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故事 · 孔子與屈原[11]

一 美與表現 當我讀托瑪斯·曼[12]（Thomas Mann）的《歌德與托爾斯泰》（Goethe und Tolstoi）時，我不禁想到孔子與屈原。托瑪斯·曼說世界上的天才大概分為兩類，歌德與托爾斯泰是一型，席勒與杜斯妥益夫斯基是一型：前二者是偏於「天」的，後二者是偏於「人」的；前二者是康健的，後二者是病態的（病態卻不一定是壞，那意義乃是哲學的或者說形上學的）。他的書雖然標題為《歌德與托爾斯泰》，但假若改為《歌德與席勒》或《托爾斯泰與杜斯妥益夫斯基》，我想也許更合適吧，因為他實在是時刻把這兩種精神作為對照的。只是那樣的話，「與」字的意義就不同了，所以他一開頭，便先說了許多話，來說明「與」。「與」可以是對照，「與」也可以是聯繫。至於我現所用的「與」，不用說，卻不是歌德與托爾斯泰之「與」，乃是歌德與席勒之「與」，或者托爾斯泰與杜斯妥益夫斯基之「與」。我常想，中國難道沒有兩個偉大而深厚的天才，代表人類精神上兩種分野的極峰的嗎？有，這就是孔子與屈原——雖然我所謂分野，未必同於托瑪斯·曼。 當我讀溫克耳曼[13]（Winckelmann）的《古代藝術史》（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時，我又不禁想到孔子與屈原了。溫克耳曼有「美」（Sch·nheit）與「表現」（Ausdruck）之說。關於美，他說：「美這個概念，就像從物質中被火點燃起的一種精神力，它要依照那在上帝的聰明之下所首規劃的理性的生物之形象而產生一種創造物。這樣的形式，就是單純與無缺，在統一之中而多樣，由是而為調和的，就像從肉身所發出的一種甜蜜而悅耳的聲調然，各部分都是和諧的。」他又說：「從美的形式所塑就的美的青年，是像海的水面那樣統一的，其平如鏡，然而又無時不在動著，而浪花在卷著。」難道中國精神史上沒有這樣一個和諧、平靜而流動的雕像嗎？關於表現，他說：「所謂表現者，是我們靈魂的或身體的劇烈與悲哀的情形的模仿，也許是在悲哀時的心情，也許是可悲哀的行動。在這兩種情形里，面貌和舉止都要變態的，因而那種構成美的形式當然也要變動，這種變動越大，則有損於美者就越多。」簡單說：「表現」可說是破壞了的「美」。在溫克耳曼的時代——十八世紀——古典的美學家自注重「美」而輕視「表現」，但是近代卻不同了，人們對「表現」和「美」，並無所軒輊。就是溫克耳曼自己，對於有節制的表現，也還是欣取的。什麼是有節制的表現呢？這就是他說：「好的藝術家之表現悲哀，是如火焰之只許見其火星的，是如詩人荷馬所形容的烏里塞斯[14]（Ulysses）的吐字，像雪片一樣，雖然紛紛不息，落在地下卻是安詳的。」現在我又要請問，在中國文學史上，有沒有表現悲哀是像火焰之只見火星一樣，是像安詳的雪片紛紛落在地下一樣的呢？在「美」一方面，我找到了孔子，他就是那樣和諧、平靜，而流動的。在「表現」一方面，我找到了屈原，他就是那樣雖然悲哀而是只見火星的火焰，雖然悲哀而是紛紛的雪片，終歸安詳的。 以雕刻比，孔子是希德耳勃蘭特[15]（Hildebrand），屈原是羅丹（Rodin）；以繪畫比，孔子是達文西[16]（Da Vinci），屈原是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中國真幸運，有這樣兩個永遠照耀著偉大的民族史乘的巨星，我也真幸運，有機會談到他們！ 二 社會與個人 孔子與屈原在中國的影響太大了，許多人被他們之中之一的精神所導引著。但是在這裡，卻有一件大可對照的事看出來了，這就是： 受了孔子的精神的感發的，是使許多絕頂聰明的人都光芒一斂，願意做常人，孟軻是這樣的人，朱熹也是這樣的人！反之，受了屈原的精神的影響的，卻使許多人把靈魂中不安定的成分攪醒了，願意做超人，賈誼是一個例，李白也是一個例。 這事情是偶然的嗎？一點也不。原來孔子精神是由社會到個人的，他覺得只要社會建造好了，其中的個人不會不好，他側重社會，他因此常想把個人拘束於社會之中。他告訴弟子們：「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這都是教人犧牲個性，以適應美的生活的。他告訴人「敏於事而慎於言」，他告訴人「泛愛眾而親仁」，他告訴人「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這都是指示人如何可以過一種人與人相安的生活，而不會攪亂社會的和平的。他的志願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他講詩教，也注意到「可以群」，原來他時刻不忘群的生活。 我所謂把社會建造好了，其中分子不會不好，但是怎麼樣才能把社會建造好了呢？照孔子的理想便是「禮」。假若社會上有一種「禮」的文化，所有分子都服從「禮」，那麼，各個人便都是好的了。孔子一生的事業在「禮」上。從他小時的遊戲「陳俎豆，設禮容」，到他壯年發表政治理想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直到他政治活動失敗了，定禮樂，作為他那「禮的設計」之最後的修訂；著《春秋》，作為他那理想的社會中「禮的制裁」之寄託，在他這棲棲惶惶的七十三歲的生涯中，哪一天忘了「禮」？傳說中的孔子適周見老子，不是為問「禮」嗎？司馬桓魋所拔了的樹，不也是孔子與弟子習「禮」於其下的嗎？在孔子死後三百多年，為司馬遷所低回留之而不能去的，不也是因為見了孔子廟堂中的車服禮器，並諸生以時習「禮」其家嗎？ 在不能適應群的生活的原因中之一，是由於理智與情感之不能各得其所。理智與情感如何才可以各得其所呢？這也需要「禮」。「禮」可以說是情感與理智的一種妥協，但卻是一種巧妙而合理的妥協。荀子說：「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為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為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禮論》），這可以說探得「禮」的真精神。從這一方面說，「禮」乃是為適應群的生活計的一種心理準備。 個人與群的衝突是不可免的。但是純粹抹殺個性，這樣的群也就腐爛朽敗；反之，純粹聽任個性，也勢必使這樣的群不得一日安。那麼，怎麼辦呢？