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論語 · 民族自信心與尊孔
一
任何一民族之形成與發展，必有與其他民族間少許相異不同之特殊性之存在。此種特殊性，可稱之謂「民族個性」，或徑稱「民族性」。
若無此項民族性存在，即不能有民族之形成與發展。
此項民族性，乃由於外面天地大自然之影響，以及人類自身之歷史積累，與夫文化創進，多方配合，長期陶鑄而完成。
因此，「歷史」「文化」「民族」，乃屬三位一體。無此民族，即無此民族之歷史與文化。無此民族之歷史與文化，亦即無此民族之存在。
二
中國民族，有其可大、可久之顯著特性。
中國民族，擁有長時期五千年一線相承、傳遞不絕之歷史演進與文化體系，現存全世界其他民族，無一可與相比擬。此為中國民族有其可久特性一明徵。
中國民族，擁有廣大人口達於七億之多，占全世界總人口五之一。其他民族，亦絕難相匹。此為中國民族有其可大特性一明徵。
何以中國民族能有此可大、可久之兩特性？此因中國人中之大多數，經於教育修養，風俗薰染，使其各以可大、可久為其人生之理想與趨向之目標。由各個人之人生理想與其趨向目標又推而及於家庭組織、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各項群體結構，亦無不同向此理想與目標而前進。
狹小的期圖，短暫之攫取，永懸為歷史炯戒，文化明訓，相率鄙棄而不顧。
此項民族特性之呈現，亦可以「和平中正」四字說之。
中則不偏，正則不邪，惟其不偏不邪，故能和平相處。小己之完成，即為大群之完成。而大群之完成，亦即是小己之完成。
三
中國民族此項理想，尤以儒家教義為中心。而中國儒家，則共奉孔子為宗極。
孔子生在中國民族長期歷史文化演進之中期。上面集前古之大成，下面開後代之新統。後人尊之曰「至聖先師」。「至聖」指其為中國民族理想人生之最高標準，「先師」指其為中國民族教育方針之最先啟導。
亦可說，中國民族長時期歷史文化，乃融攝凝合於孔子之一身。古往今來，中國人之共同理想，內心嚮往，乃集中於孔子一身而人格化了。孔子乃為中國人具體的，同時亦是理想的代表。
孔子人格，亦惟可以「可大可久」四字盡之。
孔子身後，戰國時代，異說蜂起，百家爭鳴。有尊孔，有反孔。然而反孔的各派思想，終於不可大，不可久。迄於兩漢，孔子遂定於一尊。
魏 晉 南北朝迄於隋 唐，尊孔之風稍熸，道、釋、儒三家鼎峙，孔子與老聃、釋迦並尊。但宋以下，孔子仍居獨尊之地位。
最近六十年來，西化日亟，孔子地位又趨動搖。反孔呼聲，紛興迭起，不啻成為近六十年學術思想界一新風氣。
與此互為表里之一端，即為民族自信心之墮落與消亡。
傳自西方之新觀念、新名詞，層出不窮，憑為依據，來批評解釋中國的一切舊事物。
最普遍流行，亦最值注意的，乃在歷史方面。
四
雙方民族不同，斯即雙方的歷史路線與文化體系亦可隨而不同。此一觀念，似為近六十年來國人所逐步遺棄。
西方一些觀念和名詞，乃根據他們的歷史事實而發生。但我們似不認為雙方歷史可走不同路線。遇有雙方不同，則認為他們是前進而現代化了；我們則是落後，尚在他們的中古時期。
即如說：中國自秦以下兩千年，只是一部帝皇專制史。
在中國，秦以下，固是不斷有專制帝皇出現，但傳統的中國政治制度，則決非是一套帝皇專制的制度。
巨眼先矚，卓然不群，則只有孫中山先生一人。他採取了中國傳統政制里的考試、監察兩項，來創造他的五權憲法。若使中國傳統政體只是帝皇專制，則何來有此考試與監察之兩制度？
我曾獨稱中國傳統政府，自漢武帝表彰《六經》，尊重孔子思想以下，乃形成為「士人政府」，即由社會讀書士人經選舉與考試來充當政府官吏，政府即由此輩士人所組成。自漢迄清，此制不變。
我又稱中國傳統政府，自漢武以下，乃是一「文治政府」。所謂文治，乃指其以學術來領導政府；而代表學術者，則為此輩尊孔之士人。
惟其如此，所以中國傳統政治，絕不走上「帝國主義」路線，亦絕不走上「資本主義」路線。此為中國民族歷史文化與西方絕不相同一要端，亦為中國民族歷史文化可久可大一要端。
「專制政治」一名詞之外，又有「封建社會」一名詞，同樣廣泛流行。
在中國歷史上，秦以前為封建政治。此與西方歷史中古時期的封建社會絕不同。我們把自己歷史裡屬於政治制度上之「封建」一名詞，來翻譯西方歷史中古時期的一種社會形態而亦稱之曰「封建」。名詞混淆，遂使觀念錯亂，引生出種種流病。
中國古人只說封建制度，並不曾說封建社會。若稱封建社會，試問此社會，究由誰封誰建？可知「封建社會」一名詞，根本不成立。
我又獨稱中國社會為「四民社會」，即士、農、工、商之四民。而士為四民之首，因此有「士人政府」之建立。中國歷史中之「士」，乃屬於社會之中層，向上由他們來組成政府，向下由他們來領導民眾。在我們自己的歷史裡面，社會與政府，本是上下一貫，血脈相通的一活體。現在我們好用西方名詞，在上是帝皇專制，在下又是封建社會。試問，既有帝皇專制在上，又如何允許封建社會存在在下？在西方歷史上，先有封建社會，後有專制政治；專制政治出現，封建社會即消滅，並不能同時並存。如何中國能使專制政府與封建社會上下並存？卻不見人加以說明。
