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中國之道 · 第十三章　災難

在孔子時代之前後，古代中國政治分權化的進程已經臻至頂點。天下出現了如此嚴重的混亂局面，使人們普遍認識到了進行補救和糾正的必要性，而事實上，就有許多人試圖利用不同的方法從事重新統一中國的事業。孔子希望出現一個由受過教育啟蒙的人們志願組成的聯盟。他的理想酷似現代民主的理想，但是，因為教育還不普及，而且他在當時也設計不出把民主政治付諸實施的機制，所以，這個希望也就未能實現。而墨子的解決問題的方案甚至更無濟於事。 可是，有另外一些人提出了更為實際一些的計劃，他們就是著名的法家人物。之所以稱之為法家，是因為他們強調了法律在治世中的作用。不過，更能說明問題的稱呼可能是把他們稱為極權主義者，因為他們倡導最強有力的集權管理，並希望使個人完全從屬於國家。 被稱作法家的思想家們實際上並未組成一個學派，相反，他們也相互批評，在一次有名的場合，他們甚至相互消滅。 [207] 某些被認為是法家的書籍在成書日期和作者歸屬上都是可疑的，並且內容也很駁雜，以至於在這些著作的不同部分中包含有各種各樣的觀點（甚至有儒家的）。從這些書中挑選出各種材料，就可能得到不同的法家思想。在此，我們首要關注的是這樣一種法家思想，它在公元前3世紀逐漸體現在秦帝國的政治實踐中。由於它的這個意識形態背景，我們將把以法家哲學家韓非子名字命名的那部書的真實部分（就它們能被確定的而言）作為我們主要的材料依據。 [208] 這是合情合理的，因為帝國的建立者及其主要法家謀士都深受韓非子思想的影響。 法家思想確實有一些基本的主旨和動機。法家思想家們聲稱，他們為產生一種有益於人民的政治秩序和一個有紀律的社會而憂心忡忡。在某些情形下，他們的此類動機無疑是相當真誠的。在位的君主被以下事實所吸引：法家思想給他們提供了進行絕對的專制控制的理由和方法。在法家思想中，道家的思想因素占有突出的地位。可能是法家人物中最偉大的思想家韓非子就經常引述老子的話，而《史記》則認為，韓非子的思想是立足於道家思想的。 [209] 道家和法家思想都是儒學的大敵。我們已經看到，儘管道家思想從邏輯上講應該擁護無政府主義，但事實上它卻在放縱統治者。根據道家思想，只要君主是個道家式的聖人，就可以發揮肆無忌憚的暴君式的上帝的作用。道家思想中的一些狂熱而神秘的文詞暗含的正是這種極權主義傾向（這也可以在除中國之外的其他地方見到）。法家人物在道家的此類主張中找到了那種他們翹首以待的語言。在後來中國人的「皇帝」的概念中，就認為皇帝是握有令人敬畏的權力的神秘聖人，並占據著「龍」位等，這些觀念並非來源於儒學，而是來自經由法家傳遞的道家思想。 進而言之，道家和法家思想的聯姻與人們長期以來尋求以簡易之道行事的傾向是一致的。法家思想在許多方面是極其講求實際和現實主義的，但法家人物並不是不喜歡把他們的原則呈現為形上學的權威並使它們具有近乎魔力般的效應。中國歷史上最堪稱為法家人物的秦始皇，就埋頭於道家的迷信和魔法之中。 [210] 這種人不可能不被法家的主張所吸引，因為法家宣稱，君主一旦使用了他們的方法，就可以「躺在床上，聽著絲竹之樂，而帝國卻治理得很好」。 [211] 人們普遍認為，公元前3世紀的儒家是有著復興古道之願望的思想派別，而儒家之中的一些人甚至自己也這樣認為。相反，自稱為果敢的創製者的法家卻具有新時代的新措施。 [212] 這種觀點部分被證明是有道理的，因為法家的許多措施的確是新穎的。它們的某些經濟政策，諸如允許買賣土地等，傾向於給予平民個人較大的行動自由。 [213] 不過，關於平民個人總體上的自由，法家的態度明顯是反動保守的。正是儒者才是個人新自由的衛士，而這種自由在封建主義臻至頂峰時根本不為人們所知曉。另一方面，法家則認為，儒家倡導的這種自由是具有政治顛覆性的。韓非子非常清楚地表示，他反對持有這種自由觀的學者。韓非子特別提到了儒者，他認為，儒者「通過修養仁義而得到信任，並得到了政治地位；他們通過修養文學知識而成為著名的教師，因為具有威望而受到提拔；可這些都是普通人的成就。