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論語 · 孔子思想與此下中國學術思想之演變

一 在孔子前，遠自羲 農、黃帝、堯 舜、夏、商、周三代，中國早已綿歷了兩千五百年上下的歷史傳統。孔子把此一段長時期的歷史傳統，融會折衷，開創出他一番思想和理論，後人稱之為集大成。孔子以後，孔子思想有如中道而立。凡屬在思想上有建樹、有創辟，必然會和孔子思想有交涉。不論是反孔抑尊孔，孔子思想儼然成為中國此下思想史上一會合的中心。 孔子以下，先秦 戰國百家爭鳴。反孔的不提，尊孔的主要有兩大派：一孟子，一荀子。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惡」。兩家意見正相反，長期不能獲定論。兩漢以下，儒學中衰，道、釋兩家，遞興迭盛，經歷了魏 晉 南北朝、隋 唐、五代一段長時期。孔子思想與儒家學術雖未熸息，只與道、釋如鼎足分峙。抑且孔子與儒術，僅以應世濟俗；若論宇宙真理，人生原則，道、釋兩家轉踞在上，儒術似未足相抗衡。 北宋理學崛起，儒術復興。理學家長處，在能入虎穴，得虎子。兼采道、釋兩家有關宇宙真理、人生原則方面，還本儒學，加以吸收或揚棄。遂使孔子思想嶄然以一新體貌、新精神，超然卓出於道、釋兩家之上，而又獲一新綜合。此事成於南宋之朱子。但即在朱子同時，理學家中即有與朱子持異議、唱對台戲者。厥為陸象山。朱子亦自說，他所講在「道問學」方面多了些，象山所講，在「尊德性」方面多了些。後人稱之曰「朱、陸異同」。此一爭辨，亦如戰國 孟、荀性善惡之爭，同樣長期未獲一解決。 明代王陽明繼起，偏袒象山。理學中遂分程 朱、陸 王兩壁壘。直至滿清入關，明遺民講學，此兩壁壘依然存在。厥後乾 嘉學派，盛推兩漢經學，與宋 明理學樹異幟。自標其訓詁考據工夫，以與宋明儒所主心性義理之學相抗衡。直至清末，西方學術思想東來，當為以下的中國學術思想界又開出一新形勢。 今姑不論以後，且綜述以前。自孔子迄今，亦將兩千五百年，孔子思想依然是此兩千五百年一段長時期歷史一中心。不論反孔、尊孔任何一方面，均不能拋棄孔子思想於不聞不問之列。專就尊孔一面論，有孟、荀異同，有朱、陸異同，有漢、宋異同種種爭辨。若我們要研究孔子思想，即不啻該要研究自戰國迄清末此一段兩千五百年長時期的中國思想史。我們不能一刀切斷，把戰國 孟、荀以下全部割去，專就《論語》一書來研究孔子思想。只為初學入門言，要研究了解孔子思想，斷當從《論語》一書入手。而以成學到家言，亦自當以《論語》一書作為此一研究之最後歸宿。 本講簡之又簡，運用單刀直入方法，想要在《論語》一書上、下編二十篇中，單舉一章，試來扼要敘述孔子思想之綱宗所在；為此下孟、荀異同，朱、陸異同，漢、宋異同，經歷兩千五百年長時期的中國儒學史上這幾項大爭議，作一綜合性的解答。並試擬為此下中國在學術思想上，在此前古未有之一種新形勢之下，究可有何種新趨向？ 走上何種新道路？來作一大膽探測性之提示。 二 《論語·公冶長篇》最後一章云：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此即為我所要單獨提出的一章。在我認為，此一章正可奉為孔子思想之綱宗所在，亦可憑以判斷此下孟 荀、朱 陸、漢 宋種種爭辨之主要依據。 孔子不多言「性」，《論語》中僅有「性相近，習相遠」一章。故子貢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嘆。但上引「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此即言人性相近，並其相近處是善非惡。