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中國之道 · 第十四章　「凱旋」

人們通常認為，漢朝的一位皇帝（漢武帝）在公元前2世紀給了儒學以官方認可，也就是把儒學確定為官方的正統思想，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正是這種思想學說會增強他的權威。既然一些歷史事件的原因是那樣得紛繁複雜，其中就可能具有某種程度的真實性。但更為真實的是，還有一種與上述觀點相反的主張，認為儒學自身把它的最終成功歸因於如下事實，即儒學受到了普通大眾的青睞，而正是普通大眾經過了多少年的努力，才幾乎是強迫他們的統治者接受了儒家學說。 難得有兩種政治觀點如此明顯地相互對立，並且經過了如此徹底的交鋒——這是在公元前3世紀後半葉的中國所發生的事情。對立的雙方，一方是孔子的思想，認為政府的合理與否必須由它能夠給予人民的滿足（不僅僅是福利）的能力來判定，而國家則是一項協作性的艱難事業。為此，教育一定要普及開來，而政府則必須由那些選拔自全體人民中間的、被證明是最有能力和最有德行的人們來管理。另一方是與此相反的法家的學說，認為每件事情都必須由君主指定和裁決；人民不必理解什麼，只需要服從；他們不應該受教育，只要被弄得懼怕法律。對於後一種觀點，韓非子作了簡潔的表述：「那些對政治一竅不通的人們說：『君主必須贏得民眾的善良意志。』……實際上，這就等於是服從民眾的命令！但是，民眾的『智（慧）』是無用的，他們都像嬰孩一樣（無知）。」 [258] 問題清楚地擺在這裡：要想建成一個成功的政府，民眾的善良意志是（或不是）必要的？秦始皇採納了法家的極權主張，認為不是。可是，這並非意味著秦始皇就是一個徹底的法家哲學家，他是否完全理解了法家思想是很讓人懷疑的。在接受和表現法家思想方面，秦始皇受到了更多的個人動機的促動。 秦嬴政（後來的秦始皇）早在13歲時，就繼承了君位，而此時的秦國正在進行擴張戰爭。他的地位使他不可能過上從容寬鬆的少年生活。他的父親去世了。他的母親據說曾是個高級妓女。無論她是否做過妓女，反正在與嬴政之父結婚之前，這個女子是與一個名叫呂不韋的男人在一起生活，而且，受人讚美的是她的美貌而不是她的德行。嬴政（無疑是在他母親的堅持之下）大量賜封他母親後來的情人嫪毐，並授予這個男人相當可觀的權力。 [259] 在嬴政20歲時，他的身為一支部隊之將帥的弟弟發動了武裝叛亂，但被嬴政極其血腥地鎮壓了下去。次年，嫪毐也策劃叛亂，並帶領軍隊進攻嬴政在首都的衛隊，可到最後同樣遇到了失敗。無論是對是錯，嬴政認為他母親是這次陰謀的同黨。諸如此類的事情無疑會使秦始皇深信，周圍的任何人都是他信不過的。這樣的常人很難遇到的經歷，無疑還得加上他對專制控制的生性喜愛，必然使嬴政易於接受法家的思想。因為法家宣稱，君主應該懷疑每一個人，並把所有的權力緊握在自己手中。 所以，當嬴政的統治地位徹底穩固之後，秦帝國就被唯一的一個人的意願所控制，換句話說，這個強大的帝國完全服務於秦始皇一個人的想法。如果有人膽敢與秦始皇的意見相左，或者把任何秦始皇不喜歡的事情告訴給他，這個人很可能會丟掉性命，所以，秦始皇幾乎聽不到不同意見和不悅之事。但這並未妨礙他做出極大的努力，目的是要依照他個人的意願治理一個大帝國。他下令在石碑上刻下對他的頌辭，並把這些石碑樹立在全國各地。在這些碑文中，秦始皇告訴我們，他如何消滅了強力和殘暴（「烹滅強暴」），他的仁慈如何擴展到一切東西（「賞及牛馬」） [260] ，以及他如何為帝國的利益而辛勤工作。事實上，是他自己做出所有重要的決策，而只允許他的官員們作一些小得可憐的創新。據說他堅持親自監督政府日常工作的每個細節，以至於達到這樣的程度：每天要親自審閱重達一百磅（竹簡）的政府文件，直到閱罷才去休息。秦始皇死的時候才50歲，但從表面上看，他確實是為了不懂得對他感恩戴德的人民而工作致死的。然而，所有這些努力最終都被證明是無效的。因為，個人的心智無論如何卓越，個人的工作無論如何辛勞，都不足以領導一個國家。 然而，就外在表征而言，秦始皇的政治事業顯然是相當成功的。從他在公元前221年完全征服中國算起，到他公元前210年死去時為止，全天下幾乎沒有什麼像樣的武裝叛亂。只是在一個受宦官（趙高）控制的軟弱無能的少年（秦二世）的統治下，秦帝國的分崩離析才接踵而至。不過，即使秦始皇還活著，大規模的叛亂也遲早都會爆發。這其中的原因是相當複雜的。首先，當和平在多少年無休止的戰爭之後來到時，確實是有過普天歡慶的時刻，因為在當時的歷史情勢下，任何和平似乎都好於戰爭。戰爭結束後，始皇帝沒收了天下人手中的武器，並把所有他認為有可能或者有能力造反的人遷徙到首都附近，以便於監視和約束。然而，即使是有了這些預防措施和最殘暴的鎮壓手段，也保證不了完全的平安無事。在他極其殘酷的政治壓制之下，相當多的人逃到深山老林，變成了亡命之徒。 [261] 那些因為害怕殺頭而蟄伏不動的人們，以及因為等待機會而保持緘默的人們，都在積蓄著他們的仇恨。一旦時機到來，他們就會以儒家傳說中的「真王（真命天子）」反對他們的統治者。 事實上，正因為秦始皇並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法家人物，他也就不是一個完全徹底的反儒者。他確實是殺戮了一些儒生，那是因為他要消滅那些有批評他之嫌疑的人。但是，他在樹立一塊自我歌頌的石碑之前，曾就碑文的內容「與魯地的儒家學者們進行商議」 [262] 。在他的種種碑文中，他把法家和儒家的思想和語句相混雜。他使用《詩經》和《尚書》的措辭，而其中一處竟婉轉地提到了《論語》。 [263] 秦始皇把所有思想派別的學者都召來為他服務。即使在儒書被禁之後，他還繼續讓儒家學者待在他的朝廷里，直到他生命終結之時。 [264] 秦始皇並不反對儒家的學問本身，而是不贊成民眾擁有這種學識，因為這樣的民眾會製造出使他怒火中燒的麻煩。 不論秦始皇對儒學的真實態度如何，儒生們卻對秦始皇日漸厭煩起來。至少有一些儒生批評秦始皇沒有分封他的親戚、子弟。在此問題上，孔子可能會與秦始皇站在一邊。因為，如果在秦代還繼續實行西周封建制，就容易導致政治混亂，這是確定無疑的事實。但是，這個時候的儒生卻遠比他們的孔夫子更保守。秦始皇可能更注意這樣的事實：某些儒生具有足夠的勇氣批評他的整個政策，並「在普通百姓中煽動懷疑和混亂」。這導致他下令禁止普通人擁有儒家的書籍和禁絕儒生宣傳儒家的學說。 [265] 另一方面，儒生的影響之所以受到各方的重視，可能是源於這樣的事實：據記載，秦始皇的長子（扶蘇）曾經警告他的父親說，對孔子追隨者的迫害會「使帝國動盪不安」。 [266] 作為懲罰，扶蘇最終被他的父親流放到了北方。不久之後，秦始皇去世，宦官趙高就與法家人物李斯共謀，偽造了一封秦始皇的書信，迫使公子扶蘇自盡了。他們接著扶植起了扶蘇的軟弱的兄弟做皇帝，這就是秦二世。 首先舉起造反大旗的是一位農民，他的名字叫陳涉（勝）。像他之前的許多人一樣，陳涉被朝廷徵用去服勞役，但在路上被大雨所阻，從而耽誤了時間。根據秦朝的法律，陳涉本人，以及與他一起被徵用之人因此就得被處死。陳涉說服了他的同伴，既然他們無論如何只能一死，就要儘量以昂貴的價格付出他們的生命。在這個時候，整個中國只需要一個火星就能燃燒起造反的熊熊大火。陳涉他們揭竿而起，這個消息很快傳遍了東部地區。人們踴躍加入陳涉的隊伍，而陳涉馬上就得到了「楚王」的稱號。 儘管陳涉只是個農民，但他卻是野心勃勃和聰明能幹的。他深知，以他的出身，要想贏得領袖的地位是不容易的，所以，他甚至想方設法地利用迷信手段爭取他的追隨者的思想共鳴。一方面，陳涉竭力讓他的追隨者們相信他受到了神靈的保佑；另一方面，他又宣稱他擁護的是被謀殺的公子扶蘇的事業。 [267] 秦始皇的這個兒子之所以被人喜歡，是因為他批評了他的父親，這也使人想起，他曾被認為替儒生作過辯護。