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中國之道 · 第三章　孔子時代的中國

要想理解孔子，必須認識他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有人指責孔子對政治事務太感興趣，以至於他的思想看上去索然無味，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孔子力圖給混亂之世帶來秩序，他沒有必要找尋使生活更有趣味的道路。在當時，要想堅持他的變革思想，並讓人們像他那樣自由地談論它們，孔子是要冒著極大的生命危險的。人們經常引述孔子對各種各樣的貴族和君主所做的不厭其煩的學究式的說教，言下之意是說孔子言而不當。然而，一旦了解了孔子進行這種批評的背景時，我們就會明白，儘管這樣的批評只是對於那些權貴們的缺點的責備，還不是對於他們的罪惡進行譴責，他們就坐不住了，以至於對孔子被折磨至死也並沒感覺到應有的良心責備，竟如同對一隻被壓扁的蒼蠅一樣。 在孔子時代，中國正好站立於十字路口。現在，讓我們簡要審視一下他到達此處的進程。 考古學證明，與現代中國人有關聯的上古之人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已經生存了相當長的時間，可是人們關於中國歷史的實際知識僅僅開始於公元前14世紀的商朝，它建都在現在的河南省北部。儘管我們只是從出土文物和一些簡短的銘文中了解這個王朝的，但有證據表明，它顯然已經達到了相當文明的程度。它的許多製造品顯示出了高超的工藝，而它的青銅器則位列人類最具藝術性的工藝品之中。 [24] 這個文明未被摧毀，但卻因為受挫而被延緩了。根據傳統編年史的記載，在公元前1122年， [25] 一個相對野蠻的部落聯盟征服了商朝。這些部落位於當時的西部，即現在的陝西省一帶。這群征服者由周人率領，最終建立了周朝。立國之後，這些入侵者繼續擴大他們的征服範圍，直到占領了北部的大片地區。但是，他們卻沒有能力用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管理這塊領土，因為他們缺乏管理一個大國所必需的良好的交通狀況、有效的金融體系和豐富的行政管理經驗。 因形勢所限，這些征服者不得不把大半領土分割成塊，分配給周王的親戚和協助周王進行征服戰爭的其他部落首領。這樣就產生了封建制。在這個制度下，每個封國的君主（諸侯）可以隨心所欲地管理自己的領地，只要不擾亂王朝的和平。他們要定期向周天子納貢，並在需要時參加天子的征戰。 在孔子時代以及稍後時期，早期周朝被描繪成一幅幾乎是中國人的理想時代的畫卷：天下一統，和平而公正。而我們從當時的青銅銘文中得到的較為真實的描述則說明，那幅畫卷是被嚴重誇張了的。不過，相對來講，除了強制性外，可以說周朝已經達到了相當可觀的政治道德水準。因為周朝東部的諸侯被虎視眈眈的強敵包圍著，這就一方面迫使諸侯們服從天子的領導並相互合作，另一方面又限制了他們過分壓迫屬地內的人民。事實上，如果周朝要保持住他們的統治地位，就不得不去贏得人民的支持。 在周人的種種政治作為中，有一場宣傳運動頗為重要。這種宣傳把周朝的征服說成是利他主義的討伐，其目的只是要解放東方的人民，因為這些人民生活在「不道德的」的壓榨者的統治之下。為了讓人們接受這種設定，周王朝提出了一種關於中國歷史進展的新說法。 [26] 他們宣稱，周朝之前的夏朝和商朝的開國之君是表現良好的，但到了王朝的最後時期卻出現了不道德的暴君。