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中國之道 · 第七章　教師

自古以來，教師的數目可謂不可勝數，但是像孔子那樣以個人的身份並完全依靠對年輕人的教導而改變人類歷史進程的教師卻是屈指可數的。孔子之所以能取得這樣的成就，主要依靠的是他特殊的教學方法和教學內容。 在孔子時代之前，中國就產生了興辦教育的活動，但我們對其具體內容卻知之甚少。確實有一些典籍認為，在孔子時代的幾千年前就有了真正的學校在運作，但大部分這種書籍都完成於孔子時代的幾個世紀之後，所以它們之中有關學校教育之記載的可靠性是令人懷疑的。 [271] 生活在孔子去世一個世紀之後的孟子認為，在周朝的上兩個朝代——夏朝和商朝，都建立過正規的學校。 [272] 但孟子並不能被免除以下的懷疑：他想把在未來要完成的東西歸之於過去。當我們轉向實際上出自前儒家時代的文獻時，就會發現，除了那些用來教授射箭的地方外，沒有證據證明有過任何正規的學校。這種教習射箭的地方是青銅器銘文提到的。 [273] 可是，根據可靠的記載，有大量的人跟隨私人教師學習。很可能是，所有具有世襲特權的將來的統治者，以及也許是所有高層貴族的子弟，都有私人教師。官階低的年輕人要接受比他們地位高的官員的訓練，但是，這些教育渠道與孔子的教育舉措不是一回事。負責這種培訓的教師事實上是政府官員，接受教育的人是那些已經在政府任職或者註定要繼承政治地位的人，而對這類人的培養目的也是貫徹與現存政治模式相一致的政府（官方）行為。 孔子所做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作為平民的個人行為，孔子把各種條件的人都當作他的學生，只要他們是塊好料。孔子教育他們的意圖是：造就一個不同的，並且是他所深信不疑的、非常良好的那種政府。 所以，孔子的教育目標是實用性質的，但是這種實用性並不是狹隘的實用主義。儘管教育的目的是造就良好的政府，但這並不意味著教育的最終結果僅只是培養一個稱職的官吏。事實遠非如此。孔子所要培養的官吏在各方面都應該盡善盡美，近乎理想之人。他們絕對不僅僅是具有某種特殊技能的專門人才。 [274] 孔子有一次把完人定義為這樣一種人：擁有智慧，脫離貪慾，勇敢無畏，多才多藝，以及彬彬有禮，精通禮儀和音樂。 [275] 這無疑是他擺在學生面前的做人的典範。 孔子希望他的學生所具有的某些品質，例如勇敢和誠實，並不是在政治上獲得成功的先決條件。但是，孔子的目標不是個人成功的事業，而是良好的政府。他相信，只要政府由某種人進行管理，這個目標就能夠實現。這種管理政府的人一定要接受通常所必需的教育，還需要具有剛正不阿的品質，以及達到自我約束的修養。孔子問道：「一個不能自我克制的人怎麼能夠管理他人呢？」 [276] 事實上，孔子認為，國家首腦和所有政府官員在道德上都應該成為最高行為方式的典範。他進而強調，如果國家的管理者想取得實實在在的政治成就，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模範作用，而不是花樣繁多的說教或懲罰。 在這方面，孔子常常被誤解。不可忽視的是，後來（我們以漢代為一個特別分界）開始流行一種形上學的，或者也許應該稱作偽科學的理論，認為宇宙的各個部分之間都以親密的和顯著的方式相互聯繫。在這種形上學理論看來，皇帝的最微不足道的行為也會影響宇宙的運作機制。因此，成書於漢代的《禮記》說，如果皇帝在夏季最後一個月穿白衣而不穿紅衣的話，「大地將一片汪洋，莊稼不會成熟，還會有許多婦人流產」。 [277] 許多學者以這種形上學理論解釋孔子的思想，認為他所講的對統治者德行的本質性的影響就是指的這種幾近魔法的強制力量。 [278] 本書作者從前就持這種觀點。 [279] 但如果我們仔細研究真正的早期文獻，就會發現這種思想與前儒家思想並不相干，也沒有出現在哪怕是稍晚於孔子的著作中。這並不是說在早期著作中就沒有迷信或異教。在許多早期著作中有大量的（但卻是不相同類型的）神靈和精怪，它們是那樣的實在，以至於有時會產下嬰孩，但卻並不帶有神秘的和複雜的「感應」作用。總的來說，在早期文獻中，孔子認為，統治者要想引導人民趨向於善，就不能依靠魔法般的強制力量，而是一定要依靠道德典範的力量。 [280] 孔子盡力使他的學生（有一些來自社會下層）成為適合於擔當（嚴肅意義上的）政治職位的人。也許正是為此原因，孔子號召他們修養理想的人格，要求他們努力成為「君子」。「君子」這個詞的字面意義是「國君之子」，也就是國君的親屬，因而也是貴族的一員。與之意義相反的是「小人」，意指平民百姓。 [281] 在早期文獻中，講到有繼承權的貴族時，一般都是使用「君子」這個詞。在早於孔子的文獻中，「君子」也很少有其他意思。 [282] 孔子有時也使用這個詞的舊有意思，但是，對他來講，這是例外的用法。 [283] 在通常情況下，孔子所說的「君子」是指這樣一種人，他們具備了一個理想的貴族應該擁有的那些品質，也就是說，孔子的君子，是一個真正的（而不僅僅是世襲的）高貴之人，高尚之人。這個詞的詞義變化類似於英文的gentleman一詞。這個詞原指出身於上層社會的人，但現在一般是指舉止得體和有修養的人，與人的出身並沒有關係。為此，我們就遵循常規，把中文的「君子」譯作gentleman。 因為「君子」的新意義而不是舊意義逐漸流行起來，所以，那些不符合儒家行為標準的在位者便自動將自己劃入了「非君子」的行列。這樣一來，儒者便指出，正是君子，而不是世襲的在位者，才是真正的高貴之人，並且因此而理應成為政府的管理者。 孔子的目標是把他的學生培養成君子。孔子是用什麼樣的具體措施實現這一目標的呢？他自稱從未拒絕過教授任何人。儘管他很窮，孔子也只要求他們帶一束干肉作為投師的禮物就可以了。 [284] 這不僅僅是自恃，還有儒學所堅持的對卑賤之士的善待，而這種親切的接待表現在《孟子》里的一個有趣的故事中。在他的時代，孟子以一種引人注目的方式周遊列國。有一次，孟子訪問一個國家時，居住在該國的一處宮殿里，可是這個宮殿的管理人卻怪罪孟子的弟子偷竊了他的一隻尚未編好的鞋子，孟子因此而被深深地激怒了。可是，這位管理人為自己的猜疑作辯護說，眾所周知，孟子不加調查地接收任何想跟他學習的人。 [285] 無論是貧窮還是卑賤的出身，都不會成為跟隨孔子學習的障礙，但這並不是說孔子就沒有其他條件了。孔子聲言拒絕教授蠢材，並宣稱他要教誨的是「那些滿懷渴望」想受到啟迪的人。 [286] 孔子提出這些條件的意圖，可能是想避免在這樣的學生身上浪費時間，他們跟隨孔子學習的目標僅僅是獲得財富和地位。這些人藉口關切較高層次的事物，實際上卻為破衣爛衫和粗茶淡飯感到羞辱，就這樣，孔子因為他們「不值得交談」而打發走了他們。 [287] 可是，孔子也悲嘆「很難找到情願學習三年而不想獲得任何物質報酬的人」。 [288] 那些在附近沒有家的學生可能就住在孔子的住所里。 [289] 孔子的教育方法完全是不拘形式的，所有的記載中都沒有提到分班或進行考試。相反，孔子同時與一位或幾位學生在一起交談，有時自己講，有時提問。對於書本，孔子要求學生們自己去讀，但也建議他們應該在一起學習和討論那些特別的章節。儘管這種個別教學法現在不被廣泛使用（因為它費用太高），但卻酷似於在一些學院和大學裡採用的導師制。 這是孔子成功使用的一種獨一無二的教學方法。因為孔子不僅僅是一位從事教育的學者，而且還造就了有能力在世俗政治事務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君子。孔子不教授固定的課程，但卻有確定的學生。所以，孔子的方法是強調因材施教。既然每個學生提出了不同的難題，那麼，對每個學生就應該有不同的對待。 [290] 因此，在這樣的教學活動中，第一項任務就是把握每個學生的理解力和所達到的程度。正如每個好教師一定會做的那樣，孔子十分留意學生的性格。 [291] 他的手法之一，使人想起現代精神病療法，那就是：讓他的學生們心情舒暢，然後再要求他們自然地和沒有保留地講出各自的志向。在這種場合，孔子是個良好的傾聽者，當弟子們發言時，他不打斷也不加評論地聆聽。這樣做的時候，他只是獨自微笑。但是，在他們講話的同時，孔子已經把整個印象貯存起來，琢磨著如何提高他們的長處，克服他們的缺點。 [292] 一旦做出了對某個人的分析，孔子就依之確定他的教育方法。有時，同樣的問題，對不同的學生卻有著不同的答覆。有一次，子路問孔子，當他學會什麼時，是否應該馬上付諸實施。孔子告訴他不可以，應該先去跟他的父親和兄長商議一下。隨後，冉求也來問同樣的問題，孔子告訴他可以，應該馬上去實踐他剛學會的。弟子公西華得知了這兩種不同的答覆後感到很困惑，就請教這種不同的原因。孔子告訴他：「冉求缺乏激情，所以我鼓勵他；子路急於顯示自己的力量，我就勸阻他。」 [293] 事實上，這種教育方法與兩位弟子的性格表現是一致的。 孔子教學方法的不拘陳式是獨一無二的。然而，不久之後中國的教師們卻竭力拘泥於他們自身的威嚴，並且要求他們的學生不加懷疑地接受他們所說的一切。可是，孔子以平易近人的態度對待學生，也並沒有後代教師們的令人震驚的清規戒律。這種區別不是偶然的。孔子的態度和教育方針與他的政治哲學和知識論是一致的。孔子強調的不是對錯誤做法的懲罰，而是對正確做法的鼓勵，不是強制而是說服。對待任何人和事，孔子都是堅持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態度。 [294] 孔子的做法與後來墨子的做法是不同的。墨子的一位弟子抱怨老師強迫像他這樣的新手節衣縮食（穿短衫、吃粗劣的菜湯）。 [295] 相反，孔子所看重的是獲得學生的完全信賴。這是比較容易做到的，因為孔子真的喜歡並尊重年輕人。 [296] 他對自己年輕時的困頓生活記憶猶新，他的態度就像是一位父親、一位兄長或一位老朋友，他不想給他的弟子以神秘莫測的印象，而是宣稱他對弟子們沒有隱秘可言。 [297] 孔子不是不斷地要求弟子們忠誠於他本人，而是給予他們更多的有關忠誠於自我的教導，他很少憑藉對他們的出格行為的批評而「拋棄他們」。 [298] 無論如何，以師道尊嚴為基礎的教師的權威在中國和儒學之中很快就變得聞名遐邇了。出生於孔子剛去世之時的墨子（他的哲學乃是源於儒學的一個分支）宣稱：「我的話是適宜的指導。拋開我的話而自己去思考，就好像扔掉整個收成而去撿幾顆穀粒。想用自己的話去否定我的話，就好像以卵擊石，即使用盡所有的雞蛋都不會損壞石頭。」 [299] 活躍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的荀子是一位頗受歡迎的和有影響的儒者，他也曾經說過：「不尊重教師的正確方法而傾心於自己的方法，這好比是讓盲人辨別色彩，或者讓聾子區別聲音一樣，這是無法擺脫混亂和謬誤的。」 [300] 孔子不要求這樣盲目信奉。實際上，因為他沒有那些傲慢的確定性，所以，他不會錯誤地自認為擁有了絕對真理。孔子十分明智地知道，如果學生們不想做留聲機，那就得學會自己思考。他們不能在自己思考的同時，又認為教師的每個字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如果學生與他不一致，孔子並不生氣，有時他會坦率承認他們是對的而他自己是錯的。 [301] 即使他確信他們是錯誤的，孔子也不想用書本的、古人的或自己作為教師的權威去強迫他們。孔子盡力用理性使他們信服，如果他不能讓他們馬上信服，就把事情先擱置一下，留待以後再討論。 [302] 不過，所有這些並非意味著孔子是個隨隨便便的、不講原則的教師，更不能說孔子對他的學生沒有什麼期望。