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的人 · 第十二章
當我從地道出來的時候，萊諾克斯大街好像一個醉漢所看到的那樣，歪歪斜斜地從我身邊向遠方急速地延伸開去，我用失去控制的、幼稚的眼睛，注視著那搖擺不定的景象，頭一陣陣地抽痛著。兩個膚色像變質的奶油的大塊頭女人，步履艱難地挪動著巨大的身軀，從旁邊走過去，她們那裹在花褲子裡的屁股，像嚇人的火焰那樣擺動著。她們走在我前面的人行道上。夕陽西下，投射出一片黃燦燦的光芒，就像沸水一樣在翻騰，我看見自己倒下去，下面的兩條腿軟弱無力，但是頭腦卻是清醒的，很清醒，看得見在我周圍打轉的人群：他們的腿，腳，眼，手，彎曲著的膝蓋，磨損了的鞋子，以及張口露齒的激動神色；而有些人卻只管自己趕路。
那個大塊頭黑女人用沙啞的女低音說，孩子，你怎麼啦，哪兒不舒服？於是我說，我很好，只是有點兒虛弱，說著我想站起來，她說，你們大家為什麼不往後站站，讓這個人透口氣呢？你們都往後站開些，這時一個帶點官腔的聲音應聲說，往前走，散開。於是她在一邊，一個男人在另一邊，扶著我站起來，警察說，你行嗎？我回答說，行，我只是感到虛弱，一定是暈過去了，但是現在好了，他指揮人群往前走，別人都往前走了，只剩下那個男人和那個女人，他說，你當真好了？兄弟，我點點頭表示肯定，她說，孩子，你住在哪兒？這附近嗎？我告訴她我住在男子寄宿舍，她看著我，搖搖頭說，男子寄宿舍，男子寄宿舍，什麼！你這個樣子，根本不能住在那種地方，你身體弱，需要一個女人照顧一陣子。我說，我現在就會好的，她說，也許你就會好，也許你不行。我就住在街那頭拐角的地方，你最好還是跟我到那裡去，休息一陣子，等你壯實點再說。我會給男子寄宿舍打電話，告訴他們你在什麼地方。我太疲倦了，無法拒絕，而她卻已經攙著我的一隻臂膀，吩咐那個人攙著另一隻，把我夾在中間一起走了，我心裡老大不願意，可是只好聽憑她擺布，只聽她說，你放心好了，我會像照顧別的許多人那樣地照顧你的，我的名字叫瑪麗·藍博，在哈萊姆區這一帶大家都知道我，你聽說過我，是不是？那個人說，真的，我是詹妮·傑克遜的孩子，你知道我認識你，瑪麗小姐。她說，詹妮·傑克遜，噢，我要說你一定認識我，我也認識你，你，羅爾斯頓，你媽媽又養了兩個孩子，男孩子叫做弗林特，女孩子叫做勞拉瓊，我要說我認識你——我，你的媽媽和你的爸爸過去常常——我說，我這會兒好了，真的好了。而她說，看上去是好了，你一定會比看上去的樣子更糟糕，這時她拉拉我說，這兒就是我的家，幫我扶他上台階，到裡邊去，孩子，你用不著擔心，以前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你，那也沒關係，我也不在乎你對我會有什麼想法，但是你身體虛弱，差不多不能走路，也不能做別的，特別是你看上去好像餓了，所以跟我走吧，讓我替你做一點事，就像我希望以後當老瑪麗需要幫忙的時候，你會為她做點事一樣，這用不著花費你一分錢，我也不想管你的事，我只要你躺下來，等你休息好了，然後你就可以走了。那個人接過話頭說，你碰到好人了，兄弟，瑪麗小姐總是幫助別人，你需要一些幫助，因為在這裡你和我一樣是黑人，你的臉色蒼白如紙，就像常說的那樣——留神台階。走上了幾道台階，又走上幾道，我感到愈來愈虛弱了，我被兩個暖烘烘的身體夾在中間，進入一個涼快而黑暗的房間，聽到她說，到了，這兒是床，讓他躺在那裡，好啦，你看，就這樣，羅爾斯頓，現在把他的腿擱上去——別管床罩——好啦，就這樣，現在從那邊出去到廚房裡給他倒一杯水來，你會在冰箱裡找到一瓶的。他走了，她在我的頭下面加了一隻枕頭，說，現在你就會好些的，等你好了，你就會知道你的情況原來多麼糟糕，喏，現在呷一點水，我喝著，看著她那粗糙的褐色的手指拿著那隻亮晶晶的玻璃杯，一種舊時的、差不多已經被遺忘了的寬慰的心情支配了我，心裡反覆想著這些話，如果我認為自己並沒有悲觀失望的話，可是目前的處境卻是多麼困難啊，然後在恍恍惚惚之中，我安穩地、涼快地睡著了。