每當這種暴君當政之時，首要之神——「天」，就會四下尋找一個有資格重新接受「天命」的貴族，一個通過起義建立新王朝的受命者，這就產生了「革命有理」的理論。據此理論，這個受命者不僅有合法的權利，而且有神聖的義務去推翻暴君。如果有人要問：如何將純粹的犯上作亂者與上天指定的王朝合法繼承者區別開來呢？回答是：人民將追隨後者的事業，並協助他取得勝利。很清楚，儘管周朝的宣傳家並沒有明顯的政治民主的意圖，但卻為後來的民主思想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隨著時間的推移，周王朝的權威開始衰減，第一代封建諸侯的後代們再也不受相互合作之規定的約束了。他們逐漸無視天子的號令，彼此征戰不休，以至於強大的邦國開始吞掉弱小的近鄰。公元前771年，也就是孔子誕生前220年，由幾個諸侯和一些「蠻夷」部落組成的聯盟進攻周朝西部的都城（鎬京，今陝西西安）。周天子（幽王）被殺，西周王朝完結了。繼位的天子（周宣王）遷都到東部的洛邑（今河南洛陽）。這就是周朝後期稱為「東周」的由來。建都洛邑的東周王朝總是處在某位諸侯的保護之下，從此以後，周天子基本上只是諸侯首領的傀儡了。 環繞中原諸國的所謂「蠻夷」部落並不一定是不同種族之人，區別只是他們沒有履踐中原的華夏文化。幾個世紀過去後，他們多半都在漸漸中原化，變成了中原人，但在此之前，他們卻是一種經常性的威脅，不斷地在邊境一帶搶劫，並伺機吞併中原諸侯國的領土。政治分裂使得中原諸侯國無力抵禦這些「蠻夷」之人的侵蝕，但有一種傾向越來越明顯，即如果華夏文化不想被滅亡，就得有個領袖人物出面主持大局。然而周天子軟弱無能，根本無力擔當盟主的角色。在諸侯國中，儘管有一些君主很想稱王稱霸，但是，如果任何一個國家強大起來並對他國形成威脅時，其他諸侯國就會群起而攻之。不過，到了公元前679年初，東周諸侯國還是拼湊起了一個同盟，同盟中最有力的諸侯（齊桓公）領起「霸（伯，貴族首領）」的頭銜。在隨後兩個世紀裡，還有幾個諸侯擔當或自詡過這個頭銜。他們強有力的時候，就向承認他們領導的各國徵收貢賦、監督共同防禦，並取代了除宗教職能之外的所有的天子之事。 在東周初建（前770年）與孔子誕生（前551年）之間的200多年裡，各國疆界不斷變更，其情狀只能用簡圖（見前附）的方式大概描述一下。總的來說，在中原地區的中心地帶，黃河兩岸的國家保存的華夏文化是最近乎純正的傳統。在這方面，特別重要的是周王的皇家領地、由商王的後代統治的宋國以及宋國東北面的孔子故鄉魯國。這些諸侯國以及別的中央小國，與周邊國家相比，長於文化素養，而拙於武備和軍事擴張。中部諸國產生的思想家傾向於強調和平與人的幸福，而許多尚武者和「律法」者（兵家和法家人物）卻是周邊國家之人。 儘管南方大國楚國幾乎統治了整個長江流域，但是經常不斷的國內貴戚間的明爭暗鬥卻削弱了它的巨大潛力的發揮。在文化上，楚國與中原諸國有一定的隔閡。如上所述，楚國本來是「蠻夷」之邦，它只是逐漸成為華夏文化的信徒的。 楚國的情形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能符合西方大國秦國的實際。秦國建都在現在陝西省西安市的附近，這是周人的故址，但有證據表明，秦國文化在一些重要方面不同於整個中部諸國的華夏文化，也許正是因為這些不同，後來才促進了秦國的極權主義的成長。 還有另外兩個強大的國家，即建都在現在山西省的晉國和包括現在山東省大部分地域的齊國。