但結果卻是，他們沒有任何實在的長處卻得到了官職，沒有貴族爵位卻得到了提拔；政府遵循這種政策治國的時候，國家一定會陷入混亂，而國君也就處在危險之中了」。 [214] 法家希望取消西周建立的封建制，因為在這種封建制下不可能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不過，法家人物為君主們尋求的這種極權主義者的權力事實上最近似於封建諸侯使用在他們的無依無靠的和愚昧無知的農奴頭上的權力。因此，像道家人物一樣，法家人物也希望「削弱人民」，並使他們保持在一種簡樸的愚昧無知的狀態中。 [215] 從這一點上來看，當《老子》講「人民難於治理的原因是他們知道得太多」時，它的判斷是實事求是的。 [216] 但是，對於當時的思想啟蒙（道家和法家將此相當正確地歸罪於儒者）的毒害卻使得中國較文明的地區被完全徹底地摧毀了。然而，儘管法家竭盡全力，日曆並不能永遠地倒著翻下去。約略地看一下歷史就可發現，極權主義很難有真正的光芒四射，除非人民會長期地對無情的紀律和暴虐的統治俯首貼耳。所以，法家思想未能在中國最有文化素養的地區（這裡已有了新自由思想的發展）興盛起來，這並非出自偶然。三位最著名的法家人物中，韓非子的出生地雖然是中原地區的韓國，但韓國卻位於孔子學說的作用範圍以外的西方，而商鞅的許多思想據說也是得自於這樣的中原國家。 [217] 第三位法家人物李斯的出生地則是在部分地仍處於野蠻狀態的楚國。但是，只有在邊遠的西部國家秦國，他們的學說才完全被賞識和實施。 有許多證據表明，正如戴聞達（Duyvendak）所認為的，秦國在文化方面是「一個落後的國家，大部分地方原本都是『野蠻人』」。 [218] 不過，正是與這些鄰近的野蠻部落的不斷戰鬥，才使得秦國的人民好戰尚武，也沒有閒暇進行文化活動。就個人而言，這個國家的人們都能夠嚴守紀律並服從權威。當儒家哲學家荀子訪問秦國時，就懷著極大的欽佩之心指出，這裡的每個人都嚴格從事於國家規定的職業，也「沒有個人的興趣和願望」。他的話聽起來好像是在描述一個螞蟻窩。他還非常喜歡以下事實：人民「非常懼怕政府官員，完全俯首聽命」（對於這種狀況，孔子定會有不同的評價）。不過，荀子在這裡也發現了他認為的唯一的不足之處，那就是：秦國沒有多少儒生。 [219] 像許多現代人一樣，荀子既喜歡民主政治的自由，又喜歡極權主義的所謂效力，並認為沒有理由去問為什麼二者兼得是不可能的。 秦國被認為是從商鞅（變法）的時代開始走上繁榮之路的。商鞅是衛國統治家族的後裔。幾個東方國家都不曾賞識商鞅的才能，他就在大約公元前4世紀中葉到了秦國，並在這裡最終得到了榮耀和權力。作為高級大臣（大良造），據說他改革了政府體制，壓制了貴族勢力，創建了一個強大的中央行政管理機構。他還推行了經濟改革，打破了宗法家族的統一體，並利用獎賞舉報者的方法使人民彼此對立。根據傳統的看法，他利用種種方法使秦國發展壯大，以便與中原各國進行戰鬥。作為軍隊主帥，他還依靠作戰謀略和背棄諾言而擴大了秦國的版圖。 [220] 大約經過了一個多世紀的持續競爭，在秦國逐漸擴大其領土的時候，其他國家則在同滅亡進行鬥爭。有時，這些國家也會聯合起來對付秦國，但從未持之以恆，也沒有產生過像樣的效力。秦國軍隊的英勇（可能勝過作戰方法）是重要的。但這個國家並非單只依賴戰場上的較量。秦國也把秘探派往各國去贏得結盟，並用行賄以及必要時用暗殺的方法在東方各國之間挑撥離間。 [221] 荀子的兩位學生對於秦國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位儒家學者譴責秦國的征戰， [222] 並對於法家思想的許多方面提出了反對意見。但是，荀子（無疑是無意識地）放棄了孔子倡導的協作社會的理想，轉而贊同極權控制。另外，荀子的人性本惡的思想暗示出，他的思想的發展結果之一很可能就是法家思想。因此，他的傑出學生韓非子就成為最偉大的法家哲學家，這是絲毫不會令人奇怪的。 韓非子是韓國公室的後裔，韓國則是秦國的鄰國和主要敵人。