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 第二十一章 對預言的評價

構成馬克思歷史預言之基礎的論證是無效的。他想從觀察當代經濟的趨勢出發，推出預言式的結論，這種創造性的嘗試已經失敗。它所失敗的原因，不在於論證的經濟基礎不充分。馬克思對當代社會的社會學的和經濟的分析，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片面的。然而，撇開其偏見不論，就它們都具有描述性而言，則是優秀的。作為一名預言家，馬克思失敗的原因，完全在於歷史主義的貧乏，在於這一簡單的事實，即，即使我們觀察今天所表現的歷史趨勢或傾向，我們也不可能知道，它明天是否會有同樣的表現。 我們應該承認，馬克思透徹地看到許多事情。如果我們只考慮他的預言，即如馬克思所了解的，無約束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可能持續得太長，其辯護士認為它會永遠持續是錯誤的，那麼，我們就應該說他是正確的。他主張，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轉變成一種新的經濟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階級鬥爭」，即工人的聯合造成的，這也是對的。然而，我們不應該走過了頭。說什麼馬克思以另一種名義即社會主義，預言了新制度即干預主義。[1]真實情況是，他根本沒有暗示前面將存在什麼。他所說的「社會主義」完全不同於任何形式的干預主義，甚至不同於俄國的形式；因為他堅決認為，即將來臨的發展會消除國家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影響，而干預主義卻無處不在擴大這種影響。 既然我是在批評馬克思，並在某種程度上讚揚民主的零星的干預主義（尤其是第十七章第七節解釋的制度上的干預主義），我想澄清的是，我非常同情馬克思減少國家影響的期望。無疑，干預主義的最大危險——尤其是一切直接干預的危險——是導致國家權力和官僚制度的增強。大多數干預主義者都沒有留意到這點，或是對之視而不見，這就更增加了危險性。然而，我認為，一旦堅定地正視這種危險，控制它是可能的。因為，這不過是一個社會工藝學和社會零星工程學的問題。然而，由於它構成對民主的威脅，因此，重要的是要儘快解決它。我們應該不僅要為安全作計劃，還要為自由作計劃，原因莫過於，只有自由才能確保安全。 然而，讓我們返回到馬克思的預言。他認為已經發現的歷史趨勢之一，似乎是它比其他事情更具有持久的特徵；我指的是生產資料積累的趨勢，尤其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趨勢。誠然，似乎這一趨勢會持續一段時間，當然，如果我們能夠繼續保持文明發展的話。然而，馬克思並不只是承認這一趨勢及其「文明的方面」，他還認清了它固有的危險。尤其是，儘管有幾位前輩，例如傅立葉，[2]馬克思卻是最早強調「生產力的發展」（他在其中看到資本的歷史使命和正當性[3]）和信貸制度（它似乎刺激了工業主義的迅速發展，即貿易循環的來臨）之間是有聯繫的人之一。 馬克思本人的貿易循環理論（上一章的第四節討論過）或許可以解釋如下：即使自由市場的固有規律真的能夠造成一種充分就業的趨勢，那麼，每次逼近就業，即勞動短缺，都會刺激越來越多的發明家創造並引進新的節省勞動的機器，從而把失業和蕭條提高到（短暫的繁榮之後的）新的波峰，就也是真的。這個理論是否包含真理，以及包含多少真理，我並不知道。正如我在上一章說過的，貿易循環理論是一個十分困難的主題，也是我不想涉及的主題。然而，由於馬克思的論點，即生產率的提高是有助於貿易循環的因素之一，在我看來很重要，請允許我引申一些十分明確的思考以支持它。 下述所排列的可能發展當然很不完備；然而，它的建構方式是，每當生產率提高時，至少下述發展之一，有時可能是多種發展，必然會開始，並且必然會推進到足以平衡生產率的提高的程度。 （A）投資增加，也即是說，這種資本商品被作為加強生產其他商品的力量而生產（由於這會導致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資本商品不可能長期獨自平衡其結果）。 （B）消費增加——生活水平提高：（a）整個人口的生活水平提高；（b）其中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例如，一定階級的生活水平提高）。 （C）勞動時間減少。（a）每天的勞動時間減少；（b）非產業工人的人數增加，以及尤其是（b1）科學家、醫生、藝術家和商人等增加。（b2）失業工人的人數增加。 （D）生產商品而非消費商品的數量增加。（a）消費商品被摧毀；（b）資本商品沒被使用（工廠閒置）；（c）消費商品（A）類（例如武器）以外的商品被生產；（d）勞動被用作摧毀資本商品（以及因此而降低生產率）。 我是這樣來排列這些發展的——當然這種排列也能得到詳細說明——直到虛線即（C，b1）為止，這些發展一般被認作是合乎需要的。而從（C，b2）往下，出現的是那些通常被認作不合需要的發展；它們預示著蕭條，軍火製造和戰爭。 現在很清楚，由於（A）類不能獨自恢復商品平衡，儘管它可能是非常重要的要素，某一種或幾種其他發展必然介入。而且，似乎有理由假定，如果沒有制度作保障，把合乎需要的發展推進到足以平衡提高了的生產率的程度，一些不合乎需要的發展就會開始。然而，所有這些，或許除了軍火生產之外，都具有可能導致（A）類銳減的特徵，這必然使形勢嚴重惡化。 雖然上述這些思考可以解釋極權國家在戰勝失業方面的成就，但我並不認為，它們能夠「解釋」（就這詞的任何意義上說）軍火或戰爭。雖然它們或許可以將某些事情歸功於這種解釋（其中信貸和貨幣可能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不認為它們能夠「解釋」貿易循環；因為，例如（A）類的減少可能相當於貯藏了那些本來要投資的儲備——一個被廣泛討論的重要因素。[4]馬克思主義的利潤率下降的規律（如果這個規律根本站得住腳[5]）也能對貯藏的解釋提供某種暗示，這並不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假定一個快速積累時期能夠導致這種下降，就有可能阻撓投資、鼓勵貯藏、減少（A）類。 然而，所有這些都不是貿易循環理論。貿易循環理論有不同的任務。其任務是解釋，自由市場制度作為一種高效率的平衡供求的工具，為何不能防止蕭條，[6]即生產過剩或消費不足。換言之，我們必須表明，市場的買賣，像一種我們的行動不想要的社會反應一樣，[7]造成了貿易循環。馬克思主義的貿易循環理論的著眼點即在此；這裡所概括的對生產率提高的總趨勢之結果的思考，至多只能補充貿易循環理論。 對這一切有關貿易循環的思考所取得的成績，我並不想作評判。然而，我顯然明白，即使在現代理論看來它們迄今已被完全取代，然而它們還是很有價值的。單是馬克思廣博地涉及這一問題的事實，就應該讓他享有極高的榮譽。隨著時間的推移；至少他這方面預言的大部分已被證實；生產率提高的趨勢在繼續，貿易循環在繼續；或許正是貿易循環的繼續導致了干預主義的反對措施，從而導致對自由市場制度進一步限制；這一發展證實了馬克思的預言，即貿易循環必然是造成無約束的資本主義制度崩潰的因素之一。對此，我們必須補充另一條成功的預言，即工人的聯合在這個過程中是另一個重要因素。 從所列舉的這些重要的、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預言來看，說歷史主義貧乏有根據嗎？即使馬克思的歷史預言只取得局部的成功，我們當然也不能隨便取消他的方法。對馬克思成功的深入觀察表明，導致他成功的並不是其歷史主義的方法，而一直是制度學分析的方法。因此，引出資本家被迫通過競爭提高生產率這一結論的，並不是歷史主義的分析，而是一種典型的制度學分析。馬克思建立貿易循環理論和剩餘人口理論的基礎，是一種制度學分析。