孔子告訴我們的態度是「群而不黨」，是「周而不比」，是「泛愛眾而親仁」。然而這是原則，而不是實踐。實踐時須有一種方法，一方面保持自己的個性，一方面避免個人與群的衝突。這是一種藝術，這種藝術就是「禮」。不錯，「禮不妄悅人」，然而在不「妄」之下，究竟還是使人悅的。「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並坐不橫肱」「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曲禮》），這些雖然是小節，但犯了時，就會惹人討厭，就不能過一種和易的群的生活，反之，如果做到了，卻會喚起人們的好感，大家生活得便更愉快些。這就是一種生活藝術。 無論就禮是一種理想的社會的秩序說，或就禮是一種使理智與情感各得其所的，適應群的生活之心理準備說，或就禮是使群與個人減少衝突而增進愉悅的一種生活藝術說，禮是站在群的觀點上而存在的。孔子注重禮，所以孔子的觀點是側重群的。因為著重群，所以使處在群中的個人便收斂了。孟軻和朱熹都是為這種精神所籠罩著，因而他們都情願收斂了的。否則，想想看吧：孟軻將是一個狂士，朱熹將是一個才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這是孔子精神，也是一切被孔子教化所浸潤了的人的精神：他們貶抑了自己，他們收斂了自己，他們隱藏了自己，他們為社會，為大我，為群！ 在相反的出發點上是屈原。他的看法是，只要在社會上的各個分子好了，這個整個社會就好了。他的思想的途徑是：由個人到社會。於是他希望社會上各個分子都是全然無缺的，都是堅貞的，都是硬朗的，都是優美而高潔的。然而社會上各個分子是不能如他理想的，「哀眾芳之蕪穢」，就是他的痛苦所在——多麼偉大的一種痛苦！他希望得太切了，於是幻滅得太厲害，於是他情不自抑地說：「寧溘死而流亡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 因為孔子側重在社會，所以對個人的過失有時候可以原諒，所以說：「觀過知仁。」就是孟子也說：「人恆過，然後能改。」可是屈原是不行的，他的社會理想既以個人為起點，所以對於個人的過失到了不能原諒，不能忍耐的地步。最後，他實在無從妥協了，於是出之一死。 因為屈原是側重在個人的，所以對自己也要求特別高，自己意識到的責任感也特別重，自己對自己的督責也特別嚴。屈原的《橘頌》，不啻是一種自贊，卻也不啻是一種自銘自警：「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象兮！」他自視甚高，這是因為他希望各個人都做到理想的地步，於是他不得不先從自己做起。但是結果別人離他太遠了，他寂寞他痛苦，像尼采書中查拉圖斯特拉走出了人群一樣的痛苦。「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這是李白的寂寞，卻也是屈原的寂寞。越想做超人，越要寂寞；越寂寞，越要做超人。受了屈原影響的人，便多半做了寂寞的超人了！賈誼是其中的一個，李白更是其中的一個。 因為孔子側重社會，側重群，結果他也被社會所看重。孔子得到一般人的崇拜，他的名譽遍於各個角落。以一個「人」（不是「神」！）的資格，而廟宇布於全國，甚而到了安南；以一個平民的三間住宅而修成了國家建築的三百多間的大殿（梁思成《曲阜孔廟之建築及其修葺計劃》頁六，民國二十四年，中國營造學社版），這是世界上一個奇蹟，這是歷史上一樁唯一無二的事件！但我們對這件奇蹟，卻只有自傲，而不是後悔，因為值得！ 卻因為屈原側重個人，嚮往超人，所以他的崇拜者便較少。真正欣賞他而了解他的人，僅限於詩人的圈子裡。端午節雖有，吃粽子的人多，知道屈原的人少。 「求仁而得仁」，孔子與屈原在中國所得到的待遇，也原是自然的了。 由社會到個人，是孔子；由個人到社會，是屈原。從孔子，我想到一切社會主義者，如馬克思；從屈原，我想到一切個人主義者，如尼采！ 三 精神上的反對者 孔子與屈原雖然有這樣大的分別，但他們不是沒有共同點。在熱心救世的一點上，是再沒有比他們更相似的了。他們的熱心救世到了不顧現實的地步。「知其不可而為之」，這是孔子；「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這是屈原。他們的失敗，他們自己何嘗不知道？然而他們偏要做下去，因為他們不忍得放手。個人的利害，他們也都貶抑到毫不足輕重的地步。 因為他們熱心救世，他們在精神上（假若不是事實上），便都遇到了他們的反對者了。孔子所遇到的是楚狂接輿，接輿的歌是：「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屈原所遇到的是江潭漁父，漁父的話是：「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而自令放為？」又歌道：「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最有趣的是，這個漁父和楚狂的行徑真有點相似，漁父把歌唱完了，就掉頭而去，「不復與言」；那個楚狂卻也是當孔子下車，欲與之言時，他「趨而去，弗得與之言」。他們都看得多麼清楚，做得多麼斬截爽利，一點留戀也沒有！ 可是孔子與屈原不行。他們不是理智不夠，卻是情感太多了，他們對於人間太愛了，他們不能冷冷然。任何人的失敗，不足以動搖他們的信心；任何樣的打擊和冷淡，不足以熄滅他們衷心的熱火。孔子到了六十八歲了，才結束了他的僕僕風塵的跋涉；屈原也是到了六十歲以上的人了，才下了決心離開濁世。他們的晚年都不是平淡的：孔子在風燭殘年中沒有忘下他壯年的夢，「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屈原在老邁中也沒有放棄他青年時對於美好的事物之情感和態度之倔強，「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予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涉江》）。 不錯，屈原終於自殺了，但他不是弱者，也不是由於對世界淡然。反之，他乃是一個強者，他未被世界上的任何邪惡所征服，他沒有妥協半點，最後，為了他自己的精神的完整，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所以才甘心葬於魚腹。他不是貪生怕死的，為什麼說他是弱者呢？