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論語 · 孔子思想與世界文化新生
一
孔子思想，在世界人類各項大思想中有其一份獨特之地位與性格；此一層，我們當首先認取。
世界人類各項大思想，其表現方式，不出兩大型：一為宗教，一為哲學。
孔子思想，乃針對世界全人類，無古無今，無地域之隔閡，無種族，無國界，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愚，無貴賤貧富，無種種職業階級，無一切分別而設教。在此方面，孔子極似一大教主。孔子思想，應可成為世界一大宗教。
但全世界每一宗教，必先有一超世絕俗之大前提，於人類之外有一上帝，於現實世界之外另有一歸宿，如所謂「天堂」者是。佛教雖無上帝信仰，而亦同有其一套離世絕俗之歸趨，即其所謂「涅槃」境界。故世界一切宗教信仰，必與現實人生相判別，相隔離，而後其種種教言，乃有所根據而安設。惟孔子思想，於現實人生外，不需先有一信仰。其種種教言，乃不需一離世絕俗之前提。故孔子思想乃不成一宗教，而孔子亦非一大教主。
說到世界人類各項哲學思想，更是千差萬別，然亦同歸一致。他們雖不要人先立一信仰，但在他們各自間，則必同有一套思想方法；換言之，乃是他們一套各別的思想格律，要人接受。凡屬哲學思想，必然有其層次，有其曲折，有其體統，有其組織，外於人生實際，而先自完成其一套。因於為此一套層次曲折體統組織所限，而各派哲學思想之內容，乃亦如宗教般，在其相互間極難有會通合一之可能。全世界古今各項哲學，其出發點各不同，其歸宿點亦各不同。雖各自探求「真理」，而真理終不免為諸家哲學所分裂。除共同必有一番思想方法、思想格律外，論其思想內容，則無可資人以共守。
孔子思想，不需人先立一信仰，此層極似哲學。但孔子思想，乃若無層次，無曲折，無體統，無組織，似乎並無一套特定之思想方式與思想規律，而使孔子思想終亦不成為一套哲學的思想。
孔子思想，有其一番宗教精神，而終於為非宗教。有其一番哲學智慧，而終於為非哲學。吾儕必循此求之，庶可見孔子思想在人類其他思想中所具有的一份獨特地位與性格。
二
孔子思想，扼要言之，乃在即事論事，即人論人。極具體，但可達於極玄遠。極親切，但可達於極超脫。極平實，但可達於極幽深。極分別，極零碎，但可達於極會通，極圓成。論其出發點，則人人盡知盡能。求其歸宿處，亦人人易到易達。而其中間過程，則可以極廣大，極多端。
人類觀念，本可有種種分歧，乃至於種種對立。但融入孔子思想中，則無不可以達於圓通而合一，無對立，乃至無分歧。
在宗教上，必有一「天」「人」對立。但在孔子思想中，則「天人合一」，融為一體。既不尊天而抑人，亦不倚人而制天。
在哲學上，每有一「心」「物」對立。但在孔子思想中，則「心物合一」，融為一體。既不尊心而蔑物，亦不崇物而賤心。
在現實人生中，每見有「大群」與「小己」之對立。但在孔子思想中，則「群己合一」，又自融為一體。每一小己，莫不可為大群之中心；而每一大群，亦莫不成為小己之外圍。非外圍無以立中心，無中心亦無以見外圍。群之與己，乃共見為一體，不見為對立。
在現實人生中，又每有「自由」與「規律」之對立。但在孔子思想中，則「自由」與「規律」之二者又自合一，融為一體。即在相互自由中見規律，亦即在規律中涵有相互之自由。
此只略舉其大者。其他人類各項觀念與各項思想之分歧與對立，就孔子思想言，乃無不可以交融合一，見其相成，泯其相反，而整個人生乃只見一大道。
今試問：孔子思想何以能到達此境界？簡言之，實只有「就人論人、就事論事」之兩語。惟其如此，所以能極親切，極平實，極簡易，極單純，不煩先立一項隔離人生之高遠信仰，亦不需一番擺脫實際之曲折思辨。孔子思想，乃得成為一項普遍的常識，不需任何條件，不歷任何階段，而為盡人可知、可行，與夫可信而可守。