齊國既富庶又有實力，齊桓公率先奪得霸主地位，除了名號和宗教職能外，他幾乎取代了周天子。但是，為了保住他的霸主稱號，齊桓公不斷進行軍事征戰，直到把齊國的國力消耗殆盡。齊桓公在公元前643年去世，此後，他的兒子們為爭奪王位而大動干戈，掀起內戰。齊國就此衰弱了，以至於在此後的諸侯聯盟中從未再掌握過顯著的權力。 沒有必要詳細複述這一時期幾乎連綿不斷的戰爭，不僅中原各國彼此兵戎相向，還有半野蠻的楚國的不斷加入。而且，此時的北方「夷狄」之人也經常對中原地區進行威脅。有一次，在位的周天子請求狄人幫助他對抗中原之敵，結果是，周天子本人有一段時期卻被這些狄人逐出了都城。一般的模式是，幾乎總是周邊的大國之間發生不斷的軍事衝突。中部小國情願保持中立，但那是行不通的。他們被迫依附這一邊或那一邊，而當新的壓力出現時再變換立場。他們最不幸的事實是處在大國之間，成了命中注定的相鄰強國之間的戰場，有時甚至是定期的。因此，周邊大國省去了戰爭的恐怖，而中部諸國卻大遭其殃。中部諸國的哲學家之所以大聲疾呼和平，而周邊地區的哲學家之所以傾向於讚美戰爭的榮耀，以上所述無疑是原因之一。 有時，大國的軍隊並不互相攻擊，而是僅僅滿足於懲罰中部諸國的搖擺不定，並迫使他們發誓忠誠於新的協定。協定的簽署完全是一種宗教儀式。先要宰殺一個用作祭品的動物（「犧牲」），把它的血塗在協定的每份副本上。參與協議的每位國君或官員在簽署協定後大聲朗讀它，並把犧牲品的血塗在自己的唇上。最後，一份副本與這個犧牲品一起埋掉，以使神靈能夠強制協議條款的實施。孔子出生前幾年就有這樣一個協定，內容是強迫中部國家鄭國加入諸國聯盟。這份協定的結尾是這樣說的：「如果有誰毀約，那麼那些負責監督簽約者的忠誠和協定執行的人、著名山河（的神靈）、眾多的（其他）神靈和所有接受犧牲品者，以及我們七姓十二國的祖先——所有這些精明的神靈，都會來懲罰他，使他失去他的人民，還要廢除他的職位，懲治他的家庭，完全毀滅他的國家和家族。」 [27] 這真是太可怕的誓言了。然而，兩個月之後，在武力壓迫之下，鄭國就又一次改變了它的忠誠。 其他國家也受難於這種情勢。但是，像鄭國那樣被迫向新主子發誓永遠忠誠的習慣性做法變得那樣滑稽，以至於類似鄭國的這種宣誓效忠的做法幾乎毫無意義，所以，鄭國索性就把它的宣誓效忠不再指向某個特定的國家，而是任何有能力提出這種要求的國家。 [28] 具有這種時代特徵的國家事務對當時人們的思想有兩方面的重要影響。首先，這些國家顯然是經常因為懼怕懲罰而加入同盟，旋即又在適當的時機退出，但是，這些改變立場的國家並沒有遭受到應該行使打擊作用的神靈的懲罰。實際上，真正受到武力懲罰的正是那些盡力對他們的協定保持忠誠的人。所以，在這一時期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一種懷疑主義，並逐漸懷疑到了神靈的存在，更別提這些神靈發揮其力量了。其次，不僅是宗教，就連倫理道德的基礎也受到搖撼。無論何時何地，武力和強權就是正義。不僅是每個正常人，就是傻瓜也注意到了這一點。 孔子的故鄉魯國相對弱小一些，但不可思議的是，這個國家卻未被任何大國摧垮和吞併，並且一直堅持到周朝末年。形成這種結局的部分原因，可能因為魯國是著名的周公（旦）所建。周公是周王朝建立者（周武王）的兄弟，而魯國則被看作是古代文化和禮儀的博物館。某個強國要滅亡魯國並非難事，但要真的這麼去做，卻得擔負不太好的名聲，明顯得不償失。當然，這並不是說這個國家的日子就很好過。事實上，它也經常為各種內憂外患所困擾。