孫中山先生在此，又是遠識深慮，有他一套特出的見解。他的「民生主義」，主張節制資本，這是中國歷史上一條老路。中山先生根據文化國情，不主張追隨西方資本主義路線；乃求超出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相互對壘之社會兩形態，而別有其本源於自己民族歷史文化傳統，自本自根而建立起一套此下中國社會之新理想。
惜乎孫先生此項理想，並不為現代國人所了解。其所手創的「三民主義」，仍必在西方政治思想中，比附之於美國 林肯總統「民有、民治、民享」之三語，始易為國人接受。但其間意義實有絕大不同。「民生主義」既與「民享」一語涵義有別；「民權主義」主張「權」在民眾、「能」在政府，亦與「民治」一語涵義相差；而「民族主義」則更不與「民有」一語之涵義相類似。
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必以民族主義為首，必以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為背景、為基礎，必從自己民族之傳統個性為本源，而發揮出自己民族建國興國從來所有的那一番精神命脈，乃始為可久而可大。
不幸而現代國人之民族自信心，已墮落到崩潰邊緣，故使孫先生終於感發「知難行易」之慨嘆語。當知中山先生此語固是一番哲學，亦是一項現實。
不先自知，何能自信？
而中國民族之歷史文化悠久博大，欲求自知，亦非易事。
在民初即有新文化運動。有人主張民族自譴，要坦白承認中國事事不如人。若有人指出中國民族亦有長處，亦有許多存在價值，不當事事模仿鈔襲，舍我從人，即會被認為頑固守舊。
但中國人有一最足自傲處，即是在中國人中產生了一孔子，而孔子在此下中國的歷史文化上又有莫大之影響力。此刻要對中國民族文化深自譴責，其第一目標，自然會落在孔子身上。
因此，在當時，早有「打倒孔家店」「禮教吃人」「非孝」等種種言論出現。
現代中國，既是一力追求西化，自己舊的都該丟，則孔子自當受譴責、自當受反抗。
五
以上是說的近六十年來在國人中所流行的歷史觀。再進而言在近六十年來在國人中所流行的人生觀。
「個人自由」一名詞，已逐步成為近六十年來，國人最所崇奉的一條金科玉律。誰也不敢有疑義。
在上是兩千年的專制政治，在下是兩千年的封建社會。在此兩千年中的中國人所最缺乏的便是個人自由。
在社會上感有不適，便說是兩千年專制遺毒。在家庭中感有不適，便說是兩千年封建餘孽。
中國民族，究竟是怎樣一民族？中國已往歷史，究是怎樣的一部歷史？中國已往文化，又究是怎樣的一種文化？提出此一問題，不免使國人會視若陌生，而且會多滋懷疑。
其實當前我們，在物質上西化尚淺，在心理上西化已深。
大家喜新厭舊。中國只像是代表了舊的一面。不僅孔子已舊，中山先生也已舊。
舊的都該丟，只要能脫胎換骨，連我自己也該丟。此是六十年來的思想潮流。
今天我們，敢於反對五千年來之舊傳統，但不肯反對此六十年來之新潮流。
六
今若要鼓舞我們來從事對中國民族歷史文化的本質和價值從頭作研究，此是一項艱辛工作。不先恢復我們的民族自信心，將無從說起。
但真肯從頭作研究，其事也不難。
孔子是中國人具體一縮影。懂得了孔子，自會懂得中國人，以及中國民族，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
且從頭讀一部《論語》，也自會懂得孔子。
但亦待懂得了中國人，中國民族，中國歷史和文化，乃始能真懂得孔子。斷不是從一些外來的新名詞、新觀念中可懂得孔子。
從事政治工作的人，應該切切實實地來研究，孫先生的「三民主義」，主要應從中國民族歷史文化中去求了解，求發揮。
從事學術工作的人，應該切切實實地來研究孔子，更應從中國民族歷史文化中去求了解，求發揮。
我們須待有了真知識，才能有真信念。
我們要信孫先生，要信孔子，必須對孫先生與孔子有知識。
其實信孫先生，信孔子，也只是信我們自己中國人，信此五千年來創造中國歷史文化的中國人。這即是中國民族。
若使對中國民族無信念，對當前的中國人無信念，即對孔子、孫中山，自會無信念。
孔子與孫先生他們都已成過去，不再能感受西化。西方在向前，我們只有追隨著西方也向前。則一應過時的中國人，惟有擱置一邊，不再理會。
以如此意態而來尊孔，也只是虛有其名，說不上真尊孔。
所以要真尊孔，惟有先恢復民族自信心。
但真尊孔，也為恢復民族自信心的主要一條件。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青年戰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