孔子思想，乃是一種「人文本位」者，或說是「人文中心」者。孔子只就此本位、此中心來論人事，來求人文之實際。一切人文，則無不從天地大自然來，亦仍必在此天地大自然中。一切人文本身，則仍是一天地大自然。換言之，天地大自然，亦即在人文中見。故即人自可見天，即人生可以見自然。而孔子思想，則並不拘礙在此人文小圈子之內而違蔑了天地與自然。但亦不遠離人文圈子之外，而單獨向於天地大自然中任何一項目、一場所，個別追尋，個別深求；必待從此覓得一觀點，一理論，然後再回頭來向於人文實際作領導，施束縛。孔子思想，始終並不曾脫離人生，而先向遠處繞大迂迴，然後以此等迂迴回頭來安放在實際人文本位之上。此乃孔子思想之最大特出處。
然孔子思想，亦並不曾要先破棄了在他以前人類社會所曾有的各項宗教觀念與宗教信仰，來獨自創建其一套人文理論。更不要先把人文事實放在一旁，來先創建他一套新的宗教信仰。孔子思想之最大貢獻，不在其有所排拒，而在其多所會通。
又如在實際人生中，有物質的人生，亦有心靈的人生。此事盡人反躬自知，明白易見。然在一切實際人生中，何時何處，則應以物質為重？何時何處，又應以心靈為先？孔子亦只就事論事，並不曾要先超脫了實際，憑空定下一原則，究竟當重心，抑重物？更不需要冥搜窮索，究竟此天地大自然，與夫人生大群，乃始於心，抑始於物？其終極本質，系屬唯心，或唯物？或是心物對立，或是心物合一。如是種種，皆可成為哲學思辨上的大問題，而在孔子思想中，則不需重視。
又如在實際人生之心靈活動上，粗略言之，有情感，有理智，有意志。此三者，究系三分，抑系合一？究是誰為主，而誰為從？究應孰在先，而孰在後？孔子就事論事，亦不在此等問題上先作思辨，先下結論，先繞了大圈，然後再來向實際人生作一硬性的，而又是懸空的，不切各種情實的指導或規律。
孔子就人論人，就事論事，則只在每一人之實際人生即其日常人生而來作示範舉例。既不就某一人來抹殺另一人，亦不就某一事來抹殺另一事。其思想範圍，與其思想項目，似乎極零碎，極多端，但其間有一共通大原則，即每一人之人生，則必在天地大自然中，又必在人類大群集體中，而獲得其各自個別之人生。而極其所至，則每一個別人生，乃亦各得為其大群集體人生乃至為天地大自然一中心、一基點。
蓋孔子思想，雖只是就人論人，就事論事，極平常，極切實，但就每一人，而可推而通之於任何人；就每一事，而可推而通之於任何事。故雖極平常切實，又極高遠圓通。既可從任何一人一事推而通之於大群，亦可推而通之於宇宙；又可從任何時任何境而通之於一切時與一切境。故曰：每一人與每一事，各別可以立為人群與宇宙一中心、一基點。
三
試粗舉《論語》中幾項淺顯之例以為證。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里仁》）
可見孔子論大群人生，論政事，則主先「富」後「教」。論個別人生，則「衣食」雖若先要而轉居次，「志道」之心雖屬後起而當為主。此即就人論人，就事論事，有其通則，然更不煩憑空立論，必求衣食與道，即物與心之孰重而孰輕。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為政》）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為政》）
此又見每一人居家事父母，與其居國從政事有不同。孝父母，決不能脫離物質生活之奉養；然曰「敬」，曰「色難」，則是一種心的表現。雖不抹殺物質人生，而仍以每一人之心之所表現者為尤要。
孔子思想重言孝。無男女，無老幼，每一人之對其父母，則必當有一番溫暖親切之情；此乃就於人心之大同，而此心則起於自然，非由任何人憑空建立一番理論而強人人以如此。然能推此心則為仁為愛。能推此仁愛，則又必有義、禮、智種種諸德從之而生。人心之種種活動，皆當以孝為本。故有子曰：「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可見孔子思想，乃建本於每一人心之自然，而又使其相互間可以達於大通合一之境者。故奉以為人道之大本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為政》）
