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 第十九章 社會革命

馬克思預言式論證的第二步把這一假定作為其密切相關的前提，即資本主義必然導致財富和苦難的同步增長；在人數日減的資產階級方面，是財富的增長，在人數日增的工人階級方面是苦難的增長。這一假定在下一章中將受到批判，但在這裡是受到贊同的。由它所推出的結論可以被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對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的發展的預言。它斷言，除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外的一切階級，尤其是所謂中間階級，註定要消失，結果是增加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張力，後者不斷變得具有階級意識並聯合起來。第二部分是這一預言，即這種張力可能消除不了，它將導致一場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 我認為，這兩個結論都不能從前提推出。我的批評將主要與上一章提出的觀點相類似，即是說，我將試圖表明，馬克思的論證忽視了一系列可能的發展。 一 讓我們首先考慮第一個結論，即馬克思的這一預言：除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其階級意識和團結必然會增強）之外，一切階級註定要消失，或者說變得不重要。應該承認，這個前提——馬克思的財富和苦難同步增長的理論——的確為一定的中間階級、較弱小的資本家和小資產階級的消失作了準備。正如馬克思指出的，「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1]這些資本家老兄的確可能被降落到工薪階級——它對馬克思來說與無產階級是相同的——的地位。這一運動是財富的增長、越來越多的資本積累、積聚和集中在越來越少的人手中的組成部分。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一種類似的命運與「中間等級的下層」相碰撞。「小工業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業者和農民——所有這些階級都降落到無產階級的隊伍里來了，有的是因為他們的小資本不足以經營大工業，經不起較大的資本家的競爭；有的是因為他們的手藝已經被新的生產方法弄得不值錢了。無產階級就是這樣從居民的所有階級中得到補充的。」[2]尤其就手工業所及而言，這一描述當然是極其準確的；許多無產者來自農民，這也是正確的。 然而，儘管馬克思的觀察值得令人驚嘆，他所描述的圖景卻不完美。他所探討的運動是一場工業運動；他的「資本家」是工業資本家，他的「無產者」是工業工人。儘管實際上許多工人來自農民，但這並不意味著，例如，農場主和農民都會逐漸降落到工業工人的地位。即使是農業勞動者，通過共同的團結情感和階級意識，也並不必然會與工業工人聯合起來。馬克思承認，「農業工人在廣大土地上的分散，破壞了他們的反抗力量，與此同時，資本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卻增強了城市工人的反抗力量」。[3]這幾乎難以令人想起以一種階級意識整體達成的統一。相反它表明，至少存在一種分裂的可能性，農業工人有時可能過於依賴他的主人——農場主或農民——而不會與工業無產階級一道去創造共同的事業。然而，農場主或農民卻很容易選擇支持資產階級，而不支持馬克思本人所提到的工人；[4]像《共產黨宣言》這樣的綱領（它的第一項要求就是「剝奪地產」[5]），就幾乎難以設計來抵制這種趨勢。這表明，農村中間階級不會消失、農村無產階級不會與工業無產階級融合，至少是可能的。然而這並不是問題的全部。馬克思自身的分析表明，對資產階級而言，煽動工薪階級的分裂是至關重要的；正如馬克思本人所看到的，這至少能夠以兩種方式達成。一種方式是創造一個新的中間階級，創造一個有特權的工薪階級群體，他們會感到比體力工人優越，但同時又依賴於統治者的憐憫。另一種方式是利用社會的最低階層——馬克思將之命名為「流氓無產階級」。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它是各種罪犯吸納的基礎，這些罪犯可能準備把自身出賣給階級敵人。正如馬克思所承認的，苦難的不斷增長必然趨於擴大這一階級的人數；這是一種幾乎很難歸功於一切被壓迫者的團結的發展。 然而，甚至工業工人這一階級的團結也不是苦難不斷增長的必然結果。應該承認，苦難的不斷增長必然會造成反抗，它甚至可能造成叛亂。但是，我們論證的前提是，在社會革命取得勝利之前，苦難不可能減緩。這意味著，從事反抗的工人在他們改善自身命運的無結果的嘗試中，會一次次被擊敗。但是，這種發展不需要使工人具有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階級意識，即為自己的階級自豪並堅定自己的使命；相反，它可以使它們具有這一意義上的階級意識，即意識到實際上他們隸屬於一支失敗的隊伍。如果工人在實現過程中沒有發現優勢，即他們的人數和潛在的經濟權力在不斷增長，情況可能就會如此。正如馬克思所預言的，如果除工人自身和資本家階級之外，一切階級都必然表現出一種消失的趨勢，那麼，這就是可能會出現的情形。但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由於這種預言無須兌現，很可能甚至工業工人的團結也會被失敗主義所侵蝕。[6] 因此，與馬克思的預言——它堅持認為必然會發展一種簡單明了的兩個階級之間的分裂——相反，我們發現，即使依照他本人的假定，下述階級結構也可能發展：（1）資產階級；（2）大土地所有者；（3）其他土地所有者；（4）農村工人；（5）新中間階級；（6）工業工人；（7）流氓無產階級（當然，這些階級的一切其他組合也可能發展）。而且，我們還發現，這種發展可能會侵蝕工業工人的統一。 因此，我們可以說，馬克思論證中第二步的第一個結論並不能推出。正如我對第三步所做的批評那樣，在此我也應該說，我並不企圖以另一種預言代替馬克思的預言。我並沒有斷定，這個預言不能兌現，或者我所描述的可選擇的發展會實現。我只是斷定，它們可能會實現（誠然，這種可能性幾乎很難被激進的馬克思主義派的成員所否定，這些成員把對變節、行賄和缺乏階級團結的譴責用作特別喜愛的伎倆以替不符合預言進程表的發展辯解）。