相反，他對他們顯然寄予了厚望。 [303] 孔子毫不鬆懈地對弟子們不斷提出要求，以便使他們弄明白，他們必須親自去完成的終極責任本來就是屬於他們自己的。 [304] 如果說孔子從未訓斥過弟子，那是不正確的。我們已經見過，孔子甚至走到了不承認冉求的地步，這是因為冉求幫助富有的和有權勢的季氏增加人民的稅賦負擔。可是，在通常情況下，孔子的責備是溫和的，並且小心翼翼地不去傷害他所責備的學生的自尊。 [305] 孔子經常使用冷淡而緩和的幽默達到他的目的，比如說：「子貢經常批評別人。夫子說：『顯然子貢自認為已經相當完美了，以至於有時間花在這上頭；我可沒有那麼多的這種閒暇。』」 [306] 這種自由寬鬆的訓導的結果並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會讓弟子們不守規矩和不受約束。當然，他們並不總是每時每刻都聽從夫子，特別是在他們從政之後。但是，他們對孔子的忠誠和愛戴是始終不渝的，並且肯定是人類歷史上不會經常出現的。孟子告訴我們說，即使是孔子經常斥責的弟子宰予（並且曾被認為責罵對他是不起作用的），也宣稱孔子是曾經生活在世上的最偉大的人物。 [307] 孔子是用什麼樣的必修課程把所有的求學者（只要他們是有才智的和勤奮的）轉變成「君子」的呢？從有關記載來看，儘管這樣的課程不同於任何的現代教學課程，但也不同於當時流行的對年輕貴族進行培訓的學習內容。這兩者的主要不同是，孔子的教學內容中去除了射箭和駕車。這兩項技能原本是用於戰爭的訓練，但在通常的貴族教育中是作為禮儀藝術來學習的。正如擊劍一樣，時至今日，還是歐洲貴族通常學習的技能。孔子自己受過射箭的訓練，至少某些弟子也擅長射箭和駕車。孔子並不十分反對獲得這些技能，但他並不教授弟子們，因為對於孔子意義上的「君子」來講，這些技能不是必不可少的。 [308] 在此，我們再次看到一種徵兆，那就是：孔子有意識地要把世襲的並且基本上是軍事性的貴族政治，改變為具有良好品質和德行並且首要的是具有政府管理作用的貴族政治。 不過，中國貴族的另一門傳統藝術卻正好適合於孔子之教的目的。孔子把它拿過來，給予特殊關注，並使它發展成為幾乎是儒家的標誌。這就是眾所周知的「禮」。「禮」有種種的英語譯法，比如ceremonial、ritual和the rule of properiety。但是，在閱讀和理解中國古代典籍的某些有關篇章時，這樣的翻譯不僅未能揭示出中文的本有含義，甚至還把它的真義弄得晦澀難解了。 漢字「禮」是個象形文字，表示的是一種祭器。它是個精緻而貴重的器物，用來放置獻給神靈的犧牲。我們不能懷疑這個漢字的最早的意義是「祭品」。事實上，在後來它也仍然保持著這個意思。這個意思的簡單引申就逐漸地指祭祀時使用的禮儀了。 「禮」的進一步的發展模式就更複雜了。要理解它，我們必須首先認識到，我們所謂的「宗教」和「世俗」在古代中國並不是完全分離的，事實上，它們幾乎是糾纏不清地混合在一起的。同樣，生與死也並沒有明確的分界線。青銅禮器通常是供奉祖先的，但某些器物上的銘文卻告訴我們，它們既用於祭祀神靈，亦用於「宴請我的朋友」。 [309] 這使人想起，神的榮耀付與了羅馬皇帝們，儘管他們還活著。 [310] 同樣地，在早期中國文獻的記載中，幾乎用同樣的詞句祭祀死去的君主和禮讚活著的君主。 [311] 如果某個國君派出的外交使團尚在國外時國君本人就死去了，那麼，當這個使團的主要負責人回來之後，要趕到陳放國君屍體的太廟裡「向屍體匯報」。 [312] 在那個時代，宗教習俗關涉到生活的每個方面。在家族之中，祭禮並不是由專職祭司而是由家族首領主持的。如果是國祭，則由國君主持。軍事征伐要在祖廟（顯然，武器有時也貯存在那裡）和「社稷」（土地神和穀神的祭壇）舉行典禮；征伐結束時，要在祖廟向列祖列宗匯報他們的勝利，獎賞獲勝的將軍。 [313] 外交談判會在祖廟裡舉行，因為人們相信，祖宗們都要真的到場。外交宴會也在這裡舉辦。 [314] 甚至是求婚者也要被未來的新娘的父親在祖廟、在神靈面前予以接待。 [315] 因為宗教典禮的範圍是那樣寬泛，所以，原本用來指明參加祭禮者的適宜的行動規則和方式的「禮」字有時被更廣泛地用來指示一般性的適宜行為。這是個漸變的過程，並不會使人感到十分驚訝。在那些被認為早於孔子時代的文獻中，漢字「禮」的使用並不十分普遍，然而在距孔子時代不太遠的著作中，它卻不僅有「祭禮」之義，而且在其中的三個例子裡還有那種較廣泛的意義。 [316] 這就是說，作為行為名詞的「禮」的概念並不是孔子創製的，但是在他使用和討論這個詞的時候，卻使它產生了遠超乎被認為是較早一些時候出現的任何意義。 可以說，孔子給那種與「禮」相一致的行為附上了一種「魔力」功效。 [317] 關於孔子的宗教態度，無疑是個相當有難度的問題，我們將在下一章進行探討。宗教儀式是「禮」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孔子對於此類儀式並未表示過明確的懷疑，但是孔子在討論與他的學說有關聯的「禮」的時候，他通常是用非常理性的和常識性的社會心理學的詞語來談論的。我們一定記得，在孔子時代，社會的道德標準幾乎全部崩潰。比如說，陳公和他的兩位大臣同時與一個寡婦保持著公開的不正當關係，他們每個人都穿著她的一件內衣，還在公開場合拿這種勾當開玩笑。一位大臣發出抗議，對於公開暴露這種邪淫之事提出了批評，但這位大臣隨後就被謀殺了。 [318] 在當時，只有在完整的宗教儀式中才能看到一種有始有終的行為范型（這種范型受社會所能接受的行為準則的規定），在其中，人的行動接受了共同一致的行動模式的促動，而不是被貪心和瞬間熱情所操縱。因此，孔子才說，讓這種模式發揚光大吧！