孔子志欲行道於天下，自亦必以政治為重。然政治非人人所得為，又非時時所得為。不如在家孝弟，則是人人得為，又時時得為者。每一人之在家庭中，亦有種種事。干此種種事，亦可謂即是在家庭中為政。為子女者，本此孝友心，在家庭中干種種事，其事亦即一家之政，其人亦即不啻是一家之主。家庭固以父母為主，然就子女之孝心孝行言，此子女之孝心，亦即不啻各自為其家庭中一主，一中心。推而極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即此心之一貫而暢遂。人人具此一片孝心，一片仁愛心，亦即是其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種種大事所從出。而此一片孝心，一片仁愛心，則居中而為之主也。
天地大自然生此人類，在天地大自然中是否有一上帝？若有此上帝，此上帝又何為而生此人類？在孔子思想中，此等皆可不加深論。惟既有此人類，則就人論人，必求在此人類大群中，各各有家可齊，有國可治，而求此人類群居之天下亦各得其平。孔子則只望人人能參預此工作，人人能負擔此責任。就事論事，則在人與人間從其各自具有之一番溫暖親切之仁孝心情做起。而孔子又專就人之自幼俱有之一片孝心作指示與教導，以求人類之共登此大道。有子在孔子弟子中，孔子沒後為群所推奉之一人，其「孝弟為仁之本」之遺言，驟視若淺顯易知，推而求之，實有其深義之存在。
孔子思想，務使每一人能具有人生崇高之意義與價值，務使每一人在每一時每一境中對每一件事，能各自對於其群體廣大人生有其一分之貢獻；而又求此項貢獻之可以不朽而常在；而在其相互間，又求其可以和協而一致。必如是，乃可使人類文化日進無疆，以達於圓滿成就之理想。而孔子所指導於人者，則只就每一人之日常人生中，就其易知易行，可守可信者而加之以指導。
茲再舉曾子所言一條以為證。曾子、有子，皆在孔子身後為群弟子所推尊；而此兩人之言，即上引有子一條，與此引曾子一條，乃同列於《論語》之首篇，與孔子之言交錯並列。此乃七十子後人，編纂《論語》，自具深意，非偶而然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
此處曾子所提出人心之「忠信」，亦如前引有子所提出人心之「孝弟」。此皆人人所具有，與生以俱來，不學而自能。而且孝弟、忠信，其實只是一心，非有孝、弟、忠、信之許多各別心。人之幼年，在家庭中對父母兄長知孝弟，及其稍長出門，在社會自知對人對朋友有忠信。人類孝弟、忠信之心，其對大群人生貢獻何在，此可不煩深論。但若人人不孝不弟，不忠不信，則人類大群文化，斷無理想之前途，此層已盡人可知。而且孝與不孝，弟與不弟，忠與不忠，信與不信，此項辨別，亦可不煩他人指點，人人可以反省而自知。孔子思想，即在此等日常生活，人人可知可行處，親切平易，指示出了人生之大道。
所謂孝弟、忠信，不專存於一心，亦必從而表現出種種事。其事不專限在每一人心之內部，而必牽連到其對人、對外之種種。而此種種，則在每一時每一境中，又可有各不同之相異。此種種各不同之相異，雖同出於一心，而千差萬別，千頭萬緒，乃不能用一語道盡；而必待於各人自憑此心以善盡其所表達，以各求其至善至美之所在。於是在人人所可知可行可信可守中，乃有不斷之學問與斟酌，選擇與抉別。故孔子思想，在其發端處，雖若人人可知可行，可信可守，極平實，極親切，極簡易，極單純；而在其各自前進之過程中，及至其各自所欲到達之終極點，則需要學問上極廣大、極精微、極高明之無窮追尋與研究，而有待人人各自之努力。
在《論語》第一篇之首章，孔子即教人以「學而時習」。曾子之三省吾身，其第三項亦曰「傳不習乎」。孔子又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冶長》）
