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中國之道 · 第四章　生平紀事

孔子的先祖是誰，我們無法確知。《左傳》的確有過孔子的詳細家族世系，但這並不是符合實際情況的記載。在論及孔子的先人時，這本書的細節未免太多了，以至於使人不得不產生懷疑，因為比《左傳》更早的著作並未提及類似的細節。《左傳》的這項記載中的其他地方也很值得懷疑，特別是認為孔子是商朝天子之直系後代的說法。 [1] 孔子出生在鄹地，這是魯國的一個城邑，位於現今山東省曲阜西南部附近。傳統上認為孔子生於公元前551年，這至少很接近事實。 [2] 沒有一部早期著作提到他父母的名字。 [3] 這種情況支持了傳統的說法：他很早就成了孤兒。對於他自己的家庭，我們知道的是，他有一位兄長和一個侄女，而他本人則是一子一女的父親。 [4] 孔子在世之時，他的兒子（孔鯉）就去世了。至於他的妻子，我們卻無從知曉。以上所述就是早期文獻的記載。然而，後來的傳統說法卻為這位聖人附加上了君子所有的必備物，甚至包括休妻。 [5] 要確定孔氏家族在當時的社會地位是相當困難的。 [6] 孔子自謂「少也賤」，年少時地位卑賤。 [7] 這就說明，他顯然也沒有可觀的財產。 [8] ——從《左傳》上看，孔子是魯國唯一的孔姓著名人士，儘管這個姓氏在其他幾個國家大名鼎鼎，其中一個國家是宋國。傳統說法認為，孔子的先人早在他之前三代就從宋國遷出。可是，這種說法是相當靠不住的。然而，孔子的祖先極有可能是貴族，但也只是低級貴族。那時的中國，從貴族降為「貧民」是瞬間之事，大世家的後代很可能就在耕種田地。 [9] 這並不是說孔子是農夫。他受過教育，還有閒暇追求諸如射箭和音樂之類的消遣，這就最好地解釋了傳統說法，即儘管年輕的孔子身處窮困之中，但卻具有貴族的血統。 至於孔子受教育的過程，史料記載留給我們的幾乎是一片漆黑。孔子弟子子貢說，他的先生「無常師」， [10] 意思是說，孔子沒有固定不變的老師，但這並不一定說孔子是無師自通。孔子年輕時曾是從事文書雜務的低級官員，並且很可能因此而受到過正規的基礎教育。孟子說：「孔子曾做過倉庫管理員，他說：『我的賬目肯定是清楚無誤的。』他也曾負責飼養牲畜，他又說：『我的責任就是使牛羊肥壯。』」 [11] 儘管孔子從不有意掩飾他卑賤的過去，但長大後還是覺得有些羞愧。 [12] 然而，沒有這些早期的生活起伏，他就不可能成為那麼偉大的人物。實際上，這些經歷影響了後來整個中國的文化史。早年的奮爭使孔子接觸到了普通大眾，並對他們產生了深切的同情，這種同情從未從孔子身上消失，並從一開始就使儒學蘊染上了這種色彩。正是普通人的處境使孔子拿定主意：就他所能做到的，要使每個有才能的年輕人都能獲得有所作為的機會，而不要在意他們的社會地位是多麼卑賤。當孔子後來宣布在他的課堂上從不拒絕任何一個有大志的學生（無論他多窮），並斷言每個青年都應該受到尊重，直到他們有機會證明自己的時候， [13] 他便是既講述了一位偉人的高尚原則，也（無疑是不自覺地）證明了他自己年輕時的奮鬥目標是正確的。 孔子胸有雄心大志。因為他沒有繼承到有影響的社會地位，所以，他只得靠自己的努力去贏得它。然而，這並不是說他適合於從事任何能夠達到這個目的的事情。在當時，最有指望的前途之一是政治陰謀，但是，孔子既無此能力，又無此天賦。即使是為了正義的事業，孔子也從來沒有屈從於任何政治陰謀，孔子也不贊成為戰爭而戰爭。這就剩下了多種正統的出人頭地渠道中的唯一路徑，即設法贏得某位國君的歡心。但不幸的是，孔子對此更是一竅不通。 孔子從來就不會阿諛奉承。相反，當孔子的一些朋友頗費周折地使一位實權人物對孔子產生了好感，並撮合成雙方的一次會面時，孔子卻抓緊這種天賜良機去指出那個有希望成為他的政治贊助人的錯誤和克服錯誤的辦法。這種做法是否有助於政府的道德進步並不好說，但它對孔子的政治事業卻是無益的。進而言之，孔子並不擅長與「識時務」的人談話。他不關心，也可能根本不知道如何避免憤懣之中的刺耳之言。不過，孔子的一些弟子可比他強，比如說像子貢這樣口才非凡的弟子就被當權者所欣賞，並且能在政治舞台上大顯身手，這是毫不奇怪的。孔子經常責備辯才，以至於我們不能肯定但卻懷疑他是否無意中羨慕那些擁有這種才能的人。 [14] 孔子在脾性上就不適合做一個現實政治中的成功者。就他的資質而言，孔子毋寧是個天才的哲學家和教師，而在其他許多方面，他的天賦與現實的要求剛好相反。年輕時的孔子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可是，假如當時有人告訴他，他會強烈否認的。不過，即使他認識到了這個事實，年輕的孔子也並不明白採取何種正確的行動路線。孔子嚮往著兩件事：第一，如同任何雄心勃勃的年輕人一樣，他很想出名。第二，他想減輕他所看到的所有駭人聽聞的大眾的苦難。但是，僅僅懷有這樣的抱負並不能解決問題，關鍵是怎樣依靠哲學和教育達到目的。 在孔子時代，只有去從政才能獲得名聲和在現實中取得實際成就。在那樣的社會中，大部分的（如果不是全部的話）學術研究和教學活動是由某些政治官員負責的，可它們只是這些官員們政務活動中次要的和附帶的部分。這樣一來，他們肯定不會做出多少像樣的成績。確實，負責宮廷儀式的官員必須得研究禮儀，而其他官員也會為了某個特殊目的而去查閱歷史檔案。但是，因為忙於日常公務，他們既沒有閒暇全身心地研究與他們的職責有關的全部學問，更沒有工夫平心靜氣地思考文化問題，而這些卻是哲學家所應必備的，因為他們探究的是變動不居的宇宙現象的意義。 孔子做了所有的這一切。孔子力圖獲得有實權的政治地位，但是當這項追求徹底失敗後，他便渴望得到閒暇，以便進行學術研究和文化沉思。他多次拒絕「識時務者」的拉攏，因為他終於發現（並明確地意識到）自己根本不具備與這種人進行周旋的才能。這一定鼓舞他加倍刻苦地做學問，以便在這個他根本碰不到真正對手的領域裡卓越超群。當他悲嘆自己求仕失敗的慘痛時，做學問（以及後來的教學）自然就成了他的真正樂趣。在朝廷之中孔子沒有用武之地，像一條脫離了水的魚兒，直到生命的終結。但是，在弟子們中間，孔子卻精神抖擻，如魚得水。 孔子可能是他那個時代的最有學問者之一，但這不一定意味著他讀過大量的書。首先，許多後來聲稱出自遠古時期的典籍在孔子所在的時代尚未問世。其次，還有原本佚失、副本稀少和書籍流通困難之類的問題。那時，典型的書稿是所謂的「竹簡」，寫在竹板上，用繩子綑紮起來，類似於縮小了的柵欄。不用說，這樣的「書」既笨重又製作粗陋，既不便於攜帶也不方便閱讀。孔子熟悉一些歷史文獻，他也可能記誦了著名的《詩》三百篇，他也曾悉心研究了禮（我們可以說它既是宗教的又是世俗的，而之間的區別在那時無關緊要）。在他那個時代，禮存在的表現形式主要靠的是約定俗成，我們並不完全清楚它有多少內容能被記錄下來。 儘管書籍給孔子提供了思想基礎，但卻並不是他的思想的唯一源泉。事實上，他有時毫不猶豫地用一種只能被稱為毫不在意的方式解釋各種書籍的內容，以便得出自己的論點。 [15] 因為從根本上講孔子並不是學者，而是政治—社會改革者，他在尋求一種使他的世界從近乎混沌中解脫出來的途徑。他相信政府就應該為全體人民謀利益。但是，孔子所取得的思想成就（從此以後成為儒學的基石）儘管燦爛奪目，但卻並不是能夠確保實現上述目標的特效良藥。他深信，要想達到這個目標，唯一的辦法就是必須由這樣的人對政府進行持續不斷的管理，他們應該達到最高的人格高度，接受過充分的政務訓練，並且以此努力獻身於公共福利，以至於必要時以死捍衛之。 [16] 孔子最終認定，自己才是能以上述標準去管理政府的最合適人選，這一結論是不足為奇的，是他的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孔子深信，他的使命就是救世。 [17] 他以這種獨一無二的方式去著手實現這一目標，在好多時候還幾乎獲得政府要職。後來，當這方面的努力最終失敗之後，他轉而去一門心思地從事教學。 [18] 有人認為，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私人教師，這一點很難證明。但是，即使在孔子成名之前有過這樣的教師，也在歷史的演化中被孔子的名聲淹沒了。從《論語》中可知，在當時社會中，教育尚未被看作是一種職業。 [19] 孔子最初的學生可能只是個由志同道合者組成的集群。 [20] 後來成型的「儒家學派」大抵就是起始於這樣的一個非正式的文化講習社團。此可由一些弟子只比孔子小几歲這一事實來證明。 [21] 然而，沒過多長時間，孔子的思想品質和人格力量就使他被看作是夫子（師長）了。孔子的傑出之處是顯而易見的，閱讀過《論語》的人都會明顯地看到這一點。他的學生變成了弟子，用忠誠和獻身與他共同進退，這是相當不同凡響的。孔子向他們講述他的夢想。孔子夢想這樣的一個世界：戰爭、仇恨和殘暴被和平、善良願望和幸福取而代之。孔子對弟子們一無所求，除了創造條件使這一美夢成真。孔子近乎無情地鞭策弟子們，堅持認為他們只有靠有目的的學習和修身才能成為新型政府中稱職的官員。孔子嚴厲斥責弟子們的懶惰，適時譏刺他們的愚笨，如果他們背離他的原則，他就用藐視來嚴肅地譴責他們。 孔子弟子的數目被極度誇大了。在《論語》提到的人物中，有22位可能是弟子，後來的《孟子》又增加了兩人。不用說，還有一些我們根本不知其名的弟子。一些可能值得相信的傳統說法告訴我們，大部分弟子來自魯國，其他的則來自毗鄰的幾個國家。 [22] 儘管許多早期的記載在這些方面語焉不詳，但還是明確指出，子貢是衛國人， [23] 而司馬牛則是宋國的一個主要大家族的後人。 司馬牛是孔子弟子中門第最高的人。他的家族在宋國世居高位，他的一位兄長受到宋公的長期寵信。但是，這種優越的政治地位最終卻釀成了極大的不幸。儘管不是司馬牛的過錯，他也未能避免受牽連，最終不得不逃離宋國。逃到齊國後，因為司馬牛的貴族地位，齊國給了他一座城作為采邑。 [24] 然而，當孔子接受司馬牛為學生時，並沒有因為他是貴族出身而對他特別關照。孔子對他很和善，但他的表現不是令人尊敬而是使人憐憫，因為他的思想負擔太重，生活並不美滿。 [25] 另一方面，孔子心愛的弟子顏回可能是弟子中最貧窮的一位。 [26] 在早期文獻中，大部分弟子的家庭背景材料少有記載或根本就沒有。乍看上去，至少有將近一半的弟子與《左傳》中一些重要的貴族有相同的家氏，但在多半情形中，我們無法知曉他們是不是那些重要人物的近親。孔子強調他接受所有志向遠大的學生，而對他們的唯一要求是聰慧和勤奮。孔子明確宣布，無論貧窮和富有，都不能妨礙一個人才能卓著和奮發有為。 [27] 所以說，一旦進入孔子組織起的這個集群，所有的人就都處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唯一能對他們做出高下區別的只是他們所能取得的成就。 為什麼這些學生要投奔孔子呢？首要原因之一當然是孔子的人格魅力，這具有持久的吸引力。毫不誇張地說，即使在《論語》中朦朧反映出的孔子的暗淡而被歪曲了的影像，也穿過了2500年的距離，不斷地鼓舞著人們的熱情，並激起了許多異域他鄉和各種宗教信仰的人們對他的不同程度的崇敬。可以想見，當他在世的時候，孔子肯定被看作是有感召力的「傳教士」。作為教師，孔子也對那些有濃厚學術興趣的人有吸引力。在他那個時代，還沒有其他教師能提供進一步研究文學、歷史和哲學的機會。儘管人的本性會有變化，但區別並不大，理當具有一些共同的政治追求。所以，我們必須說，孔子能夠訓練人們從政做官，這是吸引弟子的最重要的一條原因。實際上，他的訓練和他的推薦，確實有助於弟子們取得社會地位。 這並不是說孔子完全利用他的具有實用價值的主張招收學生，一如他的模仿者墨子後來公開進行的那樣。 [28] 相反，孔子不斷譴責那樣的人，他們以原則為藉口，而真正關心的卻是謀取財富和口體之欲。孔子宣布，假如一個國家治理得很糟，那麼，在其中做官的人，只有恥辱而沒有什麼榮耀可言。 [29] 不過，《論語》也告訴我們，至少有一位弟子以「俸祿作為學習的目標」， [30] 而孔子本人則悲嘆「很難找到這樣的人，甘心情願學習三年而不謀想物質報酬」。 [31] 在孔子的首批學生中，只想獲得物質報酬的人可能很少，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因為他的一些弟子確實得到了很好的工作，有人便抱著精明的實用動機跟隨孔子學習了。《論語》提到了22位弟子，其中的司馬牛本來就有一處封地。早期典籍只是附帶地、多半是偶然地告訴了我們這些人所獲得的政治地位。不過，餘下的21人中至少有9人成為相當重要的官員，儘管第10位（閔子騫）拒絕了當權者許諾給他的官位。在做官的這9人中，有2人（冉求和子路）的官職是先後在魯國和衛國獲得的。這些職位中最低的也是一座城鎮的首長（邑宰），而最高的職位則是有3位孔子弟子相繼擔任的季氏家宰。 [32] 季氏的家宰是魯國最重要的位置。在正常情況下，這樣的官職是被任命的而不是可以繼承的。既然季氏掌握著魯國的實權，那麼，他的家宰就會對國事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儘管一些弟子能夠依靠自己的才能得到這樣的位置，但那些最重要的職位還是得由孔子設法安排。 [33] 明白了以上事實之後，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那些年輕人要去求學於孔子了。但是，那些受到孔子譴責的貴族們卻為什麼會情願任用他的學生呢？這看上去可能有些令人驚訝。不過，對於這樣的問題：當時的在位者為什麼會被這樣一種思想——保證其屬下是受過嚴格道德訓練的人——所吸引，有一些很好的理由可以解釋。英國史學家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曾指出：「對於自己的行為，專制君主可以設定任意的範圍。為滿足自己的情慾，他們也可以任意放縱。但是，毫無疑問，他們的根本利益卻是讓所有的臣民都尊重固有的和法定的社會義務。」 [34] 在那樣的時代，那些忠實可信的官員受到了特別的重視，成為各國權貴情願任用的下屬。比如說，從公元前505到公元前502年，實際掌握（事實上是恐怖統治）魯國政府的人叫作陽虎。當時的陽虎，名義上只是季氏的下屬——家宰。在接下來的一年，陽虎與其他5人要密謀殺掉「三家」的首領並取而代之。陽虎的陰謀差一點兒得逞，失敗之後，他被迫外逃。 [35] 經歷了這樣的風波之後，即使是那些最放蕩不羈的執政的上卿也不得不進行認真挑選，主動任用那些具有可靠道德品質的家臣。儘管孔子倡導要忠於原則而不是個人，但他宣講的改革是通過說服而不是使用暴力來完成的。在位者完全明白，如果他們把權力交給孔子弟子，就不會導致流血革命。實際上，孔子弟子子路就是在衛國為保衛他的上司而死去的。所以，出現以下情形並非偶然：陽虎夭折了的政變結束後不久，孔子弟子就得到了魯國政府的職位。 進而言之，孔子傳授給學生的是政治原理和治國才能。