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故事 · 從孔子到孟軻[4]
一 思想
凱耳[5]（Kiel）大學的教授克魯諾（Richard Kroner）曾著過一部書，書名為《從康德到黑格耳[6]》（Von Kant bis Hegel），認為黑格耳是康德的思想的必然發展。我看孟軻之於孔子亦然。
孔子的思想中，有許多點，已是萌發著孟子了。
孟子所探討的問題，有許多仍然是繼承著孔子的問題。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十三）別人也說：「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罕》，一）
可是孟子就正是發揮孔子這不常談的方面的。孔子說話有分寸，不是中人以上，不能夠語上（《雍也》，二十一），而且「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衛靈公》，八），所以孔子之不常談，並不是沒有興趣，也不是沒有心得，只是少有談到的機會而已。孟子卻是一個天分極高的人，假若遇到孔子——其實在精神上早已遇到了，孔子一定是和他談得忘倦的吧。
孔子雖不常談天道性命仁利，但就他在很少的機會中所流露的而言，卻也頗與孟子相近。關於天道，孔子在答覆子貢「予欲無言」之問時曾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陽貨》，十七），又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三十五），這其中有一種與天地合一的神秘感覺，正是孟子所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盡心》上，一），正是孟子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盡心》上，十三）。關於性，孔子雖然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陽貨》，十二），但孔子又說「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三十），「未之思也，何遠之有」（《子罕》，三十），並說「有教無類」（《衛靈公》，三十九）。把仁看得這樣容易，把教育看得這樣平等，正是孟子性善說的張本。即以「性相近，習相遠」論，上句也業已包括性善說的根據，孟子正是發揮這相近的地方，「擴而充之」的。反之，孟子雖主性善，但也有「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離婁》下，七）的話，可見也未嘗不承認孔子上智下愚與中人之分。關於命，孔子已說過「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曰》，三），孟子則發揮得尤其詳備而精彩，最著者即「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趙註：疑），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盡心》上，一）。這說法太好了！孟子為什麼說得這樣好？這只是因為孟子發現了性善說，又貫通了儒家的形上學故。至於仁，孔子未嘗不常說，但多半因人施教，而且他鼓勵人的也是「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三十），他把表現在日常生活上的「仁」說了，他把「仁」的反面說了，他把「仁」的似是而非的觀念也說了，但很少在正面說到仁的精微。孟子卻一則說「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盡心》下，十六），二則說「人皆有所不忍，仁也，達之於其所忍，仁也」（《盡心》下，三十一），三則說「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盡心》下，一），四則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人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離婁》下，十九），他把孔子藏在心裡的話也似乎探著而說出來了。孔子說話，為求實效，常常顧到對方，而且他不願和人有不必要的衝突，他希望的是「老者愛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冶長》，二十六），所以他的話總是含蓄、保留，而富有暗示性；孟子的理想主義色彩卻濃些，他把見到的人都理想化了，因此把高妙的道理常向一般人一五一十地說出來。假若讓我們親自遇到孔子，或者受益是較書本上更大些的，但只就書本上而論，孟子卻告訴我們的更準確，更剴切，更容易把握，更帶誘惑性，更有可企求處而最後不關於利——孔子和孟子是同樣強烈的反功利論者。孔子已經說，「放於利而行，多怨」（《里仁》，十二），「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里仁》，十六），但孟子在這方面更徹底地發揮了。他給梁惠王的當頭一棒即「亦有仁義而已矣，王何必曰利」，他給熱心的和平運動者宋 的一瓢冷水即「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告子》下，四）。大反功利本是藝術世界的真精神，孟子更徹頭徹尾是有藝術的氣分的，這氣分孔子本也有，但孟子則是特別把這一方面放大而強化了的。
