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中國之道 · 跋

通過本書的述說，我們認為，孔子這位出身微賤的魯國人，他在世的時候並沒有取得過很可觀的實際政治成就。我們也看到，孔子死後，他的影響卻在不斷增長，直到那些敵視他的原則的人們不得不依靠歪曲、濫用這些原則的方法來進行自衛。然而，他們到頭來也不過是部分地取得了一些成功。 多少個世紀以來，孔子的名字受到了許多民族的人們的歡呼。儘管我們在本書只是作了概括性的研究，但還是了解到，孔子的思想雖然屢遭人們的大肆竄改，仍然在各種類型的文明史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為對這些事實的反思，我們不可能不問，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得孔子的影響引人注目地持久不衰？既然孔子首要關切的是社會實際和政治哲學，所以，原因可能就在這些領域中。 就其最寬泛的意義而言，國家的政治體制可以分為兩種類型：獨裁（極權）的和民主的。不用說，每一種類型都有各種表現形式，當然也有這兩種類型的結合。在獨裁國家中，權力絕對屬於一個人或一伙人，而大部分人民不能有效地分享權力。在民主國家，權力絕對屬於全體人民。在獨裁政府的統治下，政府的目的是實現通常所說的「國家利益」，因此就可以犧牲大多數公民的福利和幸福。相反，真正的民主必須關切每個公民的福利和幸福，因為每個人都是國家的一員。 歷史證明，真正的和有效的民主政治是一種很難完全實現的政治形態，而要想把這種形態永久地保存下去，將會遇到更大的困難。相比較而言，獨裁主義卻在茁壯成長。這是有一定原因的。在獨裁政治的統治下，國家的哲學和個人的義務是由政府相對明確地加以規定的。可是，在民主政治中，國家沒有哲學（除非它指的是最廣泛意義上的民主政治），個人的義務也不完全清楚。可以說，他可以支持政府，也可以反對政府，這是由他的良知所決定的，並沒有別的外在強制力。 可是，有許多人以種種雄辯的手段渴望告訴民主政治中的某位公民什麼是他的義務。這位公民會以懷疑的態度注視著那些如此熱情地對他做思想工作的人們。這種表現是相當正確的。無論如何，他將面對困難的選擇。具體來說，他將把國家的命運委託給那些誠實與否令人懷疑的專業政治家呢，還是那些心地善良但政治技能卻不太老練的業餘人士呢？ 進而言之，這其中甚至有一個更大的兩難。在民主政治中，絕對的權威屬於全體人民，但是，廣大人民通常在政治領域連業餘水平都達不到。因為，一個業餘者肯定得是個「愛好者」，而民主政治中的公民們卻並不總是樂於參與實際的政治程序。他們對政府越是滿意，越是缺乏實際參與的興趣。因此，在一定意義上，一個良好的民主政府就是它自己的最大敵人。也就是說，當它的公民放鬆警惕時，總是會出現以下危險：民主的敵人可能接管政府。 民主政治也會面臨更為難解的思想上的兩難。與孔子相一致的政治哲學家們認為，在一個協作性的國度里，人民必定對他們的政府有信心。 [1] 進而言之，既然所有的人必須在決定政府的目的甚至是措施上發揮一定的作用，那麼，他們就必須在一定程度上贊同這個社會的基本政治哲學。然而，民主政治既不能給它們的公民規定這樣的哲學，也不能宣稱有任何一種這樣的信念：這種政治形式或政治體制無論如何都不能被批評，也不能成為討論的主題，更不能受到懷疑。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種種民主政治也總是，並且必定總是，受到獨裁主義宣傳家的攻擊。針對這種情況，民主政治必須保護自己，然而卻不能夠禁止訴諸理性的自由言論。 並不是每個贊成把民主作為抽象原則的思想家都能夠為它提供一種前後一貫的哲學，以滿足它的相當苛刻的要求。孔子哲學則在一種不同尋常的程度上做到了這一點，並且被認為正是因為這一原因而使他的思想得到了如此廣泛的贊成和共鳴。如果說孔子哲學在完全現代的意義上是民主的，這種說法將是大錯特錯的。然而，並非大錯特錯的說法是，孔子是民主的先驅，他在曠野里大聲疾呼，傳布著大道。所以，我們所要敘述的核心內容是，孔子欣賞某些基本的政治原則，這些原則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精誠協作。正是這些原則才使得其他哲學家很難超過孔子，甚至並不總是能趕得上他。孔子並不僅僅是贊同協作性的國家，他還滿腔熱情地獻身於這種國家的實現。他為民主提供的不僅僅是一種哲學，而且還有吶喊助陣。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能把徹底的熱情與審慎的中庸之道相結合，在號召人們獻身於民主事業的同時，不要做出過度的斷言，以免損害這一事業的邏輯完整性。 孔子似乎意識到，民主所面臨的最艱苦的戰鬥不是與罪惡的激烈對抗，而是在個人內心深處所進行的反對無聊懶散的靜悄悄的戰鬥。獨裁主義用虛張聲勢和允諾對所有難題的最終解決來誘惑人們，而民主政治只能提供簡樸的人的尊嚴和不停歇地為人類幸福而工作的機會，並且是除了不斷工作的機會之外沒有任何獎賞。從來都不曾發生過一場民主的最後決戰，也不會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問題。民主政治的最高目標也不能是（在靜態的完善意義上的）一個完美的國家形式或完善的政治體制，因為那種認為事物會停止變化的想法是一種幻覺。民主政治只希望培養出這樣的人，他們有能力有效地應對種種新的情勢。 孔子似乎認識到，假如說為了指導社會，一定要建立起不可變更的標準，無論它是形上學體系，還是書本、法律的，或者僅僅是原則性的，都會有三重危險。首先，它窒息了創發性。其次，當出現了立法家預料不到的情勢時，它可能會造成傷害。最後，如果批評（這在一個協作性的社會裡是不能被壓制的）摧毀了人民的信仰，他們會無所適從。孔子並不想把任何絕對的權威強加於人。 然而，如果國家不想墜入無政府狀態，某種權威還是要有的。不過，孔子情願把這種權威託付給某些人，但不是任意的人，而是恪守大道之人。可是，這個大道並不是僵硬的規則，也與形上學無甚關係。它是一整套思想，需要人們把它創製出來並加以不斷發展。「人們能擴展大道，但是，大道（自身）不能擴展人。」 [2] 與之相似的是當今所謂的「民主的生活方式」，只不過孔子是以現代民主所不常有的更大的熱情和熱誠去倡導它罷了。因為孔子明白，沒有這種熱情，協作社會是不可能到來的。 孔子對人們是抱有信心的。不是所有的人，因為他並不是那麼天真的。但他相信大多數人是誠實的。他認為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從政。可是，他的確在倡導所有的人都應該接受一定的教育，使他們真正成為協作社會的成員。他還提議，那些德才兼備的人應該受到進一步的教育，並讓他們得到政府機構的位置。做到了這一步，他情願允許他們根據他們自己的最佳判斷治理國家。他還相信，全體人民最終會有能力對善惡之官員做出區分的。 孔子確信人類能走到這一步。 注釋 [1] 　《論語·顏淵十二》「子貢問政」章。 [2] 　《論語·衛靈公十五》：「人能弘道，非道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