據說，因為說話口吃，韓非子就專注於著書立說。現存《韓非子》這部書確有被後人增補和插入的內容，但也能從中區分出來韓非子的手筆。它們以無情的明確性和嚴格的邏輯建立了一個絕對極權的專制政治體系。韓非子認識到，只有強權才是至高無上的，而他的目標就是造就富裕而有權力的統治者。人民將完全被用作實現君主之圖謀的工具，生和死都要適應君主的目的。對於一個君主來說，無論是表現出仁慈還是暴虐，都同樣地有害、同樣地無關緊要，因為真正重要的是如何控制其權力。窮人不應該得到幫助，因為這只能使他們更窮，而人民的良好意願是不名一文的。君主必須自己緊握所有的權力。他必須根據才幹選擇大臣，並且要用財富和社會地位而不要用權力和影響力獎賞他們。大臣不需要有德行，德行之人是罕見的。大臣也不應該是精明的，精明之人將欺騙君主。他們不應該太單純，單純之人要被人民欺騙。君主只要能把大臣和全部臣民保持在一種戰戰兢兢的狀態之中，他們就不會膽敢犯錯誤了。總之，君主必須迫使每個人只為國家而生存。個人的思想和感情都是被禁止的。「所有與法律和規定不一致的言行都將被禁絕」。 [223] 與韓非子相比，馬基雅維里在《君王論》中提出的策略便顯得有些縮手縮腳和躊躇不決了。據記載，當時的秦國國君（秦王嬴政，即後來的秦始皇）讀了韓非子的兩篇文章之後非常興奮，並公開說想見到他。不久之後，韓國派遣韓非子出使秦國，韓非子因此會見了這位秦國國君，但另一位法家人物卻先他來到。 這位先到者就是李斯，他早先也是荀子的學生。李斯遠不如韓非子有才氣，這是眾所周知的，但李斯的長處是，他在秦國已經待了一段時間，並取得了秦國國君的信任。他最終設法害死了韓非子。 [224] 從此以後，大抵主要是靠著他的被謀殺了的同門和同事的思想的指導，李斯把秦國引向了勝利。 秦國的崛起和勝利是血跡斑斑的。據記載，有一次，被秦軍包圍的40萬士兵全部被屠殺。 [225] 這個數字無疑有些誇張，但卻是可作參考的。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國吞滅了全部中原國家。 [226] 法家人物所主宰的極權者的國家變得至高無上了。 效率是那個時代的準則。「法律和習俗取得了一致，度量衡被標準化，車輪之間要有同樣距離的間隔。 [227] 漢字書寫形式整齊劃一」 [228] 。根據同樣意義深遠的精神，秦國統治者採用了「始皇」的稱號，並暗示著說（既然這個朝代永遠不會再次發生變化）他的王位繼承人（從「二世」開始）僅僅從數字上講就將「達到千萬以至於無窮」。 [229] 這種說法給人的印象是，秦朝的統治者實在是過分妄自尊大了。我們已經指出，這位始皇帝是非常迷信的。公元前219年，他因為對一座山發怒，就派了3000名囚犯去砍伐山上的樹木。 [230] 對此我們可能感到好笑，但當全體人民都是他怒火中燒或奇思怪想的對象的話，這種結果就不太幽默了。根據法家的原則，輕微的違法行為就要受到酷烈的懲罰。許多人被流放到邊遠地區，就像典當物一樣。秦始皇使用囚犯和強迫徵用的勞力修建了許多宮殿和耗資巨大的公共工程。僅在首都附近據說他就有270處宮殿，裡面滿是美女和精緻的器物。 [231] 在他的陵寢工地據說有70萬人在勞動，長城的建造更是消耗了大量的生命。為了從資金上支持這些項目，必然得對人民徵收過度沉重的稅賦。 在希臘，早於秦始皇一個世紀的亞里士多德列舉了「保持專制政治的古代法規」， [232] 這些法規就好像是對法家和秦始皇政策的描述。繁重的稅賦和巨大的公共工程「全部由人民承擔，致使他們貧困不堪」，這就是結論。亞里士多德說，暴君也禁止教育，並且「一定禁絕自由集會或其他的討論聚會」。與此相當一致的是，韓非子譴責學習，宣稱在學習上花費時間就等於是減少了有用處的工作時間，妨礙了人民去完成使國家強大和使君主富裕的義務。「所以，在一個國家裡，如果君主頭腦清醒，就沒有文學」。 [233] 事實證明，學者們（其中儒者占主要部分）難於認同秦始皇的極權國家。他們甚至魯莽地批評始皇帝，這種做法被秦始皇認為是「絕對惡劣透頂」的。 [234] 學者們首要的批評據說是直指以下事實：秦始皇沒有分封他的親戚並且不遵從古道。 [235] 如果這種批評是真的，那就說明這個時代的儒生的確很淺陋無聊。即便如此，學者們還是給當政者製造了足夠的麻煩，以至於有人認為有必要阻止他們蠱惑人心。李斯提出的建議得到了批准，這就是，為了防止「在人民中間」傳布「懷疑和混亂」，人民手中除了醫藥、占卜和農業方面之外的所有書籍都要被焚毀。那些不拋棄他們的書籍的人都將被處以烙刑和派去服苦役。政府的禁令還說，從今以後，所有膽敢討論《詩》、《書》的人，或者「以古疑今」的人，都要被處死。 [236] 很難確定到底有多少人因為禁書令而丟了性命。另外，就在頒布禁書令的第二年（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又下令活埋了460位「學者」，但這顯然僅僅是要發泄他的怒氣，因為他得到報告說，一些人在批評他。當然，有許多這種「學者」其實只是江湖術士。不過，一些真正的儒生顯然也慘遭劫難。 [237] 因秦始皇的「焚書」而喪失的文獻數目可能被誇大了， [238] 但是，在秦王朝的統治下，當政者對儒學的迫害很可能把儒學的影響力增強為一場運動，而不是相反。然而，法家對儒學的真正傷害並不是進行鎮壓，而是對它的曲解和濫用。人們已經認識到，就其性質而言，在漢代權威的儒家正統學說中，法家思想的分量並不少。其實，荀子就已經在主張政治獨裁主義，贊成以懲罰作為社會控制的手段，這種思想顯然是傾向於法家思想的。這就說明，法家思想長期以來就不斷地滲透進儒學之中了。 不過，這種思想滲透的進程並非一邊倒的。在《韓非子》中，有些與法家哲學相反的章節可能是儒生加入的。 [239] 但是，法家人物也玩這種遊戲，並且是頗有技巧的。儘管孔子在《韓非子》中不斷受到批評，但在這本書的部分內容中也出現了後來的法家式的孔子，而且，一位孔子弟子的講話也很像法家人物的口吻。 [240] 儘管這些故事中至少有一個明顯是虛構的， [241] 但它們卻還是使許多儒生深信不疑。在一個故事裡，講述法家觀點的孔子出任了衛國之相，這無疑使得儒生們對這種故事更是割捨不得了。 [242] 可是，法家的真正成功是他們思想中的渣滓進入了儒家文獻的中心地帶。不過，這些內容到底是法家插入的東西，還是儒生中的法家傾向的表現，人們還難以確定。例如，《尚書》中的一部分篇章是後來編輯的，並且包含了某些相當具有法家思想傾向的資料。 [243] 然而，對於法家人物的這方面的言行（包括就地處死一個敵人）的唯一解釋就是，他們想要徹底歪曲對方的思想。比如，他們讓孔子被認為是《荀子》後幾篇中的一篇的作者， [244] 這毫無疑問是一位法家人物竄改了《荀子》原書。法家的伎倆是大家所熟悉的，即孔子在此被榮冠以魯國「司寇」的頭銜。 學者們早已認識到了這種偽造，但是，某些法家式的侵入並不明顯。《禮記》（我們將在後面作詳細討論）中有一篇題為「中庸」的文獻。儘管有許多學者認識到此篇至少有一部分是後來集成的， [245] 但它還是享受了最大的聲譽，特別是自宋代以來。因為正是在宋代，它被當成是「四書」之一，而「四書」則是近代儒家正統思想的特別聖經。《中庸》所云「夫子」指的是孔子，書中有下面一段文字： 夫子說：「如果一個無知的人喜歡運用他自己的判斷，如果一個沒有社會地位的人願意自作主張，如果一個生活在今天的人要回到古人的道路上去，那麼，災難肯定會降臨到這種人的頭上。只有天子才有資格評判禮儀，制定標準，並創製文字。在今天的帝國里，所有的車都使用有同樣間隔距離的輪子，書籍都用統一的字體書寫，而行為也都遵守統一的規範。」 [246] 這顯然是把秦代的法家思想塞進了孔子口中，並出現在最神聖的儒家經典之中。其中最後一句的用詞是用來描述秦始皇的標準化措施的，這種句子在公元前221年秦國統一中國之前幾乎是不可能寫出來的。 [247] 而孔子也從來沒有做出過「只有天子才有資格評斷禮儀」之類的斷言的。事實上，孔子根本沒有正面談到過當時還在世的帝王。相反，孔子深知，在任何文化問題上，所有的世襲貴族都需要別人的指導，這是他們的可悲之處。