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中國之道 · 第十二章 從人到神
墨子出生在孔子剛去世之後,他創立的哲學是著名的墨學,創建的組織嚴密的團體是眾所周知的墨家。在那時,墨學和墨家團體都是重要的力量,但是,到了漢代,它們卻徹底崩潰,並最終消失了。像孔子一樣,墨子確實被由於貧窮、無序和戰爭所引起的普遍的災難震驚,他也四處週遊,傳布他的糾正這種狀況的方法。近年來有一種相當常見的看法是,中國人的嚴重缺陷是在於更偏愛孔子的而不是墨子的學說。雖然我們眼下的任務不是詳細描述或再次評判墨子的思想,可我們還是得說,墨子傳給我們的學說顯示出嚴重的理性上的或者學理上的不足。墨子對儒生和其他人的批評通常是正確的,但是,他的反對宿命論的主張,比如「命運是不存在的,因為沒有人曾聽到或見到過命運」等說法,卻簡直沒有哲學家的風範。他的消除戰爭的辦法是,「當諸侯們互相喜愛時就不會再有戰爭了」,這並不是多麼令人印象深刻的觀點。為了讓一個年輕人成為他的學生,墨子先向這個人許諾,說可以讓他得到像樣的社會地位,但後來又告訴人家,他之所以許此諾言,僅僅是一種騙人的手段,以便讓人們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而跟他學習,這種做法從道德上講也是令人懷疑的。 [31]
被稱作《墨子》的這部書包含了一些出自後人之手的材料,而其中的一些人甚至都不是墨者,但是,人們可能有一定的把握分離出這些外來的東西。 [32] 留下來的部分也許可以為我們當代人描繪出孔子剛去世後那一時期的中國思想界的情形。據說墨子曾經是一位儒生, [33] 但後來與儒家決裂並創建了自己的團體。為強調他的獨立性,墨子激烈地批評儒生。但是,在構成墨子學說的廣闊基礎中,事實上大部分是他那個時代的儒學。從墨子所攻擊的觀點以及他所能接受的那些觀點中,我們了解到了這一點。
墨子譴責宿命論,斷定這是儒家的學說。 [34] 如前所述,我們很難確切地說孔子是個宿命論者,但是,這種學說可能在孔子死後的儒家集群中得到了發展。墨子也抨擊厚葬的做法,認為厚葬的結果是,「普通人的死會耗盡一家的財產,諸侯之死將用光一國的財富」。 [35] 在這一點上,孔子顯然與墨子是一致的。但是,根據墨子對厚葬的批評,在墨子的時代,儒生之間已經產生了思想分化。 [36] 可是,如果「俗儒」靠主持葬禮過活的做法真的是可以理解的話,他們就會贊成奢華的喪葬費用,而到了荀子的時代,大力抨擊「俗儒」的荀子也為厚葬進行辯護。 [37]
我們從《墨子》中得到的印象是,那時的儒生特別著意於模仿某種古代的風格,這表現在衣著上,也表現在其他方面,以至於使他們成為對過去的奴性效仿者。在一個國君的宮廷里,一位儒生「只是在問他的觀點時才講話」。 [38] 我們並不希望身為儒家敵對派別領袖的墨子會選擇最好的儒生來描述儒家,但無可懷疑的是,此時的儒家內部恰恰出現了太多這樣的人,他們對真正的儒家原則缺乏了解或不太關心,但卻渴望獲得美好的政治前程。
《墨子》中有一篇文章的題目叫《非儒》(反對儒生)。這篇文章譴責了整個儒家集群,並包含了對孔子的粗暴攻擊。例如,它把孔子在世前的某個時期發生的盜竊案記在了孔子某位弟子的名下,表現出了最顯眼的歷史舛誤,而整個這篇文章在文筆和內容上又不同於《墨子》一書的其餘部分。正如梅貽寶所認為的,它無疑是「寫成於很晚的時期」, [39] 並被增補進了《墨子》原初部分之中。在《墨子》中比較可靠的篇章里,墨子很少提及孔子本人。在幾乎是唯一的描述性的一節中,墨子把孔子歸在愚人之列。 [40]
墨子相信,在如何醫治世界之疾病的問題上,他比任何其他人都知道得多。因此,墨子與孔子不一樣,不情願留下任何讓其他人自己進行選擇或判斷的餘地。引述墨子的話就是:「我的學說是有效的。要捨棄我的學說而企圖去想他自己的,就是拋棄整個收成而去撿幾粒穀子。」 [41] 墨子進而認為,沒有別的人可以駁倒他的學說。因此,在他的學派中,墨子把學生置於鐵的紀律之下,並要求他們畢生從命。有人認為,墨家團體的領袖(其職位是傳承的)掌握著對其成員的生死之權。 [42] 墨子相信,這個世界的種種災病,包括貧窮、無序和戰爭,可以由嚴格的獨裁主義式的組織去醫治。在每個團體或階層中,所有成員都應該「與領袖保持一致」,而每個次一級的團體或階層的領袖必須依次與他的上司保持一致,直到天子為止。「在上者認為是對的,所有人必須認為是對的;在上者認為是錯的,所有人必須認為是錯的。」那些不遵從上司的人應該受到懲罰。 [43] 把這一觀點與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所聲稱的主張作一比較是很有趣的。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說:「要想使整個國家機制能夠成立,其原則必須是:每個領導人對下行使其權威、對上盡到其責任。」 [44]
但是,怎樣才能保證那至高無上的領袖、天子具有正當的原則和純潔的動機呢?答案是,天子一定得依次與上天保持一致。但又怎能知道他是否這樣做了呢?叫墨子來說,答案是非常簡單的。如果天子不按照正確的原則行事,那麼,「天就會無節制地降下冷凍和炎熱,還會伴有不合時令的雪、霜、雨和露。五穀不會成熟,六畜也不發育;疾病、瘟疫和災禍就會流行。不斷的颶風和水災的禍害是上天對那些不與它保持一致的在下之人的懲罰」。根據墨子的說法,上天不高興時的表現有時確實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那就是「像下雨一樣下三天血,龍也出現在廟堂里」,以及其他等。 [45] 墨子引用許多諸如此類的事件來支撐他的主張,並聲稱這種事件是有歷史根據的。這類奇異之事可能並不是墨子杜撰的,而是墨子利用了大批受公眾歡迎的民間傳說或其他的有關說法。
對當今之人來說,上面的那些說法聽上去頗為滑稽,而很可能對孔子來講更是這樣。墨子本人譴責了儒家對於鬼神之存在的否定,而他則是虔誠地相信鬼神的。 [46] 不過,墨子的關於自然災害的出現乃是天罰並指示出存在著一個邪惡政府的思想,以近乎同樣(儘管更精緻)的形式出現在漢朝的所謂正統儒學之中。這是為什麼呢?如果說墨子直接影響了儒學,那是令人懷疑的。所以,更可能的歷史脈絡是:先是墨學,接著還有儒學,兩者都受到了大量世俗迷信的影響。這些迷信思想遠比孔子的理性哲學更受普通人的歡迎。
一般認為,孔子把他的相當大的思想重點放在了古書的權威上,並確定了「古代聖王的榜樣」。不過,《論語》對這樣的思想並沒有什麼支持。反倒是墨子卻不斷地引用書本和聖王來論證他的主張。墨子宣稱:「與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和周公相一致的所有言行,都應該履踐。而與三代邪惡之王……相一致的所有言行都應該捨棄。」 [47] 很難想像《論語》中的孔子對於人的行為會定下這種獨裁性的衡量標準。另一方面,人們也沒有理由相信,墨子與同代的儒生,即那些使墨子得到早期教育的人,在這方面會有什麼大的不同。
孔子提出的是思考問題的原則而不是真理的恆定標準。他給個人規定的責任是,尋求他們自己的真理,並為此而自由行事。但總的來說,人們並不期望得到理性的自由,因為這必然要求腦力的勞作。有人已經指出,即使在今天,在我們中間,「無論什麼階層、什麼職業的人(包括大多數哲學家)都想得到這樣的哲學:它們將是一下子建成的一個封閉體系,講述的是有關個人和宇宙的所有終極性質和最後的定數」。 [48] 可是,孔子給人的心靈提供的「不是和平,而是戰爭」。令人深感驚奇的是,究竟是沒有多少弟子能夠很好地理解孔子的思想呢,還是在孔子屍骨未寒之時儒生們就開始建立他們的溫馨的理性避難所(他們在其中找到了聖典和一貫正確的聖人們的令人欣慰的權威)呢?
