就會支持農業，利用自己的影響來保護農業，使它不致受到下級行政人員濫用職權之害。他們經常把情況告知政府，混亂的秩序也就會停止發生。農村的居民保持著必要的資金，用於繳納租借費和賦稅、使土地不失去其價值，並使自己的家庭能以保持他們所習慣的生活狀態。 住在自己領地上的大土地所有者經常維護和改善自己的土地，防止它們被過於貧窮或馬虎的租地農場主弄得荒廢。他們對改善和擴大的工作以及為保證或提高收入的工作進行預付，或者在租地農場主發生困難的時候給予他們幫助。在租地農場主出售產品時機不利的時候。允許他們延遲繳納租借費。已故的元帥密爾普亞拿出一萬利佛爾給自己的管家支配 [34] ，以便幫助那些由於凍害、牲畜倒斃或其他災害而遭到困難的租地農場主。這位大臣肯定地說，上述的數目並沒有變少，因為農場主非常善意地、而且一有可能就把所借的錢歸還了。要是所有的大土地所有者都願意進行這樣的幫助，那麼他們就能為國家保全許多由於遭受農業災害而瀕於破產的良好租地農場主。擁有土地的寺院目前幾乎是執行這種義務的唯一的所有主。結果它們的土地經常處於良好的狀態，它們的租地農場主數百年來父子相傳都能繳納租借費。它們不去促使那些輕率地宣稱願意出較高租借費的租地農場主進行有害的競爭。一個租地農場主只要他能把土地種好，就永遠可以相信，土地將仍舊歸他耕種。這樣的土地所有者會促進耕作者的利益，並且會同意讓耕作者在方便的時候繳納租借費。但一般說來，長久以來一直在自己土地上耕作的租地農場主總是能夠在規定的期限內繳納租借費的，因為他們有充分的時間依靠自己的勞動和耕作得很好的土地安定地為自己創造富裕的生活。他們越富裕，就能把土地耕種得越好，越能準時繳納租借費，越能安心地等待有利的時機來出售產品，越能經受住所遭到的災害。因此土地所有者如果能很好地管理自己的土地，在改善土地方面進行預付以提高土地的產量，挑選善於耕種土地的租地農場主，在資金和勞動方面給予他們幫助，並促使他們富裕起來，這對國家說來是非常有益的。這樣的土地所有者越富裕，他們就越能使國家財富的年產量提高，因為他們越富裕，他們就更能通過改善自己土地的方法來增加自己的收入。在土地所有者這樣明智的情況下，我國的土地價值可以增加一倍或二倍。英國的大土地所有者一年中有一部分時間住在自己的領地上，他們在改善自己的土地方面達到了很大的成效；這一點可以從下面的事實得到說明：那裡的農業成了他們的財富的來源。 生產者是人口中的主要部分，其餘的人是輔助部分或補充部分，它們與前者總是成比例的。這一輔助部分的人能幫助主要部分的人節省花在以下各種事情上面的時間：滿足自己的需要，保衛國家，保護自己的勞動產品，以及保衛作為每年再生產財富的來源的土地。 任何人，如果只享用國家的財富或者完全不享用國家的財富，都是對國家無益的。不過也可以說，人是由於自己的消費而變得有益的。這確實是如此的，只要他用勞動補償自己的消費，或者他直接或間接地對生產他所消費的或占有的東西帶來好處。因為如果他從財富中拿取了東西而不予償還，那麼這財富不可避免地就會減少。但是如果他對自己消費的東西付了錢，那麼他不就是使財貨恢復了嗎?不，因為如果他自己不賺工資，那麼他只能用他所持有的來支付，這至多是把落入他手中的財富還出來。他本身對他所消費的東西的再生產並沒有起促進作用；只有依靠別人的勞動，財富才能夠再生產和不斷地產生。因此不為自己所占有或消費的財富的恢復進行工作的人，把自己消費的東西一去不還地消滅掉了。也許有人會覺得，他付了錢，就是為社會恢復了他所消費的東西，但是毫無疑問，他所消費掉的那一部分財富，在再生產的財富中是不會有了，因為他無論直接或間接都沒有促進這種再生產。可能有人會反對說，即使他不促進這種再生產，但其他的人們在重新生產。其他的人們的確以他們的勞動或他們帶來的好處在重新生產一切的東西，但是他們沒有重新生產應當靠他自己的勞動或他帶給社會的好處而再生產的部分，因為他消費了，而沒有對所消費的東西給予補償。因此他的消費是純粹的損失，因為這消費並不成為再生產財富的組成部分。假如他繼續消費而對所消費的東西不予以補償，那麼由於持續的消費必須使這部分財富仍然再生產。當然，這部分財富是重新生產的，不過是靠別人的勞動生產的，即使他無論直接或間接都不生產，東西也並不會由此而缺少。因此從國家財富的方面來看，這種無益的人仿佛根本並不存在。可能有人會反對說，小孩什麼也不生產而只消費，但並不算作國家的負擔，因為一個人對社會的益處是以他整個一生來計算的。童年時代和老年時代是靠他帶來好處的那些年代補償的。同時也不應當認為，到我們這裡來花自己的錢和消費我們的財富的外國人沒有帶來好處，因為大家知道，他的消費是用外國的財富向我們支付的，而並不是用我們的財富。那麼難道一個靠利息生活的遊手好閒的人花費自己的收入就不會帶來好處嗎?