可能是因為儒生很得人望，所以，陳涉就命令孔子的第八世孫做了他的一名顧問。 [268] 據說，在陳涉的義旗剛一舉起時，東北地區的儒生和墨者就匯聚而來。 [269] 客觀地說，關於儒學早期歷史的資料是相當缺乏的，而如果考慮到這些資料在後來的重要性，這種缺乏就更令人驚訝了。《史記》上說，從孔子時代到秦朝，除東北地區的齊魯之地以外，儒學在其他地方並未受到尊崇。 [270] 不過，儒家思想也在逐漸地傳播，它的影響已經不限於富有階層和有權者中間了。比如，在現在江蘇省北部，有一個非常卑賤的人（可能是個農夫）的兒子，在秦代就曾跟隨荀子的一位弟子學習《詩》。 [271] 儒書被禁和儒家學者被秦始皇所鎮壓，可能極大地增加了儒者的知名度。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無論是誰，只要是秦始皇的敵人，就是人民的朋友。可能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對於加入他的造反隊伍的許多儒家學者，陳涉都非常歡迎，並把孔子的一位後人當作「有廣博學識的學者（博士）」官員安排在他的行政機構中。不久以後，當事實證明秦國的軍隊要比農民之王的力量更強大，而且陳涉也兵敗被殺之時，孔子的這位後人就隨他死去了。 [272] 可是，這場革命還在繼續。就在秦王朝極權政府陷於一片混亂之際，儘管相對來講的可謂民主統治的首創者已經死去，然而，兩種原則之間的鬥爭並未停止。擁護它們的兩個新的衛士出現了。這一次，他們每個人都身處革命者的行列之中。 陳涉死後，革命的領導權實際上應該自然地歸於項羽，可是，他並沒有去承繼這種有名無實的統治。項羽的祖先世代是楚國的將軍，並在楚國享有封地。項羽本人是一位出色的將帥，據說由他親自指揮的戰鬥從來沒有失敗過。項羽極其氣勢逼人，「當他進入軍營時，沒有人不用膝蓋前行，也沒有人敢抬頭看他」。 [273] 我們被告知，在戰鬥中，他只要一眼掃過去，就足以嚇倒最強大的敵軍，並使馬匹因恐懼而飛奔。他很喜歡屠殺，事實上，他是歷史上的大屠殺者之一。有時他公開殺人，有時是暗殺，有時他成批屠殺投降了的士兵（據說有一次是20萬人），而有時還會不問青紅皂白地殘殺占領區的全部人口。特別是那些沒有對項羽表現出勇敢和忠誠的人，就會被項羽烹死或燒死。有一次，一個13歲的孩子勸止了他對一個被圍城邑的人民的屠殺，這個孩子指出，這種屠殺只能加強另一個城邑的抵抗。實際上，他自己也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史書的記載中，項羽似乎沒有什麼高尚的或無私的舉動。 在臨死之時，項羽宣稱：「是上天毀滅了我，我沒有犯過軍事上的錯誤！」令他一直都不能理解的是：儘管他戰無不勝，為什麼那些支持過他的人都逐漸離他而去？但其他人卻是能夠理解的。在下一個世紀，一位歷史學家寫道：「他藉口說自己的行為是至高無上的君主的做法，其實是要用殘暴的力量征服和治理天下。」 [274] 要做一個相對的民主統治的鬥士，這是一個很少有人能夠擔當得起的角色。在那個時代，這一角色的最合適的人選，就是歷史上眾所周知的漢高祖。漢高祖本是個農家子弟，既懶惰又傲慢，是那種「不是被推上絞架就是要登上王座」的少年。因為具有領導才能，他擔任了管理幾個村莊的小官。不幸的是，他還是一不小心犯了「罪」，根據秦律，他可能會被處以死刑，於是，他就逃到荒山野嶺，成為匪首。反秦革命爆發時，他加入其中，並被推舉為將領。秦朝滅亡後，漢高祖和項羽打了4年多的仗，以決定誰來做皇帝。 最初，項羽占有優勢，他擁有較大的權威，控制著更多的軍隊，也比漢高祖更有軍事謀略。但是，漢高祖更為明智，這使他情願並且急於得到別人的良好勸告，同時，他也知道如何在他的部下和普通百姓中取好。漢高祖通過多種方式使人民感覺到他是他們的朋友。項羽一直在劫掠和屠殺人民，而漢高祖則盡力約束他的士兵，要求他們善待人民。漢高祖每到一個城邑，就召集當地的老者座談，向他們解釋他的目的，以便建立起廣泛的支持基礎。他給他的士兵提供棺木，把他們的屍體送回家鄉。他做了皇帝之後，就解放了「那些由於飢餓而賣身為奴的人」， [275] 並一再宣布種種大赦和免除賦稅。他允許人民使用那些秦統治者對他們關閉的獵場和魚塘。所有這些都與秦朝皇帝和項羽的做法形成最尖銳的對比。 漢高祖能夠較為令人相信地做一個「普通人的朋友」，因為他本來就是個普通人，並且自己也從未忘掉這一點。他的源於普通之人的粗魯作風明顯傷害過有教養的人，但他無疑也使他的大多數臣民很快活。一位官員為他建造了一座巨大而奢華的宮殿，他反對道：「許多年來，天下充滿了受苦受難者的呼號。……為什麼你要建造這些超出標準的宮殿呢？」 [276] 這些話語中透露出了真誠的聲音。 漢高祖並非因此就完全成為一個可欽可佩和仁慈寬厚的人。他是個機敏的政治家，能夠無情地消滅那些他認為威脅到他的權力的人。但他也有足夠的精明，懂得如果他想保住自己的權威，就不要讓人覺得他是專橫的和暴虐的。在以前的統治者們激發恐懼的地方，他盡力製造友情；在他們懲罰不忠者的地方，他經常盡力以寬厚去化解或緩解之。 [277] 當漢高祖第一次占領包括秦朝都城咸陽在內的關中地區時，這個基調就已定下。他可能想過用利劍對待當地的居民（後來項羽就這樣做了），但他並沒有這樣做，而是把地方上的頭面人物召集起來，告訴他們不要害怕，並宣布他要廢除秦朝的法律。他說：「父老鄉親們，你們在秦律下遭受苦難的日子已經夠久的了。……我就將與你們約定一個新的法律規章，它有三項條款。」 [278] 在此，重要的詞語是「約定」。因為是對秦朝人的重新征服，漢高祖完全可以如人們預料之中的那樣制定法律，但他取而代之的是與他們的「約定」。在此問題上，當時的民眾根本沒有真實發言權這一事實並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漢高祖對民眾的這種態度是沒有先例的。在隨後的日子裡，漢高祖又讓他的官員在每個地區挑選一位受人尊敬的長者，讓他們代表當地民眾說話，並輔助行政官員的工作，這無疑是一種推動與項羽進行鬥爭的宣傳。然而，不管怎麼說，民眾在政府中還是有了一定的發言機會。 [279] 在得到江山之後，漢高祖曾當眾把他的成就歸功於他的謀士、大臣和將軍們，並聲稱他自己只有判斷形勢的能力以及用人的才能。 [280] 甚至在他作為皇帝的權力已經穩固之後，他還堅持這個託辭。這種說法至少是說他奉行的不是他自己的衝動而是別人的建議。當然，處在像漢高祖那樣的地位，如果他要得到他想要的建議可能並不困難，但是，這種做法對政治理論的影響才是帶有根本性的。在此基礎之上產生的政治原理（從此以後就成為中國政治的基礎）就是，「皇帝自己不管理日常工作，但他挑選和監督他的大臣，讓他們去做……」 [281] 在緊接著漢高祖的幾個漢朝君主的統治下，這項原理從理論上限制了皇帝在實際政治中的絕對權力。當然，這種原理是相當儒家式的。 德效騫指出：「漢高祖的登基標誌著儒家思想的勝利，這種思想是說，帝國的權威是有限的，它應該為人民的利益而行使其權力，並且應該建立在公正的基礎之上，這就超越了法家的專橫和絕對君權的觀念。」 [282] 他指出，漢高祖開始時是一個輕視儒生的粗鄙的農民，但是，他最終卻身處儒家影響的漫長曆程之中，而儒生們也逐漸感覺到了這一點。 [283] 漢高祖可能從未克服掉某些未受過教育的人對書呆子的猜疑。 [284] 然而，他的一個弟弟——一位隨荀子弟子學習過的儒生（劉交），卻是他最親近的謀士之一，而他的一些最好的謀士也是程度不同的儒家人物。他們一直以非凡的努力使他們的君主儒家化，有一位（陸賈）甚至為此目的而寫了一本書（《新語》），並深得漢高祖的欣賞。 [285] 既然漢高祖認為純粹的學究沒有什麼用，他也就不會與這樣的學究相處。