故在孔子思想中，乃蘊藏有一項極廣大、極精微、極高明之學問境界。此一境界，論其最後所到達，孔子乃從不舉以教人，抑且孔子亦從不以其一己之所學而自滿自足。在孔子，只教人以「學而時習」，其所自許，則曰：「吾學不厭而教不倦。」又曰：「下學而上達。」其所學，則只在每一人之日常生活中之平易親切、可知可行處，故謂之曰「下學」。能下學，則自能「上達」。而其上達所到之境界，則孔子從不輕易憑其想像或曲折立論，而故為高深以示教。子貢在孔子弟子中，乃最敏銳、最能感受之一人。子貢有言曰：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
所謂「文章」，乃具體之事而散見乎外者。此皆可以下學，可以與人俱知。而「性與天道」，則待每一人之上達而自得；高下深淺，可以各自不同。故孔子平日不輕以此教導指點人。遂使孔子思想，乃與世界人類中其他所表現之各大宗教、各大哲學、各大思想，俱有其不相似。顏淵在孔子弟子中為孔子所最稱道，許其最能得孔子之傳者。然顏淵有喟然之嘆，其嘆曰：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罕》）
孔子只稱顏子一人為「好學」，然亦惟顏淵一人，乃知孔子之教有其終於高不可及之一境。
孔子亦嘗自嘆：
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
此乃孔子由於不斷「上達」，而終極於人文境界中無窮盡而最高之一境；此一境已是不能與人共知，故孔子自嘆，謂知我者惟天也。孔子思想，本從人文境界而上達於宇宙大自然之最高原理處。孔子之所謂「天」，即是此宇宙大自然之最高原理所在與其所從出。故曰：只有天或許能知我。若此宇宙大自然中之最高原理，果有一上帝為之主宰，或由上帝而建立，則亦可謂惟上帝為能知孔子。故孔子思想雖不成為一宗教，孔子雖非一宗教主，但孔子本人，則有一番極偉大、極崇高之宗教精神，至少當與舉世人類其他各大宗教之各大教主相彷佛。
但孔子則只是一教育家。惟孔子之所教，實可以遍及於任何時代任何環境中之任何人。凡屬信受孔子之教者，皆可使其黽黽勉勉，不懈不息，而在其各自之實際人生中，各有一番最高、無窮盡而不易到達之境界。此亦是孔子與全人類中其他教育家若相似而實不相似處。
故在孔子思想中，其所指導，乃具有兩境界。一則盡人可知可行，即在其日常人生中，可以當下即是。每一起點，同時即可是一終點。人人可到達，亦即可以當下各得一圓滿之成就。此即如上之所舉，由每一人之孝弟、忠信之由內以及外，本之心而見之事者。此雖若小道末節，然使人人可以下學而自得其性，人人可以上達而自通於天道。人生至是，亦幾可以無憾。但此一境界，同時乃是一無窮盡、無終極之境界。乃使人人在此境界中，永當上進，永無休止，日新不已；而人生則只在此一不懈不息之過程中向前。
四
自孔子沒後，中國社會上自由思想風起雲湧。由孔子思想展演而成者為儒家。其他舉其最主要而擁有甚大影響力者有墨、道兩家。墨家注重於群體人生，其理論根據，則上推而本之天。墨家思想與其行動，極為接近於一種宗教團體。墨家思想之缺點，則在每一人之心理上，只提倡一種宗教情感而忽略了其他自然情感的多方面。並在個人生活中所應有之多種自由方面，亦未被重視。舉天來壓低了人，舉團體來壓低了個人，使人人崇拜其偉大，而終於為不可行。其次為道家，展演出一種自然哲學與個人主義。其自然哲學之展演，成為一種極透徹的無神論。其個人主義之展演，成為一種極端的個人自由，而趨向於無政府。道家思想與墨家適處於相反之兩極端。道家之所謂天，乃成為一種純自然。而道家之所謂人，則成為一純個人。孔子思想在墨、道兩家間，則適成一「中道」。若謂墨家屬於宗教性，則道家屬於哲學性。此兩家思想，皆在人文圈子外先建立了一套理論，而回頭來指導人生，拘束人生。其在實際人生中，有選擇，有排拒。而孔子思想則即人生論人生，乃可於墨、道兩家有調和，有折衷，使墨、道兩家思想可以相互間有其相通而不至於相反。因此在以後之中國思想中，終於接受了孔子思想，而道家退處於次要，墨家則成為不重要。
