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明中國歷史講義 · 第六十七講　預備立憲的前因後果

清朝末年，曾派遣使臣到各國考察憲政，復下詔預備立憲，想藉以緩和國民的反抗。［戊戌政變的追溯］這件事情的起因，不僅是受義和團的失敗及日俄戰爭的影響，且和光緒二十四年（戊戌）[1]康有為、梁啓超[2]等的維新運動——就是所謂「戊戌政變」——有關係。現在先把康、梁的維新運動追述一番。 從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對於所謂「夷狄」已由輕視一變而為驚懼，但那時候的士大夫，還是一致主張把國門關起來，大家講究如何防守海口，抵禦洋人。［戊戌政變的原因］太平天國之亂，清廷得「洋兵」的幫助，平定江南，於是西洋人的堅船利炮，引起了士大夫們的注意。事平以後，左宗棠奏請於福建設立船廠，曾國藩於上海製造局附設機器學堂，以養成工程人材，又奏請選派年幼機警的學童，出洋學習軍船諸政。同時鐵路局、電線局、水師學堂、武備學堂等相繼成立。而北洋、南洋、廣東、福建四艦隊也創辦起來了。那時候士大夫們的口號，便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們以為西洋人只懂得製造槍炮兵船等等，其他如政治學術當然遠不及中國。及經「中法」「中日」兩次戰事，比較覺悟的士大夫，知道西洋于堅船利炮之外，還有他們的政治制度也值得模仿的，便起來高喊「變法維新」的口號，從事政治改革的運動。［康有為的身世及其領導變法運動的經過］領袖這一派的人物，便是康有為。 康有為原名祖詒，字廣廈，又號長素。廣東南海人。一向研究經學，屬於今文學的一派。 古代儒家不專究經典，所謂經典亦不限於儒家。自從漢朝的儒生，專門研究《詩》《書》《禮》《易》《春秋》五經，遂有「經學」之名；而「經」之一字，遂為儒家經典的專稱。漢初儒生所研究的經典的版本以當時通行的隸書書寫，他們都是承受師說，專門研究一經，不相混亂。漢武帝時，在孔子宅壁中發現古代經典[3]，以古代籀文書寫，後經劉歆提倡，又得皇帝的袒護，研究這一類經典的人，也有相當勢力。於是經學上遂有「今文家」與「古文家」之別。後漢末年，鄭玄等混合兩派。以自己的見地為去取，忽略了思想方面，專門研究「名物訓詁」，實開後世考證學的先河。到清朝末年，士大夫都不滿於文字訓詁之枯燥的研究，於是發生依託經學以「改制」的風氣。這派以後漢今文學為中心，而最後的代表大師便是康有為。他取《春秋》三世、《禮運》大同諸說與社會進化論相牽合，撰《孔子改制考》《大同書》等以為革新運動之理論的基礎。 康有為像 他從經學上說破孔子是一個「托古改制」[4]的思想家，發明「《春秋》三世」的學說。所謂「三世」，是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昇平世為「小康」，太平世為「大同」。[5]他以為漢朝以來的治法只是個「小康」之法，孔門另有「大同」的道理。而現在方為據亂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說大同。他根據了這個理論，號召同志，起來提倡變法維新。光緒十四年[6]他以布衣上書，陳說列強侵略中國的危狀，請取法歐、美、日本，實行改革，為大臣所阻。中日之戰將要講和的時候，他恰在北京會試，便糾合各省到京會試的舉人一千三百餘人，上萬言書，主張遷都續戰，力陳變法維新之不可再緩。這就是轟傳一時的「公車[7]上書」。時大學士翁同龢以皇帝的師傅兼軍機大臣，贊助康有為的主張，德宗看了奏章也很為感動，便密命翁同龢擬詔勅十二道，將頒布維新政令，為慈禧太后所發覺，翁同龢貶官，康有為南歸，事遂中止。光緒二十三年[8]，德人強租膠州灣，康有為時任工部主事，又上書言變法，仍為長官所阻。但康有為的理論和主張，雖不為朝廷所容，已得一部分官僚和士大夫的信仰。他初創強學會於北京，後被封閉。他的弟子梁啓超復創《時務報》於上海，竭力鼓吹變法自強。各地方受其影響，學會紛起，報館林立，頗具一部分在野的勢力。光緒二十四年，恭親王奕訢[9]死，御史楊深秀、侍讀徐致靖先後上書請定國是。［清德宗的實行變法］德宗本已決心變法，但被做慈禧太后耳目的奕訢等所阻，現在奕訢已死，少了一個監視他、掣肘他的人，便毅然召見康有為，任命他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許他專摺奏事。不久，又擢用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入軍機處，命參預新政。