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 第二十章 資本主義及其命運

依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本主義正在經受著內在矛盾的陣痛，這些矛盾威脅著要造成它的毀滅。對這些矛盾和它們強加給社會的歷史運動的詳細分析，構成馬克思預言式論證的第一步。這一步在他的整個理論中不僅是最重要的，它也是馬克思花費最多精力的一步，因為實際上《資本論》的整個三卷（原版超過2200頁[1]）都用於闡釋它。它也是論證中最不抽象的一步，因為它建立在對他的時代的經濟制度——無約束的資本主義[2]——的描述性的分析之上，並受到統計學的支持。正如列寧所指出的：「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要轉為社會主義社會這個結論，馬克思完全是從現代社會的經濟的運動規律得出的。」 在繼續詳細解釋馬克思預言式論證的第一步之前，我想以很簡要的形式描述一下它的主要思想。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競爭迫使資本家倉促行動。它迫使資本家積累資本。這樣做，他就違背了自身的長期的經濟利益（因為資本的積累易於造成他的利潤下降）。但是，雖然違背他自身個人的利益，他卻在為歷史發展的利益而工作；他不知不覺地為經濟進步和社會主義而工作。這應歸於以下事實，即資本的積累意味著：（a）不斷增長的生產率；財富的不斷增長；財富集中有少數人手中；（b）窮人和苦難的不斷增長；工人的工資僅夠維持生計或者不致餓死，由於工人過剩，即所謂「產業後備軍」的存在，使工資維持在最低可能的水平。貿易周期會隨時阻撓過剩的工人被不斷發展的工業吸收。即使資本家想這樣做，這也是他們無法改變的；因為他們的利潤率下降，會使他自身的經濟地位不太穩定，以致難以採取任何有效的行動。這樣，儘管資本主義積累促進了通往社會主義的技術、經濟和歷史的進步，它卻變成一種自殺性的和自我矛盾的選擇。 一 馬克思預言式論證的第一步的前提，是資本主義競爭和生產資料積累的規律。結論則是財富和苦難同步增長的規律。我將從解釋這些前提和結論開始討論。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家之間的競爭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3]中分析的，如果能夠以低於競爭者所能予以接受的價格出售生產的商品，「競爭鬥爭」就能夠進行。馬克思解釋說，「競爭鬥爭是通過使商品便宜來進行的。在其他條件不變時，商品的便宜取決於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又取決於生產規模」。因為大規模的生產一般能夠使用較專門的和大批的機器；這就提高了工人的生產率，並允許資本家生產和低價出售產品。「因此，較大的資本戰勝較小的資本……競爭的結果總是許多較小的資本家垮台，他們的資本……轉入勝利者手中……」（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這一運動通過信貸體系得到更快的加速。） 依照馬克思的分析，所描述的這一過程，即因競爭而來的積累，有兩個不同的方面。其一是，資本家為了生存，不得不積累或積聚越來越多的資本；這實際上意味著，投入越來越多的資本，以購買越來越多和越來越新的機器，從而不斷地提高工人的生產率。資本積累的另一方面是，越來越多的財富集中到不同的資本家和資本家階級的手中；隨之而來的是資本家人數的減少，即一種馬克思稱作資本的集中[4]的運動（與純粹的積累或積聚不同）。 現在，在馬克思看來，競爭、積累和不斷增長的生產率這三個術語指明了一切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趨勢；當我把馬克思論證的第一步的前提描述為「資本主義競爭和積累的規律」時，它們正是我所暗指的趨勢。然而，第四和第五個術語，即積聚和集中則指明另一種趨勢，它構成馬克思論證第一步的結論的一部分；因為它們描述了一種財富不斷增長和越來越集中到少數人手裡的趨勢。但是，結論的另一部分，即苦難不斷增長的規律，只是通過一種非常複雜的論證達成。但在開始解釋這論證之前，我首先應該解釋這第二個結論本身。 正如馬克思所使用的，「不斷增長的苦難」這一術語可以意味著兩種不同東西。它可以用來描述苦難的範圍，即指，苦難蔓延的人數在增長；它也可以用來指人民受苦難的強度在增長。無疑馬克思認為，苦難在範圍和強度上都在增長。然而，這遠不是馬克思需要用來表達的觀點。為了預言式論證的目的，對「不斷增長的苦難」這一術語作寬泛的解釋是適當的（即使不是較好的[5]）；它是這一種解釋，即在它看來，當苦難的範圍增長時，苦難的強度可能增長，也可能不增長，但無論如何不會呈現任何明顯的下降。 但是，有一種進一步的和更為重要的評論需要做出。對馬克思而言，不斷增長的苦難基本上涉及一種對僱傭工人的不斷的剝削，這種剝削不僅表現在數量上，而且表現在程度上。此外，它涉及失業者——馬克思稱作（相對的）「過剩人口」或「產業後備軍」[6]——在痛苦和人數上的增長。然而，在這一過程中，失業者的職能必然是給僱傭工人造成壓力，因而有助於資本家竭力從僱傭工人那裡獲得利潤，以剝削他們。「產業後備軍」，馬克思寫道，[7]「隸屬於資本，就好像它是由資本出錢養大的一樣。過剩的工人人口不受實際增長的限制，為不斷變化的資本增殖需要創造出隨時可供剝削的人身材料。」他又說，「產業後備軍在停滯和半繁榮時期加壓力於現役勞動軍，在生產過剩和亢進時期又抑制現役勞動軍的要求」。對馬克思而言，不斷增長的苦難本質上就是對勞動力的不斷增長的剝削；因為失業者的勞動力如果不受剝削，他們在這一過程中就只能充當資本家剝削僱傭工人的不付報酬的助手。這個論點是重要的，因為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經常把失業指為證實苦難趨於增長這一預言的經驗事實之一；然而，只有當失業與對僱傭工人的不斷增長的剝削，即與長時間的工作以及較低的實際工資一同發生時，它才能被認為證實了馬克思的理論。 這可能足以解釋「不斷增長的苦難」一詞。但是，仍有必要對馬克思認為已經發現的不斷增長的苦難的規律做出解釋。我以此意指馬克思的整個預言式論證因之而定的理論；即這一種理論，它認為資本主義不可能去減輕工人的苦難，因為資本主義積累的機制使資本家經受強大的經濟壓力，如果不想屈從於這種壓力，他們不得不將它轉移給工人。這就是為什麼即使資本家想這樣做，他們也不可能妥協、不可能滿足工人的一切重要需求的原因；這就是為什麼「資本主義不能被改革，而只能被摧毀」[8]的原因。顯然，這條規律是馬克思論證的第一步的關鍵性結論。另一個結論，即財富不斷增長的規律是一件無害的事情，只要財富的增長為工人所分享是可能的。馬克思關於它是不可能的這一論點，因而將是我們進行批評分析的主題。但是，在對馬克思支持這一論點的論證繼續進行描述和批評之前，我要扼要地評論這一結論的頭一部分，即財富不斷增長的理論。 馬克思所觀察的財富的積累和積聚的趨勢，幾乎很難受到責疑。他的生產率不斷增長的理論在主要方面也是難以反對的。雖然一個企業增長生產率所發揮的利潤效果可能有限，但是機器改進和積累的利潤效果是無限的。然而，考慮到資本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趨勢，問題並不如此簡單。無疑，存在一種這樣發展的趨勢，我們可以同意，在無約束的資本主義體系下，這種趨勢的力量幾乎不存在。作為對無約束的資本主義的一種描述，對馬克思的這部分分析很難再說些什麼。但是，當作為一個預言來考慮時，它就很難站得住腳。因為我們知道，現在有許多立法能夠干預的手段。稅收制度和遺產稅就能夠用來抑制財富集中，並且它們就是這樣被使用的。雖然也許效果不大，但是反托拉斯的立法也可以被使用。要評價馬克思預言式論證的力量，我們必須考慮這種大的改進趨勢的可能性。正如在上一章一樣，我們必須宣布，馬克思把財富集中或資本家人數減少的預言建立在這一論證的基礎之上，是沒有說服力的。 在解釋了馬克思論證的第一步的主要前提和結論、並處理了頭一個結論之後，我們現在可以完全關注馬克思的另一個結論，即苦難不斷增長的預言式規律的由來。在馬克思嘗試確立這一預言時，有三種不同的思想傾向必須區分。在本章接下來的四部分中，它們將以下述標題得到探討：二、價值理論；三、過剩人口對工資的影響；四、貿易周期；五、利潤率下降的影響。 二 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它通常被馬克思主義者和反馬克思主義者視為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基石——在我看來是其很不重要的部分之一；誠然，我為何繼續探討它而不立即進入到下部分的唯一理由是，它普遍被認為是重要的，如果我因為與這種意見不同就不討論這一理論，我也就不能維護自己的理由。我想即刻澄清，在堅持價值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多餘部分時，我是在維護馬克思，而不是攻擊他。因為，毋庸置疑，許多指出價值理論本身十分脆弱的批評家，在主要方面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如果可以確立馬克思主義的關鍵的歷史政治政府能夠完全不依賴於這種爭論紛紜的理論而得到發展，即使他們錯了，這也只能加強馬克思主義的立場。 