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論語 · 《四書》義理之展演

一 中國人在宋以前，大家都讀《五經》，宋以後，大家必讀《四書》：《論語》、《孟子》、《大學》和《中庸》。今天我要講的，就是關於《四書》義理的問題。我們首先要問：《四書》的義理，是共通一致的，還是各別相異的呢？在我個人認為，它們間的義理，是共通一致的。可是從另一方面看，《四書》的義理，又是各別不同的。《論語》是《論語》，《孟子》是《孟子》，《大學》《中庸》自是《大學》《中庸》。 共通一致和各別相異似乎對立，其實不然。《學》《庸》《論》《孟》的義理，是在它們的共同一致下，有其各別相異。大綱領相同，小節目差異。從了解其各別相異之點，去體察其共同一致性，就是我今天講題的主旨。 《論語》《孟子》本原是獨立成書，《大學》《中庸》則是屬於《小戴禮記》中的兩篇。雖然唐以前就有人注過《論》《孟》，蕭梁以後就有人對《中庸》下過講解，但把這四書視為一個思想體系而予以表章的，卻從宋代二程和朱子開始。他們認為四書是一脈相承的，《論語》屬孔子，《大學》屬曾子，《中庸》《孟子》分屬子思與孟子。 就成書的早晚來看，《學》《庸》定在《孟子》之後。從文學史的觀點來看，《論語》《孟子》為記言體裁，一若後代的「語錄」。《論語》篇章多短，大都為門弟子所記。《孟子》七篇，也是記言。如《梁惠王篇》，記孟子與梁惠王的問答。大抵七篇為孟子自作。朱子說此書文章一貫，文筆絕佳，他的門人未必寫得出。 《孟子》比《論語》前進了，主要的是《論語》章節短，《孟子》篇幅長。至於《大學》，一起頭：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中庸》開宗明義：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簡單扼要地把全書綱領明白提出。論文章體裁，便知《學》《庸》比《孟子》又進一步。老子《道德經》和《大學》、《中庸》同樣文體，上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也將一書主旨，首先提出。《莊子》也是記言文體，與《論》《孟》相同。不過《論》《孟》是實有此問答，《莊子》則多假託寓言，如鯤與鷦鷯之問答即是。其次，《莊子》每篇都有題目，和後來《荀子》等相似，與《論》《孟》之《學而》《梁惠王》不同。總之，由文體演變來看，《莊子》在《老子》先。議論體的《學》《庸》，該在記言體的《論》《孟》之後。 二 茲先講《論》《孟》，再及《學》《庸》。 孔、孟講義理，可說完全相同。但在大的義理之下，亦有其各別之相異處。唐以前人，每以周公、孔子並稱。但並不以孔、孟並稱。宋以後人，始並稱孔、孟。《史記》，孔子有「世家」，孟、荀合列一「傳」。戰國只以孔、墨齊舉。《漢書·藝文志》「六藝略」除《五經》外，有《論語》《孝經》，小學如《爾雅》等。讀書人從小學、《孝經》、《論語》，再上才讀《五經》。《五經》中，惟《春秋》是孔子作，但相傳孔子刪《詩》《書》，訂《周易》。《藝文志》「諸子略」首儒家，由曾子、子思而至孟子、荀卿。孔子上承周公，孟、荀同列子部。這是一項極重要的區別。當時《論語》尚未列為一「經」。待經書中列入《論語》時，尚未有《孟子》。此一經過，見孔、孟在宋以前本不受人平等看待。至宋，才以孔、孟並尊。而《十三經》之結聚，乃明代以後事。宋代以《孟子》與《論語》、《學》、《庸》並稱《四書》，讀書人先讀《四書》，後讀《五經》，《四書》比《五經》更重要。 孔子以「禮、樂、射、御、書、數」六藝設教。孔門弟子分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言語和政事實是同一事。所謂言語，只是「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的外交活動。文學殿四科之末，始是側重在書本方面的學問。前三科顏淵、閔子騫等是孔子早年弟子；文學一科，子游、子夏受業在後，是孔子晚年弟子。可見孔子教學生，開頭注重在德行、言語、政事三科。德行一科，不是不理會言語、政事，只是能不急求進身，不苟合取容。雖然本身抱有從政才能，但沒有施展抱負的正當機會與環境，便不輕求從政。孔子自己博學多能，早年嘗為乘田、委吏，中年當過魯國司寇。晚年返魯，見道不行，遂著意在典章文籍上教導後進，俾得傳之身後。 孔子曾說：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他以周公的治平實績作榜樣，想在當身做一番事業。他又說： 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 他把文王、周公的實際勳業自任。所以又說： 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文王、周公建業在西周，孔子要在東方再建新周。