孔子告訴弟子冉雍，在與他人的交往中，「你的行為就應該好像是正在招待一位貴客」；假如你很幸運，能有一個管理人民的權威職位，就要十分小心地實踐對你的信任，使你的行為「就好像正在幫助完成一場重大的祭祀一樣」。 [319] 「禮」包含有禮儀實踐的種種形式，但是只有這些形式是「內在的和精神的皈依表現為外在可見的表征」時，它們才是有價值的。確實，沒有德行的人與「禮」是不相干的。 [320] 孔子說：「我實在不忍心去看那種由內心不虔敬的人所主持的禮儀。」 [321] 他表示，在哀悼死者時，真誠的悲哀比小心翼翼地完成喪禮的每個細節更重要。 [322] 孔子非常反感那種純粹的外在表現。他說：「禮啊，禮啊，難道僅僅是陳列上玉器和絲帛嗎？」 [323] 相反，真正符合「禮」的行為與平庸的循規蹈矩是不同的。後代的一篇文章說：「最偉大的尊敬不允許矯飾。」又說：「玉石的最高表征是質樸。」 [324] 孔子則說：「禮，與其過分揮霍講究，還不如失之於拘泥呢。」 [325] 根據孔子的思想，如果我們不得不給「禮」下一個定義，那也許是「有品味的舉止得體（good taste）」。 當然，所謂舉止得體，是說做所有的事情都要恰如其分，這就是「禮」的要求。《禮記》陳述道：「禮是適宜的表現。任何行為都要以此為標準來做出妥當與否的判斷，即使先王沒有做過的。」 [326] 這一點上，孔子的看法是非常清楚的。比如說，按照「禮」的要求，參加祭祀時要戴麻冕（一種用麻織成的帽子，在當時比絲織的造價高）。孔子說：「麻冕是禮所規定的，但現在人們戴絲冕；絲冕更經濟一些，所以我遵從大家的做法。」這樣的改變只是因為太費錢。孔子認為，之所以說這種改變是可以接受的，是因為它只關乎禮的外在形式，並不違背禮的實質。但是，在下一句話里孔子強調說，為了妥當地完成「禮」所規定的整個儀式，有一種規矩是重要的，即宮廷禮節要求，臣下拜見國君時，在登上台階之前要對君主鞠躬行禮，但是現在卻逐漸省略了這種鞠躬。孔子說：「這是傲慢的表現，儘管與大家的做法相反，我還是認為，應該先在下面行鞠躬禮。」 [327] 應該指出的是，這並不是卑躬屈膝式的阿諛巴結，絕對不是。孔子全面的看法是，臣民應該對君位表現出完全的和恰當的尊敬，但是，在接近君主本人並與他交談時，人們應該實實在在地表現出他們絕對的信心，即使是這樣做會被看作是冒犯。這才是禮！ [328] 「禮」顯然不僅僅是禮儀規則，所以，死板地固守這些規則，就會粗暴地褻瀆真正的「禮」。然而，另一方面，完全用真情實感去表現「禮」也是不夠的。禮是情感表露的運載工具，而這種表露一定得採取社會認可的方式。這是明顯的要求。當今，某個地方以舉起握緊的拳頭表示友好歡迎，而換個地方便成了敵意的姿勢。如果一個人承認自己是社會的一分子，並以此身份去行事，那麼，儘管他不需要被強迫，也必須遵守他周圍的人所認可的慣例。所以，儒家意義上的「禮」的實踐包含有一種知識：傳統的社會實踐加上調節它們的能力。這是一個人要想在社會中生活所必須具備的條件和常識。 對於個人來講，「禮」的作用是要把人的行為導入社會所能接受的和對社會有用的渠道之中。「禮」把文明人同野蠻人區別開來，而野蠻人是要隨時隨地和不加約束地發泄其感情的。例如，對死亡的本能反應是失控的悲哀以及同時對屍體的厭嫌。對此，「禮」就可以提供一種調節手段，以便穩妥地對待和處理屍體，並以適當的符合禮儀的方式裝飾之，以避免引起人的嫌惡之情。在喪葬習俗中，「禮」使人們能夠利用一種可以接受的表現方式表達對死者的哀悼，同時還能減輕過度的悲哀。絕對不要讓無節制的喪葬方式來削弱織成社會網絡的家庭紐帶，而是要讓自己放棄瘋狂的和無度的悲哀，因為這樣的悲哀會破壞一個人和他周圍人的生活。為了維護全社會的利益，「禮」為人們規定了一個採取適當手段來行事的進程。 [329] 「禮」實際上是平衡舵，目的就是防止不足或過度，把人們的言行導向對社會有益的中庸之道上來。因此，孔子認為：「如果沒有禮的調節，殷勤周到就變成了徒勞費事；如果沒有禮的調節，謹慎小心就變成了膽小怕事；如果沒有禮的調節，勇敢無畏就變成了不守規矩；如果沒有禮的調節，剛直坦率就完全變成了厚顏無恥。」 [330] 「禮」作為指導和促進人際關係的方法是極其重要的，並且無疑是社會存在所不可缺少的。我們傾向於認為禮儀在朋友之間是礙事的，然而，過分隨隨便便地對待朋友也會毀掉友情。孔子說：「晏平仲很知道如何保持友情。儘管相識很久了，他仍是恭敬如初。」 [331] 詹姆斯·F. 貝爾納斯（James F. Byrnes）曾講述過一個精彩的美國「禮」的例子。他寫道，美國最高法院的「每一位法官，在進入直通法庭的會議室時，在場的法官都要握握手。當我最初成為其中的一員時，我有點認為這是很可笑的，因為我經常是只與一位或幾位法官商談定案。可是，我後來才得知，在許多年前一位大法官建立了這個慣例，其依據的理論是，無論前一天法官們有多麼激烈的爭論，如果他們以握手或幾句寒暄語開始新的一天的話，就會彌合相互間的分歧」。 [332] 在教育方面，「禮」的重要性是明顯的。既然孔子想讓他的這些出身貧賤的弟子們做好在政府中發揮有效作用的準備，他就得教給他們在君子之間和在宮廷禮儀方面的禮節，這是「禮」的純粹外在的層面。但是，過度強調行為修飾會使人成為單單是殷勤有禮的虛華之徒，死板地拘泥於形式而缺乏任何個人的活力，這是常有的一種危險。事實上，這種情況在後世儒學中是常見的。孔子完全意識到了這種危險，並做出過非常明確的警告。他要澄清的是，真正的「禮」與單純的形式主義根本不同，因為「禮」是一種表現善良品質的方式，而不是對品質的隱匿或替代。孔子說：「構成君子品質的本質材料是義。君子是用禮來實現義的。」 [333] 在另一個場合，孔子又說：「如果一個人的自然本性勝過了他的後天教養，他就是個沒有修養的人；如果他的後天教養勝過了他的自然本性，他就僅僅是個受過教育的僕從。只有自然本性與訓練所得和諧互補時，他才是個君子。」 [334] 這就是說，「禮」並不是人格的基本品質，而是修養人格並使其表現善良的工具。 [335] 《論語》並沒有明確顯示孔子是否給學生們實際講述過禮的運作，而弟子子夏後來則有過這方面的實際操作。 [336] 但是，無論孔子是否使用過這種已成慣例的身體姿態，他也顯然認為，「禮」是約束情感的工具（這是被現代西方教育嚴重忽視了的人的一個方面）。孔子還堅持認為，有了「禮」所建立的平衡和節奏，個人就不會被任何危機震驚得做出令人遺憾的舉動。這種附加在理智文化上的控制情感的功能被反覆地加以強調：「夫子說：『君子廣泛地學習典籍，並且用禮約束他之所學，就不可能做出越軌之事。』」 [337] 《論語》記載，在孔子周遊列國期間，有一次他們一行人陷入了窘境，以至於餓得很虛弱。子路憤憤不平地問孔子，君子忍受這樣的磨難是否合適。孔子則告訴他：「也只有君子才能堅定地直面窮困。那些尋常之人，一旦處境不佳就站不穩腳跟了。」 [338] 「禮」的概念意指生活中的某種和諧與禮貌以及個人的持守平衡。自從孔子時代以來，「禮」的作用在中國文化中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林語堂稱它是「一種原則，已成為中華民族生活的目標，並且發揮著社會組織和管理的作用……」 [339] 它造就了中國人民某些最卓越的性格特徵。只是隨著西方思想的流行替代了中國之道的地位，才使傳統的「禮」的作用開始消失了。 孔子強調的另一項貴族式的藝術是音樂。許多重大的典禮都要有音樂伴奏。加上音樂有聲樂方面的節奏與和諧，使得樂和禮經常結合在一起。中國人認為，音樂的教育價值並不僅僅（如我們西方人認為的那樣）只能起到禮貌教養的作用。與中國人更為相像的是古希臘人的態度。在古希臘，「音樂的首要作用在於教育學方面，這種作用，在古代世界的意義里包含著品格與道德的確立」。 [340] 亞里士多德認為：「音樂具有塑造品格的力量，所以，在對年輕人的教育之中應該引入這一內容。」 [341] 柏拉圖則寫道：「音樂訓練是比其他東西更有力的工具，因為節奏與和諧能夠找到進入靈魂的道路……」 [342] 孔子對音樂深感興趣。 [343] 《論語》有一章指出，孔子在一定程度上親手校訂過《詩》這部書， [344] 而這部書中的詩篇在古代是有音樂伴奏的。孔子會彈奏瑟，這是一種類似於（西方人在14—17世紀使用的）古琵琶的弦樂器。孔子也喜歡唱歌。 [345] 孔子與柏拉圖一樣，認為音樂不僅關乎個人，也關乎國家。在孔子看來，無論是對於個人的思想品質，還是對於國家的道德風氣來說，某一種音樂是有益的，而另一種則是有害的。所以，兩位哲學家都認為，在理想的國度里，某些音樂應該鼓勵，而另外一些應該取締。 [346] 孟子引述孔子弟子子貢的話說：「聽一聽君王所讚許的音樂，就可以判斷他的德行了。」 [347] 我們不清楚孔子本人是否教授過音樂。從《論語》中純粹偶然的提及中我們知道，孔子的兩個學生（包括高大強健的子路）彈奏過瑟， [348] 所以，弟子們都會彈瑟也並非不可能。孔子確實與弟子們談論過音樂，但他很可能希望他們最好是向其他教師學習，以期得到深造。他曾說，一個完人必須精通禮樂，以此作為對他的品格的最終修飾。 [349] 在另一場合孔子說，學生的品格應該「通過學習詩來激勵，用學習禮來樹立，用學習樂臻至完成」。 [350] 很清楚，孔子把禮和樂相聯繫。作為一位教師，這種觀點不僅僅是理性的，而且是有感情和有靈性的。 現代西方音樂在技藝上無疑已經達到了音樂本身的最高的複雜性，但是，現代西方文化相對來講並不太注意音樂的較深層的含義，這無疑會讓人深感驚訝。事實上，自古以來人們就認識到，音樂會影響聽眾的情感甚至思想。可是，迄今為止，這種樸素的觀點看起來並沒有什麼進步。根據一項了不起的研究所得，音樂「影響著血壓、心跳、呼吸、基礎代謝和內分泌腺的特性」。 [351] 這項研究還認為，在某種條件下，音調對大腦皮層的波動產生了明確影響。 [352] 毫無疑問，中國古代大量的有關音樂教育和音樂的道德意義的種種理論尚未被現代科學研究所證實，但更令人吃驚的是，對此主題卻並沒有人進行過真正的研究。然而，儘管人們不太留意音樂對「正常」人的影響，一些精神病學家有時卻在研究（並運用實驗手段）利用音樂治療精神疾病。 [353] 我們不得不強調指出，孔子並不把「禮」和「樂」的技能看成是首要的。孔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學生們灌輸的基本點是：信、信、信，講求信用。孔子告訴他們：「如果一個人缺乏信用，就僅僅是沒有套馬橫軛的馬車，我不知有誰能夠駕馭它。」 [354] 當弟子子張請問「一個人應該如何行動」時，孔子告訴他說：「你的所有言語都要是誠實的和實在的，你的所有行動都要是體面的和謹慎的。如果能做到這些，即使獨自一人處在野蠻人中間，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355] 孔子稱讚過兩種人：一種人非常謙遜，不羞於向比自己地位低下的人尋找啟迪；另一種非常正直，能把有功勞的下級提拔到與他們本人相等的地位。 [356] 孔子也藐視虛偽，使他深感羞恥的是那些有意降低身份的「機巧的談話、虛假俗氣的外表和做作的尊敬」。 [357] 他明確宣布，那些用嚴苛專橫的樣子掩飾內在不足的人，至多不過是個盜賊罷了。 [358] 然而，單純的守信（這是值得欽佩的和必須的）也還是不夠的，完全不講究具體條件的誠信就等於犯了錯誤。孔子告訴弟子們，儘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一個人應該無論如何都要下決心去證實他的話語，無論境況怎樣都要完成已經開始做的任何事情，但這並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行為。 [359] 他說，君子雖然會犯種種錯誤，但他們一定得隨時準備改正自己的錯誤。 [360] 進而言之，孔子告訴他們，僅僅在思想和言論上做到守信是不夠的，真正的守信要落實在行動中。從政者首先應該盡心竭力地完成政務，而把俸祿和其他獎賞放在次要的位置上。 [361] 如果認為是正確的就不要怯懦，而是要大膽地去做。 [362] 如果有必要，一個人應該為了原則而放棄他的生命。 [363] 為了鼓勵這種行為，孔子著力使用了一種方法，即在學生面前展示「士」的理想。「士」這個字的原意可能僅指一個年輕人， [364] 它也漸漸意指「兵士」，以及（依照歷史上的一個非常普通演變的過程）「貴族」。在此意義上，「士」極有似於歐洲人所說的「騎士（knight）」。這兩個詞均指一些最低層的貴族，通常是軍人。但是，孔子在此又一次做出努力，給與「士」這個詞以不同的意義。在過了一千多年後的中世紀的歐洲，基督教會才擔負起了「馴服無節制的和野蠻的武士階層的任務」， [365] 並努力使用了種種辦法，相當成功地使騎士們信奉了教會的道德和事業。孔子所做的在一定程度上與歐洲的情形有些相似。孔子認為，一個人的行為只有像真正的君子那樣，才配稱作「士」。同時，任何以儒家德行為典範的人，不論其出身如何，就是最高意義上的「士」。 基督教會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了傳統騎士式的優點，即勇敢、忠誠和奉獻精神，鼓動這些年輕的貴族發誓「竭盡全力保護弱者、寡婦和孤兒」，並把他們好戰的能量發泄在十字軍的聖戰中。孔子所說的「士」也可能暗示了真正的士人被期望具有的熱情和奉獻精神。他說：「只想著平安地待在家裡的士是不值得被看作士的。」 [366] 弟子曾參說：「士一定要有氣魄宏大的精神和堅定不移的勇氣。因為他的責任是沉重的，而完成責任的道路是漫長的。完美的德行是他所擔負的責任，這難道不是沉重的嗎？他的奮鬥路程只有到死才是終點，這難道不是漫長的嗎？」 [367] 可是，必須強調的是，基督教的騎士其實仍是騎士，仍然是貴族的一員，而儒家的「君子」一般來講根本不是武士，通常情況下他們甚至不是世襲貴族。孔子盡力給弟子們灌輸的是貴族階層的德行而不是其缺點，他也只是借用貴族的聲望而並不教授弟子們如何行軍作戰。從終極意義上看，孔子的這個意圖取得了成功，以至於純粹的武士不再能與受中國人尊敬的學者一爭高下。 孔子使其弟子們感覺到他們從事的是最高尚的職業，就孔子能夠展示給他們的而言，這個職業的報酬只有內在的平靜和精神的純化。這種內在所得來之於以下的保證，即一個人要盡力去做高於其他一切的真正有益的事情，而最終成功與否並不重要。這樣的一個人，他的責任顯然是紛繁而又沉重的。 孔子不斷向弟子們強調修身的重要性，這份責任必須由他們自己來承當。如果他們有了任何進步，有時儘管很小，功勞也是自己的；如果他們突然停在目的地的前面，即使是很近，他們也一定得自己擔負失敗的恥辱。 [368] 孔子要他們牢記，「即使一支大軍的將帥也可能被綁去，但沒有任何力量能奪取甚至是一個最卑賤之人的決心」。 [369] 自信和獨立也是特別受人歡迎的話題。「君子在自己的內部求索，小人則向別人提出要求。」 [370] 「不要擔心沒有官位，而是要擔心對官位能否勝任；不要擔心你不被人知用，而是要擔心是否名副其實。」 [371] 人們當然應該批評任何形式的道德缺陷，但要批評他們自己的而不是別人的。 [372] 「一個人應該嚴於律己，但對別人卻要寬容，以免引起怨恨。」 [373] 孔子說：「即使僅僅與兩個人同行時，我也總是向他們學習。我選擇他們的長處去效仿，對他們的不良之處則要避免。」 [374] 「當你看到一位可敬之人時，要想著努力趕上他；當你看到一個不怎麼樣的人時，就要向內審察你自己（是否也有那樣的毛病）。」 [375] 孔子期望弟子們成為謙遜的人，當他們做不到時，就會受到孔子的挖苦。孔子告訴他們說：「孟之反這個人不是自誇者。當軍隊被擊潰時，他最後逃生。但當他接近城門時，卻一邊鞭打著他的坐騎一邊說：『不是我的勇氣使我殿後，是我的馬不往前跑。』」 [376] 孔子說：「君子羞於讓他的言語超出他的行動。」ᣪᣳ [377] 「他先去行動，而後再去談論。」 [378] 使孔子大皺其眉的不僅是自吹自擂，而且還有任何形式的過分健談。孔子充分認識到了語言的重要性以及它在比如外交活動中的關鍵作用。 [379] 但他認為，在某種特定情勢下，言語應該是簡明扼要、直截了當和便於使用的。孔子說：「言語只要能充分表達說話者的意思就行了。」 [380] 他認為喋喋不休是可恥的。孔子告訴學生們，如果一從其他人那裡聽到了什麼，馬上就向別人重複，（而沒有自己進行思考）他們就會一無所獲。 [381] 孔子說：「君子嘴鈍。」 [382]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孔子認為，言語善辯之人近乎讓人憎惡。在他講給顏回的許多偉大原則之中，以下要求是適合於治理政府的，即「遠離機巧的談話者，因為他們是危險的」。 [383] 這種對善辯之人的嫌惡看上去有些過分甚至很荒唐，但事實上卻有著正當理由。根據有關記載，孔子並不是努力用述諸最後權威的要求或呼籲來說服這種人，相反，孔子要盡力以理服人，用善辯之人的喜好辯論的長處來進行討論。但是，無論何時何地，一旦善辯之人和狡辯之言辭加入進來，真正的論證就變得不可能了。因為善辯者的目的不是尋求真理而是贏得口舌上的勝利，而為了這個目的，他們經常是儘可能地遠離真正的論題。辯才和辯論的用意不是解決論題，而是操縱人們。為此，善辯之人非常倚重發泄情感和表達先人之見，以及利用靈巧、機智，有時是幽默來轉移話題，而不是深入分析思想內涵。不用說，孔子瞧不起所有的這一切。 辯才是政治領域裡非常危險的人物。