可是，與更靠近中心地區的國家相比，魯國所遭受的戰亂之苦更少一些。詹姆斯·理雅格（James Legge）統計出，在《春秋》所記載的年代裡（前722—前481年），魯國只受到過21次入侵。 [29] 與這一時期其他中小國家所受到的攻擊相比較，這顯然是很少的。 齊國是位於東北方的大國，也是魯國的禍根。魯國與齊國之間的戰爭是相當頻繁的。齊國經常蠶食與魯國接壤的領土，而魯國則不斷奮起抗爭。有時，魯國的反抗也會取得成功，甚至還能奪回部分領土。不過，魯國要想真正有效地抵禦齊國，只能求助於其他大國。早在公元前634年，魯國就曾請求南方蠻夷之國楚國幫助其抗擊齊國，並且真的獲得了援助。 [30] 公元前609年，齊國支持的一個魯國大臣謀殺了魯國的兩位合法的王位繼承人，並讓一個魯君姬妾的兒子做了魯公。 [31] 這位魯公在位期間，齊國一直控制著魯國之政。在這種情況下，魯國最終不得不請求晉國的援助，以使其脫離齊國的左右，重獲獨立。從此以後，魯國也就成了強國的隨從。然而，這並不是說魯國就完全是個可憐的受害者和無辜者。在大國面前戰戰兢兢的魯國，卻在比它更弱小的國家面前耀武揚威，侵略、懲罰和吞併，能做即做。 魯國的內政呈現出與其他國家一樣的特點。在整個中國，各個封建國家都是通過犧牲周天子的利益來擴大自己的權力，直到把周王降為傀儡。在封建邦國之內，則風行的是諸侯的大夫想方設法篡奪國君的權力。 在閱讀儒家的《論語》時會遇到「三家」這個詞，它指的是三個貴族大家族，他們是魯桓公（前711—前697年在位）三個兒子的後人。 [32] 這三個兒子被稱作孟、 [33] 叔和季，即老大、老二和老小這兄弟三人。正如歐洲的童話故事一樣，最小的總是最成功的。這位季氏家族的奠基人（季友）反對他的殘暴兄長（慶父）的計謀。作為老大家族之奠基人的慶父，試圖自己登上君位。季友與之抗衡，還挽救了魯君合法繼承人（魯僖公）的性命。作為獎賞，季友成了魯國的上卿（宰相），大權在握。從這時起一直到孔子時代，魯相的位置一直成功地掌握在季氏首領（季孫）手中，儘管其間也有一陣子被其他變得更有力量的家族暫時擁有。 大約在孔子出生前的150年間，魯公的權力大部分落到「三家」手中，「三家」也逐漸加緊了他們的控制。其中兩家的首領（孟孫和叔孫）參與了對兩位魯（文）公繼承人的謀殺，並在公元前609年把他們更能接受的繼承人（魯宣公）扶上了國君的寶座。公元前562年，「三家」瓜分了魯國，包括國家的軍隊和大部分歲入。他們留給魯公的東西微乎其微，唯一得到保全的只有舉行各種國家禮儀的特權。公元前537年，即孔子15歲時，季氏占據了半數以上的國土，孟氏和叔氏則占據了十分之四，而魯君所能獲得的收入只是「三家」高興時給的一些貢物。 [34] 當然，在「三家」逐漸奪權的過程中，歷代魯公並不是沒有做過從這種控制中掙脫出來的努力。孔子34歲時，魯昭公帶領一伙人企圖殺死季氏首領（季孫），但在最後一刻卻讓他僥倖逃脫了。當雙方面臨決戰時，叔氏搭救了季孫，魯昭公被迫逃到齊國，在那裡過起了被放逐的生活。 [35] 季氏只是定期送馬匹、衣服和鞋子給魯昭公和他的隨從，但不允許他們返回魯國。7年之後，魯昭公死在國外。這次對抗，是魯公堅持其獨立性的無數次企圖中的最引人注目的一次。 很自然，其他貴族們對大權在握的「三家」也會產生嫉恨。他們之間常有爭執，起因則是多種多樣，諸如與女子的私通，有一次甚至是為了鬥雞中的一方給雞爪子裝了個鐵刺。這種爭執通常導致暴力。反對「三家」的貴族們常用的藉口是，要使魯公重新獲得被篡奪去的權力，但是「三家」牢牢掌握著權力。