他們擁有了這些有用的技能，就肯定使他們具有了大大地超乎同代人的長處，因為當時並沒有其他人能像孔子那樣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機制。弟子們是經過挑選而形成的一個集群，因為孔子不能忍受蠢漢和懶蟲。在與他們的夫子和同門的討論和辯難中，弟子們的才智得到了磨鍊和提高。他們的心靈受到歷史知識、詩歌和禮儀的陶冶，所以，像子貢這樣傑出的孔子弟子，在以魯國外交官的身份與魯國政治對手的外交爭鋒中屢屢獲勝就是不足為奇的了。假如季孫去參加與別國的會盟而不帶上子貢的話，他肯定會後悔的。 [36] 由於對政治原理的長期研究和對常見政治情勢的討論，弟子們知道如何應對複雜多變的政治和外交局面。這樣一來，當吳國國君出其不意地向叔孫（這個人恰巧瞧不起孔子）索取會盟禮物時，這位大人物張口結舌，無以應對，而正是站在他身後的子貢幫他擺脫了窘境。 [37] 甚至背離師門的子羔（突然中止了在孔門的受教）， [38] 也能幫助孟孫擬定外交計劃。 [39] 因此，當時的在位者並不是因為喜歡或者是因為相信孔子的政治原則才任用了他的弟子。在位者任用他們，是因為這些弟子有真才實學。 當然，孔子本人的聲望對於他的弟子們獲得職位也起了一定作用。在這方面，孔子的才智和人格不能被忽視。與他的學問一道，孔子的才智和人格甚至在他有生之年就贏得了獨一無二的崇高地位。當然，這與中國後來出現的對於他的學術思想的尊崇並不是一回事。然而，在孔子出生前，傳統文化已經享譽了幾百年，而他則是傳統文化最熱心的學生。在後來出現的某些儒家傳奇中，孔子差不多只是以智者的面目出現，為人們提供所有難題的答案。這是一種誇張，但是我們肯定不能用孔子的出身和社會地位來解釋以下事實：他有許多很有地位的故舊之人，他的觀點也受到了社會上層的普遍尊重。 可是，從《論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最成功之處並不是表現在與他同齡人的相處之中，而是表現在與年輕人的交往之中。仔細想來，這並不怎麼令人吃驚。作為社會改革者，他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思想，再加上他稍嫌傲慢的性格，使孔子認為自己肩負著一種使命，即抵制當時流行的做人準則，這種情勢很容易被青年人接受。孔子並沒有像個白鬍子老頭那樣，企圖用先知式的知識增強人們對他的信任。事實上，在孔子50歲之前，他的弟子們就在魯國政壇上施展才幹了，這一點確實是意味深長的。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季氏篡奪了魯公的權力，並做了許多孔子不贊成的事情。然而，正是季氏才給了孔子弟子們大部分的（如果不是全部的）在魯國從政的機會。孔子堅持要讓弟子們忠實於他們的原則，所以，當弟子冉求執行季氏所制定的徵收額外稅收的新賦法時，孔子便不承認他是自己的弟子。 [40] 但是，孔子並未禁止弟子們在季氏手下做官。要做這樣的禁止將會是堂·吉訶德式的迂腐和空想。相反，孔子竭力把季氏人物扭轉到他希望他們應該走的方向上去，並且公開而大膽地批評他們。 公元前492年，季康子成為季氏的首領（季孫），他是儒家集群的主要保護人。在當時，季康子是魯國的實際統治者，除了一些偶然的事件，季康子的政治作為是無所謂善或惡的。季孫的繼承人應該是季康子的異母兄弟，但這位兄弟卻被神秘地謀殺了，而季康子則被認為與此事有關。 [41] 沒有證據證明季康子是兇手，但作為主要受益者，他理當受到懷疑。可是，總的來說處在他那樣的政治地位上，季康子的政治行為並不出乎我們的預料。他發動侵略戰爭，還用行賄的方法防止魯公的力量變得太大。但另一方面，他也有能力保衛國家。儘管季康子並不喜歡魯公，卻還能客氣地對待他。就那時的情形而言，季康子很可能是比魯公更好的國家管理者。 孔子與季康子的關係是相當有趣的。儘管直到公元前492年季康子才做了季氏首領，但至少在那年的6年前他就開始與孔子來往了。 [42] 除了孔子弟子之外，季康子是《論語》中較多提到的人。他不僅像《論語》中的多數人所做的那樣向孔子提問題，而且還參與一些討論。據此書記載，季康子把一種藥送給孔子做禮物，而孔子則做了明智的表態，他說：「我不明白它的藥性，不敢吃它。」 [43] 幾乎對於季康子的每次發問，孔子均以說教和指責的方式作答。有一次，當政的季康子為國內眾多的盜賊所困擾，就請孔子給出個主意，孔子告訴他說：「如果你沒有過分的欲望，即使有獎賞，也沒有人會去偷竊。」 [44] 當他請教如何管理國家時，孔子告訴他，最好還是先學會管理自己。 [45] 這些辛辣的回答並未使季康子疏遠孔子，而是剛好相反，季康子一定很欣賞這位教師的誠實。他也可能發現，儘管孔子的理想主義的追求不太現實，但卻是可敬的。有一次，季康子問孔子，弟子子路、子貢和冉求是否可以做個稱職的官員，孔子回答說可以。 [46] 而季康子則最終把這三個人推薦給了他的父親季桓子。儘管我們沒有發現孔子與季桓子面談的記載，但《左傳》告訴我們，季康子掌權的6年前，即公元前498年，子路是季氏宰。 [47] 待到季康子嗣位之後，又任用了一些孔子弟子。 《左傳》提到，子路在公元前498年擔任著季氏宰，這可能是孔子時代的儒家集群在歷史上的第一個可以被信賴的日期。此時，孔子53歲，這證明他已開始贏得了當政者對他的某種程度的政治認可。雖然我們還不能肯定子路擔任這個職位有多長時間，但他不可能在公元前502年之前得到這個位置。那一年發生了以陽虎為首的預謀叛亂，而在有關這一事件的詳細的史籍記載中並沒有提到子路。 [48] 這次預謀也牽涉到季氏的另一位屬下。這個人叫公山弗擾，負責把守要塞城邑費地，而費地則是季氏的主要據點（封邑）。公山弗擾對季氏不滿，原因不詳。可是，他絕對不是像陽虎那樣尋釁滋事的暴徒。實際上，公山弗擾並不完全贊成陽虎的所作所為，因為他要捍衛魯國公室的利益。 [49] 為了確保公山弗擾幫助他實現全盤陰謀，陽虎很可能公開表示過，他背叛季氏的動機是限制「三家」的權力並交還給魯公。儘管公山可能被導入歧途，但他仍然是個講原則的人。即使在他不得不最終逃離魯國時，他仍然用忠誠於國家並反對國家的敵人來證明這一點。這種行為與陽虎截然相反，因為陽虎在出逃之後卻竭力慫恿齊國侵犯魯國。 [50] 陽虎的陰謀失敗時，公山弗擾並未馬上離開魯國。相反，公山弗擾占據著費邑，公開背叛他名義上的主人季氏。公山弗擾的立場是反對控制著魯國政權的季氏，但是，這種局面在當時顯然無法長期維持，除非擴大支持他的基礎。很可能他夢想著恢復魯公的權力，將魯公置於自己而不是季氏的庇護之下。在此關頭，他請求孔子參加他的「政府」。 [51] 面對這樣的邀請，孔子受到了極大的誘惑。如他所述，他的天職是從政，他的使命是要救世。然而，眼看就是個老人了，如果不馬上行動，行將年邁無力的孔子就不會再有機會把他的政治理想嘗試著付諸實施了。費地確實是個小地方，而孔子也不贊成暴力革命的原則。但是，季氏流放了上代魯（昭）公，並以武力世代統治著魯國。用另一股武力對抗這種不公正，不也是很合乎正義的嗎？ [52] 對於孔子考慮前往費邑的衝動，子路深感震驚。子路是那種極度誠實的人，這種人堅信「是即是，非即非」。這樣的人依靠一些簡明的原則行事，並認為輕微的調節或折中都是不道德的。在他的家鄉，子路的言行好似一位圓桌騎士。孔子曾教導他說，用武力對抗上司是錯誤的。那麼，在子路看來，因為公山弗擾用武力對抗他的上司，所以，對於公山弗擾就應該像對瘟疫一樣地躲避。子路的動機無可非議，儘管它看上去總是有些過度純潔。