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中國之道 · 第六章　弟子們

如果我們要了解身為教師的孔子，就必須先得弄清楚孔子的學生是什麼類型的人，因為他們與孔子朝夕相處，與孔子有過最多的直接交流。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這些弟子的數目被嚴重誇大了，以至於達到了3000人之多。而《孟子》和一些別的著作認為他們共有70人，這可能是弟子數目的最上限。 [206] 即使是為了接近這一數目，幾乎被提到的與孔子有關的每個人都被看作是弟子了。因此，《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竟把公伯寮也算作孔子弟子了，此人只在《論語》中被提到，說他是子路的政治對手。 [207] 不過，即使是《論語》提及的請教過孔子的人，也不好被認定為弟子。我們有理由相信，這部書提到的大約22人是孔子弟子，但其中也只有一部分人達到了清晰可辨的程度。 當代中國學者錢穆指出，孔子弟子可以分成兩部分，即孔子最後一次離開魯國去周遊列國之前進入孔門的早期弟子（「先進」弟子），和孔子最後歸魯後收授的後期弟子（「後進」弟子）。 [208] 可是，要想把這兩個集群精確地劃分開來並不容易。一些看上去屬於後期的弟子，嚴格說來恰恰是在孔子出發週遊之前進學的；而一些早期弟子，當孔子晚年時仍在門下。至於每位孔子弟子的確切年齡，我們幾乎找不到非常可靠的材料，《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所說的弟子年齡僅僅是一種觀點，而崔述認為，這些年齡的精確性是值得懷疑的。 [209] 傳統說法認為，子路很可能是最年長的弟子。有時，子路不像是以孔子學生的面目出現，而更像是孔子「最好的朋友和苛刻的批評者」。我們曾見過，孔子與南子的會見使子路大為震驚。還有兩次，當孔子考慮參加據邑而反的叛亂者的行動時，子路表示堅決反對。子路嚴格要求自己，據說他「從未忽略過對別人的許諾」， [210] 而孟子則說：「當有人指出子路所犯的過失時，他大喜過望。」 [211] 儘管具有這份直率和正直，子路還是弟子中最溫情和仁慈的人物。或許有從軍的經歷，使子路養成了軍人的性格。因為子路有治軍的才能，孔子就舉薦他做官，並且公開說：「像子路這樣的人，從不會自然死亡。」 [212] 許多弟子禮數周到，具備了學者的翩翩風度，而子路則因為性格剛直、情緒急躁，使得自己根本達不到這樣的高度。這種狀況使子路產生了一種浮躁的情緒，那就是拔高他的稟賦，以至於自誇他明知自己擁有的那些品質。因此，當有一次孔子稱讚他最得意的弟子顏回的才能時，子路大聲說道：「好吧，如果您要率領一支大軍，您想和誰在一起呢？」孔子答道：「我不要這種人跟我在一起，他們（如《詩》所說）『赤手空拳斗老虎，不乘舟船過大河』。我想要的那種人是，他們謹慎地迫近困難，並制訂周密的計劃以取得成功。」 [213] 可憐的子路總是因魯莽而受責。有時，孔子明確地給他布下陷阱，而他總要踏進去。一天，孔子說：「如果我的學說再沒有進展，我將坐著筏子漂流到海外去。子路，我相信你會與我同行的。」子路對此信以為真，表現得非常高興，這使得孔子不得不冷峻地加了一句：「子路比我更喜好勇力，但卻不會去運用判斷力。」 [214] 子路的言行不可避免地為自己招來了大量的批評。實際上，儘管他具有坦率的長處，但卻遠遠達不到孔子所要求弟子的理想行為。