是孔子亦言性善，惟與孟子不同。孟子曰：「聖人與我同類者。」凡同類者皆相似，因曰：「人皆可以為堯 舜。」此則成為全稱肯定語，又懸格太高，遂啟後人疑問爭辨。《論語》本章，僅言人類大多數如是，不說盡人皆然，此則爭辨較少。又僅說「忠信」，不言仁、義、禮、智四端，其間大有分寸。 孔子平日最重言「仁」，又常與「禮」與「智」並言。禮有軌跡可遵，而智則有上智、下愚之不移。孔子教人，一面守其易遵之禮，一面企其難及之智。雙方配合，走上仁道。仁道人人可能，但亦少人能及。孔子似乎在人之最後成就上，並未明白主張人人有平等之可能。只是天生本質相近，如「忠信」。而別立人生至高標準，如「仁」與「智」。人能忠信，可稱一善人。仁且智，才始是聖人。今若責人不忠不信，人不甘受，必怒於言色以報。但若說此人不是一聖人，則此人自俯首悅服，不覺愧怍。 孟子教人為堯 舜，乃曰：「非不能，是不為。」意存責備。孔子則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是孔子並不自居為聖與仁。孟子把教人標準提高了，不免說得容易。孔子把教人標準放低，「十室之邑，皆有忠信」，待其人做到高處去，則自見困難。孔子自己，只以「學不厭，教不倦」自負。顏淵最為孔子稱賞，但亦稱賞其「好學」而已。《論語》二十篇，即以「學而時習之」一章開始。《論語》一書中孔子論學語，屢見不一見。孔子自說，他忠信與人同，好學與人異。我們要學孔子，亦只有從我與孔子同處，學孔子與我異處；即是學孔子之「好學」，學孔子之「學而時習」，「學不厭」。此是惟一正辦。 又《學而篇》第二章，即繼之以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第四章，又繼之以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傳」即孔子之所傳，即指上文「忠信」言。可知孔子教人為學，方其在家為子弟時，即教之以孝弟；及其成人處世，即教之以忠信。人不能為不孝不弟、不忠不信之人。孝弟、忠信乃為人基本，當終身以之。其實孝弟、忠信，亦屬一事。未有在家不孝弟，而出門處世能忠能信者。亦未有處人能忠信，而在家不孝不弟者。孔子身後，有子、曾子，在門弟子中最受尊敬，故七十子後學編集《論語》，首以此兩章承孔子論學、論仁之語。開宗明義，昭灼甚顯。 今再要約言之。人當初生幼弱之年，即知孝知弟。逮其成人涉世，即知忠知信。人之有學，則必本此以為學。孔門之教，務使人皆為一孝弟、忠信之人。由此以學，及其所至，則尚有更高標準，不能限一格相期。故孔門弟子分四科，曰德行、曰言語、曰政事、曰文學，而要之必以孝弟、忠信為本。故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孝弟、忠信是在始學基層相近處；逮其學成行尊，乃成相遠；不僅是流俗陷阱使人相遠。 三 今再本《論語》本章進論孟 荀、朱 陸、漢 宋之異同。 孟子道「性善」，比較與孔子意為近。荀主「性惡」，謂善者是偽。「忠信」非不善，「十室之邑」之忠信，不能謂其皆出於偽。故後人闡揚孔教，多采孟子。然論為學之重要，則荀子若較勝。兩漢經學傳衍，荀子貢獻，實居孟子上。宋儒始特提孟子，少及荀子。惟程朱唱為「格物窮理」之教，朱子於訓詁考據，漢 唐經學傳緒，亦所留心。掇拾兼通，博大周詳。能於「尊德性」大前提之下，不忘「道問學」。又程 朱皆言孟子為學尚粗，不如顏子。而象山乃譏朱子為「支離」。自謂其學由讀《孟子》書而自得之。陽明更特提孟子之說「良知」。流弊所及，乃謂「滿街都是聖人」，端茶童子亦是聖人。