所謂勞動價值論[9]的觀念其實非常簡單，它是馬克思出於自己的目的、從他在其前輩（他尤其提到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那裡發現的提示中改造而來的。如果你需要一個木匠，你必須按時間為他計算酬勞。如果你問他，為什麼一定的工作會比另一個人的更貴，他會指出，在這件工作中投入了更多的勞動。除勞動之外，你當然必須支付買木料的費用。然而，如果你稍微更縝密地探究一下這件事情，那麼，你會發現，你間接地向涉及養林、砍伐、運輸和鋸解等的勞動支付了費用。這一思考提示了一種普遍的理論，你必須粗略地按照其中所含勞動量的比例，向為你付出的勞動或你要購買的任何商品支付費用。 我之所以說「粗略地」，是因為實際價格是波動的。但是，在這些價格的背後，總是存在，或者至少是呈現出某種更穩定的東西，即一種實際價格圍繞它發生振動的平均價格，[10]這種平均價格被命名為「交換價值」，或者更簡單地說，被命名為事物的「價值」。用這種普遍的觀念，馬克思把商品的價值定義為商品生產（或者商品再生產）所必需的平均勞動量。下一個觀念，即剩餘價值理論近乎同樣簡單。它也是馬克思從其前輩那裡改造而來（恩格斯斷定[11]——也許是錯誤的，但我將遵循他對這一問題的描述——馬克思的主要來源是李嘉圖）。剩餘價值理論，在勞動價值論的界限內，是一種回答這一問題的嘗試：「資本家是如何謀取利潤的？」如果我們假定，資本家工廠中生產的商品在市場上都以真實的價值，即依照其生產所必需的勞動量出售，那麼，資本家能夠謀取利潤的惟一方式，是付給工人比其生產的全部價值更低的工資。因此，工人收到的工資代表一種與他付出的勞動量並不相等的價值。我們因而可以把他的工作時間分為兩部分，即他用來生產與其工資相等的價值的時間，以及他用來為資本家生產價值的時間。[12]所以，我們可以把工人生產整個價值分為兩部分，後者被稱作剩餘價值。這種剩餘價值被資本家占有，並且是他的利潤的惟一基礎。 至此為止，故事是夠簡單的。然而現在提出了一個理論難題。為了解釋一切商品進行交換的實際價格，總價值理論被引進；還可以假定，資本家在市場上獲得產品的全部價值，即一種與用在產品上的總量時間相一致的價格。然而，看起來似乎是，工人並不能獲得他在勞動市場上出賣給資本家商品的全部價格。似乎是工人受騙了，或是遭竊了；無論如何，似乎工人沒有被按價值理論所假定的一般規律，即沒有被按（至少在一種初始的近似值上）受商品的價值決定的一切實際價值付給報酬。（恩格斯說，這個問題已被屬於馬克思稱作「李嘉圖學派」的經濟學家了解；他斷言，[13]他們沒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導致這一學派的解體。）這個難題看起來似乎有一個相當明確的解決辦法。資本家擁有對生產資料的壟斷，這種優越的經濟權力可以用於威脅工人達成違反價值規律的協議。但是，這種解決辦法（我認為它對這種情形完全是一種似乎有理的描述）徹底摧毀了勞動價值理論。因為它現在證明，一定的價格，即工資，並不符合、甚至在一種初始的近似值上也不符合它們的價值。這就開放了一種可能性，即基於同樣的理由，其他價格也可能是這樣。 這就是馬克思為從廢墟中拯救勞動價值論登台亮相時的情形。靠著另外的簡單而又明確的觀念的幫助，馬克思成功地表明，剩餘價值論不僅與勞動價值論一致，而且它能夠從後者嚴格地推演出來。為了達成這種推演，我們只有被迫詢問自身：確切地說，什麼是工人出賣給資本家的商品？馬克思的回答是：不是他的勞動時間，而是他的整個勞動力。資本家在勞動市場上購買或租借的是工人的勞動力。讓我們暫且假定，這種商品以其真實的價值被出售。它的價值是什麼呢？依照價值的定義，勞動力的價值是勞動力的生產或再生產所必需的勞動時間平均量。但是，顯然這只不過是生產工人（及其家庭）的生存資料所必需的時間。 因此，馬克思達成下述結論。工人的整個勞動力的真實價值等於生產他維持生存的資料所需要的時間。勞動力被以這種價格出賣給資本家。如果工人能夠比這工作更長，那麼，他的剩餘勞動就屬於其勞動力的買主或僱主。也即是說，勞動生產率越高，工人每小時就能生產得越多，維持他的生存的生產所需要的時間就越短，剝削他的時間就越多。這表明，資本主義剝削的基礎是高度的勞動生產率。如果有一天工人只能生產他自己的日常需要，那麼，不違背價值規律剝削就不可能存在；它就只有通過欺騙、盜竊或謀殺才可能。但是一旦通過引進機器，勞動生產率提高到如此的程度，以致一個人能夠生產遠遠超過他所需要的東西，那麼，資本主義剝削就成為可能。就每種商品（包括勞動力）都以它的真實價值進行買賣而言，剝削在「理想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才成為可能。在這樣的社會，剝削的不公正並不在於這一事實，即工人出賣的勞動力沒被支付「公平的價格」，而是在於這一事實，他是這樣的貧窮，以致他不得不出賣勞動力，而資本家卻富裕得足以大量購買勞動力，並從它獲得利潤。 通過這樣引出剩餘價值政府，[14]馬克思一度從廢墟中拯救了勞動價值政府；撇開這一事實，即我把整個「價值問題」（在價格圍繞「客觀的」真實價值振動的意義上）看作是不相干的悖論，我非常願意承認，這是第一流的理論成就。然而，馬克思所做的大大超過了拯救「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最初推進的理論。他令人驚訝地提出了剝削理論和解釋為何工人的工資趨於圍繞維持生存（或不致餓死）的水平而振動的理論。馬克思的最大成就是，他現在能夠對趨於接受自由主義的合法外衣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事實，提出一種解釋，即一種與他的法律體系的經濟理論相一致的解釋。因為這一新的理論使他得出這一結論，即一旦新機器的引進成倍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就有產生新的剝削形式的可能性，這種形式用自由市場代替了野蠻的力量，並建立在對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自由的「形式的」遵守之上。他斷定，資本主義體系不僅是一種「自由競爭」的體系，而且它還靠「剝削其他人的但卻在形式的意義上是自由的勞動來維持」。[15] 對我而言，要在這裡詳細說明馬克思對價值理論所做的一系列事實上令人驚訝的運用，是不可能的。然而這也是不必要的，因為我對這一理論的批評將會指明能夠把價值理論從所有這些探討中清除的方式。我現在就要引申這種批評；其主要論點是：（a）馬克思的價值理論並不足以解釋剝削；（b）為這種解釋所必需的附加假定過於充足，以致價值理論被證明是多餘的；（c）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是一種本質主義的或形上學的理論。 （a）價值理論的基本規律是這一種規律，即一切商品（包括工資）的價格實際上是由其價值決定的，或者更確切地說，他們至少在初始的近似值上與它們生產所必需的勞動量是相稱的。現在這種「價值規律」（正如我所能稱它的）即刻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會有這種情形？顯然，既不是商品的買方，也不是賣方能夠一眼看出，它的生產需要多少小時，即使他們能夠看出，這也不能解釋價值規律。因為很清楚，買方只不過盡其可能買得便宜，賣方則盡其可能地要價。似乎是，這應該是一切市場價格理論的基本假定之一。為了解釋價值規律，我們的任務將是表明，買方為何不可能低於商品的「價值」成功地買到東西，賣方不可能高於商品的「價值」成功地出售東西，這個問題多少清楚地被那些堅信勞動價值論的人看到，他們的答覆就是如此。為了簡化的目的，為了獲得一種初始的近似值，我們可以假定完全自由的競爭。鑒於同一理由，讓我們只把這種商品視為能夠以實際上不受限制的量被製造（只要勞動是有效的）。現在讓我們假定，這種商品的價格高於它的價值；這將意味著，在這種特殊的生產部門可以獲得額外的利潤。它將鼓勵各種製造商生產這種商品，而競爭就會降低價格。相反的過程則會導致以低於其價值出售的商品的價格的增長。因此，將會發生價格振動，這些振動將趨於圍繞商品的價值這個中心。換言之，它是一種供求機制，在自由競爭的條件下，這種供求機制趨於對價值規律施加壓力。[16] 類似這樣的思考經常可以在馬克思那裡發現，例如，在《資本論》第3卷中，[17]他試圖解釋為什麼對不同的製造部門的所有利潤而言，存在一種達成近似值，以及使自身接近一定的平均利潤的趨勢。在第1卷中，它們也被用來特別指明，為什麼工資被保持在較低的、近乎維持生計的水平，或者被保持在同樣可以說僅夠不致餓死的水平。顯然，如果工資低於這種水平，工人實際上就會餓死，勞動力在勞動市場上的供應就會消失。但是，只要人還活著，他們就會生產；馬克思試圖詳細指明（正如我們在第四部分將會看到的），資本主義積累的這種機制為什麼必然會創造過剩人口，即產業後備軍。因此，只要工資能夠保持在不致餓死的水平，在勞動市場上，就總會有不僅是足夠的，而且是過剩的勞動力的供應；依照馬克思，阻止工資提高的就是這種過剩的供應：「產業後備軍……加壓力於現役勞動軍……因此，過剩人口是勞動供求規律藉以運動的背景。它把這個規律的作用範圍限制在絕對符合資本的剝削欲和統治欲的界限之內。」[18] （b）現在，這段話表明，馬克思本人了解以一種更具體的理論支持價值規律的必要性；這種理論要能表明，在任何特定情形下，供求的規律如何造成必須予以解釋的結果；例如不致餓死的工資。然而，如果這些規律足以解釋這些結果，那麼，我們就根本不需要勞動價值理論，不論它是否具有一種站得住腳的初始的近似值（我並不認為它具有這種近似值）。而且，正如馬克思了解的，供求的規律對解釋一切這類並不存在自由競爭的情形都是必要的，因而他的價值規律在其中顯然不起作用；例如，在壟斷能夠用作使價格不斷保持高於「價值」的地方就是如此。