甚至階級鬥爭的理論也是制度學的；是控制財富和權力的分配之機制的組成部分，是使廣泛意義上的集體議價成為可能的機制的組成部分。在這種制度學分析中，沒有可供典型的歷史主義的「歷史發展規律」、階段、時期或趨勢發揮任何作用的餘地。另一方面，在馬克思較為雄心勃勃的歷史主義結論中，他的「不可抗拒的發展規律」和「不能逾越的歷史階段」，沒有一條證明是成功的預言。只是就馬克思分析過各種制度及其功能而言，他才是成功的。相反的情形也是真的：馬克思的較為雄心勃勃和橫掃一切的歷史預言，沒有一條屬於制度學分析的範圍。無論在哪裡通過這種分析進行支持它們的嘗試，推演都是無效的。誠然，同馬克思本人的高標準相比，這些橫掃一切的預言都停留在一種十分低的理智水平上。它們當然不僅是一堆充滿幻想的思維，而且也缺乏政治想像力。粗略地說，馬克思具有他那個時代的工業家，即「資產階級」的信念，即信仰進步的規律。誠然，黑格爾、孔德，以及馬克思和穆勒的這種樸素的歷史主義的樂觀主義，並不比柏拉圖和斯賓格勒的悲觀主義的歷史主義缺少迷信色彩。它對預言家是一種很壞的精神素質，因為它必然束縛歷史的想像力。誠然，有必要承認，在人類事務中一切都可能發生，這是一切無偏見的政治學觀點的原則之一；尤其是，從可能違背所謂人類進步的趨勢或者任何其他所謂「人性」的規律的基礎上，並不能把可以設想的發展驅逐掉。H.A.L.費舍爾寫道：「進步的事實被明白而又慷慨地記錄在歷史的頁碼上；然而進步並不是一種自然的規律。一代人所獲得的基礎，可能被另一代人喪失。」[8] 依照一切都可能發生的原則，值得指出，馬克思的預言可能也能實現。像19世紀進化論的樂觀主義這樣的信念，可能成為強大的政治力量；它能夠有助於促成預言過的事情。因此，即使一種正確的預言，也不一定就能作為一種理論及其科學特徵的證明輕易被人接受。毋寧說它是理論的宗教特徵的結果，是對宗教信仰能夠在人之中喚起力量的證明。在馬克思主義中，宗教的因素尤為明顯。在工人苦難深重和落魄的時候，馬克思的預言為他們提供了堅信自己的使命、堅信自己的運動能夠為全人類準備美好未來的令人鼓舞的信仰。回顧1864年至1930年的事情經過，我認為，若不是馬克思放棄研究社會工藝學這一某種程度上的偶然事實，歐洲的事務可能已經發展成非集體主義型的社會主義。就俄國和中歐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言，為社會工程學和設計自由所做的詳盡準備，或許導致了明顯的成功，令開放社會的一切友人感到信服。然而，這並不是對科學預言的證明。它或許是宗教運動的結果——信仰人道主義，以及為改造世界的目的而批判運用我們的理性的結果。 然而，事情的發展卻不同。馬克思信條中的預言因素在其追隨者的心中占了優勢。它將其他事情推到一旁，排除了冷靜而批判的判斷力，摧毀了我們用理性能夠改變世界的信念。馬克思的教誨中所剩下的只有黑格爾的神諭哲學，這種哲學以馬克思主義的面具威脅要渙散爭取開放社會的鬥爭。 * * * [1] 參閱第十七章第205頁注②和第十八章第236頁注及正文。 [2]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傅立葉早就發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惡性循環」；參閱《馬克思主義手冊》第287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0頁）。 [3] 參閱《馬克思主義手冊》第527頁（即《資本論》德文版，第3卷，第1章，第242頁）。 [4] 例如參閱帕克斯《馬克思主義——驗屍》第102頁以下。 [5] 這是一個我希望公之於眾的問題。 [6] 這個觀點已為我的同事G.G.F.西姆金教授在討論中所強調。 [7] 參閱第十四章第164頁注①和第十七章第202頁注②的結尾。 [8] 參閱費舍爾《歐洲史》序言，1935年，第1卷，第vii頁。這段話在第二十五章第427頁注①中有更全面的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