同時，我們也要指出，這時的子路可能已經是季氏宰了，所以他有義務消除公山弗擾的威脅。事實上，子路後來真的去履行職責了。 孔子最終打消了加入到公山弗擾行列中的念頭，但是，他還是對子路說：「他的確不會是平白無故地召我的。如果有什麼人打算任用我，我就不能建立一個新的東周嗎？」 [53] 換句話說，孔子夢想建立一個新王朝，它將復興那個已經不幸崩潰了的周帝國曾有過的輝煌。 [54] 除了進行教學，孔子此時還在忙些什麼呢？我們只能說一無所知。年輕時他擔任過各種非常低級的職務。後來，在生活上他很可能接受了弟子們的接濟。孔子接受弟子們的禮物，也可能輔導那些能付錢給他的人。相對來講，孔子是窮人，也得生活。他很有可能得到了政府的某種生活補助，特別是在引起了季康子的格外注意之後。 傳統說法堅持認為，孔子曾在魯國身居高位，並一度在魯國的政治事務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左傳》的記載是，公元前500年，孔子作為魯定公的助手（相）參加了與齊國的一次外交會談（「夾谷之會」）。在那個場合，依靠他的勇氣和智慧，孔子挫敗了齊國綁架魯定公的圖謀，並迫使齊國退還了已經奪去的魯國土地。 [55] 這個故事中的許多地方是失實的，一些中國學者很久以來就對這個故事持反對態度。如果這個事件真的發生過，那將是孔子政治實效性的高峰。然而，無論是《論語》還是《孟子》，對此都隻字未提。那是一個被加到原典中的頗具傳奇色彩的事件，與孔子的一生是不相干的。 [56] 更頑固的一種觀點還說，孔子曾經擔任魯國的司寇。乍看上去這似乎是真的，因為三部相對較早的著作，《墨子》、《孟子》和《左傳》都斷言他曾任此職。可是，仔細考查之後，其中兩部書的證明是不能成立的。儘管《墨子》說得相當肯定，但該書中的這一部分被確認是後人附加的。 [57] 《左傳》的情形相當奇特，這部書很詳細地記載了魯國歷史，並且瀰漫著對孔子的強烈興趣。所以，如果孔子曾是魯國司寇的話，《左傳》應該相當完整地描述他的政治舉措。然而，它只在一個地方不經意地提到了孔子曾擔任過此職，那是在孔子任職前的公元前509年，文載：「後來孔子做司寇時，他用一道溝把（各位魯公的）墳墓圍合了起來。」 [58] 這樣的記載是一種消除麻煩的奇特辦法。沒有人知道孔子任司寇時都做過些什麼，只有孟子解釋了孔子為什麼辭了職。 [59] 後來，當編年史家覺得有責任給他們的讀者以孔子一生的完整細節時，便用荒唐的事情填補了這個空白。在他們的筆下，孔子擔任司寇時的政績包括當場處決犯人（少正卯），以及將奇特的罪名，諸如「製作不合常規的衣服」 [60] 等，列為受死刑處罰之列。這些事情與我們從較早的和較可靠的材料中了解到的孔子的所作所為都是不相符的。 [61] 孔子做司寇本來就是不可能的。這是個重要官職，正常情況下是由顯赫家族的首領擔任的。根據記載，在孔子出生的前一年，魯國公室的親戚、有權力的臧氏首領（臧武仲）擔任著司寇。馬伯樂認為，這個職位很可能是世代由臧氏家族繼承的保留職位。 [62] 孔子弟子極想讓他們的夫子得到世俗政治的認可， [63] 而一旦孔子能成功地得到這樣的職位，很難相信《論語》不去記載這個成功的。然而，這本書卻從未說過孔子得到過任何政治高位。孟子認定孔子做過司寇的說法僅僅說明在孔子去世的百年之後儒家傳奇便開始產生了。 [64] 孔子的幾位弟子在魯國從政後，向來急切從政的孔子卻還是未得一職，這肯定會令所有關心孔子的人日益感到為難和不安了。公元前500年後不久，很可能不僅是子路（任季氏宰），而且還有子貢和冉求也為季氏服務。 [65] 在《論語》的記載中，有人對孔子說：「先生，您為什麼不從政呢？」孔子迴避了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只是指出，就是做個好公民也是對政府的貢獻。 [66] 孔子可能像他的弟子一樣，也為自己的政治處境深感窘迫。 然而，如果孔子甘願不講任何條件地接受委任，他肯定是能夠得到官位的。但這是他不願意做的。有一次，子貢責備他的老師對從政持超然態度。子貢把孔子的政治才能比作一塊美玉，並且說道：「假如我這裡有塊美玉，我是應該把它保藏在盒子裡呢，還是應該找個好價錢賣掉它呢？」「賣掉它，」孔子回答說：「務必賣掉它。你瞧我吧，正等待著好價錢呢！」 [67] 孔子想要的價碼是，不僅要有權議論政治，還要在政府中有個實權位置，以及得到真正的機會，以便糾正他所謂的現實政治中突出的弊端。執政者當然不願給他這種權力，這是可以理解的。季康子倒是對孔子的想法很有耐性，甚至還有興趣，但與此同時，他也一定是心存疑慮地看待孔子這個人的，因為這位哲人不僅有激進的思想，而且完全有能力不遺餘力地把他的思想付諸實施。可是，即使孔子成為政府的實際管理者，他又將如何實施其思想呢？當季康子問孔子如何對付盜賊時，孔子回答說，只要季康子克制自己的欲望，一切就會好起來。 [68] 這種說法好似精彩的布道，然而作為對付犯罪風潮的實際對策，這幾乎是文不對題的。當然，我們可以說，孔子當時的目的不是給出實用性的勸告，但事實上我們並未看出如果他想給這種勸告時就真的能夠給得出來。作為他的政治文化的總建築師，孔子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如果在他的時代讓他去負責實際的政治運作，他很可能會把事情弄得一團糟。 [69] 不過，儘管不容易說清楚是什麼職位或者是在什麼時候獲得的，孔子最終還是得到了官職。根據有關記載，其時間大概可以確定是公元前502年至前492年之間的某個時候。 [70] 《論語》從未直接告訴我們孔子擔任的具體官職，它僅給我們以暗示，像是解謎的線索。孔子顯然認為，以他當時的地位，他足以過問任何重要的政治決策。與此同時，還有人堅持認為他根本沒有接受過政府的諮詢。 [71] 在宮廷里，當他與高級官員（上大夫）談話時，他是受拘束的和彬彬有禮的，而與下大夫言談時則是不拘禮節的和非常直率的。 [72] 另外，在《論語》中，孔子曾兩次談到他自己是「跟隨在大夫之後的（從大夫之後）」。 [73] 後一個表述是說孔子自己是一位下大夫，他所說的「跟隨（從）在大夫之後」是一種慣常的謙遜說法。 [74] 孔子大概不可能是上大夫的同僚，因為他對他們的態度是「受拘束的和彬彬有禮的」。而如果孔子比大夫還低的話，就幾乎不可能指望過問國事，因為下大夫在朝堂排序中是最低級的。 我們雖然不知道孔子是怎樣逐漸得到這個職位的，但卻不難猜出其中的一些緣由。孔子弟子肯定為這項任命出了大力。而且，即使是像季康子這樣的人也一定認識到以下情況對孔子是不合適的：孔子本人沒有職位，而同時他的弟子們卻飛黃騰達。 [75] 中國人總是十分看重所謂的「面子」，所以，很可能是為了顧及各方面的「面子」，當權者才覺得應該給孔子安排一個位置。這個位置應該是個有影響的頭銜，但卻沒有「重要職責」，也沒有實權，以避免讓孔子有機會做出一些有礙於在上位者的事情。這樣的職位在每個政治機構里都有，目的是轉換一些有影響力的個人的能量。因為，這些人如果滯留在政府之外，很可能會給政府製造麻煩。我們應該記得，孔子曾與公山弗擾反對季氏之叛亂的行為有瓜葛，這可能會促使那些大人物們相信，像孔子這樣的知名人士，如果長期處於無所事事的狀態，遲早會給政府造成不便。於是，他們給了孔子一個頭銜，這個頭銜相當於國家的咨政（顧問）之類。 我們的考證幾乎可以確定，孔子的職位終究是個閒職。很自然，這使後儒頗惑困窘。在他們看來，孔子理所應當是當時最重要的人物，比如魯公的首席謀士。 [76] 可是，事實上《論語》只記錄了孔子與魯定公的兩次會談。