他們得出的結論是，他也是有益的，因為他們沒有注意後果，把人和他所消費的財富糾纏在一起了。的確，假如對生產財富毫無幫助的有錢人不把自己的收入花費掉，那麼他們就會是極端有害的。現在他們雖然不是那樣有害，但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他們是有益的。假如他們把自己的本金（capital）一起花費掉，那就更好，這本金轉移到勞動者手裡，會變得更加有益；這些財富掌握在自己不帶來任何好處也不提供任何東西的遊手好閒的人手裡，可以認為沒有得到很好的補償。幸而這樣的人並不很多。在貴族中間不獻身於重大事業或不擔任重要職位的人是很少的，不管是在教堂里，在軍隊里，在國家管理機關中或者在法院中等等。 沒有巨大財產的人們，從事適合於他們的能力和文化水平的各種工作。關於有錢人和一般工商界人士的益處，可以根據他們的收入來加以判斷，他們的收入表明他們的勞動對國家繁榮所起的作用。 在使用人的勞動力的時候，國家應當不單是考慮人們實際帶來的利益，還應當考慮到，就目前的人口數量，如果把這些勞動力用於別的更為有利的工作上，是否能使國家取得更加巨大的利益。它還應當在能夠用較少的人和較少的開支就應付得過的工作上縮減工作人員的人數。在這些工作上沒有必要的人們，是從別的工作上奪取過來的，而在別的工作上他們可能為國家帶來利益。沒有任何好處而只會增加商品或農產品價格的支出，會減少它們的銷路和生產。那些對人口的增加比財富的增長更為重視的人可能會說，甚至這種支出也會給國家帶來利益，因為這樣能夠使更多的人生活，增加消費，擴大農產品的銷路和生產。 所有這些好處都是憑空想像出來的，因為使產品增加價格的那些支出不可能增加產品的數量和業主的收入，因此只會使銷路、消費和生產縮減。消費是同消費者的富裕程度相適應的，而消費者的富裕程度決定於國民收入。支出的增長不會使收入增加，相反，只會使收入減少，因為它會使糧食的價值降低，這價值應當反映真正的價格。使糧食生產擔負不必要的支出，就會使糧食變得十分昂貴，如果不是損害產品的真正價值 [35] 而使價格降低到可能的限度，那麼它就會失去銷路。從這裡可以清楚地看到，本來可以避免的而同時又構成許多人（這些人對所拿的工資沒有給予補償）的工資的那種支出，會使消費者的收入和財富減少，會使產品的銷路和生產縮小。 生產的縮減意味著財富的縮減。而國家的人口總是同國家的年產量和收入相適應的。因此只會使農產品和商品增加生產費用的人，不僅對財富的增長是有害的，而且也會妨礙人口的增長。由此可見，可以減少人力上的支出的一切機器，以及節省搬運勞動的運河和河流，都有助於符合產品或商品的真正價值的價格的形成。它們對銷售和生產都是有利的，從而促進財富的增長，以及人口的增長，因為財富的增加會引起支出的增加，而支出的增加則引起各行業工資的增加，吸引更多的人去從事工作。因此，認為人口的增加會損害財富的年生產量，那是不正確的：有一部分人，他們消費的東西會超過他們所生產的東西，但這部分人並不如想像的那樣多。 有關縮減會造成產品價格上漲的支出的那些問題，都可以在上面這個原理中找到解答。例如，有這樣一個問題，是否應當禁止荷蘭人從事航運業務，他們把我們的貨物從一個法國港口運到另一個港口，而所收的費用比我們自己的少。有人說，這樣我們的航運業就會失去盈利，而為外國人所得。然而在使用荷蘭人的廉價服務中國家可以得到好處，因此就應當決定，是否應當把航運業的局部利益看得比國家的整體利益更重要。可能有人會反駁說，航運業的利益是和國家的利益密切結合在一起的，兩者都要求取締荷蘭人的近海航運事業，因為這樣可以促進我國的貿易和海軍的發展。這種禁止當然對我國商船的發展是有好處的，因為能保證它的盈利，而這種盈利能擴大我國航運事業中的這個重要部分；這對海軍同樣是有好處的，因為能吸引更多的人去從事航海事業。但是能把近海航運和商船完全混為一談嗎?它不是一個獨特的部分嗎?因為它的任務並不是對外貿易，而只是把貨物從一個港口運到另一個港口，而且只與我國的國內貿易有關係。因此減少這種運輸費用，能使屬於同一個國家的出售者和購買者同樣感到興趣。而增加這種運輸費用雖然對某些同胞有利，卻會對農產品的銷售、消費和生產帶來很大的損失，從而不可避免地使國家財富的年產量縮減。 使國家財富縮減就等於是損害它的基礎。至於增加水手的數量，這毫無疑問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這並不是區區近海航運所能解決的，而且決定於人口和財富的增長。如果我們有財富，對他們給予優厚的報酬，那麼水手是可以找到的，特別是假如我們能夠促進漁業的發展的話，因為漁業是海員的培養所，同時又是財富的源泉。