有時，「三家」之間也有爭吵，但他們足夠精明，認清了他們之間必須合作，否則就要面臨滅頂之災。 正所謂上行下效，周天子被篡權的進程也就是諸侯被篡權的進程，諸侯的權力被他們的卿大夫篡奪，但是，這種進程並無休止。這些卿大夫的屬下（家臣）也在竭盡全力侵奪上司的權力。當這些家臣作為邑宰掌握了某座城邑時，有時會關起城門據邑叛亂，背棄對上司的忠誠。有時，據守著這些城邑及其所屬地域進行叛亂的家臣，還會把這些地盤從一個國家帶到另一個國家。 孔子47歲時，季氏的家宰（總管）陽虎進攻季氏並囚禁了季桓子（季孫），還強迫季桓子跟他簽訂協議，以承認他的權力。第二年，陽虎又迫使「三家」的所有大夫以及國中的其他人與他訂立盟約。此時，魯國實際的統治者既非魯公又非「三家」的首領，而是陽虎。兩年後，陽虎與另外一些家臣策劃謀殺「三家」的首領，也就是說，陽虎企圖徹底地取季孫而代之。但是，這個計劃卻在最後時刻敗露，陽虎也不得不出逃他國。 不僅是魯國，別國亦復如是。幾乎談不上權威和秩序，只有不斷的暴力消長。宗教儀式倒是大派用場，因為不斷舉行的訂盟儀式少不了它。但是，楚國的一位官員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能從敵人那裡獲得利益，就要不顧盟約地勇往直前。」 [36] 在這個時代，沒有我們所謂的法律概念，而且處處都是一樣，人的生命是廉價的。吳國的國君為了不走漏壞消息，便親手割斷了碰巧在場的七個人的喉嚨。 [37] 被主人懷疑下了毒的食物要由狗和僕人來嘗。 [38] 有個小國的君主是刀劍收藏者，他用屬下的脖子試驗新的收藏品。 [39] 晉靈公喜歡在塔樓上用彈弓射擊行人，觀看人們在他的彈丸之下東躲西藏的樣子；廚師做的熊掌不合他的口味時，就會被他殺掉。 [40] 儘管這樣的統治者是不常見的，但並非不常見的是，貴族們總是要威脅那些敢於勸止其行為的下屬，並殺死那些苦諫不已的人。如果不便直接殺死，有時還雇用刺客。同樣的，過度嚴酷的懲罰司空見慣。在齊國，斷足之刑（刖刑）相當常見，以至於店鋪里都要銷售為這些蒙難者專用的特製鞋襪。 [41] 所有階層都通行賄賂，從有利於某些人的司法舞弊，直到別的國家賄賂某個大國的權臣，以便得到有利的外交政策。 即使親戚之間也互不信任。對統治集團成員間存在的信任程度，可以從吳王僚接受其親戚公子光（即後來的吳王闔閭）的一次宴請中得到證明。那時，孔子大約30歲。公子光想在宴會上殺死吳王僚並取而代之。他做了精心的策劃，把刺客（專諸）藏在宴室下面的地窖中。吳王僚已有懷疑，但還是應邀前往，並做了周密的防備。他在沿途都布置了士兵，宴室內外戒備森嚴，站滿了全副武裝的親信。吳王僚的這些親兵把送餐的侍者擋在門口搜身，並要求侍者更衣，跪著上食，甚至侍者兩旁還有帶劍的衛兵隨行戒備。這些預防措施看上去已經無以復加，但專諸卻把匕首放在魚腹中，爬行獻魚，然後突然抽出匕首刺死了吳王僚。而史書的記載則說，與此同時，「兩柄長劍刺入了兇手的胸膛」。 [42] 齊國的兩個有權勢的家族敵視另外兩個家族，他們聽說對方要來進攻，便馬上集合起屬下，並分發了武器。準備停當後，他們去探查了敵方的情況，卻發現情報是假的。然而，結果卻是，為了防止對方在得知他們武裝起來之後發動進攻，使自己陷於被動，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馬上採取主動，搶先下了手。 [43] 正如有時人們所斷言的，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孔子在倫理道德上的表現是極端拘謹的。