可能發生的類似事情對每個人都必須是清楚的，這些人目睹了導致法西斯主義的發展，其中我所提及的各種可能性發揮了作用。然而，僅是這種可能性，就足以摧毀馬克思論證的第二步中所達到的第一個結論。[7] 這當然也影響到第二個結論，影響到對即將來臨的社會革命的預言。但是，在我能夠對這一預言所藉以達到的方式進行批評之前，有必要詳細討論它在整個論證中扮演的角色，以及馬克思對「社會革命」一詞的使用。 二 當馬克思談論社會革命時，他所意指的含義乍看起來似乎是足夠清楚的。他的「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是一個歷史概念。它或多或少意味著從資本主義的歷史時期到社會主義的歷史時期的迅速轉變。換言之，它是兩個主要階級之間階級鬥爭的轉變時期的指稱，這一時期將延續到工人的最終勝利。當被問到「社會革命」一詞是否意味著兩個階級之間殘酷的內戰時，馬克思回答說，[8]並不必然意味著這樣，然而需要補充的一點是，不幸得很，避免內戰的前景並不十分明朗。他也許會進一步補充，從歷史預言的觀點看，這一問題似乎也許並不是很不相關，而是無論如何具有次等的重要性。馬克思主義堅持認為，社會生活是殘酷的，階級戰爭要求每天都有犧牲。[9]真實相關的是結果，即社會主義。達到這種結果是「社會革命」的根本特徵。 現在，如果我們可以把資本主義被社會主義所取代視為已經確立的，或者視為直覺上肯定了的，那麼，這種對「社會革命」一詞的解釋，也許會令人滿意。然而，由於我們必須把社會革命的理論用作科學論證的一部分，憑藉它我們試圖確立社會主義的來臨，這一解釋的確就非常令人不滿意了。如果在這一論證中，我們試圖把社會革命描述為向社會主義轉變，那麼，這一論證就變得像醫生的論證那樣拐彎抹角，醫生在被要求為其預言病人的死亡作論證時，不得不供認，他既不了解病症，也不了解疾病的其他情況——只是它一定會變成「致命的疾病」（如果病人沒有死，那麼它就還不是「致命的疾病」；如果革命沒有導致社會主義，那麼它就還不是「社會革命」）。我們也能賦予這一批評以簡單的形式，即在這一預言式論證的三個步驟之中，沒有一個步驟是我們必須假定為只可從後一步驟中推導出來的。 這些思考表明，對馬克思論證的恰當重構而言，我們應該看到，這種對社會革命的描述並不涉及社會主義，它只是承認，社會革命在這一論證中儘可能地發揮了它的作用。一個實現這些條件的描述似乎就是這種描述。社會革命是大量的聯合起來的無產階級奪取全部政權的一種嘗試，如果暴力為實現這一目標所必需，則動用不辭暴力的徹底的解決辦法，以反抗反動派企圖重新恢復政治影響的任何努力。這一描述避免了所提及的各種困難；假定第三步無疑具有似是而非的程度，只要第三步是有效的，這一描述就與論證的第三步相符合；正如將要指明的，這一描述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尤其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傾向，對於暴力在這一歷史階段是否實際上會被使用，該傾向避免做出明確的陳述。[10] 然而作為一種歷史預言，儘管上面提出的描述對暴力的使用不明確，但重要的是要明白，從道德的或者法律的觀點看，情況並不如此。如果從這種觀點考慮，這裡所提出的對社會革命的描述，無疑使它具有暴動的意思；因為是否實際上使用暴力的問題，並不比意圖重要。如果為實現運動的目標所必需的話，我們已經假定了一種不辭暴力的徹底的解決辦法。應該說，如同暴動不僅符合道德和法律的觀點，而且符合日常事物的觀點一樣，一種不辭暴力的解決辦法對社會革命的特徵具有關鍵性。因為如果一個人為實現自己的目標決定使用暴力，那麼我們可以說，不論暴力是否實際上在特殊情形中被使用，他已對一切意圖和目的採取了一種殘暴的態度。應該承認，在試圖預見這個人的未來行動時，我們將不得不也像馬克思主義那樣不明確，主張我們不知道他實際上是否訴諸武力（因而在這一點上，我們的描述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但是，如果我們不試圖作歷史的預言，而是試圖以一種日常方式描述他的態度，那麼這種明確性的缺乏顯然就消失了。 現在，我想更明確地指出，從實際政治的觀點看，我認為正是這種可能發生暴力革命的預言，是馬克思主義中最具傷害性的因素；我想，在我進行分析之前，如果能簡略地解釋一下我所持觀點的理由，可能會好一些。 我並不是在任何情境和條件下都反對暴力革命。我贊同一些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基督教思想家的看法，他們教導說，在專制的條件下，如果確實不可能有其他可能性，誅戮暴君是可以接受的，暴力革命也可以被認為是正當的。但是我也認為，任何這類革命必須把建立民主作為其唯一的目的；我並不是用民主去意指某種諸如「人民的統治」或「大多數人的統治」之類含糊的東西，而是指一套制度（其中尤其是普選，即人民有解散政府的權利），該制度承認公眾對統治者的控制、他們可以由被統治者解僱；對被統治者而言，無須使用暴力、即使是違背統治者的意志，也能實現改革。換言之，暴力的使用只是在專制的條件下才是正當的，專制使改革沒有暴力就不行，目標只有一個，就是造成一個事務的國家，它使改革沒有暴力也能進行。 我並不相信，除達到這一目標之外，我們還能嘗試用暴力手段達到別的什麼。因為我堅信，這種嘗試可能會冒摧毀一切合理改革的前景的風險。暴力的連續使用可能最終會導致自由的喪失，因為它易於造成一種強者的統治，而不是理性的非情緒化的統治。一場除摧毀專制之外還試圖嘗試達到別的目的的革命，正如它可能達到自己現實的目的一樣，至少可能造成另一種專制。 在政治辯論中，只存在我認為是正當的對暴力的更深一層的使用。我是指，一旦民主實現了，就可以反抗一切對民主憲章和民主方法之使用的攻擊（不論來自國內還是國外）。任何這類攻擊，尤其是如果它來自掌握政權的政府，或者它被這種政府容忍，都應該受到全體忠誠的公民的反抗，甚至是使用暴力。實際上，民主的運行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這一理想，即一個試圖濫用權力和把自身建成專制（或是它容忍其他人建立專制）的政府，其本身在法律上就是不合法的，公民不僅有權利而且有義務把這種政府的行為視為犯罪、把它的成員視為一群危險的犯罪分子。但是我認為，這種對推翻民主的企圖的暴力反抗應該毫不含糊地受到保護。不應有任何懷疑，反抗的唯一目的是為挽救民主。威脅要利用這種情形建立一種反專制，正如起初試圖引進一種專制一樣是犯罪；這種威脅的使用，即使是以威懾敵人、挽救民主的公正意圖促成，結果只能算是一種捍衛民主的壞方法；誠然，這種威脅在危險時刻能夠擾亂民主的捍衛者的隊伍，因而可能幫助敵人。 