但是，大部分能使漢高祖接受其勸告的儒士都諳熟社會常識及其作用，能夠為漢高祖出謀劃策。毫無疑問，正是後一種事實才吸引了漢高祖。 在與項羽的長期鬥爭期間，有人勸告漢高祖（其用語使人驟然想起《論語》和《孟子》的語言），要宣稱進行一場反對他的對手的聖戰。漢高祖馬上依計而行，發布了一個公告，斷定項羽是「無道」的。用這種方法，漢高祖能夠為他的事業招集無數的歸附者。以漢高祖的名義發布的另外一些公告也具有明顯的儒家傾向。另外，這種儒家傾向還真實地表現在他的屬下請求他做皇帝的話語中。對於這個請求，高祖在以貼切的自貶語言作了一番推辭之後，還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而接受了下來。 [286] 漢高祖之所以如此讓步於儒學，是因為他認為這樣做將是深得人心的，因而也是政治上的明智之舉。當在皇位繼承人的問題上出現麻煩的時候，高祖確實認識到，儒學的這一特點已經變得特別清楚了。事情的起因是，高祖顯然逐漸不喜歡他的妻子呂氏了（她後來表現為一個極端殘忍和瘋狂復仇的人）。而且，他也擔心他的兒子太軟弱（後來證明確實如此）。他想改變君位繼承人，但卻受到了大臣們大規模的勸阻。這種勸阻的出現是可想而知的，因為某些沒有被高祖本人吸引過來的儒生（「商山四皓」）現在成了太子的支持者。德效騫說：「因此，高祖最終屈服於儒學的影響力了。」 [287] 可是，這並不意味著其他派別的哲學家都被棄置不顧了。道家思想儘管到此時更缺乏哲學味道而成了種種粗陋迷信的混合體（即「黃老之學」），但在當時的社會和思想領域中仍然是重要的思想潮流，甚至在前漢時代的某些時期，這種思想還在宮廷中占據了優勢。各種各樣的宗教和哲學都被朝廷所容納。法家思想雖然從未形成一個受到廣泛擁護的「學派」，但卻依舊是政府的許多實際政策的思想基礎。苛繁的秦律在大部分地區仍然有效，儘管高祖也曾發布命令廢除這些法律。例如，禁止擁有書籍的法律，直到他死後才被取消。 實際上，政府必不可免地仍舊實施著法家的治國之道，因為儒者沒有治理一個大的中央帝國的經驗和方法。官吏的使用和具體的管理措施不得不沿用秦朝的慣例和制度，結果是，政府官員的許多工作作風依然是秦法家的。這並不是說每個人都能被清楚地劃歸為儒生或法家人物。不過，我們已經看到，儒家哲學早已開始承受其對手的巨大影響了。 不過，儒學思想的影響力在穩步增加，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是，儒生是宮廷禮儀的保存者，為此，即使是粗野的農民漢高祖，最終都認識到必須得召見他們，以利用他們獨一無二的長處。更重要的是，儒生幾乎是古代文獻和文化的唯一的看護人，所以，他們通常會是年輕皇帝（太子）的私人導師，這就保證了他們的影響力易於代代增長。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們主張建立相對溫和的甚至是相對民主的政府，反對暴虐的和專制的統治。儘管普通百姓並不知道像《論語》和《韓非子》這樣的書，但他們對於溫和之政與暴虐之政之間、對於輕徭薄賦與實質上的剝奪其生計之間的不同，卻有著深刻的理解。而且，就有許多儒家學者告訴他們說，在上述的不同之中，前者是古代聖人和孔子的方法，後者則是法家和秦朝的做法。另外，許多儒生出身貧賤， [288] 這使得他們的言語能夠被人民所接受。 在漢高祖之妻呂后（雉）的家族企圖繼承王位時，漢王室建立起來的民心所向的重要性集中體現了出來。漢高祖死後，呂后逐漸鞏固了她的家族在朝廷之中的權力，並最終利用欺騙性的手段，讓呂氏家族中的一個人（據說僅僅是個嬰兒）做了皇帝。可是，大臣們並不認可呂氏的這個舉動。這樣一來就出現了如下問題：帝國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呢，還是只有得到了大臣們的同意，這種權威才能貫徹執行？當呂后在公元前180年死去時，她的家族與漢室之間立刻爆發了衝突。此時此刻，一支部隊中普通士兵的忠誠成了問題的關鍵。士兵們被要求在呂氏和劉氏兩個家族之間做出選擇，結果是他們宣布忠於劉氏的漢室。 [289] 接下來，大臣們就全部消滅了叛亂的呂氏家族，並邀請漢高祖還在世的年紀最大的兒子（代王劉恆）來首都繼承皇位。這位皇子害怕這是個陰謀，但他的一位官員告訴他不必害怕，因為有以下理由：「漢朝興起之時，去掉了秦朝的苛刻而令人煩惱的東西，減少了一些法律和條令，並表現出了他的德行和仁慈。所有的人都很滿意，並且任何力量都難於動搖他們的忠順。」這位官員提請皇子注意這樣的事實：普通士兵都宣布忠於漢室。他又勸說道：「即使大臣們想改變（漢室），普通百姓也不會答應讓他們役使。……您的賢明、您的聖德、您的仁厚和您的孝順（所有這些都是儒家的美德）是哪裡都知道的。因此，大臣們是根據普天下人的願望而自願歡迎您並要您繼位的。」這位皇子終於繼承了大位，成為漢文帝。 [290] 在所有的中國皇帝中，漢文帝很可能與孔子最為投緣。這並不是說漢文帝是個教條式的儒士。漢文帝不是這樣的儒士（孔子也不是這樣的的儒士），但是，他的治國精神卻真的是孔子式的。 [291] 德效騫認為：「漢文帝全心全意地接受了儒家學說，認為統治者就應該為他的臣民謀福利，並把儒家學說付諸實施。他減少稅賦，減輕了人民的負擔；他節約個人開支，避免任何形式的好大喜功。……他請求人民對他的施政提出批評（他的這種請求是真誠的），他還尋求有才能的平民幫助政府機構工作。他……對饑荒和經濟蕭條極其憂慮，甚至取消了耕種田地的土地稅，而他的繼任者則在不久之後又恢復了以前的做法。」 [292] 漢文帝制定了由政府開支賑濟饑荒的具體措施，並為上了年紀的人提供養老金。他為了這些目的而使用的方法部分仿效了《孟子》推薦的做法，他的一些詔書也引用了這本書，儘管沒有直接點出書名。 [293] 他頒布了一個解放政府奴隸的詔書。 [294] 他取消了對批評政府和皇帝的人施以處罰的法律，認為這樣的法律使得君主不可能「聽到對他的過錯的議論」。他廢除了毀傷肢體的刑罰，並大力整頓司法秩序，使死刑在當時變得很少見了。他嚴肅認真地考慮過把王位傳給他能找到的最有才幹的人，而不是他的兒子。根據他頒布的遺詔，他的葬禮要精簡到絕對的最低限度。他不希望因為他的喪葬攪擾人民，並認為他的死應該使人感到喜悅而不是憂傷，這是因為他做到了不犯嚴重錯誤地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295] 這樣的一個皇帝似乎是好得有些不太真實了，但是，有充足的證據說明，這樣的場面是真實可信的。漢文帝在位期間，人民的生活無疑比過去（或不久的將來）更能過得下去了。整個國家繁榮昌盛，人口稠密。然而，如果說文帝是講究道德的，那麼，他也具有儒學的不足。儘管孔子不是綏靖主義者，但他還是更信仰道德的主動力量，而不是被迫做出的保證，而在儒生們那裡，這種信仰變得很高大。漢文帝止住了國家在社會安定和經濟活動兩方面的衰退，而西北的匈奴則利用這種內強外弱的形勢，日甚一日地展開了深入內地的武裝襲擊。 漢文帝是很迷信的，但這還不足以使他與他那個時代的大半儒生相區分。在他的朝廷里，既有儒家學者，也有其他哲學派別的學者，而且他還任命了一位法家人物做太子的私人導師。 [296] 但這位繼承人（漢景帝）在位時的表現並不特別引人注目，只有以下事實除外：在他的法家導師的鼓動下，隨著帝國政府實力的大增，曾以某種改頭換面的形式存在於漢代的封建主義幾乎被掃除乾淨，再也不是國家政治中的重要因素了。可是，下一位皇帝，他在位初期卻是處在強大的儒家勢力的影響之下的，這位皇帝就是聲名赫赫的漢武帝。 漢武帝是所有中國皇帝中最重要的幾位之一。他在位期間對儒學的歷史具有突出的重要性。他使儒學得到了國家的認可，成為國家的正統思想，這一舉動堪與康斯坦丁大帝（Constantine）對基督教的信仰相提並論。