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故事 · 孔子和《論語》[1]

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年）是初期儒家的代表人物。這時還是春秋時代，而且是狹義的春秋時代。社會上的變動是有了，但還不劇烈。因此，作為士階層的代表者的孔子也便是一個新舊之間的人物。他對舊的有所留戀，例如，他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述而》，五）。他對新的也有所希望，例如，他很想參加一些政變，晉國范氏的家臣佛肸以中牟叛，他想去（《陽貨》，六），公山弗擾以費叛（《陽貨》，四），他也想去，雖然都經過子路的反對，事實上他也沒去，但總見出他是有改革的念頭的。由於當時的社會變動還不劇烈，由於他自己飽經世故的理智鍛煉，尤其由於他的階級的限制，他對於任何事是採取一種保留的、慎重的、不徹底、不明朗的態度。在哲學的根本問題上，他避免做肯定的答覆，「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進》，十二）。他一方面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陽貨》，十七），好像是一個唯物論者，好像是一個人格神的反對者，但另一方面卻也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八佾》，十三），「天生德於予」（《述而》，二十三），就仍露出了他依然有人格神的信仰。這處處見出他是一個新舊之間的過渡人物。因此，他的思想體系是相當有彈性的，也就因此，他的思想體系容易被後人利用，各人可以找到滿足自己的一部分。我們認為，就當時的社會情況看，他的思想也該是表現這樣的階段。過譽過毀都是不必要的。 然而就是很平實地看去，孔子仍是有很大貢獻的。由於社會階層的變動，他提出了代表人道主義精神的「仁」，就當時說，在抬高人的地位上，是有進步意義的。「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孟子·梁惠王》，四引），可見他反對屠殺奴隸的人殉，並反對含有人殉的意識的存在。由於「士」這個階層的出現，他為這個階層規定了一些道德範疇，也想出了一些必備的條件，在一定的歷史階段，自有它的推動作用。是孔子把教育事業的範圍擴大了，他雖然並沒有把受教育的機會開放給所有的人，但「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述而》，七），在一定程度上是做到「有教無類」（《衛靈公》，三十九）的，這對以往的教育為貴族所專有而現在開放給一般自由民來說，就是一個極大的革新。同時他又是一個「循循然善誘人」（像顏淵所稱道他的，見《子罕》，十一）的教育實踐家，他重啟發，他尊重個性，他「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述而》，二），他「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述而》，十九），樂觀積極，夠得上一個教育工作者的楷模。因為他對哲學問題採取保留的態度，把興趣放在歷史上，「好古，敏以求之」（《述而》，二十），「吾猶及史之闕文」（《衛靈公》，二十六），「多聞缺疑」（《為政》，十八），這對於史學的發達和文獻的保存，功績也是很大的。他自己又親手編訂了一部大事提要式的《春秋》。作為一個開山的歷史家，他可以當之無愧。在文學藝術上，因為他看重音樂，也懂得音樂，含有大部分民歌的《詩經》之所以能夠保留並得到尊重，和他的提倡並作為教材也是分不開的。——孔子在歷史上的地位就是如此。 記載孔子的言行的書主要的是《論語》，《論語》未必是成自一手，但大部分可能是曾子的門人整理的（參看柳宗元說）。曾子死於公元前四三六年，書中記到曾子的死，所以這書的編成應該在公元前四三六年以後。《論語》是孔子及其周圍（包括反對孔子的人）的生動活潑的記錄。文字是那樣簡單，但已經能夠傳達豐富的思想感情，例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子罕》，十七）這是多麼簡練含蓄！它已經能夠刻畫人物，像寫子路的直率、子貢的聰明、顏淵的謙虛，都是非常成功的。孔子和子路的對照，就宛然像《吉訶德先生傳》[2]中的吉訶德和山冠[3]一樣，也像《水滸傳》中的宋江和李逵一樣。《侍坐》一章（《先進》，二十四）是典型的刻畫人物的一個好的短篇。由於孔子講究辭藻，記載孔子的話處也往往富有形象性，而耐人尋味，像「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子罕》，二十八），「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子罕》，二十二），都是意義深刻、富有暗示性而又有形象化的辭藻的。 《論語》是用對話體寫的一部最早的書，也是十分成功的一部書。 《論語》中記載了《鳳兮歌》，讓我們見到最早的楚辭的形式。 《論語》最好的注釋本是清劉寶楠的《論語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