以此看來，孔子的職位可能是魯定公任命的。 [77] 在這兩次會談中，魯定公所問的問題僅僅是向一位智者求教，而並不是我們預料之中的君臣間應有的交流。 [78] 一些儒生嚴重曲解了孟子所說的孔子從政的事實。孟子說，孔子並不是在魯公手下，而是在季氏當時的首領季桓子手下做事。 [79] 後來的儒生們不相信孔子會屈尊就下服務於像季桓子這樣的篡權者。可是，孔子的職位實際上只可能在名義上屬於魯公。既然魯公是「三家」或季氏的傀儡，孟子就只好採取一種實實在在的說法。所以，最大的可能性正是孔子的朋友季康子（季桓子之子）給孔子實際安排了這個位置。 [80] 孔子接受的這個職位事實上僅僅是用來讓他保持政治緘默的，但這種緘默明顯有損於孔子的正直。的確，保持政治緘默與孔子反覆聲明的主張是不一致的，這個主張就是，一個正直的人，一個講求廉恥的人，只有在他能夠有效地為一個良好政府做貢獻時才可以接受官俸。但是孔子真心希望自己無論如何都要獲得這樣一個機會。孟子說，孔子「在季桓子手下做事，是因為他發現自己的學說有被付諸實施的可能性（「見行可之仕」）」。一些弟子無疑也勸說孔子接受一個職位，以便測試這種可能性。他很可能情願去做，這主要是因為年歲的緣故。既然孔子已經50歲左右了，他就不能再期望獲得更好的機會和無限的未來了。 魯國幾十年來與他國的和平相處時常被斷斷續續的國內叛亂所擾害，這些叛亂總是以「三家」的某個封邑為中心。當初，這三個大家族把這些地方建成了堅固的要塞。但是，在控制了魯國之後，他們遷居到了首都，並留下邑宰把守他們的封邑。對於那些具有叛逆之心的邑宰來說，占據這樣的要塞顯然是一種不斷的誘惑，從而致使他們一次接一次地發動叛亂。公元前498年，擔任季氏宰的子路建議拆毀「三家」的要塞，以便消弭這種危險。 [81] 這一計劃馬上被「三家」的首領所接受，並在初始階段進展順利。可是，不久之後就出現了軍事對抗， [82] 使這一計劃在其最後階段未能進行到底。 這個計劃的失敗可能是子路失寵於季氏的開端。實際上，在此之前，子路已經在政治上大獲成功了。孔子已經是夠不妥協的了，但是也很難看到子路會一直追隨季氏，因為與那些最堅定的極端道德拘謹者一樣，子路的政治信條也是百折不撓的。他不會無限期地追隨季氏。《論語》記載，另一位朝臣向季孫講了子路的壞話，這使季孫開始不信任子路了。 [83] 子路的影響力可能在下降，而與此同時，冉求的影響力卻在上升。 [84] 儘管冉求也是孔子弟子，但他在政務上並不受孔子之教的牽制。冉求「懂得把黃油抹在麵包的哪一面」。 [85] 我們不知道子路繼續供職於季氏有多長時間，但在孔子開始周遊列國之前，子路就很可能因招人嫉恨而被免職或辭職了。 從《論語·子路十三》一章中可以看出，有了職位的孔子並不快活。這一章記載的是，有一天，冉求從宮廷歸來時，孔子問他為什麼回來得這麼晚，冉求回答說，有一些國家政務需要處理。孔子一聽這話就生氣了，他說：「那些一定是低級事務。 [86] 即便他們沒有讓我擔負真正的責任，但是，如果有什麼可稱之為『國家政務』的重要事情的話，還是一定會來諮詢我的。」 [87] 然而，不久之後，孔子就連這種幻想也放棄了，因為他已經認識到，在此時的魯國，他已無指望能做成任何事情。孟子認為，正是因為「不被任用」，孔子才作出了離開魯國的決定。 [88] 雖然他幾近60歲，還是踏上了周遊列國的旅程，決心去找尋這樣的一個諸侯：給予他真正的機會，把他的大道付諸實施。 [89] 對於孔子周遊列國的旅程，我們只有一些零碎而不連貫的資料。寫成於漢代的《史記·孔子世家》倒是有一個詳盡而複雜的旅程表，但我們不能把這種後來的東西作為嚮導，因為它的許多地方明顯是杜撰出來的。根據《論語》、《孟子》和《左傳》的記載，我們有可能列出一個清單，說明他都訪問過哪些國家，也還可以根據這些資料的記述，製作出另一個旅程表，甚至道家著作《莊子》也能作為這方面的佐證。 [90] 在孔子週遊過的地方中，只有一部分是難以確定的。《孟子》說他訪問過齊國，《論語》和《墨子》說他見過齊景公。 [91] 可是，並沒有明確的證據說明孔子在他後來的這次週遊中造訪過齊國，而且我們也懷疑他能否做得到，因為齊景公死於公元前490年。 [92] 所以，可能如《史記》所言，齊國之行發生在以前的某個時候。後來，一些對於儒家傳統進行了詳細考證的人講述了一些孔子到訪齊國的故事，但是這些故事很顯然是靠不住的。 [93] 那麼，孔子是何時離開魯國開始這次長期週遊呢？這仍然是個在無休止地爭論著的難題。《史記·孔子世家》提供的是自由選擇，在不同的篇章給出的時間分別是公元前498年、公元前497年和公元前496年。 [94] 不過，無論如何這個時間不會晚於公元前493年，因為孔子在衛國見到過的衛靈公就死於這一年。 [95] 隨行孔子出遊的弟子是誰，以及每位弟子與孔子相伴多長時間？這是另一個不可能得到答案的難題。根據傳統說法，孔子有大批的隨行者，但是，這種說法很可能是受到了後代游仕之士大規模活動的影響。約100年後，孟子周遊列國時，據說是「隨行的有數十輛車，幾百人」。 [96] 後人可能覺得，以孔子的尊嚴，至少得擁有堪與孟子相比的隨行人員才能說得過去，但這顯然只能以軼事作根據。不用說，傳統說法誇大了孔子隨行者的數目。 [97] 事實上，能被確證隨行孔子在國外的只有兩位弟子，那就是子路和顏回。 [98] 孔子先到了衛國。孟子說，子路之妻的姐夫（彌子瑕）受寵於衛公。這位貴族告訴子路說，如果孔子能住在他家，就能成為衛國的高級官員。孔子拒絕了這一要求。 [99] 不過，孔子仍然得到了衛公的禮遇，而孟子說孔子還在衛國從政了。可是，這種說法除了是說衛君待孔子以國賓並從國庫里給他一些津貼而外，可能再沒有其他意義了。正如孟子所示，孔子很可能得到過好幾個國家類似的資助。 [100] 因為孔子並不富有，如果沒有資助，孔子一行便不能週遊下去。但是，如果因為孔子得到了資助就說他擔任了某國的官職，卻是不符合實情的斷言。既然孔子弟子希望孔子去做官，並認為這個世界在漠視他，那麼，假如孔子在周遊列國中真的得到過任何實在的政治地位的話，《論語》是會道出這一事實的，但事實上《論語》從未陳述過此類說法。 [101] 衛靈公之妻是著名的南子，她被認為是個聲名狼藉的女子。史書的記載指責說，她與其兄有亂倫關係，並在她婚後還繼續著這種不正當的勾當。她也涉足於政治陰謀。 [102] 《論語·雍也第六》「子見南子」章說孔子會見了南子。這可能是她的命令，但子路認為這種會見有悖於孔子素日所為。後世的儒生認為這項記載的確太有損於聖人的形象，以至於一些人希望從《論語》中刪去這種誹謗性的章節。 孔子發現，衛國的情勢有似於他已離開的魯國。他受到尊敬和資助，但卻沒有機會推行他的政治主張。 [103] 我們不知他在衛國待了多久，只知道他是在公元前492年之前離開的。 [104] 孔子往南去了陳國。 [105] 他經過宋國時，該國的一個名叫司馬桓魋的顯貴，企圖伏擊並暗殺孔子。 [106] 沒有原因可以解釋這次企圖，甚至《史記·孔子世家》也沒說什麼。可是，也有一些相關的證據，再加上純粹是根據當時情形的推測，我們即使不能說明其真實的動機，卻還是提供了一個可以表面上說得過去的理由。但是，要想講出這個理由，我們還得離題一點。 司馬桓魋是宋國一個有權有勢的大家族的一員，是最惡劣的巧取豪奪的貴族。他是宋景公的幸臣，並利用這一地位去強奪他看中的別人的財產。可是，每當這類事情使他嚴重受挫時，他既無勇氣防禦，又無勇氣報復。儘管由於他的傲慢而使其他幾位重臣與宋景公疏遠，甚至還導致了一些人的叛亂，他還是被寵幸著。直到公元前484年，他才開始失寵。