這些評論指明，一項成功的民主政策，需要捍衛者遵守一定的統治。有些這類統治在本章的後面將會列出；在此我只能指明，為什麼我把馬克思主義對暴力的態度，看作馬克思一切分析中應該探討的最重要的觀點之一。 三 依照馬克思主義者對社會革命的解釋，我們可以把他們區分為兩種主要派別，即激進派和溫和派（只是粗略地而非精確地相對於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而言）。 馬克思主義者經常討論暴力革命是否是「正當的」這一問題，他們說，他們不是道德家，而是科學家，他們並不討論應是什麼的玄思，而只討論所是什麼和將是什麼的事實。換言之，他們將自身限定為預見什麼將會發生這一問題的歷史預言家。然而，我們可以假定，我們在勸說他們討論社會革命的正當性方面已經成功。在這種情形下，我相信我們會發現，一切馬克思主義者原則上都會同意這一老觀點，即暴力革命只是因為它們直接反對專制，才是正當的。從現在開始，這兩派的意見有了不同。[11] 激進派認為，在馬克思看來，一切階級統治必然是一種專政，即一種專制。[12]因此，一種真正的民主只能通過建立無產階級的社會，通過（如果必要的話）用暴力推翻資本家專政，才能實現。溫和派不同意這種觀點，但卻認為，民主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所以，通過和平的和漸進的改革，能夠造成社會革命。然而，即使這個溫和派也認為，這種和平的發展是不確定的；它指出，如果在民主的戰場上面臨被擊敗的前景，可能訴諸武力的恰是資產階級；他們辯解道，在這種情形下，工人在反擊和用暴力手段建立自己的統治時，[13]是正當的。這兩派都聲稱代表馬克思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在某一方面兩者都是正確的。例如，正如上述提及的，馬克思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由於他的歷史主義的探討，在某種程度上是模稜兩可的。而且，他似乎在自己的一生中改變了觀點，以激進的立場開始，後來則採取一種較溫和的立場。[14]我將首先審查激進派的立場，因為在我看來，這是唯一符合《資本論》和馬克思預言式論證的總傾向的立場。因為《資本論》的主要理論是，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對抗必然會增長，根本不存在妥協的可能，所以，資本主義只能被摧毀，而不能被改進。最好是援引《資本論》的基本論斷，馬克思在其中最終概括了「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他寫道：「隨著那些掠奪和壟斷這一轉化過程的全部利益的資本巨頭不斷減少，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而日益壯大的、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構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並在這種壟斷之下繁榮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15] 從這一基本論斷來看，可以毋庸置疑，馬克思《資本論》的教導的核心是，改造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的，並預言它將被暴力推翻；這是一種符合激進派的理論。這個理論也能夠符合我們的預言式論證。因為我們不僅贊同第二步的前提，而且也贊同它的第一個結論，那麼，依照我們從《資本論》所援引的論斷，社會革命的預言確實能夠推出（正如上一章所指出的，工人的勝利也能夠推出）。誠然，似乎很難設想一個完全聯合的和有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如果他們的苦難不能用任何其他手段減緩，他們最終不會進行一次具有決定性的推翻社會秩序的嘗試。但是，這當然不能挽救它的第二個結論。因為我們已經表明，第一個結論是無效的；只從這個前提、從財富和苦難同步增長的理論出發，是不能得出社會革命的不可避免性的。正如我們在對第一個結論的分析中所指出的，我們所能說的是，暴動可能是難以避免的；但是，由於我們既不能肯定階級聯合，也不能肯定工人中有一種發達的階級意識，我們就不能把這種暴動等同於社會革命（他們都無須取得勝利，因而假定他們代表社會革命，與第三步是不相符的）。 同至少很符合預言式論證的激進派立場相反，溫和派立場完全推毀了這種論證。然而，正如前面說過的，它也有馬克思的權威作支持。馬克思活得夠長，他看到了改革的實行，這種改革依照他的理論是根本不可能的。可是，他從不認為，工人命運的這些改善同時駁斥了他的理論。他關於社會革命的模稜兩可的歷史主義觀點，允許他把這些改革解釋成社會革命的前奏，[16]甚或是解釋成它的開端。正如恩格斯告訴我們的，馬克思得出了這一結論，即無論如何，「英國是惟一可以完全通過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來實現不可避免的社會革命的國家。當然，他從來沒有忘記附上一句話：他並不指望英國的統治階級會不經過『維護奴隸制的叛亂』而屈服在這種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面前」。[17]這份報告與馬克思逝世前三年寫的一封信是符合的：「我們黨……認為英國革命並不是必然的，然而——依照歷史的先例——卻是可能的。」[18]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這些陳述的第一個陳述中，「溫和派」的理論獲得了清楚的表達；這個理論是，如果統治者不屈服，暴力就不可避免。 在我看來，這些溫和的理論摧毀了整個預言式的論證。[19]它們意味著，妥協和資本主義的漸進改革都是可能的，因而不斷減緩階級對抗也是可能的。但是，預言式論證的惟一基礎是階級對抗不斷增強的假定。為什麼通過妥協實現的漸進改革，一定會導致資本主義體系的徹底毀滅；為什麼工人——他們憑經驗懂得通過漸進的改革能夠改善自己的命運——即使不能創造「全面的勝利」，即讓統治者屈從，他們也不寧願固守這種方法；為什麼他們不願同資產階級妥協，與其說通過達成易於導致暴力衝突的要求去讓自己的一切所得冒險，也不讓資產階級擁有生產資料；這一切根本沒有邏輯的必然性。