漢武帝 [297] 受過很好的文學訓練，他的詔書具有明顯的儒家偏向。這些詔書一再講到他對普通大眾的關切，強調了禮、樂和學習的重要性，還引用了《易經》和《論語》。 [298] 在他的文化政策激勵下，人們重新發現了許多古代文獻，特別是儒家經典。 在他繼位的頭一年，漢武帝批准了一個值得紀念的提議：在一批被推薦做官（「舉賢良」）的學者中，去掉了那些研究法家學說的人。他為儒家「五經（《詩》、《書》、《禮》、《易》、《春秋》）」中的每一部經典都設立了「博士（博學的學者）」的官職，並為每一位博士提供了教授50名學生的生活費用，而這些學者則是朝廷中的官方學術代表。這項政策為帝國大學（太學）的建立打下了基礎。隨著時代的推移，政府中的大半低級官員都要從太學那裡選拔，這個事實確保了政府能夠日漸被儒學所滲透。漢武帝在位時，還利用不斷考試的方法選拔有學識的人員進入政府，他還給孔子的兩位後人封了官。他任命的政府宰相以前是豬倌，而現在卻以其對《春秋》的精深研究而獲此殊榮。所以，毫不奇怪的是，許多學者都把漢武帝的在位時期確定為儒學的凱旋時代。 然而，與秦朝以來的政府相比，漢武帝的統治也是更為集權、殘暴和專制的政權之一。漢武帝反對以前的寬鬆統治，因為他認為，在較為寬鬆的政策之下，帝王不得不嚴重地屈服於大臣的勸諫。所以，漢武帝就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把政府的權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既然在這種傾向明確出現的同時，儒學也逐漸得到了官方的支持，那麼，就無疑會有大量的學者（包括某些最具批評精神的學者）自然而然地認為（並且是一直這麼認為），那種認為皇帝應該進行專制統治的理論是儒學的學說。其實，在漢武帝朝廷中，有一位並非儒生的高級官員就聲稱，在儒者看來，「君主定調，大臣奏樂；君主前行，大臣隨後」 [299] 。 從漢武帝時代以來，許多儒者確實是持有這種觀點的。較早的儒學，甚至是孔子本人的思想，也被曲解為抱有這種態度。因此，既然漢武帝的統治對於人們如何解釋和理解儒學甚至是孔子本人的思想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那麼，就必然要求我們以極其認真的態度審視在這個時代實際發生的事情。 漢武帝15歲時登基。那時，他的主要大臣都是儒生。正是在這些儒生的影響下，漢武帝去掉了被薦做官的那些法家和別的學派的學者。這些儒生大臣還把一位受人尊敬的儒者（申公）請到朝廷，而武帝則向他請教如何治國。但這位老學者有些奇怪，他曾被一個皇親嚴厲懲罰過（可能是宮刑）。他簡短地回答說，搞政治是行動的問題而不是多說話的問題，而這位少年人君此刻正熱衷於文學研究。漢武帝雖然被這種回答給觸怒了，但還是很客氣地招待了這位年邁的客人。 [300] 不久之後，儒家集團就被皇太后剝奪了權力，而這位皇太后是道家的信徒。儘管在不久之後，特別是這位皇太后死後，儒生們又回到了朝廷的高層職位中，但漢武帝對儒學的熱情卻變冷了。 漢武帝對於儒學之態度的變化是有幾個基本原因的。除了與宮廷政治中的爭權奪利不無關係以外，儒學的一貫主張也是重要原因，那就是：君主的職責就是給人民帶來福利和幸福，一旦他不去這樣做或不能這樣做，他就不配在位。這種學說為革命者所用，並且漢王朝的締造者也曾使用過這種思想。因為同樣的原因，這種學說對於當朝的皇帝肯定也是一種威脅，特別是如果他想要進行專制統治的話。在漢武帝的父親（漢景帝）的朝廷中，一位道家人物主張：古代聖王們（他們是受到儒生讚揚的歷朝歷代的締造者）事實上只是弒君篡位者。一位儒生就此問道：這樣一來，漢代締造者的地位會是什麼樣的呢？漢景帝馬上制止了這場辯論，這就強烈地暗示著，那些避開這個主題的學者會壽命長一些。一位當時的史學家寫道，「從此以後，沒有學者膽敢」討論這個問題了。儘管那位同樣率直的儒者被推薦給了漢武帝，但他在漢武帝的朝廷上卻並未得寵。這一事實是意味深長的。 [301] 所有偉大的儒家大師——孔子、孟子和荀子——都明確主張，君主應該把政府行政管理託付給有德行和有才能的大臣，而這些大臣則必須首先忠誠於原則，忠誠於大道，而不是忠實於君主個人。他們也都認為，如果君主行為不當，稱職的大臣就應該站出來反對。 [302] 對於一個像漢武帝那樣日漸表現出專橫和暴虐傾向的人來講，這種主張自然是令人厭惡的。 不過，假如儒生們真的具有實際管理政府的能力，他們也會得到某種程度的諒解，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並不具有這種能力。他們早已逐漸專注於純粹的書本研究了，這與孔子的明確警告是背道而馳的。 [303] 這樣的儒生還深深地沾染上了道家形上學的習氣，以至於他們中的許多人把管理政府的技能看成是一個巨大的魔法體系。儒家的敵人，有時甚至是儒家的朋友，都把這樣的儒生看作是思想狹隘的學究，認為他們要麼是沒有經歷過政治實踐的訓練，要麼是對於管理偉大帝國所必需的政治事務缺乏理解。 [304] 儒生們也輕視了王國周遭蠻族大兵壓境的真正危險，還把漢武帝雄心勃勃的軍事策略譴責為使國家不必要地陷入窮困的純粹的帝國主義。他們堅持認為，如果皇帝一門心思地增進他的德行，並支持和偏愛像他們這樣的儒生，蠻族之人就會甘願俯首稱臣。 [305] 對漢武帝來講，儒生們確實是讓人頭疼的，這種感覺與當年的秦始皇一樣。但是，漢武帝很熟悉秦始皇這位專制前輩的經驗，那就是，只要儒生參與了對他的王朝的破壞活動，他就鎮壓和處死他們。但是，與秦始皇相比，漢武帝的整體策略顯然是更為巧妙和有效的。 漢武帝的這些策略明顯地表現在了他對待儒家學者董仲舒的態度和做法上。董仲舒是研究《春秋》的知名學者。在上一代皇帝的統治下，漢朝廷發展出一套制度，就是讓各級地方政府把學者們從全國各地推薦到朝廷做官（舉賢良文學之士），有時還要對他們進行考試，合格者才加以任用。漢武帝繼位初年，董仲舒是幾百位被推薦給朝廷並由皇帝親自對他們進行考試的學者之一。這場考試和董仲舒的答卷被保存至今。 在這場考試中，漢武帝開頭就說，他最勤奮地專注于思考關於良好政府的問題，但當他考究以往的歷史進程時卻發現了一個令他吃驚的難題，這個難題是：是否可以說認真仔細地「效法上古之制是無益的」。他希望聚集而來的學者們就他提出的這個問題進行評議，而不要有任何隱匿。 [306] 董仲舒在他的答卷中告訴皇帝說，他根據《春秋》的例證發現了治國的方法。他解釋說，要想治理好一個國家，唯一必須要做的是觀察自然現象，並在具體的政治行為中尋求與自然現象的警示保持一致。如果政治無道，上天就用降下比如洪澇、饑荒或冰雹之類的自然災害來警告君主。他堅持認為，《春秋》這部書就包含了關於政治哲學的深奧學說。他引述該書的話說：「在春天，第一個月（正月，『春王正月』）是由皇家曆法規定的。」 [307] 依靠一個雙關詞語——「正」，董氏解釋了這類字的深刻含義。 [308] 董仲舒也激烈批評了政府管理，認為漢代保持了秦朝法家的做法。「現在的做法是，廢除那些運用先王之德教的官員，把對人民的治理完全交給了那些使用刑法的人的手中——這就不是完全依靠刑罰治國了嗎？孔子說：『不首先教育人們就把他們處死，這是殘酷虐待的行為。』」 [309] 儘管董氏接著就用對皇帝之德的稱讚弱化了這種批評，但他還是主張，如果沒有合適的教化，其他的政治作為都是無濟於事的。他提出應該為此目的而建立一個國立大學（太學），並要求政府進行根本性的改革。 漢武帝並不十分滿意這樣的回答，所以，他要求把這場考試繼續進行下去，並寫下了一個具體的批評意見。他說，受到學者讚譽的先王們事實上使用了各種各樣的治國方法。這些治國之道，有的是積極進取的，有的是寬鬆無為的；有的時候使用嚴刑峻法，而在另外的時代，監獄卻是空空蕩蕩的。漢武帝說，他對此大惑不解。他說，學者的論文並沒有給予他多少幫助。