通常人總以為孔子講禮一定講到規步矩行的地步，後人甚且以「累年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太史公論六家要旨》）為儒者之「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詬病，其實孔子本人對於禮有解放的趨勢，有簡單化的要求，你看：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八佾》，四）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述而》，三十六）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子罕》，三）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先進》，一）
假若以「繁文末節」責孔子，那就真太冤枉了！
孔子這種簡單化而解放的要求，到了孔子的弟子更為顯然。所以子夏說：「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子張》，十一）從這種趨勢發展下去，自然會有孟子所謂「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離婁》下，十一），自然會有孟子所謂「所惡夫智者為其鑿也」，自然會有孟子所謂「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二也」（《盡心》上，二十六）。這個線索多麼顯然！可見從孔子到孟子，是一個自然的發展！儒家哲學到了孟子，已經空靈化，已經「進德類情，變通神化」（焦循說），但卻仍源於孔子。
二 人格
不唯在思想上，孟子所探討的問題，是繼承孔子。在人格上，孟子也幾乎是孔子的人格之再現，至少也是孔子的人格許多方面的加重並加濃。只是加重加濃的結果，有些變了樣，仿佛成了漫畫，然而神味和根源，卻還是十分明顯。假若我們剝掉理想主義的宋代理學家所加給孔子的面罩，以及蔽於小而不知大的流俗所加給孔子的誤解，我們即可以發現孔子的真面目——在根性上是有濃重的氣魄的人！你看他那些話：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為政》，二十四）
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八）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泰伯》，十七）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述而》，十九）
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述而》，三十四）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子罕》，二十六）
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歟？（《陽貨》，十）
無求生以舍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九）
當仁不讓於師。（《衛靈公》，三十六）
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五）
這精神是多麼剛健，硬朗！不過孔子是把這精神收斂了，是把那光芒掩起來了，只在偶爾的機會下，像龍一樣，卻在雲里偶爾露出一鱗一爪而已！孟子卻是未收斂時的孔子！
孔子的精神，認真地說，毋寧在意志的堅強勤奮，在情感的濃摯坦率，然而又納之於深澈遠大的理智之中。孔子有藝術家的氣分，所以「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述而》，十四），所以反功利，所以知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雍也》，二十），認為趣味的培養之重要，遠在理智的認識之上，非深於美學教養的人如何說得出？孟子正推闡這方面，所以說「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盡心》上，十四），「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離婁》下，十六）。「仁聲」和「以善養人」，即是藝術的陶冶，而不是理智的命令，孟子自己也最能採取藝術的態度，他知道在日常生活里如何欣賞攝取，所以說「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盡心》上，二十四），他知道把道德的極致可以看作是和藝術的極致似的！所以說「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這就是把道德的最大造就看作是單純的幾何圖形之美似的。但這也就是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為政》，四），那是經過了七十年的奮鬥才獲得的。
藝術化的人生，並不是軟化的人生。孟子像孔子一樣，也主張剛。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欲，焉得剛！」（《公冶長》，十一）欲求太多，就是沉溺了，就是汨沒了自己了，所以不能剛。擺脫欲求，是有所不為，有所不為就是孟子所謂義，「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盡心》下，三十一），義才能剛。孟子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公孫丑》上，二）這話完全和孔子的話相發。這是一種道德的勇氣，也就是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憲問》，四）。