只要我們假定，「無產者……失去的只是鎖鏈，」[20]只要我們假定，苦難不斷增長的規律有效，或是它至少使改進成為不可能，到那時我們就能夠預言，工人將不得不進行推翻整個體系的嘗試。所以，對「社會革命」的進化論解釋，把從第一步到最後一步的馬克思主義的論證摧毀了；所留給馬克思主義的，只是歷史主義的探討。如果某個歷史預言還在進行嘗試，那麼它一定是建立在一種全新的論證的基礎上。 如果我們試圖依照馬克思後來的觀點和溫和派的觀點去構建這種修正過的論證，並儘可能地保存原初的理論，那麼我們就達成一種完全建立在這一要求之上的論證，該要求主張，工人階級現在代表、將來還代表人民的大多數。這一論證將這樣進行。資本主義將受到「社會革命」——我們現在只不過用它來意指資本家和工人之間鬥爭的推進——的改造。這場革命可以用漸進的和民主的方法進行，它也可能是暴力革命，甚至在不同的交替時期它既是漸進的又是暴力的革命。這一切將取決於資產階級的反抗。但是無論如何，尤其是如果發展是和平的發展，它必將以工人都獲得《共產黨宣言》所說的「統治階級」的地位而告終；他們必須「爭得民主」；因為「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自覺的獨立的運動」。[21] 重要的是要明白，即使在這種溫和的修正過程中，預言也是站不住腳的。[22]理由就是這樣。如果漸進改革的可能性被承認，痛苦不斷增長的理論就必須放棄；但是隨之而來，斷言工業工人某一天將必然構成「絕大多數」這一論據的偽裝就會消失。我的意思並不是說，這個斷言實際上是從馬克思的苦難不斷增長的理論推出的，因為這個理論從未對農場主和農民予以足夠的注意。然而，只要假定使中間階級降落到無產階級的水平、苦難不斷增長的規律無效，那麼我們就應該準備發現，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中間階級將繼續存在（或者出現了一個新的中間階級），它會與其他非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工人的權力要求；沒有誰能夠肯定地說出這種爭奪的結果將是什麼。誠然，統計學家從未表明過工業工人的人數相對於人口中其他階級的增長趨勢。反之，如果放開生產工具的積累還在繼續的事實不論，卻存在相反的趨勢。這一事實獨自駁斥了修正過的預言式論證的有效性。所留下來的是這一重要的觀察（可是它並不符合歷史主義預言的狂妄標準），即在被壓迫者的壓迫下，或者在階級鬥爭（如果這一術語被選用的話）的壓迫下，社會改革已被廣泛實行，[23]也即是說被壓迫者的解放主要已由被壓迫者自身實現。 四 無論在激進的還是在溫和的各種解釋中，預言式論證都是站不住腳和無法彌補的。然而，就全面理解這種情形而言，它並不足以駁斥修正過的預言；對審查暴力問題上的模稜兩可的態度，它也是必要的，我們在激進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和溫和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中，都能夠觀察到這種態度。我判斷，這種態度對「爭得民主」是否能夠成功的問題，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因為無論溫和的馬克思主義派在哪裡贏得普選或接近贏得普選，理由之一似乎是，他們吸引了大部分的中間階級。這應該歸功於他們的人道主義，歸功於他們支持自由和反對壓迫。然而，他們對暴力的態度的系統性的模稜兩可不僅趨於使這種吸引中立化，而且也直接促進了反民主者、反人道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的利益。 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存在兩種密切相關的模稜兩可，從這種觀點看，二者都重要。其一是建立在歷史主義探討之上的對暴力的模稜兩可態度。另一是像《共產黨宣言》所指出的，馬克思主義者藉以談論「無產階級奪取政權」[24]的模稜兩可的方式。這意味著什麼？它可能意味著，並且它有時也是這樣被解釋的，工人政黨有著與每個民主政黨同樣無害的和顯然易見的目的，即爭取絕大多數並組成政府。然而，它也可能意味著，並且這點經常被其所指的馬克思主義者暗示，工人政黨一旦掌握政權，就會使自身牢固地占據這個位置；也即是說，它將以這種方式利用它的得票多數，使得其他人很難以普通民主的手段重新獲得權力。這兩種解釋之間的差異是極其重要的。如果一個在特定時期處於少數派的政黨計劃壓制其他政黨，不論是用暴力還是用得票多數的手段，那麼，它就通過暗示承認，當前大多數政黨有權同樣這樣做。這就喪失了一切抱怨壓迫的道德權利；誠然，這等於用卑鄙手段欺騙了當前統治政黨中那些試圖用武力壓制對手的集團。 我可以簡略地把這兩種模稜兩可稱作暴力的模稜兩可和奪取權力的模稜兩可。二者不僅根源於歷史主義探討的含糊，而且根源於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只要國家在本質上是一種階級的專制，那麼，一方面，暴力是容許的，另一方面，所能做的必然是以無產階級專政去代替資產階級專政。對形式的民主的過分擔心只不過表明缺乏歷史感；正如列寧所說的，「民主……只是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的階段之一」[25]。 在激進派和溫和派的策略理論中，這兩種模稜兩可都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模稜兩可的系統使用能夠使他們擴大未來的追隨者得到補充的領域。這是一種策略優勢，然而，這種策略優勢在關鍵時刻可能容易導致失利；每當激進派的成員認為採取暴力的鐘聲已經敲響時，它就會導致分裂。激進派藉以系統使用暴力的模稜兩可的方式，由下述引自帕克斯最近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剖析，可以得到說明。[26]「由於現在美國共產黨不僅宣稱，它現在不提倡革命，而且宣稱，它從未提倡過革命，從共產國際的綱領（1928年起草）援引幾句話，也許是適當的。」帕克斯接著從其他地方援引了如下出自這個綱領的幾段文字：「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並不意味著通過議會多數和平地『控制』現代的資產階級國家……奪取政權……是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政權，摧毀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黨……面臨著引導群眾直接進攻資產階級國家的任務。