使孔子來端茶，亦無以勝此童子，是不啻謂十室之邑之忠信，皆已是孔子。孔子縱博學，亦無以逾乎十室之邑之忠信。則豈不誠是「歸而求之有餘師」，更何待於「學不厭」與「教不倦」而終生以之，不知老之將至乎！然則「尊德性」之後，斷斷不能不繼之以「道問學」。為學必先「博文」而後知「約禮」，不能謂僅「約禮」，不必從事於「博文」。惟顏子好學，能道出孔子「博文約禮」之教法。故孔子亦以「克己復禮」告顏子。「禮」易知，「己」不易知。苟非博文，則童子端茶，即已是彼之約禮，但更從何處懂得有「己」之當「克」？「尊德性」屬行，是約禮。「道問學」屬知，是博文。不博文，無以知性盡性，更從何處去約禮？ 至於清儒義理、考據，漢 宋之爭，更屬粗疏。只知「道問學」，不知「尊德性」。縱謂宋儒考據有差，亦不能謂其所講一切義理俱無當。象山有言：「縱不識一字，亦將還我堂堂地做個人。」十室之邑之忠信，固不能如孔子之好學；然不得因其不學，即斥其不忠不信。童子端茶，僅憑一心，不煩更有訓詁考據。戴東原譏當時人為學，儘是「抬轎子」，不是「坐轎子」。其實東原亦何嘗真坐進轎子？從另一觀點言，童子端茶，反而是一面抬轎，一面即已是自己坐進轎子了。清儒盡教人如何讀書，卻不教人如何做人。僅求博文，不知約禮。孟 荀、朱 陸，在讀書方面，一字一句，考據訓詁，或不如清儒精密。但他們都懂得「吃緊為人」，懂得著重在做人上用心。清儒只討論讀書問題，如何當得上漢儒之所謂「通經致用」？清儒最多是僅「通經」，而不能「致用」。亦幸值乾 嘉盛世，故能各自埋頭做一讀書人。道 咸以下，天下亂了。一部《孝經》，擋不住一群黃巾賊；一部《皇清經解正續編》，亦何嘗於近代中國國運，盡了幾分責任？ 孔子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清代乾 嘉以下諸儒，畢生孜孜矻矻，論其為學工夫，亦是既忠且信。除卻其著書成學不論，即論其平常為人，亦不能說他們不忠無信。只是他們學非所學。人之天生本質，依孔子言，大家還是和孔子一般。乾 嘉以下諸儒亦如此。只清儒所群相從事之所謂漢學，應與孔子所好之學有不同，並亦與孟 荀、朱 陸所好之學有不同。同為學孔子，而其學之蘄向與途徑則有別。因此乃有所謂先秦儒、漢儒、魏晉 南北朝 隋 唐儒、宋 元 明儒、清儒諸分歧。然而或多或少或遠或近，要而論之，亦同為學孔子。故我們不能不說孔子思想之與儒家學術，乃為中國學術思想一主幹。中國歷史人物，亦可謂大致盡由孔子思想與儒家學術所陶鑄。因此，中國文化傳統，亦可謂盡由孔子思想為中心而演成。除卻孔子思想，將無由有中國人與中國文化。 四 今試再要約言之。人之主要成分，大要不出兩端： 一為其天生本質，此屬「性」。孝弟、忠信，凡屬人，大都相似。 一為其後天之「學」與「習」。則可以因地、因時、因於外面環境種種不同，而各有傳統，各有需要，而互不相一，乃至於相遠。 中國文化之重點，在其重視人性，尤在其重視人性之善良部分，而繼之以後天之學，以求儘量發揮其先天之性之善良部分而求至乎其極；務求本於「性」以為「學」，即本於「學」以盡其「性」。故中國人傳統論學問，論德性，尤重於「天人合一」。德性原於先天，然貴能致力於後天之學問，以期其暢遂發展。學問起於後天，然貴能一本之先天之德性，以求其圓滿歸宿。 繼自今，世界棣通，人類文化當日趨於大同，始可有長治久安之和平。然人性之同同於天，世界各大宗教，上帝創世，由於原始罪惡而人類降生，以及靈魂回歸天堂諸說，此等皆尚待科學證明。只有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人生本質「忠信」相似，此可以證之己，證之人，證之古今中外，而未易持異論。