關於早期聖王的傳說迅速地成倍增加。我們在《論語》中看到的堯、舜和禹是作為古代賢明國王而出現的。但是(除了這本書的最後一篇,一般認為是後來的,而我們將在下文討論它),除了大禹之外,《論語》中並沒有說堯和舜是以非正常的形式(即「禪讓」)成為國王的。 [49] 大禹被認為曾是農夫,但在某些地方也隱隱約約地認為他是皇室之後。《論語》宣稱,任用大臣的時候,應該根據他們的德行從全體人民之中選拔,並說古代就是這麼做的。 [50] 根據邏輯推論,下一步就應該認為,國王也不應該是世襲的,而是應該根據其德行和才能來選拔。孔子無疑是這樣認為的,但是,只可惜沒有明確的記載來證明孔子直接地如此表述過。而在墨子這一代人當中,卻發出了這樣的聲音。根據這一代人的說法,在古代聖王的時代,統治者以德行和才能為基礎在全體人民中選擇他的繼承人是很正常的。學者們用這種學說完全改變了世襲貴族的處境,並最終告訴這樣的貴族說,他們的王位不過是篡奪而來的,因為按理說,王位應該屬於有才能和有德行的學者。
《墨子》一書最早表述了這一學說。因為這一原因以及其他理由,有人認為,這一學說是出於墨子的,但這未必是真實的。 [51] 墨子自己確實有過這樣的觀點,但是,他也引用了儒生的如下說法:「從前,聖王排列地位時,規定至聖之人做天子,其餘的根據其美德往下排列,順序擔任大臣和高級官員。現在,孔子廣泛精通詩和歷史文獻,鑑別了禮和樂,並擁有對所有事物的詳盡知識。如果孔子生活在聖王的時代,他一定會被奉為天子。」 [52] 孟子後來也說過幾乎是同樣的事情。 [53] 公平地說,關於古代聖王並非世襲王位、而是只能依靠他們的德行得到王位的思想,顯然是產生於孔子死後不久 [54] ,並被儒家和墨家共同採納的。
不過,某些儒生卻是很謹慎地看待這種觀點的。作為一種提高儒家學者之威望的宣傳來講,這種觀點是很精緻的,但是,如果貴族們過分認真地看待它,那麼,對於倡導它的儒者來說是會有麻煩的。即使在今天,某些相當民主的人士還很欣賞立憲世襲君主制,認為這種體制具有政治穩定性。也有人認為,如果統治者四處尋找有道德的個人並給予他們王位,就很容易使那些最善於言談的人戴上王冠,而現實政治就會出現混亂。這種糟糕的事情確實於公元前314年在燕國發生了。 [55]
作為古代聖王「禪讓」傳說的發展,有人聲稱,聖王在他們年邁之時讓位給了有道德的大臣。在燕國,據說是國君要把國家交給他的相國(這個建議來自於這位相國的一個親戚,此人是受了賄賂的)。國君做出了「禪讓」王位的鄭重宣布,這位相國表面上予以拒絕,但事實上卻接受了。三年之後,燕國發生了暴亂,「幾萬人喪了命」。 [56]
孟子批評了燕國君主的棄國之舉, [57] 並宣稱只有上天才有權把國家給予不是世襲的王位繼承者的那個人。孟子認為,只有人民接受這個人作為他們的國君,才是真正的天授王位。 [58] 荀子認為,在古代,官位是根據德行來任命的,為此,帝王死後,王位有時就不再屬於帝王之家了,但他否認聖王在活著的時候就禪讓了。 [59] 較晚一些時候的漢文帝(德效騫Homer. H. Dubs認為他的統治標誌著「儒家影響」在漢代的開始 [60] )把這種傳說牢記在心。公元前179年,漢文帝發布詔書說,他完全應該「在整個帝國廣泛地尋找一個有才能的、賢明的和有德行的人,好讓他自己讓出王位」。他說,無論如何他都不應該讓他的兒子做他的繼承人。可是,大臣們表示反對。他們(成功地)堅持認為,帝國的穩定只有依靠維護王位的世襲傳承。 [61]
儒者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能夠遵循選賢任能的原則任命大臣,就必然會產生良好的政府。儒家學者堅持認為,這種選才思想,過去的君主曾經擁有過,當今的君主也都應該具備。這樣一來,就從根本上極大地提高了儒家學者們的威望。況且,這種思想也是對君主們可能會有的蠻幹衝動的最有效的心理約束,因為,如果他們願意的話,這些專制君主們就能夠成為專橫的暴君。但是,如果這種思想真的被付諸實施,將會使王位成為最殘暴的陰謀家的玩物。而且,如果一個專制君主相信他之所以得到王位是由於他的才智和德行,那麼,與那種受過儒家思想之適當教育的世襲君主相比,這個專制君主就會更專橫,更缺乏對理性的服從。因此,毋庸置疑,最有智慧的儒者一心要保持的把王位留給有德有才者的原則,只能被作為歷史上的一個美麗而遙遠的景觀來保存了。
顯而易見,所謂讓有德者繼位的說法並不是真實的歷史。在古代中國,直到非常接近於孔子的時代,都很難讓人相信一個平民出身的人會得到提拔,甚至去做高官,更不用說成為國君了。 [62] 另一方面,卻有大量證據表明,重要的官職一般來講都是在貴族世家中傳承的。 [63] 但是,當學者們提出在古代是有德者做國君的觀點時,他們就得提供能夠證明此種觀點的歷史文獻。和平常一樣,需求刺激了供給。沒過多久,就有大量的歷史文獻證明了這一點。其中之一就是所謂的《堯典》,而這篇文章(至少其初稿)顯然是寫成於孔子死後150年中的某個時期。 [64] 甚至在《論語》中,比如最後一篇的第一章,也被插入了一些有關堯、舜和禹相承傳的語句。但是,這類說法與孔子毫無關係,並且很久以來就被認為是《論語》的外加部分。
很顯然,在古代中國,至少早在周朝初年就有人開始寫作偽書了。 [65] 但是,直到孔子去世後不久,這種偽作才開始光芒四射。到了孟子時代,竟然有了那麼多可疑的書,以至於孟子說:「就是沒有這些歷史文獻,(懷疑他們)也比全信它們的好。」 [66] 然而,書籍的偽造者還是忙個不停,並且開始返回頭來撰寫那些被認為是歷史上有過的書籍,其中一些書籍記載的是傳說中所說的過去發生的各種事情,以及各種烏托邦式的空幻思想——這些都是他們期望在未來得以實現的東西。比如在《尚書》這本書中,只有四分之一的文獻確實是寫成於它們所說的那個時候,而其餘的便都是偽造的了。對某些別的書籍來說,情形則更糟。因此,古代中國歷史成了事實與虛構組合而成的大雜燴,其中固然有其輝煌燦爛的一面,但也有其近乎不堪造就的另一面。對這個龐然大物進行科學的學術研究儘管只是最近才開始的事情,但卻在區分整理基本史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因為有了對孔子的如此理解,就產生了災難性的後果。不僅有關他的生平和思想被完全歪曲了,更糟的是,他在世時的整個歷史背景也已被偽造,以至於不可能正確地看到孔子這個人了。據稱,在上古時代,得到王位的人靠的不是繼承權而是德行,然而,孔子從未明確說過這種事情就是實情。總體來看,有許多事情想要說明的是,孔子信奉世襲原則(世卿世祿)。然而,事實上孔子不僅不信奉這種原則,而且還更加大膽地向前跨進了一步,堅持認為對於最高階層的大臣的任命,應該根據他們的德行和才能,而不是他們的出身。
孟子出生在公元前400年後不久,大約孔子去世後一個世紀的時候。據說,孟子曾經跟隨孔子的孫子——子思——的弟子學習過。 [67] 在所有那些有思想流傳下來的儒者之中,孟子是最早的一位,而且,我們有理由認為,傳遞給後人的孟子的思想基本上是未經改動的。那本大部頭的被稱作《孟子》的書可能是他的弟子編纂而成,它比那些號稱是最古老的文本更可靠。孟子在世時也曾經像孔子一樣週遊求仕, [68] 並且在某個時候還真的得到了官職。 [69]