在民主社會，他們會把人民導入歧途；在君主集權社會，他們又要不擇手段地實現操縱君主的目的。而孔子則哀嘆道，在他那個時代，一個沒有善辯之能的人要想躲避災禍將是非常困難的。 [384] 正如我們在上文已經見到過的，陰謀活動是那個時代的家常便飯。孔子斷言：「我痛恨看到使用利口顛覆國家和家族。」 [385] 儘管這種陰謀家可能在短時期里慷慨獎賞儒家集群，可它最終會使儒家的活動名譽掃地。孔子足夠精明地認識到：「一個不斷尋求小利的人從未辦成過大事。」 [386] 他自己儘量避開政治陰謀，也教導弟子們依靠禮貌、誠實和守信使他們的事業受人歡迎，而且要像躲避瘟疫一樣地躲避機巧之言辭。這都是孔子的光榮。 [387] 孔子對於這種思想的堅持可能是導致以下結果的原因之一，這種結果就是：在中國歷史上，與許多國家相比較而言，講演術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 既然儒者是負有使命的人，孔子就有責任保持舉止的尊嚴，以便不損害他自己和集群中的人們的榮譽。 [388] 孔子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事業當中，並為此而深感自豪，根本沒有必要跟別人去爭辯。 [389] 孔子並未尋求速成，而是在深思熟慮之後採取行動。這種深思熟慮使他自己充分弄清了合適的行動路徑。 [390] 以自私為動機的行動有損於孔子的尊嚴。「君子吃食時並不求得饜飽，他的住處也不求得安逸。」 [391] 君子關切的是義，而把獲利的動機留給小人。 [392] 即使是榮譽（特別是以卑劣手段得到的），與自尊相比，對君子來講也是無足輕重的。 [393] 子貢問道：「一個人如果被所有的同鄉之人所喜歡，您說這人怎麼樣呢？」孔子告訴他：「這說明不了什麼的。」「那麼，全鄉之人都不喜歡的人又怎樣呢？」「這還是不足以給他下斷語。最好是他被好人所喜歡，而被壞人所憎惡。」 [394] 然而，儘管他蔑視的僅僅是虛名，孔子還是認為，君子並不願意一生之中了無所成，以至於剛一死去就被人忘掉了。 [395] 孔子展示給他的學生的真君子的理想也許可以概括為某種精神的高尚性，而不是高傲性。孔子生活在其中的那個世界是被卑劣、貪慾和暴力所包圍的，所以，孔子和他的弟子們已經認識到非常有必要（在理智上）從他們的環境中退卻。然而，要真正做到這一點卻是非常困難的。當我們體諒他們在如此退卻的同時仍鬚生活在這個世界裡，並且不得不參與它的政治事務的時候，體諒這種退卻既沒有形上學的根據又沒有宗教的實質性的援助的時候，我們必須承認它是人類精神的主要成就之一。 孔子認為，君子應該是自豪的而不是妄自尊大的。 [396] 他們是易於侍奉的，因為他們期望與之共事的只是那些稱職的人；但是，他們也是難於取悅的，因為他們不喜歡那種有意取悅他們而又與最高原則相悖而行的人。 [397] 一般來講，與孔子本人共事並不難，同時孔子也是容易相處之人，他並不是一個黨派性很強的人，也不想建立任何派系。 [398] 因為孔子的品格是建立在牢固的基礎之上，所以他在直面非常時期時也能鎮定自若。 [399] 雖然他從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會在何時被折磨至終，但他並不懼怕：「夫子說：『內省之時，如果發現自己並無欠妥之處，為什麼要憂愁，有什麼要懼怕呢？』」 [400] 所有這些聽起來很像是乾巴巴的說教，然而，孔子並沒有錯誤地認為人們僅憑斯語即可為善。其實，正如《論語》之中的孔子反覆強調的，更重要的是榜樣的力量。他相信一種真實的「品格傳播」。孔子說，某位魯國人「確實是個君子之人。如果魯國沒有真正的君子，他又是如何獲得這種品格的呢？」 [401] 孔子嚴肅地告誡他的弟子們要高度重視他們的交往之道。正如工匠必須磨快工具以便做好工作一樣，弟子們也必須依靠以下兩點使自己的品質有所進展，這就是：只與賢明的上司共事，只與有德之人建立友誼。 [402] 孔子說，一個人應該善待所有的人，但卻只與那些真正的有德者相親近。 [403] 他再三警告，不要懷著錯誤的忠誠意識與下面這種人建立友誼：他們的行為沒有價值，還拒絕加以改變。 [404] 孔子自己的典範力量在他的學說中無疑發揮著首要作用。他的不拘泥於形式的性格以及他與弟子們的親密無間增強了這種力量。事實上，沒有什麼例子能夠說明孔子言而不行。他有兩次被邀與反叛者結盟而遭到子路的反對，但他最終並未入盟，儘管他認為有理由為自己的衝動作辯護。 [405] 毫無疑問，孔子有責任向那些受他的決定所影響的年輕人提供一個沒有例外的榜樣。 令人感到驚訝的是，直到此時，不管是孔子，還是我們的分析，幾乎沒有提及什麼書籍，特別是去考慮這樣一個事實，即「儒者」這個詞被看成幾乎是書呆子、蛀書蟲的同義詞時，這樣無視書本就會更讓人感到詫異。我們在下文將會看到，在孔子去世後的幾百年中，儒者逐漸變得太專注於書本了。到後來，政府推行的科舉考試以及對儒生的教育都變得過分書本氣，以至於宋朝的改革家王安石在1058年抱怨道，他那個時代的教育主要是「對古典原文的注釋、字斟句酌的分析」。他接著評論道，這「不是古代的（教育）方法」。 [406] 這確實不是孔子之教的方法。孔子把對文獻的研究看作是君子教育的一部分，但也只是一部分。更基本的是品質的修養，以及學會與（作為社會存在的）親戚和同胞一起生活。 [407] 想去學習書本的內容固然很好，但是對書中所言要有真正的理解，或者是要把從書本上學到的東西付諸實踐。孔子堅持認為，如果沒有行動，僅僅記誦書本的內容是無用的。 [408] 《論語》有一章說，「夫子教授四樣東西」。確實，如何譯出這四樣所代表的東西的特質在一定程度上講是個難題。它們也許指的是「文獻、行動、忠誠和良好的信用」。 [409] 無論如何，它們所暗示的是，書本只是全部必修課的一個方面。 