馬克思把這種情形視為例外，這很難說是正確的觀點；然而也能出現這種情形，壟斷不僅表明供求的規律對補充他的價值規律是必要的，而且它們也能更一般地運用。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像馬克思那樣假定一種自由的勞動市場和一種長期存在的過剩的勞動供應，顯然，供求的規律對解釋一切「剝削」現象——也即更確切地說，解釋馬克思觀察到的與企業家的財富並存的工人的苦難，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充分的（馬克思的這種過剩供應的理論在下述第四部分將得到更全面的討論）。正如馬克思表明的，十分明顯，工人在這種情形下不得不工作較長的時間以換取較低的工資，換言之，不得不承認資本家「占有自己勞動成果的最佳部分」。這種嘗試性的論證——它構成馬克思自身的論證的一部分——甚至無須提及「價值」一詞。 因此，價值理論證明是馬克思的剝削理論的完全多餘的部分；這獨自地提出了價值理論是否真實的問題，但是，假定我們接受過剩人口理論的話，在消除價值理論之後，仍然保留的馬克思剝削理論的那部分無疑是正確的。在國家不能對財富進行再分配的情形下，過剩人口的存在必然導致不致餓死的工資，導致引發生活水平的差異，無疑是真實的。 （並非如此清楚，且馬克思亦未予以解釋的情形是：為什麼勞動的供應會繼續超過需求。因為，如果「剝削」勞動是如此有利可圖，那麼，資本家如何不被迫藉助競爭通過僱傭更多的勞動提高利潤？換言之，他們為何不在勞動市場上彼此競爭，因而將工資提高到他們開始不再有足夠的利潤的水平，以便不再能談論剝削呢？馬克思興許會回答——參見下述第五部分——「因為競爭迫使他們把越來越多的資本投向機器，因此，他們不可能提高他的用作工資的那部分資本。」然而，這個回答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因為即使他們把資本用於機器，只要通過購買勞動去建造機器，或是通過引起其他人購買此類勞動以便提高勞動的需求，他們才能做到這點。基於這種理由，似乎馬克思觀察到的「剝削」現象，正如他所認為的那樣，不能歸因於完全的競爭的市場機制，而應歸因於其他因素——尤其應歸於低生產率和不完全的競爭市場的混合狀態。）然而，對這一現象的詳細和令人注意的解釋[19]似乎仍不存在。 （c）在告別這種價值理論及其在馬克思的分析中所發揮的作用之前，我想對它的另一方面作一點簡明評論。所謂在價格背後存在某種東西，存在一種價格只是其「表現形式」[20]的實在或真實的價值。這一總的觀念——它不是馬克思的發明——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柏拉圖唯心主義區分隱秘的本質或真實的實在與偶然的表象或虛妄的表象的影響。必須指出，馬克思極力[21]要摧毀客觀的「價值」的這種神秘特徵，然而他沒有成功。他試圖變得實在，只把某種可觀察的和重要的東西——勞動時間——作為以價格形式呈現的實在來接受；不能懷疑生產一件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即馬克思的「價值」是件重要的東西。這樣，我們是否能夠把這些勞動時間稱作商品的「價值」，當然就成了一個純粹的詞句問題。尤其當我們與馬克思一樣假定勞動生產率不斷增長時，這一術語可能具有極大的誤導性和奇特的非現實性。因為馬克思本人指出過，[22]隨著生產率的增長，一切商品的價值也會減少；因此，隨著工資和利潤的「價值」，即用於它們的時間的減少，實際工資和實際利潤，即工人和資本家各自消費的商品卻可能增長。所以，每當我們發現實際的進步，諸如縮短工時以及工人生活標準的極大改善（即使以黃金計算，與現金高收入根本無關係[23]），那麼工人可能同時會痛苦地抱怨，馬克思的「價值」、他們的收入的真實的本質或實在消失了，因為商品生產所必需的勞動時間已經減少（某種類似的抱怨可能會由資本家提出）。所有這些都獲得馬克思本人認可；它表明，價值這一術語具有何等的誤導性，它如何幾乎不能代表工人的真實的社會經驗。在勞動價值論中，柏拉圖的「本質」完全變得與經驗分離……[24] 三 在消除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之後，我們當然能夠仍舊保留馬克思對過剩人口給僱傭工人的工資所造成的壓力的分析［參見第二部分中（a）的結尾］。不容否認，只要存在自由的勞動市場和過剩人口，即廣泛和長期的失業（可以無須懷疑，失業在馬克思以來的時代發揮了作用），那麼，工資就不能夠增長到高於不致餓死的水平；在同一前提下，隨著上述積累理論的發展，儘管沒能在主張苦難不斷增長的規律方面得到證實，馬克思斷言在一個高利潤和財富不斷增長的世界裡，不致餓死的工資和苦難的生活是工人的永恆命運，這點是正確的。 我認為，即使馬克思的分析有缺陷，他解釋「剝削」現象的努力卻值得最大的尊敬［正如在上述部分（b）的結尾所提到的，迄今為止似乎根本不存在實際上令人滿意的理論］。當然，應該指出，當馬克思預言他所觀察到的條件如果不被革命所改造、就註定是永恆的時，他是不正確的；當他預言這些條件會越來越糟時，就更不正確了。事實已經駁斥了這些預言。而且，如果他能夠承認他的分析只對一種無約束的、非干預主義的體系有效，即使如此，他的預言式論證也是沒有說服力的。因為依照馬克思自身的分析，只是在一種勞動市場是自由的體系條件下——即在一種完全無約束的資本主義中，苦難不斷增長的趨勢才發揮作用。然而，一旦我們承認工會、集體議價和罷工的可能性，那麼，這一分析的前提就不再適用，整個預言式論證就會坍塌。依照馬克思自身的分析，我們不得不期望，這種發展要麼受到壓制，要麼相當於一場社會革命。因為集體議價能夠通過建立一種勞動的壟斷反對資本；它能夠避免資本家為保持低工資的目的使用產業後備軍；這樣，它就能夠迫使資本家自身滿足於較低的利潤。我們在此看到為什麼「工人們，聯合起來！」的號召，從馬克思的觀點看，確實只是對無約束的資本主義的可能的惟一回答。 然而，我們也看到，為什麼這種號召必然展現了國家干預的總問題，它為什麼可能導致無約束的資本主義的終結，導致一種干預主義[25]的新制度（它可以朝非常不同的方向發展）。因為資本家認為工會必然危及勞動市場上的競爭自由，他們要反擊工人實行聯合的權利，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非干預主義面臨著這一困難（它構成自由的悖論的一部分[26]）：國家應該維護何種自由？無論採取哪一種決定，它在經濟環境的領域，都只能導致國家干預、導致有組織的政治權力、國家和工會的使用。在任何條件下，不論這種責任是否被自覺接受，它都只能導致國家的經濟責任的擴大。這意味著，馬克思的分析賴以建立的種種假定都必須消失。 因此，苦難不斷增長的歷史規律的推衍是無效的。所保留下來的是一種一百多年前就流行的對工人的苦難的動人描述，一次藉助於我們可以像列寧[27]那樣稱作馬克思的「現代社會的運動的經濟規律」（也即一百多年前無約束的資本主義的運動的經濟規律）對它進行解釋的勇敢嘗試。然而，就它被意指一種歷史預言，就它被用來推斷一定的歷史發展的「不可避免性」而言，這種推衍是無效的。 四 馬克思的分析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一事實，即從他的時代直到我們今天，過剩人口實際上一直存在著（正如我先前所說的，這是一個幾乎尚未得到令人真實滿意的解釋）。然而，迄今為止，我們尚未討論馬克思支持其論點的論證：一直製造過剩人口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機制本身，它需要過剩人口降低僱傭工人的工資。然而，這種理論不僅是本質上有獨創性和有趣；它同時包含了馬克思的貿易周期和總蕭條的理論（一種明顯影響了馬克思的預言的理論）：由於資本主義必須產生難以忍受的苦難，資本主義體系一定會崩潰。為了儘可能充分地說明馬克思的理論，我對它稍略做了一點改動[28]（即引進了兩種機器的區分，一種用於生產的純粹擴張，另一種用於生產的強化）。可是，這種改動無須引起馬克思主義讀者的懷疑；因為我並不想從根本上批判這一理論。 修改過的過剩人口和貿易周期理論可以概括如下。資本積累意味著資本家將一部分利潤用於新的機器；這可以被表述為，他只有一部分實際利潤存在於消費品之中，而其他部分存在於機器之中。這些機器可以依次要麼被用於工業的擴張，要麼被用於建新工廠等，或者它們可能通過提高現存工業的生產率而被用於強化生產。前一種機器使增加就業成為可能，後一種機器具有使工人過剩——在馬克思時代這一過程被稱作「使工人閒散」——的結果（今天它有時被稱作「技術性失業」）。現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機制，正如修改過的馬克思主義的貿易周期理論所設想，大略就是這樣運行的。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假定，鑒於這樣或那樣的理由，存在一種對工業的普遍解釋，那麼，一部分產業後備軍將會被吸收，勞動市場的壓力將有所緩解，工資將會表明一種上升趨勢。一個繁榮期就會開始。然而，工資上升之時，強化生產和先前不能贏利的一定的機器改進，由於低工資，就會變得可以贏利（即使這種機器的成本將開始上漲）。因此，機器所引起的更多這種「使工人閒散」的機器就會被生產出來。只要這些機器還處於生產過程中，繁榮就會繼續，或是增長。但是，一旦新的機器本身開始進行生產，情形就會改變（依照馬克思的說法，這種變化被利潤率的下降所加重，在下述第五部分將被討論）。工人被「安置為閒散」，即註定要挨餓。然而，許多消費者的消失必然會導致國內市場的崩潰。