只有在一個極權國家裡，擁有政治權力的統治者才被認為是所有東西的裁決者。同樣，對「沒有社會地位而願意自作主張」的人的譴責也是純法家的。孔子說過，他自己年輕時是「沒有社會地位的」（賤，「吾少也賤」），然而，他拒絕使他的意志或他弟子的意志屈從於任何一個君主。而那種認為孔子不贊成「回到古人道路上」的人，確切來講正是被韓非子和李斯反覆譴責的那樣去做的儒生。 [248] 《孔子家語》也認為孔子講了與《禮記》同樣的話；所有方面都差不多，除了以下一句，即孔子被引述為讚揚了這樣的人：「生活在今天，卻把他們的心思放在古道上。」 [249] 到了這個地步，問題是如此地複雜，以至於沒有人能說清楚孔子在此類問題上到底說過些什麼，或者沒說過什麼。法家的影響甚至反映在《論語》中的孔子所作的一些表述之中。 《論語·季氏十六》說：「夫子說：『大道在帝國流行的時候，禮、樂和征伐就由天子來主持；而當帝國缺乏大道時，這些事情就由諸侯來組織。這種情況發生時，在十代之內，這樣的諸侯們很少有不失去他們的國家的。如果這些事情是由諸侯的大夫組織的，在五代之內，這樣的大夫很少有不失去他們的權力的。當大夫的家臣掌握了一國的權力時，他們通常在三代之內就要垮台。大道在帝國之內流行時，政府就不會掌握在大夫手中；大道在帝國之內流行時，普通人民就不會議論公共事務。』」 [250] 儘管這一章所強調的封建等級制度不是法家的特性，不過，法家的影響還是很明顯的。在這段講話中，再次出現了這樣的極權君主，他的政治權力使他成為「禮、樂」和所有其他事物的裁決者。所有的權力和文制上的創新都以他為中心，並根據等級制度傳給他的屬下。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有學識的和有德行的大臣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但在這樣的章節卻識別不出來。在《論語》的其他地方，孔子倡導教民以大道，而在這一章，民眾甚至不談論國家事務。 [251] 這一章的語言以某種方式露出了真相，證明它無疑是後來增補進《論語》的。 [252] 然而，在當今，即使是一些具有鑑賞力的學者也認為，這一章在確定孔子思想的具體方向上發揮了關鍵作用。這一章還要對以下這些思想負主要責任，這就是有些人所認為的：孔子在盡力復興周天子的權力，他也讚賞帝國的獨裁主義，他本人更是封建主義的衛士。 [253] 《論語》的另一章顯然也是後加的，這就是《子路十三》講述「正名」的那一章，在其中，孔子被認為是講述了「正名」的學說，並著重強調了政府要使用刑罰。不用說，這一章不是法家人物所寫，就是受到了法家思想的明顯影響。 [254] 對於《季氏十六》「生而知之」章來說，這種論斷也可能是真實的。孔子在這一章被認為是這樣說的：「生來就有知識的那些人是最高層次的；通過學習而求得知識的人居其次。」 [255] 這一章顯然是在宣傳這樣一種思想：聖人們（包括孔子在內）生來就魔法般地具備了一切知識。這與孔子自己所強調的依靠經驗、反思和不懈地學習而求得知識的主張是非常不同的。可是，法家人物瞧不起學習，並表示不信任這樣的人，他們唯一有資格受人尊敬的就是他們的學識。韓非子寫道：「一個人有沒有才智，依靠的是他的本性。……智慧並不是某種靠向他人學習就可以得到的東西。」 [256] 這與上述《論語》講述「生知」的那一章極其相似，而《論語》這一章可能就是在法家的影響下寫成的。不過，《論語》此章在儒學內部成功地樹立了聖人生來無所不知的觀念，這個觀念完全摧毀了孔子自己的知識論基礎。 [257] 至於法家學說以其整體的嚴密性滲透進儒學的日期，這是我們不可能確定的。但是，這種滲透顯然一直持續到了漢代。不過，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到了法家完成了他們的破壞工作之時，孔子思想的真實性質已經是徹底地晦暗不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