自夏初至秋初三四月內，所下實行新政的上諭凡數十道，如廢八股，興學堂，行保甲，裁汰冗官，變更兵制，開辦中國通商銀行，設礦務，鐵路及農工商局於京師，命各省設商會，上海設總商會等，都是比較重要的設施，使中外耳目，為之一新。但舊派對於新政本來懷疑，對於新黨十分妒忌。初則設法把持，使新法不能施行，繼而慫恿太后，請她重行聽政。德宗見形勢不利，便召袁世凱入京，加官為侍郎，命他專辦練兵事務，使譚嗣同傳密諭，命他奪取直隸總督榮祿的兵權。袁世凱見舊黨勢盛，怕自己因附新黨而失敗，回到天津，竟向榮祿告密。榮祿本是慈禧太后的爪牙，得了這消息，立即進京，藉口新黨將謀害太后，即奉太后回宮聽政，把德宗軟禁於瀛台。［維新運動的失敗與六君子的被殺］一面捕殺新黨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及康有為之弟康廣仁、御史楊深秀等六人，——即所謂「六君子」——即行斬首。康有為事前奉德宗命往上海督辦官報局，尚在途中，榮祿發電各處截拿，幸上海英領事派人在吳淞口救至英國軍艦，梁啓超在北京，亦由日本領事護送出關，二人都逃往海外。當時與新黨有關的，都被牽連，受充軍或革職的處分。同時下詔停辦一切新政。這個事變，歷史上稱為「戊戌政變」。 當時新黨被處分的：禮部尚書李端棻、戶部侍郎張蔭桓發遣新疆；禮部侍郎徐致靖永禁詔獄；湖北巡撫曾鉌，湖南巡撫陳寶箴，編修徐仁鑄、徐仁鏡，三品卿衛黃遵憲，四品京堂王照、江標，庶吉士熊希齡，詹事府少詹事王錫蕃，六部員外郎李岳瑞，吏部主事陳三立，刑部主事張元濟等都革職。 戊戌政變失敗後，康梁在海外組織保皇會，勾結會黨，秘密活動，並注意於宣傳工作，由梁啓超在日本橫濱發行《清議報》和《新民叢報》，竭力鼓吹君主立憲，頗具有一部分的勢力。［清廷預備立憲的經過］日俄戰後，一般士大夫鑒於日以立憲而勝，俄以專制而敗，遂紛紛贊成立憲派的主張，一時要求清政府立憲，成為最有力的輿論。慈禧太后想緩和民氣，於光緒三十一年[10]，派載澤[11]等出洋考察憲政，表示預備立憲。載澤等至歐、美、日本考察結果，一致贊成改行立憲政體。清廷乃下詔預備立憲，逐漸改革官制，修訂法律，興辦學堂，頒定資政院和各省諮議局章程，發布立憲大綱等。這些雖是清廷的敷衍政策，但一部分士大夫的立憲運動更因此而風起雲湧，不可遏制，清廷乃於光緒三十四年下詔明定預備立憲期限為九年。是年德宗及慈禧太后先後崩，溥儀嗣位，由醇親王載灃[12]攝政。明年為宣統元年，各省諮議局成立。江蘇諮議局議長張謇，發起聯合各省諮議局，在上海組織國會請願同志會。是年各省代表孫洪伊等三十四人入京請願，清廷不許。又明年，民黨汪兆銘行刺攝政王事件發生，立憲派乘機向清廷作第二次的請願，又未得許可。是年參政院成立，各省代表又為第三次請願，清廷不得已，將九年期限縮短為五年。但這又是清廷的拖延政策，所以它一面允許縮短立憲年限，一面卻將東三省代表押送回籍。不久，因天津人溫世霖在籍組織第四次請願團，清廷就將他逮捕，發往新疆。於是立憲派中的覺悟分子多傾向於左翼的革命運動了。 政治的改革不是用「請願」手段所能達到的。［由立憲運動到革命運動］同時政府到了不受大多數民眾的擁護時。它雖用盡了高壓手段或敷衍政策，終究要被推翻的。清朝末年的立憲運動，完全是一班怕徹底改革的士大夫們的改良主義，而清朝的允許立憲，也完全是一種敷衍政策。但時勢的亟變，已失去了大多數人民的信仰的清朝，決不是改良主義或敷衍政策所能挽救了。所以不多幾時，如火如荼的革命軍便在武昌爆發，把統治中國二百多年的清朝摧枯拉朽地推翻了。 * * * [1]公元一八九八年。 [2]梁啓超，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 [3]相傳漢武帝末年，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於壞壁中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見《漢書·藝文志》。 [4]改制，是改革制度的簡稱。 [5]所謂「大同」「小康」，見《禮記·禮運篇》。 [6]公元一八八八年。 [7]《後漢書·丁鴻傳》：「詔征鴻至，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註：「公車，署名，公車所在，因以名。」蓋漢時應徵之人，都由公家以車遞送，即古之所謂「乘傅」，清之所謂「馳驛」。清時舉人入京會試，稱公車，本此。 [8]公元一八九七年。 [9]奕訢，清宣宗第六子。 [10]公元一九〇五年。 [11]載澤，清之宗室。 [12]載灃是溥儀的生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