結果是，在擴展工廠中，大量的機器變得閒置起來（首先是效率不高的機器），這將導致失業的進一步增加和市場的進一步崩潰。現在很多機器被閒置的事實意味著，很多資本變得無價值，不少資本家不能履行自己的職責；因此，金融危機就會發展起來，這將導致資本商品的生產的完全停滯，等等。然而，當蕭條（或者像馬克思那樣稱之為「危機」）發展時，復甦的條件又開始成熟。這些條件主要在於產業後備軍的增長以及工人隨之準備接受不致餓死的工資。憑藉非常低的工資，生產變得即使以蕭條的市場上的低價格也能夠贏利；一旦生產起動資本家就重新開始積累、購買機器。由於工資非常低，資本家發現，使用這種使工人閒散的新機器（也許當時發明了），尚不能贏利。首先他寧願購買可擴大生產計劃的機器。這逐漸導致就業的擴大和國內市場的復甦。繁榮再次來臨。因此，我們又回到自己的出發點，周期結束，過程重又開始。 這就是修改過的馬克思主義的失業理論和貿易周期理論。正如我所允諾的，我將不對它進行批評。貿易周期理論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我們當然還對它了解得不夠（至少我不了解）。很可能所概括的理論是不全面的，尤其是，諸如局部建立在信用創新和儲備結果之上的金融體系的存在方面，並沒有予以充分的考慮。然而，無論這會怎樣，貿易周期並不是一個能夠輕易地經常討論的事實，把其重要性作為一個社會問題來強調，是馬克思的最大的功績之一。但是，儘管所有這些都應該承認，我們也可以批判馬克思試圖建立在貿易周期理論之上的預言。首先，他斷定：蕭條將不僅在範圍上，而且在工人受苦的強度上變得不斷惡化。然而，他並沒有提供論證支持這點（也許除了即將予以討論的利潤率下降的理論之外）。如果我們看看現實的發展，那麼我們必定會說，結果是可怕的，尤其是失業的心理結果，即使在那些工人現在辦了失業保險的國家也是如此，更毋庸置疑在馬克思的時代工人的境況相對說來更為惡劣。然而，這並不是我的主要論點。 在馬克思的時代，沒有誰思考過現在被稱作「反周期政策」的國家干預的技術；誠然，這種思想對無約束的資本主義體系一定是完全陌生的（然而，即使在馬克思的時代之前，我們也發現了懷疑、甚至是探討大蕭條時期英國銀行的信貸政策的智慧的開端[29]）。但是，失業保險意味著干預，因而意味著國家的責任的增長，它有可能導致反周期政策的實驗。我並不認為，這些實驗應該必然是成功的（儘管我認為，這一問題可能最終證明並不如此困難，尤其是瑞典，[30]在該領域已經指明什麼可以做）。我要著重強調，不可能通過零星的措施消除失業這一信仰，就像眾多認為飛行問題永遠無法解決的物理學證明（甚至由生活在馬克思之後的人提供）一樣，站在了教條主義的同一平面上。當馬克思主義者都像他們有時所認為的那樣，說什麼馬克思證明反周期政策和類似的零星措施是無用的時，他們只不過沒有談真理；馬克思探討了無約束的資本主義，他卻從未夢想過干預主義。因此，他從未探討過對貿易周期進行系統干預的可能性，他也沒有為這種干預的不可能性提出證明。令人奇怪的發現，抱怨資本家對人類苦難不負責任的同一種人，卻根據這種教條主義的判斷，很不負責地反對我們能夠不學會如何減輕人類痛苦（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如何變成社會環境的主人），以及如何控制行為的一些不必要的社會反應的實驗。然而，馬克思主義的辯護士並沒有怎麼意識到這一事實，即他們以其自身所屬的利益的名義反對進步；他們不明白，一切類似於馬克思主義的運動都具有危險性，它不久就會代表一切所屬的利益，只存在理智的投資和物質的投資。 另一個觀點也必須在這裡陳述。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馬克思認為，失業基本上是具有維持低工資和使剝削僱傭工人更容易的功能的資本主義機制的零部件；對他而言，苦難不斷增加一直涉及僱傭工人的苦難不斷增加；這正是馬克思主義密謀的總觀點。然而，即使我們假定，這種觀點在其時代是正當的，作為一種預言，它無疑已被後來的經驗所駁斥。自馬克思的時代以來，僱傭工人的生活標準在各地都已提高；正如帕克斯[31]在他對馬克思的批評中所強調的，由於價格比工資下降得更迅速，僱傭工人的實際工資甚至在蕭條時期也趨於增長（例如，在最近一次大蕭條時期就是如此）。這是對馬克思的明顯駁斥，尤其是自從它證明，失業保險的主要負擔不是由工人，而是由企業主承擔，因此，企業主通過失業只會直接受到損失，而不像馬克思的圖式所說的能夠間接獲利。 五 就討論所及，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甚至沒有一種理論認真嘗試過要證明這一在馬克思論證的第一步中最為關鍵的論點；即，積累使資本家隨著巨大的壓力，在面臨自身毀滅的痛苦之時，他被迫將這種壓力轉嫁給工人；所以，資本主義只能被摧毀而不能革新。在馬克思的旨在確立利潤率趨於下降的規律的理論中，包含著證明這種觀點的企圖。 馬克思所說的利潤率與利率是一致的；它指資本家的年平均利潤對整個投入資本的百分比。馬克思認為，這種利潤率的下降是由於資本投入的迅速增長；因為這些資本必定積累得比利潤上漲要快。 馬克思試圖用來證明這一論點的論證，再一次表明具有很大的創造性。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資本主義競爭迫使資本家進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投資。馬克思甚至承認，通過這種生產率的提高，他們為人類提供了很大的幫助：「資本主義的文明方面之一是，同以前的形式（諸如奴隸制、農奴制等）相比，它以一種對發展生產力和在更高的基礎上重建社會的社會條件更有利的方式和環境榨取剩餘價值。由此可見，它甚至創造了一些要素……因為在任何既定的時間內所生產的有用商品的量依賴於勞動生產率。」[32]然而，對人類的這種幫助並不僅僅是資本家毫無意圖地提供的；考慮到下述理由，他們通過競爭被迫採取的這種行動也違背了其自身的利益。 一切工廠主的資本都可以被分成兩部分。一部分被投入土地、機器、原料等。另一部分被用作工資。馬克思稱第一部分為「不變資本」、第二部分為「可變資本」；然而，由於我認為這種術語容易誤導，我將稱這兩部分為「不動資本」和「工資資本」。依照馬克思，資本家只有通過剝削工人，換言之，通過使用工資資本，才能獲利。不動資本是一種資本家被迫通過競爭進行維護、甚至是不斷增加的死荷重。然而，這種增加並不伴隨有相應的利潤的增長；只有工資資本的擴大才具有這種有益的結果。但是，生產率提高的總的趨勢意味著，資本的物質部分相對於工資部分增加了。所以，如果不考慮利潤的增長，那麼總資本也就增長了；即是說，利潤率必然要下降。 現在，這一論證經常受到責疑；誠然，在馬克思之前，[33]它就受到過含蓄的攻擊。撇開這些不論，我認為，在馬克思的論證中，可能存在某種東西；尤其是如果我們把它與馬克思的貿易周期理論聯繫起來的話（在下一章中，我將扼要地重新提到這一觀點）。然而，我在這裡要責疑的是這一論證對苦難不斷增長的理論的支持。 馬克思是這樣看待這一聯繫的。如果利潤率趨於下降，那麼資本家就面臨毀滅。他所能做的必然是「向工人報復」，即增加剝削。他要做到這點，只能通過延長工時；加快工作進度；降低工資；提高工人的生活費用（通貨膨脹）；剝削更多的婦女和兒童。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建立在競爭和贏利是衝突的事實之上——在此發展到一個頂點。其次，它們迫使資本家把剝削提高到一種不堪忍受的程度，隨之造成階級之間的張力。因此，妥協是不可能的。各種矛盾不能消除。它們最終必然封殺資本主義的命運。 這就是馬克思的主要論證。然而，它們具有結論性嗎？我們應該記住，增長的生產率是資本主義剝削的真正基礎；只有工人能夠生產出比他自身及其家庭所需要的更多的東西，資本家才能占有剩餘勞動。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增長的生產率意味著增加的時間，歸根結底意味著每小時能夠生產出更多數量的商品。另一方面，它又意味著利潤的極大增長。這一點是馬克思所承認的。[34]他並不認為利潤會減少；他只認為總資本比利潤增長得更快，所以利潤率會下降。 但是，如果情況如此，就沒有理由認為，資本家會因經濟壓力而痛苦，以致不論他願意與否，他並不得不將這種壓力轉嫁給工人。可能實際情況是，他不願意看到利潤率下降。然而，只要資本家的收入不僅不會下降、相反會增加的話，就不存在現實的危險。對平均每位成功的資本家而言，情形都會是這樣：他看到自己的收入在快速增多，他的資本乃是增長得更快；也即是說，他的儲蓄比他所消費的收入部分增長得更快。我並不認為這是一種必須迫使他採取絕望措施的情形，或者是一種不能與工人達成妥協的情形。相反，在我看來，它是很能夠容忍的。 當然，這種情形包含了一種危險的因素，這是事實，那些對不變利率或上升利率的假定作過思索的資本家，可能會遇到麻煩；諸如此類的事情確實不利於貿易周期、加重蕭條。然而，這與馬克思預言的掃除一切的結果幾乎毫不相干。 這就是我分析馬克思為證明苦難不斷增長的規律而提出的第三步、並且是最後一步論證所得出的結論。 六 為了表明馬克思的預言是如何完全錯誤的、而同時他對無約束資本主義的地獄的強烈抗議和他的「工人們，聯合起來！」的要求又是如何正當，我將從《資本論》中他討論「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35]一章中援引幾段話。「……在真正的工廠中……需要大量的還沒有脫離少年期的男工。少年期一過，便只剩下極少數的人能夠被原生產部門繼續雇用，而大多數的人通常要被解僱。