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故事 · 後記
孔子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人物，所以我們要講他的故事。
我們講孔子的故事，主要是想使大家看一看孔子在當時是怎樣生活著的，以及當時的人（各式各樣的人）是怎樣看待孔子的。我們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進步性，但是正如嵇文甫同志所說：「承認孔子有一定的進步性，並不是要提倡尊孔讀經。」[249]
對於孔子要不要加以評價呢？當然要。這筆賬總要算，應該算。毛主席教導我們說：「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250]
但是在這本小冊子裡是不是就要「給以總結」呢？不能夠。這主要是因為作者的思想水平有限，沒有能力做這個工作的緣故。就是前面所講的故事，也只能是從作者的思想水平出發而編述下來的，在選擇取捨之間，在解釋評論之間，錯誤一定難免。寫出來，也只是請讀者指教！這不是客氣話，是實話！因此，也就談不到什麼「給以總結」了。那是要留待更辛勤地、更精通地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工作者來完成的。
可是讀者中也許有人要追問我究竟對於孔子是怎樣看法的。我在這裡，也就把我極不成熟的看法談一下。談得不對的地方也一定有，還是誠懇地向讀者討教！
第一，從孔子所處時代的社會性質來看孔子。孔子處在春秋時代，以我理解，春秋和戰國實在是一個整個時代，這個時代是中國奴隸制社會崩潰、封建社會形成的過渡期。春秋和戰國誠然有很大的不同，但這個不同，在我看來，只是社會變動的劇烈程度表現不同罷了。在春秋時期，社會變動還沒有達到質的突變，而在戰國時期則完成了這一變革。郭沫若先生說：
依據《史記》，把絕對的年代定在周元王元年，即紀元前四七五年。在這之前的春秋作為奴隸社會的末期，在這之後的戰國作為封建制的初期。[251]
如果劃界的話，這樣劃界自然也可以。但是這當然不是說歷史是可以截然劃開的。而這樣的劃界，我覺得還不如把春秋戰國當作一個整個過渡期，因為這樣對一些學術思想的演變要好解釋些。只是孔子所處的時代還是奴隸制時代而不是封建社會，在這點上，我是同意郭沫若先生的看法的。
春秋戰國是一個整個時代，先秦諸子的思想都是這一整個過渡期的劇變中的意識反映。孔子是先秦諸子中最早的一個。他的進步面之一，就是反映奴隸制社會崩潰期的「人」的解放，這個偉大現實在他的思想體系上，就是「仁」的學說，就是把教育從貴族所專有（官學），在一定程度上開放給一般人（私學）。孔子的進步面之二，就是他在這段過渡期——同時也是封建社會的形成期——中，為大一統的封建王朝提供了一些雖然粗略的但是規模宏大的政治建設藍圖，他研究了以往的政治經驗，做出了一定程度的總結，又加上一些適合社會發展情況的創造，給後代封建社會的統治規模打下了一些基礎。把他稱為封建社會的「聖人」，不是偶然的。封建社會總比奴隸制社會前進了一步，所以就當時看，孔子的大部分政治理想是有進步意義的。
孔子的落後面主要是他還帶有奴隸社會中的等級思想，甚而是氏族社會中所遺留的血統觀念、狹隘地域觀念，這就是表現在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講正名，講禮，講君子、小人，講天，講命，講內諸夏而外夷狄（對吳、楚就加以敵視），等等。這裡很多東西是陳腐的，孔子在講到這些東西的時候，也特別流露出留戀一些舊事物的感情。
而且，更由於孔子所處的時代的過渡性以及他的政治地位（他既當過高級官吏，而且一生主要活動除了教育事業外也是奔走做官，就是教育事業也主要是訓練弟子們做官的）的關係，他的思想有許多不徹底、不明朗、對上妥協、對勞動生產和勞動人民輕視的地方。這些地方集中地表現了的就是他所謂「中庸」之道。這是他的軟弱處。
他有進步面，有落後面，有軟弱處，而進步面是主要的，這就是我對於孔子的估價。概括地談孔子，就是如此。