儘管這種斷言對孔子來說並不很公正，但是，他的許多同代人卻連領受此種責備的資格都沒有。在當時貴族們的種種非道德的表現中，私通甚至亂倫相當常見。女人，甚至是別的貴族的妻子，有時不經過任何禮儀就被那些權貴給占有了。 當然，也有一些事例表現出了這個時代特有的偉大忠誠。比如說，有許多豪俠為他們的主人和他們的原則而死，拒絕不義之所得。但是，與之相反者比較，這種道德之行真是太稀少了，並且有許多人物及其事件從歷史的角度來講並不可信。如果能作一些比較全面的思考的話，這個時代所特有的某些混亂和不安定的觀念可能來自這樣的事實，即某些貴族，決不是想要得到更多的領地，而是有意把他們的一些土地返還給他們的領主，希望通過減少對土地的大量擁有使他們逃脫災禍。 [44] 個人之間的嚴重缺失道德的特色也體現在了國家關係上。外交使節一定得是勇士，因為如果他出使的國家被他的國家惹惱的話，他本人就會有殺身之禍。即使國君對另一國進行友好訪問時也難免被扣留，這種扣留可能是為進攻該國做準備，或是為了其他原因。例如，兩個小國的君主曾被楚國扣留了3年，因為他們拒絕給楚國的令尹（宰相）送上他想要的珠寶、裘衣和馬匹。 [45] 有一次，一位魯公訪問齊國時被拘押，直到同意將次女嫁給一個齊國大夫。楚國的一位君主聽說一個小國——息國君主的夫人很漂亮，就派人傳話說，他要去息國與息侯會饗。可是，一到息國，這個楚君就殺了息侯，滅亡了這個國家，最終把息侯的夫人息媯擄掠到了楚君的後宮之中。 [46] 貴族們缺乏足夠的安全，人民則根本沒有。他們主要是農夫，實際上就是農奴。他們沒有任何力量對付貴族，事實上，他們面對的只有納稅、勞作、土地被徵用、飽受折磨和被貴族殺死。勞作者的這種遭遇幾乎是無法阻止的，所以到了受苦至極時，他們只有造反。可是，對於不成功的造反的懲罰，必定是把造反者拷打至死。 即使顯貴們在他們的領地之外四處遊逛時，也像蝗災一樣穿過農田，伐木做薪，踏平莊稼，毀壞房舍，回去時還用武力「要求」貢品。這些暴行，即使在和平時期也是常有之事。然而，連綿不斷的戰爭帶來了更加深重的災難。比如，公元前593年，宋國的都城被長期圍困，以至於居民們飢餓難耐，被迫去吃小孩子。因為不忍心吃自家的孩子，便「易子而食」，相互交換著去吃。 [47] 周朝中央集權政治權威的逐漸崩潰越來越加重了人民的苦難。隨著時間的推移，貴族的數目卻增加頗快（這部分要歸因於多配偶制）。與此同時，即使是低等貴族的生活也變得越來越奢侈。在偌大的中國，支撐一個王宮的揮霍並沒有多難，但是，當大批的諸侯都想如同天子一樣地過著無度的生活時，經濟就會很緊張。如果卿大夫和他們的家臣們也都要努力保持他們不加節制的優渥的生活方式時，大眾的赤貧就勢在難免了。還有一個事實就是，為了維持他們的體面，貴族們不得不發動多種多樣的國內的、族內的甚至私人之間的戰爭。這樣一來，社會情勢就必然會一步步地變得令人難以忍受了。 這種社會機體內部的疾病逐漸產生出了它自己的抗生素。理論上講，貴族所有的兒子都應該得到封地和在政府中職位。但是，隨著歲月的飛逝，貴族祖先太多了，以至於這個理論實在行不通了。結果是，即使國君的一些近親都淪落為窮人。 [48] 而在日積月累之下，社會上就出現了一大批這樣的人：他們有著高貴的世系，多半還受過教育；他們雖然稱得上是貴族，但卻很貧窮，其實際的社會處境近乎普通人。 所以，至少是作為先例，正是這樣的破落貴族後裔組成了貧困的士階層，他們在周朝後期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中的一些人是武士和待雇的刺客，另一些是各國朝廷里的官員和小吏，但是，他們之中也有一些是哲學家。