不過，孔子也頗為小心，儘量弱化對子路的批評，以免傷害太深。 [215] 雖然（或者可能是由於）他們的脾性極其不同，但在孔子與子路之間卻有著堅強的聯繫。孔子在不斷盡力抑制子路的過度熱情的同時，也完全欣賞他這位高大強健的信徒的靠得住的品質。像顏回一樣，子路分擔了孔子周遊列國期間所遭受的磨難。而真正的問題是，孔子是更喜歡顏回（他經常受表揚）呢，還是子路（他幾乎總是受批評）呢？正如孔子所設問的：「愛，不是總能導致對於所愛對象的嚴格要求嗎？」 [216] 孔子和子路回到魯國之後，公元前481年，有一個事件暴露出子路和冉求的鮮明不同。魯國的鄰國小邾國有一位官員（他控制著一座城邑）來投奔魯國，提出的附帶條件是他把這座城邑獻給魯國，以換取魯國保證他的安全。這種事情在當時是相當常見的。這樣的協議通常是用盟誓約定來加強的。但不同尋常的是，這位官員不要求與魯國政府的盟誓約定，而是僅僅要求與子路訂立一個君子協定。無論子路是否再次從政，此時子路肯定是在魯國，但子路認為這種要求是對他的侮辱，就拒絕會見小邾國的那個人。於是，季康子就派冉求去說服子路。冉求請求道：「此事怎麼能是對你的羞辱呢？他是因為不相信大國的誓約，而只相信你的一句話呀！」子路回答說：「如果魯國與小邾國開戰，我將不問敵對行動的原因，而情願拚死在對方城下。但這個人是他的君主的叛臣，而你們卻答應他的要求，把他當成正人君子來看待，這是我做不到的。」 [217] 此後不久，子路帶著他的被保護人子羔（高柴）去了衛國，一起供職於孔氏（悝）。孔子在衛國時，與孔悝和他的父親孔（圉）文子有過交往。當叛亂給孔悝帶來嚴重危險時，子羔逃跑了，並力勸子路一同逃走。子路卻回答說：「我吃人家的俸祿，不能在人家遭遇不幸時逃走。」子路力圖去救援其主人，卻被敵人用戈擊殺了。 [218] 冉求也是早期弟子中的佼佼者，但他的性格幾乎與子路正好相反。冉求沒有過度熱情的毛病。相反，孔子有一次評論冉求說，有必要督促他向前，因為他遇事總是往後退縮。 [219] 在某一場合，冉求告訴夫子：「不是我不喜歡您的大道，而是我的力量不夠了。」孔子答道：「那些力量不夠的人，是一直走到走不動時才停止，但你卻根本就沒有啟步。」 [220] 冉求總是在動手之前就要冷靜地掂量每次行動可能產生的利益。他是有才能的人，正如孔子某種程度上勉強承認的那樣。 [221] 冉求也是個溫和的談說者，是一位老練的行政官員，甚至是一位稱職的將帥。他的精明表現在，他挑選了有助於他的政治事業取得成功的路線。由於孔子的舉薦，冉求得到了季氏的任用，獲得了一個職位。但他很快就發現，正是季氏，而不是孔子，能有助於他在政壇上的步步高升。因此，冉求竭力推行季氏的政策而不是孔子的學說。自然而然，在季氏面前，冉求日漸受寵，而沒有指望的子路則受到冷落。為此，孔子變得對冉求越來越不滿。所以，當冉求幫助季氏增加會使人民負擔更加沉重的新稅賦時，孔子就不承認他是自己的弟子了。可是，並未看出他事實上被（至少是很長時間地）逐出孔門。 子路之喪生是因為他拒絕擅離職守，儘管當時的力量對比對他是無望的。可是，數年之後，當我們再次看到冉求時，他卻依然飛黃騰達。 [222] 對於這其中的道德寓意，我們必須留給倫理學家去分析和評判。 樂居性情之中游的是弟子子貢。他具有一種幸運的才能，使他能夠取悅於他為之工作的那些人。他為他們工作，但卻不必奉承他們；他也獲得了成功，但不必拋棄他的原則。可以說，子貢是那種具有良好適應性的人，能夠把內在和外在的東西結合起來。一定程度上講，子貢是有主見的哲學家，然而，他那開朗的性格又使他左右逢源，讓每個人都喜歡他。