他們成了流動過剩人口的一個要素，這個要素隨著工業規模的擴大而增大……資本消費勞動力是如此迅速，以致工人到了中年通常就已多少衰老了……『曼徹斯特保健醫官李醫生證實，該市富裕階級的平均壽命是38歲，而工人階級的平均壽命只有17歲。在利物浦，前者是35歲，後者是15歲……』……榨取工人子女以獎勵工人生育子女……」「勞動生產力越高……他們的生存條件……也就越沒有保障……在資本主義體系內部，一切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方法……都變成統治和剝削……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發展……把工人貶低為機器的附屬品，使工人受勞動的折磨，從而使勞動失去內容……並且把工人的妻子兒女都拋到資本的札格納特車輪下……積累的每一次擴大又反過來成為發展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見，不管工人的報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狀況必然隨著資本的積累而日趨惡化。」「社會的財富即執行職能的資本越大，它的增長的規模和能力越大……過剩人口也就越多……」「產業後備軍的相對量和財富的力量一同增長。但是……這種後備軍越大……他們的貧困同他們所受的勞動折磨成反比（馬克思親自校訂過的法文版中是『成正比』——中譯本譯者注）。……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 馬克思刻畫的他那個時代的經濟可怕圖景簡直太真實了。然而，他的苦難伴隨著積累而增長的規律卻不能相信。自他的時代以來，生產資料的積累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已經達到這一程度，即使是馬克思也幾乎不能想到。然而，童工、工作時間、勞累的痛苦以及工人生存的無保障卻並沒有增加；它們已經下降。我並不是說，這個過程應該繼續。並不存在進步的規律，一切都依賴於我們自身。但是，實際的情形可以用帕克斯[36]的一句話來做簡潔而又公正的概括：「低工資、長工時以及童工，並不像馬克思預言的，是資本主義成熟時期的特徵，而只是它的嬰兒期的特徵。」 無約束的資本主義已經一去不復返。自馬克思的時代以來，民主的干預取得了巨大的進步，改進的勞動生產率——資本積累的結果——實質上使消除苦難成為可能。這表明，儘管無疑犯過一些重大錯誤，但還是取得了很大成就，這將鼓勵我們相信，我們還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因為還有許多事情需要去做卻又還沒有做。只有民主的干預能夠使它成為可能。這有賴於我們去實現它。 對我的論證的力量，我不抱任何幻想，經驗表明，馬克思的預言是虛假的。然而，經驗永遠能繼續解釋。誠然，馬克思本人和恩格斯對輔助性前提（被設計來解釋苦難不斷增長的原因）的詳細解釋，並未像他們所期望的那樣發揮作用。依照這一前提，利潤率下降的趨勢，以及隨之而來的苦難的不斷增長，受到殖民地剝削的結果（或者像通常所說的「現代帝國主義」）的抵制。依照這一理論，殖民地的剝削是一種將經濟壓力轉移給殖民地無產階級——一個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都比國內工業無產階級更脆弱的集團——的一種方法。馬克思寫道：「至於投在殖民地等處的資本，它們能夠提供較高的利潤率，是因為在那裡，由於發展程度較低，利潤率一般較高，由於使用奴隸和苦力，等等，勞動的剝削程度也較高。為什麼……送回本國的較高的利潤率，……不應當參加一般利潤率的平均化，因而不應當相應地提高一般利潤率呢，這是不能理解的。」[37]（值得一提的是，隱藏在這種「現代」帝國主義理論背後的主要觀點，可以追溯到160多年以前的亞當·斯密，他說過，殖民地的貿易「必然對維持利潤率有益」。）恩格斯在發展這一理論方面比馬克思要前進一步。由於他不得不承認，在英國，占優勢的趨勢不是苦難的增長，而是相當大的改進，他提示，這可以歸因於英國「剝削全世界」這一事實；他諷刺地抨擊「英國無產階級」，他們不但沒有經受他所期望的痛苦，卻「實際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了」。他繼續說：「這一所有民族中最資產階級化的民族，看來想把事情最終弄到這樣的地步，即除了資產階級，它還要有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38] 現在，恩格斯這種陣線的變化至少像我們在上一章提及的他的另一種變化一樣明顯；[39]這種變化是在一種證明是減少苦難的社會發展的影響下造成的。馬克思譴責資本主義「使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化」，譴責它把工人降落為貧民。恩格斯現在卻譴責資本主義體系——它仍在受譴責——將工人變成資本家。然而，在恩格斯的抱怨中，最精彩的一筆是這一義憤，它迫使恩格斯把英國人——他們表現得如此輕率以致證偽了馬克思的預言——稱作「所有民族中最資產階級化的民族」。依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從這個所有民族中最資產階級化的民族中，我們應該期望苦難和階級張力發展到一種不堪忍受的程度；相反，我們聽到的卻是相反的情形發生了。然而當善的馬克思主義者聽到資本主義體系的令人難以置信的邪惡把善良的無產階級變為惡劣的資產階級時，他們簡直火冒三丈；完全忘記了馬克思所表明的資本主義體系的邪惡僅僅在於這一事實，即它用正好相反的方法在運動。所以，在列寧對現代英帝國主義的罪惡原因和可怕結果的分析之中，我們讀到：「原因是：（1）這個國家剝削全世界；（2）它在世界市場上占有壟斷地位；（3）它擁有殖民地壟斷權。後果是：（1）英國一部分無產階級已經資產階級化了；（2）英國一部分無產階級受那些被資產階級收買或至少是領取資產階級報酬的人領導。」[40]在把「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化了」這一可愛的馬克思主義稱號賦予一種可憎的趨勢之後——它之所以可憎主要是因為它不符合馬克思所設想的世界發展的趨勢——列寧顯然相信，它已經變成馬克思主義的趨勢。馬克思本人認為，全世界通過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必要的歷史時期是越快越好，因此，他趨於支持帝國主義的發展[41]。然而列寧得出一個完全不同的結論。由於英國占有殖民地是國內工人追隨「被資產階級收買的領導」而不是共產黨的原因，他在這個殖民地帝國看到一種潛在的扳機或導火索。殖民地的革命一旦使苦難不斷增長的規律在國內生效，國內的革命就會接踵而來。因此，殖民地是烈火蔓延之地…… 我並不認為，輔助性前提——我已概括了它的歷史——能夠拯救苦難不斷增長的規律；因為這一前提本身受到經驗駁斥。有一些國家，例如斯堪的那維亞各民主國家、捷克斯洛伐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更不用說美國，撇開殖民地的剝削對那裡沒有影響，或者無論如何對支持這一前提根本不重要不論，民主的干預主義能夠保障工人維持一種高標準的生活。而且，只要我們用丹麥、瑞典、挪威及捷克和斯洛伐克這些並不「剝削」殖民地的國家，與諸如荷蘭和比利時之類的「剝削」殖民地的國家作一比較，我們並不能發現，工業工人從殖民地的占有中獲了利，因為所有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的情形有著驚人的類似。此外，儘管苦難通過殖民化被強加給土著是文明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但並不能夠斷定，自馬克思的時代以來，他們的苦難已趨於增長。情況恰好相反；許多事情獲得了很大的改進。如果輔助性前提和原初的理論都正確，那麼在這些地方，苦難的不斷增長就必須予以特別注意。 七 正如我在前幾章討論馬克思論證的第二步和第三步一樣，我現在想通過指明它對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策略的一些實際影響，來證明馬克思預言式論證的第一步。 社會民主黨在明顯的事實的壓力下，不言而喻地放棄了苦難的強度在增長的理論；但是他們的整個策略仍然建立在這一假定之上，即苦難的範圍在不斷增長的規律是有效的，也即是說，工業無產階級在人數上的優勢必然在繼續增長。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把政策毫無二致地建立在代表工業無產階級的利益的基礎之上，同時堅決相信，他們正代表著，或說不久即將代表著「絕大多數人」[42]。他們從不懷疑《共產黨宣言》的這一斷言，即「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自覺的、獨立運動」。因此，他們信心十足地等待著階級意識和工業工人的保障將使他們贏得大選的多數的那一天。「究竟誰將最終獲勝——是少數剝削者，還是絕大多數工人，是毋庸置疑的」。他們沒有看到，工業工人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形成多數，更無須說「絕大多數」，統計資料在任何地方都沒有顯示他們在人數上增加的趨勢。他們並不明白，只要民主的工人政黨準備與其他政黨（例如，某些代表農民或中間階級的政黨）進行妥協或者是合作的話，它們的存在就完全是正當的——他們沒有看到，如果他們試圖作為絕大多數人的惟一代表統治國家，他們就必須改變自己的整個政策，停止主要地或毫無二致地代表工人。