他也不是對世界淡然的，要知道他是在六十歲以上才自殺的（采郭沫若說，游國恩說亦然，我自己考證的結果也是如此），可知在他自殺之前，經過了一種長期的內心鬥爭。他為什麼不早撒手而去呢？只是因為不忍得。「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曼予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他對於故鄉的留戀猶且如此，他對於人間的熾愛自不必說。他像陷在男女之愛中的熱狂青年一樣，那情感太強烈了，震撼了自己，也毀滅了自己。歌德說人有情感奔放時，是像一匹咆哮的馬一樣，扎一刀，出點血，才痛快似的。這就是屈原自殺的理由！ 在世故的老人像老子（假若真有這麼一個人）一班人看來，孔子與屈原都是太看不開的人，都太凝滯，都太不懂得「已而已而」，都太傻。楚狂接輿和江潭漁父就是老子一派的。他們和孔子不同道，他們和屈原也不同道。然而他們卻是十分了解孔子與屈原的人，甚而是十分同情孔子與屈原的人。他們是勸告，是惋惜，是想提醒這兩個「偉大的呆子」（！）的人。楚狂承認孔子是鳳，可知他對孔子的才智在欽羨著，他告訴孔子「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可知他怕傷了孔子的心，所以仍留給了孔子一點希望，雖然這希望在將來。難道他對於孔子不是很同情，雖勸告，而仍在安慰著嗎？漁父對屈原也承認是「深思高舉」，不過勸他「與世推移」，他這是開導一個「看不開」的熱情詩人的話，但在開導之中，何嘗沒有深切的了解和深摯的愛護？楚狂和漁父都是聰明人，和孔子屈原不同道罷了，卻仍不愧為孔子屈原的兩個知己。 四 為理想而奮鬥與為實現理想而奮鬥 孔子屈原之熱心救世同，但畢竟仍有其異點。這就是，屈原是單純為理想而奮鬥的，他沒有想到如何達到這個理想——不，至少他不是想慢慢地、有步驟地達到這個理想的，他卻是希望他的理想頃刻而就，馬上呈現著。他缺少由理想渡到現實的橋樑。 孔子不然。倘若說孔子是為理想而奮鬥的，這話就不完全。我們卻必須說：孔子是為「實現其理想」而奮鬥著。 孔子是一個體味人生至深的人，不過他沒因此埋沒了自己的真性情。他從豐富的人生體驗中，得到了應付現實的恰好的方法。例如他說「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假若不是在現實生活里深深地體會過來的，不會說這樣的話。有時孔子的話，讓人聽了，真可以覺得入木三分，警惕漸悚，至於無地，例如「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這些話更絕不是只耽於冥想的人所能夠給我們的，其中有豐富而深透的人生經驗的背景在！本來，這也是難怪的，孔子自小生長在孤苦伶仃中，他自小過一種戒慎恐懼、操心積慮的生活（然而難得的是他沒使他那硬朗雄偉的人格有一點損傷）！他受的挫折太多了，所以他在挫折中的收穫也不是點滴而膚淺的了。 屈原不同，屈原是一個貴族。他是楚國三大姓（昭、屈、景）之一，少年時代已是「入則與王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他得過父親的慈愛，所謂：「皇覽揆予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名予曰正則兮，字予曰靈均。」但是孔子怎麼樣呢？連父親的墳墓都不敢確指，父親的慈愛更是渺茫。他不曾有屈原那樣文雅的名字，只因為頭上有個窪，便叫作「丘」。他生長在貧賤中，他開頭做的事情，只是管倉庫的「委吏」，只是管牲口的「司職吏」，他自己也說：「吾不試，故藝。」他之博學多能，乃是困窮所換來的。這是多麼大的一個對照！王國維說李後主：「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又說：「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這些話都幾乎可以移贈屈原，但卻不能移贈孔子！ 也因為屈原的生活是在貴族中，所以他注重個人，極其主觀，但性情卻高貴而真摯。孔子生長在貧賤中，所以注重群，很理智，很客觀，氣魄健拔而不做白晝的幻想。 我說他們同樣熱心救世，但一個為理想而奮鬥，一個為實現理想而奮鬥，不過他們的分別猶不只此。比較地講，屈原是國家主義的，孔子是世界主義的。司馬遷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客，而自令若是」；但是屈原決不向各國週遊，他始終忘不了的是楚人，始終留戀在楚國一地。孔子的國家情感，卻沒有這樣濃，只要實現他的理想就行了，魯固然可以，齊也未嘗不可，甚而衛也可以。從這裡就可看出，以孔子與屈原比，孔子是一個國際的人物，屈原卻是一個國家的人物了。 因為孔子有理想，又有到達理想的橋樑，所以像《禮運》上所稱的「大同」和「小康」，《春秋》公羊派所稱的「三世」，很可能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內涵，至少也是可以從孔子的思想推論出來的。孔子是世界主義的，但是他的世界主義並不縹緲。 屈原卻似乎只以國家主義為止境，但即以國家主義論，屈原的理想色彩還是太濃，他沒想到把他的理想建在如何的現實上。屈原像一個貪看羽毛美麗的雞鴨的小孩一樣，他只希望一下就看見一隻雞鴨了，他卻沒有注意到如何去孵卵。 一般地說，古典主義者往往是以世界主義為立場的，歌德可以為例；浪漫主義者往往以國家主義為立場，我們可以舉黑格耳。孔子是古典的，屈原是浪漫的，我們又從這裡得到了一點消息了。 五 痛苦與快樂 因為孔子比較顧及現實，所以他免除了屈原所遭受到的許多苦惱。在《卜居》里，屈原所有的「心煩慮亂，不知所從」是： 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跡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 這是屈原那樣的人所必須遇到的煩悶。妥協呢？還是不妥協？這心情永遠起伏著，鬥爭著。照屈原那樣真摯而純篤的人看起來，妥協一點就等於全盤妥協，所以他以妥協一點為極大痛苦。但是假若他真正一點也不妥協時，他就覺得一刻也活不下去了。但他既不忍得立刻死去，那他活一剎那，就覺得妥協一剎那，也就不啻多痛苦一剎那。「登高吾不悅兮，入下吾不能」（《思美人》），這是他的真正苦悶所在。他這苦悶，也就是在他一千年後的大詩人李太白所重又遇到的苦悶。