於墨、道兩家外，尚有法家，則過分重視了政治與法律，而忽略了天與自然之一面；又其在人文圈子內，只由政治上層來統制了社會下層。又有農家，則過分重視了社會下層之經濟與生產，以普遍勞動來實現經濟平等；重視了社會，而忽略了政治，又忽略了人文界其他種種之活動與意義。此兩家亦適處在相反之兩極端。而且法家從道家轉出，乃放棄了道家最重視的個性自由。農家從墨家轉出，乃亦放棄了墨家最重視的尊天精神。所以法、農兩家，雖從墨、道兩家轉出，而都喪失了其所從來的高一層嚮往。而孔子思想，則既保有墨家的尊天精神，又保有道家的個性自由精神，而皆不走上其兩端之過分而相反處。墨、道兩家，已從孔子思想各走上了一極端。而農、法兩家，又從其極端處落於低淺。由於農、法兩家之偏滯與固執，而更益顯出孔子思想乃為人文思想中之一「中道」。
除上述四家外，又有名家，專在名字與觀念上推演其思辨工夫，形成為一種純哲學的，而乃至陷入於詭辯。又有陰陽家，專務於觀察自然，而把道家之純自然哲學變成為一種多神或泛神論。此兩家，名家近於墨，陰陽家近於道，而較墨、道兩家思想則遠見為褊狹與淺俗。又且名家由墨家之宗教性轉向了哲學性。陰陽家由道家之哲學性又轉向了宗教性。不歸於此，則歸於彼。總是走向違離人文之極端。只有孔子思想，不離人文，一務平實，只是一種常識的。既不要先建立一個玄遠的信仰，也不要演繹成一番幽深的思辨。非哲學，非宗教。只在日常人生之親切處見玄遠。只在日常人生之平實中見高深。只成為一種普遍通俗性的常識，而在此常識中，蘊藏著無限真理，可以與人共見；又使人人若為不可及，而有待於學問上無窮之追尋。把孔子思想與名家、陰陽家相比，更易見得孔子思想只是在人文本位上一條平易的中道。而其宏大高深，則又遠出於名家、陰陽家之上。
除卻墨、道、法、農、名、陰陽六家以外，其他尚有各家思想，更屬自《鄶》以下，不煩指數。秦 漢以下，中國大一統，中國人終於選定了孔子思想奉為一尊，而孔子思想終成為中國思想之大宗與主流，把此來消化融會了其他各家思想之長處，又把此來修飾裁改了其他各家思想之短處。而「孔子思想」乃與「中國思想」成為異名同實之一體。
魏 晉以降，佛教東來。中國僧人，先以莊 老道家思想與之相迎合，繼以孔子儒家思想與之相扶會。迄於隋 唐，中國佛教宏昌。天台、禪、華嚴，皆由中國僧人自立宗派，自創教義。而尤以禪之一宗，在中晚唐、五代以及宋初，幾於掌握了中國思想界之最高領導權。循禪宗之主張，即塵俗可以證涅槃，即日常可以成正果，即身而即佛，即現前而即究竟。不煩玄遠之信仰，不經曲折之思辨，即就日常人生中，作一言片辭之指點，不立文字，單就一心，即可使人自證自悟。化宗教信仰為現實常識，使人人當下有一入門，並使人人當下得一歸宿。禪宗實可稱為是孔子思想之一種借屍還魂。所不同者，孔子思想究竟重在入世；而禪宗設教，終是未能把佛家傳統之出世精神盡情洗滌。於是乃有宋代理學之代興。
宋代理學，可謂是孔子思想之復活。理學家指導人生，亦從日常現實中獲得最高真理。從各自內心啟鍵開鑰，進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種種廣大的人生實務，而一以貫之。每一人，在其一切時，一切境，種種條件下，各可獲得人生最高真理。而相互配合，以完成一人之最高理想與最高境界。不待人生大群之俱得躋此境界，而無害於每一人之先自各達此境界。而每一人之先自各達此境界，乃即為大群全體之躋此境界開闢了一條親切、平實、簡易、單純之大道。可以融化各種宗教、各種哲學於實際人生中，而實際人生中一切幹濟事為，皆可在此一大道上配合無間，無衝突，無扞格。不棄一法，而萬法歸宗。只有一套教育方法，可使人人「己立而立人，己達而達人」。群己一體，天人一體，以共赴此人生之大理想。
五