如同孔子一般,孟子也相信「人民是國家的一個重要部分」,他們的福祉必須是政府的首要目標,孟子還(以幾近乎與孔子相同的字眼)認為「政府的權力是從被管理者的贊成中得到的」。 [70] 孟子甚至主張,君主在簽署死刑命令之前,應該得到人民的同意。 [71] 他宣稱,政府應該交由有德有才的儒家學者去管理,而且,儒者在管理國家的過程中不應該受到國君的干預,因為國君從未學習過如何進行管理。 [72] 對於孔子倡導的特殊的經濟措施,孟子也作了改進。在關於自然資源的對話中,孟子發表的言辭聽起來是非常現代的。 [73] 然而,孟子也足夠精明地堅持認為(像孔子和康德一樣),單純的謀利動機不能作為國家制定政策的基礎。 [74]
孟子同意孔子的觀點,即無能的君主沒有資格享有王位。 [75] 但是,孟子比孔子走得更遠,宣稱如果一個君主停止了為人民造福,人民唯一的義務就是揭竿而起,並取而代之。 [76] 可是,君主的大臣則應該用糾正君主之錯誤的方式而防止這一切的發生。 [77]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孟子認為,學者的地位是最有價值的和最榮耀的。他對國君給予學者的禮物發出抱怨說,不是禮物不夠,而是贈送的方式有問題,它迫使學者們不得不向君主表示感謝。 [78] 孟子說,即使是帝王也不應該擅自召喚一位傑出的學者去見他,而是應該去拜望學者,正如「古代有能有德的君王」所做的那樣。 [79] 孟子認定的另一項原則是,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一旦確立,即使學生是君王,也應該把老師視為父親或兄長,而不是看作他的臣下。 [80] 既然大多數學者是儒者,那麼,王公貴族的大多數私人教師也一定會是儒者,所以,在儒學得到世俗權力的過程中,上述孟子的原則註定要發揮重要作用。
作為儒家學者,孟子不僅堅持了上述種種主張,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將這些主張付諸實施,因為他在幾個國家的朝廷上很受歡迎。回味著他的有說服力的主張,會讓我們認為儒學的盛行就在前面不遠的拐角處。但是,孟子——無疑是他那個時代最好的優秀儒者之一——也具有某些弱點,這些弱點在這個集群中的許多人中是有代表性的。
孟子其實是個附庸風雅之士。儘管他的日常生活和周遊列國都很時新,但他還是深深地羨慕著那些生活更豪華的王公們。孟子深信,如果正義得以實現,他就會是帝王。 [81] 不過,既然做帝王在當時是不可能的,他就裝模作樣地輕視社會地位和奢侈生活,並表示自己不關心別的只關心道德。但是,就像某位淑女的表現一樣,孟子矯飾得有些過火了。 [82] 在一些表述中,他不自覺地流露出了對世襲貴族的同情。孟子說:「管理政府並不難,只要不觸犯世家大族的利益就行了。」在他看來,有了這些重要的貴族世家的贊同,一個人就可以「把他的道德學說傳布到全天下」。 [83] 儘管孟子經常主張要根據德行授予官爵,但他也說:「只有在萬不得已的時候,國君才應該提倡美德。因為,如果他一味地提倡美德,就會使社會地位低的人超過地位尊貴的人,而那些與王室沒有親屬關係的人就會居於君王親戚的上頭,對此,做國君的能不慎重對待嗎?」 [84]
這種觀點與孟子另外的一些表述是相當不一致的, [85] 當然也與孔子的思想有相當大的衝突。然而,這種類型的不一致遍及大量相對早期的儒家文獻之中,因為儒生也是人。一方面,作為一個集群,他們參加了孔子發動的針對世襲貴族的鬥爭。但是,作為個人,他們中的一些人是貴族家室的後裔,而且,只有依靠某些特殊貴族的恩惠,他們才能得到官職、要職,可能甚至是他們的衣食。這樣一來,他們的忠誠和原則有時會變得模糊不清。
儘管會有這種模糊不清,孟子還是一位人類平等觀念的堅定信仰者。 [86] 我們可以說,他可能試圖證明他和君主具有一樣良好的本性,但我們也必須承認,他並沒有明確主張他自己生來就比別人更好。事實上,孟子相信人性本善,認為所有人的本性都是良好的。而且,古代的偉大聖賢也不過是普通人,所不同的是,這些聖賢完全發展了他們的固有本性。孟子對這一觀點的論述很多, [87] 並且從心理學上講,時至今日還使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們深感興趣。他對這個論題的思索是獨到的和透徹的,不過,這一觀點的結局卻並不十分幸運。
人性本善的學說可以激勵人們努力工作。因為根據這種學說,所有的人都有可能達到成功的頂峰。但另一方面它也會抑制創造性,因為,畢竟人們不用去做什麼就獲得了德行。孟子確實說過人們應該修養他們的品格,但他卻並沒有同樣嚴格地堅持要求每個個人應該履行他們命中注定的義務,而《論語》卻堅持了這一點。這可能是自然而然的。當一個處在社會底層的集群剛開始與世襲特權階層展開鬥爭時,肯定要強調以下事實:出身貧賤的人與貴族具有相同的美德。但是,當意識形態的鬥爭開始取得勝利時,鬥爭的重點就轉移到了所有人的平等,而個人的存在也就被淹沒了。因此,雖然那些法國哲學家們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是個人主義者,但革命的口號講的卻是所有人的平等。
具有孔子思想特色的鬥爭在孟子那裡出現了鬆弛或緩和,這不僅體現在道德修養上,也體現在理性王國里。孟子認為,人性不僅是善的,而且也是一種縮影,即「萬物完全就在人的自我之中」。 [88] 孟子以此推論出,依靠相對簡單的反觀自己內心的方法,人們就能獲得宇宙萬物的知識。 [89] 洛蘭·克里爾指出,孟子之所以堅持這種觀點,是因為他認為道德原則是宇宙中唯一值得關注的方面,而正因為有了這種信仰,與孔子相比,孟子才更少強調學習的必要性。 [90]
儘管哲學在當時的中國還很年輕,但有些人已經開始厭煩孔子的主張了。孔子的主張是,人們應該自己去尋求真理,並且不斷地根據新的經驗去糾正對真理的理解——這不僅是每個人的權利,也是他們的義務。但是,那些厭煩孔子此種學說的人想要得到一種簡易之法;當然,他們找到了它。我們可以比較一下孔子和孟子所持的判斷人的品格的方法。孔子說:
仔細審察一個人的奮鬥目標,觀察他的追求這些目標的方法,並觀看能使他得到滿足的東西。(這樣一來,)一個人怎能掩藏住他的品格呢? [91]
但是,孟子擁有的是較為簡約的方法,即:
孟子說:「在一個人的所有器官中,沒有什麼能比眼睛瞳孔更精良了。它不能隱匿邪惡。如果胸中一派正氣,瞳孔就會閃閃發亮;否則,它就是暗淡無光的。傾聽一個人的說話並觀察他的瞳孔,一個人怎能掩蔽他的品格呢?」 [92]
孟子的這個處方幾乎具有魔法般的絕密效用。我們將會看到,這種特性一再出現在中國思想史中。