結果怎麼樣呢？「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涉江》）。最後便只有「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悲迴風》）了。 在屈原這裡沒有愉快，沒有清朗的春天，沒有笑聲。反之，在孔子那裡，像這樣糾纏而繚繞的憂愁卻一掃而空。正如孔子所責望於人的：「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孔子自己就是坦蕩蕩的人。 孔子有一種無入而不自得的樂趣。「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若浮雲」。他很讚美顏回之「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他常說樂以忘憂，又說仁者樂山，知者樂水。學而時習之，他覺得高興；有朋自遠方來，他也覺得高興。他有莞爾而笑的時候，他有欣然而笑的時候，他有「哂之」的時候。他的周圍是生氣盎然，弟子們一定常看見他和悅的笑容，並聽見他健朗的笑聲。 在文學上，孔子的影響是閒適，也就是像「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那樣的閒適，在這方面，於是我們有陶潛，有白居易，有辛棄疾，有陸放翁。屈原的影響卻是感傷和悲愁，我們有李白，有李義山。「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巧囀豈能無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日暮在天涯，天涯日又斜，鸚啼如有淚，為濕最高花」。這多多少少都有屈原的影子；雖然李白說愁仍有豪氣，李義山傷懷已入於脆弱和委屈了。 六 理智與情感 孔子的理智成分比屈原大。孔於所以能夠籠罩一般人者，這是一個大原因。當我們讀孔子的書時，往往覺得他的理智高人一等。例如他的弟子說：「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假若我們不再聽孔子的說明時，就覺得這話已經很對了，但是孔子卻說「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我們不能不覺得這個態度更好。又如，他的弟子說：「鄉人皆好之，何如？」我們以為孔子一定答覆或好或不好了，但是不然，他卻有進一步的看法：「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弟子又說：「鄉人皆惡之，何如？」他便又答道：「未可也，不如鄉人之不善者惡之！」數千載之下，也給我們無窮的啟發。每當你讀孔子的書時，假若你把下文蓋起，自己先試著續一下以後，再看他的原文，你就不能不發現他有引你「更上一層樓」的樂趣了。顏淵說：「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這是事實，不是形容。 孔子在當時一般普通人的心目中，也是一個知識廣博，而理智過人的人物。所以當季桓子穿井得到一個像羊的怪物時，便去問孔子，卻先說得狗，這是騙騙孔子看，試他知道不。吳人得到一塊大骨頭，也去問孔子，並且因而問到最大的骨頭怎麼樣，最大的人怎麼樣，神又怎麼樣。陳湣公得到一支箭，也仍然去請教孔子，看有什麼來歷，以及有什麼歷史背景。孔子每一次的答覆，卻都非常圓滿，於是使聽的人不得不說「善哉聖人」了！甚而住在達巷的小孩子也知道孔子的廣博了，說：「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可知一般人對他的信仰是如何普遍，這信仰的重心卻又如何集中在他的知識上，也就是如何偏於他的理智一面上。 孔子的時代，去現在差不多有兩千五百年了，時間不可謂不久。但是當我們去看這兩千五百年前的聖人的話時，卻竟找（即便特意地去找）不出任何漏洞來。孔子的時代是科學還沒有萌芽的時代，一般人猶然生活於迷信的氛圍之中的時代，別的問題不講，關於生死鬼神的問題，我們想孔子總該說出了有漏洞的話了吧，然而也並沒有。他卻只說：「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生和死，人和鬼，本是一個問題。就是到現在，也只因為對於生之謎沒有解決，對於人類社會的現況沒有弄清楚，所以我們沒法解決死之謎，也沒法弄清楚鬼的問題。因此孔子的話，就依然是不可動搖的真理了。 我們感到孔子的理智之銳利如刀，那清晰處又如水見底。當時的人已為他的理智震驚了，後世的人也不能不永遠為他的理智所懾服著。 屈原卻是始終在情感里。「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離騷》）「遭沉濁之污穢兮，獨菀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遠遊》）李後主以淚水洗面的生活，也正是屈原所早已嘗過的了。屈原像一個無從安慰的哭著的孩子。杜斯妥益夫斯基的小說里常有這樣的描寫，說她——一個小女孩——哭著，一直哭到疲勞，她自己睡著了。屈原亦然，他一直哭泣著，直到他得到永久的安息。 屈原幾乎是一點委屈也受不了，一點缺陷也放不過的人。他要的，就須是完整的，就須是高潔的，就須是美麗的，假若其中有任何破綻，他就痛苦萬分。「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眾芳蕪穢，是使他痛苦到不能忍受的地步的。然而他不能不幻滅了：「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眾芳。椒專佞以慢慆兮， 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因為幻滅，所以便覺得不可淹留。他是一個抱有至高的理想的人，同時是對於他自己的理想極端忠實、極端守護的人。他這個理想是絲毫不能有污點的，也是絲毫不能打折扣的。寧缺毋濫（All or None）！他的個性之強像易卜生。 當然，屈原的生活是嚴肅的，嚴肅到一點幽默也沒有。他的心情始終是鉛重的，他雖欲輕舉，但總不免「忽臨睨乎舊鄉」。屈原沒有李白那種蔑視一切的態度：「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笑殺陶淵明，不飲杯中酒」「落月低軒窺燭盡，飛花入戶笑床空」。