今天的世界，則正已走了一條群言龐雜、思想紛歧的道路。各地舊文化各就衰頹，而各地的新文化則尚待萌茁。舉世遑遑，莫知所向。舉要言之，有宗教與科學之衝突。宗教注重心靈啟迪，科學注重物質駕馭，而不免內面的心靈世界與外面的物質世界相衝突。就內部心靈世界言，縱使人人皈依一宗教，人人信仰一上帝，人人追尋一套哲學，但在其相互間，則又不勝相異，不勝衝突。就外部物質世界言，科學真理，其相互間，雖若可以相通合一；但此科學上相通合一之真理，只可憑以對付物質界，不能用來對付心靈界。在物質方面，今日的世界固已突飛猛進；而在心靈方面，則益形紛歧，益形晦亂。其間則有國與國之衝突，民族與民族間之衝突，又有每一行業間之衝突。物質愈進步，衝突愈尖銳，亦愈緊張。衝突愈複雜，愈擴大，而愈難有解決。
在此種種衝突中，所謂人生真理，乃益形晦亂，益形分歧。而實際人生，乃益見有種種不可調和之對立，不復再有相互融通之協調。其最大者，有「唯心」「唯物」之各趨極端，有「大群」「小己」之互不相容。主張集體人生者，每把大群集體來吞滅了小己自由。主張個人人生者，又把小己自由來淹沒了大群集體。而物質人生與心靈人生，尤難調和合一。各項宗教信仰，則已逐漸衰退，不能再用來誘導實際人生，而獲得一親切平易簡單之解決法，而徒啟相爭。而各項哲學思辨，則又各有立場，各有演繹，各有組織，各有結論。雖若各自有其曲折深微之處，而要之分歧割裂，乃使哲學思想幾若成為人類智慧一種爭奇鬥勝之遊戲與玩藝。而此項遊戲，乃亦有不可復繼之勢。要之在下面，既脫離了大多數人之自然心靈，而各自進展；而在上面，亦無法接觸到人生與宇宙自然相融合的最高真理之共通面，以相與而有成。
若說要退後一步，主張保守，則人類思想已往業績，如各項宗教與各項哲學，已成為強弩之末，支離破碎，無可憑之以求應付世界人類當前之局面。若說要向前一步，主張進取，則今天人類在繼續前進上所猶可期望者，只剩有科學一項。單就物質方面謀進步，而使人生其他各方面，全得追隨在物質進步之後而亦步亦趨，喘息以赴。此項進步，最多亦只是物質的，而非全部人生的。而全部人生則轉將因於物質進步，而反見其紊亂與後退。
今天的世界人類文化，不僅如上舉，有宗教、科學衝突，有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間衝突，有心物衝突，有群己衝突；而且復有貧富衝突，即資本與勞工間之衝突；有新舊衝突，每一社會上中老年人與青少年人起衝突；而甚且有男女衝突，夫婦衝突；如是等等，紛見迭出。人與人間，一若惟有衝突之存在。人類之所由猶得以相互團聚，猶得人與人間相互結合以成為一體而不致於急激破碎、分離以去者，則惟賴各種經濟機構。其背後則純屬物質的，而非心靈的。又一則為政權組織，擁有強力加以控制。則只見為強迫的，而非自由的。要之都只是在外面加以一種黏合，而非由人類本身內心深處之自有其黏合與融和之所在。
今天的世界，由於物質進步，而使全世界人類日趨於接近。而正為此物質進步，人類日相接近，而使全世界人類在其心靈上，乃失卻其黏合融和以共成為一體之主要成分，而更走向各自離散與敵對之一途。於是人心苦悶，懇切要求能有一轉變。而此轉變之曙光，則不幸而日益黯淡，日益渺茫。不僅無可接近，甚至無可瞻望。
今天的世界大問題，正本清源，首應著重於「教育」問題上。而今天人類所能寄望之教育，將是一套嶄新的教育。此項新教育，則不能單一寄托在古老之宗教信仰上，亦不能單一寄托在古老之哲學思想上，更不能單一寄托在專限於物質方面之各項科學的知識與技能上，更不能寄望在狹義的國家與民族之各別相爭上。此項新教育，則必當以全體人類為其共同對象，不問國別、種族別、職業別，乃至男女、老幼、富貴、貧賤種種人生境遇中之種種差別相，而有其一套共通的教育宗旨與教育方法。更不能有種種條件限制，如所謂小學、大學，普通教育與專門教育等，應使人人有接受此新教育之可能。只要其是一人，即應包括在此新教育之對象中。縱是種種人間相千差萬別，此一教育理想與教育方法則純一無別。不論種種零碎事項，都能在片言隻語之指點下，可以使其各自反於心，各自達於外，而共同趨赴於同一目標，而不見有衝突，不見有差歧。