但是假如我們採取會促使財富縮減的辦法來使水手的人數增加，那麼人口也會減少，因為人口總是和財富相適應的。這種辦法不僅不會有利於他們所追求的局部利益，而且對公共利益也將更加不利。因此，在等待我們所期望的變化時，至少可以說，現狀對我們並不危險。 一旦鄉村居民受到壓制和變得貧困起來，一旦耕種土地不足以維持和保證住在鄉下的人們的生活資料，他們就會流入大城市。在那裡，他們大批人從事益處很小，甚至完全無益的工作，或者成為其他的人的負擔。人數特別多的是商販和僕役。 嚴格地說，只進行國內貿易的商人不能算作從事生產性勞動 [36] 。他們替國家效勞，國家給予他們報酬。商人的人數和他們的盈利是這樣的不確定，完全不決定於某種固定的制度，以致各種商販的人數可以無止境地增加。他們每一個人都竭力至少保證自己家庭的生活，因此，這些家庭的人數越多，那麼零售商業的價格就越貴，對居民的負擔也越繁重。由於只需要有不大的資金就能當商販，去推銷某種貨物，結果許多由於農村破產而流入大城市的人都開始做生意；他們把一筆不大的資金投入商業中，而這種資金在他們的父親的時代本來是會投入農業中的。這樣，苛捐雜稅、非常後備軍的徵召、強制勞動，對農產品貿易的限制以及其他的壓制，使農業失去了勞動者和資金。流入大城市的許多商販，由於必須賺到同他們的人數相適應的工資，勢必引起物價的高漲，給居民造成損害。由於商販眾多而引起的物價高漲，使善於推銷的那些人能夠積儲起財產來，而這對社會是不利的，因為構成這種財產的盈利大大地超過了那些大商人所花的費用和消費。 積儲起來的、滯積的財富，形成了積累和妨礙生產性財富周轉的障礙，這種生產性財富必須經常不斷地通過農業來構成每年的財富生產和國家收入。 同時，對農業國有害的這種財產積累往往被看作是國家財富的指標，而實際上相反，它卻是衰敗的原因。 不能認為耕作者的資金同城市小商販的資金是屬於同一類的。耕種土地的耕作者只有通過對國家有益的勞動才能得到收入，而且每年只把自己的財富用於向僱傭來從事田間工作的農民支付工資。這種連續不斷的工資，只要他們一般有此可能的話，為他們創立財產，然而這種工資甚至還不到他們每年生產的產品的十五分之一。因此，這種財產越大，獲得這種財產的人也就更為有益，他們在創立財產時對自己的財富就利用得更適當。問題在於如果在農業上作較大的預付，就能使土地的產量增加二三倍，如果預付不足，則所得到的產量僅能比支出超過30％，而如果花費足夠的支出，則能夠獲得預付數的100％的盈利，這種盈利一部分為國家所得，一部分歸耕作者所得。由此可見，正是耕作者創造的財富才能保證國民的收入、君主的強大和國家的繁榮。因此由於耕作者使用財富的作用和性質，對耕作者應當比商人給予大得多的注意，商人是在困難時期、在有價證券流通數量增加的時刻著手工作的。這種商業不可避免地會使資金脫離生產過程。貼現貸款銀行不僅不以自己的財產促進財富的生產，而且還要使貨幣停止流通，逐漸地把國家的不大的積蓄汲取殆盡。 在這樣的時期，國家的全部貨幣都集中在首都。單靠用不動產向債主抵押的人們，很難借到錢。在由於資本歸國家所有、結果利潤只是單利的時候，這利潤是太小了。為了要使自己能得到較大的利潤和使貨幣能迅速地歸還，就不得不規避法律。 在財政界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影響下，一些沒有遠見的人認為流通的貨幣量增加了，國家擁有良好的資金來源。但是這些成就並不像他們所認為的那樣是國家資金的來源，做投機生意的人（l』agioters），在當他們知道對信貸的需要能維持他們貼現的期票的價值的時期，會不斷地發財致富。但他們從不放棄對自己的財富的支配，只有當他們得到充分的安全保證時，才會把這些財富拿出來，然後把它們藏在倉庫里。於是留下來的就只是過去時期的困難的後果。 有些人認為，依靠一定數量的鈔票和其他的國家商業證券的經常周轉來補足國家金銀的數量是適當的，但他們不懂得，這種期票只適合於維持成為累贅的、不正當的貿易，這種貿易什麼也不生產，它僅靠貨幣而存在，並幫助職業投機商把國家的一部分貨幣操縱在自己手裡。這部分貨幣就停止周轉了，而貨幣只有依靠周轉才能經常充實實物財富的來源，才能滿足預付的需要，滿足使這些財富每年再生產所需的必要支出的需要。貨幣本身是不能生產貨幣的。在這種容易使人產生誤解的貿易中，貨幣同時是商品，又是清算的手段，因此這種貿易是損害了辦理貼現的人而使貼現者致富的。投機生意對社會只會有害處。對出售者和顧客都有利而對整個國家也有益的唯一的一種付錢的貿易形式，是把商品交換成貨幣。國家證券和商業證券的周轉不可能算是國家財富的真正的充實；要使貨幣不缺乏，只要有商品和無阻礙地進行的自由貿易就足夠了。 