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見的與看不見的 · 6 中間商

社會是人們相互提供一系列服務的場所，這些服務分為強制的公共服務和自願的私人服務。 公共服務是按照法律規定強制實行的，當需要隨著社會變化有所變化的時候，它往往不容易被改變。但由於有法律撐腰，即使在公共服務失去任何服務作用甚至成為公共危害之後，這種不再具有任何實際作用的東西仍然保留著「公共服務」這個名稱。私人服務所依託的是自願行動和個人責任。在面對面討論後，每個人都在給出自己所擁有的東西的同時，獲得自己想要的東西。他們總是假定這些東西具有真正的效用，並通過比較其相對價值對其進行精確的測量。 這就是為什麼公共服務經常都如死水般一成不變，私營服務則因遵循著進步法則而變幻無窮。 通過耗費大量的資源，過度發展的公共服務在社會內部造就了一群病態的寄生蟲。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現代思想流派把這種現象歸咎於自由的私人服務，試圖轉而讓國家管理所有工作崗位。 這些思想家野蠻地攻擊他們所描述的中間商。他們熱衷於消滅資本家、銀行家、投機者、企業家、商人和貿易商，指責這些人在生產和消費之間遊蕩，並在其中撈取好處卻不給其中任何一方增加價值。或者更確切地說，如果他們不能廢除這些工作，那麼他們倒很希望把這些人所做的工作移交給國家。 在這一點上，這些人的詭辯之處體現在：他們一方面向公眾大肆宣揚公眾自己為獲得服務向中間商支付了什麼，另一方面卻對公眾隱瞞公眾自己將會向國家支付什麼。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拉鋸戰，一邊是一目了然的東西，另一邊是只有經過冥思苦想才能感知的東西；一邊是看得見的東西，另一邊是看不見的東西。 最重要的是，在1847年和隨後的大饑荒時期，社會學派找到並成功地推廣了它們那災難性的理論。他們很清楚，即使是最荒謬絕倫的宣傳，也能在受苦的人們那裡引發共鳴，因為飢餓是魔鬼的引路人。 因此，通過創造「人對人的剝削、饑荒中的投機行為、壟斷」這些膾炙人口的詞語，他們開始詆毀貿易，抹殺貿易的益處。 他們說：「為什麼要讓商人從美國和克里米亞進口生活必需品呢？為什麼國家、部委和市政局不能建立一套採購系統和修建一些倉庫呢？國家將按成本價出售這些東西，而人民（特別是那些窮人）將不必為那些自私自利而且目無政府的自由貿易商做一點點貢獻。」 人們為貿易商做出的貢獻是看得見的，而人們為國家或其代理人做出的貢獻是看不見的。 人們為貿易商做出的所謂貢獻是什麼呢？貢獻就是：兩個人在競爭的壓力下，以商定的價格，完全自由地為彼此提供服務。 當一個巴黎人飢餓難耐時，那些能夠讓他填飽肚子的小麥還遠在敖德薩（Odessa）[1]，而只有當小麥被送到胃裡時，他的飢餓感才會消失。有三種方法可以實現這一點：第一，這些飢餓的人可以自己去尋找小麥；第二，他們可以把這項任務委派給專門從事這項工作的人；第三，他們可以自行納稅，並將這項業務委託給政府官員。 在這三種選擇中，最具優勢的是哪一種呢？ 不管生活在哪個時代或者哪個國家（特別是那些人們更自由、更開明和更見多識廣的地方），人們都會更樂意接受第二種選擇。我必須承認，在我看來，這足以使我認為這種選擇是有益的。我絕不承認，在這樣一個對人類有著直接影響的問題上，人類會犯錯誤。 無論如何，讓我們來研究一下這個問題吧。 讓3 600萬居民跑到敖德薩去尋找他們需要的小麥顯然是行不通的。第一種選擇毫無價值。消費者不能在每件事情上都親力親為，他們不得不求助於中間人、政府官員或商人。 