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論語 · 孔子之心學

一 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孔子之心學」。先把題目略作解說，再申述內容。 儒家應分兩段落去看。前一段從漢至唐，後一段由宋到清。前一段的儒家，都講周公、孔子。後一段都講孔子、孟子。此是一大不同處。漢 唐儒，我們可稱之為「經學儒」。宋 明儒，可稱之為「理學儒」。經學儒看《五經》更重過《四書》。理學儒看《四書》更重過《五經》。清代有一部分學者，標榜漢學，反對宋 明。其實，他們仍受宋 明影響，仍當歸入宋 明系統。大體言之，漢 唐儒重事功幹濟，宋 明儒重心性義理。而清人則既不講求事功幹濟，又不探討心性義理，乃別有所謂考證之學。在經濟、義理兩方面，遂均較前儒為差。 宋 明理學中，又分為兩大派：一曰程 朱理學，一曰陸 王心學。因陸 王主張「心即理」，而程 朱則主張「居敬窮理」。後人遂疑居敬窮理，則似理在心外；心即理，始是理在心內。於是遂分之以為二。依我個人意見，程 朱同亦主張理在心。而且窮理工夫主要端在心，仍必從心做起；因於格物而所窮得之理，非與吾人心中之理有不同。窮外界事物之理，即是窮吾人內心之理。因此程 朱之學，亦可謂是心學，只與陸 王所講稍不同。或許是講得更精些！ 亦可謂陸 王從「心即理」出發，程 朱則以「心即理」為歸宿。陸 王說心即理，則不須另要功夫。而程 朱說心即理，則非另下一番功夫不可。所以我們只能說程 朱與陸 王的心學有不同，卻不能說程朱不注重心。換言之，亦可謂宋 明理學，包括程 朱與陸 王兩大派，莫非是「心學」。 宋 明理學家，雖欲跨越漢 唐，畢竟是從先秦來。陸象山最喜稱述孟子「必先立乎其大者」之語，大者即指「心」。王陽明提倡「致良知」，「致知」二字由《大學》來，但稱「致良知」，「良知」二字則亦據孟子。故陸 王之學皆本於孟子。孟子曰：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盡心篇》上） 此是孟子講心學之明證。而且七篇中，講心性者特多。孟子固為陸王所推尊，但亦同樣為程 朱所推尊。故我們只可說，程 朱、陸 王乃是同源異流。而孟子亦可稱為是心學。不僅孟子，即荀子亦極善言心。我們亦可稱荀子為心學。更由孟 荀上推孔子，則知孔子亦可稱心學。「心學」乃為儒學之主要骨幹所在。在此方面，漢 唐儒似不如宋 明儒，更扼要，更緊切。 今天所講「孔子之心學」，當從《論語》講起。《論語》二十篇，極少講「性」字。子貢曰：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篇》） 講及「心」字亦極少，不過六七處。然則為何說孔子所講的一套學問亦是心學呢？我們讀《論語》，其中所講，多為事物，但「因心見事」，「因事見理」。宋 明儒程 朱、陸 王所講，其實均不出此。一部《論語》，向內沒有講「心」，向外沒有講「理」，只講一件件的「事」。但我們只要就孟 荀、程 朱、陸 王來讀《論語》，便知孟荀、程 朱、陸 王所講「心學」，其實均奉《論語》為大宗。今天所講，主要是講《論語》二十篇中孔子心學之大概。其未是處，請在座諸先生指教。 二 我們講宋代理學，有一最有名的故事，亦可謂因此而開出宋 明兩代之理學。程明道、伊川兄弟十五六歲時，去見周敦頤 濂溪，濂溪教他們「尋孔 顏樂處」。此語一針見血，實宋 明理學生命大動脈所在。《論語·述而篇》有云：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又《雍也篇》有云：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贊哉回也！ 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此兩處程子語，便從濂溪之指導而來，今若問孔 顏所樂究系何事？最簡單之回答，當云：「所樂在心，不在外界事物。」宋 明理學家最主要之宗旨，即是要認取孔 顏之心，探討其心所樂何在。此乃程 朱、陸 王共同精神之所在。而孟 荀精神也莫能外此。 宋學開先，群推范仲淹。他的名言有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我們可以說，範文正之憂樂，乃以「天下」作對象。如是，豈不將使人有憂無樂？然苟其人心中無樂，恐亦不足以擔當天下之大任。故後來理學家雖亦極尊范仲淹，而論理學開山，則終必推尊周濂溪。因范氏究不能和孔 顏的憂樂相擬。稍後明道又說：「十五六歲，與弟伊川受學於濂溪，即慨然有為聖賢之志。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意。」「與點」一章，見於《論語·先進篇》。此章始自明道提出，由宋迄清，學者都加重視。此章載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公西華對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此三人，一志於軍事，一志於財政，一志於外交，獨曾晳則曰：「異乎三子者之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這是《論語》中一篇極好的小品文。