人們對過多的人離開鄉村到巴黎來當僕人，比對城市居民從事商販或貨幣交易給予更大的注意。的確，假如人們依靠農業能夠生活下去，假如他們沒有被拉入非常後備軍的危險，或者強制的築路工役（corvée）不是把他們弄得一貧如洗，那麼他們到城市來當僕人就意味著使農業失去人力。如果沒有所需的資金，他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就無法進行耕作，如果租地農場主無力僱傭工人並付給他們足以維持全年生活的工資，那麼他們也就無法依靠租地農場主而進行耕作。但是在大多數的省份里，租地農場主和分成租地農場主要經過很大的困難才能得到維持自己家庭的生活資料，他們從不能自由銷售的穀物中得到的錢極少，因此如果不能保證他們低微的、哪怕同他們的繁重勞動不完全適應的價格，他們就無法進行耕種；遠不是所有的農業工人都能勞動並忍受這樣的貧苦和勞累工作的。他們對這種繁重而又貧苦的工作感到厭倦，不願留在自己的悲慘的處境中而寧願去當僕人，這又有什麼可奇怪的呢? 要保持人道，不能阻止鄉村的人口流亡。假如強制地把人們留在鄉村里，那麼住在這一切荒蕪的地區的人們，都將是很不幸的。 也許應當回想一下這樣的一些國家，那裡農民是大土地所有者的農奴，必須替自己的主人做工，主人只給予他們一些最必需的東西。但是這種強烈地損害君主的政權和國家的繁榮的制度，壓制著一切的競爭和一切的積極性。除此以外，它是同航運事業和貿易的發展不相容的；這種封建的霸主政權無論對航海國家或是對真正的君主政府都是不適宜的，因為只有自由和私人利益才能夠使國家欣欣向榮。 有人建議在法國把鄉村教師從鄉村中趕出去，這是徒然的。這種拙劣的方法有時會受人歡迎，但這是荒謬的，而且只會增加另一種壓制！不管那些不幸的農民自己會不會閱讀，他們知道得很清楚，他們能夠在巴黎生活下去，他們在那裡有相當多的親戚或同鄉能收留他們，替他們安排生活。要防止這種情況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改善他們的處境。在鄉村中，農民是很眷戀自己的鄉土的，除非貧困逼迫他們離鄉背井，否則他們是不會拋棄自己的鄉土的。居民離開鄉村，那是由於鄉村里沒有足夠的財富；當人們不能得到富足生活的時候，他們在那裡是無益的。因為沒有富足和安定的生活，他們就沒有可能也沒有勇氣從事有益的耕作。因此，在這種萬不得已的情況下，農民離開自己的鄉土，以便也許能在外地得到某種好處，這對國家是沒有什麼損失的，因為這些人的消費僅限於最粗劣的食物和最破舊的衣服；他們什麼也不購買，什麼也不出售，他們的勞動是這樣的無用，甚至不能滿足他們最迫切的需要。雖然眾多的僕役對促進財富的年產量作用很小，他們終究還能起間接的促進作用。 應當讓有錢的人能夠自由地花錢。假如奢侈能促使他們拿出工資養活一些無用的人，那麼這些僕人雖然不能列入生產性勞動者之數，但終究應當把他們看作是有助於使有錢人的錢在各行業中分配的消費者。因為僕人不會把從貨幣周轉（其目的在於不斷回復到每年財富生產的源泉中去）中取得的財物積累起來。他們的衣食和薪金是對社會有益的消費。有錢人一方面使用自己的財富，同時也就把財富還給了社會。絕對不能妨礙有錢人使用自己的財富和收入，因為這種使用會促進財富的產生和再生產!因此,為貧困所迫而出來當傭工的許多僕人，比他們留在鄉村里過貧苦的、無目的的生活害處較少。這些僕人對國家的益處，正像生產奢侈品的工人一樣。因為這類工人之所以有益，只是由於他們能促使有錢人花錢，並且由於他們自己也把勞動所得的工資花費掉。但是在一個沒有足夠的人力使土地變得有價值（faire valoir les biens——fonds）的國家裡，這兩者都是無益的。 但如果政府不要土地的收入，如果它憑藉法律的權力使土地的耕作只限於生產國家生活必需的產品，那麼總是有一部分同人口總數相適應的人，不管它的數目多麼小，會只以自己的消費而有益。甚至可能，人口多將成為國家的負擔。 濫用職權和混亂的現象會使有些人創立對社會有害的財產，而使另一些人變得貧窮和卑微，如果不加以反對，那麼奢侈將變得沒有限度，使一切等級的人傾家蕩產地亂花錢，因為地位和尊敬只有靠財富才能得到；財富會把一切社會地位搞亂，使官階、功績、德行以及一切基本的社會特性失去作用；依靠財富的幫助，可以給自己找到靠山，使弱小者破產，以及獲得按理應當屬於有才能和有功績的人的職位。這種雜亂無章的狀態會損害人們對公共福利的關心，破壞政府在內政上所依靠的動力，破壞經濟秩序，使國家發生震盪。羅馬最富裕和最浪費的時期，正是在它把自己統治下的行省搜刮殆盡的時候。然而這種浪費成了摧毀羅馬帝國的力量 [37] 並使它為敵人所征服的直接原因。 