當然，並不存在什麼可以代替這種政策的改變，以便能夠樸素地斷言，這樣的無產階級政策（正如馬克思所說的[43]）只不過使「農村生產者接受其地區中心城鎮的知識分子的領導，保證他們在那裡的工人中成為其利益的自然受託管理者……」 共產黨的立場則不同。他們嚴格地堅持苦難不斷增長的理論，堅信一旦暫時的工人資產階級化的原因被消除，苦難就不僅在範圍上，而且在強度上都會增長。這種信念對馬克思所說的他們政策的「內在矛盾」有很大幫助。 這種策略情形似乎很簡單。由於馬克思的預言，共產黨肯定知道，苦難很快就會增長。他們也知道，這個政黨如果不為工人鬥爭、不與工人一道去改善他們的命運，它就不能贏得工人的信任。這兩個基本假定顯然決定了他們的一般策略的原則。讓工人要求獲得應得的份額，在工人為麵包和棲身地而不斷戰鬥的每一個特殊時期都支持他們。與工人一道為實現他們的實際需求而頑強戰鬥，無論這些需求是經濟的還是政治的。這樣，你就能贏得他們的信任。同時，工人將會了解，對他們而言，企圖通過這些微小的戰鬥改善自己的命運是不可能的，只有總體的革命才能帶來這種改善。因為所有這些微小的戰鬥註定是不能成功的；我們從馬克思那裡知道，資本家是根本不會繼續妥協的，」苦難最終必然會增長。因此，工人日常同壓迫者戰鬥的惟一結果——然而是一種有價值的結果，是其階級意識的提高；這是一種只有在戰鬥中才能贏得的聯合起來的情感，並伴隨有一種絕望的認識，即只有革命才能從苦難中解救他們。當這個階段達到時，那麼，最後攤牌的鐘聲就敲響了。 共產黨所貫徹執行的就是這一理論。首先，他們支持工人改變自己命運的戰鬥。然而，與所有期望和預言相反，這種戰鬥成功了。各種要求得到認可。顯然，理由是他們曾經太溫和了。所以，人們應該提出更多的要求。然而，各種要求又得到認可[44]。隨著苦難的減少，工人變得不怎麼抱怨，更願意為工資討價還價，而不願為革命密謀。 現在，共產黨發現他們的政策必須調轉過來。必須採取某些措施讓苦難不斷增長的規律起作用。例如，必須挑起殖民地的騷亂（即使那裡根本就不存在革命成功的時機），為了抵制工人資產階級化的一般目的，必須採取一種煽動各種災禍的政策，然而，這種新政策摧毀了工人的信任。除那些沒有經歷過現實政治鬥爭的人之外，共產黨喪失了全部成員。他們恰恰喪失了那些被描述為「工人先鋒隊」的成員；他們不言自明的原則是：「事情越壞，他們就越好，因為苦難必然預示著革命。」這就使工人懷疑——這一原則運用得越好，工人持有的懷疑就越惡化。因為他們都是現實主義者；誰要贏得他們的信任，誰就必須努力改善他們的命運。 因此，這項政策必須重新調轉過來；我們必須為工人命運的直接改善而戰鬥，與此同時，相反的情形卻出現。 隨之而來，這一理論的「內在矛盾」就造成最後階段的混亂。這是一個很難知道誰是叛徒的階段，因為在這個階段，變節可能就是忠而又忠的變節。人們之所以追隨共產黨，並不僅僅是因為它（正確地，我對這點有所擔心）向人們呈現為惟一具有人道主義目標的生機勃勃的運動，而主要是因為它是一種建立在科學理論之上的運動，人們不是告別它，就是犧牲自己精神上的正直；因為他們現在必須學會盲目地信仰某些權威。最終，他們必然都變得神秘——敵視合理的論證。 似乎威脅著要造成其衰落的，只有資本主義正在經歷著內在矛盾的痛苦…… * * * [1] 《資本論》三卷本惟一完整的英譯本有近2500頁。所必須對這個三卷本給予補充的，是以德文發表的題為《剩餘價值理論》一書；它們包含了馬克思試圖在《資本論》中使用的大量的歷史資料。 [2] 參閱第十六章和第十七章引入的無約束的資本主義和干預主義之間的對立（另見第十六章第193頁注①、第十七章第205頁注②，以及第十八章第229頁注②和正文）。 關於列寧的陳述，參閱列寧的《馬克思的學說》（《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9頁；著重號是引者加的）。有意思的是，似乎都不明白，自從馬克思以來，社會已經發生變化。列寧在1914年所說的「當代社會」，似乎就是馬克思和他自己的當代社會。然而，《共產黨宣言》是1848年發表的。 [3] 關於本段中的全部引文，參閱馬克思《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6—687頁）。 [4] 參閱第十九章第240頁注③對這些術語所做的評論。 [5] 由於可能危及階級意識的失敗主義的精神（正如第十九章第243頁注①正文中提到的），似乎不能再發展，這也許更好。 [6] 參閱《資本論》第697頁以下。 [7] 這兩段引文出自《資本論》第698和706頁。所譯的「半繁榮時期」這一術語，如果進行直譯，就是「中等繁榮時期」。我譯為「生產過剩」而不譯為「生產過度」，是因為馬克思的「生產過度」不是在生產出多於現在能夠銷售的意義上使用，而是在生產的東西如此之多，以致不久將演化為一種銷售困難的意義上使用（在《資本論》第1卷的中文版中，這兩段話在1972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中，分別見於第693和701頁，在那裡「半繁榮時期」也是譯為「中等繁榮時期」，另一術語也是譯為「生產過剩」——譯者）。 [8] 正如帕克斯所指出的；參閱第十九章第253頁注①。 [9] 當然，勞動價值論是非常陳舊的。應該記住，我對價值理論的討論限於所謂「客觀價值理論」；我不想批評「主觀價值理論」（它最好也許應該被描述為主觀評價理論；參閱第十四章第169頁注①）。J.維勒熱心地向我指出，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和李嘉圖的價值理論的惟一聯繫幾乎來源於馬克思對李嘉圖的誤解，李嘉圖從不認為，就單位交換而言，勞動比資本具有任何更大的創造力。 [10] 對我而言似乎可以肯定，馬克思從未懷疑過他的「價值」在某些方面符合市場價格。他教導說，如果它們生產所需要的平均勞動時間的量是相同的，商品的價值就與另一個商品的價值相等。如果兩個商品之一是黃金，那麼，它的重量就能夠被視為另一個商品的價值，並用黃金來表示；因為貨幣是（用法律）建立在黃金的基礎上，因此，我們便獲得商品的貨幣價格。 馬克思教導說（特別見《資本論》第153頁的重要註腳①），市場上的實際交換比率將圍繞價值比率振動；因此，市場上的貨幣價格也會圍繞與正被談論的商品黃金相應的價值比率振動。「如果價值量轉化為價格」，馬克思有點笨拙地說（《資本論》第79頁，著重號是我加的），「那麼，這種關係就假定了同執行貨幣功能的商品」（即黃金）「有一種交換比率的形式」。「然而，其中交換本身不僅表達了商品的價值量，而且表達了特殊的條件對價值的升與降、大或小負有責任。」換言之，價格可能發生波動。「因此，價格派生於……價值的可能性是價格形式中固有的。這並不是一種缺點；相反，它表明，價格形式與生產的方法是完全適應的，在這種生產的方法中，規則只有作為無規則的平均數才能顯現自身」（這三段引文與中文版中的譯文有所不同，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年版第120頁中，它們分別為：「隨著價值量轉化為價格，這種……關係就表現為商品同在它之外存在的貨幣商品的交換比例。」「這種交換比例既可以表現為商品的價值量，也可以表現比它大或小的量，在一定條件下，商品就是按這種較大或較小的量來讓渡的。」「可見……價格偏離價值量的可能性，已經包含在價格形式本身中。但這並不是這種形式的缺點，相反地，卻使這種形式成為這樣一種生產方式的適當形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下，規則只能作為沒有規則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數規律來為自己開闢道路。」——譯者）。我認為，很顯然，馬克思這裡所說的「規則」是價值，他認為，價值只是作為實際的市場價格的平均數才「顯現自身」（或「肯定自身」），因此，實際的市場價格一直在圍繞價值振動。 我之所以強調這點，原因是它有時被否定了。例如，G.D.H.科爾在其導言（《資本論》第xxv頁，著重號是我加的）中寫道：「馬克思……經常說，似乎商品實際上具有一種傾向，即隨著暫時的市場波動以其『價值』進行交換。然而，他（在第79頁上）明確地說，他並不是指這個意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他……充分地澄清了價格和『價值』的不可避免的歧異。」然而，儘管真實情況是，馬克思並沒有把波動視為只是「暫時的」，他倒是認為，商品具有一種傾向，即從屬於市場波動，並以其「價值」進行交換；因為正如我們從這裡所引述的、由科爾所提及的話中所看到的，馬克思並沒有談到價值和價格之間的歧異，而是描述波動和平均數。這一立場在某種程度上不同於《資本論》第3卷，在那裡（第9章中），商品的「價值」的位置已被新範疇「生產價格」所取代，後者是商品的生產成本與剩餘價值的平均比率相加之和。然而，即使在這裡，它仍然具有馬克思思維的特徵，即生產價格這個新範疇只與作為一種平均數的調節器的實際的市場價格有關。它並不直接決定市場價格，然而它將自身表現為（正如「價值」在第1卷中所做的）一個平均數，實際價格圍繞這個平均數振動或波動。這點藉助於下述這段話可以表明（《資本論》德文版，第3卷第2章，第296頁）：「雖然市場價格高於或低於這些起調節作用的生產價格，但是這些波動是彼此補償的……這裡起調節作用的平均數的統治的同一原則已經由凱特納為一般社會現象所確立。」