藝術的要求，要高貴，要單純。在美學上，稱之為壯美（Eraben）。施之於人生，就是「約」。孔子孟子都主張約。孔子說：「以約失之者鮮矣。」（《里仁》，二十三）孟子說：「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盡心》下，三十二）「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離婁》下，十五）
藝術的境界是雖緊張而不窘迫，雖從容而不鬆懈，孔子和孟子在人生的最高造詣也都如此。他們都同樣熱心人世，也都同樣不怕失敗。可是他們都可以進退自如，常有樂趣。孔子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述而》，十一），孟子說「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滕文公》下，二），「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盡心》上，九）。孟子的態度是進退綽綽然有餘裕（《公孫丑》下，五），是「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盡心》上，九），他可以因為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而樂，他可以因為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而樂，他可以因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而樂（《盡心》上，二十），的確做到孔子所說的「君子坦蕩蕩」（《述而》，三十七）了。
三 政治理想
儒家的精神是人本的，孟子所謂「仁者人也」，話雖短，卻頗道著了根本。人本也就是人情化，孔子主張的「直」，孟子反對的「機變之巧」，都是同一態度。儒家的一切理論，不過由此出發。小而言之，如喪制，孔子駁斥宰我「女安則為之」（《陽貨》，十九），孟子答覆充虞「然後盡於人心」（《公孫丑》下，七），根據無非是人情。大而言之，如政治。儒家的政治，都是保民，安民，得民心的政治。孔子已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五）葉公問政，孔子的答覆是「近者說，遠者來」（《子路》，十六），對於樊須的申斥是：「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四）這種使民以時的寬厚，近者悅遠者來的號召，襁負其子而來的願望，就是孟子所發揮得滔滔不絕的「仁政」，或「王道」。
照中國儒家的政治理想，政府不過是一個教育機關——不，更嚴格地說，乃是一個倫理的推行機關。而且這種倫理的要求，只不過在維持一種人情的溫暖。一切的建設，最後目的不過在此。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九）這種先得人民，後加經濟建設，終歸教育的步驟，完全為孟子所遵從著。孟子說「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梁惠王》上，七），最後的目的是在「驅而之善」。以人情為出發，孟子把政治看得極其單純，他甚而天真地說：「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離婁》上，十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梁惠王》上，七）仁政不過是發揮溫暖的人情的政，王道不過是保障溫暖的人情的道。
從溫暖的人情出發，當然反對戰爭。反戰思想，在孟子最激烈，他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離婁》上，十四）可是孔子也同樣有這種態度：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衛靈公》，一）走得多麼乾脆！不教民而戰，尤其為所憎惡。孔子說：「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子路》，三十）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也。」（《告子》下，八）孟子的話，幾乎處處以孔子為張本！
要安定，不要戰爭，就像一個普通的老百姓所要求的似的，正是孔孟所要求的。在這種安定的政治局面之下，最好是大一統。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季氏》，二）孟子說：「（天下）定於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梁惠王》上，六）孟子對當時所不滿的，也正是在：「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滕文公》下，九）這種大一統的要求，對中國數千年來的政治之穩固，非常有影響。
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安定，是統一，是人情化，是倫理化，是教育化，是文化高於一切，是美育建設在刑法制度之上，但是如何才能達到這些目的呢？儒家的答覆很簡單：從個人做起——尤其從政治的領袖做起。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顏淵》，十七）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說：「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顏淵》，十八）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仍然答道：「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顏淵》，十九）孔子又曾說：「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泰伯》，二）子欲善而民善矣，這是儒家所肯定的。