他在政治、外交、軍事、經濟上，都有實幹的準備，不然他決不敢輕言：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之語。孔子把他所長分科教授，所以有四科之前三科。 孔子又說：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這裡所說的「禮」，並非指婚、喪、士禮如《儀禮》十七篇所載，而是指的治國平天下的大禮。修、齊、治、平之事，在春秋時皆屬「禮」，今應稱之為廣義的大禮。冠、婚、喪、祭乃是一種狹義的小禮。孔子對整個國家社會天下治平之大禮，不僅西周，即夏、商以來三代傳統一切大禮，皆所研尋。只因杞、宋兩國不夠用來證明，孔子只是心知其意，其博大深微處，無法引用與人共見者來作證。其弟子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孔子答道：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殷禮承襲於夏，但有不同。周禮承襲於商，亦復有不同。孔子懂得夏、商、周三代之禮，是在一大傳統之下有損有益，有增有減。他了解它們之間的變化，與其所以要變化的道理。從他這一套歷史知識來透視此下十世三百年，甚至百世三千年，亦可了如指掌；知其不能越出此一大規範，大準繩。孔子逝世，迄今不到百世三千年。他預知歷史必然有變，但有些必然不變。所謂「變」，只是在一大傳統下有的增添些，有的減少些。這是孔子一套最偉大的「歷史哲學」。用以前學人語，應稱之為「歷史因革論」。（清代惲子居即曾提出「三代因革論」一名詞。）但孔子治史，雖是三代一貫而下，而其精神嚮往則偏重在周代。所以他只推崇文王、周公，又說： 鬱郁乎文哉，吾從周。 他並不甚推尊殷代的先王先公。近代有人卻說孔子是商民族之後，好像他內心不忘殷商，有意復興。那真是臆測之談。但孔子雖說「從周」，也不一意悉遵文王、周公，所以又說「吾其為東周」。他要跟隨周代再向前變，卻非要上復殷 周之舊。這是明白無疑的。 再看孔子對顏淵問「為邦」，更知端的。顏淵問為邦，孔子說：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難道只此夏時、殷輅、周冕、舜樂便可包括了國家大政之一切嗎？我們又該問為什麼曆法要用夏代，車制要遵殷代，冠冕用周代，而音樂又要遠法虞舜？我們應把此處所舉四條會通看。我們今天已距孔子兩千五百年之久，當然不能把此四條具體詳說。但孔子博採前古，斟酌損益，有因有革，求適當前之意，則顯然可見。而其「行夏之時」一項，秦 漢以下終於依照孔子意見，直至於今。可見孔子所謂「損益可知」，是確有歷史證驗，非同空論。 我們今天來研究孔子思想，不應該單把眼光全放在所謂忠恕、一貫等上面。孔子六藝之學，四科之教，我們都該注意。孟子則說：「仲尼之徒，無道桓 文之事者。」但《論語》孔子極稱管仲，人所盡知。孔子又說：「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若我們細讀《左傳》，便知孔子對桓、文此一批評，乃是恰中要害。《孟子》七篇中講身心、講義理，所講可謂與孔子並無二致，有些處講得格外詳盡，更加邃密。但孟子講學，似乎偏重在此，所以在他門下，便無四科可分。其論及為邦治國之處，也像是只及其大概。滕文公問為國，孟子雖亦告以三代制度，但孟子自說：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子。 他學生問「周室班爵祿，如之何？」孟子答道： 其詳不可得聞。 這和孔子能言夏禮、殷禮，詳略精粗，顯有不同。談到民生問題，孟子只說：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 談到如何統一天下，孟子只說： 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這就是孔、孟講學顯有不同處。故孔子卒後，其學生為諸侯所爭用，就連再傳弟子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等，也是極受時君重視；孟子學生像萬章、公孫丑輩，皆不能在實際政治上有所表現。這當然因時代不同，事變相異，不能一一拘泥比論；但亦可反映出孟子講學與孔子有不同。 三 孟子以後有荀子。荀子著書極重視「禮」。他書中講究富國強兵，也多具體說話。他的門人也在政治上多有活動。韓非、李斯更是著例。清人常說荀卿有傳經之功。若把孟子與顏淵、曾參相比，荀子則近似子游、子夏。《論語·雍也篇》：「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荀子》書中多論到「儒」之分類，而《孟子》七篇往往高論師道，絕不見一「儒」字。亦可謂孟子重「師道」，荀子重「儒術」。孔子則兼此二者。道遠而分，有此兩歧。 漢初經師，往往為荀卿弟子或其遞傳，故漢儒治經，多屬荀學系統。