在日常講話中，子貢能充分表現他的口才；作為外交家，他又是那樣地善於應對，以至於季孫曾後悔沒有帶著子貢就冒失地參加了一次外交盟會。面對棘手的政治事務，人們渴望得到子貢的判斷。甚至在經商方面，他也獲得了令人羨慕的成功。 [223] 《論語》清楚地顯示了子貢與孔子之間極其親密的關係。可能是因為這個事實，以及他的資歷和才能，在孔子死後，子貢被看作是為孔子守喪期間的孔門主持人。 [224] 子貢對孔子的忠誠是堅定不移的。在兩個場合，有些人（一次是弟子子禽）認為子貢與孔子可以平起平坐。但這兩次子貢都十分肯定地解釋說，這種斷言只能說明講話的人缺乏理解力。他警告子禽，最好是小心說話，以免讓自己擔上蠢人的名聲。 [225] 子貢宣稱，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什麼人能與孔子相提並論。 [226] 孔子稱讚子貢的才智，並把他作為有政治洞察力的人推薦給季氏。 [227] 但是，孔子也被子貢氣得夠嗆。孔子總是懷疑辯才，而這正是子貢所擅長的。利用他隨和的性格，子貢一定會成為一個不怎麼使人感到厭煩的人，再加上他豐富的天賦魔力，成功就屬於這位文雅的弟子了。毫不奇怪，孔子對他沒有辦法，只好在忍不住一時衝動的時候，用暗中諷刺的方法揭穿子貢的自恃。 [228] 看著子貢，孔子特別為顏回感到苦惱。顏回被認為是所有弟子中絕對最有才能的一位，但卻既無名聲，又無家財，而子貢和其他人卻輕易贏得了政治和經濟方面的成功。 [229] 孔子有一次問子貢：「你認為你和顏回誰更強一些呢？」子貢回答說他不敢與顏回相比較。 [230] 顏回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但在其他人眼裡，確實是不知怎麼稱讚他才好。對於顏回的稱讚，《論語》中有很多說法，但是如果我們把它們加在一起時，得到的僅僅是個德行操守條目。孔子自己承認說：「直到我們了解了一個人的過錯，才能斷定他是有德行的。」 [231] 可是，如果我們仔細思考這句話，就會很容易懷疑到顏回，證明他是具有嚴重缺點的，因為他幾乎不犯什麼過錯。同時，與某些弟子不同，我們幾乎從未看到顏回說些什麼，通常他剛好與孔子保持一致，或者不加評論地接受了孔子的決定和意見。人們不禁要懷疑，顏回是否只是個根本沒有主見的蠢材。 顏回幾乎從未表現出過溫情，也沒有通乎人情的態度。有一次，顏回和子路與孔子在一起，孔子說：「為什麼不向我講講你們兩人都想做些什麼呢？」子路馬上回答：「我想擁有車、馬和裘皮衣服，並與我的朋友分享，而不在乎朋友們把它們弄壞。」顏回則說：「我的願望是，不自誇我的長處，也不過分強調我為別人做過的事情。」 [232] 這讓子路頗感難為情，就很快請老師也說說有什麼願望。不過，如果有人認為顏回給人的印象是一個完全沒有同情心的人的話，那也是錯誤的。子路是個可愛的人物，但他永駐的孩子般的自誇和對於受表揚的渴望，在那時一定很難與人相處。 孔子本人也曾驚詫，是什麼東西使得顏回如此不同尋常地溫順。孔子說：「我整天跟他談話，而他從未有過與我不一致的地方，這樣看上去他好像是個愚人。但是，當我探查我不在場時他的作為時，我發現他的行為完全證明了我教給他的東西。不，（顏）回不是愚人。」 [233] 不僅是孔子，其他弟子也稱讚顏回，稱讚他傑出的才智和德行。 [234] 孔子對顏回的稱讚完全超過了其他所有人，稱讚他既是勤奮的學生，又是不屈不撓地堅持道德行為準則的人。 [235] 不過，顏回顯然不曾得到過行政職位。 [236] 他的去世確實相對早一些，但這並不是全部原因。