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中國之道 · 第八章　學者

孔子說：「學習，並在時機到來時把學到的東西付諸實踐，這難道不是很令人滿足的嗎？」 [426] 《論語》開頭的這句名言，立刻告訴我們孔子是位學者，而且他的學術目標是實踐性的。 孔子是好奇的。對他認為重要的事情，孔子都要提出種種疑問，而並不在乎這是否會使他蒙受無知的名聲。 [427] 儘管不能說他總是儘量小心翼翼地用最科學的標準去定奪是與非，但孔子卻是在倡導一種合理的態度，即對於所獲材料和依據予以批評性的鑑別。孔子勸告一位弟子去實踐，但「對有疑慮的東西不要輕易下判斷」。 [428] 他為謄抄書籍者感到惋惜，這些人在謄抄時不是在他們不能確定原文中的某個字的時候留下空白，而是憑猜測填空。 [429] 孔子說：「喜好智慧而不喜好學習，會導致一知半解式的概括總結。」這個表述可以說是很好地道出了實質性的問題。 [430] 用孔子自己的說法來講，他15歲時「就開始學習」。 [432] 儘管他在大多方面是非常謙遜的，但他還是公開承認他比大多數人更為「好學」， [432] 而其他人也同意孔子的這種自我鑑定。在他自己的時代和他以後的時代，孔子都被看作是格外勤勉之人。實際上，在他死後很久寫成的種種著作中，與孔子有關的傳統說法的發展使他逐漸有了超自然的智慧，並且還把他描繪成一個精通各種古代知識和奇異學問的人。據說，無論什麼時候，即使是在其他國家，人們只要發現了不同尋常的東西，都會去請求孔子加以解釋，而孔子也往往能夠做出令時人滿意的解釋。 [433] 這是傳奇，而傳奇通常會歪曲對實情的洞識。實際情況則正如這些故事所認為的，孔子是他那個時代最有學問的人。 可是，孔子教誨弟子時並不把書本作為主要方面。當他講到學習之時，並不是僅僅談及讀書， [434] 品格的修養也在「學習」這個大標題之下。然而，孔子確實學習過書本。對這一點，我們不僅有《論語》的證明，甚至總是在毀謗孔子的墨子，也勉強認為孔子「對《詩》和歷史文獻有廣博的知識，並能明晰地理解禮和樂」。 [435] 每個人都認為孔子研究過書本。但是，當我們來問，他是否也寫過書，或者至少是否編輯過書本時，大家就會處在論戰之中。這種論戰儘管一直在進行，但至今也未能彌合中國學術界在此問題上的意見分歧。 在這個問題上，康有為的理論可能是最極端的和最具有黨派性的觀點。康有為（1927年去世）這位著名的政治理論家和改革家，斷言孔子是位多產的作者。1897年，康有為出版了一部書，名叫《改革家的孔子》（《孔子改制考》）。該書堅持認為，孔子的確導致了中國文化的徹底改變。康氏宣稱，孔子為了使自己的改革理論順理成章，就把他的所有創製都說成是古制的復興。在康氏看來，儘管這樣的說法並不是真實的，但其動機卻是正當的，正如慈母用鬼怪故事讓她的孩子們感到快活也是正當的一樣。 [436] 根據康氏所說，孔子為了使自己編撰的故事更可信，就撰寫了所有早期經典。換句話說，孔子編寫了所有的古代文獻，而其中的一些文獻從早於他的生活時代就開始流傳了。 [437] 為了支持這一主張，康有為不僅引用了大量漢代（這太晚了，不足憑信）的證據，而且也使用了較早的著作。可想而知，這些證據肯定是最軟弱無力的。在有關的論證中，康有為的第一個「證明」多少具有典型性。康氏引用了墨子的說法：儒者反覆引用《詩》。於是，康氏宣稱這「最清楚」地說明了是孔子編撰了《詩》。 [438] 當然，我們僅從這種證據中很難理解康氏為什麼那樣熱烈地信仰他的理論。但是，只要看一眼他所從事的事業，就會明白一些的。康有為是當時中國學者小集群中的一員，這些學者認識到，在19世紀末葉，中國必須採用許多西方的技術，否則就會被列強蠶食掉。然而，他們的進行現代化的企圖被保守主義所阻撓，而同樣的保守主義又迫使康氏在1898年逃亡日本。在當時，阻撓他們的核心力量就是正統的儒學。