當我醒來的時候，看見她在房間的另一頭看報，她看得很專心，眼鏡低低地架在鼻樑上。接著我明白了，雖然眼鏡仍然向下斜架著，但是她的視線不再集中在報紙上，而是注視著我的臉，她的臉流露出舒緩的微笑，因而變得容光煥發了。
「你現在感覺怎麼樣？」她說。
「好得多了。」
「我想你會好些的。我到廚房去拿一杯湯來，你喝了以後還會更好些的。你睡了很長很長時間。」
「是嗎？」我說。「現在什麼時候啦？」
「大約十點了，從你睡覺的樣子來看，我猜想你所需要的就是一點兒休息……不，不要起床。你得喝湯，喝過以後你就可以去了，」說著，她走了開去。
她端著一隻盤子回來，裡面放著一隻碗。「這東西會把你的病治好，」她說。「你在男子寄宿舍那邊是得不到這種照顧的，是吧？現在，你只消坐在那裡，不要急。我沒有什麼事做，只是看看報。我喜歡有人做伴。早晨你得多做工作來彌補失去的時間嗎？」
「不，我病了，」我說，「但是我得找個工作才行。」
「我知道你身體不好。為什麼你要瞞著我呢？」
「我不想給別人添麻煩，」我說。
「每個人都得麻煩別人。你還是剛從醫院裡出來的呢。」
我抬頭看著。她坐在搖椅里，上身往前傾斜，雙臂隨便地在圍著圍裙的膝上交叉著。難道她搜過我的口袋了？
「你怎麼知道這個的？」我說。
「你倒起疑心了，」她嚴肅地說。「這就是如今這世道不對頭的地方，人們誰也不相信誰。孩子，我能夠從你身上聞到醫院裡的那種氣味。你這身衣服沾上了很多乙醚，足夠使一隻狗睡覺的了！」
「我記不起告訴過你我曾經在醫院裡住過。」
「沒有，而且也用不著你告訴。我是聞出來的。市里有你的親屬嗎？」
「沒有，夫人，」我說。「他們在南方。我上這兒來做工為的是能夠上學，可是我病了。」
「那真是太糟糕了！但是你會幹得好的。你打算把自己培養成什麼樣的人呢？」
「現在我不知道；我來這裡時是想做個教育工作者。可是現在我不知道。」
「那麼做一個教育工作者有什麼不好呢？」
我一邊一點一點地喝著好吃的熱湯，一邊想著這個問題。「我以為沒有什麼不好，我只是想做點別的什麼事。」
「行，不管你做什麼事，我都希望那是為我們的種族增光的。」
「我希望是這樣，」我說。
「不是希望，而是照那樣去做到。」
我注視著她，看著在我面前的她那笨重的、鎮靜自若的形象，心裡想著我曾一心做過些什麼，想著自己已經落到了什麼地步。
「只有靠你們這些年輕人去改變這個世道了，」她說。「你們都是這樣的人。你們得帶頭，得鬥爭，使我們大家多少提高一點。我要告訴你一些別的事情，這是那些從南方來的人必須做的，他們知道什麼是苦難，不會忘記它是怎麼煎熬人的。這裡把這個忘掉的人太多了。他們為自己找到了一個位置，於是就不管那些在底層的人了。嗬，許多人說要出點力，但是他們實際上已經忘了。不能那樣，你們這些年輕人應該記住，而且要帶頭。」
「是，」我說。
「你還要注意自己的身體，孩子。不要讓哈萊姆區這個地方把你弄壞了。我身在紐約，可紐約並不在我心裡，懂我的意思嗎？不能腐化墮落。」
「我不會的。我一定會很忙的。」
「現在好了。我總覺得你自己會做出什麼事來的，因此你得注意。」
我站起身來要走了，她也從椅子裡起來陪我一起向門口走去。
「隨便什麼時候，如果你要在男子寄宿舍之外找個地方住，那就找我好了，」她說。「房租公道。」
「我會記住的。」我說。