（這段話在《資本論》第3卷中文版中，見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72—973頁，譯文只有略微不同：「市場價格固然會高於或低於這個起調節作用的生產價格，但是這些變幻會互相抵消……在這裡，我們也將發現凱特納在社會現象上論證過的那種起調節作用的平均數的統治作用」——譯者。）類似地，馬克思在那裡（第399頁）還談到「起調節作用的價格，即……市場價格圍繞著波動的那個價格」（中譯本見《資本論》，第976頁）；在接下一頁中，他談到了競爭的影響，他對「自然價格，即不由競爭調節而是反過來調節競爭……的價格」感興趣（中譯本見《資本論》，第977頁；著重號是引者加的）。除了這一事實，即「自然」價格清楚地指明，馬克思試圖發現波動的市場價格都構成「表象形式」的本質（另見本章第286頁注①），我們還看到，馬克思始終墨守著這一觀點，即這一本質無論作為價值還是生產價格，都將自身顯現為市場價格的平均數。也可見《資本論》德文版，第3卷第1章，第171頁。 [11] 科爾在其對馬克思剩餘價值的另外極其明確的陳述中說（《資本論》導言，第xxi頁），這是「他對經濟理論的突出貢獻」。然而，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二版序言中已經表明，這個理論不是馬克思的，馬克思不僅從未宣稱它是他的，而且還探討過它的歷史（在其《剩餘價值理論》中；參閱本章注）。恩格斯援引馬克思的手稿，為的是表明馬克思討論過亞當·斯密和李嘉圖對該理論的貢獻；他詳細引用《資本論》中（第646頁）提到過的小冊子——《國家困難的來源和補救》，為的是表明該理論的主要思想，除馬克思對勞動和勞動力的區分之外，都能在那裡看到（參閱《資本論》德文版，第2卷，第xxi—xv頁；即《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18頁，在中文版中，該小冊子的書名譯為《國民困難的原因及其解決辦法》——譯者）。 [12] 第一部分被馬克思稱作「必要勞動時間」，第二部分為「剩餘勞動時間」（參閱《資本論》第213頁）。 [13] 參閱恩格斯《資本論》第2卷序言（《資本論》德文版，第2卷，第xxi頁以下）。 [14] 當然，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的派生與他對「形式上的」自由、「形式上的」公正等的批判有密切聯繫。特別參閱第十七章第202頁注②、203頁注②及正文。另見下一注釋正文。 [15] 參閱《資本論》第845頁。另見前一注釋中所涉及的那些話。 [16] 參閱本章第282頁注①（和第275頁注②）正文。 [17] 特別見《資本論》第3卷的第10章。 [18] 關於這一引文，參閱《資本論》第706頁（中文版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1頁）。從「因此，過剩人口」的詞句開始，這段話緊接在本章注正文中所引的那話之後（我在「過剩人口」之前省略了「相對的」一詞，因為它在當前的範圍內是無關緊要的，也許還會引起混亂。在人人叢書版中，似乎有一個印刷錯誤：「過剩人口」被「過度生產」所代替）。把這一引文與供求問題、與馬克思的這些應該有一個「背景」（或「本質」）的教導聯繫在一起，就顯得很有意思。參閱本章第275頁注②和284頁注②。 [19] 在這一聯繫中，應該注意，正在討論的現象——迅速擴張工業化時期（或「早期資本主義」；參閱下面第298頁注①及正文）的苦難，最近已經為一種假說所解釋，即如果它能夠被確認，就可以表明在馬克思的剝削理論中有很多內容。我想起了一種以瓦爾特·尤金的兩種純粹貨幣體系（黃金體系和信貸體系）為基礎的理論，以及他把各種歷史上既有的經濟體系作為兩種純粹體系的「混合」來分析的方法。運用這種方法，列昂哈德·米克什最近已經指出（1949年），信貸體系導致強制性投資，即消費者被迫要儲蓄、要節儉；「然而這種通過這些強制性投資所儲蓄的資本」，米克什寫道，「並不屬於那些被迫節儉消費的人，而屬於企業家。」 如果這一理論證明是可以接受的，那麼，馬克思的分析（然而既不是他的「規律」，也不是他的預言）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證明是正確的。因為在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和米克什的「強制性儲蓄」之間，只存在微小的差異，前者在權利上屬於工人但卻被「盜用」或「剝奪」，後者沒有成為被儲蓄的消費者的財產但卻成了「企業家」的財產。米克什本人暗示，這些結果對19世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的興起）提供了不少解釋。 應該注意，米克什的分析解釋了競爭制度的不完美的條件下的相關事實（他談到「貨幣創造的經濟壟斷具有巨大的威力」），而馬克思卻試圖藉助假定自由市場，即競爭來解釋相應的事實（而且，「消費者」和「產業工人」當然不能完全等同）。然而，不論解釋如何，這些事實——被米克什描述為「不堪容忍的反社會的」——自然存在；值得讚揚馬克思的是，他既不接受這些事實，而且還試圖努力去解釋它們。 [20] 參閱本章第275頁注②，特別是論述「自然」價格的一段話（另見注及正文）；有意思的是，在《資本論》第3卷中，離本章第275頁注②援引的這段話不遠（見《資本論》德文版，第3卷第2章，第352頁；著重號是我加的），並且是在一種類似的關聯中，馬克思做出了下述方法論的評論：「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餘的了。」（中文版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3頁——譯者。）這當然是純粹本質主義的。這種本質主義與形上學的近似在本章第286頁注②中已經表明。 顯然，當馬克思重複談論（特別是在第1卷中）價格形式時，他的思想中是有一種「表現形式」的，本質就是「價值」（也可參閱第十七章第195頁注④及正文）。 [21] 載《資本論》第43頁以下：「商品的拜物教性質的秘密。」（中譯本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7頁以下，小標題為「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譯者。） [22] 參閱《資本論》第567頁（另見第328頁），馬克思的結論是：「如果勞動生產率提高一倍，從而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之比率仍然保持不變……惟一的結果將是，它們都會像從前一樣表現為兩倍的使用價值。」（即商品）「這些使用價值現在比從前要便宜兩倍……因此，很可能是，當勞動生產率增長時，勞動力的價格會不斷下降，而這種下降還會伴隨有工人的生活資料量的不斷增加。」（這段話在中譯本中略有不同：「勞動生產力雖然提高一倍，而勞動力價格和剩餘價值會保持不變。不過它們現在都表現為數量增加一倍、但按比例變得便宜了的使用價值……可見，在勞動生產力提高時，勞動力的價格能夠不斷下降，而工人的生活資料量同時不斷增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1頁——譯者） [23] 如果一般生產率或多或少增長了，那麼黃金公司的生產率也可能會增長；這就意味著，如果以勞動時間來評估，黃金就會像其他商品一樣變得更便宜。因此，同樣的情形就像適用於其他商品一樣適用於黃金；當馬克思說（參閱前注）工人的實際工資量增長時，這在理論上對工人的黃金即貨幣工資也具有真實性（因此，每當馬克思在《資本論》第567頁的分析中談到「價格」時——我在前注中只援引了一個結論——是不正確的；因為「價格」是以黃金表達的「價值」，如果在各種行業——包括黃金的生產——中生產率同等地增長，這些可能就會保持不變）。 [24] 有關馬克思價值理論的奇異事情（在J.維勒看來，類似於與英國古典學派的區別）是，它把人類勞動視為根本不同於自然界的一切其他過程，例如，不同於動物的勞動。這清楚地表明，該理論最終是建立在道德理論的基礎之上的，這種道德理論認為，人類的苦難和人所耗費的一生是一種根本不同於一切自然過程的東西。我們可以稱之為人類勞動神聖論。我現在並不否認，這種理論在道德意義上是正確的；也即是說，我們應該依照它行動。然而我認為，經濟分析不應該建立在某種提倡者沒有意識到的道德或形上學或宗教的理論的基礎之上。正如我們在第二十二章中將看到的，馬克思自覺地不信仰人道的德行，或者說他抑制了此類信仰，但在抽象的價值理論上，他卻是建立在某種自己毫不懷疑的道德主義的基礎之上。當然，這與他的本質主義有關：一切社會和經濟的關係的本質是人類勞動。 [25] 關於干預主義，參閱第十七章第205頁注②和第十八章第229頁注②（另見本章第269頁注②）。 [26] 關於在其運用到經濟自由時出現的自由的悖論，參閱第十七章第204頁注①，那裡提供了進一步的參考材料。 自由市場的問題——只在其運用到勞動市場的正文中提到——具有相當大的重要性。如果從正文中所說的內容進行概括，顯然自由市場的思想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國家不進行干預，那麼其他半政治的組織，諸如壟斷集團、托拉斯、工會等，就可能進行干預，市場的自由變成一種虛構。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要明白，如果不小心地保護自由市場，整個經濟體系必然不再替其惟一合理的目標服務，也即不再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如果消費者不能進行選擇；如果他必須接受生產者提供的商品；如果生產者——無論是私人生產者還是國家或市場部門——成了市場的主人，而不是消費者是主人；那麼，必然引起的情形是，消費者最終為生產者充當了一種貨幣供應和垃圾搬運工，而不是生產者為消費者的需要和欲求服務。 