就學習意味著探索一種個人對真理的理解而言,簡易之法的探求就意指更少的學習活動。這種簡易之法,儘管相對來講不太看重學習,但卻並沒有減弱而是加強了對於古人和被認為是經典的那些書本的重視。如果人們不願意自己去尋求真理,那麼,他就得擁有供他方便使用的現成的書本和傳統說法。因此,孟子的一種說法極像墨子而非常不像孔子,那就是:「從未有過這樣的情況:一個遵從先(聖)王之道的人卻犯了錯誤。」 [93] 那些想做完美的國君和大臣的人「只需要模仿堯和舜就夠了」。 [94] 堯和舜的政治不僅是完美的,而且適合於所有的時代和地方,所以,孟子說,在國家稅賦方面,要以堯和舜的標準為標準,任何程度的增加和減免都是犯了同樣性質的錯誤。 [95] 儘管孟子沒有像孔子那樣很強調學習文獻,但他還是從文獻中引用了大量內容。 [96]
既然孟子的思想在許多方面相當不同於孔子,我們就可能要猜想,展現在《孟子》中的孔子會很不同於《論語》中的孔子。可是,就總體上來講,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事實上,我們在《孟子》中看到的孔子更像是《論語》前15篇中的孔子而不是後5篇中的大部分章節所描繪的孔子形象,而這後5篇是後來編集而成的。 [97] 根據這種一致之處,我們完全可以說,《論語》和《孟子》中的有關孔子的記載是正確的。不過,正是因為這種記載太多了,才使得有關孔子的傳統說法在後來發生了完全的改觀。孟子深信,孔子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人物,並覺得有必要解釋為什麼孔子未能成為帝王。 [98] 讓孟子認識到以下實情是困難的,那就是:即使在一個具備了良好條件的時代,孔子也根本不會得到政治地位。而且,在他的時代,孔子確實從未得到過一個真正的有實權的官職。因此,儘管孟子反對給孔子編造的某些故事, [99] 但他還是認為,在大多數時候,甚至在周遊列國期間,孔子也是有官職的。孟子還斷定,孔子曾經是魯國的司寇。 [100] 《孟子》中所記載的孔子擔任司寇的這一章節,是認為孔子做過如此高官的最早記述。 [101]
即使孟子本人並未在很大程度上錯誤地傳達孔子的思想,但《孟子》這本書卻做了大量的這種錯誤傳達。因為《孟子》是我們擁有的最早的明確討論儒家哲學的著述,並且它比《論語》更容易理解,那麼,一種相當自然的看法就是,那些《論語》中模糊不清的地方或孔子的學生們未加記述的地方,人們就可以(有時是無意識地)用《孟子》的記載加以補救。於是,孟子在某種場合下為世襲貴族所作的辯解, [102] 以及對封建制度表現出相當的興趣等事實,就為那種認為孔子是封建主義衛士的觀點提供了支持。既然孟子說過人們需要做的只是效仿古代聖王,就有人斷定孔子也作過同樣的告誡。
當孟子說「所有事物完全在一個人的自我之中(萬物皆備於我)」時,他講的是一種傾向於神秘主義的方法,或者至少是非常不同於孔子遵循的常識。孟子的以下兩種說法走得更遠。他先說:「大眾一生追隨著大道卻沒有理解它。」 [103] 在描述聖王治下的人們的生活時,他又說:「他的人民有一種深為滿意的態度。即使聖王殺死他們,他們也沒有怨憎;當聖王做了對他們有利的事情時,他們也沒有感覺到從中受益。他們每天都在向善進步,但卻不知道這是為什麼。無論何處,只要是真君子經過,事物就有了變化。無論真君子住在哪裡,他的影響都像是神靈的影響;上下飄蕩,與天地合為一體。」 [104] 這種說法與道家書籍中的某些章節極其相似。 [105] 如果《孟子》中的這些部分是真實可信的,那麼,它就說明孟子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響。 [106] 總之,這種現象使人們充分認識到,道家思想很快就開始深刻地影響整個儒家思想了。
要對道家學說做出確當的敘說得寫上好幾本書,但我們在此需要的是一個簡要的概括。眾所周知,最重要的道家著作是《老子》和《莊子》。傳統觀點認為,《老子》(亦稱作《道德經》)是由稍早於孔子的一位名叫老子的人寫成的。最近的研究證據表明,老子可能是傳說中的人物,並且稱作《老子》的這部書的完成不會早於孟子時代前後,如果能有那麼早的話。這後一種觀點顯然是正確的,並且在當今大抵已為多半學者所接受,儘管這個問題仍在爭論之中。 [107] 一般認為莊子是大約與孟子同時代的人。《老子》和《莊子》不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一些學者認為,甚至晚到漢代,它們還被改變和增補過。它們並沒有顯示出共同的哲學思想,而實際上在這兩本著作中還有許多內在的不一致之處。不過,它們也的確是呈現出了一種明顯的道家思想類型。
道家思想基本上是對當時流行的種種思想形態的反動。統治者和他們的走狗有意盡其所能地奴役和剝削大多數人。儒者和墨者以他們不同的方式宣稱,人的義務就是加入到為和平、正義和對人的仁慈而進行的鬥爭之中。道者則宣稱:「這兩家說的都是多餘的!」作為個人,他們有權利過他們自己獨立的生活。人們談論人的義務,但誰知道它們是什麼呢?人吃牛排,貓頭鷹吃老鼠,哪個才是正當的呢? [108] 如果所有事物都是相對的,儒者談論的仁慈和正義之類的東西又怎麼能有其確定性呢?「從前,莊周(即莊子)夢見自己是個自得其樂地翩翩飛舞的蝴蝶。他不知道他是莊周。突然他醒來了,並再次成為他自己。但現在他卻不知道他到底是以前莊周做夢中的蝴蝶,還是現在蝴蝶做夢中的莊周。」 [109]
這基本上是一種神秘哲學。對孔子來講,「道」是行為方式。但是,對道家來講,「道」則是宇宙的基本原則和質料。它本是無形、無欲、無爭的,是至高無上的滿足和幸福。它存在於天和地之前。在各種事物和制度的發生過程中,人們逐步遠離了他們的原初狀態,而在原初狀態中,人本來是無所謂善與樂的。因此,所有的人為之事都是壞的。所以說,只是在「道」停止了存在之後,德行才開始流行。 [110] 學習是無用的甚至是危險的,因為我們可能使自己過度緊張。 [111] 無論如何,「聰明的人並不博學,博學的人並不聰明」。 [112] 「一旦我們放棄了學習,就再也沒有什麼麻煩了。」 [113] 作為人造機構的政府是一個錯誤。「小毛賊鋃鐺入獄,大賊寇卻成了諸侯。」 [114] 《老子》以非常相似於儒家的方式猛烈攻擊暴虐的懲罰、過度的稅賦和不斷的戰爭。 [115] 道家的聖人看重知足,即使給他們以高官,甚至是王者之位,他們也會拒絕的。 [116]
道家思想追求中的這一方面幾近乎純粹的個人主義。「道的真正目標是節制個人的欲望。」 [117] 當一位道者問莊子如何治理天下時,莊子回答說:「讓你的心靈找到它對純粹天真的享受,使自己混沌於宇宙的基始元素中,與萬物成為一體,遵循事物的自然規律,不作自私的考慮。能做到這些,世界就會被治理得很好了。」 [118]