如果仔細考究下去，孔子的進步面、落後面、軟弱處，我認為也還是錯綜的，好的不完全是好，壞的也不完全是壞。舉例說，他講仁，這是進步的，但是同時講禮，禮就限制了仁；他普及教育，這是進步的，但也並非普及到一切人，限度也仍然是有的。他講禮，一般說是落後的，但是他注重禮的內容而輕視禮的形式，這就又是改革；他講天，講命，一般說也是落後的，但他並沒有迷信鬼神，也沒有全部陷入宿命論，這就仍有他開明的地方。他講中庸，不錯，一般地也是妥協性的表現，但是在「和而不同」上，在對弟子依不同個性而分別指示「過猶不及」上，在「學」與「思」並重上，這就貌似妥協，而事實上是避免絕對化、片面化的正確態度和正確思想方法，這就又不能一筆抹殺了。至於孔子對後代的影響，問題就更複雜，有好影響，也有壞影響；在壞影響中有的是孔子本來不對，也有的本來是有益的東西，而因為不正確的理解，就變為有害的東西，關於這方面，責任就不能完全由孔子來負了。所以我們一方面對孔子要有總的把握，一方面對他個別言論的實質和影響還要加以具體分析。
第二，在估價孔子時，我認為不能照我們主觀上的認識，把孔子的思想作為一個嚴密的思想體系來對待，也不能拿後代由於演繹孔子的思想而構成的一套完整的儒家思想系統來當作孔子的思想。孔子雖然說「吾道一以貫之」，但究竟孔子的思想還沒有達到成為一個嚴密的系統的地步，這是因為中國學術思想在那個時代還沒發達到這個地步的緣故。所以我贊成侯外廬先生等所提出的「不均衡」「自論相違」[252]。很多人過高地估價孔子，或過低地估價孔子，主要是由於沒從這一點上考慮。
第三，在孔子對於中國文化的一些具體貢獻如教育事業、編寫歷史、整理詩書上，在孔子個別有價值的言論（包括智慧和經驗）上，在孔子本人的「學不厭、教不倦」的積極態度上，大多數現代學者幾乎沒有異議，我認為這也就是應當肯定下來的東西。所以，所謂對孔子也還不能「給以總結」，並不等於對孔子來一個「不可知論」。我們應該把可以肯定的東西和還在爭論的問題分別開來。
第四，無論談孔子的歷史地位也好，還是談孔子的具體貢獻也好，我們一定要避免個人崇拜。這不只因為個人崇拜是不應該的，是會產生毛病的，而且因為誇大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首先是不合乎事實的，是不科學的。孔子無論有多高的成就，是和當時的社會發展分不開的，而社會的發展首先是廣大勞動人民所推動的。孔子的出現也不是孤立的現象，就像同時的政治家子產、晏嬰等，也已經具有和孔子相近的才能（雖然發展的方向不同）；就像同時的普通人長沮、桀溺等，也已經具有和孔子對社會變動同等的關切（雖然看法不同）；就像「士」這個階層，當時一般也都在活躍著——他們都是生活在同一時代里呵。孔子一生經過了一些發展，這些發展也都步步可尋，都和他的豐富經歷、刻苦努力分不開，而這些豐富經歷、刻苦努力，也只有在他那特定的歷史階段中才有可能實現。絕不能把孔子當作奇蹟！
這就是我對於孔子粗枝大葉而又膚淺的看法。至於本稿之成，也經過了一些歲月（現在呈獻給讀者的是第三次稿，這第三次稿也經過四次刪改），中間阿英同志提過寶貴的意見，也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同志的很多幫助，這樣才寫完（但是並沒有寫好！）。我要謝謝他們，並期待讀者給我更多的教益！
長之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記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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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天池，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李 書，九三學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員。