不錯，李白之飛揚跋扈，是掩不了內心的極大苦悶的，但他畢竟有灑脫的一剎那。他苦悶，但他能在某一種機會之下，藐視這種苦悶。他看重自己，但他在偶爾的場合之下，能超越自己。屈原卻不行。屈原是極端沉溺的，他沉溺在悲天憫人的偉大情感之中——他沉溺在對於自己的理想之守護與執著之中。 屈原所缺少的幽默，孔子卻有的。他和弟子們曾說：「予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他可以和弟子開玩笑：「割雞焉用牛刀？」但是馬上說：「前言戲之耳。」別人說他像喪家之狗，他一點也不生氣，卻欣然笑道：「形狀末也，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在他困於陳蔡了，許多弟子都有慍色，只有顏淵知道他的心情，說入他的心裡，但他並不淺露地加以讚賞，卻只幽默地說：「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他對於老朋友，也有對於老朋友的隨便處，他曾以杖叩其脛，而且罵著說：「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一般人雖然對於孔子的印象是「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但是孔子卻也這樣有風趣，這樣頑皮！ 幽默是什麼呢？幽默乃是一個理智而有餘裕時的產物，幽默乃是社交中的一種姿態。大凡接觸現實生活方面越多的人，體會生活越深的人，見到的人物越廣的人，才越會幽默。所以林肯會幽默。反之，憂鬱寡歡、離群索居的人不會幽默。孔子是能過群的生活的，並且也重視群的生活的，所以有幽默。屈原不然，所以屈原便沒有幽默了。 就心理學上說，孔子的性格多少是外傾的，屈原卻是內傾的。外傾的生活以理智為基礎，有社交，所以孔子有幽默。內傾的生活以情感為根據，社交少，所以屈原沒有幽默。——中國大部分詩人是沒有幽默的。 七 孔子之浪漫情調 我說孔子是理智發達，而且發達到在數千載之下猶令人懾服的人物，但我並不是說孔子的性格中沒有情感的成分。 說真的，孔子像世界上一切偉大的人物一樣，他不但有情感，而且他的情感是濃烈的。他甚而還有陰暗、神秘、深不可測，或者說反理性的一面，也就是德國人所稱為魔性的（Daemonisch）。這是世界上任何偉大的人格的共同點。孔子不是例外。 孔子的出語有時候便很濃重，例如「見義不為，無勇也，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朝聞道，夕死可矣！」「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都令人感到那是字字有萬鈞之力，絕非出自一個根性清淺的人之口。 當顏淵死了時，孔子也曾痛哭過一場，他甚而不知道自己是在痛哭了。從者說：「子慟矣！」他卻答道：「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他簡直叫著說：「噫，天喪予！天喪予！」他的感情何嘗不濃烈？到了他討厭一個人的時候，他便會說：「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到了他焦灼而不得分辯的時候，他便會說：「天厭之！天厭之！」到了他鼓勵人的時候，他便會說：「當仁不讓於師！」當別人說「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時，他便會給了一個十分厲害的當頭棒喝：「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他的自負是：「吾道一以貫之。」他對於音樂高了興時，又可以三月不知肉味。我們都可看出這是一個生命力多麼豐盛深厚而活躍的人物。他雖有高度的理智，但沒有因此涸竭了他強度的情感；正如他那強度的情感也沒使他因而一發而不可收，卻恰恰為他的理智所控馭然。 然而孔子的人格終有他的深度，不唯顏淵覺得他「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就是子貢也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家室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這些深不可識、不能測度的地方，就是構成了一般人對孔子之仰望和戀慕的根由。清水沒有吸引力，明白如話沒有吸引力，有吸引力的是深夜，是幽谷！ 孔子一方面思想很開明，但也有一種出發自原始的生命力的信仰，這就是：「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他又曾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他對於「天」有一種信仰，有一種依賴，冥冥之中，更若有一種契然。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有人以為孔子真不講天道，這裡不是講的天道是什麼呢？孔子看見流水，就讚美著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原來他有一種動力學的（Dynamie）觀點而去觀天，他的生命力之勤奮不已，就不啻是這個動態的宇宙的一部分。天不言而萬物各得其所，天不言而萬物自有其躍進，萬物自有其發育與長養，孔子也希望他的事業——至少在人類社會上——是能夠如此的。孔子之天道，是他的人格之幽深處，於是因此而產生了《易傳》中所含了的那樣雄偉的宇宙哲學。 但一個偉大的人物之可愛，往往不在其與人有距離（那樣只可構成敬畏，但也還得不到衷誠的敬畏），卻在他與人有時沒有距離。這就是他須有點偏執，他須有點無理性的言行，他須犯點過錯，觀過而知仁，人恆過然後能改，賈波林到了舊大陸先去觀光監獄，杜斯妥益夫斯基寫了《罪與罰》。可是一般人對這一點不了解，尤其中國一般人對這一點不了解。他們崇拜一個人，卻是往往把他變成正方正圓，像修飾一個面容，把鬍鬚眉毛一律剃得精光似的，填到聖廟裡去吃冷豬肉去之後，就一切不問了。這樣被構成的人物會偉大嗎？絕不會的！他的精神是貧瘠的，他的生命是枯萎的，這是圖案的形式而已，毫沒有內容。