明道釋之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 舜氣象也。」明道之釋此章，似乎有些過分重視了內面心性之樂，而過分看輕了外面事功建樹；與上引范仲淹語，正反各有所偏。孔子常常稱讚顏回，而其贊曾點，則只此一見。實則此章孔子之「與點」，只在教導其他三子莫要過分重視了外面事功。一切事功皆須有外麵條件，故不該奉以為為學之大目標。即如此章曾晳「舞雩詠歸」之樂，亦仍有外麵條件，如暮春天氣，如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之伴侶，如沂水、雩台之環境。缺了條件，便感不足。但講到顏回所樂，則可以無條件，甚至可以有反麵條件，「人不堪其憂」，而「回也不改其樂」。此其樂之所以為可貴。而且曾點之樂，也可說近是享受式的，所謂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雖曰取之無盡，用之不竭，要是有條件，而且僅止於享受。而顏子之樂則非享受，乃是一種進取。其言曰：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罕篇》） 此是顏子一種最高之追求，亦是一種無限之進取。絕非當身一種眼前享受。然亦無外麵條件限止，所以為真可樂。 惜乎曾、顏所樂之不同，宋 明兩代的理學家，沒有在此處加以透切發揮，而每混合為說。於是他們太看重了心性，太看重了心性享受，而忽略了事功，更是忽略了學問。至於清儒，雖若重視學問，而於點、於回，兩皆失之。當知顏子之樂，乃由「學」而來，亦即於「學」中所得。孔子又極稱顏子之「好學」。而孔子亦復以「好學」自稱。《公冶長篇》：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濂溪亦曰：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范仲淹可謂有伊尹之志，但未深入認識到顏子之學。今問孔 顏所好究為何學？胡瑗（安定）掌教太學，出此題為問。伊川撰論，極為安定所稱賞。此值伊川少年時，蓋亦由濂溪之教導也。 三 今請由此進而討論孔子之所謂「學」。《論語·學而篇》首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此章「說」字、「樂」字、「不慍」字，只是一義，即指心境之樂言。孔子畢生所學內容，此刻暫置不論。但孔子學時此一種內心境界，則在此《論語》首章已明白懸舉。我們此刻正當從自己所學來體會孔子之境界，亦當從孔子所懸舉之此一種境界來考驗自己之所學。但也不能單在境界一邊張望過甚，便會陷入明儒如王心齋《樂學歌》所詠。當須由此深入，乃可透悟到孔子之心學。在《論語》最後一章，則曰：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命」便是外在條件，「知命」便是知有此條件，但非不顧此等條件之謂。必使外麵條件不足以改變自己內心境界，此始謂之「君子」。《論語》首章末章之所謂「君子」，此一層大堪玩味。 《論語·憲問篇》：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明道釋之曰： 為己，欲得之於己也。 真能得之於己，內心境界寧有不悅、不樂而轉有慍焉之感？程子又釋之曰： 為人，欲見知於人也。 孔子一生，不見知於人，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憲問》）可知雖外面一切條件不夠，亦可終不害於此心之悅樂。此所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能自得，能內心有樂，始可以感染及人。明道又釋之曰：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 喪己寧復有樂？而且己之已喪，他人於我，又復何得？ 當知人心最難把握。必得讓自心有一條路向前，始有可樂。一人之心如此，天下人之心亦復如此。人人心中有樂，斯乃天下太平，反之人人心中沒有一條路，不知由何處向前，則天下必亂。孔子為學大道，即在開示天下萬世人心此一條向前之路。《為政篇》：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此章孔子自述畢生為學經過，然所講正是此內在之一「心」。「十五志學」不必講。「三十而立」之「立」字，即「己欲立而立人」之立。這不是如今人般在經濟上、職業上之所謂立，而乃是一種人格上之立；所謂頂天立地，獨立不懼。人格上的立，即是心性上之立。立於己，立於內，而非立於人，立於外。且看下一句「不惑」二字。「不惑」是心上清清楚楚。群言淆亂，世道紛歧；縱是外面一切利誘威迫，而我能不搖不動，不退不轉；此始是個性自由，非如今人所謂之個人自由。循此而後中天下而立，至於「知天命」。知道不行，即是知天命。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即是知道不行，而還是要行，亦是知天命。至於此下「耳順」與「從心所欲」兩階層，更為心學造詣上之更高境界，此處暫不詳論。所以孔子一生學不厭，教不倦，樂天知命。學之所在，即樂之所在，同時亦是人生真意義與真價值所在。即此是「道」，更何所謂「道不行」！ 當知人生之真意義與真價值，決不在提高欲望，使欲望獲得滿足之謂。欲望多在外面物質上，即不能無外麵條件。