[2] 參看羅森塔爾、尤金編，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簡明哲學辭典》，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09頁。
[3] 參看同上書，第673頁。
[4] 見《左傳》襄公十年。
[5] 見《左傳》襄公十七年。
[6] 見《史記·孔子世家》，張守節《正義》。
[7] 孔子生年有二說，一為《春秋公羊傳》《穀梁傳》，說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即公元前五五二年）；一為《史記·孔子世家》，說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五五一年）。二說都有支持的學者，有兩千年的辯論歷史，茲依杜預、鄭樵、朱熹、閻若璩、崔適等說，採取《史記》的說法。
[8] 《孔子家語·本姓解》。
[9] 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史記·吳太伯世家》。
[10] 現為河南省新鄭市。——編者注
[11] 魏唐地近，所以這裡一併敘述。《史記》稱「儉而易」，《左傳》作「險而易」。杜預注謂「險當作儉，字之誤也」，可見《史記》是對的，而且這樣也是符合現在所見《魏風》的內容的。
[12] 見《左傳》昭公二年。原文：「周禮盡在魯矣。」古代禮包括廣義的法，所以譯為政治法律。
[13] 見《論語·為政》篇，第四章。
[14]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年十七」實屬上段「季氏饗士」，故知孔子十七喪母。而孟僖子一段是另一時事。
[15]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要絰。」絰是喪服所用的麻，可見「要絰」就是腰裡束著麻帶。但以前有人認為是「要經」，說孔子腰裡帶著經書，表示好學，這種說法反而顯得牽強可笑了。
[16] 見《孔子家語·本姓解》。
[17] 見《論語·子罕》篇，第二章。
[18] 見同上書，第七章。
[19] 見《孟子·萬章》篇下，第五章。《先秦諸子系年》謂當在二十七歲前。
[20] 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21] 見《左傳》昭公六年。過了二十三年，即公元前五一三年，晉國也鑄了刑鼎。
[22] 見《左傳》襄公三十年。
[23] 《論語·憲問》篇第九章載孔子稱子產為「惠人」，《左傳》昭公二十年載孔子稱子產為「古之遺愛」，意同。
[24] 見《左傳》昭公十八年。
[25] 見《左傳》昭公十九年。
[26] 見《論語·為政》篇，第四章。
[27] 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28] 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莊子·盜跖》篇。
[29] 見《論語·述而》篇，第七章。
[30] 見《左傳》昭公七年；《莊子·列禦寇》篇。
[31] 孟僖子死在公元前五一八年，即魯昭公二十四年，這年孔子三十四歲。
[32]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作「周守藏室之史」，司馬貞《索隱》以為即「周藏書室之史」。
[33] 參考漢武梁祠畫像，並依照宋洪适《隸續》對此圖的解釋。
[34] 見《禮記·曾子問》，第十六章、第三十三章、第三十五章。
[35] 《史記·孔子世家》中老子語和《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老子語詳略不同，現在綜合譯述。
[36] 見《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莊子·天運》篇。
[37] 《論語·學而》篇，第一章。《集解》引包咸註：「同門曰朋。」宋翔《鳳樸學齋札記》：「朋即指弟子。」所以把這段話放在孔子弟子增多了的時候敘述。