這樣的哲學家毫無例外地是些憤世嫉俗之人，因為他們知道什麼是更好的東西，或者至少是其他人認為他們應該具有如此的見識。總之，他們不想接受現狀。他們不是愚味無知的農夫，不會甘願受苦而不抗爭。他們對自己所受的壓迫顯然不滿。而在他們之中，就有那麼一些懷有利他主義思想的人，信仰的是全體人民的事業，孔子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注釋 [1] 　——譯按：據《史記·宋世家》、《孔子家語·本性解》等，孔子的始祖是殷天子。 [2] 　——譯按：據《孔子集語》卷十三引《拾遺記·三》：「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而生孔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沐浴徵在。」「徵在」即孔子之母顏徵在。 [3] 　——譯註：《論語·子罕第九》：「吾少也賤。」《史記·孔子世家》（以下簡稱《世家》）：「孔子貧且賤。」 [4] 　——譯按：《孟子·萬章下》：「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世家》：「及長，嘗為季氏吏，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 [5] 　因為本章是概括全書的內容，正文中沒有引證相關原典。相同的觀點將在下文展開。 [6] 　——譯按：在孔子從政的問題上，顧氏在本書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我們也將在此後章節中顧氏具體講到相關問題時再詳加討論。 [7] 　傑弗遜，Ⅸ，第428頁。 [8] 　孫逸仙：《民權主義》卷一，第10、169、232頁。 [9] 　里克，卷一，第310頁。 [10] 　韓愈：《原道》卷11：「其孰從而求之。」 [11] 　衛禮賢，第71頁。 [12] 　崔述，卷1，「《史記》之誣者十七八」。 [13] 　錢穆，第40頁，「余讀《史記·孔子世家》最蕪雜無條理」。 [14] 　皮克，第96—97頁。 [15] 　《論語·雍也第六》：「雍也可使南面。」 [16] 　見《論語·雍也第六》「子謂仲弓」章。事實是，《左傳》中並沒有提到過任何姓冉的君主之家，這顯然排除了冉雍曾是君位合法繼承人的可能性。就我所知，其他資料中也沒有任何類似說法。 ——譯按：所謂「污點」，應該是指《論語·雍也第六》所說的冉雍好比是「犁牛之子」，即出身於社會下層。 [17] 　堯傳位給舜的根據當然不是家族繼承權，根據傳統說法，堯在生前就把王位禪讓給了舜。但最近的研究表明，不僅這些帝王純屬傳奇人物，而且講述他們以德禪讓的著作也是成書於孔子之後的。詳見原書第186—189頁。 [18] 　亦即《易經》的卦辭和爻辭，不包括所謂「十翼」。「十翼」的出現晚於孔子，這些將在下文討論。 [19] 　對《尚書》的詳考，見顧立雅，第55—89頁及第111頁注［1］。《尚書》中的下列篇目我認為無疑是儒家之前的，它們是《湯誓》、《西伯戡黎》、《微子》、《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君奭》、《多方》、《顧命》、《費誓》、《文侯之命》和《秦誓》。