當時沒有一個在位者對顏回感興趣，因為適合他們興趣的是其他弟子。 [237] 孔子則說，顏回和他一樣沒有被任用。 [238] 如果顏回未能從政的原因是由於某種缺陷，那麼這種缺陷不是才智上的，而是個性上的。顏回終其一生都很貧窮，這一事實作為一種天然的限制，會使他變得很拘謹。孔子宣稱，在直面其他人不能忍受的貧困時，顏回「堅持一種不變的快樂」。 [239] 但在經過了一定的時間之後，這種快樂就變得有點機械了。如果我們一定要確保對人類精神的至高無上的考驗的話，上述變化便是特別真實的。這種考驗就是，眼看著那些在才智和才能方面遠比不上我們的人，再三再四地優先於我們被任用。這就是顏回的命運，也正是孔子的命運。但孔子能夠升高到完全超乎其上，這就是為什麼他是所有時代的偉人之一的部分原因。要是顏回（更像我們其餘的人）因此而有點性格乖僻的話，我們也是很難責怪他的。 孔子把顏回當作自己的兒子一樣看待。 [240] 當他去世時，孔子呼喊道：「上天在毀掉我（天喪予）！」並以在其他場合不會有的舉動來哀悼顏回。 [241] 顏回家境貧寒，家中無力給他以厚葬。其他弟子們便合力以時尚的標準厚葬了他。孔子反對這種厚葬，因為這與貧窮之家不相稱。弟子們懷著深深的敬意以及（也可能是）慰藉之情埋葬了顏回。教師得意門生的位置是最難待的。 其實，並不是所有弟子都能成為我們所討論的那些少有的傑出弟子。宰予便以其絕對的難以駕馭而把自己從這樣的弟子中區分出來。宰予不僅與其他人不同，甚至還微微刺破了蒙在孔子箴言上的有趣的薄紗。 [242] 要是他有突出才能的話，這種做法可能還會得到完全的肯定，但他並沒有像樣的才能。 [243] 宰予是能言善辯者，這似乎是他唯一的長處。孔子說：「從前，我只要聽到人們說的話，就肯定了他們會付諸行動。但是現在，我聽了他們的話之後，還要審視他們的行為。我從宰予那裡得到的經驗導致了這個變化。」宰予也很懶惰，多次使孔子難以忍受到了頂點。 [244] 不過，我們發現了宰予與魯（哀）公的會談， [245] 而這份殊榮從未落到過顏回的頭上。 後期弟子極其重要，因為正是通過他們，孔子的學說才傳至後世。這些後期弟子沒有一個人像子路、冉求和子貢那樣達至政治高位。但是，孔子並沒有用他或他的弟子們的政治活動去深刻地影響世界。確切來講，孔子用來影響世界的是他的思想學說。孔子的學說之所以能夠生效，正是由於弟子們宣傳了它，並且大抵是後期弟子擔當了這方面最重要的角色。正如我們所預料的，他們後來所教授的與他們先前從孔子那裡所學的並不完全一致。這些人塑造並給定了儒學原理和儒家傳統的首次取向。因此，我們必須探究他們是何種類型的人。 無論依據什麼樣的重要標準，都不容易確定究竟是哪位弟子做了教師。與此相關的種種傳統說法是很值得商榷的。 [246] 崔述（可能他掌握的證據與別人一樣多）認為主要的宣傳家（傳播者）是子游、子夏、子張和曾子。 [247] 如果只是根據孟子所述的令人好奇的故事，我們必須要提及另一位後期弟子。孟子說，孔子死後，子夏、子張和子游「認為有若好似聖人」，並希望能像侍奉孔子一樣地師事於有若。他們力勸曾子參加，但被拒絕，因為曾子宣稱，沒有人堪與夫子相提並論。顯然，這個計劃最終破產了。 [248] 有若可能有自己的學生，因為《論語》中有三次提到他時均稱呼他為夫子（有子），但我們對他知之甚少。 有關子游的材料，我們只有不多的一點。他被稱讚為在文學研究方面取得了成就。 [249] 像其他後期弟子一樣，子游對禮樂特別感興趣。《論語》記載，當孔子走近子游擔任邑宰的城邑（武城）時，聽到了弦樂和歌唱聲。