[38] 見《論語·里仁》篇，第十四章。
[39] 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40] 《史記·孔子世家》有孔子年三十與齊景公對話事，《史記·齊太公世家》有齊景公於此年入魯問禮事，但《左傳》沒有記載。我認為司馬遷既然兩次記齊景公此年入魯，應當有所根據。
[41] 見《論語·顏淵》篇，第十一章。
[42] 見《韓非子·難三》。
[43] 見《墨子·非儒》篇；《晏子春秋》外篇第八。晏嬰雖然和墨翟出身不同，但他節用的主張，卻是墨翟贊成的，所以就思想淵源上說，晏嬰思想可認為是墨家部分思想的先驅。後來儒、墨兩派的對立，可以在晏嬰和孔子的主張不同上反映出他們最早的分歧來。
[44] 見《論語·微子》篇，第三章。
[45] 見《論語·述而》篇，第十四章。
[46] 見《禮記·檀弓》下，第二十三章。原為有若與曾子討論時談及，曾子是贊成晏嬰這種行為的，可能即從孔子那裡聽來的。
[47] 見《論語·公冶長》篇，第十七章。
[48] 現為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編者注
[49] 見《新序·節士》篇。
[50] 見《論語·為政》篇，第四章。
[51] 見《左傳》定公五年。
[52] 見《左傳》定公八年、九年。
[53] 見《論語·陽貨》篇，第四章。
[54] 《論語·公冶長》篇，第二十六章。古代語言簡單，又要求整齊，所以這裡原文中的三個「之」字的意義不能同樣解釋。
[55] 以下均見《論語·先進》篇，第二十六章。
[56] 原文「夫子哂之」，劉寶楠《論語正義》謂「哂」非微笑。
[57] 「琴」本作「瑟」，劉寶楠據段玉裁說，古本「瑟」皆作「琴」字。
[58] 原文「浴乎沂」，古人有指為祓濯於沂水的，覺求之過深，不取。
[59] 原文「風乎舞雩，詠而歸」，古人也有指為雩祭的，王充已有此說；但終不如「風乾身」平凡而近情，故舍彼取此。
[60] 孔子仕魯之年，據清人江永考證，在定公九年。
[61] 《史記·孔子世家》作「四方皆則之」，《家語·相魯》篇作「西方之諸侯則焉」，茲從《家語》。
[62] 《史記·孔子世家》作「大司寇」，但先秦一般書均稱孔子為司寇，非大司寇。
[63] 《論語·鄉黨》篇，第一章。
[64] 《周禮·秋官司寇》下有大行人、小行人，就是接待外賓的。《周禮》雖然不一定是先秦的書，但周代官制的系統基本上是保存在這裡的。孔子當司寇，又在夾谷之會時為「相」，是很合理的。
[65] 關於夾谷之會，《史記》《左傳》《穀梁傳》都有記載，這裡主要是根據《史記·孔子世家》。
[66] 墮三都事在定公十二年，《史記·孔子世家》誤為十三年。這裡在年代上是根據《春秋》三傳。
[67] 孔子這一段話，《史記·孔子世家》作為向魯定公說的，《公羊傳》卻認為是向季氏說的。就情理上講，《史記》較合理，這裡採用《史記》的說法。
[68] 這段話只見《史記·孔子世家》，但是很合情理，所以采入。
[69] 見《孔子家語·相魯》篇、《荀子·儒效》篇、《史記·孔子世家》。
[70] 見《論語·為政》篇，第三章。
[71] 見《論語·顏淵》篇，第十三章。
[72] 參考《史記·齊太公世家》《管晏列傳》。《史記》所說越石父「在縲紲中」一語，據日本瀧川資言考證，是采自《呂氏春秋》，原文「累之」，是因負累作仆，司馬遷卻誤解為「縲紲」了。
[73] 見《左傳》昭公二十年。
[74] 見《論語·微子》篇，第四章。
[75] 見《孟子·告子》篇下，第六章。
[76] 見《孟子·盡心》篇下，第十七章。
[77] 見《孔子家語·子路初見》篇；《史記·孔子世家》。
[78] 見《論語·憲問》篇，第二十五章。
[79] 史魚也是衛國的大夫，他在古代有廣泛的聲譽，先秦書中常有「曾史之行」的話，曾指曾子，史即史魚。孔子也很佩服史魚，他曾說：「史魚真夠正直呵！太平呢，他像箭那麼直；不太平呢，他仍像箭那麼直。」見《論語·衛靈公》篇。
[80] 見《孟子·萬章》篇上，第八章。
[81] 現為河南省濮陽市。——編者注
[82] 見《史記·孔子世家》。