但不如清儒之拘狹。漢儒雖在訓詁章句上用力，但主要則欲「通經致用」，如賈誼、董仲舒都在政治上發抒重大意見，尤其是董仲舒建議當朝「罷黜百家，一尊儒術」。漢武帝設太學，立《五經》博士，皆遵用仲舒之意。即如張湯，依兒寬判法，大為武帝稱賞。寬治《尚書》，為歐陽生弟子，乃伏勝之再傳弟子。又如魯申公，武帝初即位召至京師，他告武帝說：「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其弟子趙綰、王臧欲為武帝創製變法，遭竇太后反對而止。但此下漢廷重用儒生，至東漢猶然。 綜觀漢代儒家，大抵可分兩大類：一在太學為博士。雖亦通曉政治，要之以講學為主。一為從事實際政治工作者。兩漢治平實績，不得不謂乃漢儒之貢獻。直到季漢大儒如鄭玄、王肅，其經學分派，實即是政治分派。康成生平未涉政治，但他的經注，常把當代實際制度為經文作證。他還是治經而通政治的。當時的經學，在政治上有領導地位。王肅對政治上有野心，乃不惜偽造古書，企圖先在經學上壓倒鄭玄。 南朝門第鼎盛，大門第必重禮，尤其是喪禮服制；子與侄及一切親疏嫡庶承襲爵位和產權等複雜情形，都將由喪服的等差中表現出來。劉宋 雷次宗最善講喪服，乃與鄭玄齊名，一時有「雷、鄭」之稱。又我們歷史上有三次政治大興革，都欲根據《周禮》來推出新政，一是漢代王莽與劉歆，一是宋代王安石，中間是北周時代的蘇綽。蘇綽創製，下為隋 唐承襲，開統一盛運之復興。我們不能否認雷次宗、蘇綽都是大儒，他們都能用經術在實際事務上作貢獻。直至北宋初趙普，自說用半部《論語》幫太祖定天下，要再用半部《論語》來佐太宗致太平；那是漢 唐儒生一貫相傳之抱負。 但孔子所講的一套治國平天下道理，漢人過於強調了，因而忽略了孟子那一面所偏重的心性義理的另一套。於是道、釋兩家乘虛而起，把這一套搶去。直到唐 韓愈起而提倡師道，推尊孟子，他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至孟軻之死而不得其傳。」他自己起來攘斥老、釋，自比於孟子之「辟楊、墨」。但昌黎好友裴度，同時也是昌黎的上司，他卻是信佛的。他似乎也認為修養心性的一套，應從佛門去求。他同時在政治上有其卓越表現。這是治國平天下的另一套，則是周公、孔子傳統。退之同時李翱，也受佛學影響，著《復性書》，提出《中庸》一書，認為《中庸》理論高過釋氏。 此後韓、李學說影響宋儒。范仲淹是宋儒中第一個開新風氣的人。他內為宰輔，外捍邊圉，常說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帶兵去西安，張載時屬青年，因是關中土著，熟知關中兵事地理，以萬言書請謁，獻其用兵之計。範文正告訴他說：「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送張載一本《中庸》，勸他回家細細研讀。歐陽修推獎王安石，希望他做韓愈後起；荊公卻以孟子自期，不願僅為一文學家。此等皆可看出宋代儒風之變，顯與漢 唐不同。 但在北宋時，孟子地位雖已提高，卻還沒有確立。馮休有《刪孟》，李觀有《常語》，司馬溫公有《疑孟》，都是攻擊《孟子》七篇的。直到二程子 顥、頤兄弟，才正式提出《四書》，大力表章《孟子》書中義理，主要從教育方面著手，引導人走向理想的人生。南宋 朱子、象山繼出，孟子地位始為確定。大體說，宋代理學家接近孟子，近人稱為「新儒學」。漢 唐經學家則比較只看重孔子，上與周公並尊，而不免看輕了孟子。所以宋代理學畢竟與漢 唐經學有其不同。到了明末大儒，如顧亭林（炎武）、王船山（夫之）、黃梨洲（宗羲）諸大儒，嫌陽明學之末流陷於空疏，才有再從理學返向經學之號召。 四 以上約略講了《論語》《孟子》兩書中義理的同異，其實只是偏輕偏重之間而已。下面再講《大學》《中庸》。 《中庸》是一部晚出書，其中雜有不少道家思想。極多論到宇宙、天地、萬物，顯與《論》《孟》又有微別。《孟子》由歷史上推論人性，故其論「性善」則「言必稱堯 舜」。《中庸》則根據宇宙大自然來探究人性本原，故開首即曰：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若子思作《中庸》，而孟子承之，則孟子論「性善」，不應撇開宇宙萬物不理會，而專從歷史上堯 舜說起。《中庸》陳義既與莊 老有出入，故能兼與後起之佛學相通。《中庸》一書在南北朝時，已受人注意，後來禪宗亦好談《中庸》。唐 李翱、宋 范仲淹以及張橫渠、程明道、伊川兄弟，對此書頗用力。朱子則教人：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再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最後才讀《中庸》，以窮究其微妙之處。若論思想進程，則《中庸》確是較《論》《孟》微妙多了，卻不應把此書來插在《論》《孟》的中間。 《中庸》思想，亦頗與《周易》十傳相會通。而十傳中亦多采及道家言。其實《中庸》與《易傳》皆屬晚出。