公元前481年，宋景公要殺他，桓魋與家族中的所有其他成員不得不逃離宋國。 [107] 司馬桓魋的弟弟司馬牛是孔子的弟子。但是司馬牛是何時從學孔子，從學多久，我們並沒有看到相關資料的明確說明。根據一些不太可靠的記載，司馬牛可能是在孔子離開魯國之前的某個時候成為其弟子的。 [108] 不過，雖然司馬牛成了孔子弟子，但也沒有直接證據表明他因從學孔子而反對他的兄長司馬桓魋。可是，對於像他兄長那樣的「君子」，司馬牛顯然不會有太高的評價。在舉家逃離宋國之後，司馬牛拒絕與司馬桓魋同居一國。 [109] 更有甚者，司馬牛有一次竟悲嘆自己「沒有兄弟」， [110] 而事實上，司馬桓魋和他的另一個兄弟仍然在世。 [111] 作為孔子弟子，司馬牛肯定懂得輕視這樣的人，他們自認為憑著貴族出身就使他們有資格墮落下去。相反，正如同門子夏告訴司馬牛的，儒者相信，真正的君子會以尊敬和禮貌對待所有的人。這樣一來，周圍的人，全世界的人，就都會是自己的兄弟。 [112] 孔子教導司馬牛說（正如後儒最終教導全中國人一樣），一個人之所以高貴，依據的是心靈和精神，而不是血統。某個人之所以值得依靠，也並非因為他祖上是什麼人。然而這個新的價值結構與司馬牛親屬的行為格格不入，這使他忍不住要有一種不祥之感和焦慮意識。為此，孔子告訴他說：「如果反觀內心時，你發現自己根本沒有什麼錯誤，你就不會有什麼憂慮和恐懼了。」 [113] 然而，在司馬桓魋看來，孔子所倡導的東西顯然正是蘇格拉底（Socrates）被判的罪行：腐蝕青年。可能正是由於這種原因，他才企圖暗殺孔子。可是，應該強調的是，我們不能斷定這就是他之所怨，因為我們無法確定司馬牛就學於孔子的日期。 無論如何，孔子是以堅強的意志行事的。他自稱受命於上天，而司馬桓魋則無權干涉天命。孟子說，孔子在經過宋國之前就已穿上了「不引人注目的衣服」，以便預防不測。 [114] 《論語》也記載了孔子一行人在匡地經歷過的一次非常相似的險情，這可能是同一事件的另一種記述。在匡地的那次險情中，顏回與眾人跑散了，孔子擔心他被殺，但最終他們又團聚了。 [115] 孔子和他同伴的這些受窘事件很可能發生在去陳國的路上。事實上，據說他們曾因缺乏食物而變得很虛弱。 [116] 可是，他們最終到達了陳國的都城，在那裡，孔子被一位大臣當成公室成員一樣的貴賓來接待。 [117] 《左傳》說孔子於公元前492年在陳國，此時，這個不幸的國家已經走上窮途末路。像它的西鄰小國蔡國一樣，陳國的南部已被強大的楚國視為自己的疆域。這兩個小國變成了兩個「蠻夷」之國——楚國和吳國——相互爭鬥的走卒。楚國在公元前494年占領了蔡國，並命令它的人民遷出國土，以報復它附從吳國。陳國有一次拒絕幫助吳國進攻吃了敗仗的楚國， [118] 但這種保持中立的企圖是徒勞的。陳國時常遭受侵略，入侵者先是吳國，後是楚國。到了孔子訪問後的第12年，楚國終於滅了陳國，吞併了其領土。 在一次侵略戰爭發生時，孔子可能仍在陳國（魯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總之，陳國君主難得有閒暇討論哲學，他一定也很難被說服去相信德行能導致和平、繁榮和幸福。事實上，並沒有證據表明孔子曾會見過陳公。根據記載，孔子只謁見過陳國的司敗（司寇），而這位顯貴對孔子也並沒有多少好感。 [119] 孔子在這個地方沒有什麼朋友， [120] 他開始思念家鄉魯國。孔子明確講述了歸國之意，並認為因為身在異域，便約束不住一直留在魯國的弟子。 [121] 不過，儘管有上述種種令人沮喪的情形，孔子卻並沒有停止過他的政治求索。 這一時期，只有一件事情是真正有趣的，那就是兩位著名人物的會見。一位是孔子，另一位是楚國知名的貴族葉公。可是，有一個問題必須要澄清，那就是，在楚國君主自稱為「王」，「公」只是國內某一區域的統治者。 [122] 不過，葉公是個有權力的人，據說是楚國君主的親戚。在這個國家，葉公不僅是個有權力的人，還是個不同尋常的講求原則的正派人。葉公一度是楚國左軍的統帥，指揮過無數的軍事行動。在一些場合，《左傳》把他描述為像孔子那樣的有主見的人。葉公堅持道德而不是武力的重要性，倡導寬待人民，還批評那些明目張胆地損害國家利益的貴族刺客。《左傳》中諸如此類的言論並不總是可信的。有時我們發現，它們出自那些行不踐言的人們之口。 [123] 可是，葉公卻是言行一致的。據說他在民間聲譽很好。在與孔子會見後很久，一個叛亂者謀殺了控制國家政治的楚國令尹（宰相）之後，葉公率領軍隊平息了這場叛亂。同時，由他管理的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氣才恢復了秩序。這些都做好之後，他讓前令尹的兒子繼續擔任令尹，自己則返回葉地。 [124] 孔子自然想會見這樣的人，而葉公想必也對孔子的思想感興趣。大抵葉公此時正在楚國的鄰邦小國蔡國，鞏固楚國對它的吞併。孔子可能是到蔡國會見了葉公。 [125] 我們只有他們會談的隻言片語。葉公問孔子應該如何治理國家，孔子的回答是，一個真正良好的政府要關心它的臣民，以至於不僅讓他們感到愉悅，還要讓別國之民也希望受其管轄。 [126] 假如我們相信《左傳》，孔子的這種說法與葉公的觀點是一致的。他們也討論了倫理問題，即一個人是先忠於家庭還是國家的問題。這個問題，是任何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所長期爭論的難題。葉公主張先國家，孔子主張先家庭，而兩位可敬的君子最終接受了這種不一致。 [127] 確實，葉公拿這位流浪哲學家和自命的政治家沒法子。葉公問子路，他的老師是哪種類型的人，子路不知如何作答。子路把這件事告訴了孔子，孔子說：「你為什麼不告訴他：『他是這樣一種人：那麼傾心於啟發那些渴望知識的人，以至於忘記了吃飯；那麼陶醉於他的所作所為，以至於忘掉了憂愁；但是，他卻沒有意識到，他的老年已經悄然而至了。』」 [128] 孔子日漸衰老，但他並沒有中止他的政治求索，也沒有返回魯國。很可能就在此時，孔子又一次受到了他最想得到的東西——官職——的誘惑，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又是個複雜的問題。這次的邀請來自晉國的一個城邑。晉國曾一度控制了大半個中原地區，但眼下卻被內戰所分裂。戰鬥的雙方是這個國家的兩個大家族，而晉公則成了他們的傀儡。總的情勢撲朔迷離，但有一點是十分明顯的。先是一個家族，後來又是另一個家族，當他們控制了晉公之後，就以晉公的名義頒布命令。 [129] 其中一個家族中的一個下級官員（佛肸）控制了一座城邑（中牟），邀請孔子來加入。與上次對待公山弗擾的邀請一樣，孔子傾向於動身而去。可是，就在此時，另一個家族控制了晉公，這個下級官員便策略性地發動了叛亂。 [130] 在此類問題上一向明察秋毫的子路馬上指出了這一點，堅持認為孔子不該與叛亂者聯合，因為這樣做一定會敗壞自己的名聲，損害自己的原則，而孔子對此的答覆則標誌著他長期週遊求仕的悲愴經歷已經臻致頂點。孔子說：「有時，你說的可能沒錯。但是，不也有這種說法嗎？有些東西『是那樣的堅硬以至於不能被磨損』，並且『又是那樣的潔白而不能被染色』。我難道是個瓢葫蘆嗎？只能懸掛在那裡而不能食用嗎？」 [131] 孔子正在變得實在不能容忍這個世界了，因為對於他的政治追求，這個世界表現出了出奇的冷漠。可是，到了最後孔子還是沒有去晉國。 [132] 這場經歷頗為類似於前文描述過的事件，即《論語·陽貨十七》中提到的公山弗擾對孔子的邀請。