[83] 這一段事，《史記·孔子世家》說發生在孔子過宋至鄭時。但據崔述在《洙泗考信錄》中的考辨，孔子很少有機會到鄭國；又據《韓詩外傳》卷九，有個與此類似的故事發生在衛國。孔子有好幾次離衛，只有這一次可能是匆迫的，所以敘在這裡。
[84] 《史記·孔子世家》敘孔子兩次過蒲，一次過匡，實為一事。裴駰《集解》在「過蒲」下引徐廣的話：「長垣縣有匡城蒲鄉」，可知本為一地。下文即將《史記》孔子過匡過蒲事綜合敘述。
[85] 公孫戌據蒲城，見顧棟高《春秋大事記》，公孫戌叛衛事又見《左傳》定公十四年，兩書所記時間相同，而且正是孔子過匡之時。
[86] 《史記·孔子世家》中說，「陽虎嘗暴匡人」是事實，而說「孔子狀類陽虎」，因而被拘，卻不近情理。據張守節《正義》引《琴操》，顏刻的話中提及從前和陽虎一道來過，匡人因而誤會現在是陽虎再來，這是合理的。
[87] 見《論語·先進》篇，第二十一章。
[88] 見《論語·子罕》篇，第五章。
[89] 《史記·孔子世家》敘孔子欲至晉在第二次去衛之後，現在以匡城位置衡量，當在此時。
[90] 事見《史記·孔子世家》，但《孔子世家》中鳴犢、竇犨作竇鳴犢、舜華，茲據王引之之說改。
[91] 《史記·孔子世家》敘佛肸事在孔子欲至晉前，茲因趙簡子先有為范氏、中行氏所敗奔往晉陽事，故將敘述次序調動。中牟近匡蒲，其事相接。
[92] 見《論語·陽貨》篇，第六章。
[93] 見《論語·雍也》篇，第二十八章。《史記·孔子世家》有更詳細的記載。
[94] 見《史記·孔子世家》。
[95] 見《論語·子罕》篇，第十八章。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把這句話聯繫在這裡，又說「於是丑之」，這樣理解是很恰當的。
[96] 《史記·孔子世家》敘此事在孔子居陳三歲以後，但公孫戌那時已逃往魯國了，故崔述以為時代不對。今將此事提前，與情勢較合。
[97] 見《論語·憲問》篇，第三十九章。
[98] 見《史記·衛康叔世家》。
[99] 《論語·衛靈公》篇，第一章中有「明日遂行」語，但據《先秦諸子系年考辨》第三十九頁，孔子此次去衛實在衛靈公死後，《論語》只是形容孔子走得乾脆罷了。
[100] 見《左傳》哀公二年，《史記·衛康叔世家》《孔子世家》。
[101] 見《論語·述而》篇，第十五章。
[102] 見《論語·子路》篇，第七章。
[103] 見《論語·八佾》篇，第二十四章。
[104] 據說桓魋是很奢侈的人，他為自己造一個石槨（棺材的石套子），造了三年還沒有造成，可是工匠都病倒了。孔子於是狠狠地批評了他。見《曲禮·子貢問解》。
[105] 見《論語·述而》篇，第二十三章及《莊子·天運》篇。
[106] 見《孟子·萬章》篇上，第八章。
[107] 《史記·孔子世家》記孔子兩次到陳國，中間曾回衛。茲據崔述考證，孔子到陳只一次。
[108] 見《國語·魯語》。
[109] 《史記·孔子世家》在公之魚與季康子對話後，即接敘召冉有及孔子「歸乎」之語。茲據崔述說法移後。
[110] 見《論語·為政》篇，第四章。
[111] 現為安徽省亳州市。——編者注
[112] 見《左傳》哀公六年，《史記·楚世家》。
[113] 現為河南省信陽市。——編者注
[114] 據崔述考證，見《洙泗考信錄》卷三。
[115] 陳蔡之厄即在陳絕糧事，參考《先秦諸子系年考辨》，頁四三。
[116] 見《論語·衛靈公》篇，第二章。
[117] 以上均據《史記·孔子世家》。
[118] 據金履祥、梁玉繩說，孔子至葉即至楚。而葉即指葉公沈諸梁所在之蔡，即負函。《史記·孔子世家》把孔子至葉與至楚誤成兩件事，當中又插入了在陳絕糧的一段事，時間地點均錯亂，現已理清。
[119] 見《論語·子路》篇，第十六章。
[120] 見《論語·述而》篇，第十九章；並見《史記·孔子世家》。
[121] 見《史記·孔子世家》。
[122] 見《論語·微子》篇，第五章。
[123] 見《孟子·離婁》篇上，第八章。
[124] 關於長沮、桀溺二人名字的意義，參見金履祥《〈論語〉集注考證》卷九。
[125] 《論語》原文作「夫子憮然」，據焦循的解釋是安定不動的意思，他的論證很確切。
[126] 見《論語·微子》篇，第六章。