孟子也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公孫丑》上，六）；「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離婁》上，四）；「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離婁》上，二十）；「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盡心》上，十九）。在儒家看，政治的領袖即須兼為倫理的領袖。在倫理中，儒家又特重好惡，好惡在是非之上，所以後來作《樂記》的人便說：「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可見儒家的政治領袖，不唯是倫理的領袖，而且是審美教育的領袖。柏拉圖的理想政治領袖只是哲學家，普通人就覺得他的道理十分高了，但是哲學家究竟是偏枯的理智主義者，中國所理想的政治領袖卻是道德家，教育家，藝術家！試問哪一種理想高！
儒家在政治上從個人做起，這是和他們的倫理主張在個人做起相通的。孔子說「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衛靈公》，二十一），孟子也說「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公孫丑》上，七），「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離婁》上，四）。
更究極了說，這不只是儒家的倫理主張和政治主張相貫通的問題，乃是孔子人格的根本點即在把那種強健硬朗氣魄不施向外而施向內上。因為不施向外，所以那剛健的力不是暴力，不是盲動，不是衝動，卻是收斂的，節制的，範圍於規矩之中的。康德說「天才的翅子須加剪裁」，孔子說「從心所欲不逾矩」（《為政》，四）。這已經成了中國的傳統了，所以中國人在詩中推杜甫，在書法中推王羲之，在畫論中講「如百鍊鋼，化作繞指柔」，在美感的生活中推重溫潤而堅硬的玉！因此，許多有才氣、絕頂聰明的人願意籠罩於孔子的精神之下，朱熹如此了，孟子也如此。孟子還多少是一個未收斂的孔子，孔子卻是一個已經爐火純青地提煉過的孟軻了！
四 造詣與言論
「乃所願即學孔子也」（《公孫丑》上，二），這是孟子一生的願望，正如孔子一生夢寐中都是希望做周公。他學孔子，到底學到什麼地步呢？我們可以說，學得太像了，簡直學到了骨子裡。
他們在人格的造詣上，幾乎有著共同的成就。孔子說「四十而不惑」（《為政》，四），孟子便說「我四十不動心」（《公孫丑》上，二）。對於人性觀察之深刻與胸懷的偉大也有些差不多，孔子說「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其知仁矣」（《里仁》，七），孟子便說「人恆過，然後能改」（《告子》下，十五），同是對於人原諒到最大的限度，同是在人類的罪惡的邊沿依舊相信其中有不可磨滅的尊嚴的人性。這是杜斯妥益夫斯基[7]式的思想，這是大藝人賈波林游歐先參觀監獄的慈腸。孔子與孟子對於救世，都有一種熱烈的責任感，所以孔子說「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五），而孟子也說「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公孫丑》下，十三）。
對於倫理法則之普遍妥當性的信念，孔孟也是同樣堅強的，孔子說「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雍也》，十七），孟子便說「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盡心》上，五）。不但對之有堅定的信念，而且熱烈地執著地愛之，認為超過生命。所以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九），更指伯夷叔齊為「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述而》，十五），而孟子也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告子》上，十）。
在樹立知識分子的人格上，似乎孟子發揮得特多，出處大節，是孟子最所不苟的。可是孔子也已經提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八佾》，十九）關係已指明為對待的，為條件的了。
孟子完全是孔子的影子，不過是某些部分放大了的。孟子學孔子，甚而有些小地方都很像。孔子講知言，說「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堯曰》，三），孟子也便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上，二）。孔子好觀察人，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為政》，十），孟子可也說「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離婁》上，十五）。