在這裡我們顯然面臨著一個重要的社會工程學的問題：市場必須受控制，但卻是以某種方式受控制，即控制並不妨礙消費者的自由選擇，不排除生產者為滿足消費者的嗜好之需要而進行競爭。在這個意義上說，不設計經濟自由的經濟「計劃」在危險性上與極權主義是十分接近的（參閱F.A.馮·哈耶克的《自由和經濟體系》，公共政策小叢書，1939/1940年）。 [27] 參閱本章第269頁注②及正文。 [28] 為了把這一論證描述得更清楚，在正文中大量引入了這種對主要為生產的擴張服務的機器和主要為生產的強化服務的機器的區分。除此之外，我希望它也是對論證的一種改進。 以貿易周期（t—c）及其與失業（u）的聯繫為依據，我在這裡為馬克思的比較重要的話語提供了一種編排：《共產黨宣言》第29頁以下（金融危機=總蕭條），第624頁（貿易周期和流通），第699頁（依賴於失業的貿易周期；周期的自動機制），第703—705頁（相互依賴的貿易周期和失業），第706頁以下（失業）。另見《資本論》第3卷，特別是第15章論述資本過剩和人口過剩的部分，《馬克思主義手冊》第516—528頁（貿易周期和失業），以及第25至32章（貿易周期和流通；第22頁以下）。也可見出自《資本論》第2卷的一段話，在第十七章第202頁注②中援引了其中的一句話。 [29] 參閱《上院秘密委員會受命研究一度遍及商業界的危機的原因以及隨時能兌現的銀行券發行管理法對該階級的影響的報告。附證詞和附件》，見《資本論》第3卷第25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55頁以下）。 [30] 例如，參閱C.G.F.西姆金寫的論「預算改革」的兩篇文章，載澳大利亞《經濟實錄》，1941年和1942年（也可見第一卷第九章第305頁注①），這兩篇文章討論了反周期政策，並扼要報告了瑞典的措施。 [31] 參閱帕克斯《馬克思主義——驗屍》，特別是第220頁注。 [32] 這些引文都出自《資本論》德文版，第3卷第2章，第354頁以下（雖然「使用價值」更符合詞意，我仍譯成「有用商品」）。（在中文版《資本論》第3卷中，這段譯文有些差異：「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餘勞動的方式和勞動，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相比，都更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有利於社會關係的發展，有利於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由此可見，在一定時間內……究竟能生產多少使用價值，取決於勞動生產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5—926頁；其中最大的差異，除把「使用價值」譯成「有用商品」外，波普爾還把「資本」譯成了「資本主義」——譯者。） [33] 我所記起的這一理論（正如J.維勒告訴我的，它也為J.穆勒所主張或近似地主張）經常被馬克思暗示到，然而，他在沒能成功地弄清其觀點之前就反對它。它可以扼要地表述為這一理論，即一切資本最終都變成工資，因為「不流動的」（或者像馬克思的術語所說的「不變的」）資本已被以工資形式生產和支付。或者用馬克思的術語說，並不存在不變資本，只存在可變資本。 這一理論得到帕克斯簡明扼要的描述（前引書，第97頁）：「一切資本都是可變資本。如果我們考慮一種假定的工業，它控制從農場或礦山到最終成品的整個生產過程，而不從外界購買任何機器或原材料，就會明白這點。在這類工業中，生產的整個成本將由其工資單構成。」由於經濟體系作為整體可以被視為這一種假定的工業，其中機器（不變資本）一直按照工資（可變資本）支付，不變資本的總量必然構成可變資本的總量的一部分。 我並不認為，這一論證（我本人曾經相信它）可以使馬克思的立場失效（這也許是我惟一不贊同帕克斯對馬克思的卓越批判的主要觀點）。理由就是這個。如果假定的工業決定增加設備——不僅僅是更換它或者作必要的改進——那麼，我們就可以把這一過程看作一個典型的靠利潤投資的馬克思式的積累過程。為了衡量這項投資的成效，我們不得不考慮幾年之後利潤是否按比例增長。諸如此類的新利潤可以被重新投入。而在利潤被投入（或者利潤靠轉化為不變資本而獲得積累）的歲月里，它們被以可變資本的形式支付。但是，一旦它們被投入，在以後的時期里，它們就被視為不變資本的組成部分了，因為它們被期望能夠按比例為新的利潤做出貢獻。如果它們不能這樣，利潤率必然會下降，因而我們說它是一項不當的投資。所以，利潤率是衡量投資成效和新追加的不變資本的生產率的一種尺度，雖然新追加的不變資本當初總是以可變資本的形式支付，但它依然還是變成了馬克思意義上的不變資本，並對利潤率發揮了影響。 [34] 參閱《資本論》第3卷第13章：「所以，儘管利潤率不斷下降……它所生產的利潤的絕對量，仍然能夠增加，並且不斷增加。事情還不只是能夠如此。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撇開那些暫時的波動，事情也必然如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2—243頁。） [35] 這段中的引文都出自《資本論》（分別見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3—704、707—708、707、707和708頁）。 [36] 關於帕克斯的結論，參閱《馬克思主義——驗屍》第102頁。 在這裡應該提及，在19世紀裡，馬克思的革命取決於苦難的理論在某種程度上已被一些國家所爆發的革命證實，在這些國家裡，苦難實際上增加了。然而，與馬克思的預見相反，這些國家都不是那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它們不是農民國家，就是資本主義還處於原始的發展階段的國家。帕克斯為證明這一陳述提供了一份名錄（參閱前引書，第48頁）。似乎隨著工業化的進步，革命趨勢反而減少了。因此，俄國革命不能被解釋為早熟（先進的國家也不能解釋為革命已經成熟），毋寧把它解釋為一種的典型的資本主義幼年期苦難和農民苦難的產物，這些苦難為戰爭的苦難和失敗的時機所加劇。另見本書第275頁注①。 [37]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65頁。 在這段話的一個註腳中（即《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65頁注），馬克思認為亞當·斯密是正確的，並反對李嘉圖。 亞當·斯密的這段話（馬克思可能提示過）在下面這段中進一步被援引：它出自《國富論》（第2卷，人人叢書版，第95頁）。 馬克思引用一段李嘉圖的話（麥克庫洛赫編：《李嘉圖文集》，第73頁或《李嘉圖文集》人人叢書版，第78頁）。然而，還有一段更具特徵的話，在那裡李嘉圖主張，亞當·斯密描述的機制「不能……影響利潤率」（《原理》，第232頁）。 [38] 參閱《恩格斯致馬克思（1858年10月7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2頁。 [39] 關於這種陣線的變化，參閱第十九章第259頁注②及正文。 [40] 參閱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8頁。 [41] 這也許是一種藉口，儘管只是一種很不令人滿意的藉口，因為帕克斯在《馬克思主義——驗屍》中引述了大量對馬克思的沮喪評論（第213頁注3）——它們之所以特別沮喪，是因為它們提出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是人們希望他們成為的真正的自由愛好者；他們是否沒有受到黑格爾的不負責任和民族主義的過多影響（與人們從其一般教誨所期望的相比）。 [42] 參見《馬克思主義手冊》第295頁：「通過越來越多地將大多數人口變成無產階級，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創造出被迫實現這場革命……的力量。」關於出自《共產黨宣言》的這段話，參見《馬克思主義手冊》第35頁——關於接下一段話，參見《馬克思主義手冊》第156頁。 [43] 關於這段驚人的質樸文字，參見《馬克思主義手冊》第147頁。 [44] 關於這一政策，參見馬克思《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在第十九章有關注釋中有引用。進一步可看出自《告同盟書》的下述段落：「因此，例如，如果小資產階級意欲購買鐵路和工廠，工人就應該要求這類鐵路和工廠應無須補償地完全由國家沒收；因為它們是反動分子的財產。如果民主主義者意欲比例稅制，工人就應該要求累積稅制。如果民主主義者自身宣布一種適度的累積稅制，工人就應該堅持一種高額累積稅制；高額到一種會引起大資本崩潰的程度。如果民主主義者意欲調節國家債務，工人就應該要求國家破產。工人的要求將依賴於民主主義者的意圖和措施。」（《馬克思主義手冊》第70頁；著重號為引者所加。）這些都是共產主義者的策略，馬克思對他們說：「他們的戰鬥口號應該是：『不斷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