至於自然科學之日新月異，層出累進而不窮，亦未必盡屬進步。苟若違於人性，則種種技能術藝，適足增人之不安，滋人之苦痛。今日世界種種問題，多由此而起。當知因於人生需要而創造科學，其事易。因於科學開新而求改進人類，其事難。故「道問學」之與「尊德性」，其事相因。一切自然科學，仍是一種明性、盡性之學。人類亦從自然生，仍在自然中，豈能違「性」以成「學」？ 又近代社會種種演變，已逐漸激成兩大潮流。一曰「個人主義」，一曰「集體主義」。而莫不從功利觀點起步。所爭各為財富，而所失則在人性。人性無不好群居共處，既不願一味封閉自我，擺脫大群；亦不願專為供奉大群，犧牲自我。孔子所主張之仁道，即為求人、我各得，群、己兩遂。此始合於忠信、孝弟之天生本質。遙想全世界人類內心之所終極想望，亦並無以逾此。但為現世界種種束縛，種種紛擾：有民族之各別，有國家之各別，有歷史傳統之各別，有種種利害得失之複雜形勢，與夫種種思想理論之交錯糾結；而陷人於莫適所守、莫知所從之困惱。欲解決此等問題，則有賴於孔子之所謂「學」。「學不厭」，當永久向此學；「教不倦」，亦當永久向此教。惟此乃為大仁大智，可以導人於大道。故人必「忠信」以為質，必「仁智」以為極。人類一切問題，則必當從人類自身內心之忠信、仁智求解決。忠信本於先天，仁智成於後天。必兩者合一，乃可為人類永久向前指點出一條唯一的出路。 人類今日種種現象，已非遠在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之所知。因此亦不復能即憑二千五百年前孔子當時之所學，解決當前人類之諸問題。然斷不能謂當前人類，已非二千五百年前孔子當時之人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孔子時如此，今日人類如此，更復兩千五百年後，人類當亦如此。認定了「人性」，知加以尊重，乃始可以言「學」。由「尊德性」而繼之以「道問學」，只此是一條唯一不變之大道。一切謀財害命之奇技淫巧，皆所當禁。一切背情傷義之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亦所當絕。一切大思想、大理論、大發明、大創造，莫要跑得過快過遠，先要照顧著十室之邑、愚夫愚婦、人所同然之「忠信」本質。惟此乃是人之所以為人之基本。 所不幸者，乃是此輩十室之邑之忠信，乃有不克在此複雜世界中爭存自立之權利與能力。一旦此基層垮了，上面建築亦必隨而垮。人類真正的學問要求乃在此：如何使人類相近的天生本質，孝弟、忠信，歷世彌新，永不變壞，永不消失？尤其如何在當前世界權利爭存愈演愈烈之形勢下，如何能保存與發皇此「忠信」？此中乃有大技巧，大術數。中國古人言「不學無術」。此等救世救人之大技巧、大術數，乃必由一套大學問中來。有此一套大學問，乃為人類中之大智大仁，亦即是人類中之大聖。孔子教人「學不厭而教不倦」，即由此為學，亦由此為教。故孔子之所學所教，一面說，已是兩千五百年前一番陳舊過去之事；一面說，還是現在我們面前一番嶄新方興之事。 孔子思想，實在太偉大了，要研究此，不僅在《論語》，並在先秦以下直至晚清兩千五百年來的全部思想史上；並在我們當前現實，一切人、一切事之種種實際問題上。我在此單獨提出《論語》里一章所言，請大家注意。只要大家由此生起一番好學心，則孔子即在我眼前，即在我心中。 有為者亦若是，請大家努力吧！ （原題《孔子思想與中國文化》，一九七三年台北 孔孟學會講。載於一九七三年八月《孔孟月刊》十一卷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