孟子所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一樂，這種對於青年之衷心的愛護，還不是本諸孔子「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子罕》，二十三），「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公冶長》，二十二）？孟子所謂「乃者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離婁》下，二十八），還不是本諸孔子「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述而》，三）？孟子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盡心》上，四十五），還不是本諸孔子「欲速則不達」（《子路》，十七）？孟子所謂「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盡心》上，九），還不是本諸孔子「人不知而不慍」（《學而》，一）？孟子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萬章》上，二），還不是本諸孔子「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雍也》，二十六）？孟子所謂「人不可以無恥」（《盡心》上，六），還不是本諸孔子「行己有恥」（《子路》，二〇）？至於「不怨天，不尤人」（《公孫丑》下，十三；《憲問》，三十五），「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滕文公》上，二；《顏淵》，十九），簡直把孔子的話變為自己的話了。
不但說話的語言有些像孔子，甚而孟子的文章，我疑惑都是由孔子學來的，孔子那種「大哉堯之為君子！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泰伯》，十九）的風格，簡直像由孟子執筆。
孟子與孔子，他們精神上的共鳴太多了，無怪學得那樣成功！
五 孟子所傳之孔子
孔子是這樣為孟子所嚮往、所崇拜、所願學的人，究竟在孟子心目中孔子是怎樣的一個人呢？這是值得研究的。人格上沒有共鳴，不會有了解，但任何人的了解也都有主觀的創造。
首先，孟子最熟悉孔子的生活。在《孟子》里，我們得到了些孔子的傳說材料。「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而已矣」（《萬章》下，五），我們可從而知道孔子少年時生活的豐富以及做事的認真。
孔子的仕宦態度，我們也可借孟子的話而有所明了：「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萬章》下，四）在小地方，孔子也很與人隨和，即使不以為然，也用一種間接的、漸進的然而卻是釜底抽薪的方法去加以改革。孔子行道之心很切，所以肯稍微受一點委屈，然而在確乎看出是沒有行道的可能了時，也便索性離開。孟子對孔子的生活不唯是熟悉，而且有著研究，所以把他的仕宦能整理出三數，又觀察出在行可之仕中，大都是失望，於是得到一個共同點：「未嘗有所終三年淹」。
孔子該是一個有豪氣的人吧，孟子留心到孔子的遊興，所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盡心》上，二十四）。孟子又知道孔子雖然常要與群相安，然而終於是孤獨的，所以說「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盡心》下，十八），又說「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孔子也」（《盡心》下，十九）。孔子之思狂狷，深惡鄉愿的心情，孟子也最了解，他說：「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愿乎？鄉愿，德之賊也。……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愿，恐其亂德也。」（《盡心》下，三十七）用現在的話講，中道就是古典，古典是容易落於庸俗的，所以需要有一點浪漫的精神——狂狷——以為救濟。一國的文化太高了，就容易纖細、脆弱，而墮落，必須有點野蠻的反理性的成分，才能保持圓滿的狀態。古典是值得嚮往的，其價值尤在這嚮往的過程上。假若真正達到古典，就會沒有生命。所以所有有價值的古典人物，無不帶有浪漫氣息。孔子的真精神在此，他之思慕狂狷，正是透露此中消息。周易講未濟，真正圓滿，必須含一點不圓滿。無缺憾的圓滿，就是庸俗，就是鄉愿精神，就是歌德、尼采所攻擊最烈的Philistine[8]。鄉愿是一種「閹然媚於世」的人物，「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挑不出什麼毛病，一點稜角也沒有，殊不知這正是「德之賊」！偽君子，好好先生，滑頭，不倒翁，魯迅所謂「正人君子」，莫利哀[9]所寫Tartuffe[10]，都是鄉愿的別名。偉大的人物總要有些偏執，有些火氣，會哭，會怒，會做夢（不能像王爾德所說的數學教師：他是不許兒童做夢的！），會說笑話，會有時說出幼稚而可笑的話，會有破綻，會不合邏輯，總之，須有點人性，是一個活人——生命的根底終於是有煙、有霧、有泥土氣的！自然只有這些是不行的，但在正面的強大理智，豐盛情感，堅決意志之外，都必須有一些為鄉愿所不敢有的「缺陷」。孔子的好惡就有時是十分偏頗的，惡佞惡利口還可說，為什麼又惡紫顏色呢？這絕不是淺薄的低級的理智主義者所能了解的。然而孔子之可愛在此，孟子都能瞭然於此，其可愛處亦在此。
孔子的人格，是在孟子心目中有著極深而且極清晰的感印的。孔子有剛健深厚的氣魄，但處處給這氣魄以形式。孟子說他「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萬章》上，八）。禮和義就是範圍那剛健深厚的氣魄的形式，有命就是約束那救世的熱情而不至不擇手段的提防。
形式！簡直像最優美的藝術的形式一樣，是大藝術品的幫助，而不是阻礙。孔子在人生里，已是一個可以把形式運用自如的大藝人。孟子一則說「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萬章》下，一），二則說「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公孫丑》上，二），可知這讚嘆已常掛在嘴邊。講畫的人每有這種話：