當一個國家在人口和產品方面都達到高度繁榮的時候，那麼人們以其財富給予國家的好處比以其數量給予國家的好處更大。如果這財富巨大，那麼人的生活就富裕，他們的同富裕程度相適應的消費會促進財富的生產，維持國家的威力。然而如果人口的數量與從土地和從對外貿易取得的財富數量比較起來顯得過多的話，那麼這種過多的人口就不可能促進財富的增加，而是以其消費引起糧食產品價格的高漲。但價格的提高並不增加財富的總量，而由於人數增多引起的需要的增多，會降低全體人民的富裕程度。假如人口過分的多，那麼人們的消費就只能限於一些最迫切的必需品。結果國家就會從繁榮變得貧窮。人們將沒有可能縮減自己的消費，以便分出一部分作為政府和保衛國家所需的費用。這樣的國家將不得不使土地只生產最必需的東西，並以此限制自己的消費。中國的人口情況就是這樣的，中國雖然地大物博，但只能保證居民大米和某些充作糧食的穀物。中國人是管理得很好的，沒有戰爭，也不侵犯別的國家，他們的人口增長超過了耕種得很好的廣大國土所能供給的生活資料，不過促使人口過分增長的這一切情況，在別的國家是沒有的。 君主及其地方長官的專制，法律的不足和不固定，行政的雜亂無章，土地權的沒有保障，戰爭，賦稅的不固定，會使人們遭到損害，使君主的財富遭到損失。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國家使自己的人口達到這樣的數量，以致能獲取土地所能提供的全部物產，並且創造出在這樣的條件下可以享受最大福利的財富。 政府經常致力於使人口增加，因為人能夠使財富增多。但是如果它過於貪婪，就會急於把應當用於使國家收入增多和使人口增長的財富搜刮殆盡。如果它急於使用現有的財富，而超出了在不損害農業的情況下所容許的範圍，它就會使自己瀕於貧困的境地。它通過足以使人破產的、沒有很好調節的賦稅，通過強迫和罰款，通過為產品的銷售設立障礙，通過剝奪貿易自由或者通過對外銷的糧食產品徵稅等方法，來搜刮這些財富。 這種考慮不周的徵稅方法，其結果只會減少君主的收入，因為不僅由於賦稅本身，而且還由於徵稅的費用，而引起價格的上漲，而價格上漲會妨礙糧食產品的生產和銷售，特別是那些為其他國家所沒有的，而我國能夠大量生產的糧食產品。而這些產品卻正是國家的巨大財富的源泉，它能向許多人提供生活資料，這不僅是由於生產這些產品可以使許多人得到工作，而且還由於這些財富的消耗能為從事各種行業的人構成工資的來源。法國可以生產大量的葡萄酒，按照對鄰國有利的價格把它銷售給鄰國，而我們也能得到大量的收入。這樣財富就能增加數百萬，而人口也會增長數百萬。 然而一個農業國的變得富裕，並不僅是依靠自己財富的增長。事情是這樣的，大量的財富比大量的人更能促進這些財富的增加，但另一方面，財富的增加會促使從事各種行業的人數的增多。例如，小農經營由於資金不足，只能使用犍牛，需要的人數比使用馬匹的大農經營要多得多，而得到的收入卻要少得多。大農經營需要大量的預付，但是它能得到百分之百的盈利，而占用較多人力的小農經營，所花的支出只提供百分之二十的盈利（參閱《穀物論》，政治經濟學）；除此以外，占用較少人力的大農經營能保證人口的大量增長，因為它能對數量多得多的人提供工資和生活資料 [38] 。 因此，國家財富的增長，能促使這些財富以及國家的人口和威力更大地增長。 航運能使國家利用本國的糧食產品進行大規模的貿易，沒有航運的國家幾乎完全沒有能力使自己的財富和人口增長。要知道在沒有對外貿易的情況下它們甚至不能擴大農業，因為農產品的豐富會促使其價格下跌，並損害土地所有者和君主的收入。促使價格下跌的產品的豐富，對人口的增長是不利的，因為貧窮根本不能把人留在國內，而且不能把人們吸引過來。的確，如果財富和人口的比例遭到破壞而人口顯得較多的話，那麼這種人口的過多將促使國家愈加貧窮。工資將成比例地隨著人口的增加而下降，消費將成比例地隨著工資的下降而下降，以至於使人們處於這樣貧困的境地，使他們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國家。土地提供的收入的縮減，情況也是如此，因為在這種場合土地所有者將縮減自己的支出，從而也引起了從事各種行業的人的工資的減少，結果人口也就會隨著縮減。 一個航海國家如果國內有大量多餘的糧食產品，而禁止把它輸出，或者用課稅的方法來阻礙其銷售，那麼也會發生上面那種情況。結果會形成使耕作者虧本的價格，而土地的收入也就會得不到。解決的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恢復對外貿易，否則就是嚴格地把農業限制在滿足本國的生活資料需要的範圍內，而這樣在歉收的年份就會使下層居民有經常挨餓的危險。