求之人類以往之教育宗旨與教育方法，能符合此一理想者，則惟有孔子思想。
六
孔子思想並不是宗教，但在孔子思想中，具有極深厚的宗教精神，與尊天敬神的觀念。孔子思想雖不曾由此推演出一套宗教信仰，但在宇宙大自然中之具有一項最高真理，與夫此項真理之是否出於一上帝？或由一上帝為之主宰？苟有人在此方面探索，只要其探索所得，無礙於實際人生之向前，在孔子思想中，亦不曾對此加以深閉固拒之態度。不惟佛教為然，其他如回教、耶教等諸大宗教，均能在中國社會上和平相處，不發生嚴重衝突。此即為孔子思想對於諸大宗教富有包容性之一個具體明證。
孔子思想並不曾完成為一套自然科學，但亦並不反科學，抑亦容許各項科學有其各自之發展。如《大學》言「格物窮理」，《中庸》言「盡物性」，《易傳》言「開物成務」，又言「形而上者為道，形而下者為器」，及《書》之言「正德、利用、厚生」，都只在自然科學所能完成之種種事物上標示出一個人文目標，使自然物質與人文理想相得而益彰。抑且在中國歷史上，不斷有自然科學方面之專家，如算數、天文、曆法、水利、建築、農業、音樂、醫藥種種專門人才，皆曾有其偉大成就；然幾乎絕大多數全是崇奉孔子思想之儒家。以前如此，以後當亦可然。孔子思想之發揚光大，將決不會是反科學的，此亦無待深論。
孔子思想，乃以人類全體為其教育目標，無國別、無種族別，無男女老幼、貴賤貧富、智愚敏鈍，種種人生間之自然別與人為別。故曰「有教無類」。又不論時間別，孔子思想極尊傳統，但亦極重開新，隨時隨地，隨於人類社會之種種事象差別中，皆直指人心以為教；直指人心之全體，兼顧於感情、理智、意志，人心多方面之種種功能與活動以為教；又必本於人心之所同然者以為教。如教父以慈，教子以孝，教為人下者忠其上，教在人上者敬其下。一以貫之，則是一種忠恕之道。無彼無我，易地則皆然。在人類的性情上開出理智，在人類之理智中完成性情。在人類之大群體中涵容一切個人，在一切個人之相互結合中團聚成為各種之群體。由家達於國，以達於全民族、全天下，而完成一世界人類之大群，使之相安相樂，無往而不各得其所。個人可以極自由，而不害有共守之規律。規律可以極細密，而不害於各人之可以各得其大量之自由。孔子思想，與夫孔子之教育目標，則只站在人文本位上。由大群人以至各個人，由各個人以至大群人，莫不本於一心，以相通合一。而如何來教導培育此人心，則從人人之易知易能者開始，而向於天道與人性之難窮難盡處趨赴。而即在於各人之易知易能處，可以使各人獲得其當下各自圓滿之歸宿。
孔子思想，幾可說全部盡在《論語》一書中。《論語》共分二十篇，四百九十八章。論其總字數，不出一萬二三千字。然兩千年來，中國學人對此書之解釋發揮，其散見者不論，其成為專書者，不下四五百部。其中惟南宋理學大儒朱熹之注，最得《論語》之精義。元、明、清三代以來歷七百年，朱注《論語》，乃為中國識字讀書人一部人人必讀書。然此七百年來，遇朱《注》有小錯失，加以糾正，亦復不少。本文作者，在七年前曾為《論語新解》一書，儘量保存朱《注》所得之精義。其小節錯失經後人糾正者，亦儘量收入。將《論語》全書，逐篇、逐章、逐句、逐字一一加以注釋發揮。然亦不超出三十萬字。自謂以現代人觀念、現代人文字闡釋《論語》，此書用力，較勤較備。若使現世界各民族，各文化傳統，各以其所用文字，根據作者此書傳譯，庶於《論語》本義錯失可少。孔子道大，自可就各文化傳統中，各本其自己所有宗教、哲學種種異見，而各自斟酌採擇，以求會合融通。庶乎使錯綜複雜、衝突多歧之現代文化，漸次獲得一共同之趨向，與夫一共同之道路，而相與以有成。要之，孔子思想，本於人心，達於大同。始乎人文，通乎天地。其親切、平實、簡易、單純之教育宗旨與其教育方法，必將為世界文化奠其基礎，導其新生。此則本文作者之所馨香禱祝以期也。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為孔孟學會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