還有幾篇可能與孔子同時，但必須留在懷疑之列。餘下的亦即組成今文《尚書》的大部分，明顯是後來的偽作。古文《尚書》並未提及，因為一般都認為（正如中國學者早已證明了的）它們是偽造的。 [20] 　見原書第202—204頁。 [21] 　見本書注釋 。 [22] 　——譯按：顧氏對《左傳》的如此斷言是有先入之見的，從《左傳》全書的角度，有關孔子的記載確實分量不多，但是在《左傳》記載的近300年（前722—前453年）的歷史中，除了一些重要的君主之外，能夠獲得孔子般記載的人物並不多見，所以，在《左傳》中，孔子無疑是重要歷史人物之一。另外，對於《左傳》中關於孔子的記載，顧氏又加以有選擇性的肯定，這也只能使相關問題更為複雜。有關這方面的討論，我們將在本書後文專門論說《左傳》時再加深入。 [23] 　古斯塔夫·哈龍（Gustav Haloun）出版了這種內容的三個主要文本，他稱之為「前儒家的著作殘篇」（「緯書」）。它們很有意思，但是根據其日期和內容，我們沒有理由把它們視為研究孔子的基本材料。 [24] 　——譯按：其實最能代表商代文明的，是以甲骨文為表征的成熟的文字體系。 [25] 　——譯按：關於周人滅亡商朝的時間，學術界有多種觀點。如《夏商周斷代工程》認為武王滅紂在公元前1046年。 [26] 　對這場宣傳運動的較全面的討論以及對於早期歷史的不同看法，見顧立雅第47—95頁和顧立雅（4）第367—375頁。可必須指出的是，有人認為還有比《易經》更早的證據，表明周是臣屬於商的，儘管正史的描述並不明確。 [27] 　《左傳·襄公十一年》：「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墜）命亡氏，踣其國家。」 [28] 　《左傳·襄公九年》：鄭國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 [29] 　理雅格譯：《左傳·哀公十二年》。 [30] 　——譯按：詳見《左傳·僖公二十六年》。 [31] 　——譯按：詳見《左傳·文公十八年》。 [32] 　——譯按：因為是魯桓公後人之故，「三家」也被稱作「三桓」。 [33] 　魯莊公是次子。孟氏起先叫仲（氏），理雅格認為他是嬪妃所生之故。見理雅格譯《左傳》第74頁。 [34] 　——譯按：在孔子時代，魯公尚有自己的田地，《論語·顏淵》記載魯定公與孔子弟子有子曾有過因為「年飢，用不足」而是否增加稅收的討論。只是魯公田地甚少，甚至有時不足以維持其日常所需而已。 [35] 　——譯按：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36] 　《左傳·成公十五年》：「敵利則進，何盟之有？」 [37] 　詳見《左傳·哀公十三年》。 [38] 　詳見《左傳·僖公四年》。 [39] 　詳見《左傳·昭公二十三年》。 [40] 　詳見《左傳·宣公二年》。 [41] 　詳見《左傳·昭公三年》。 [42] 　《左傳·昭公二十七年》：「鈹交於胸。」 [43] 　詳見《左傳·昭公十年》。 [44] 　梅，第176—177頁。 [45] 　詳見《左傳·定公三年》。 [46] 　——譯按：詳見《左傳·昭公十四年》。 [47] 　詳見《左傳·宣公十五年》。 [48] 　——譯按：周天子權威的崩潰，貴族間的衝突，小國的滅亡，均可能產生這樣的破落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