但產品貶值的危險性更大，因為它會使農業生產縮減，損害國家的收入和國家生活的泉源，使人口減少，使國家破產。 因此當穀物輸出被禁止的時候，就不必去埋怨農村的居民沒有開墾荒地，沒有生產豐富的穀物！豐富同貶值連在一起就意味著貧窮，因為不管穀物怎樣豐富，假如它只能給耕作者補償他們所花的支出，那麼豐富就並不意味著財富的增長；要使售價超過所花的支出，達到能夠改善工資和收入。因此經常需要仔細地研究，所花的支出是否會超過產品的價格，擴大耕地面積是否會影響另外一些土地的收入，哪些土地是為了必須把穀物價格維持在一定的程度上、為了補償所花的支出、為了繳納租借費和賦稅以及為了補償耕作者的勞動和所冒的風險而至今一直加以限制的。只有這樣才能明白，是否相反地需要依靠法律來嚴格地限制耕地面積，遵照在商務上有高度知識的國家的榜樣，把一部分過剩的商品拋到海里去，以便維持它所出售的那一部分商品的價格 [39] 。這樣的法律要比禁止把多餘的產品（假定由於這種極其有害的禁令而變得貶值的土地上還能得到多餘的產品的話）向外國銷售的法律更為合理。它們同樣要比禁止種植新的葡萄和規定把葡萄藤拔去以便擴大沒有銷路的穀物播種面積的法律更為合理。法國還有三千多萬亞爾邦適宜於播種穀物的未開墾土地，然而這些土地不能耕種，以免穀物的價格會下降，從而引起國家收入的減少，同時也是為了避免人口的減少，這種人口的減少在得不到收入和由於人口減少而使農業衰落的情況下是一定會發生的。 在制定這些禁令的時候，難道真是相信小麥的低廉價格將能促進穀物產量的豐富和人口的增長嗎?這裡面有著一系列會導致普遍衰落的現象，難道不是很清楚的嗎?今天已經沒有必要來尋找衰落的原因了。要擺脫這種有害的偏見，只消看一下羅亞爾河對岸的那些省份，那裡穀物由於沒有銷路，經常發生貶值，農民收入極少，甚至價格低廉的小麥也吃不起。這是一些最貧窮的、人口稀少的省份，耕種的土地也極少。像法國這樣一個航海、農業和貿易的國家必須用自身的經驗教訓來理解這些真理，這是十分可悲的事。因為這些真理從沒有航海優越性的鄰國的經驗教訓中是很容易發現的。 * * * [1] 《人口論》或《人們》這一篇文章是魁奈為狄德羅的《百科全書》寫的，但在一七五七年情況變得異常嚴重的時候，又把它取了回來。後來它為杜邦·德·奈穆爾所得，雖然他於一七六九年曾向《市民日誌》（Ephémérides du citoyen t． I）的讀者提到過這篇文章，但結果未能發表。直到一九〇八年，這篇文章才在傑沙姆普和朱布亞合編的《經濟社會學史雜誌》（Revue d'histoires des doctrin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第一期中問世。一九五八年它在《魁奈和重農主義》（François Quesnayet la physiocratie ）第二卷中重新發表。譯成俄語還是初次。（俄譯本注） [2] 魁奈關於人本身是財富最初的創造者的論點，表明了他的思考的深刻和接近於對財富的源泉和人口的變動的正確觀點。在他的以後的著作中，由於對手工業和工業勞動的生產率的教條主義的否定，這個論點被弄得模糊不清了。（俄譯本注） [3] 把對外貿易當作國民財富的一個來源的看法，在魁奈以後的著作中沒有得到發展。不僅如此，他還持相反的看法，認為貿易是一種無益的工作。（俄譯本注） [4] 魁奈指的是一五九八年亨利第四所頒布而在一六八五年為路易十四所廢除的敕令。它的廢除給法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和政治危害。魁奈和十八世紀所有的法國啟蒙派學者，都對這個敕令的廢除加以指摘，並為在法國建立信仰自由而鬥爭。（俄譯本注） [5] 《特瓦賽的法蘭西王國詳情》（Details du Royaume de France par M．Doisy ），一七五三。（原注） [6] 魁奈根據他當時的統計文獻所作的關於法國人口的這些計算，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並且在以後的歷史文獻和統計文獻中得到了證實。魁奈另外在《穀物論》這篇文章中也提到過這些數字。（俄譯本注） [7] 魁奈在這裡提出的巴黎的人口的數字與下列諸人的提法不同：瓦本（七十二萬），索格倫（七十五萬），傑派爾舍（八十萬），標芳（六十萬），埃克斯比里（六十到六十五萬之間），稍後的涅克爾（六十二萬），杜柏萊·德·聖莫爾（六十萬）。重要的是魁奈強調所有這些計算的結果都很接近，而把其中的差別解釋為只是由於計算的對象不同。（俄譯本注） [8] 這個結論的正確性是不容爭辯的，而且十分確切地指出了巴黎人口補充的主要來源。