灑落取致，但有筆力，多無矩矱，……有心斯事，當從規矩入，再從規矩出，參透此關，無法非實文無法非空。（清·蔣和《寫竹雜體》）
凡畫之初作功夫，處處是法，久則熟，熟則精，精則變，變則一片化機，皆從無法中出，是為超脫極致。（清·王寅《冶梅梅譜》）
儒家講禮講義，這是形式，但最後講權，權就是超乎形式。孔子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子罕》，三十）孟子說：「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盡心》上，二十六）沾滯於形式，就容易陷入執一。必須在這種地方，我們才能了解孟子所謂「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離婁》下，十一），「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盡心》上，三十一），也才能了解孟子所讚美的「孔子聖之時者也」（《萬章》下，一）。
孔子對於人生是確乎能夠藝術化的。他的處世待人，都恰到好處。這見於《論語》中所記者已很多。但孟子卻給了我們重要的一條，這就是：「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告子》下，六）難得的不是在告訴我們孔子這一段故事，而是在這故事的意義——並非如一般人所想的意義。所謂藝術化的人生就是不犧牲自我，卻也不給別人以難堪的人生。自我相當於創作意欲，與別人的關係相當於藝術形式，好的藝術便須既不委屈前者，又不破壞後者。孔子就是能這樣的。道不行即去，這是孔子的自我，他沒讓它委屈。然而也並不一怒而去，顯得魯國君相都不識好歹，那就太嚴重了，現在卻是撿一個輕微的藉口，給自己的國家當政者一點面子。沒有藉口也不行，那就太輕率了。孟子很懂得孔子這種處世方法——不失掉自己卻又能與人相安的生活方法。這是絕大的藝術！試一看有些人隨俗浮沉而喪掉自己，又有些人任性使氣而碰壁而自殺，就明白它有價值了！孔子始終沒失掉真性情，但孔子始終是一個為多數人所願親近的人物。這是他的成功！
為與人相處而安，就得近人情。孔子是最近人情的人。極端都是不近人情的，所以孟子所了解的孔子是「仲尼不為己甚者」（《離婁》下，十）。孔子與屈原不同，屈原的理想是發揮個性的權威的，他希望人人是超人，然而不是，所以他痛苦了，自殺了；孔子的理想則是在建造群的權威，在只要不失掉自己的原則下，儘是謀人與人的相安，謀群的融洽，謀人情的溫暖的保持。
然而這樣一個近人情的人，重視人情溫暖的人，剛健淳厚就像一個鄉下老農似的，事實上卻是一個帝王——沒實現的帝王！換言之，即一個大一統的國家的政治領袖！在現在看，這個觀念或者覺得奇特。我們似乎也把孔子當作一個普通哲學家或者如馮友蘭先生書中所說的「教書匠」了。但在當時，尤其孟子的心目中，並不如此。孟子一般人便確乎以天子目之。你看公孫丑問：「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孟子說：「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公孫丑》上，二）這便是說孔子已有可以朝諸侯、有天下的資格。又如：「《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滕文公》下，九）這是明說孔子也已經做了天子當做的事業。更如：「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萬章》上，六）這是把仲尼已列入舜禹一類，所差的只是沒有天子薦之者罷了。這就是說他實在是該登基的，不過不幸沒有讓位的罷了。把孔子看作帝王，並不始於孟子。孟子所引的宰我也已經說：「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公孫丑》上，二）這已經把孔子列入堯舜帝王之群。恐怕不唯孔子弟子如此看，孔子自己也如此自居。透漏了此中消息的，便是《論語》上，孔子說：「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子罕》，九）這樣，我們才覺得「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五）；「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述而》，五），這兩段有深味。否則，只是表明是一個文化上抱殘守缺的書生，或只是追懷一個夢境而已，又有什麼意思？
孔子雖是一個未得踐天子位的帝王，但他依然有愛國愛鄉的情感。孟子所說：「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萬章》下，一）終歸是非常近人情的。
在人格上，孟子所傳的孔子不唯是做事負責，有登高望遠的豪氣，痛惡偽君子，進退以禮義自繩，久速仕止卻又無沾滯，以治天下自命而依然愛國愛鄉，此外，卻更隨時透露著聰敏穎悟和生命力的豐富。你看孟子記道：「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離婁》上，八）可知孔子的了悟是極迅捷的。又看孟子解釋孔子之讚美水：「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離婁》下，十八）原來水是一個象徵，是生命力充溢像孔子那樣的人的影子！
在思想上，孟子所傳之孔子，也特別有一個面目。首先是人本的，如：「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梁惠王》上，四）人類是尊嚴的，所以即使只是人類的形象也不能侮辱。康德說不可以人為手段，這裡卻更進了一步，即是象徵地用作手段也是不許的！