只是在這兩個關頭，《論語》才認為有人給孔子提供了一個政治實權的職位。但是，在這兩次事件中，提供職位者都是僅僅控制著小城邑的下級官員，而對於每一次的邀請，孔子都強烈地傾向於接受。這個事實說明，孔子是如何地不被他的時代所認可，並證明了後來說他當上高官的那些故事的荒謬性。毫不奇怪，一些儒家學者珍惜他們的孔子的尊嚴，認為有義務證明《論語》這些章節的虛構性，並且有時重複了一些非常可疑的主張來實現這一目的。 [133] 我們不知道孔子在陳國待了多久，有關這幾年的情況我們只知其大概，而且比通常的材料更少。當我們在公元前484年再次得知孔子的行蹤時，他又返回了衛國。 此時的衛國正處在最不幸的狀況中，這個國家正由一夥針鋒相對（有時是兵戎相向）的君主和大臣把持著。即使在那樣的一個恣意妄為的年代裡，這些君臣中的一些人的表現也是令人瞠目的。我們說過，國君（衛靈公）的夫人南子被指責有亂倫行為，所以，她是那樣的聲名狼藉，以至於僅僅因為孔子會見了她一次就使子路大為煩惱。南子的兒子蒯聵是合法的繼承人（大子），據說他因為羞於母親（繼母）之所為，就策劃殺掉她。且不論在此情形下弒母是否正當，但無論如何大子的行為也並不是可欽可佩的。他不是親自動手，而是命令一個家臣去干，但此人在最後一刻精神崩潰，未能下手。南子看出了殺氣，啼呼著奔向衛靈公。儘管大子把弒母的行動歸罪於這個家臣，但是他和他的追隨者還是不得不逃離衛國。 [134] 結果是，當衛靈公在公元前493年死後，大子蒯聵逃亡到晉國，他的兒子（輒）繼承了君位，這就是衛出公。而在晉國，幾個大家族正在相互爭鬥，其中一個貴族世家（趙氏）支持蒯聵返國繼位，就用武力幫他占據了衛國的一座邑城。 [135] 這樣，當孔子再次訪問衛國時，衛國的情形是，兒子（衛出公）在都城的宮殿之內做國君，父親則以武力據守著一座邊遠城邑，伺機奪取君位，形成父子爭國的局面。而在國中，實權並未掌握在衛出公那裡，而是掌握在一個叫作孔圉（孔文子）的大臣手中。 [136] 孟子後來說，孔子此次在衛國時得到了衛出公提供的經濟資助， [137] 但沒有證據說明孔子曾拜見過衛出公，這可能是因為衛出公年齡太小了。 [138] 可是，孔子受到了孔文子（孔圉）的尊敬和遵從（孔文子儘管與孔子同姓，但沒有根據證明他們之間有親屬關係）。 我們對孔文子知之甚少，但卻有足夠的理由證明他絕非聖賢。為此，一些中國學者頗為孔子與他交往的事實所困擾。可是，他們在此卻誤解了孔子。孔子希望只與那些跟他的行動和理想相一致的人來往，他當然也非常盼望這樣的人能夠占據有權力的位置。但事實上他們與孔子一樣，也得不到實權。這樣一來，既然孔子希望影響政治的實際運作，他就得做出選擇，只好與那些還達不到他的標準的人來往，並努力調節他們的行為。這並非意味著孔子最終放棄了原則，不加區別地與人交往，而是他遵循了常識，採用了常規的為人之道。孔子的弟子們（像孩子指責家長的行為一樣）期望他堅定不移地遵守原則。對此，在某個場合，孔子告訴弟子們：「當我與人交談時，我不應該對他們可能犯過的錯誤負責，為什麼要對人家那麼苛刻呢？……我不能因此而對他們過去的行為負責。」 [139] 在此時的衛國，我們不能確定孔子是真的得到了官位呢，還是僅僅作了孔文子的重要賓客。可是，我們很清楚孔子為什麼要待在那裡。此時，孔文子是衛國的實際統治者，孔子要想影響政府的行為，一定得通過他。而且，孔文子也在尋求孔子的指點，有些場合甚至是依之而行。總的來說，他可能只是一個膽大妄為的當政者。最後，無論他有什麼樣的短處，孔文子的確是個誠懇的知識追求者。孔子說他是：「勤奮而好學，不羞於向比他地位低的人請教。」 [140] 儘管他有長處，孔子對他的一些出格行為也有一定的耐性，但是孔文子對這種耐性的試驗卻有些過分。孔文子娶了衛靈公的女兒，並認為這麼高的聯姻可以鞏固他的權力，以至於強迫衛國的另一位貴族（大叔疾）與其妻妾分手，轉而迎娶孔文子的一個女兒。當這個貴族繼續與前妾尋歡時，孔文子就想帶兵去攻擊他，並問孔子怎麼去做。孔子憎惡整個事情，告訴孔文子取消這個計劃。雖然孔文子照孔子的勸告做了，但孔子還是命令弟子們準備馬車，意思是要離開衛國。 [141] 於是，孔文子立刻向孔子道歉，而孔子也打算重新考慮。但在此節骨眼兒上，魯國派來了使者，邀請孔子返回家鄉。 [142] 孔子雖然不在魯國，可是一些留在魯國的孔子弟子卻很忙碌。早在公元前495年，子貢就出席了一次外交盟會。公元前488年，在舉行另一次盟會時，吳國的一位權臣召喚季康子（魯國的實際統治者）出席，季康子不敢去，就讓子貢代替。在此次盟會上，子貢以一番雄辯化解了麻煩，沒有因為季康子託故不來而在當時跟吳國鬧翻。此後，子貢不斷地表現出自己的外交才能，證明了自己在魯國政壇上是有用武之地的。 [143] 直到公元前484年，我們才看到有關冉求政治事業的消息，但那時他已經得到季氏宰這個發號施令的位置了。那一年，齊國的一支軍隊入侵魯國，冉求籌劃了抵禦方略，並促使三家的首腦加入行動。冉求自己率領「左軍」，樊遲（後來也成為孔子弟子）做他的副手。在這一仗中，參戰的一支魯國軍隊（右軍）被擊潰，但冉求卻很有效地指揮了他屬下的軍隊，致使侵略者不得不撤退。 [144] 也正是在同一年，孔子接受了魯國當政者的邀請，回到了魯國。很可能是冉求獲得的威望促成了此事。他們年邁的老師為了實現自己所追求的某種東西，到現在已在外面流浪了十多年，留在魯國的弟子一定非常希望他回來。他們確實對他感情深厚，而孔子在週遊中的遭遇對他們心靈的平靜或對他們的作為門徒的自尊也沒有什麼益處。《左傳》告訴我們，「魯國的使者帶著禮物來衛國請他回去」。 [145] 通常是請某人擔任官職時才送上這樣的禮物，可能孔子是被邀恢復他（幾乎是了無意義）的原職。這時，孔子並沒有幻想魯國的當政者會給他實權，但是他畢竟對其他所有地方也都失望了。孔子當時是67歲，而在魯國至少還有他的朋友和弟子在等著他。於是，孔子回去了。 有一種說法是，把孔子（表面上一事無成）周遊列國比作那位槍挑風車的受人歡迎的拉曼查（La Mancha）騎士的四處週遊。但是，如果加以認真思考，其間卻有根本的不同。堂·吉訶德（Don Quixote）是過去的回聲，他模仿的是奄奄一息的遊俠騎士的冒險週遊。孔子是未來的先知，他的哲學旅程雖然看上去無所成就，但卻變成了接下去的幾個世紀的思想和政治模式。堂·吉訶德依仗著滑稽的騎士精神的週遊，敲響了他所傾心的騎士時代的喪鐘；而孔子則通過在他的流浪中竭力尋求將他的學說付諸實施，保證了後來踏著他的足跡前進的週遊者們徹底摧毀了他所憎惡的暴虐的世襲貴族制（世卿世祿）。 儘管說孔子周遊列國沒有取得外在的成就，然而，如果他一直待在魯國，他就會真的成為另外一個人。不錯，適合他的地方是思想的王國，並把這些思想教授給他人。也就是說，孔子不具備那種為把他的思想付諸實施所必需的政治妥協的才能。但是，孔子始終在努力進行著不懈的嘗試，這才是最重要的。這種不同就是以下的區別：指揮官說：「跟我上！」追隨他的人說：「前進！」如果孔子待在魯國，陶醉於一個閒職，滿足於與學生漫遊，那麼他將只是一個布道者。而順著他的無望的探索走下去，他卻變成了一位先知。這位可敬君子的這幅圖畫（在某些方面仍不很完滿），始於他的50多歲。他要救助世界，說服他那個時代的頑固的統治者不要壓迫他們的臣民。這種行為在一些方面顯得有些荒誕不經，但那是只有偉人才會具有的意義深遠的荒誕不經。 孔子被邀回魯的事實不能被理解為季氏家族中的部分人或其首領季康子的內心發生了變化。事實上，孔子簡直無法平靜下來，因為這個窮奢極欲的貴族策劃了一個增加其收入的計劃，根據孟子所說，是要將稅收提高兩倍，而被徵稅的對象自然是他的飽受貧困之苦的臣民。