所幸記載孔子的言行的弟子卻很高明，讓我們從中看出了孔子有好些機會做了一些過失——這些過失之存在像藝術原理中所謂「缺陷的美」一樣，卻更增加了他的人格之崇高與博大了。 孔子露出了好名（一個真正的男性能不重視榮譽嗎？），他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孔子露出了寂寞的痛苦（一個真正勤奮不已的人物能夠不寂寞嗎？），他三番五次地說「不患人之不己知」，並安慰著自己說「德不孤，必有鄰」。在他的弟子中，最率真而又熱心的可算是子路（假若孔子是堂吉訶德，子路就是散寇[17]Sancho）了，孔子在子路的跟前也就表現得最無遮掩。有一次，當孔子說：「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以為得到誇獎，要「終身誦之」。孔子卻說：「是道也，何足以臧？」又有一次，孔子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歟？」子路又聽了高興了，但是仍然受到了申斥：「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當孔子弟子多人仕於衛，衛君也要得孔子為政的時候，子路便首先熱心著問孔子說：「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自然還是那一貫的主張，要施行禮的制裁——正名嘍。可是子路立刻不耐煩了，說：「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當面而批評孔子「迂」的，恐怕這是第一次。孔子遂立刻罵道：「野哉由也！」這些地方都表現出孔子是活人，雖偉大，但不僵化。 孔子對於想實現他的理想是太熱心了，有時離事實還很遠，他卻已經高興得忘其所以，簡直高興得有點稚氣，像一個純真無邪的小孩子。例如當孔子五十歲時，公山不狃以費叛季氏，使人召孔子。就局面說，這局面本來太小；就事實說，離事實還太遠。可是孔子已經高興起來了，說：「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倘庶幾乎！」又說：「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他已經要當周文王、周武王，並且要建設一個周的天下了。在這地方，我說他有些堂吉訶德的精神，因為：其熱心似之，其勇氣似之，其自負似之，其把利害置於度外似之，其把生活建築於幻想上更似之。這乃是孔子性格中頂荒唐的成分。好一個可愛的堂吉訶德！ 可是這都無礙於孔子的偉大。人本來是人，人不是照著邏輯長成的。生命力的源頭本來有煙，有霧，水至清則無魚。 從這一方看，孔子精神在核心處，乃仍是浪漫的。《春秋》公羊派的思想，可能是發揮孔子這一方面的。孔子已經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其中有一種人情的溫暖在。這卻也就是公羊派中所謂「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孔子之濃烈的情感，也就是公羊派「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也」的張本。更如孔子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這更是公羊派三世之說的暗示和萌芽了。孟子也恰是發揮孔子之浪漫一方面的，孔子說「我欲仁，斯仁至矣」，這就是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的根據。孟子所傳的孔子也是一個熱烈的、絕對主義的人。「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毫無猶豫，毫無模稜。「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這也就是孟子反功利的口號之來源。我曾說，孟子是因為孔子之故而收斂了的。其實孔子何嘗不是收斂了的？孔子就是一個收斂了的孟子。 我常覺得，司馬遷之讚美孔子乃是以一個浪漫主義者的立場而渴望著古典精神的。其實，孔子自己又何嘗不是？不過孔子是成功了的而已。但孔子到了七十歲才成功了的，所以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他的一生，可說是由浪漫而掙扎到古典的奮鬥過程。從心所欲，是他根底上的浪漫主義，不逾矩就是那古典精神的外衣。——原來孔子乃是把浪漫精神納之於古典的！ 這是一個大秘密，隱藏了千餘年，孟子曾經揭穿了一下，公羊派曾經揭穿了一下。宋明人卻全沒曾夢見。他們只見孔子是不逾矩的了，但他們忘了孔子仍有從心所欲——強烈的欲——的一方面。孔子的祖先是宋人，宋是殷後。孔子在臨死時，曾對子貢說：「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可知孔子在潛意識裡，也是常忘不掉自己是殷人的。殷是一個什麼民族呢？殷是一個富有宗教情緒的民族，也就是一個以浪漫精神為文化基調的民族。周民族不然，周的文化的特色，是講數量，講秩序，講節制，她的精神是古典的。孔子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之讚美周，可說乃是以一個殷人的浪漫情調而羨慕周人的古典精神的。 就孔子精神核心處之浪漫成分言，他和屈原卻又是相接近而不是相遠的了。 八 屈原與儒家 屈原也有另一方面，這另一方面乃是接近孔子的。我的意思是說，屈原不唯是一個詩人，在某種機會卻也是哲人——孔子自挽時所謂「哲人其萎乎？」的哲人。 在屈原之如醉如痴的熱情之中，他偶爾壓不住清新而銳敏的玄想。這時便透露了他那高超卓絕的理智。他要求「拿證據來！」他要求一切合理化。他對於傳說不能不懷疑：「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他對於宇宙的意志之有無不能不探究：「明明暗暗，維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他對於天文的現象不能不問一個所以然：「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神話的荒唐，他不能不追詢「靡蓱九衢，枲華安居？一蛇吞象，厥大何如？」