尋聲而去，孔子發現，原來是子游正在教授當地人音樂和禮儀，而這些通常是朝廷中的君子專用的。子游解釋道，他這樣做是把孔子之道教授給人們。這使子游成為平民教育的最早實踐者。 [250] 子張是後期弟子中最為精神飽滿、衝勁十足的。事實上，孔子有一次說他是失之於「走得太遠」。 [251] 子張坦誠地鑽研贏得官職和俸祿的方法，並希望自己能夠成名。 [252] 他沒有那些熱心於追求大道的人們的耐性。子張宣稱，如果有必要的話，人們應該時刻準備著為他們的原則而獻身。 [253] 這個精神飽滿、一往無前的弟子並未受到同門的完全歡迎。曾子認為他是自我看重，而子游則說：「我的朋友（子）張能做困難之事，但他不是完全的講求德行之人。」 [254] 《論語》並未直言子張有自己的學生，但《韓非子·顯學》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都把子張列在了孔子死後從事教學的弟子之中，前者還認為他是儒家內部一個學派的創建者。 《論語》特別指出子夏有弟子，並講述了與他的教學活動有關的事情。《墨子·非儒篇》中有墨子與子夏弟子的一場談話。《史記·儒林列傳》則告訴我們有四個人跟隨子夏學習，並在後來「成為王侯之師」。子夏自己到晚年也是魏文侯的私人教師。 [255] 毫無疑問，在傳遞和建立儒家學說的人們之中，子夏是非常重要的一位。 子夏有一些學究氣。 [256] 在《論語》中，他被稱讚為文學之士。孔子認為他的脾性與子張相反，說子張走得太遠，而子夏走得還不夠。此二人的不同達到了言語衝突的地步。有一次，子夏的一位弟子向子張請教與人交往的原則。子張問道：「子夏告訴你們些什麼？」這位弟子回答：「子夏說：『與那些行為得當者交往，與行為不當者保持距離。』」子張說：「這與我所講的不同。君子褒揚有德有才之人，但卻寬容所有的人。」 [257] 這種爭論大量湧現在孔子死後。正如《韓非子》所言，從事教學的每位弟子都自稱擁有「真正的孔子學說」，而既然孔子「不能死而復生，誰將作孰是孰非的裁定呢」？ [258] 子遊說：「子夏的弟子在以下方面做得足夠好：灑掃地面、應接傳喚、回答提問以及舉止進退。但這些事情是特殊的和偏專的，而與基本要求相關的東西卻相當缺乏。」子夏為自己作了辯護，宣稱不能一下子教授給學生全部真理，而應該是循序漸進地加以傳授。 [259] 可是，如果說子夏只是個學究，在其他方面一無所能，那將是錯誤的。子夏曾做過一個城邑（莒父）的邑宰。 [260] 他興趣廣泛，有一些見解還使孔子受到啟發。不過，子夏確有某種學究氣質。比如，他認為：「只要一個人不越過大的道德問題的界限，就可以在小的道德問題上有所出入。」 [261] 這顯然證明了，他以命令式的言辭把道德準則認作是某種僵硬而固定的規則，而不是像孔子那樣，把道德準則看成是達到某種目標的實際進程。可能正是這些傾向，促使孔子提醒子夏一定要以「君子的而不是小人的方式」 [262] 行事。 如同其他弟子的情形一樣，在種種典籍中，有許多關於子夏的軼事，這些書籍的年代晚於我們現在使用的主要材料。例如法家著作《韓非子》，其中引用的子夏言語完全是法家式的，以至於讓人馬上就會懷疑子夏不是個忠實的儒者。 [263] 這種讓人在身後改變信仰的做法是那個時代意識形態鬥爭的常見標識。後來的儒家書也包含有許多各種各樣的孔子弟子的故事，其中有一些可能是真的，而另外一些確實是虛構的。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幾乎不可能從所有後世著作的偽造資料中區分出真實的東西。