然而，我們應該注意到，第一種選擇應是最自然的選擇。一般來說，飢餓的人就應該自己去尋找小麥，因為這是一項關乎他自己生死的任務，理所應當該由自己完成。如果另一個人（無論出於什麼原因）為他提供這項服務並代表他執行這項任務，這個人就有權獲得補償。我之所以在這裡談論這些，是因為要強調：中間商提供的服務是符合報酬原理的。 不管怎樣，既然有必要求助於被社會學者稱為「寄生蟲」的人，那麼對於商人和政府官員來說，誰才是需求更少的「寄生蟲」呢？ 我得假設貿易是自由的，否則我怎麼能推理下去呢？正如我所說的，為了能進行貿易，人們出於自身利益，往往要研究季節變化，要每天注意農作物的生長情況，要從世界各地搜集信息，還要預測消費者的需求，並預先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在貿易過程中，人們要有隨時啟航的輪船，要有無處不在的合伙人。他們要獲得的直接利益就是以最好的價格買進相關東西，並在每個細節上節省開支，從而用最低的代價獲得最好的結果。不僅是法國的貿易商，全世界的貿易商都會在法國有需要的時候參與進來。如果利己之心總是驅使他們以最少的成本完成他們的任務，那麼他們之間的競爭總會讓消費者從節省下來的錢中受益。一旦小麥到了法國，為了實現貿易利益，貿易商就應該儘快賣出小麥，以將風險降到最低，使得資金變現，並在必要時開始新一輪貿易。在對價格進行比較後，他們將小麥分發到全國，並總是最先運送至小麥價格最昂貴的地方，因為那裡的需求最為迫切。因此，不可能再存在這樣一個比貿易商更符合饑民利益的組織。社會學者沒有注意到之所以這樣一個完美的組織存在，正是因為這一組織是自由的這一事實。實際上，消費者有義務償還貿易中的運輸、轉運、儲存和佣金等費用，但存在什麼制度能使吃了小麥的人不必為那些付出的代價做出補償嗎？此外，雖然人們必須付費享有他們所提供的這些服務，但由於競爭，其涉及的價格已被降至最低限度。如果巴黎的工人不為馬賽的貿易商工作，而馬賽的貿易商卻在為巴黎的工人工作，這就奇怪了，這公平嗎？ 如果國家取代個人掌管了貿易，那麼國家會發生什麼呢？有沒有人能告訴我，那些為公眾節約的成本到哪裡去了呢？物價會降低嗎？想像一下，在需要小麥的時候，4萬個國家代表人在某一天抵達敖德薩，這對價格會造成什麼影響呢？成本會降低嗎？無論如何，難道我們不希望動用更少的船隻和雇用更少的水手嗎？難道我們不希望轉運次數更少、倉儲費用更低嗎？或者難道代表們就不用支付這些費用了嗎？難道這些費用對貿易商的利潤就沒有影響嗎？難道你們的代表和政府官員會毫無所求地去敖德薩嗎？他們不辭勞苦地出差工作是出於兄弟般的友愛嗎？難道他們就不需要生活，他們的時間就不值錢嗎？你認為，這些成本加起來的數字不會達到商人準備賺到的2%或3%這樣的利潤率的上千倍嗎？ 然後，想想籌集如此多稅收和分配這麼多食物有多麼困難吧，想想這樣的事業必定會帶來的不公正和殘酷吧，想想政府是否承受得了壓在它身上的巨大責任吧。 社會學者製造了這些愚蠢的東西。在悲慘的日子裡，他們把這些東西灌輸到群眾的頭腦里，大大方方地授予自己「進步人士」這一稱號。這種語言暴政般的風氣是貽害無窮的，它為其語言表達及其蘊含的觀點賦予了正當性。進步！這意味著這些優秀的人比普通人更有遠見，他們唯一的錯誤就是太超前於他們的時代。如果現在那些被稱為寄生的自由服務還沒有被廢除，公眾就要承擔責任，因為他們的觀念還沒有跟上這些社會學者啊。對我來說，不管是出於情感還是理智，我認為事實恰恰相反，我不知道人們要回到哪個野蠻時代才能達到目前他們在這方面的理解水平。 現代宗派主義者（sectarians）對當前這種自由的社會形態不遺餘力地表示反對。