發揮人本精神，就是人道，就是仁。孟子所傳之孔子，在這點上是極乾脆，極決絕的，「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離婁》上，二），毫無游移。這是孔子徹底的精神的一方面。
仁也就最有力量，他說，「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離婁》上，七），天下之眾也不能與仁為敵。普通人以為道德的力量是迂緩的，但是孟子所傳之孔子以為不然，「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公孫丑》上，一），原來比什麼都快。在這些地方，都增強了孔子的浪漫精神。
人類負荷這仁的是心。關於心，《論語》中所記孔子語幾乎沒有。但是在《孟子》中有：「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唯心之謂與？」（《告子》上，八）這就是孟子所說「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盡心》上，三）的張本。
能夠修養這種仁，就可以有道德的勇氣。孟子曾間接地傳孔子對於道德的勇氣的提倡：「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公孫丑》上，二）儒家本不是文縐縐的軟體動物，儒家的領袖孔子尤其不是，我們賴孟子，可以保存了一些真面目。
儒家的處世哲學。有它的剛健的地方，有它的不苟的地方。孟子引孔子讚美虞人非其招不往凡二見：「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滕文公》下，一；《萬章》下，七）一個守苑囿之吏，因為該用皮冠來招而用了招大夫的旌，就不惜違命殺身，這就是道德的勇氣。人皆有死，在溝壑何關？喪其元何恨？
在這種地方，就是一個人的節操。孟子所記陽貨欲見孔子一事可為一例：「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為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滕文公》下，七）陽貨一方面要孔子來見，一方面又怕人說無禮，所以利用當時的禮法，故意趁孔子不在去送禮，賺孔子來答謝，殊不知孔子更妙，也趁陽貨不在才來登門。為保持一個人道德的勇氣，在這些小地方，便也要不苟。
孔子之大一統及貴王賤霸的政治理想，也在《孟子》書里特別保存著。孟子說「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萬章》上，四），「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梁惠王》上，七）。貴王賤霸，本是儒家思想的一個大題目，可是在《論語》里竟很少蹤跡，在這地方，我們真要感謝孟子，他告訴了我們許多口傳而不一定見諸記載的大義微言！
《詩》與《書》，是孔門的教材。在《孟子》書中，傳孔子論《詩》者有二：「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公孫丑》上，四）「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告子》上，六）後一條尤為重要，如果這話是真的，則性善說已先為孔子所唱了。孟子傳孔子論《書》者有一：「孔子曰：唐虞禪，夏後殷周繼，其義一也。」（《萬章》上，六）焦循說：「義者宜也，孟子私淑孔子，全得其通變神化之學，故於此明之。」（《正義》）可見引孔子論書雖只一條，也是微言大義所關。
《春秋》，在孟子認為是孔子的創作，孟子從《春秋》而窺探出的孔子事業，尤為深遠有味。孟子一則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殺其君者有之，子殺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滕文公》下，九）二則說：「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同）三則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離婁》下，二十一）四則說：「《春秋》無義戰。」（《盡心》下，二）這些珍貴的材料，如果不往《孟子》里去找，卻向哪裡去找？
由於孟子的書，孔子之神明變化的人格更讓人多一層認識了，孔子之最大的政治抱負——天子！——更讓人明了了，孔子之寄託於《春秋》的事業和生命也更顯著了！由於孟子的書，我們看孔子不再是一個書生，不再是一個「教書匠」，不再是一個冥想的哲學家，不再是一個拘拘於規步矩行的陋儒，不再是一個缺乏人性的「聖徒」，卻是一個活人，卻是一個氣魄博大，目光深遠，生命力豐富而旺盛，一心打算治天下的政治領袖——帝王了！
孟子完成了「孔子崇拜」。在《孟子》書中，先是記載了孔子弟子對孔子的讚嘆：「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夫子既聖矣乎！……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為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唯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于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公孫丑》上，二）次之，又記載了孔子逝世後弟子們的思慕：「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後，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滕文公》上，四）最後，則道出了自己的了解：「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萬章》下，一）孟子完全以音樂比方孔子，說孔子簡直像交響樂的最後最精彩的表演一樣，令人吟味無窮！孟子認為只有孔子是讓人心悅而誠服的，所以他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之服孔子也。」（《公孫丑》上，三）孟子對於孔子極致其傾倒，遺憾的是沒得親自受教，所以他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離婁》下，二十二）