因此,追求幽遠的道家思想是具有挑戰性的、卓越的和首尾一貫的。道家哲學的基本核心觸及到了每個中國人的心靈,無論他屬於什麼思想學派和宗教派別。它使許多人產生了懷疑主義、高度的忍耐性以及不受外界環境影響的享受生活的能力。沒有它,中國的繪畫和詩歌將是非常不同的另外一種模樣。總之,道家思想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可是,道家思想另外的一個方面卻產生了不那麼令人樂觀的結果,因為它認可了極權主義。儘管這可能被看作是對「純粹」道家思想的背叛,但是,道家思想的這個方面卻存在於甚至是最早的道家著述中。具體說來,根據道家的思想,既然道家的聖人認為他與宇宙整體是同一的,那麼,侮辱、傷害甚至是死亡就都不能奈何他。因此,他是攻不破的,並且(要注意這樣的變化)也就是壓制不住的。既然他不能被抬升或降低,他就是所有生靈中的至高無上者。 [119] 因為他與道同在,所以就具有了道的屬性,並且握有自然本身的強大力量。他像天和地一樣不講仁慈。不論他對百姓是仁愛的或是暴虐的,都會從根本上視他們為他的玩物。 [120] 事實上,道家的聖人起的是上帝的作用。
既然人們應該回歸到原初自然質樸的狀態,至少對某些道家人物來說,就很難抵制這種想法:他們應該強迫人們這樣去做。因此,在道家人物可以「控制世界」以及他們應該如何管理世界、壓制人民並使他們無欲的方法之中,人們就看到了相當令人驚訝的表述。《老子》告訴我們:「聖人治理世界的方法是,掏空人民的頭腦,填飽他們的肚子,削弱他們的意志,強壯他們的筋骨,使他們一直保持在無知無欲的狀態中。」 [121] 在《莊子》中我們則讀到,「法律就是嚴厲而苛刻的,並且一定是要公布出來的」。 [122] 這樣的一些思想與道家思想的哲學核心明顯是相衝突的,並且它們代表的是對其思想核心的曲解和濫用,但是,它們卻有著極大的影響。
《老子》從未點名道姓地提到過孔子或儒者,儘管它明確攻擊了他們的哲學。 [123] 《莊子》認為儒學是它的首要敵人,並在其33篇中不下21次地論及孔子。在某些章節,《莊子》直接攻擊孔子,指責他有不正當的品行,並對他加以嘲笑和辱罵。 [124] 可是,一般來講它的做法是相當精巧的,並聲稱孔子逐漸認識到自己的方法是錯誤的,於是就改信了道家思想。因此,孔子不斷地被引述為用十足的道家方式在講話,並取笑那些實踐儒學的人。
在今天,儘管相對來講沒有多少學者相信這些故事,但過去卻有許多人認為,由於老子的作用,孔子在其晚年改信了道家思想。但是,這些故事有許多漏洞。不能說《論語》全部出自(被認為是發生過的)孔子改信道家思想之前的時期,因為有證據表明,還有一些相反的情況也是存在的;也就是說,《論語》中的一些內容明顯帶有道家思想的痕跡。 [125] 不過,《論語》並沒有指示出孔子的思想有過向道家思想的轉變。 [126] 而且,《莊子》塞進孔子口中的言辭在孔子時代是不為人所知的。 [127] 最後,《莊子》本身在孔子改變思想之日期的問題上也是不一致的。孔子被說成是早在51歲時就通過老子而受到了道家思想的教誨,並在60歲時改變了思想。 [128] 然而,《莊子》的另一章卻引述孔子的話說,他在65歲時還從未聽到過道家學說;從時間上講,他曾經再次改信了儒學。 [129] 不過,在這本書的另一部分里,孔子直到71歲時還是個死不改悔的儒者,這顯然是不認為孔子是個道家人物。 [130]
在讀了這些帶有令人眩目的怪異之論和表現出嚴格犀利的批判精神的道家著作之後,沒有一個現代人不會留下深刻的印象。毫無疑問,它們以其霹靂般的衝擊力撞擊了古代中國的思想界。很大一部分自稱為儒者的人也受到了道家思想的深刻影響。根據《莊子》某些部分的記載,孔子自己不也是最終成為老子的弟子了嗎?因此,我們在《論語》的後邊部分(這是相對晚一些時候附加上去的)就發現了大量道家思想的影響;甚至影響到了被認為是孔子本人所說的話語。 [131]
這僅僅是儒學受到一種思想類型全面滲透的一個方面,而此種思想類型,即使不全是道家的,也與道家思想有聯繫。儒者群體中的尋常之輩認為,孔子式的獲得真理的方法——刻苦學習和有條理的思考——真是太費力氣了,而《老子》卻提供了一種較為簡易的途徑,那就是,如果一個人達到了道家聖人的智慧高度,他就會「不用出門而知道了整個世界,不看窗戶外面就見到了天道。……所以,聖人不外出也知道,不看事物也能正確地稱呼它們,不工作也有收穫」。這對於某些人顯然是最具吸引力的。 [132]
另一個獲得知識的捷徑也被找了出來,那就是大約在這個時代前後成熟起來的如下理論:萬物都由陰和陽(消極的和積極的原則)組成,在此基礎之上,複雜的自然現象也能非常容易地得到解釋。 [133] 人們也開始迷上了數字,認為它們是打開宇宙奧秘之鎖的一把簡易的鑰匙。 [134] 這些原理被運用在了對一本叫作《易經(變化之書)》的古代占卜手冊的研究上了。這本書的原初部分(卦辭和爻辭)早於孔子時代,但現在卻有了十個附加部分,叫作「十翼」(「翼」是翅膀、輔助之意)。它們來自各個時期,但所有的都比孔子要晚,其中某些部分可能不會早於漢代。 [135]
為了使「十翼」具有權威性,它們被說成是由孔子編撰的。其實,它們只有7篇而不是10篇,其中頭3篇中的每一篇都被分成兩部分。它們顯然有不同的作者,所以應該個別地加以看待,但這會過度延長我們的討論。總的來說,它們是對《易經》原初部分之思想的評論和引申;它們比原初部分更易於看懂,也更有哲學味。「十翼」的第三和第四個部分(《繫辭》上、下)經常有「夫子說(子曰)」這樣的字眼,這明顯是指孔子。 [136] 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了孔子不是它們的作者。
「十翼」中的常用詞幾乎是孔子從未講過的,同時,這些詞彙並沒有出現在與孔子時代一樣早的任何古代文獻中,也沒有出現在《論語》以及甚至晚到像《孟子》這樣的著作中。這個結論也適合於二元論的概念「陰」和「陽」,它們出現在整個「十翼」中,除了最後兩部分(《序卦》、《雜卦》)。同樣,「地」的概念,作為在形上學的天地二元論中的「天」的對應部分,是在前儒家的文獻中看不到的,並且沒有出現在《論語》中,但它卻作為一個明確的形上學詞彙出現在除最後兩篇的所有「十翼」之中。 [137] 這些後來的詞彙沒有出現在「十翼」的最後兩篇之中,這無疑是意味深長的,但對我們現在的研究卻沒有什麼重要意義。這兩篇論文極其簡約,並且絕對膚淺,根本沒有理由認為孔子會勞心費神地去閱讀它們,更別說去寫作這種瑣屑的東西了。
「十翼」的大部分其他篇章也是很淺薄的。其中的很多內容是荒謬的,而其不太荒謬的篇章中的大部分也是絕對陳腐和平庸的。這樣的作品使人想起當今出版的那些手相學、骨相學和超科學之類的手冊。他們的作者,詞彙豐富而思想貧乏,企圖使用令人印象深刻的詞彙來掩蓋這樣的事實:他們根本沒有什麼值得一說的東西。
孔子沒有撰寫「十翼」的最令人信服的證據是如下事實:瀰漫在它們之中的哲學不僅不存在於《論語》之中,而且與《論語》中的哲學完全相反。《論語》說孔子不講「怪異現象」或神靈。然而,「十翼」的第四篇(《象》下)卻說:「夫子說:『……雲跟從著龍,風則跟從著虎。(雲從龍,風從虎)』」而且,從總體上講,「十翼」充滿了神奇的和形上學的語言。孔子認為,知識是一種通過經驗和思索而艱難得到的東西,但《易經》卻提供了一種相當簡易的方法。人們只需要學習這本書,學習它那神秘的數字科學(「與萬物對應一致的數字是11,520」)和它的六條線的卦象,就可以極其有效地「知道所有事物」。 [138]