我一下子就記起了她的話，比我所想像的還要快。我一走進男子寄宿舍那燈火輝煌、人聲嘈雜的門廳，就被一種疏遠的、敵視的感覺攫住了。我的工裝褲引人注目，我知道我在那裡住不下去了，我那一階段的生活算是結束了。門廳是各種各樣的人們聚會的地方，他們仍然抱著各種幻想，而這些幻想卻剛剛從我的腦海里排除出去：為了回到南方繼續上學而做工的男大學生；身懷建立黑人實業的一紙空文的上了年紀的種族進步的鼓吹者；既沒有教堂也沒有會眾，既沒有麵包也沒有酒，既沒有肉體也沒有鮮血，除了他們自己沒有任何權威任命的傳教士；沒有人追隨的社會「領袖」；仍然迷戀著戰後關於實現在隔離範圍之內的自由的夢想的六十或六十多歲的老頭子；那些除了夢想成為上等人以外一無所有的可憐蟲，他們擔任著小小的職務或者領取微不足道的年金，可是都裝出一副從事某種規模巨大然而不引人注目的企業的樣子，他們老是喜歡模仿某些南方國會議員的那種矯揉造作、貌似優雅的風度，點頭哈腰地走過去，就像倉庫前面空場上的老公雞的那副模樣。對那些比較年輕的一群人，這時我產生了輕蔑的心理，就像一個幻想破滅了的空想家對那些仍然沒有覺察到自己在幻想的人所具有的那種感覺一樣——從南方的大學來的學實業的學生，對他們來說，實業是一種模糊的、抽象的、規則像諾亞方舟那樣陳腐的職業，但是他們仍然陶醉在財政學中。是的，那有類似的抱負的比較年老的一群人，那些「原教旨主義者」，那些指望僅僅憑空想而獲得經紀人的重要地位的「演員們」，一群看門人和信差，他們把大部分工錢花在像華爾街經紀人所穿戴的那樣時髦的服裝上，比如布魯克兄弟公司出品的成套衣服和圓頂硬禮帽，英國雨傘，黑色的小牛皮鞋和黃色的手套；他們進行傳統的、熱烈的爭論，爭論什麼領帶配什麼襯衣才合適，哪種灰色的鞋罩好，以及威爾斯親王在某個季節性的活動中會穿什麼衣服等諸如此類的問題；雙筒望遠鏡應該掛在右肩還是掛在左肩；他們從來不看財政金融專頁，可是他們虔誠地買《華爾街日報》，左手緊緊地拿著，放在左肘下面，牢牢地緊貼在身體上——不論天氣好壞，指甲總是修剪得整整齊齊，而且戴著手套——他們從容不迫，舉止大方，動作精確（哦，他們有風度），而另一隻手拿著一把卷得緊緊的雨傘，以適當的角度前後來回擺動著；他們一絲不苟地按照時式的要求，換上漢堡帽和軟領單排紐扣長大衣，或者換上馬球外套和蒂羅爾式的帽子。
我能夠感覺到他們眼睛的表情，我什麼都看出來了，而且我也看出了日後他們知道我的前途已經完結了的那個時候會是副什麼樣子，我還已經看出了他們對我、對一個喪失了前途和自尊心的大學生所表示的輕蔑的態度。我看到了這一切，我知道甚至連那些公務員和年紀較老的人，也會莫名其妙地看不起我，仿佛這是因為我在布萊索的上流社會裡失去了地位，我背叛了他們……他們看著我的工裝褲時，我心裡就明白了。
我向電梯走去，這時我聽見有人放聲大笑，我回過頭來看見他對坐在門廳椅子上的一群人喋喋不休地講話，他那高高的額頭起了皺紋，頭髮剪得短短的，腦後胖得圓滾滾的，我肯定這就是他，於是不假思索地彎下腰來，把那閃閃發光、又臭又滿的痰盂拿起，跨上兩大步，把裡邊那大量的、棕色的、半透明的污水，嘩的一聲淋在他的頭上。屋子那頭有人發出警告，可是已經來不及了。等我弄清楚這不是布萊索，而是一個傳教士，一個著名的浸禮會的傳教士的時候，已經太晚了，他睜大了眼睛，射出懷疑和憤恨的目光，我箭一般飛快地跑開，在人們還沒有想到要抓住我之前，我已經衝出了門廳。
沒有人追趕我，我在街上彷徨，對自己的行為感到驚愕。後來天開始下雨了，我偷偷地回到男子寄宿舍附近，央求一個對這件事感興趣的搬運工把我的東西悄悄地拿出來。他告訴我說，我已經被禁止進入這座大樓「九十九年零一天」。