歷史上公道的渺茫，他不能不考核：「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在這種機會，他仿佛願意一切澄清，一切明朗似的。他的性格本像濃郁的酒，現在卻像一杯清淡的茶了。 他這種偶爾的覺醒的理智，正如孔子那種偶爾的覺醒的情感。人生是終須調和的，被壓抑的部分，終會在不經意間突圍而出，取得一點補償。偉大的性格終於是完整的，表面雖若一偏，內里終有一種幽深的平衡。耀如白晝，固然好，但終須繼之以朦朧的月夜。月夜亦然，白晝繼之。——宇宙到底是和諧的！然而就其同者而觀之，我們可以見其同；就其異者而觀之，我們可以見其異；道並行而不相礙。所以，在我們看過孔子與屈原之異以後，又何妨觀其同？觀其同以後，又何妨見其異？ 就孔子之浪漫成分看，孔子似屈原；就屈原之思辨成分看，屈原是孔子。屈原之似孔子處，卻還不止於此。屈原有一種「求其在我」的精神，如《離騷》中所謂「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予情其信芳」，如《涉江》中所謂「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予心其端直兮，雖辟遠之何傷」。這都是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只正誼明道而不謀利計功的。這個精神乃是儒家的精神。在《懷沙》中，屈原並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的話，簡直說起仁義來了，這簡直像孟子！下面接著說「重華不可吾許兮，孰知予之從容」，從容也就是孟子所謂「綽綽然有餘裕」。其他如《離騷》中「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抽思》中「善不用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獲」，都令人見出屈原精神中有儒家面目！ 說真的，極端和屈原精神相反的，不是儒家而是道家，不是孔子而是他在江潭上遇見的那個漁父。孔子精神上的反對者也不是屈原，而是那個唱著「鳳兮鳳兮，何德之衰」的歌的楚狂。高明的道家，是「蔽於天而不知人」的，他只知道「上與造物者游」了，忘了人間的悲辛。他不肯「知其不可而為之」，他不肯「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他只願自己落一個清閒，他只可以做一個自了漢。下焉者的道家，卻就只會「賢人為腹不為目」「虛其心，實其腹」，腦子裡糊糊塗塗而以為玄遠，其實空空洞洞而以為大有道理，耽溺於物質之欲而已了。 道家和儒家是兩個世界。道家終於脫不掉功利色彩，其誘惑人處不過叫人避苦就樂，如佛家然。他的眼光始終沒出乎個人的圈兒，沒看到莊嚴的人類，沒看到社會。屈原也是以個人為出發的，但他有理想（對於人性有理想），又且最後的歸宿仍是人類全體。道家卻是不理會這些的。道家是虛無主義者，宿命主義者，一切悲觀，一切譏諷。他們那裡沒有光，也沒有熱。他們甚而沒有自信，周之夢為胡蝶與？他不敢說知道。胡蝶之夢為周與？他也不敢說知道。甚而也沒有誠意，「俗人昭昭，我獨昏昏」「我愚人之心也哉」（《道德經》，二十章），戴假面具，裝傻。屈原和道家的態度恰恰相反，挺身而出，承認「世人皆醉我獨醒，世人皆濁我獨清」；何必那樣謙卑虛偽呢？道家中有詩人氣質的是莊子，莊子是一個比較有熱情的人物，但他「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天下篇》），終於飄飄然，不肯留戀在這沉濁里了。其他人都更冷冷然，目光如豆。李白也是道家，然而李白幸而有深厚的元氣淋漓的生命力，他跋扈，他飛揚，他極端超脫，卻又極端沉濁，他雖然「霓裳曳廣帶，飄拂升天行」，但是他會忽然回顧這沉濁的塵世：「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他仍有「為蒼生而一起」的幻想和熱腸。人生對李白可說是苦酒，卻是有誘惑力的苦酒，他有勇氣飲下去。這是李白的可愛處。普普通通的道家有什麼呢？空造下數千年來冷淡的人生觀，無血色的人生觀，短淺的人生觀，誤以糊塗為奧妙的人生觀，對任何「事不干己」的現象，做一個第三者，沒有勇氣，永遠追隨而不能倡導！ 孔子不是道家，屈原也不是道家，甚而李白也沒被道家的謙卑思想所完全牢籠著。道家之反對孔子，反對屈原，是無怪的。只可惜中國數千年來浸潤於道家思想者已久，受病已深。民族之生機已因而不絕如縷，對於「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剛健勤奮的孔子，有誰能真正認識的呢？對於「予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的悲憫深摯的屈原，又有誰能真正與之共鳴的呢？ 九 與愚妄戰 道家的態度是「未嘗先人而常隨人」，是「和其光而同其塵」。孔子不然，卻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就是仍然保持著自己特立獨行的個性，而不妥協。屈原和孔子都是個性十分強的人物，他們一方面意識到這種個性，一方面卻也肯去表現這種個性。 以常人與天才比，天才多半有個性，而常人無之；以男性與女性比，男性多半有個性，而女性無之。個性的反面就是具體的，就是所謂「差不多」。有人說孔子的中庸主義近於鄉愿，近於歌德或尼采所詛咒的Philistine。其實不然，孔子之所攻擊的，正是鄉愿，正是Philistine。孔子在各處所以立不住腳，甚而身後也還為人誤解，叫人不能認識他那人格之深度者，正是這些鄉愿Philistine作的祟。 孔子了解他們很清楚。孔子直然劃分了一個明確的陣線，一邊是君子，一邊是小人。孔子說「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鄉愿，德之賊也」「色厲而內茬，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在這裡可說：給愚妄者畫好了許多臉譜，孔子看他們洞若觀火。孔子之疾惡如仇的濃烈情感，又在這裡讓我溫習了一遍了。他時時在與愚妄戰鬥著！ 孔子受到的愚妄者的壓迫，不殊屈原。