[127] 見《論語·微子》篇，第七章。司馬遷用這一節材料時刪去了「止子路宿」「見其二子」「不仕無義」這樣一些文字，刪得好，茲依《史記·孔子世家》。
[128] 見《論語·子路》篇，第三章及《雍也》篇，第二十五章。
[129] 現屬山東省棗莊市。——編者注
[130] 見《左傳》哀公七年。魯對子貢系臨時借用的，觀冉有返魯時子貢仍在孔子側可知。
[131] 見《左傳》哀公八年。
[132] 見《論語·公冶長》篇，第二十三章。唯《論語》作「在陳」，《史記·孔子世家》中兩次提到這樣的話，亦都編入孔子在陳時，茲據崔述說移此。
[133] 見《左傳》哀公十一年。
[134] 見《史記·孔子世家》。
[135] 《史記·孔子世家》作「逐公華、公賓、公林」，據日本瀧川資言《考證》，「逐」當作「使」。
[136] 見《論語·為政》篇，第十九章。
[137] 見《論語·顏淵》篇，第十八章。
[138] 見《論語·顏淵》篇，第十九章。
[139] 見《論語·季氏》篇，第一章。鄭注以為系季桓子時事，誤。方觀旭《論語偶記》，劉寶楠《論語正義》均謂季氏指康子，茲從之。
[140] 見《論語·先進》篇，第十七章；《孟子·離婁》篇上，第十四章。
[141] 見《論語·雍也》篇，第四章。
[142] 見《禮記·檀弓》下，第五十六章。
[143] 見《論語·先進》篇，第十四章。
[144] 見《論語·顏淵》篇，第九章。
[145] 見《論語·子路》篇，第十四章。
[146] 見《論語·述而》篇，第十六章。
[147] 見《論語·述而》篇，第十二章。
[148] 見《論語·為政》篇，第二十一章；據《白虎通》引此文，正是孔子自衛返魯的時候。
[149] 見《論語·先進》篇，第三章。
[150] 見《論語·先進》篇，第二十章。
[151] 見《論語·雍也》篇，第十二章。
[152] 見《論語·公冶長》篇，第七章。
[153] 見《論語·先進》篇，第四章。
[154] 見《論語·為政》篇，第十二章。
[155] 見《論語·公冶長》篇，第四章。
[156] 見《論語·述而》篇，第八章。
[157] 見《論語·子路》篇，第二十四章。
[158] 見《論語·子罕》篇，第二十二章。
[159] 見《論語·子罕》篇，第四章。
[160] 見《論語·述而》篇，第二十章。
[161] 見《論語·述而》篇，第二十二章。
[162] 見《論語·子罕》篇，第八章。
[163] 見《論語·為政》篇，第十七章。
[164] 見《論語·泰伯》篇，第十七章。
[165] 見《論語·公冶長》篇，第二十八章。
[166] 見《論語·為政》篇，第十五章。
[167] 見《論語·衛靈公》篇，第三十一章。
[168] 見《論語·公冶長》篇，第十章。
[169] 見《論語·憲問》篇，第二十九章。
[170] 見《論語·子罕》篇，第二十七章。
[171] 見《論語·為政》篇，第十一章。
[172] 見《論語·先進》篇，第十二章。
[173] 見《論語·述而》篇，第二十一章。
[174] 見《論語·公冶長》篇，第十二章。
[175] 見《論語·憲問》篇，第十六章。
[176] 見《論語·憲問》篇，第十七章。
[177] 見《論語·子路》篇，第四章。
[178] 見《論語·子罕》篇，第十一章。
[179] 見《論語·述而》篇，第一章。
[180] 見《論語·述而》篇，第二十八章。
[181] 見《論語·衛靈公》篇，第二十六章。
[182] 見《論語·八佾》篇，第九章。鄭註：「獻猶賢也」，文獻是文章賢才的意思。但我認為這裡仍應把文獻當作普通所謂文獻講。
[183] 見《論語·八佾》篇，第十四章。
[184] 見《論語·為政》篇，第二十三章。
[185] 見《論語·雍也》篇，第二十四章。
[186] 見《史記·孔子世家》；《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187] 見《史記·孔子世家》。
[188] 見《孟子·滕文公》篇下，第九章。
[189] 見《孔子家語·辨樂》篇，《韓詩外傳》五。《史記·孔子世家》敘此事於孔子在衛時，但據高誘《淮南子·主術訓》注，師襄魯樂太師，所以應在返魯後或壯年時事。