他們學識淵博，但他們的建議「從目前的狀況來看是難於付諸實施的」。他要求他們再來一次。 [310] 對此，董仲舒還是以同樣的指導思想進行了策對。他認為，聖王之間的不同只是表面上的。他再次主張，為了造福於人民，應該設立太學，以便支持學者的研究和教學。他也提出，應該建立一種選拔人才的制度，以便任用良好的官員。皇帝對此回答還是不滿意，他說，學者博學於古，但問題是，「你們為什麼對當今的事務卻那麼糊塗呢？」 [311] 他再次要求他們做出回答。董仲舒重申了他的主張：過去與當今沒有本質上的不同。他也再度抨擊了政府的一些措施，譴責了暴虐的執法。董氏認為，皇帝寵信的官員靠著從事只能由政府掌握的壟斷貿易而發了大財，但人民卻飽受折磨。最後，他請求禁止除了儒家學說之外的其他所有學說。 [312] 要是換了秦始皇，會因為這種批評而活埋了董仲舒。但漢武帝並不想讓這樣一位傑出的儒生成為殉道者。漢武帝有更好的辦法，他給了董仲舒一個高的官職。但是，我們一定得問一問，這是個什麼官職？ 漢武帝有一位兄長，他的封國在東南地區。這位兄長是個武夫，一個喜歡招攬刺客的狂妄自大的尋釁滋事者。要是讓他待在皇帝身邊，肯定會招惹出種種麻煩。漢武帝派董仲舒去做這位兄長的丞相，也許認為把這位喜歡布道的學究派到他的傲慢的兄長那裡肯定是個極有趣的玩笑。另外，既然這個封國之王經常殺掉那些惹他不悅的大臣，漢武帝很可能也希望，這樣一來，他就再也不必見到董仲舒了。如果武帝真是這樣想的，那他就錯了，因為董氏最終馴服了這頭「獅子」，並在他的職位上大獲成功。後來，由於董仲舒的一個政治對手的慫恿，漢武帝又把董仲舒派到了另一個封國，而這個封王是漢武帝的一個更為殘暴的兄長。這一次，董仲舒不久之後用辭職救了自己的性命，理由是「因為健康的原因」。此後，董氏以一位退休學者的身份賦閒在家。武帝倒是不斷派使者來向他請教對國事的意見。可是，這位皇帝是否會按照董氏的意見行事卻是令人懷疑的。 [313] 漢武帝使用這種方法可以免受董仲舒的執著抗爭的嚴重打擾，同時，武帝不僅避免了使董氏成為烈士，而且還享有這位著名學者的保護人的美譽。事實上，這位皇帝還曾寬宏大度地「救了他的命」，那是因為董氏寫了一部「愚」書而被判死刑，而武帝則赦免了他。 [314] 漢武帝主持的另一次考試策問也被保存下來，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他喜歡的那種儒生。這次是對公孫弘的策問。此人年輕時是個監獄看守，但卻因為某次失誤而丟掉了這個職位，並且不得不去養豬。他40歲時開始研究《春秋》，60多歲時因被舉薦而得到了官職。他因為輕率地不迎合漢武帝的看法而被免職，但隨後又一次受到舉薦，並在公元前130年得到了策對的機會。 在這次策對中，漢武帝雖然使用了儒家的語言，但卻是明確地為學者們表達非儒家的觀點開了一個頭。他問道，為什麼在古代聖人的治下還有災害？而儒家的仁、義、禮、智等德行又如何才能付諸實施呢？ [315] 公孫弘以正統儒家的方式開始了他的策對，強調的是誠信的重要性。然後他列舉了「政治的八項原則」，不過，他的這些原則中的後兩項——罰和賞——明顯是法家的主張。由此開始，他的文章讀起來像是一篇法家的文章。他也敘述了仁、義、禮、智等儒家四德，但其用詞更像是法家的而不是儒家的。他使用的多數專用術語直接出自《韓非子》。他認為，為了治理好國家，國君必須立法，並使用「術」（法家詞語）。君主必須「壟斷控制生死的手柄」（《韓非子》第48篇中一節的意釋），並嚴格保持君主個人對政府的控制。 [316] 評定策對之名次的官員無疑很反感公孫弘的這篇隱藏著法家真義的文章，就把它列在了一百多篇對策文章的最後。這個排序發生在把這些文章送交漢武帝審閱之前。可是，漢武帝卻很欣賞公孫弘的文章，並在審閱後把它的排名挪至首位。 [317] 這一做法並不令人驚訝。到那時，漢武帝實際上是越來越厲害地使用著法家之術。早在他考查董仲舒之時，漢武帝就顯示出了對於《韓非子》的相當了解。 [318] 幾年之後，在一份詔書中，漢武帝引用了法家人物李斯的奏議和《韓非子》， [319] 但卻並沒有明確提及每次引用的來源。因為在當時，承認自己是法家並不是一個高明的政治策略，而漢武帝在這一點上是很機敏的。但他在私下裡卻無疑越來越傾向於這個方向。如果他不想暴露自己的意圖，他就不過是遵從了《韓非子》的告誡：「君主一定不要流露出他的思想。……聽到了卻沒聽到，知道了卻不知道。」 [320] 漢武帝之所以喜歡公孫弘這位前任獄吏，是因為公孫弘事實上在很多地方表現出了法家的作為， [321] 但他的真正被看重，是因為他名義上還是儒生。身在漢武帝朝廷做官的史學家司馬遷清楚地解釋了這一點。他說，令漢武帝極其滿意的是這樣的事實，即公孫弘「能用儒家的學說裝飾政府管理中的法制和官吏作風」。 [322] 埃森·蓋爾（Esson M. Gale）在寫到前漢皇帝特別是漢武帝時指出，儘管「在實際的治國之道上，他們恢復了秦朝法家政治家的令人沮喪的政策」，但為了取得聲望，「他們用了一些與『儒學』相一致的東西來裝點門面」 [323] 。 對於這樣的虛飾門面而言，像公孫弘這樣的純粹徒有其名的儒生是完美的材料。在某些時候，作為對漢武帝劇烈的帝國主義擴張政策的反對，公孫弘立場堅定並在某一場合得到了漢武帝的讓步。 [324] 可是，在大多數情形下，當雙方看法不一致時，漢武帝則完全不理會公孫弘的意見。公孫弘小心翼翼地很少表現出這種不一致，並且從未與皇帝有過公開的爭執——這確實與孔子的告誡背道而馳。在《論語·憲問十四》中，孔子說：「勿欺也，而犯之。」 司馬遷可能認識公孫弘，他稱公孫弘「是個多疑之人，外表上寬宏大度，內心裡卻詭計多端」。他假裝與那些對他有意見的人很友好，但到最後總是要施以報復。 [325] 像董仲舒這樣的耿直儒者，則稱公孫弘為阿諛奉承者。據記載，某位學者就是因為對公孫弘的逢迎拍馬發出了公開指責而獲得了極大的名望。可是，公孫弘的行為極端小心，人們根本挑不出他的毛病。他的孝行已經無以復加，他的生活也極其儉樸，還因為用自己大部分的薪俸幫助別的學者和朋友而得到了人們的讚譽。 [326] 皇帝很快便提拔了公孫弘。在幾年之內，他就位居眾官之首，做了丞相，還被封了侯（平津侯）。這種沒有先例的提升給所有儒家學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著，公孫弘又成功地（而董仲舒則失敗於）讓皇帝建立了一所太學，這就意味著50多位儒生獲得了生活保障。 [327] 這顯然有利於「精明的」儒生與帝國政府進行合作。 儘管公孫弘平步青雲（他周圍卻有許多人身首兩分），並且一直擔任丞相到他自然死亡，但卻沒有證據表明他在政府中發揮過任何有效的作用。相反，他顯然是漢武帝個人專制統治的合宜的「儒家」裝飾。 [328] 在漢武帝的手下，另有一些人幫助其建立和貫徹他的實際的治國計劃，但是，這些人並不一定占據著政府的高位。漢武帝真正能聽得進去的謀士是那些精通財政、刑法和軍事的人，亦即熟知皇帝的政治利益領域的人。他們之中至少有一位是桑弘羊。桑弘羊是個公認的法家人物，他稱讚秦始皇，瞧不起儒生，甚至輕視孔子本人。 [329] 在像桑弘羊這樣的官員們的輔佐下，漢武帝推行了以下的治國之道：帝國主義式的征服，極權主義的經濟體制，以及對人民的法家式的壓制。漢武帝的軍事措施起初以蠻族的威脅作辯解，後來則擴張為好大喜功的開拓疆土。這樣的南征北戰耗盡了國庫。為了擴大政府的財政收入，政府建立了對生活必需品（如鹽和鐵）的經營壟斷權，貨幣也被貶值。為維持「紀律」，法令和懲罰成倍地增加；為充實國庫，就提高地租並增加新的政府奴隸。官員們因得不到薪俸而無法生活，這種狀況逐漸習以為常，以至於沒有什麼人再想做官了。漢武帝後來又建立了一種制度，根據這種制度，一個已經被任命做官的人，為避免其清白受到懷疑，就得付錢給政府。 [330] 這些給國家帶來了權力和光榮的措施，意味著人民的受苦受難，但是，對政府政策的任何批評或「妨礙」，都會受到最嚴厲的懲罰。 [331] 到了漢武帝長期統治的末期，對政府的不滿引發了暴亂。有趣的是，這種暴亂在孔子家鄉一帶很盛行，而事實上這是當時的中國最儒家化的地區。當政府對這種暴亂予以鎮壓時，通常都會處死上千人。 [332] 不過，如果漢武帝像秦始皇那樣僅僅依靠武力並且不在乎公眾意見的話，很懷疑他還能維持他的權力。不，他不是的。漢武帝製造了極大的仁慈的藉口，把他的意在鞏固自己之權力的種種行為說成是有著最大的利他主義動機。他的最精明的消除公眾怨恨的做法就是對大批儒生的支持和資助，這些儒生中既有政府官員，又有享受國家津貼的學者。秦始皇活埋儒生，漢武帝則盡力用糖漿糊住儒生的嘴巴。 儒學的影響是相當可觀的。從此時起，研究儒家經典的人數驟增。一位漢代史學家一針見血地評論道：「因為現在這無疑是升官發財之道。」 [333] 然而，在這種動機下，不論是因為什麼原因而來的新加入者，都很少是令人滿意的。對當局的順從使他們中的許多人逐漸轉向了「安全」的研究和主張，遠離對於社會和政治現狀的「危險」的批評，這種表現成了那個時代的儒學的特徵。漢武帝把公孫弘的對策文章擢至第一名的行動是一個生動的例子，通過這樣的例子，政府顯示出了它是如何看重正確觀點的。所以，儒學內部早就在很好地進行著的專注於古書的研究是個相對無害的追求，政府則利用在策對中強調文獻之重要性而對這種研究加以鼓勵。沙畹寫道，正是從漢武帝時代起，「中國思想界開始表現出一種傾向，即在古典文獻中尋求所有的智慧原則」 [334] 。 那些研究非儒家經典的學者倒是沒有得到官方的任用和提拔，但是，這種狀況並沒有起到維持儒學純潔性的作用，而實際情況剛好相反。有大批的學者，雖然他們的真正興趣在別處，卻想方設法變成了專業儒生，接著就用他們原初的道家、法家或其他哲學的立場來解釋儒學。還不僅僅是這些。正如胡適所指出的，漢武帝統治下所產生的這種儒學事實上是「一種合成的宗教，其中混雜了無數的民間迷信和禮儀崇拜的因素……上面薄薄地覆蓋著儒家和早期儒家經典的偽裝，以便使它們看上去顯得受人尊敬並具有權威性」。但是，「這種儒學根本不是孔子所教導的或被孟子哲學化了的學說……」 [335] 這個論斷無疑是真實可信的。可是，同樣真實的是，流行在漢代的孔子思想不僅深刻影響了此後千百年間人們對於孔子思想的認識，甚至在當今時代，人們仍然擺脫不了這種影響。實際上，在漢武帝統治時期，思想界的一切事情都受到了當局的左右，包括那張隔在我們與任何對孔子的真正理解之間的不透明的幔布。我們在此不必在意那些包括超自然事物在內的傳奇的豐富發展，比如那些聲稱孔子出生時有龍和精靈在天空盤旋的故事，這些傳說本身就是不可信的。但是，出現在漢代著作中的孔子的其他故事，儘管它們事實上簡直是不能相信的，卻仍然為人們所接受。作為例證，我們現在只考察兩部書，《史記》和《禮記》。 《禮記》是大部頭的儒家經典之一，由若干篇主要是講述禮儀之用法的文章組成。它由漢代儒生集成，其中無疑包含了一些一定程度上的較早的文獻記錄。某些人有意圖地想把這本書中的一些文章的產生時期歸之於早至接近孔子的時代，因此，《禮記》中的某些部分一般被認為是理解孔子思想的基本資料。可是，如果我們仔細考察這些材料之後就會發現，即使是書中的最好的那些部分，至少在後來也有過很多的重新編訂和增補插入，這就使得它們值得大受懷疑。比如說，篇名叫作《中庸》的那篇文章包含有法家的思想，而根據另外的一些理由，我們不得不接受一些學者的觀點，他們認為《中庸》之中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是後世的作品。 [336] 然而，從宋朝開始，《中庸》就成為受人尊敬的儒家「四書」之一，其他三部「書」是《論語》、《孟子》和《禮記》中的另一篇叫作《大學》的文章。不過，也沒有理由認為《大學》是完成於很早時期的作品。 [337] 《禮記》的其他部分也提到了孔子，但並未給人以多少的可信度。其中的一些有關孔子的觀點可能是依據了真實的傳統說法，可是，它們經過了那麼多人之手，使得現存的表述形式頗為令人懷疑。其餘的則是相當明顯的純粹杜撰。 [338] 《禮記》的那個長篇文章《檀弓》經常被作為有關孔子的可靠資料來使用，然而，儘管其中包含了一些頗為真實的資料，但整篇文章卻很難令人相信，因為其中有太多不可靠的東西。比如說，其中所描寫的孔子在其最後日子裡的行為是一個牢騷滿腹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和講迷信的老人的表現，這與《論語》相關篇章中所記載的身患重病時的孔子的表現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339] 根據這篇文獻的記載，孔子完全是按照漢代儒家君子的頗具貴族氣派的準則而行事的。正如中國的批評家所指出的，這也是與《論語》中的孔子的行為相衝突的。 [340] 出現在《禮記》中的許多地方的孔子並不是生活在魯國的普通人，確切來講，這本書里的孔子是在幾個世紀的傳統說法中被精細製作而成的聖人，以及儒家軼話中的英雄和神人。這樣一來，《禮記》中孔子的一舉一動當然也就像因循守舊的漢代儒生那樣了。孔子先前被改宗道家和法家思想，現在則被改信了漢代儒學。 在這些著作的作用下，漢朝諸如此類的關於孔子的說法被後世之人認為就是孔子當年的真實情況。而在這些漢代著作中，沒有一本能比《史記·孔子世家》編撰的孔子傳記更有影響力。多半的中國及西方學者都認為，這個傳記儘管有某些缺陷，但還是不失為我們現在理解孔子生平的基礎。 [341] 這樣的影響是自然而然的。《史記》中的這篇傳記的首要企圖，並且幾乎是唯一的主要著眼點，就是把孔子的生平事件綴聯為編年順序。《史記》是由司馬談和他的兒子司馬遷共同完成的，他們兩人都是漢武帝的廷臣，而這部書則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並且正因如此，它「在中國傳統教育的必修課程中占據的位置僅次於正統的儒家經典」 [342] 。《史記》中的一些傳記篇章無疑是文學佳品，在這些作品中，各種人物都有著明確的行為動機，人物性格被描繪得活靈活現，偶然事件被津津有味地聯繫在一起，男人和女人也都是有血有肉的。 然而，與《史記》中的那些上乘作品相比，孔子的傳記卻是粗糙而雜亂的。在這篇傳記中，並沒有什麼人物的動機，也幾乎沒有首尾一致的孔子性格的發展。事實上，它包含了一系列集自儒家、道家和法家資料來源的事件。對於這些不同來源的事件，作者既沒有進行認真的批判考證，也沒有把它們理順為和諧一致的發展過程，而是以所謂的編年順序雜湊在一起的。結果是，在整篇傳記描述中，孔子像木偶一樣地活動。時間和時代的錯誤並不是例外，而幾乎是通則。孔子被描繪成與死去很久（有一次是100年）的人們交談。有兩個人（被認為是他的第一批弟子）據說是受人勸導而跟隨孔子學習的，然而，他們卻在尚未出生時就在孔門實際求學了，這顯然有悖史實。作者似乎沒有能力記住故事中的孔子到底身在何處。他說孔子離開了某國，然而卻繼續講述他在這個國家的行動，隨後又突然講述了孔子在另一個國家參與了某件事情，但卻沒有提過孔子已經到了那個國家。正如許多學者所說，在《孔子世家》中發生的事件的年代又經常不同於《史記》其他篇章的記載。 [343] 這個孔子傳記也充滿了荒唐之事。一位負責軍事的大臣（宋國的司馬）想殺死孔子，但卻使用了一種新奇的方法：他砍倒了這位聖人在下面講過學的一棵樹。但是，儘管發生了這種危險事情，孔子還是悠然而去，而這個陰謀策劃也就這樣被挫敗了。雖然這篇傳記中有上述的這些不足之處，但是，如果它所描繪的是關於孔子的一幅前後一致的、可以令人相信的人物圖畫，並且能與像《論語》和《孟子》這樣的較早作品合理地保持一致的話，這可能還是一個讓人基本可以接受的傳記。