孟子之欲學孔子，是他的弟子們所熟知的。然而究竟他要學聖人之一體像子夏子遊子張呢，還是像具體而微的冉牛閔子騫顏淵呢？他對於這個問題避不作復，卻只說「乃所願則學孔子也」「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公孫丑》上，二）。可知他只有聖人之一體固不滿足，具體而微，也不滿足。他的事業乃是直承大禹、周公和孔子：「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詞，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滕文公》下，九）
仲尼不為己甚者；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這樣，便由孟子之手，而把我們這兩千年來全民族之第一個最偉大的人物之肖像給繪就了！在反面，則凡反對孔子的流言，孟子一律辨正，用如果那樣則「何以為孔子」（《萬章》上，八）一句話就給抵擋了。
假若孟子所傳的孔子是真面目，我們真要感激孟子這一番保存的功勞，假若孟子所傳的孔子有許多成分是創造，我們更要對這一種創造致以最大的敬禮了！孟子是最好的一個雕塑師，我們在他的雕塑藝術里，乃留下一個屬於整個民族甚而全人類的精神教養的最大導師之永不可磨滅的巨影了！
六 孔孟之距離
可是孔子與孟子終有著一種距離。
在人格上，孔子比孟子豐富，走得廣博。孟子則只是高峻的。例如對異端，孔子只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為政》，十六），只是不理，到了孟子便疾言厲色地大肆攻擊了。孔子比孟子包容，孔子那裡，像一個各種珍花異草都有的花園一樣，孟子則是像一團火而已。
孔子終有一種理智的清明處，孟子則似乎稀少了。孟子不是沒有智慧，不是沒有機智，但缺少冷靜分析的理智。以仁與智論，孔子無疑是兼為仁者與智者，而孟子則似乎止於是仁者。知者樂水，仁者樂山（《雍也》，二十三），在孔子那裡似乎是有山與水，而孟子卻止於是山。
對具體的事物，是孔子較能夠，也較願意把握。例如，「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陽貨》，二十），「子可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述而》，十八），「信而好古」（《述而》，一），「好古敏以求之」（《述而》，二十），「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衛靈公》，二十六），這都是對具體的事物的興趣。孟子卻沒有這種表現。《中庸》所謂「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在孔子，我們看見他高的方面、遠的方面之外，還有邇和卑的方面。在孟子，我們卻只看見前者而不見後者。
大概因為生活的不同吧，孔子對於窮困的人特富同情。所以「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先進》，十七）。所以說「君子周急不繼富」（《雍也》，四）；所以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季氏》，一）；且能了解「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憲問》，十）。孟子在這方面的流露便也較少。
以浪漫色彩論，孟子較孔子濃得多。孟子的哲學只有「推」，由自己而推至一切。孟子把人的地位抬得太高了，他太信任人類了，「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告子》上，二），孔子卻比較保留。孟子十分強調人類自己的尊嚴，所謂「有天爵者」（《告子》上，十六），所謂「人人有貴於己者」（《告子》上，十七），而孔子這方面的聲息也比較淡弱。這都是孟子的浪漫精神顯著處。屈原是近於孟子的，雖然缺少一種擔得起失敗的勇氣和從容不迫之態。莊子是近於孟子的，所差者是莊子太愛惜自己的才華，不肯為孔子的精神所束縛。可是屈原和莊子，對孔子都較遠。
用齊與魯的精神比，孔子的精神是純然魯，孟子卻不免沾染了一些齊氣。用科學與藝術比，孔子的精神是較近於科學，而孟子的精神則更近於藝術。倘只以藝術喻之，孔子是近於音樂的，內容含蓄而豐富，暗示性極大；孟子是近於造型的，單純而明了。假若「從心所欲不逾矩」同是二人的目標，孔子似乎做到的是不逾矩的方面多些，而孟子則偏於「從心所欲」。所以一古典，一浪漫。
也許一個人性格之所近反而是一個人在學說上之所輕吧，所以文學天才如柏拉圖主張放逐詩人，技巧之高如托爾斯泰反對為藝術而藝術。正是如此，孟子反而主張節制，提倡「義」；孔子卻鼓勵人發揚，注重「仁」，注重「我欲仁斯仁至矣」的仁。
孔子可當得起一個大思想家，孟子卻毋寧是一個大批評家。在另一方面說，孔子乃是一個崇高而博大的教育家，孟子卻是一個熱心而勇敢的衛道戰士。
一個完備而穩健的思想體系，往往一轉即偏。所以蘇格拉底之後有柏拉圖，康德之後有黑格耳，於是孔子之後，經由解放的一派的傳授而有孟軻。此中有思想演進的邏輯在！自然，孔孟的距離，也還有時代的距離使然者，但關於這，我們將專在《孟軻之生平及其時代》中詳之。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