[190] 見《論語·八佾》篇，第二十三章。鄭註：「始作謂金奏時，聞金作，人皆翕如變動之貌。」我覺得這樣和「翕如」的意思不太符合，此間以我從前聽自祭孔時的音樂印象，意譯如此。
[191] 見《論語·述而》篇，第八章。
[192] 見《論語·述而》篇，第二十三章。
[193] 見《論語·八佾》篇，第二十五章。
[194] 「窈窕」，就聲音說，就是「苗條」。
[195] 陳奐《毛詩傳疏》：「芼者 之假借字，《說文》：『芼，擇也。』」
[196] 見《論語·泰伯》篇，第十五章。
[197] 見《論語·八佾》篇，第二十章。
[198] 見《論語·為政》篇，第二章。
[199] 見《論語·陽貨》篇，第八章。
[200] 見《論語·子路》篇，第五章。
[201] 見《論語·陽貨》篇，第八章。
[202] 見《論語·八佾》篇，第八章。
[203] 見《論語·述而》篇，第十五章。
[204] 見《論語·子罕》篇，第三十一章。唐棣即小桃白，據郝懿行：《爾雅義疏》。
[205] 見《論語·泰伯》篇，第八章。
[206] 見《論語·八佾》篇，第三章。
[207] 見《論語·陽貨》篇，第九章。
[208] 見《論語·述而》篇，第十八章。
[209] 見《論語·八佾》篇，第一章、第二章。
[210] 見《論語·陽貨》篇，第三章。
[211] 見《論語·雍也》篇，第二十章。
[212] 見《論語·子罕》篇，第十五章。
[213] 見《公羊傳》哀公十四年。
[214] 見《論語·雍也》篇，第十一章。
[215] 見《論語·子罕》篇，第二十章。
[216] 見《論語·公冶長》篇，第九章。
[217] 見《論語·為政》篇，第九章。
[218] 見《論語·述而》篇，第十一章。
[219] 見《論語·先進》篇，第九章。
[220] 見《論語·先進》篇，第十章。
[221] 見《論語·先進》篇，第八章。
[222] 見《論語·先進》篇，第十一章。
[223] 見《論語·憲問》篇，第二十一章。
[224] 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但有不相信此事的；茲依梁玉繩、全祖望、宋於庭諸人說，認《史記》所記為是。
[225] 見《論語·述而》篇，第十一章。
[226] 見《論語·先進》篇，第十三章。
[227] 見《論語·子罕》篇，第十二章。
[228] 見《孟子·公孫丑》篇上，第八章。
[229] 見《左傳》哀公十五年。
[230] 見《禮記·檀弓》上，第七章。
[231] 見《論語·憲問》篇，第三十五章。
[232] 見《論語·陽貨》篇，第十九章。
[233] 見《禮記·檀弓》上，第四十四章。
[234] 見《禮記·檀弓》上，第一〇七章；《左傳》哀公十六年。
[235] 見《孟子·滕文公》上，第四章。
[236] 見《論語·子罕》篇，第十章；《鄉黨》篇，第十九章。
[237] 見《論語·衛靈公》篇，第四十二章。
[238] 見《論語·鄉黨》篇，第十一章。
[239] 見《論語·公冶長》篇，第一章。
[240] 見《禮記·檀弓》下，第六十五章。
[241] 見《論語·憲問》篇，第四十三章。
[242] 見《禮記·檀弓》下，第六十九章。
[243] 見《論語·為政》篇，第二十四章。
[244] 見《論語·衛靈公》篇，第三十六章。
[245] 見《論語·里仁》篇，第八章。
[246] 見《論語·子罕》篇，第二十九章。
[247] 見《論語·為政》篇，第四章。
[248] 見《論語·子張》篇，第二十四章。
[249] 嵇文甫：《關於歷史評價問題》，人民出版社1956年3月版，第10頁。
[250]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2頁。
[251] 郭沫若：《奴隸制時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4月版，第25頁。
[252] 見侯外廬、杜守素、紀玄冰合著：《中國思想通史》第1卷，三聯書店1949年長春版，第1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