所以，正是這個事實才劇烈地（儘管無疑是相當真誠地）促動了康有為，使得他在1897年盡力讓以下思想得以普及，那就是：孔子自己與過去決裂了。所以說，康氏試圖建立一個違背先例的先例。 發生在中國近代的這個事件與我們的探究並無直接關聯。但它是一個理想例證，證明有人使用了以下方法，即：孔子和他的著作一再成為政治和政策的玩物，直到實情變得模糊不清。它也清楚地指明，我們必須拋開學者和政治家們所有的爭論，並回到早期材料之中，以便弄清楚孔子是否撰寫過什麼著作。 《論語》中只有一章可以視為從總體上回應了這個問題。在相當含糊的上下文中，孔子自認為「是個傳遞者而不是製作者，相信並熱愛古代」。 [439] 這通常被認為是孔子否定了他寫過任何東西。但是，既然我們不知道孔子講這話時的語境，或者講這話的時間，它就證明不了多少東西。 《史記》認為，《詩》起初有3000篇，但孔子對它進行了刪減，挑選了最好的305篇留了下來，成為後世的《詩經》。 [440] 我們必須留神這個記述，因為《史記》述及孔子的地方並不總是可信的。古今的學者都對孔子刪節《詩經》篇幅的說法提出了疑問，他們指出，（早於孔子的）早期文獻所引用的詩句中，並沒有多少是在這個集子之外的。 [441] 孔子兩次講到了已經成為一個集子的「詩三百」。 [442] 如果他曾刪定過它的篇數，這種刪除將是相當隨心所欲的做法。而且，孔子還引過一首不在現存《詩經》中的詩， [443] 並且兩次責怪（有一次稱它們是放蕩的）一整部分詩，這些詩是在現存的三百首之內的。 [444] 如果他整理過這部書，這就是很奇怪的說法了。 可是，孔子確實說過，他從衛國返回魯國後確定了「詩」的類別，「使它們得到了合適的位置」。 [445] 這意味著他做了某種程度的重新安排篇目的工作，但是，這可能是他在《詩》上面做到極致的工作了。 有一些相似的故事產生了以下結果，即認為孔子編定了《尚書》，或者是從3240件原始文獻中挑選了若干篇組成一本書，還為它寫了序言，這篇序言出現在後來各種各樣的著作中。 [446] 然而，去審察這些內容純屬浪費時間。正如上一章所述，在孔子時代，合這種政府文獻為一處的集子的確是沒有的。如果孔子編輯過這樣一個文獻集的話，那麼，在一個世紀之後，孟子就很難對《書》的篇章說出這樣的話：「與其完全相信它們，還不如壓根兒就沒有它們」。 [447] 《春秋》也被認為是由孔子編著而成的。不過，這種看法並不會馬上就能用簡單的推論駁倒。《春秋》是一本簡要的和未加修飾的編年史書，記載了公元前722—前479年間魯國發生的事件。這部書只是關於政治事件、國家聯盟、重要人物死亡以及發生戰爭之日期的一付乾巴巴的骨架。它偶爾也記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諸如「這年春天沒有冰凍」、「椋鳥來到，在樹上築巢」，以及「六隻魚鷹倒著飛過宋國都城」。 [448] 顯而易見，這只是一部記載一些孤立事件的編年史，其中的內容是由宮廷史官記載下的已經發生了的或變得知名了的事件。 [449] 如果不是因為《孟子》某些章節的說法，可能不會有人老是認為它還會是別的什麼。 根據《孟子》的說法，孔子寫過一部叫作《春秋》的書，而且，此書完成之後，「叛亂的大臣和壞分子都被恐懼所震懾」。 [450] 然而，在我們讀到的《春秋》中，並沒有什麼地方明顯地有意製造任何這樣的效果。可是，後來的儒家學者卻把書中的某些事實匯集一處，認定這本書一定有「隱義（微言大義）」。結果是，他們中的很多人沒日沒夜地辛勞，目的就是要破譯《春秋》所記載的整個歷史中的密碼，但是，這可能是一個極其過分的企圖。比如，根據這些學者的研究所得，在這本書的記事中，對於各種人物的死亡的表達上使用了明顯不同的詞語，以表示對這些人物生前行為的「稱讚或譴責（褒和貶）」。可是，這種原則未被發現可以運用於全書。同一個解釋者，在此處把某句話描述為譴責性的，而在彼處又解釋為讚譽性的。 [451] 用冗長的篇幅研究這些意圖的理雅格（1815—1897）寫道：「整部書就是個謎語集，對這些謎語，有多少個解謎者就有多少個謎底。」 [452] 如果真有一個密碼，這些有意圖的努力應該會解開它。但事實證明，這畢竟只是一部簡約的編年史書。 那麼，孟子的話證明了什麼呢？答案是，孟子所說的《春秋》（根據孟子的表述，是孔子所作）並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部《春秋》。在古代中國，有多種史書都用這個書名，而孟子的描述，在好幾個方面都不適合我們現在的這部書。 [453] 實際上，孔子究竟是否寫過任何叫作《春秋》的著作是非常令人生疑的。孟子說，孔子認為他自己寫這部書的首要目的是揚名； [454] 如果這是真的，那麼，為什麼《論語》卻沒有一個字提及孔子曾寫過這部書或任何別的書呢？有一個不能視而不見的事實是：在孟子時代，儒家傳奇大量湧現，以至於孟子本人就認為有必要解釋為什麼孔子沒有成為天子。 [455] 孔子也被認為是「禮」之本源。在有些人看來，即便孔子沒有親手撰寫過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本最早的「禮」書——《禮記》的任何一部分，這部書的寫作也要歸功於他的啟迪。 [456] 這種說法是很令人懷疑的。但也有證據表明，孔子所做的大量努力確實刺激了人們對「禮」的興趣，所以，他至少是間接地鼓勵了人們就此論題進行寫作。《論語》不僅證明了孔子對「禮」感興趣，而且還指出他對「禮」進行了歷史的考究。在這本書中，甚至有人還認為孔子能預測「禮」在未來的變化形式。 [457] 可是，並沒有早期的材料為《史記》的斷言作佐證，這個斷言說的是，孔子「整理」了《禮》。 [458] 《史記》的這種說法意味著，孔子要麼是撰寫了要麼是編輯了一部有關「禮」的方面的著作。 同樣的論斷適用於「樂」的情形。孔子對「樂」很感興趣，並去研究它，但沒有證據說明他曾寫過有關它的任何東西。 [459] 我們甚至不能肯定在早期中國有過一部音樂專著。 在有關孔子是否撰寫過什麼著作這個問題上，我們必須考慮的最後一本書是《易》（變易之書，《周易》）。它實際上是一本算命占卜者的手冊，據說如果學會使用它，就可以用它來預測未來。這部書包含了兩個相當不同的部分，即原初的文本（《易經》）和一系列附錄（《易傳》或「十翼」）。幾乎所有學者都認為原初文本的產生時代早於孔子，但頑固的傳統說法卻把附錄的著作權給了孔子。甚至在當今都還有一些有鑑賞力的學者仍相信孔子寫作或編輯了附錄的某些篇章或全部附錄，並根據對這些附錄的分析來討論孔子哲學。 可是，一些最有鑑賞力的學者們現在認為，孔子與《易》的產生毫無關係，這是一種正確的觀點。對此，我們擁有大量的證據。到了孔子時代，儘管占卦問卜在中國已經有了至少一千年甚至更長時間的歷史， [460] 並且孔子時代的人們也經常使用它，但是，並沒有早期資料說明孔子曾經使用過占卜。實際上，我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孔子和早期儒家對於占卜是大皺其眉的。 可是，《易》在後來卻引起了一些儒家學者的注意，他們對這本書進行了熱情的研究，以至於逐漸把它列為「五經」之首。然而，正是這些後儒製作了《易》的附錄部分（即「十翼」），並把著作權歸於孔子。可是，孔子事實上不僅根本沒有使用過占卜，而且從未提到過這本使人不安的《易》。《論語·述而第七》中的一章被認為與《易》有關，但這是被改動或插入的，以便讓孔子明確認可人們對此書的研究。 [461] 當我們漸次去審察後代儒學（我們將考慮這種發展的某些細節）時，完備的證據將會展現出來（原書第198—202頁）。這些證據非常清楚地說明，孔子既沒有撰寫過又沒有編輯過《易》的任何部分。 完成了對那些被認為是孔子所著之書的審察之後，我們的結論是，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能說明孔子曾寫作過或編輯過任何一本書。