「你恐怕不可能回來了，老兄，」搬運工說，「但是我敢發誓，你做了這件事以後，他們會一直談論你的。你真的給老牧師施了洗禮！」
就這樣，那天晚上我回到了瑪麗的家，我住在一間舒適的小房間裡直到結冰為止。
這一段生活是安定的。我用賠償金支付生活費用，而且覺得和她住在一起除了她經常談論的領導和責任問題之外，是令人愉快的。甚至連這個也不太壞，只要我付得起生活費。可是賠償金只是一筆小款子，幾個月以後錢花光了，我又在找工作了，這時，我覺得聽她說話特別使人不愉快。但是她從來不向我催討，用餐的時候，仍然像往常一樣慷慨地給我上飯菜。「你現在的日子很不好過，」她總是說。「每個能幹的人都有艱難的日子，當你成為大人物的時候，你會知道正是這裡的這些艱難的日子幫了你很多忙。」
我可不那樣看問題。我已經不曉得何去何從了。不找工作的時候，我在房間裡消磨時間，閱讀從圖書館借來的多得不計其數的書籍。有時當我還有點錢，或者靠伺候進餐掙來幾塊錢，我就在外面吃飯，在街上徘徊到深更半夜才回去。除了瑪麗以外，我沒有別的朋友，也不指望有。我也不把瑪麗當作「朋友」看待；她不僅僅是朋友——她是一種力量，一種堅定的、熟悉的力量，這力量像來自我的過去的某些東西，使我不致卷進我不敢正視的某種未知的境地中去。這是一個最傷腦筋的處境，因為同時瑪麗經常提醒我，指望我做些什麼，帶頭做些事，取得有新聞價值的成就；我一面對她這點感到不愉快，一面又因為她牢記這個朦朧的希望而熱愛她，我被這兩種思想弄得精神不安。
毫無疑問，我能夠做些事，但是做什麼而且怎麼做呢？我和別人沒有什麼交往，我也沒有什麼信念。那在工廠醫院裡發展起來的、擺脫不了的關於我的身份的思想，又猛烈地在腦子裡翻騰起來了。我是誰？我是怎樣成為這個樣子的？當然，我不由自主地和離開大學時不一樣了；但是，這時一個新的、傷腦筋的、對立的聲音已經在我的內心逐漸形成，在它採取報復行動的要求和瑪麗的無聲壓力之間，我的心由於內疚和為難而悸動著。我需要和睦和平靜，需要安寧，但是我的內心翻騰得太厲害了。在不知什麼地方，在由我的生活所造成的我的頭腦中所產生的那種冰冷情感的思想負擔底下，一星陰鬱的怒火燃燒起來，發出那麼強烈的紅光，要是凱爾文勳爵15當時知道它的存在的話，那他就會修改他的量度了。不知哪裡曾經發生過一陣細微的感情的爆發，這可能要追溯到愛默生那兒，或者追溯到在布萊索的辦公室里的那個晚上，它使得冰帽開始融化，並動搖了最微小的那一點。但是那一點，那一小部分當時並沒有改變。上紐約來，也許是想保持那過去的、凝固的部分的一種不自覺的嘗試，但是這無濟於事；熱水已經進到蛇管里去了。也許只有一滴，但是這一滴是大洪水的第一個浪頭。在一段時間裡，我相信我是盡力而為的，甚至連躺在燒得旺旺的煤塊上也心甘情願，為了能在母校謀得一個職位什麼都干——可是突然一下子垮了！徹底完蛋了，一切都結束了。目前唯一的問題是忘掉它。只要所有那些在我的腦子裡呼喊的相互矛盾的聲音能夠平靜下來，和諧地唱一支歌，不管唱什麼我都不在乎，只要它們不是各唱各的調就成；是的，要避免那些不確切的、過分極端的音階。可是一點也沒有辦法解救。我恨得發狂，但是「自我克制」得過頭了，那是已經凝固的美德，那是使人僵化的缺點。而且我越是憤懣，我那要說話的舊時的衝動就越強烈。當我在街上走著的時候，話語情不自禁地從嘴裡湧出來，咕噥著。我對我可能會做的事感到害怕。一切事情都在我的頭腦里當真受到了衝擊。我渴望回家。
一個下午，當我感到冰塊正在融化，形成一場洪水，自己面臨著滅頂的危險的時候，我發覺我在北方的第一個隆冬已經到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