如果孔子認為有如此簡便而有特效的方法能夠解決所有的疑慮,那麼,對於這樣的事實,他就應該在《論語》中做出某種程度的提及。然而,除了《論語·述而第七》「加我數年」章(這一章無疑是後來插入的)外, [139] 根本就沒有提到過這回事。而且,沒有任何一種早期資料說過孔子曾以任何方式進行過占卜。有一個明擺著的事實是,占卜在當時是一種非常普通的做法。在孔子時代之前好久,殷商一朝,人們就不斷地尋求占卜的指導,到了周朝早期,這種做法仍在繼續。 [140] 《左傳》和《春秋》的記載證明,就在孔子在世時,並且就是在他的家鄉魯國,占卜也是習以為常的,個人和政府都使用它。 [141] 《易經》也告訴我們,君子在行動之前總是要問卜的。 [142] 然而,就我們知道的而言,孔子從未求助於占卜。孟子顯然也是如此。
事實上,《易經》「十翼」大部分篇章中的占卜哲學和世界觀與孔子思想以及與即使是最早的儒家思想都是不相干的。一些中國的、日本的和西方國家的學者都同意這個結論。 [143] 在《論語》的一章中,孔子提到了占卜,但他批評了這種做法。 [144] 正如傅斯年指出的:「孟子沒有說過有關《易經》的一個字,而荀子則是順便提到過它。……他譴責了占卜的做法。」 [145] 當荀子列舉儒者應學之書時,並沒有提到《易經》。 [146]
可是,沒有理由要求儒家學說應該只由孔子和幾位大儒去創造。吉本很恰當地評論道:「一種懷疑主義的和保留意見的狀態可以使一些具有探索性的心靈感到欣喜。但是,對大眾來說,迷信活動是那樣地投其所好,以至於如果他們被強制性地從美夢中喚醒,就會痛惜失去了使他們感到愉悅的美好幻景。」 [147] 在古代中國和古羅馬,就有人採取步驟去恢復此類迷信做法。有大量儒生嚮往道家思想,需要打卦問卜,所以,他們就需要孔子認可這些東西。在「十翼」中,他們得到了所有這三者。
「十翼」無疑是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大雜燴。 [148] 它的一些篇章反覆引用孔子的話,視他為最令人尊敬的「夫子」。因此,孔子被用來稱頌《易經》的完美,並把它推薦給所有人。 [149] 在「十翼」所引用的孔子的話語中,完全承認了《易經》的尋求真理的簡易之途,並且孔子還問道:「有什麼必要去思索?有什麼必要而焦慮?」 [150] 這些話還一字不變地出現在道家著作《莊子》之中, [151] 所以,這些話顯然是從《莊子》這本書取出,並被「十翼」塞進了孔子口中。可是,有關這方面的思想,我們有出自《論語》的孔子更早的觀點。孔子說:「一個人如果沒有長遠的考慮,就會有近在手邊的麻煩。」 [152] 《莊子》引述了孔子的這句話,並把它擴展成一段偽造的文字,說孔子曾經研究過八卦和陰陽。 [153] 到了漢代,孔子被宣布為「十翼」的作者。儘管這個觀點一再受到懷疑,但時至今日,還有一些學者仍然認為孔子撰寫了其中的某些或全部篇章。
然而,有一個事情被遺漏了,那就是《論語》並沒有提到過《易》。不過,這個問題也已經解決。一些學者認為《論語·述而第七》「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中的「易」字是被作了改動,以使它顯得像是指的《易經》罷了。另一些學者則直接認為,這一章是附加進去的。 [154] 《述而第七》「子疾病,子路請禱」章也被改變得像是指占卜,但對這一章的改頭換面的說法只出現在一部道家著作中,在《論語》中卻並沒有發現一處地方傳達出了這樣的內容。 [155] 另一些可能是附加在《論語》中的章節仍然處在這種相同的影響之下。《子罕第九》引述孔子的話說:「鳳凰不來了,河裡也不再呈現圖畫了。我算是完了!」 [156] 鳳凰是一種預示好兆的鳥,河圖是一種算命賣卜的圖案。孔子在其他地方從未提到過這些內容。顧頡剛指出,這一章等於是說《論語》中的孔子是相信超自然的;顧氏直截了當地指出,它「暴露出了重大的嫌疑」。 [157]
中國思想界的新思潮使人們對於孔子的看法產生了很大變化。這可以從幾本書中尋得線索。
《左傳》已被多次提及。要想了解周朝的歷史,這本書可能是我們最重要的獨一無二的資料來源,不過,它是一座信息與訛誤兼而有之的金礦。一些學者的研究結果是,以許多不同的標準為基礎,它的編纂日期是在公元前300年左右。 [158] 一般認為,這本書的內容是對《春秋經》的注釋,但有許多學者指出,《左傳》的很多地方與《春秋經》的記載根本沒有關係。所以,《左傳》更可能是一部合成之書,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古老的文獻。不過,它顯然並不僅僅是由一些五花八門的材料拼湊而成的。相反,常鏡海的觀點是很正確的,他說:「《左傳》具有一種突出的動機。……其中的事實都是被篩選過的,以便說明歷史學家個人的信念……」 [159] 從總體上講,它體現的是儒家的觀點,儘管還散落著一些與儒家觀點相反的章節,但在這樣的一部巨著中,這種不同並不突出。
顯而易見的是,《左傳》的作者或作者們一方面是以真實的歷史文獻作依據來編寫這本書,而另一方面又毫不猶豫地對這些材料加以潤色,以便證明他們的觀點。我們很難以任何其他理由說明《左傳》所具備的首尾一致的特點,這一特點體現在一次又一次的預告未來上,而這種預告,通常都具有毫釐不爽的準確性。 [160] 馬伯樂指出,公元前629年該書做出的一個預言說,在300年後將要發生一件事,而事實上剛好發生在公元前320年, [161] 這顯然是《左傳》的編纂者們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把這樣的預言性的材料加入到了書中。這本書也經常使用那個時期(公元前300年左右)的語言,其中充滿了諸如此類的現象:超自然的預言、龍、邪惡的鬼怪、六天後復活的屍體、會講話的石頭,以及其他等。 [162] 它經常提到用《易經》來占卜(有著不可思議的應驗),還多次引證「陰陽」和「五行」(通常被譯作「五種元素」)的概念,而事實上在《左傳》所記載的那些事件發生的時代(公元前722—前466年間),這些概念還不為當時的人們所知曉。 [163] 這個事實甚至使現代的一些頗具鑑賞力的學者產生誤解,認為這些概念早就存在了,因為它們在《左傳》的對話中被提到了,而《左傳》又被看作是寫成於東周早期的文獻。