但它並沒有達到這樣的要求。它所表現的孔子是一位明察秋毫的聖人，並且經常是冗長地討論超自然的東西，這當然就與《論語》的記述發生了直接的衝突。 [344] 《史記·孔子世家》中的多半故事肯定是采自其他著作。作者把這些故事合在了一處，並給人留下了這樣一種印象：它是根據某種既定的手法編輯而成的。根據這種編輯手法，作者巧妙地並且幾乎是難以讓人覺察地有意破壞了作為一個可欽可佩的個人的孔子的品格。直截了當地說，在這個傳記中，孔子被描繪成了說謊者。作者先引述孔子說的兩段話，肯定了孔子對於軍事活動一無所知，但在這兩段之間，作者卻又引述孔子弟子冉求的話說，孔子教授過冉求軍事謀略。在另一個場合，孔子又被描述為公然毀掉自己剛剛許下的諾言，當子路對此感到震驚並表示反對時，孔子被認為是這樣作答的：「那是在脅迫之下做出的誓言；神靈對此並不在意。」 [345] 然而，一些學者的考證結果是，這個事件是沒有歷史依據的。 [346] 這部傳記中的許多事情顯示出了隱含的但卻確實是對孔子含有敵意的看法。這一點在它轉引《論語》章節的選擇上是非常清楚的。這些章節的內容都是與歷史事實相牴觸的，比如它作為精華地引用了《鄉黨第十》中的一節：「如果蓆子不擺正，他就不坐下（席不正，不坐）。」可是，我們並沒有看到使孔子在2500年中受人愛戴的那些親切、真誠和有人情味的章節。可以說，這部傳記中所引《論語》的章節中幾乎沒有一條是這樣的。 [347] 為什麼這個傳記的品質如此低劣呢？錢穆力圖用歸咎於後人對原初文本的改變和插入來解釋它的不足之處。 [348] 這個傳記的原文肯定被竄改過， [349] 但這並不適合於解釋如下事實：它甚至沒有一本良好傳記的痕跡。當崔述說這個傳記「十之七八是詆毀」之時， [350] 他非常突出地指出了這一事實。這本傳記中的很大一部分的確是貶損了孔子的名譽。但我們想要知道的是，這是為什麼呢？ 《史記》的兩位作者都是漢武帝的朝臣。父親司馬談是一位道家人物，在收入《史記》的一篇論文中，他尖銳地批評了儒學。 [351] 至於他的兒子司馬遷是否也是道家人物，學者們是有意見分歧的。不過，有證據表明，司馬遷至少是有這方面的思想傾向的。 [352] 然而，我們無法區分這部書的哪些部分是父親寫的，哪些部分是兒子寫的，這個無法逾越的困難使得批評家們各取所需地來證明各自的看法。 儘管不能確定究竟是父親還是兒子主筆撰寫的《孔子世家》 [353] ，但是，從它選取的事件和使用的語言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出這個傳記大量吸收了道家著作並體現出了許多道家思想。它記述說，孔子找到了道家聖人老子，並受到老子的訓導。這個事件並不是歷史事實，它的首創者可能是道家著作《莊子》的某一篇章的作者，其目的是提高道家的聲望，損害儒者的聲譽。 [354] 在這部傳記的背後，極有可能存在著某種道家思想的傾向。《史記》的兩位著者均是漢武帝的大臣。顯而易見的是，儘管他們欽佩那種堅定持守其原則的儒家學者，但他們卻非常藐視那種專門向其暴虐的主子獻殷勤的儒生，他們在《史記》中把這種儒生稱為「從諛之儒」。 [355] 《史記》以最直率的語言譴責了公孫弘這樣的升至高位的「儒家」式的走狗。它指出，自從公孫弘做了丞相，人民所受的壓迫不斷加劇，執法也日趨酷烈。「皇帝把那些有賢才、有德行和有學識的人士召集到朝廷，並對他們表示敬意，其中的一些人還升至公侯、大臣和高級官員。身為御史的公孫弘被皇帝推崇為官員的榜樣。儘管他蓋的是棉布被，每餐只吃一盤子飯，然而，」這位歷史學家卻譏諷道，「這種做法並沒有改進道德狀況，反而使民眾變得更加熱衷於爭權謀利了。」 [356] 有人主張，《史記》的寫作目的主要是批評漢武帝之政。 [357] 但這是個危險的遊戲，因為司馬遷有過類似的教訓，那就是因為他斗膽批評了漢武帝的一個決定而被處以宮刑。當像公孫弘這樣的喜歡復仇的「儒生」大權在握時，不可能在一部當時的中國通史中不寫孔子，但是，要是公開批評孔子，便是最不明智的舉動了。所以，《史記》的作者們很可能就選擇了這樣的寫作方法：表面上是讚譽這位聖人，而事實上卻是在巧妙而有效地攻擊孔子。實際上，他們把孔子描繪成一個油嘴滑舌而又狡猾偽善的「儒者」，就像擠滿漢武帝朝廷的那種儒生。這父子二人機敏地預料到，這些紳士們根本不會覺察出這種巧妙的批判。 沙畹曾認為，司馬遷對孔子肯定有很高的評價，因為他把孔子的傳記放在了（本不屬於他的）「很高的榮譽地位」，也就是放在了「世家」這一類中，而這一類本來是記載世襲君主的。 [358] 但是，沙畹又指出，《史記》是一部諷刺性的作品， [359] 它把孔子放在他本不應該待的地方，這可能具有打趣的妙處。 說《孔子世家》是一篇精心偽裝的諷刺性作品的假說得到了以下事實的支持，這就是：沙畹很難翻譯司馬遷稱頌孔子的那段贊語的開頭的句子。在1895年出版的譯文中，他把它解釋為對孔子的熱情的頌辭，10年之後他又把這同一句話改譯為用冷淡的稱讚表現了對孔子的貶責之意。 [360] 總之，這篇傳記的迄今為止的本質是：2000多年來，儘管一些人對它有異議，但還是被看作是對孔子生平的確切描述。 儒學在漢武帝治下所發生的變化對於中國政治史和思想史具有持久的影響力。從那時起，在時有起伏之中，當政者繼續拉攏和收買已經發生了某種變化的儒學，而這種拉攏和收買常常是極其慷慨的。那些自稱為儒者中的一大部分人不可避免地變得頗為積極地對當局的願望做出回應，而儒學也時常被政府用來作為控制甚至壓迫人民的工具。政府對學術的收買在許多時期會導致「思想統一」的不幸結局。 被官方完全認可和全盤接受了的孔子思想是遠離實情的東西。這種轉變是難於控制的。然而，每一位研究《論語》的學者，以及在每個時代都有這樣一些人，他們能夠透過繁難的注釋和官方解釋的幕幛，了解到這位孤獨的魯國學者力圖要道出的真實思想。當滿族人在17世紀征服了全國並把一個極其殘暴的政權強加給這個國家時，他們也把官方的儒學繼承下來，並發展為一種思想控制術。可是，這個時期的一些最有才能的學者不僅拒絕在滿族人的治下從政，而且猛烈攻擊近2000年間發展起來的新的儒家學說的整個精緻的結構。他們譴責埋頭於單純的學習書本，堅持認為學者應該像孔子那樣，一定要要求自己關切普天下的實際政治事務。這些學者懷著充沛的活力和學術才幹回到了《論語》和《孟子》的基礎文本上，並反對許多早期道家人物對於有關孔子的真實記載的敗壞和竄改。他們認為孔子並不是教條主義者，也沒有建立那種支持帝國暴政的學說，相反，孔子是一位最誠摯的、實事求是的和看重經驗的真理的求索者。這些17世紀的學者們的開拓性的努力當然並非十全十美，但他們卻為一直持續到當今時代的中國學術界的偉大的批評運動打下了基礎。 漢武帝擅長用拉攏、收買，用任何可以獲得完全成功的方法去盡力控制儒學，在這方面，可能沒有一個皇帝堪與漢武帝相比。政府的意圖是吞食掉儒學，但問題是，究竟誰吞食了誰？以儒家經典作為考試手段來選拔官員、充實政府機構的做法確實能夠使朝廷影響很大一部分學者對於儒家經典的解釋，但也保證了多半官員和皇帝將要接受這些儒家經典的沉重影響。而且，在具有專制性質的政權看來，有些儒家經典明顯是危險的書籍。 無論是漢武帝還是後來的其他皇帝，都沒有能力把儒學與其早期的作用相分離，這種作用就是：儒學是人民反對暴政的正義鬥爭的衛士，是一種贊成社會和政治改良（如果不是革命）的力量。作為整體的儒家並沒有把他們的良知賣給漢武帝，以換取皇權對這個集群的青睞。其實，漢武帝在世時就受到了儒生的反對。在他死後，儘管歷史記載把儒家的凱旋歸功於他的在位，但是，大多數儒者對他的評價卻很低。 [361] 漢武帝死後15年，他的曾孫漢宣帝宣布了一個計劃，想用讚頌漢武帝的卓著功勳來表示對他的懷念，而在他的功勳中就包括了他對儒學的支持和贊助。可是，當時在朝廷任職的著名的儒生夏侯勝——《論語》的一個版本的作者——卻批評了這個計劃。