（俄譯本注） [9] 參閱王國年鑑中的檢察官名單。（原注） [10] 取材於威廉·配第的文章《政治算術》。（俄譯本注） [11] 《經濟雜誌》（Journal Économique ）一七五七年六月和七月號英國的經濟情報。（原注） [12] 一般認為，英國的人口有七百萬，蘇格蘭有二百五十萬人，愛爾蘭有一百五十萬人。我國的人口比這三個王國多五百萬人。英國的富足引起了很大的消費，消費大永遠是收入多的標誌。按照這個特徵可以確實地判斷該國每年財富的再生產。但法國也可能輕而易舉地使自己的居民達到這樣的富裕，並很快地增加人口數量。法國政府現在承認了蘇理的原則的正確性，同樣很關心，要使國家變得富裕。從英國文章中摘錄的引文，是以法國和英國目前的收入狀況為根據的；他們的計算，是以按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成比例地徵收的租稅為根據的；這租稅證明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為二億利佛爾。同時，這些文章的作者證明，法國的土地收入（約為土地所提供的全部產品的八分之一，包括所花的支出在內）不超過這個數目。他們認為，英國的貿易比法國的貿易超過一倍。他們證明，從土地得到的收入並不決定於土地面積的大小，而是決定於耕作方法和產品的價格。在這方面，荷蘭和西蘭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明。這兩個地方從自己的十五萬亞爾邦土地中取得的產品，相當於法國三分之一的土地，也就是一億三千萬亞爾邦土地所提供的產品。收入中不應包括出租房屋和放債的進款，因為房屋和貨幣是非生產性的財產，為支付房租和利息，需要從別的財產中得到收入。（原注） [13] 魁奈低估一六五一年頒布的克倫威爾航海法的意義的意圖，是基於這樣一個信念：他認為只有國內貿易和對外貿易完全自由並取消一切專利權和限制，才能夠為發展貿易和建立合理的國際關係創造最有利的條件。在這一點上表現了他對建立在重商主義基礎上的國際政策的敵對態度。（俄譯本注） [14] 魁奈關於能滿足人們需要的物質與財富的區別的這些議論，實際上表明了他要想把使用價值和價值加以區分。然而結果他還是把二者混淆起來。他既把價值看作是勞動的結果，但同時又常常把恰恰屬於使用價值的個別成分歸入價值的說明中。 他常常把價值和價格混同起來。因此他對價值的理解是非常複雜和矛盾的。他對「價值」（valeur）的概念不僅同「財富」（richesse），而且還同「使用價值」（valeur usuelle）混淆在一起。由於這種混淆，不僅把它的文章譯成俄文非常困難，而且他的思想也難於理解。至今魁奈還保持著難懂的作家這個稱號，並不是偶然的。（俄譯本注） [15] 魁奈關於使用價值同價格，價格同價值等等之間的區別的這些議論,表明他有時對價格、價值和使用價值之間的區別的正確理解是非常接近的。然而他不大遵循他自己所確定的區別,時常把這些術語當作同義詞使用，以致使自己的術語產生很大的不固定性，時常會引起許多誤會，造成邏輯上的矛盾。（俄譯本注） [16] 魁奈的「基礎價格」這一術語，其意義相當於「生產費用」。（俄譯本注） [17] 這一點並不完全正確。英國和荷蘭並不完全遵守穀物自由貿易的原則。這可以參閱巴施的《十六—十八世紀荷蘭經濟發展史》（一九四九年俄文版）中的《貿易與貿易政策》一章。在一七五七—一七五九年內英國的穀物出口是禁止的。（俄譯本注） [18] 這段所列數字，俄文譯本錯誤極為明顯，如五年是十五塞蒂，值三百七十利佛爾，這數目以十五來除，顯然不是十八利佛爾，以十五除二百七十，則是十八。——譯者注 [19] 在《穀物論》中，我們的小麥收穫量估計為在通常的年份從大農經營可以得到四千五百萬塞蒂，從小農經營可以得到三千四百萬塞蒂。然而在計算後者的數量時，把這些農戶生產的其他穀物也包括在小麥的總數中（為的是避免過於繁瑣）。這些農業經營者的小麥是以較低的價格計算的，以便把所有的穀物一起得出一個總數。但是如果精確地計算，那麼我們總共收穫四千五百萬塞蒂小麥，其餘的數量屬於各種不同的折合成等價的穀物。這個收穫量應當看作是一千五百萬亞爾邦耕種得很好的土地的產量，然而我們擁有六千萬亞爾邦適宜於耕種的土地。因此，我們有四分之三的面積沒有用於農業。 法國把農業局限於滿足本國人民的需要，使自己的土地失去了四分之三的收入。從這一點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只有二千萬亞爾邦耕種得很好的土地的英國會比法國獲得更多的收入（參閱《穀物論》中關於很好地耕種的效果的資料）。