這並不是一個具有獨創性的斷言，越來越多的學者近年來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462] 孔子沒寫作這些書，他也就至多是讀一讀它們並把它們運用在他的教學中。這就有必要探究它們在與孔子思想的關聯中所起的作用了。為有助於我們給這個問題尋找答案，讓我們審視一下孔子引用這些書的方式，因為這種方式記載於《論語》之中。 在《論語》中，《詩》的引用要多於其他書。孔子直接引用或間接提到《詩》（或「詩」）共有7次。其中的3次是直接引用原詩，並且沒有曲解其原意。 [463] 但其餘的4次卻沒有使用其本義，而是把詩句的原意進行了曲解、牽強附會或完全改變。 [464] 最突出的一例是，有一行詩的意思被孔子引用為「讓你的思想中沒有邪惡（思無邪）」。 [465] 這些字句所表達的思想在《論語》此處的上下文中是可以的。但是，正如韋利指出的，被意譯成「思想」的「思」字，在原詩中只表示感嘆，相當於感嘆詞「啊」。這首詩講的是養育馬匹，而這一行的意思是：「啊，（讓馬）平安無事吧！」 [466] 由某種文獻逐漸結集而成的《書》只被《論語》引用過兩次，而出自孔子之口的則只有一次。 [467] 這多少有些讓人驚訝，因為習慣上認為孔子從這樣的書中汲取了思想。在其中的一個場合，孔子甚至說：「有文獻上（「書雲」）。」實際上，孔子是把他引述的章節牽強附會，以適合他自己的目的。 [468] 我們無法確定孔子對於那些講述「禮」的文章知曉多少。在《論語》中，孔子是否引用了這樣的文章也從來都是不清楚的。他也從未說過「《禮》曰」之類的話。《儀禮》中簡短的一節以及《禮記》中零散的四句話與《論語》的幾章相同或非常相似。 [469] 但很有可能的是，正是有關「禮」的那些書引用了《論語》（或者是儒家的思想傳統就是建立在《論語》的基礎之上），而不是相反。 在孔子引用的一段文字中，有8個漢字顯然是《周易》上的話。在以下引文中，我們用不同的字體標出這8個字。「夫子說：『南方之人有一種說法：一個不能持之以恆的人甚至都成不了一個好的巫師或醫生。這話說得好啊！「（如果）他的德行是易變的，他就有可能招致恥辱（「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所以說，）僅僅去占卜是無效的。』」 [470] 這是孔子在《論語》中唯一的一次提到占卜。有必要指出，從這段引文可以看出，孔子是非常不相信預言的。 孔子讀過的書比《論語》中直接引用的書籍的總和無疑要多得多。孔子把他的讀書之所得融合為一個屬於他自己的首尾一貫的思想體系。孔子不是那種學者，說出的言辭完全由引語拼湊而成。在與他人進行的思想討論中，孔子並不依靠已有的權威著作支持他的主張。他更感興趣的是一種主張是否合理，而不管它是否能在書本中找到根據。孔子的獨創性瀰漫在那樣廣大的範圍之中，以至於他通常是以自己的一定之規來引述書本上的話，而對於這些引語的本來意義卻不甚留意。 孔子並非起初就想做個學者，也不是最初就有意要去做一個教師。孔子看到了他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充滿了災難，所以，他的主導思想是要把這樣一個世界改變成福地。為了將此項工作進行到底，孔子使用了許多工具，其中就有書本，但他的興趣並不是為知識而知識。當一位弟子請求教授農活兒時，孔子指出這不值得君子去學。 [471] 孔子認為，他的世界的當務之急集中在與道德和政治相關聯的各個領域，而他就把他的教學和研究朝向了這些主題。孔子毫不隱諱地痛惜那種不能轉化為實際用途的博學， [472] 這不是說做學問本身是一件壞事，而是因為它是當時社會現實所消費不起的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