儘管他知道懲罰是在所難免的，但他還是宣稱，漢武帝不應該受到讚譽，因為他是個揮霍者和壓迫者，「沒有給予人民什麼利益」。 [362] 大約與此同時，另一位儒生把漢武帝的做法與孔子的原則進行了對照後說道：「當孔子說『如果有人要任用我，我就不能建立一個新的東周』的時候，他是要效仿成湯、文、武（所有這些推翻王朝的革命者），立志為了人民的利益而根絕殘暴和消除邪惡。」 [363] 如果皇帝能夠使用某種手段控制儒學，那麼，儒家學者也確實具有控制皇帝的種種手段。如果這些手段能夠更精緻一些的話，它們經常會是相當有效的。董仲舒詳加說明的手段是最為陳舊的，那就是用《春秋》的原理分析當前的政治事件。它以一種典籍的記載為根據，指出皇帝的左右親信或者皇帝本人的不足之處，也就是說，如果輕視必要的社會改革，就必定會發生災變之事。根據《春秋》的類推法，自然災害被解釋為上天賜下的警告，以表示對不公正的政府的不滿。 滿清政權的第二個皇帝康熙表達了對這種「迷信和無知」思想的忍無可忍。我們不可能不欽佩他的理性作風，也不可能不懷疑這可能是部分地受到了以下事實的促動：儒家學者對他的統治的批評使他很惱火。1699年，康熙皇帝指派了一個由知名學者組成的委員會，要求他們編寫一個《春秋》注釋的新版本，並務必「消除與『（《春秋》）經』意不一致的每樣東西」。這項工作完成後，皇帝表示很滿意。他指出，即使是當年的孔子弟子，對孔子之所述也會有種種不同的傳承，那麼，幾千年之後的儒生又怎麼能確定孔子的思想呢？在這個新注釋本的序言中，康熙皇帝說，它的編者僅僅是「選擇了符合正義的內容」。 [364] 翻開這本書，我們會看到編寫者所譴責的「不義」的內容。根據這些內容所述，一個不賢明的和暴虐的君主沒有資格得到臣民的忠誠，因而也是可以被趕下台的。 [365] 儘管儒學對政治的影響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時大時小，但這種影響還是普遍性的，並且在總體上講是傾向於我們所謂的民主政治的。在過去的2000年里，可能沒有別的大國能如此繼續不斷地接受一種理論，這個理論就是：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給人民帶來福利和滿意。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它就應該受到批評甚至可以被推翻。這一理論明顯增強了公眾輿論的力量。 孔子堅持的原則是，一個國家應該選擇最有才能的人管理政府的日常事務，而選才的基礎是他們的德行和所受的教育，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最終產生了科舉制度。這個制度是從漢代以來逐漸完善起來的。它的具體做法在各個朝代不盡相同。在清朝，它由三級考試組成，即地方（縣、府）、省和國家級的考試，每兩年或三年舉行一次。在每個級別上，候選人要連續競爭三次才能升級。這種競爭是激烈的，在每次考試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有望通過。其間當然也有舞弊現象，但也有防止這種不正當做法的措施。在中國帝王治下的較好時期內，這一制度確實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 科舉制中最低等級的擁有者（秀才），儘管他可能是窮苦農民的兒子，也擁有很大的社會名望。在某種情形下，他們會得到政府津貼或者擔任地方機構中的下級官職，也就是說，實際上他們得到了國家的資助，以完成他們進一步的學業。雖然獲得最高級別的人（進士）並不是總能保證被委任做官，但在正常情況下，政府中的大部分重要職位卻總是被那些在科舉考試中表現突出的人擔任。儘管人們也可由其他方式得到官職，但是，至少在許多時期，那些通過了科舉考試的人顯然最有希望到達官僚等級的頂峰。 [366] 可是，有個重要的例外必須被指出，那就是在由外族入侵者建立的王朝中，統治者自然而然地會把許多最高層的職位留給他們本族的人，無須讓他們參加科舉考試的競爭。不過，即使是有了這些特殊情況，中國仍在總體上是被一個深受儒家理想教育浸潤過的官僚階層所統治，並通過在全體人民中的考試選拔來補充新成員。當然，這並非意味著所有的最高官職都由農夫的兒子來擔任。暫時撇開具體運作中的徇私舞弊不談，一部分官僚貴族的後代有天然的有利方面，比如說他們的家庭有條件提供良好的教育，並且他是在一個有知識、有教養的氛圍中長大成人的。所以，有大批的重臣是官僚貴族或各級官員的兒孫，這並不值得大驚小怪。真正令人驚異的是，一些重臣是因為他們的才能而從那些沒有上述有利方面的尋常之人的行列中晉升上來的。儘管我們的資料並不完全，但至少在某些時期，特別是較低的官僚階層，顯然是通過科舉考試從大眾中汲取了分量可觀的新鮮血液。 [367] 至於科舉考試的內容，首要的（儘管不是獨一無二的）目的是測試應試者所掌握的儒家經典的知識。孔子從未見到這些書中的任何一本，並且肯定會激烈地反對這些內容中的大部分。孔子也會譴責此類僅僅是看重書本知識的考試（例如，見《論語·子路十三》「誦詩三百」章）。一大批生機勃勃的儒家學者譴責了這種考試，但從未取得可觀的或最終的效果。 儘管科舉考試具有種種缺陷，但它在中國歷史上卻造就了一種具有許多優點的獨特的政府。它使這個國家中的許多最有才能的人士在政府供職。就其效果而言，它保證了官員們是有文化素養的人，而不僅僅是獲得了社會地位的廢物。因為它的真正的基礎是儒學的哲學思想和倫理原則，所以，它就給全社會反覆灌輸一種利害共享的理想，從而產生出一種極其不同凡響的集體精神。儘管它缺乏我們今天所看重的政治民主，但卻使普通大眾在政府中有了某種代言人，因為在每一代人中，按正常情況來講，他們的一些成員都會贏得官職。既然教育會自動提高它的擁有者的社會地位，所以，科舉制度並未造就一個無階級社會。但是，這一制度卻產生了一個有等級的社會民主體制，而在這樣一個如此之大的歷史悠久的國度里，可能永遠都不會實現完全的社會平等。在這裡，儘管仍有某種限制設置了社會的分層，但是，每個農民的兒子在理論上都有希望成為政府中最有權的大臣，而他們中的某一個人也確實不無偶然地達到了這樣的地位。 這會使人回想起孔子所堅持的觀點：一位大臣應該把忠於原則看得高過忠於君主，而且必須無所畏懼地對君主提出批評。這種觀點在御史的職位上得到了機制上的表現。御史的責任就是檢查政府中包括皇帝在內的每個人的行為，並且不偏不倚地批評任何人的玩忽職守。這種義務的履行當然會隨著御史的正直和勇氣程度的高低而發生變化，在某些時代，他們也會被專制皇帝利用為工具。不過，某些御史無疑是懷著最高尚的理想主義而盡到了他們的職責。皇帝確實經常會把一個難以約束的御史流放到邊遠苦寒之地，或者甚至是處以死刑，但這種做法卻不得不甘冒創造一個難以約束的殉道者的危險。 總而言之，諸如此類的事情造就了一個民主制的等級社會，這在一個從理論上講是絕對專制的君主制社會中是令人驚訝的。然而，這個社會在實際上卻遠未達到完全的民主政治。孔子為使中國社會走向民主政治開了一個好頭，但是，能夠為他所建立的原則添磚加瓦的東西太少了，更不用說僅有原則也是不夠的。對於有效的民主政治來說，全體人民必須在選擇他們的領導人的時候具有實際有效的發言權。這就要求為此目的所創造的特殊的技術手段。但是，這樣的技術手段在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而這樣的成就，最終出現在了世界的另一邊，不過，在與這種出現有關的因素中，儒學扮演了一個有益的和意義深遠的角色。要想了解這方面的情況，必須得把我們的目光轉向歐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