《左傳》說，季康子派家宰冉求去徵求孔子對此計劃的意見。很難理解季康子的此一舉動，除非是他希望依靠孔子對此計劃的承認來申斥公眾對這個新的徵稅措施的反對，因為孔子是眾所周知的人民利益的維護者。季康子可能會這麼想：幾年來他供給孔子以俸祿，此時正是他從孔子那裡得到一些報償的時候。可是，他得到的卻是孔子的譴責。 [146] 可想而知，孔子的譴責不可能阻止這個計劃的實施。季康子強力推行了新的稅制，而冉求作為季氏的家宰，可以說是在為季康子聚斂財富。這就產生了早已露頭的首要問題：冉求是季氏的人呢，還是孔子的人？孔子希望他的弟子們忠於他們的上司，但是孔子認為，弟子們的最高義務是服從原則。如果因為要忠實於原則而不能聽從上司的命令時，他們的義務就是辭職。 [147] 可是，冉求不是那種為一些小小的顧忌就拋棄遠大前程的人。以前，冉求也曾遲遲疑疑地干他的事業，但是發展到現在這種地步，就使孔子忍無可忍了。孔子告訴弟子們：「他不是我的門徒。我的孩子們，敲著鼓去攻擊他。我允許你們去這麼做。」 [148] 這是記載下來的唯一的例子——孔子明確地驅逐一位弟子，但是這種逐斥顯然沒有什麼實際效果。冉求仍舊是儒家集群中的一員，他是否真的被責罰，我們不能得知。 [149] 對於孔子暮年的活動，我們知之甚少。在周遊列國期間，孔子無疑收集到了某些歷史典籍的原稿和資料，並且可能花了一些時間整理它們。孔子有可能重新確定了一部詩歌集中的某些篇章的次序，這部詩集就是現在眾所周知的《詩經》。 [150] 毫無疑問，孔子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教學上，並且很可能就在這一時期招收了大批學生。通過從政弟子，孔子對魯國的政治事務也有一定的影響。比如，當衛出公不得不逃亡到魯國時，冉求和子貢來見孔子，商議如何對待這位國君。 [151] 孔子還保持著禮節性的社交關係，至少與季孫是如此。 [152] 然而，對於孔子力圖以個人身份介入政府決策行為的事情，我們只知道一例，這就是在齊簡公被謀殺的事件上。 早在兩個多世紀之前，陳國君主的一個兒子從陳國逃到了齊國。齊國君主友好地收留了他，還讓他擔任齊國的官職，而他則在齊國建立起了眾所周知的以他的祖國命名的陳氏家族。陳家在齊國不斷發展壯大，並且連續幾代都出現了有才能、有性格的後繼者。可是，這個家族起先在齊國並不處在發號施令的地位。《左傳》記載，在孔子尚處年少的時代，陳氏家族就依靠向人民的慷慨施捨而得到了公眾的好感，這個家族的成員也開始涉足一些政治陰謀。他們利用欺詐、背信和暴力等手段清除掉了一個又一個妨礙他們控制齊國政治的更有勢力的家族。公元前489年，陳氏家族深深地捲入對一位齊公（他還是個孩子）進行謀殺的事件中，取而代之的是陳氏扶立的齊悼公。因為齊悼公並沒有陳氏所希望的那樣馴服，於是4年之後齊悼公也被神秘地謀殺了（史書上沒有說出兇手）。齊悼公的兒子是齊簡公。齊簡公的支持者計劃把陳氏驅逐出齊國。但在公元前481年，陳氏搶先發動叛亂，殺死了齊簡公。 [153] 在此關頭，孔子提議要對齊國政治加以干涉。齊國是魯國的北鄰大國，許多年來，魯國一直保持著較小國家的屈從狀態，並不斷與齊國發生戰爭。由於齊國被粗暴和肆無忌憚的陳氏家族所控制，所以孔子認為陳氏既得不到齊國人民的支持，也得不到魯國的幫助。 孔子聽到陳氏家族發動叛亂並謀殺了齊簡公的消息後，先是沐浴更衣（以與提出莊重的建議相稱），然後去晉見魯哀公，建議討伐齊國。魯哀公說：「魯國被齊國弄得衰弱不堪已經很久了。如果我們企圖進行這樣的討伐，會有什麼收穫呢？」孔子答道：「陳恆（陳氏的首領）謀殺了他們的君主，齊國有一半的人民會反對他。如果再加上魯國的軍隊，我們就能獲勝。」魯哀公接著說：「把這個提議告知『三家』吧。」孔子果然去通告了，但「三家」不願意採取行動。 [154] 死亡的鐘聲在孔門響起了。孔子的兒子孔鯉（缺乏突出的才能，也使孔子很失望）在孔子晚年去世。 [155] 一個更沉重的打擊是他的心愛弟子顏回的亡故。 [156] 公元前481年，社會地位最高的弟子司馬牛也死於悲慘境地。 [157] 公元前480年，人們看到了勇猛無畏的子路的結局。在衛國的一次叛亂中，子路死於全力營救他的主人。如孔子所預言，子路恰恰是死於非命的。 [158] 這些損失一定被全部告知孔子了。回顧自己的一生，孔子肯定認為他的收穫甚微。在改進魯國政治現狀方面他幾乎無所建樹，他也從未如他所願地取得控制一國的成就。他最好的弟子去世了，在世的弟子並沒有異乎尋常的前程。他既無望他的諸多思想觀念能被實實在在地傳給後人，也無望這些思想在現實中能得到有力的推進。沒有人懷疑孔子對子貢所說的：「哎嘿，沒有人能理解我呀！」 [159] 然而，除了這些罕見的沮喪之外，孔子沒有別的什麼抱怨，也沒有證據表明他曾沉溺於那種最廉價的和最普遍的享受——自憐之中。對於他這樣有抱負和洞識的人來講，失敗當然是一劑苦藥，但是他所缺乏的只是些外在的東西，誹謗是附加的一種考驗。《論語》說，有權勢的叔氏不斷地誹謗孔子； [160] 孟子則說，孔子「受到眾多小人的騷擾」。 [161] 在當時，歷史的斯芬克斯之謎並未顯示出，總有一天，他那個時代的所有傲慢的統治者的名字會被忘掉，而孔子的名字卻會被傳頌到世界末日。當然，那時的孔子無此夢想，但他也沒有表現出什麼悲哀。 孔子逝世時的情形並沒有可信的記載， [162] 可我們知道他是如何面對死亡的。根據記載，孔子多次得過幾乎致命的疾病。在其中一次的病重期間，善意的子路悲嘆孔子從未做過高官，就讓弟子們裝扮一番，如同家臣照料一位達官顯貴一樣。當孔子再次清醒過來並看到了給他上演的這場鬧劇時，他便斥責子路說：「我沒有家臣，你們卻找藉口做家臣，你們想讓我欺騙誰呢？我將欺騙上天嗎？而且，我死在像你們這樣的朋友手中，難道比死在家臣手中更糟嗎？」 [163] 另外有一次，子路要求孔子允許為他向神靈祈禱，孔子問道：「有這回事嗎？」子路向他保證這是習俗，但孔子只是笑笑說：「這樣的祈禱我已經做了好久了。」 [164] 孔子死於公元前479年。孟子明言，弟子們在孔子墓旁守喪三年，而子貢又多待了三年。 [165] 儘管孟子沒有詳述三年守喪的是哪些弟子，但從上下文來看，他可能是指當時在門下的所有重要弟子。乍聽起來，這好像是被後代人附加在孔子傳記中的一個「奇蹟」。在西方人看來，這幾乎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在這些弟子中，有的很年輕，有的正值壯年，有的事業剛有開端，還有一些人的事業正在高峰，他們要花掉生命中三年的時間，幾乎無所事事地服侍於孔子墓地。這實際上將是「活著的祭品」。為了誰呢？不是雙親，不是君主，甚至不是一個世俗身份很高的人，而只是為了一個卓爾獨行之人——他從未升至高位，也沒有多少實際的政治成就，那只是他們多年來的老師。 那麼說，我們能相信這樣的故事嗎？這時候，我們記起了這樣的事實：《左傳》記載，在孔子死後，孔子弟子突然煙消雲散了好多年。（只有意味深長的例外，即脫離孔門的弟子子羔還時常出現） [166] 我們看到了弟子們如何崇敬孔子，以至於子貢把孔子比作日月。 [167] 而有若則說：「自從人類出現到現在，從未有過可以與夫子相提並論的人。」 [168] 在我們考慮能否相信他們的時候，可以被稱作奇蹟的這些事件畢竟發生了。而我們也能理解，這位簡樸的教師在後來是怎樣逐漸成為眾所周知的「無冕之王（素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