不過,有大量證據表明,《左傳》中的許多對話是虛構的。人們已經確定了的產生於那個時代的其他著作都具有《論語》那樣的語言簡潔的特點,但《左傳》所使用的卻是冗長而不乏細節描寫的語言,即使是密謀之會也不例外,並且暴露出人們內心的赤裸裸的動機。這是一部具有傑出創造性的作品,但是,作為歷史記載,《左傳》只能與莎士比亞的《朱利烏斯·凱撒》(Julius Caesar)而不能與凱撒的《高盧戰記》(Gallic War)相提並論。然而,它與莎士比亞的歷史劇作也不盡相同,因為《左傳》的首要動機既非藝術又非歷史,而是政治宣傳。因此,每個長篇講話都是偷偷地塞進一些儒家教條。結果是,這種夾帶在有些時候就顯得很不適當。據此書記載,魯國的一位高級官員作了一次冗長而高調的講演,說的是不能寬恕弒君之罪。可是,他在另一場合曾公開承認他自己曾犯過這種重罪。而且,在這番高談闊論(被認為是作於公元前609年)中,這位官員不斷提及堯、舜和其他一些人物,但這些人物都是在後來的傳說中才出現的。因此,我們一定得以極大的疑慮看待諸如此類的談說。 [164]
「蠻夷」之邦的楚莊王(公元前613—前591年在位)是一個淫逸、暴虐和好戰的君主。當另外一個國家的一位大臣殺死了它的完全沉湎於酒色之中的君主時,楚莊王便進攻了這個國家,占領了它的領土,還車裂了這位大臣。 [165] 這位大臣的母親是一位有名的美人,楚莊王就想把她帶到他的後宮中去。但是,當有人勸告他這樣做很失策時,他就把這位美女賜給了他的一個屬下。楚莊王不斷發動侵略戰爭,直到他生命中的最後幾年。 [166] 然而,《左傳》卻記載了這位武夫的幾次講話,那被認為是在他在位的中期所講的。在這些講話中,楚莊王使用了相當儒家的詞彙,詳談了人性和善良信仰的必要,譴責了戰爭,並自責為殘忍的侵略者。 [167]
《左傳》的作者或作者們顯然不認為他們這樣做有什麼不妥。相反,在他們所認定的任何合適的地方,他們都會有意識地把那些瑣碎的、令人厭煩的儒家說教加入到了行文之中。另一方面,他們並未改變他們所掌握的歷史事實,這說明他們還是有良心的史學家。至少,他們沒有把這些事實改動得太厲害,以便使他們為他們筆下的人物所寫的講話看上去完全有道理。當然,在這些插入的想像性講話中,也並沒有什麼不同尋常之處。麥考利(Macaulay,1800—1859,英國史學家)寫道:「馬基雅維里(Machiavelli,1469—1527,義大利政治思想家、歷史學家)和奎恰迪尼(Guicciardini,1483—1540,義大利史學家)模仿李維(Titus Livius,公元前59—公元17年,羅馬歷史學家)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古希臘歷史學家),為他們的歷史人物撰寫了講話。」而他擔心的是,這種做法仍舊(在1828年)被某些歐洲作者所遵從。 [168]
當然,我們並未奢求《左傳》中的儒學觀點會與孔子的學說相一致,或者它所描繪的孔子完全是符合歷史真相的。很自然的,這本書中的孔子不僅可以預言未來、顯示出超自然的知識,而且還跟一個精通龍的知識和其他玄妙學問的人學習過。 [169] 根據《左傳》的記載,孔子的家世是那樣地有跡可查,以至於使孔子成了商朝天子的後代和宋國王位的合法繼承人,這樣的說法絲毫不會令人吃驚。 [170] 《左傳》還引用孔子的話來責罵那些對當權者的錯誤做法提出批評的人,說他們是輕舉妄動的。對於這樣的記載,其實我們也不必過分驚訝。 [171] 它們充分說明,到了《左傳》成書的年代,在那些自稱為儒者的人們當中確實出現了許多「明智」的人,他們深知,審慎好過勇猛。
使人驚詫的事實是,這本歷史書儘管在時間上涵蓋了孔子一生,並且是在儒者的主持下有意圖地寫成的,但在實際上卻與孔子的生平沒有什么正面的關係。其中沒有孔子傳記,甚至沒有與傳記寫作有關的材料。 [172] 《左傳》中與孔子有關的記載只是非常少的一些零散事件,並且其中的某些事件很顯然不是以事實為依據的。其中的一例是認為孔子長期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並且還記載了一則軼話,而這則軼話是很荒謬的,以至於18世紀(在朝廷主持下)組成的一個校訂《左傳》的中國學者委員會把它刪掉了;這些學者還引述了許多以前的批評家們的觀點,認為這樣的軼話是「俗儒」的偽造。 [173]
《春秋經》的另兩種早期注釋叫作《公羊傳》和《穀梁傳》,儘管它們都是儒書,但對孔子的生平卻幾乎沒說什麼。但奇怪的是《國語》中的情形。高本漢認為這部書大約寫成於《左傳》成書的時代。 [174] 在有關魯國歷史方面,《國語》共有兩部分。我們確實希望在這本書中找到孔子的生平事跡,但卻根本沒有這樣的記載。它僅僅提到了一些事件,在這些事件中,孔子是被當作一位智者而接受諮詢,通常被問到的又是些超自然的東西,而孔子所做的答覆經常提到神靈和預兆。 [175] 但是,在這部書的記載中,孔子沒有得到什麼職務。以上分析說明,在孔子去世後200年左右的時候,他的生平事實已經鮮為人知,後來逐漸出現的填補這些空白的傳奇的豐富發展在此時還只是個開端。
對於孔子生平記載甚少的情形並沒有保持多久。生動的想像很快便彌補了無論什麼樣的歷史空白。有關孔子生平的產品獲得了大豐收,並被匯集在一部叫作《孔子家語》的書中。對於這本書的成書時期,學者們是有爭議的。韋利認為它「代表了公元前3世紀儒家傳奇的發展」,其他學者一致認為它是公元3世紀的偽書。 [176] 毫無疑問,我們現在看到的這部書與古代也叫這個書名的那部書是不一樣的,但也有人認為,那本叫作《孔子家語》的古書僅僅是被部分地作了改變或增補,最終成為現在這個樣子。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希望從這本書中找到有關孔子的確鑿信息。即使其中的某些事件是真實的(而有一些可能是真的),也已經與不可靠的荒唐事情混雜在了一起,使它在整體上難以讓人相信。在這本書中,孔子反覆識別預兆並預言未來。事實上,它還引述一位孔子弟子的話說,「夫子無所不知」。 [177]
像這樣的書,以及其他晚出的和虛構的關於孔子的故事和傳說,與《論語》相比,在描繪為人們所能接受的總體上的孔子形象方面更有影響力。這樣的結果是很令人痛惜的。不過,我們已經看到了荀子的抱怨。荀子認為,在他的時代,太多的儒生是貴族的食客和走狗,《孔子家語》恰當地反映了他們的諂上傲下,並借孔子之口肯定了嚴重的階級差別。 [178] 孔子還被描繪成這樣的一個人物:策劃大規模的陰謀,使東部的大部分地區陷入血腥的戰爭之中,以避免魯國受到單獨的進攻。 [179] 這是已經被證明了的歷史時代上的錯誤。它也使孔子贊成「欺騙野蠻人」,並建議對一些罪行,包括「發明奇怪的衣服」處以死刑。在這兩個方面,它與《論語》的記載截然相反。 [180] 諸如此類的情形還有很多,但是,若要一一列舉它們,將是件單調乏味的事情。
在《孔子家語》的偽造部分中,我們很難確定它們到底對孔子有多大程度的心存惡意。可是,這部書無疑是在強烈的道家影響下寫成的。《孔子家語》說孔子整理了占卜之書並用《易經》問卦。 [181] 它至少有一次把《老子》中的語句塞入孔子口中。 [182] 《孔子家語》還說孔子找到了老子以便跟他學習,這與某些別的晚出之書之所為如出一轍。它讓孔子甚至在見到老子之前就稱他為「我的老師(吾師)」,還認為孔子只是在受到道家聖人的啟迪之後,才開始獲得巨大名望。 [183] 在仔細核實了那個關於孔子和老子之間進行對話的故事之後,人們只能同意沙畹的看法,他認為,這種故事是「道家人物的發明。……他們進行了最自由的想像,並且大言不慚地肯定了它的準確性……」 [184]