他說：「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這和屈原之「固切人之不媚兮，眾果以我為患」（《抽思》）「眾女嫉予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離騷》）有何別？ 屈原和愚妄者更是處於一個不能相安的地步，他所注意的是「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這和孔子之「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是同一心情。但是一般群愚呢，卻是：「眾皆競進而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愚妄者總是自己不求進步，也不以別人求進步為然的，他要打擊別人的進步，必欲都化為怠惰而謙卑的愚妄者而後心滿意足。但愚妄者有愚妄者的小智慧，「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屈原和愚妄者之不能妥協，在第三者也看出來了，所以他的姊姊說他：「女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 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本來，在普通人看來，佩蕭艾不是一樣佩嗎，何必一定要佩蘭蕙？但是屈原卻不行，他看得異常鄭重，異常不苟。也苦惱的是，他所寶愛的美好的對象，在一般群愚偏偏輕視，偏偏任其荒蕪，偏偏加以摧殘。 孔子說：「道不同不相為謀。」屈原說：「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這體會完全相同。我想在和愚妄者戰鬥的這一點上，恐怕孔子最可以了解屈原，屈原也最可以了解孔子了。 愚妄者的勢力雖大，但並不足以動搖他們健拔堅貞的性格之絲毫。顏淵所了解的孔子是：「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屈原所自己表現的是：「亦予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孔子與屈原的價值卻不在只把愚妄者畫入一個圈裡而與之戰鬥，也不在保持了自己的高潔而不與之同流合污，卻尤在並不因此冷淡了救世的心腸，一方面恨這些群愚，但一方面仍想改造他們。孔子是「有教無類」的，而且樹下數千年的楷模，想把一切人類變好。屈原則由痛恨愚妄而發揮了偉大普遍的悲憫同情，他一方面雖然說「心不同兮媒勞」（《湘君》），雖然說「人之心不與吾心同」（《抽思》），但他終有「哀眾芳之蕪穢」「哀民生之多艱」的胸襟，而且原諒著說：「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離騷》）最後，反把自己的遭逢之不幸看輕到不必一顧的地步，「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涉江》）！他最初像一個嚴厲的父親一樣，把人類的弱點責罵得汗流浹背；但最後他又如一個慈祥的母親，原諒了兒子的一切。他自己在哭泣中了！ 十 幾點對照 孔子與屈原終於是有好些點可以對照的。假若撇開孔子之內心的潛藏的幽深處看，假若撇開屈原之偶爾透露的哲人的銳敏理智處看，我們說孔子是古典的，屈原是浪漫的，大概沒有錯；我們說孔子是理智的，屈原是情感的，也沒有錯。 孔子是古典的，所以不贊成怪力亂神，但這卻正是屈原所取材最多的創作源頭。孔子是古典的，所以主張「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主張「思無邪」，主張「雅言」，羨慕「鬱郁乎文哉」的周，讚美「文質彬彬」的君子，自己的人生造詣是「從心所欲不逾矩」。可是屈原呢，他不能有這麼些節制，他也不能維持到這樣和諧的狀態。代表孔子精神的，是那樣整整齊齊的《詩經》，代表屈原精神的，是那樣參參差差的《楚辭》。這兩者是奠定了中國文學史的兩大基石。 和孔子的文化息息相通的，是渾樸的周代鼎彝，是漢代的玉器，是晉人的書法，是宋人的瓷。單純而高貴，雅！ 和屈原的文化息息相通的，是漢人的漆畫，是司馬遷的文章，是宋元人的山水。雄肆而流動，奇！ 以繪畫與音樂比，屈原是繪畫的，他有所鋪張，他那裡有優美的色彩，他自己也能欣賞畫，所以看著那楚國先王廟宇中的壁圖便作《天問》了。孔子卻是音樂的，他的精神是凝聚的，是向內收斂的，他那裡有剛健的韻律，他所欣賞的是音樂，所以聽《韶》而至於三月不知肉味。 以男性與女性比，屈原是女性的，他有太銳感的感受力，他愛女性，他也喜歡自居為女性。孔子卻是男性的，很少談到女性，談到時也並無好感，他自己更不會居於女性。「知其不可而為之」，這是男性的氣概；「忍而不能舍也」，這是女性的心腸。 孔子不是純粹的文學家（雖然他有帶著豐美的辭藻的格言），但他影響到中國文學領域上的卻很大，雖然這影響未必好；載道的古文，動輒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教條來束縛人的批評，都不能不說受影響於孔子；子不語怪力亂神，因此中國的小說戲曲都遲發達了好幾百年。但這是影響，與孔子本身的價值無關。 屈原是一個純粹的詩人，可是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影響並沒有發揮到應有的地步。堆垛的辭賦，不配稱作屈原的繼承人。精神上接近屈原的，我找來找去，只有李白和李商隱，但也都不純粹。但這與屈原本身價值之永久性也無關。 孔子是被誤解了，屈原則根本不被人了解。規步矩行的迂儒，不是孔子。沾沾於一家一姓的奴才，不是屈原。——我們愧對這照耀著民族史乘的兩個巨人！ 十一 中國人倫之極峰 假若有人問我：孔子與屈原，誰高誰下呢？我說，都高，但是沒有誰下。一切偉大的天才是平等的，孔子與屈原平等！ 喀萊爾[18]（Thomas Carlyle）說他們英國人在科學方面有牛頓，在文學方面有莎士比亞，所以英國人究竟是可以自傲的。我也可以說，在我們的哲人中有孔子，在我們的詩人中有屈原。孔子可以比柏拉圖而無愧色，屈原可以比但丁、歌德、莎士比亞而並駕齊驅。我們不也是可以自傲的嗎！ 孔子和屈原是中國精神史上最偉大的紀念像，是中國人倫之極峰。孔子代表我們民族的精神（Der Geist），屈原代表我們民族的心靈（Die Seele）！我們民族是幸福的。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