為此，我們只能在較少的著作中尋找實情，因為這些著作是早期的記載，更為可靠一些。 另一位具有巨大影響的弟子是曾參。 [264] 《論語》通常稱他作曾子（曾夫子），因為這種稱呼是他的弟子對他而言的，所以，至少在表面上看去也可以說曾子一派主要掌握了編纂《論語》的工作。孟子把曾子稱作老師（先生），並說有一陣子曾子有多達70多位學生。 [265] 孟子也認為曾子是無畏的，但在一則故事中，孟子所講述的曾子的行為可並沒有表現出這一點。孟子說，曾子居住的城邑遭到鄰國軍隊的襲擊，而曾子則是第一個跑掉的，為此，他顯然受到了人們的批評。孟子為曾子受到行為怯懦的指責作辯解，說既然他不是士兵，也許這算不了什麼。然而，更重要的是，曾子在襲擊到來之前離開城邑時還告訴看房人，「不要讓人住我的房子，他們可能會毀壞草木」，這種話完全缺乏仁愛之心。 [266] 無法想像曾子會說出這樣的話。 可是，如果說曾子不重視道德之行，那將是非常錯誤的。事實上，除此之外，他根本就別無他顧。我們發現，在《論語》所記載的曾子的許多觀點中，與世俗的國家或政府的行為相關的內容實在是很少，而是絕大部分專注於個人的道德修養。當曾子病重時，孟孫來看望他。曾子說：「一個人臨終之時，他的言語是善良的。一位君子，遵從著大道，把三樣東西看得高於一切：他的每個態度和每個姿勢都遠離暴力和傲慢的跡象；他的每個面部表情一定預示著善良的信仰；他說出的每個字一定要去除粗野和不得體的痕跡。」 [267] 令曾子感到寬慰的是，面對死亡，他馬上就要超越那種只有在活著的時候才可能做出的不得體舉止的危險了。 [268] 曾子因為對孝的博學深思而在儒家之中受到歡迎。 [269] 在《論語》的好幾章中都有曾子對孝道的闡述，而孟子則以帶有某種程度的傳奇色彩的方式描述了曾子的不同尋常的孝行。 [270] 一個有趣的事實是，正是後期的而非前期的弟子對孝給予了特別的注意。這種現象其實並不出乎人們的預料。 被看作是兩個集群的早期和後期弟子在個人興趣和實際行動方面有著顯著的不同，而孔子的個人經歷的確是導致這種不同的部分原因。我們看到，直到他周遊列國的最後幻滅到來之前，孔子還希望自己能夠得到一個官職，並以此實踐他所宣講的政治和道德思想。在他晚年回到魯國之前，孔子只是偶爾搞搞教學，而真心等待的卻是再造世界的偉大機遇。在這種等待的間歇之中，孔子也樂於告訴那些志同道合的年輕人如何去做那些他自己正在籌劃著的事情。孔子教授的這些弟子是熱情澎湃的。但是，當他不得不面對政治機遇不再到來的事實之後，晚年的孔子便自然而然地把主要精力轉向了書本和教學。如果他自己不能救助災難深重的世界，就得教給別人今後如何去做。早期弟子竭力效仿早年的孔子。他們期望有效地參與實際政治的運作，而其中一些人也確實能夠做得到。然而，大部分後期弟子則努力效仿晚年孔子的作為，但這並不是孔子希望弟子們全力去做的。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後期弟子的主要興趣在於教學、禮樂，在於給個人而不是給全社會灌輸道德。所以，與孔子（Confucius）本人的思想相比較，孔子主義（Confucianism，儒學）具有更少的實際政治改革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之熱情的痕跡，但卻被打上了更深的學究式的拘泥於禮儀的烙印。這是為什麼呢？以上所述前、後期弟子的不同追求應當是其中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