此且不論。當知自己一身也即是物質。要使外面物質進步，先應使此身進步。所謂此身進步，則當指日常生活言。知得要求日常生活進步，便當知先注重於主宰吾此身之「心」之進步。故一切之學，必以心學為主要，為究竟。 《論語·里仁篇》：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恕」二字，就是指此心。中心為「忠」，如心為「恕」。心之在內者為忠，在外者為恕。譬若對朋友：直以己心施之朋友，即為忠。莫以己心之所不欲而施之，即為恕。程子說：「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天道，即自然之道。依照吾心自然之道做去，即是人道。忠是體，恕是用。一就是忠，貫就是恕。對外面萬事萬物，只有我此一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切只憑我此心忠恕，就可達到。 今天我們確是完成了許多「物」，那是連孔子也不曾夢想到。但又卻各自喪失了自己一顆「心」。失去了自己一顆心，即是失去了自己這一個人。因而外面物質縱是不斷進步，而各自內心總是感到不滿足，不快樂。今天的世界，已然只見為是一個物世界，不見為是一個人世界。一切只為功利，不忠不恕；只見有物，不見有人；甚至不見有我，主要還是不見了我之此心。試看小孩子們多麼快樂！小孩子們的快樂，那亦是天道。成年人則失去了小孩時那一顆天賦我們的「赤子之心」，所以總覺得不快樂。人類已能登上月球，若只論物的世界，我們也已發展到高峰；而人的世界則日趨沈淪。只須每天清晨讀報紙上所報導，便可得知。孔子說「富貴如浮雲」，今天的人類，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只如在浮雲中，一片模糊，變幻莫測。 四 以上略舉《論語》少許章節，便足證明孔子所講的也是心學。宋 明諸子只是就此發揮。平心而論，漢 唐諸儒比較少講到這一邊，所以為宋 明儒所不滿，但《論語》只是孔子門人與門人之門人所記下。此刻要說到《春秋》一書，則是孔子所自著。《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孔子只寫下了一萬八千字。然後人言《春秋》，《三傳》以下，到今無慮千萬人，千百萬言；其中只孟子一句話，便最說中了《春秋》之作意。孟子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懼」字正指在人之內「心」言。在此二百四十二年間，「弒君三十六，滅國五十二」。平均計之，不到七年，即一君被弒。不到五年，即一國被滅。那真是亂世已極。而孔子《春秋》於此二百四十二年中，「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那些天子諸侯大夫，為孔子所貶、所討、所退的，那是孔子之所遭際。王事則是孔子之所志所學。漢人說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行於一身，道明於天下；《孝經》即是「忠」，《春秋》即是「恕」。孔子作《春秋》到今兩千五百年，中國由大體上說，常是一個大一統的局面，廣土眾民，日擴無疆；不像歐洲人到今天還沒有一統過。這是何故？這便是孟子所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如果亂臣賊子無所「懼」，大家爭為亂臣賊子，一如春秋般，怎會有此兩千五百年國家民族大統一、大團結的局面？這也並非說中國此下便無亂臣賊子，只是亂臣賊子心中知懼，比較上亦就少見。至於後世亂臣賊子何以會知懼？此處便是有一番心學妙理，正是孔 孟以下，中國儒家所主要講究的。 孟子引《詩經》，說：「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孔子作《春秋》，乃是一項大智先見，深入人心，使兩千五百年的人心，大家有一戒懼。孔子誠不愧為中華民族的大聖人。換言之，乃是中華民族之大孝子，大忠臣。孔子以「心」教「心」。把他一個「心」來貫穿兩千五百年人的心，通達古今。使中華民族兩千五百年來成為世界最大之民族。非有此心貫徹在內，何以得此！吾們此刻，正應把握此心，完成此心，不使渙散，不使淪亡才是。 諸位當知，非有此心，民族將會破碎，歷史將會斬斷。非有此心，物質縱進步，人道將萎縮，世界末日亦終於會降臨。此心在人，人之善保此心，則貴能有學。我們應該反求諸己，也即是反求諸己心。《論語·公冶長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當知所學，亦即以此「忠信」為學。故孔子以「文、行、忠、信」為四教。現在我們應效法孔子，從自己內心出發，去從事學問；在心的基礎上建立人世界，再由人世界來建立物世界。後先緩急，本末內外，不應失倫失序。心為本，物為末；心在內，物在外。故心為先急，物為後緩。我們今天當研究孔子之心學，再由孔子下及孟 荀乃至宋 明 程 朱、陸 王，將此一套心學發揮，即是發揮了儒家之最要義。而主要則在自己。從自己開始，到自己歸宿。且求自己此心常感悅樂，便是我學得失最親切之證驗。只因中國人講此一套講得太多，盼望諸位莫以為只是些老生常談而忽之，則甚幸甚幸。 （一九七〇年九月《孔孟學報》第二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