還有一些書講到了孔子的祖先,這些書(儘管其中的一些偽稱很古老)經過批判性的研究之後,成書日期被定在了公元前3世紀或更晚的一些時候。我們不可能弄清所有的這些故事。總而言之,《孔子家語》講述的有關內容與這些書中所說的孔子祖先的大部分情形都是一致的。無論如何,要尋求了解真孔子的人們是不能沒有任何保證地去使用它們的。
最後一位早期碩儒是荀子。他的生卒日期無法確定,但他顯然是生活在公元前3世紀的整個前50年當中。 [185] 荀子出生在北方的趙國。他旅行到了齊國,並在那裡得到了一個官職。後來,他到了南方大國楚國,並且也曾任職。另外,他訪問過秦國。所以,荀子的經歷很可能比孔子和孟子更廣泛、更多樣。這個事實反映在了他的思想中。
荀子是世界性的偉大思想家之一。他的大部分思想是那種令人欽佩的、我們喜歡用我們俗氣的鄉土觀念稱作「現代」的那種東西。僅是他的《正名》篇就有比某些哲學家的全部作品具有更透徹的分析和更深邃的智慧。 [186] 他的很多思想是儒學高度理性的傳統向著新的明晰階段的邏輯發展。儘管(其原因我們馬上就會考慮)他在後儒中不太被欣賞,但是,後世儒學中的大部分精彩篇章都留下了荀子思想的清晰印記。他極大地發展了「禮」在教育中所起作用的理論,而這一理論,在孔子那裡僅僅是提了出來。事實上,具有很大影響的經典——《禮記》——中的一大部分一字不變地抄自那本叫作《荀子》的書。荀子率直地譴責他那個時代光芒四射的迷信思想。他把天解釋為自然秩序,並宣稱,與其害怕預兆和鬼怪,還不如害怕腐敗的政府和混亂無序的政治。有人問他為什麼祈雨之後就下了雨,他回答說,無論祈雨者是否祈求,天都會下雨的。 [187]
在某些方面,荀子的思想標誌著早期儒學的高峰。但是,中國人有句格言說,最偉大的成功時刻也是衰敗開始的時刻(「盛極必衰」)。在某些方面,荀子毋庸置疑地扭轉了孔子所開創的儒學的發展方向。其基本的原因是,荀子對人性缺乏信心。孔子思想的基礎是相信協作社會的可能性,在此社會中,人們將彼此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地在一起工作,也就是說,組成社會的人們不僅僅像群聚的羊那樣需要被驅使,而且應該在選擇他們自己的目的的時候發揮一定的作用。可是,荀子認為,人們必須被嚴格地指揮著進入他們應走的道路中去。
孟子在他的幾乎是出於情感上的對人性本善的堅持中,已經超越了孔子說過的任何東西。可能是因為荀子具有不同文化環境的較廣泛的經驗,以至於堅持認為不能依賴人性使人成為善人。荀子看到,同一種人在不同的環境中會逐漸變得非常不同,為此,他強調了後天訓練的突出作用。 [188] 他還宣稱,「人性是惡的,他的善性只是後天接受訓練的結果」。 [189] 我們見到過墨子傳布極權主義。荀子的思想則是,除非經過適宜的訓練,否則人們將永遠會被「自私、不道德和不公正」所促動,順著這樣的方向一直走下去。 [190]
如果人本來就是惡的,就得有某種外來的東西加諸人身,使人變善。荀子告訴我們:「所以,先前的(聖)王為人們發明了禮和義。」 [191] 在荀子看來,智慧和道德是一種固定不變的真理,人們可以學習它,但卻不能給它添加什麼。實際上,沒有合格的教師,人們甚至都不能學習它;而對於這樣的教師,人們必定是從不敢表示異議。「一個人不認為他的教師所擬定的規則是正確的,而偏愛他自己的方法,這好比是讓盲人辨別顏色,讓聾子辨別聲音;他不可避免地要走上混亂和錯誤之途。」 [192]
一個人逃脫他的天生邪惡的唯一方法就是學習,所以,荀子著重強調了學習的重要性。但在荀子看來,學習,並不是如孔子所主張的,是一個「聽到和看到更多東西(多聞多見)」,進而根據自己的經驗和智力進行理解的進程。 [193] 而在荀子這裡,必須把學習限定在明確劃定的論題之內。在此,荀子可能受到了道家學說的影響。可是,荀子並沒有像許多儒生那樣被道家學說弄得昏頭昏腦。他率直地反對道家思想中粗俗的迷信觀念和神秘主義,還點名批評了老子和莊子。 [194] 不過,道家思想在他的時代是那樣地盛行,以至於他很難避免受其影響。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孔子是一位極其嚴厲的學生的監工,他要求學生們不懈地探求真理。道家人物嘲笑這一點,宣稱這種努力是無益的和危險的。道家的這種立場是要求順應人的自然欲望,而不能說是懶惰的表現。《莊子》說:「我們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知識是無限的。用有限去尋求無限,的確是危險的。」 [195] 荀子用不同的字眼明確表達了相同的觀點。 [196] 因此,荀子責難所有的學習和研究,除非這樣的學習和研究不超出他所劃定的範圍,因為他認為他所規定的範圍才符合真正的思想傳統, [197] 他甚至還特地為此開列了一個學習經典著作的清單。他說,學習「開始於誦讀經典,結束於學習禮」。 [198] 正如德效騫所說:「荀子把儒學發展成為一個權威主義體系,在其中,所有真理都來自聖人的說教。」 [199]
這種權威主義並未止步於知識領域。既然荀子認為過去的聖王創製了約束人民的禮和義,那麼,有一個完全合乎邏輯的思想發展就是,荀子對某些所謂的異端思想感到痛惜,並宣稱當今明智的國君應該「以獨裁對待人民,用大道指導他們。……並用刑罰去約束他們」。 [200] 馮友蘭認為,荀子的這種思想之所以應該受到指責,部分地是因為,中國思想史的發展在稍後不久便處在了法家極權主義的控制之下了。 [201]
因為孟子講了所有的人一樣地性本善,荀子就反過來說人性本惡。根據雙方的觀點,所有的人都處在同一水平上。但荀子比孟子走得更遠,堅持認為人應該根據才能而不是世襲特權而獲得社會地位。 [202] 然而,無論其根據是什麼,荀子強烈地相信階級的區分,還宣稱這對於良好秩序來說是必要的。與孔子想望的「富民」不同,荀子主張,為了各階層的利益,應該由聖王把人們分成「窮人和富人,貴族和平民」。 [203] 那些處在貴族階層的人將「受到禮和樂的節制」,而普通人則應該受到嚴刑峻法的控制。 [204] 在此,荀子又一次與孔子分道揚鑣,並預示了將在以後出現的那些有才能的新儒家貴族的特權。
《荀子》這本書所提及的孔子的大部分言論與《論語》中的孔子的言語相比是極其不同的。這部書自然也出現了一些故事。它們不僅說孔子是魯國的司寇,還說孔子因此就使人民的面貌煥然一新。 [205] 然而,這部書總的來說並沒有多少不可思議和不能令人相信的內容。可是,《荀子》的最後六篇就不那麼可靠了。其中包含了一些怪異的軼聞,並把孔子提拔到了魯國「代理宰相」的位置上。可是,這些篇章無疑是後來加入到書中的。 [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