《論語》唯一經常提到的書是《詩經》，孔子僅僅稱它為「詩」。這是一本詩集，它的各種類型的詩是由各種各樣的作者寫下的，並集成於周朝初年到公元前600年之間。現存《詩經》有311首詩。孔子指出，他知道的這本書大概有300首詩。 [410] 這與現存的差不多，但也不完全一致。 [411] 我們將把孔子是否寫過或編訂過這本書和其他書的問題留待下一章討論。在此，我們只談一談孔子把它們運用到他的學說中的問題。 孔子告訴兒子伯魚說，如果不學習《詩》，就「好像是一個面牆而立的人」。 [412] 有一次，他對一群弟子說：「我的孩子們啊，為什麼不去學習《詩》呢？《詩》會激發你們的情感，使你們具有更加敏銳的觀察力，還可以擴充你們的同情心，並緩和你們對不公正事情的不滿情緒。在家中，它對侍奉父母是有用的。在外面，它對你們事奉君主也是有用的。再往遠說，它還會使你們多熟悉一些鳥、獸、花草和樹木的名稱。」 [413] 所有這些都是相當真實的和可以理解的。可是，詩篇在古代中國那個時候的另一項用處就不那麼簡單了。詩篇被認為（至少在多數情形中是相當程度地被曲解了的）有隱含的比喻意義。這樣一來，這個隱喻之意就被外交官用在他們的外交辭令中了。因此，在盟會或宴會上，兩個或更多個國家的代表將展開他們的論辯並以一種朦朧的方式立論，這就是引用包含有（或被認為是包含有）隱意的詩句。他們的對手將被預想為是能夠知道這些引語並能立刻理解其蘊意的。如果可能的話，對手就得引述更恰當的詩句作答，以期駁倒對方的論點。如果他們做不到，就被認為是輸了。 [414] 因此，對《詩》的熟知是一個人夢想進入高層官僚圈子的基礎。孔子與他兒子的另一次談話可能就是針對了對《詩》的如此使用。孔子說：「如果你不學習《詩》，在講話時就沒有什麼可資使用的。」 [415] 但他又說：「一個人可能會背誦所有的三百篇《詩》，但是，如果他處理公務時沒有效率，派去執行外交使命時又不能做出獨立（亦即不用助手的提示而使用詩句）的回答，儘管他很博學，又有什麼用處呢？」 [416] 當我們進行講演時，也會經常引經據典，這與上述情形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但我們在進行這樣的引用時要非常慎重，並且認為對引語原意的過度曲解是一種缺憾。可是，在《詩》的正統解釋中，注釋者總是無視詩句的明顯意圖，而是經常地更看重他們自己對詩句的理解。這一結論，是許多當代中西學者的觀點。 [417] 例如，有一首叫作「雞鳴」 [418] 的詩，詩的內容很清楚，是一場對話，對話的雙方是一位年輕女子和她的情人，地點是這位女子的臥房。她告訴他雞已打鳴，黎明到了。但他說不是雞鳴而是蒼蠅的嗡嗡聲，不是天亮而是月亮正在升起，所以最好還是甜甜地再睡上一覺。但此時她對他已忍無可忍，告訴他趕快回家，以免她為此而恨他。可是，正統的解釋卻說是一位「賢妻」督促她懶惰的丈夫起床上早朝。 在我們所能擁有的有關孔子的任何材料中，孔子並未犯過如此荒謬的理解詩句的過失，但是，孔子也曾有兩次用類似的方式與弟子討論詩句，並且離開詩句的本意也是相當之遠的。 [419] 我們可能得接受顧頡剛的看法。顧氏認為，由於孔子自己這樣使用過詩篇，他就應該對後世儒者過分富於想像力地理解和使用詩句負有很大的責任。 [420] 沒有證據表明孔子對書本有過任何例行的講習，或對弟子們的學習書本有過系統的指導。通常的教學之道是，孔子告訴他們研究某個主題，然後與他們就此進行討論。就《詩》而言，他只是推薦給弟子們學習。但是，在他倡導學習音樂的時候是否也指定過一本書，這就的確是個難題了。一些學者認為，在音樂方面有過一本古書，而另一些人則否定之。無論如何，並沒有孔子使用過這樣一本書的明證。 關於禮，某種程度上講我們遇到了同樣的情勢。雖然在「十三經」中有三本禮書，但令人懷疑的是，它們中的任何一本在孔子的時代是否以現在的形式存在過。其中的兩本，即《周禮》和《禮記》，很明顯是晚出的。 [421] 第三本，即《儀禮》，其中至少有一部分的內容稍早於其他兩本，但其日期卻難以確定。某些傳統的觀點把它的日期早早的定在周朝初年，另一些人則認為其中包含了孔子關於禮的學說。 [422] 不過，有關禮的某些文本最起碼在孔子之後的年代裡有過一定程度的校訂和增補，這種看法大抵是可以成立的。因此，我們就不能對有關「禮」的任何文本做出保證，不能說某本「禮」書確實曾以現在的形式存在於孔子時代。唯一能夠確定的是，這些書寫的是禮，某種類型的禮。 [423] 所以，當孔子告訴弟子們學習「禮」的時候，他很可能是指示他們應去閱讀某些文獻，並且去實踐它們所闡述的觀念。但是，孔子當時所指的到底是哪些文獻，我們卻不得而知了。 最後，《論語》提到了所謂《書》的文獻。「書」從字面上講指的就是文獻、文件，但它逐漸用來特指政府的文獻，這樣的文獻會保存在類似現在的檔案館的地方。我們不能確定這些文獻產生的時代，但幾乎可以確定的是，直到稍晚於孔子之時，這些文獻中的一部分才被編輯成集，成為我們熟知的《尚書》。 [424] 因此，當孔子在《論語》中說「書曰」（一般譯作「《尚書》說」）時，事實上可能僅僅意指「有一種文獻上說」。 《尚書》是「五經」之一，是最早的一部儒家經典。然而，我們在《論語》中沒有看到多少書的證據。只有三條。 [425] 但這三條所講的也不是孔子讓他的學生們去學習這些文獻的訓誡。 綜上所述，在孔子本人的學說中，書本的地位是相對弱一些的，這與後代儒家人物的實際做法形成了鮮明的不同。而且，正是在後世儒學的發展中，才使「儒者」和「文人」成為同義詞。當我們審察孔子之後的儒學歷史時，將會看到對書本之強調的日漸加強。這是個意義重大的象徵，它表明儒家人物的興趣已經與實際的社會改革相疏離，並轉變到了更專心於抽象學術的方向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