他們沒有意識到，只有在一個自由的政體下，社會才是一個真正的合作團體，這遠比由他們那豐富想像力創造的所有形式的合作團體要好得多。 讓我們來舉個例子說明吧。 為了使一個人從床上爬起來時就能夠有衣服可穿，人們必須在一塊被圈起來的土地上除草、排水、犁地，並種下某一種特定類型的植物。人們必須讓羊群在這塊土地上吃草，才能得到羊毛。這些羊毛又必須在經過紡織、染色後才能被製成布料，這些布料則必須經過裁剪、縫製才能被製成衣服。這一系列的生產過程還需要其他許多人參與進來，因為它還涉及農機、羊圈、工廠、煤炭、機器、車輛等的運用。 如果社會不是一個真正的合作團體，那麼想要一套衣服的人便會淪落到一個人完成所有工作的地步。也就是說，他必須親自完成這個生產過程的許多任務，從第一次揮動鎬鏟挖地開始，到完成服裝縫製的最後一針，這個生產過程才算結束。 然而，由於人類特有的交際能力，這些工作被分配給了數以萬計的工人。為了共同的利益，人類對這些工作的劃分也越來越精細，精細到其中的每一個特定任務都可以隨著消費需求的增長成為一個全新的行業。然後，每個人都因對整個生產活動做出了貢獻而獲得相應的收入。如果這還不是合作的話，那麼我真不知道要把它叫作什麼。 請注意，沒有一個工人能夠從虛無中獲得哪怕是最微小的實實在在的東西，他們只是在為彼此提供相互需要的服務，他們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相互幫助，所有人都可以被看作彼此的中間商。舉個例子，如果在某個過程中，運輸變得相當重要，以至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是最重要的，然後是紡紗工人，接著是織布工人，那麼為什麼要認為第一類人比其他兩類人更像寄生蟲呢？難道運輸不是必要的嗎？做運輸服務的人難道就沒有耗費時間並解決麻煩嗎？他們沒有與合作者共同承擔時間成本和共同解決麻煩嗎？是合作者幹得比他們多，還是僅僅因為合作者能幹別的工作呢？他們的工資，也就是他們在生產過程中所做的貢獻，不都平等地受到自由談判價格的法則約束嗎？難道勞動分工這樣的安排不是基於完全自由和為了共同利益做出的嗎？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社會學者來破壞我們自主的安排，停止勞動分工，用單打獨鬥來代替攜手共進，從而使文明倒退呢？ 我在上文描述的合作難道就不是合作嗎？在這樣的情況下，每個人都能自由地選擇合作或不合作，可以在合作中選擇自己的位置，對自己的判斷與承諾負責，並且正是自身的利益刺激了他勇往直前，並成為他獲得成功的保障。為了使合作能真正名副其實，難道就有必要讓一個想要成為改革家的人來把他的準則和意志強加給我們，讓所有人都圍著他打轉嗎？那麼，這還叫「合作」嗎？ 我們越是研究這些進步學派，就越是堅信，他們的思想歸根結底是建立在愚昧無知的基礎上的，他們宣稱自己是絕對正確的，並以這種絕對正確的名義要求獲得絕對的統治權。 請讀者原諒我有些文不對題了。但是，當聖西門主義者（Saint-Simonians）、法朗吉信奉者（phalansterians）和伊卡利亞崇拜者（icarians）對中間商的指控從他們的書本走向實踐，以及這些指控開始侵占新聞行業和公共平台，因而對工作自由和交換自由造成嚴重威脅時，這些離題話也許還是有些用處的。 [1] 敖德薩，烏克蘭共和國第二大城市，敖德薩州首府。在巴斯夏那個時代，敖德薩就發展成了一個在歐洲具有重要意義的貿易、工業和科技中心。——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