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中國之道 · 《論語》的可靠性

所有學者一般來說都同意以下觀點：儘管《論語》的某些部分是可以商榷的，但這部書總的來說還不失為我們研究孔子的最佳的和獨一無二的資料來源。這種全體一致的意見是值得注意的，因為《論語》這本書未在早於漢代的任何著作中被點名提到過。可是，它的一些章節卻明顯地出現在了早於漢代的一些著作之中， [1] 並且有證據表明，現存《論語》中的一些詞句在某個時期在儒家集群中相互傳承，而使用者對它們到底來自於哪本書卻沒有特別點明。 《論語》中孔子所說的那些話到底是他什麼時候講述的，以及什麼時候他的弟子們首次把這些話編纂成書，這些都是難以確定的。首次編輯整理這些話語的可能不是孔子的直傳弟子，而是其直傳弟子的某些弟子。有人認為，現存《論語》的前10篇正是當初那本書的全部內容，接下來的5篇是在後來的某個時候增補的。可以肯定崔述的推測是正確的，這就是，從第16篇到第20篇的最後5篇是更晚些時候增補的。在最後這5篇中，孔子通常被直呼為「孔子」而不是「子」，並且還有一些其他的不同也使它們與前面的篇章區分開來。 [2] 不過，說最後5篇是後加的，並非意味著它們之中的材料就沒有早期的。《論語·學而第一》「巧言令色」章就一字不變地重現在《陽貨十七》中，這就證明了最後幾篇之中也有早期的材料。《子張十九》總的來說只與孔子弟子而不與孔子本人有關，它與那些最早的篇章一樣可靠。可是，正如下文將要討論的，在最後5篇中，可疑材料的比率是相當之高的。 西漢時期據說有3種《論語》的版本。西漢末年前後，一位名叫張禹的學者依據其中的兩種版本製作了一個新的版本（《張侯論》），此後，這個版本變得很流行，以至於其他版本就逐漸湮沒不見了。 [3] 大約在175年，《論語》的這個版本被刻在了石碑上，這個石碑文本的部分殘片至今猶存。儘管這些殘片顯示出與現存版本的《論語》有些不同，但這些不同大部分是無足輕重的，並沒有嚴重影響到它的文意。 [4] 有內在的證據表明，《論語》是一部早期著作。高本漢發現，《論語》與《孟子》有著「相當一致的語法體系」，他還把那些次要的不同作為根據，來把《論語》解釋為是比《孟子》更早一些的文本。 [5] 《論語》之中沒有某些概念，比如（形上意義上的）「天」和「地」，以及「陰陽」和「五行」，所以，這些概念無疑是最早出現在周朝末年或者漢代作品中的。 [6] 《論語》所描述的孔子並不是個超人一般的聖人，而是一位平易近人和通情達理的凡人。他沒有如在後來的傳奇中那樣被抬高，也未被誇大說曾擔任過極其重要的官職。他有疑慮和怯懦，也有信心和勇氣。 《論語》所具有的可靠性的最佳證據之一是如下事實：儘管《論語》明顯是一本儒家之書，但卻包含了許多儒生們認為不應該有的東西。《子張十九》詳述了弟子之間的思想分歧和爭論，「陳子禽謂子貢」章還告訴我們，有人說孔子比不上弟子子貢。《雍也第六》「子見南子」章還說孔子會見了聲名狼藉的南子，這些都使無數的過分拘謹的儒生頗為受窘，而且在漢代還被他們的敵人用來挖苦他們。 [7] 然而，這些東西並未被從《論語》的文本中刪去，這無疑增加了我們對這本書的尊重。 不過，《論語》也有一些成問題的章節，從纖微的令人懷疑之處到明目張胆的偽造。《鄉黨第十》提出了特殊的難題，馬伯樂和阿瑟·韋利認為這一篇論述的是種種禮儀問題，講的是理想的君子應該具有的舉止行為，並且是被作了某種改編之後插入到《論語》之中的。 [8] 這種論斷是相當真實的，我們確實不能毫無疑慮地把這一篇的所有章節都看成是描述了孔子本人的行為。可是，其中的一些章節，像首章、「康子饋藥」章和「廄焚」章，明確點出了孔子之名，顯然指的是孔子的行為；還有一些章節是特指個人的行為，大概指的也是孔子。 有一些章節與孔子和他的弟子都無關係，這是不相干的插入，計有《季氏十六》「邦君之妻」章、《微子十八》「柳下惠」章和最後三章，以及《堯曰二十》首章。 [9] 漢代石碑上的《論語》明顯缺少《堯曰二十》的末章，據說在《魯論語》中也沒有這一章， [10] 而據信《魯論語》是個最好的《論語》早期版本。我曾敘述過對於《為政第二》「吾十有五」章（見本書注 ）和《子罕第九》「鳳鳥不至」章（見原書第202頁）的懷疑。崔述提出對《衛靈公十五》首章的疑問，依據很好的理由，他認為此章是缺乏依據的。 [11] 韋利懷疑《季氏十六》首章， [12] 這個懷疑是很可以成立的。在這一章，子路和冉求一同侍奉於季氏，而孔子卻好像是說冉求掌握著魯國的主要權力。