（原注） [20] 英國人的對外貿易比我們更為廣泛和穩定，他們輸出一百多萬塞蒂小麥和一百多萬塞蒂其他的穀物。在歐洲的整個國際貿易中，穀物的銷售量總共大約有一千萬塞蒂。因此，由於缺少顧客，英國的穀物貿易自然會受到限制。（原注） [21] 第奧根（公元前約404—前323年），古希臘哲學家，犬儒學派的創始人，主張抑制自己的欲望，把需要降低到最低水平，回復到原始狀態。——譯者注 [22] 拉·奧鮑：下層帝國的歷史（Histoire du Bas Empire par M．Lee Beau）。（原注） [23] 帝王的財富和歷史（Richer，Histoire des Empereurs）。（原注） [24] 關於君主如果沒有一個有力階層的支持不可能擁有專制權力的思想，表明魁奈對國家政權的本質的正確看法已經很接近了，並且看到了當代法國君主政體同貴族階層和僧侶階層的不可分割的聯繫，不過他竭力要表明，君主的權力必須保護法國人民的民族利益。（俄譯本注） [25] 魁奈反對作為重商主義政策直接結果的限制並降低人民的消費，這是他提出的政治經濟學綱要中的最進步的成分之一。（俄譯本注） [26] 這裡魁奈發展了這樣一種思想，即如果不是與穀物經濟一起發展技術作物，農業的高度發展是不可思議的；這種思想顯然是他從狄德羅那裡接受過來的，狄德羅在百科全書的條文中曾敘述過這種思想。（俄譯本注） [27] 這種課稅使向國外銷售的葡萄酒的價格增加三分之一或一半，以致大大地縮減了它的銷路（還有著另外幾種重得多的稅）。一桶價值一百利佛爾的葡萄酒從波爾多運到布列塔尼去銷售，要征二百五十四利佛爾的稅（維倫著《基耶納耕作的考察》基耶納在法國西南部）（Observations sur la culture de la Guyenne , Par Virens，一七五五）。布列塔尼的代表議會對飲料課了稅，以此把它們在這個省份里的消費量至少縮減了四分之三。結果，這種課稅落在國家本身的身上。這種稅是靠土地的收入來支付的，那麼布列塔尼的土地變得怎樣了呢，這倒是很想了解的。也許土地已經失去了一切的價值，也許土地所有者不去進行生產，以此來逃避賦稅吧?如果由於穀物沒有銷路而土地失去價值，那麼這種禍害一定還會引起別的災難。（原注） [28] 這裡原稿有空白。（法文本注） [29] 參閱《百科全書》中的《租地農場主論》、《穀物論》、《賦稅論》等條目。（原注） [30] 從這裡可以清楚地看到，魁奈是把從事採礦業的人算作生產性勞動者。不過在他以後的著作里這一點再沒有被提到過。（俄譯本注） [31] 這個論題與魁奈對貿易的觀點很不一致。在以後的文章中它再沒有被提到過。（俄譯本注） [32] 魁奈具有同大多數法國啟蒙學者相同的觀點：在基本需要還不能滿足以前，不容許奢侈。他反對發展生產奢侈品的工業。（俄譯本注） [33] 這是明顯的筆誤。應當是：便宜一半。（俄譯本注） [34] 根據鮑威爾的記載：「沙爾里—庇爾—加斯東—法朗蘇亞·德·列維，侯爵，後為密爾普亞公爵（1699—1757），駐維也納及倫敦大使，戰時在布羅溫斯和尼斯服役，後為布魯阿斯省省長，王家護航艦艦長，郎基多克的中將，法國元帥。」（《經濟社會學說史評論》第1號，一九〇八）（俄譯本注） [35] 「真正價值」這個名稱又一次表明魁奈對價值問題的看法是何等的模糊，他在對它的本質所下的定義方面是多麼的搖擺不定，他感到他是在努力尋找最確切的表達方式，因而對它作了許多種的定義。（俄譯本注） [36] 這是對前面所敘述的看法的修正。（俄譯本注） [37] 這裡原文有筆誤：把consumait（摧毀）寫成eonsommait（消耗）。（原注） [38] 在擁有大農場的富裕租地農場主耕種的土地上，居住的人要比小租地農場主或分成租地農場主耕種的土地上少。如果看一下博斯地區和彼歇地區的地形圖，那麼就可以看到，前者比後者空曠。在博斯只有一些範圍很大的大教區；在各教區中住房非常多，而且很密；博斯的土地所提供的收入大大地超過彼歇的土地收入。總之彼歇的人口雖然比博斯多，但在促進國家人口增長方面卻遠不如博斯。對於在農村中使用人力的合適性，應當根據他們的工作，根據他們對增加土地價值的能力來判斷。由富裕的耕作者耕種土地的國家，是能夠保證得到最大的收入和擁有大量人口的。必須使農場保持財富，而使土地所有者把收入花費掉。前者能創造收入，後者能向人們提供生活資料。（原注） [39] 由此可見，魁奈贊成商人資本家在原始積累時代所實行的，並且由重商主義者在理論上建立起來的一種最野蠻的措施，雖然他是反對殖民政策和商業戰爭的。不過他的贊成是有條件的。（俄譯本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