《中庸》有云：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子思時代，正是列國分據，絕不能「車同軌」。自李斯作小篆之後，各國習用字體始慢慢統一。至於「行同倫」，也是秦始皇統一後所提倡，至今尚有秦刻石可證。漢代君王自高祖以下，都以「孝」字冠在帝號上，如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偏重「孝」的一倫，也是沿襲嬴秦，有人告秦始皇所謂「陛下以孝治天下」是也。故知《中庸》成書必然在《孟子》之後。但其發揮儒家義蘊，則還是一脈相承的。 至於《大學》有三綱領八條目，而僅言「心」不及「性」，則與《孟子》《中庸》又別。其偏重在八條目，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既是注重在治平大道上，故後來魏 晉清談乃及佛家出世，多不喜此書，遠不如《中庸》之被重視。宋代理學家極重講《孟子》《中庸》心性精微，正要與釋、道對壘。若新儒繼起，不能講心性精微，則不能拔趙幟立赤幟，把久已陷溺在釋、道中的人心挽救拯拔過來。但若只講心性，不講治平大道，則何以上承孔子儒家之大統？故朱子教人讀《四書》，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正謂精究心性，乃欲期求治平；欲期求治平，則必精研心性。內外本末一以貫之，正是孔子儒學之大規模所在。 但《大學》亦決非曾子撰。如其講「格物致知」，把「知」與「物」合論，這顯然是後出的事。我曾有《推止篇》[1]，詳論先秦思想，可分兩大趨勢：一主推，一主止。孟子主推，貴能擴而充之。荀子主止，故重師法。而：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顯是沿襲主「止」一派的。故說：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先懂得了「止於孝」，始能去盡孝。孝道如何盡？則貴求知。「致知在格物」，該在事物上去求。先秦諸子書中，把「知」與「物」兩字連稱對用之先後演變，我在《推止》那篇文中詳細羅列，可證《大學》之為晚出書。《大學》又說：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大學》雖不能指說它是荀學，但確有許多處有荀子思想之存在。 總之，《大學》《中庸》都是晚出書，大約為戰國末年乃至秦初的作品。說它們晚出，也並不貶損了他們在學術史上的地位和價值。先秦有許多偉大思想家，留下許多不知名的不朽巨著，《大學》《中庸》亦是一例。 五 子貢說：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此所謂「文章」，便是孔子所講的禮樂制度。所遺憾的是，當時門人沒有把它詳細記載下來。這些禮樂制度，便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具體項目。子貢又說：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論語》上只有「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一語，孟子乃推闡出性善論。孔子說天道，不過云：「天何言哉？」到《中庸》卻說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朱子教人先讀《大學》，就懂得人之為學，不僅應該知道如何誠意、正心，還要知道如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再讀《論》《孟》，則一切心性治平之道都在內。至於《中庸》，則應放在最後讀，因其更廣大、更微妙。若一開頭便讀《中庸》，常會由於體會未到，持守未定，而流入於釋 老。 我們今天研究孔 孟學說，應該體、用併兼。但今天講的，似乎忽略了其實用。孫中山先生認為宋 明以後講「修身」以前的「誠意」「正心」之學嫌多了，講「修身」以後的「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嫌少了。在宋代理學家，他們講學主要在求對付釋 老，這也無可厚非。漢 唐人則在政治統一以後，要多留心於治平實績。這正與宋 明儒各走了一偏。我們今天的教育，正應該效法孔子通六藝，開四科，不該專講「性與天道」，卻忽略了「文章」。我們要使青年們縱不夢見周公、孔子，至少也得夢見孫中山先生。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日台北 孔孟學會第五十九次研究會講，載於一九六九年四月《孔孟學報》第十七期。） * * * [1] 編者按：此文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