可是，子路顯然是在冉求之前做的季氏宰，而像子路這種脾氣的人會在被貶職之後仍然侍奉季氏，確實是大有疑問的。 [13] 還有幾章反映了道家思想，對它們一定得有保留意見；它們是《憲問十四》「賢者避世」章到「子擊磬於衛」章、《季氏十六》「隱居以求其志」章、《陽貨十七》「予欲無言」章（見本書注 ）和《微子十八》「楚狂接輿」章到「逸民」章。 [14] 在最後5篇中，有9章所引述的孔子的話語明顯以一種非常學究的方式使用了數字，它們講到了三種錯誤（「三愆」）、九種關切（「九思」）和四種不良品質（「四惡」）等。它們是《季氏十六》「益者三友」章到「君子有三畏」章和「君子有九思」章、《陽貨十七》「子張問仁」章和「由也」章，以及《堯曰二十》「子張問」章。在前15篇中，孔子並未以此種方式講說過。《公冶長第五》「子謂子產」章和《憲問十四》「君子道者三」章只是明顯的比擬，與過分看重數字的做法是不同的。《孟子》也沒有此種情形。儘管這些章節中的有些內容源自孔子，但很可能是被後世儒學中的教條主義作風重新定了型。 最後，有6章看起來有待查明其事實，它們講的是孔子的遭遇或哲學。我們有必要懷疑它們是被偽造後加入文本之中的，因為在其他地方有與之相反的證據。這6章分別是：《述而第七》「加我數年」章（見原書第201頁）、《子路十三》「子路曰衛君」章（見本書注 ）、《季氏十六》「天下有道」章（見原書第220頁）和「生而知之」章（見原書第221頁）、《微子十八》「齊景公待孔子」章（見本書注 ）和「齊人歸女樂」章（見本書注 ）。 注釋 [1] 　這種出現列舉在理雅格，卷一，第17—18頁。 [2] 　崔述對《論語》的批判是一位獨一無二的學者對此論題做出的最重要的貢獻，它包含在「參考書目」中的崔、崔（2）和崔（3）之中。他的結論概述在崔（3），第24—35頁。我曾很詳細地概括過這個文本的歷史，見顧立雅（5），卷二，第9—20頁。亦見錢穆（2）。 ——譯按：正如顧氏所言，孔子的直傳弟子稱孔子為「子」，而再傳弟子則稱孔子為「孔子」，因為他們稱自己的老師為「子」。《論語》中「孔子」與「子」並存，就說明是由孔子的直傳弟子和再傳弟子經過多次編輯整理而成的。我們很難確定每次整理的時間和程度，但不能斷然否定孔子的直傳弟子與《論語》成書的直接關聯。 [3] 　《漢書·張禹傳》；崔，卷二；崔（2），卷三。 [4] 　這些殘片復原後的出版文本見張國淦，第44—46頁；以及羅（3）。 [5] 　卡爾格倫，第24—35頁。 [6] 　關於這些概念後來出現的日期，見本書注 、注 、注 。 [7] 　《鹽鐵論》（2），第72—73頁。 [8] 　馬伯樂，459；韋利，第55頁。 ——譯按：《論語·鄉黨第十》所描述的，應該是孔子的行為和行為準則。只是有些情景的存在是需要相關條件的，而孔子的一生並不是時刻都具備此類條件。換句話說，只要條件允許，孔子肯定是依照這一篇所陳述的規則行事的。而事實上，這一篇所描述的情景，在孔子身上都是發生過的。 [9] 　——譯按：這樣的章節也不能斷然說與孔子或其弟子無關，因為還有一種可能，即它們是一些殘缺的章節，在流傳過程中佚失了諸如「子曰」之類的文字。 [10] 　《論語二十章勘稽》，卷三。 ——譯按：1973年，在河北定州出土的西漢中山懷王劉修的墓葬中發現了一部殘損的竹簡本《論語》，據有關專家研究，這是《魯論語》的一個抄本，也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的《論語》抄本。在這個抄本上就有《堯曰二十》的前兩章。這個抄本經初步整理，由文物出版社在1997年出版，對它的研究尚處在起步階段。即使撇開這個發現不談，顧氏關於《論語》可靠性的一些判斷還是比較草率和片面的，只能作為研究相關問題的參考，而不能視為深思熟慮的定論。 [11] 　崔，卷三。 [12] 　韋利，第204頁注［6］。 [13] 　——譯按：子路離開魯國，更有可能是追隨辭職的孔子周遊列國，而並不是被免職，因為對於這一事件並沒有明確記載。孔子結束周遊列國之後，子路也曾在魯國，他與冉求同見孔子，亦有可能。孔子晚年，冉求做季氏宰，而季氏幾乎完全控制了魯國，說冉求在很大程度上掌握著魯國的權力，也是可以成立的。 [14] 　——譯按：孔子周遊列國，與隱士或具有道家思想傾向的人士相遇甚至相往還，本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論語》記載此類事件，也屬正常，未必儘是道家的侵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