這點通過……宣傳……以及……群眾行動可以做到。這種群眾行動最終包括……聯合武裝起義的總攻……後一種形式（它是最高的形式）……應該依照戰爭的規則進行……」從這些引文中，我們可以看出，綱領的這一部分是十分模稜兩可的；然而，這並不能夠防止該黨系統運用暴力的模稜兩可，如果策略形勢[27]需要的話，又可撤至對「社會革命」一詞作非暴力的解釋；它並不顧及《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結論性的文字（1928年綱領保留了它）：「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28] 然而，溫和派系統地使用暴力和奪取政權的模稜兩可的方式，甚至更重要。它在上述援引的馬克思的較溫和的觀點的基礎上，尤其被恩格斯所發展，並成為一種極大地影響到後來發展的策略理論。我記住的這個理論可以描述如下：如果我們能夠擁有它的話，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非常願意有一種通往社會主義的和平的和民主的發展。然而，作為政治的現實主義者，我們預見到這種可能性，即當我們處於接近贏得多數時，資產階級不會平靜地袖手旁觀。他們寧可摧毀民主。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不應該退縮，而應該反擊，並奪取政權。由於這種發展是一種可能的發展，我們應該為它提供工人準備；否則，我們將背叛自己的事業。這裡是恩格斯論述這個問題的一段話：「就目前來說……法律……的運行是如此有利於我們，以致當它還在持續時而我們卻將它放棄，那當然是瘋狂。它是否不屬於資產階級，仍有待觀察……該階級為了以暴力壓倒我們首先會放棄它。放第一槍吧，資產階級的紳士們！毋需懷疑，他們會是首先開火的人。總有那樣一個美好的日子……資產階級會目睹著迅速增長的社會主義的力量……會感到厭倦，他們就要訴諸非法和暴力了。」[29]因此，所發生的除了留下系統的模稜兩可還會有什麼呢。而且，這種模稜兩可還被用作一種威脅；因為在後面的文字中，恩格斯還以下述方式告誡「資產階級的紳士們」：「如果……你們破壞憲法，……那麼，社會民主黨就可以自由採取行動，也可以自由制止反對你們的行動——它愛怎麼做就怎麼做。然而，不管將來做什麼，它今天幾乎是不會放過你們的！」[30] 有意思的是可以看出，這一理論如何極大地不同於馬克思主義的原初概念，這個原初概念曾經預言，革命將作為資本主義對工人壓迫的不斷增強的結果而來臨，而不是作為成功的工人運動對資本家壓迫的不斷增強的結果而來臨。這一顯著的路線變化[31]，表明了現實的社會發展的影響，這種社會發展是苦難不斷減少的表現之一。然而，恩格斯的新理論在策略上是荒謬的，它註定是要失敗的，因為它把革命的，更確切地說，把反革命的主動性留給了統治階級。原初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導說，工人的革命將在蕭條最嚴重的時刻，即在政治體系被經濟體系的崩潰削弱的時刻，在一種能特別有利於工人的勝利的形勢下，才會爆發。但是，如果「資產階級的紳士們」應邀開了第一槍，可以想像，難道他們會愚蠢到不會明智地選擇自己的時機嗎？他們不會為自己即將進行的戰爭作準備嗎？而且由於，依照這一理論，他們掌握政權，這種準備難道不意味著動員各種力量，以反對工人幾乎不存在的勝機嗎？通過修正這種理論，以便工人不會等到另一方面的攻擊而試圖解放自己，就不會遇上這種批評，因為依照它自身的前提，對那些掌權者而言，把準備做在前頭總是容易的——如果工人準備棍棒，他們就準備步槍，如果工人準備步槍，他們就準備大炮，如果工人準備大炮，他們就準備俯衝式轟炸機，等等。 五 然而，這種批評，正如實際上所是和經驗所證實的那樣，只不過是表面的。這一理論的主要缺陷存在於更深之處。我現在要提供的批評試圖表明，無論是這一理論的前提，還是它的策略後果，都只能如此，它們可能恰好造成資產階級的反民主的運動——這種反動是該理論預見到卻又（模稜兩可地）表示憎惡的：資產階級的反民主因素的增強以及最終是內戰。我們知道，這可能導致失敗，導致法西斯主義。[32] 簡略地說，我想起的批評是，一旦它們被重要的政黨所採納，恩格斯的策略理論，更一般地說，暴力和奪取政權的模稜兩可，就會使民主的運動成為不可能。我把這個批評建立在這一爭論的基礎上，即只有各主要政黨都對民主的職能持一種可以用某些規則概括如下的觀點時，民主才能夠運行（也可參閱第7章第2節）： （1）雖然普選制度是最重要的，卻不能把民主完全描述為多數人的統治。因為多數人可能以專制的方式進行統治（那些不足6英尺高的多數人可能會決定，高於6英尺的少數人應該支付全部賦稅）。在一個民主的國家，統治者的權力應該受到限制；民主的準則是這樣：在一個民主國家（也即是說政府），可以不經流血而為被統治者解散。因此，如果掌權者不能維護這些制度——它能夠確保少數人有實現和平變革的可能性——那麼，他們的統治就是一種專制。 （2）我們只需要區分兩種形式的政府，即擁有這種制度的民主政府和一切其他的專制政府。 （3）一部具有連貫性的民主憲法只排斥法律體系的一種變化類型，即一種危及其民主特徵的變革。 （4）在民主國家，對少數人的全面保護不會擴大到那些違法者，尤其不會擴大到那些煽動其他人用暴力推翻民主者。 （5）一項捍衛民主的構架體系的政策必然永遠是從這一前提出發，即在被統治者和統治者中總會存在各種反民主的傾向。 （6）如果民主被摧毀了，一切權利就都會被摧毀。即使一定的為被統治者所欣賞的經濟利益能夠維持，它們也只是在表面上維持。[33] （7）由於民主承認非暴力的改革，它就為一切合理的改革提供了一個無價的戰場。如果在一切爆發在該戰場上的特殊戰鬥中，維護民主不被引為頭等考慮，那麼，一切存在的潛在的反民主傾向（它訴諸那些被我們在第十章稱作在文明的脅變下蒙受苦難的人），就可能造成民主的崩潰。如果對這些原則的這一理解尚未被發展，那麼就必須為它們的發展而鬥爭。相反的政策也許會證明是致命的；它可能造成最重要的戰鬥——追求民主本身的戰鬥——的失利。 與這種政策相反，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政策可以被描述為一種使工人懷疑民主的政策。恩格斯說：「實際上，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而且在這一點上民主共和國不亞於君主國。」[34]然而，這種觀點必然會產生下述政策： （a）譴責民主不能夠防止一切罪惡，而不承認民主者應該受斥難、不承認反對者通常並不比多數派少（每個反對黨都擁有它應得的多數）。 （b）教育被統治者不要把國家視為自己的，而是視為隸屬統治者的東西。 （c）告訴他們只存在一種改進事情的方式，即徹底奪取政權的方式。然而，它忽略了民主的一項實際上很重要的職能，即它能夠制衡權力。 這種政策等於從事開放社會的敵人的工作；它為他們提供了一支不自覺的第五縱隊。《共產黨宣言》模稜兩可地說：「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35]與之相反，我斷定，只要它作為第一步被接受，那麼，爭得民主也會喪失。 這些就是恩格斯的策略理論，以及根源於社會革命理論的模稜兩可的總結果。最終，它們不過是柏拉圖以尋問「誰將統治國家？」（見第七章）的方式提出政治問題的最後結果。對我們來說，十分緊迫的是要明白，與「權力如何被行使」和「行使多大權力」的問題相比，「誰應該行使權力？」的問題幾乎是無關緊要的。我們應該明白，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一切政治問題都是制度問題，是法律構架的問題，而不是個人的問題，通往更平等的進步只能靠對權力的制度控制來保證。 六 正如在上一章一樣，我現在要通過指明馬克思的預言影響近來歷史發展的方式，舉例說明第二步。一切政黨在其反對者的不受歡迎的活動中，都有某種「既得的利益」。他們依賴於反對者而生存，因而易於揣摩、強調、甚至是期盼他們。只要他們能夠這樣做而不涉及對反對者負責的話，他們甚至會鼓勵反對者犯政治錯誤。這點連同恩格斯的理論一道，導致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期盼反對者製造的反民主的政治行動。他們不僅不竭力同這種活動作鬥爭，而是慶幸地告訴自己的追隨者：「看這些人在做什麼。這就是他們所謂的民主。這就是他們所謂的自由和平等！等算賬的一天到來時，請記住它吧。」（這是一個既可以意指選舉的日子，也可以意指革命的日子的模稜兩可的詞語。）如果這種讓某黨的反對者暴露自身的政策被擴大到反民主的活動，只能導致災難。這是一種在民主制度面臨現實的和不斷增長的危險之時，光說不練的政策。這是一種嘴上高談戰爭、行動上卻按兵不動的政策；它教給法西斯主義者一種無價的方法，這就是嘴上高談和平、行動上卻搞戰爭。 毋庸置疑，上述提及的模稜兩可就這樣成了那些企圖摧毀民主的法西斯主義集團的幫凶。因為我們應該估計到這一可能性，即可能存在這樣的集團，它們在所謂資產階級中的影響，很大程度上將依賴於工人政黨所採取的政策。 例如，讓我們更縝密地思考一下革命的威脅或者政治性衝擊的威脅——與工資的爭執等相反——在政治鬥爭中的運用。正如上述所解釋過的，這裡關鍵的問題是，這種手段是被用作進攻武器，還是僅僅為了防禦民主。在一個民主的國家，作為純粹的防禦武器，它們是正當的，當這些手段按照防禦性的和無歧義的要求被堅決使用時，它們曾經被成功地這樣使用過（請記住卡普暴動的迅速失敗）。然而，如果被用作一種防禦性武器，它們必然會導致反對者營壘中反民主傾向的增強，因為他們明確要讓民主無法運行。而且，這種使用必然會使這種武器對防禦無效。如果當狗甚至還是好端端的時候，你卻使用鞭子抽它，那麼，當你需要它去阻攔壞人時，它也是不乾的。民主的防禦應該在於，讓那些嘗試反民主的實驗的人為之付出慘重的代價；這種代價比民主妥協的代價要大得多……工人使用一切非民主的壓迫，只能導致一種類似的、甚至是一種反民主的、反動的壓迫——導致煽動一場反民主的運動。這種反民主的運動對於統治者，較之它對於被統治者，當然要嚴重得多和危險得多。工人的任務是堅決同這種危險的運動做鬥爭，在它還不明顯的開端，就終止它。然而，他們現在如何以民主的名義做鬥爭呢？他們自身的反民主的行動必然會為自己的敵人、為那些民主的敵人提供機會。 如果人們願意的話，可以對上述所描述的發展的事實作不同的解釋；它們可能導致這一結論，即民主是「不好的」。這確實是一個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曾經下過的結論。在他們認為是民主的鬥爭——他們在闡述自己的策略理論時，已經喪失這一鬥爭——被擊敗之後，他們說：「我們太寬大了、太人道了——下次我們將發動一場真正的流血革命！」這好似一個輸掉拳擊賽的人下結論：拳擊是不好的——我應該使用棍棒……實際上，馬克思主義者向工人教授階級戰爭的理論，但卻向反動的資產階級的頑固分子教授階級戰爭的實踐。馬克思談論戰爭。他的反對者注意聽著；接著他們開始談論和平，並指責工人好戰；馬克思主義者不能否認這種指責，因為階級鬥爭是他們的口號。法西斯主義者卻行動。 到目前為止，分析主要涵蓋一定的更「激進的」社會民主黨，他們把自己的政策完全建立在恩格斯的模稜兩可的策略理論的基礎之上。由於缺乏上一章討論過的實際綱領，對社會民主黨而言，恩格斯的策略的災難性後果被加劇了。然而，在一定的國家和一定的時期，尤其在其他工人政黨（例如社會民主黨和勞動黨）遵守民主統治的地方共產黨也採取了這裡所批評的策略。 然而，就共產黨有一個綱領而言，上述立場與他們是不同的。共產黨的綱領是：「照搬俄國！」這使他們在革命理論和斷言民主只不過意味著資產階級專政方面，更為明確。[36]依照這一判斷，如果這種隱蔽的專政變成一種公開的專政，變得對一切人都明顯，就不可能喪失太多的什麼，還會贏得某種東西；因為這只會使革命更快到來；[37]他們甚至希望，中歐的極權專政會加速問題的解決。畢竟，由於革命必然要到來，法西斯主義只是引起革命的手段之一；由於革命顯然被長期延誤了，情況就尤其這樣。撇開其落後的經濟條件不論，俄國已經進行了革命。在較先進的國家，只有民主所創造的空洞希望還在阻止革命。[38]因此，通過法西斯主義者摧毀民主，由於促成工人對民主方法的最終覺醒，只能引起革命。隨之而來，馬克思主義的激進派[39]感到，它發現了法西斯主義的「本質」和「真實的歷史作用」。從本質上看，法西斯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最後站台。因此，當法西斯主義奪取政權時，共產黨不要投入戰鬥（沒有誰期望社會民主黨去鬥爭）。因為共產黨肯定，無產階級革命被延期了，法西斯主義的插曲——它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加速所必需——支撐不了幾個月。[40]因而共產黨要求不要採取行動。他們是無害的。對法西斯主義奪取政權，從來不存在「共產主義的危險」。正如愛因斯坦曾經強調的，在共同體的一切有組織的集團中，只有教會，或者毋寧說只有一部分教會，才認真提供反抗。 * * * [1] 參閱《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1頁）。 [2] 這段話出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頁）。 [3] 參閱《資本論》第547頁［這裡所引的話與中文版不同，在中文版中，這段話為：「農業工人在廣大土地上的分散，同時破壞了他們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卻增強了他們的反抗力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2頁）這裡關鍵的不同在於，在波普爾的引文中，是「資本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中文版中卻是「城市工人的集中」——譯者］。 對「資本集中」（我在正文中譯為「資本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一詞，可以作點評論。 在《資本論》第3版中（參閱《資本論》第689頁以下；中文版與此相同的內容，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5—686頁），馬克思引入了下述區別：（a）他僅僅以資本積累意指資本商品的總量的增長（例如，在一定的區域之內）；（b）資本積聚意指（參閱第689、690頁）不同的單個資本家所掌握的資本的正常增長，這種增長源於面向積累的總趨勢，使它們能夠控制工人人數的增長。他以集中意指（參閱第691頁）因一些資本家被另一些資本家所剝奪而引起的這種資本的增長（「一個資本家打敗他的許多同道」）。 在第2版中，馬克思尚未區分積聚和集中，他在（b）和（c）的雙重意義上使用「積聚」一詞。為表明這種差別，我們在第3版（《資本論》第691頁）中讀到：「我們在這裡有了不同於積累和積聚的真正的集中。」（在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6頁中，這句話為：「這是不同於積累和積聚的本來意義的集中。」——譯者）在第2版中，我們在該處讀到的是：「我們在這裡有了不同於積累的真正的集中。」然而，這一修改在全書中並沒有進行，而只是在一些段落（特別是第690—693頁和846頁）中進行。在這裡正文中所引述的這句話中，遣詞造句仍然與第2版相同。在本章第251頁注①正文所引述的這句話（第846頁）中，馬克思則用「集中」代替了「積聚」。 [4] 參閱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2頁，著重號是引者加的）：「獲得勝利的是資產階級共和國。站在資產階級共和國方面的有金融貴族、工業資產階級、中間階層、小資產者、軍隊、組成別動隊的流氓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牧師和農村居民。」 關於馬克思對「農村生產者」所做的不可思議的樸素陳述，另見第二十章第303頁注①。 [5] 參閱第一卷第八章第265頁注①正文。 [6] 參閱本章第241頁注①引文，特別是涉及中間階級的「知識分子」的部分。 關於「流氓無產階級」，參閱同上處和《資本論》第71頁（該術語在那裡被譯成「衣衫襤褸的無產階級」）。 [7] 關於馬克思意義上的「階級意識」的含義，參見第十六章第一節的結尾。 除了正文中提到的失敗主義精神的可能發展，也存在其他可以削弱工人的階級意識並導致工人階級之間分裂的因素。例如，列寧提到帝國主義通過向工人提供掠奪品份額，就可以使他們分裂；他寫道：「……在英國，帝國主義分裂工人、加強工人中間的機會主義、造成工人運動在一段時間內腐化的這種趨勢，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以前很久，就已經表現出來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級》，《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7頁。） H.B.帕克斯在其1940年出版的《馬克思主義——驗屍》一書所做的卓越分析中就正確地提到，企業家和工人一起來剝削消費者是可能的；在受保護的或壟斷主義的工業中，他們可以分享掠奪品。這一可能性表明，馬克思誇大了工人和企業家的利益之間的對抗。 最後應該提到，多數政府沿最小反抗的路線推進的傾向，很容易導致下述結果。由於工人和企業家是共同體中組織得最好和政治上最有力量的團體，一個現代政府可能容易傾向於以犧牲消費者的代價來滿足他們。它可以毫無愧疚地這樣做；因為它會說服自身，通過建立共同體中具有對抗性的政黨之間的和平，它已將一切處理好。 [8] 參閱本章第252頁注②、③。 [9] 一些馬克思主義者甚至敢斷言，在暴力的社會革命中所涉及的痛苦，比他們所說的「資本主義」中固有的長期罪惡中所涉及的痛苦要小得多（參閱勞拉《馬克思主義和民主》，E.費茨傑拉德譯，1940年；第38頁注；勞拉由於持有這一觀點而批評S.胡克的《理解馬克思》一書）。然而，這些馬克思主義者並沒有揭示這一評估的科學基礎；或是更直率地談論這一完全不負責任的神諭式的託詞。 [10] 「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關係不是被看作固定的東西，而是被看作可變的東西的時候，它們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會同樣發生變化和變形，我們不能把它們限定在僵硬的形成過程中來加以闡明。」（恩格斯：《〈資本論〉第三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頁。） [11] 它並不十分一致，因為有時共產主義者提倡較溫和的理論，尤其是在那些社會民主黨並不代表這一理論的國家。例如，參閱本章第257頁注①正文。 [12] 參閱第十七章第195頁注②、③；以及本章第249頁注②；並可與本章第252頁注②、③及正文進行對照。 [13] 當然，在這兩者之間存在不同立場；也存在較溫和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尤其是A.伯恩施坦所謂的「修正主義」。實際上，這後一立場完全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它只不過是為一種嚴格的民主的和非暴力的工人運動辯護。 [14] 當然，馬克思學說的這種發展是一種解釋，但不是一種非常令人信有的解釋；實際上，馬克思並不十分一貫，他對「革命」、「力量」、「暴力」等術語的使用，賦予一種系統的歧義性。這一立場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這一事實強加給他的，即他所生活的時代的歷史並沒有依照他的計劃推進。只要它極其明晰地展示了一種偏離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即偏離不干預的趨勢，它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就是一致的。馬克思經常（例如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談到對這一趨勢滿意（參閱本章第252頁注①引文；也可見正文）。另一方面，這同一種（面向干預主義）的趨勢導致一種與馬克思的理論相反的工人命運的改進；它因而降低了革命的可能性。馬克思對自己的教誨的搖擺不定的和歧義的不同解釋，可能就是這一情形的結果。 為舉例證明這點，可以援引兩段話，一段出自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另一段出自晚期著作。這段早期的話出自《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這段話之所以有意思，是因為它很實際。馬克思假定，工人可以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一道贏得反封建的戰鬥，並建立起一個民主的政權。馬克思認為，在實現這點以後，工人的戰鬥口號必然是「不斷革命！」它所意味的東西獲得過詳細的解釋：「工人應該努力設法使直接革命的熱潮不致在剛剛勝利後又被壓制下去。相反，他們應該使這種熱潮儘可能持久地存在下去。工人不僅不應反對所謂過火行為，不應反對人民對可恨的人物或對與可恨的往事有關的官方機構進行報復的舉動，不但應該容忍這種舉動，而且應該負責加以領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0頁。）[也可參閱本章第262頁注②（1），以及第二十章第304頁注①。]與前面的那段話相對照，可以從馬克思的《對第一國際的演講》（阿姆斯特丹，1872年；參考L.勞拉的同上書，第36頁）中選出一段溫和的話：「我也不否認，有些國家，像美國、英國——如果我們對你們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許還可以加上荷蘭——那裡的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並非所有國家都如此。」（馬克思這篇文章的中文題目名為《關於海牙代表大會》，引文中的最後一句則為：「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也必須承認，在大陸上的大多數國家中，暴力應當是我們革命的槓桿……」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9頁——譯者）關於這類較溫和的觀點，也可參見本章第252頁注①—③正文。 然而，早在《共產黨宣言》的最後結論中，就能夠發現這全部的混亂，在那裡，我們發現下述兩個相矛盾的陳述，它們只被一句話隔開：（1）「總之，共產黨人到處都支持一切反對現存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運動。」（例如，這應該包括英國。）（2）「最後，共產黨人到處都努力爭取全世界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調。」為了造成完全的混亂，接下這句話寫道：「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民主的制度並沒有被排除）（以上引文均見於《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頁）。 [15] 參閱《資本論》第846頁。（關於「集中」這一術語，它在第三版中替換了第二版中的「積聚」術語，參閱本章第240頁注③。關於「它們的資本主義的外殼變成一種桎梏」的翻譯，值得注意的是，一種比較直譯的表述可以是：「它們變得與其資本主義的覆蓋物」或者「外殼」「不相容」；或者可以稍微自由地譯成：「它們的資本主義的外殼變得不堪忍受。」）（有關這方面的論述，在中譯本中可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1—832頁——譯者）。 正如它的延伸所表明的，這段話受到了黑格爾辯證法的強烈影響（黑格爾有時將一個命題的反題稱作它的否定，把綜合稱作「否定之否定」）。馬克思寫道：「……資本主義占有方式……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在……對土地及……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2頁）（關於社會主義的更詳細的辯證的派生，參閱第一卷第八章第260頁注③）。 [16] 這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所採取的態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頁），在那裡他說：「……進步仍然是無可懷疑的……英國女王駐外使節在那裡坦率地說……在歐洲大陸的一切文明國家，現在的勞資關係的變革同英國一樣明顯，一樣不可避免。同時，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副總統威德先生也在公眾集會上說：在奴隸制廢除後，資本關係和土地所有權關係的變革會提到日程上來！」（另見本章第249頁注②）。 [17] 參閱恩格斯《〈資本論〉英文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頁）。這段話在第十七章第199頁注①中有較完整的引述。 [18] 參閱馬克思1880年12月8日致海德門的信；見H.海德門《冒險人生錄》（1911年）第283頁。另見L.勞拉，同上書，第239頁。這裡可以更全面地引述段語：「您說您不同意我黨對英國的觀點，對此我只有答覆說，這個黨認為英國的革命不是必然的，但卻是——按照歷史上的先例——是可能的。如果必不可免地進化轉變為革命，那末，這就不僅僅是統治階級的過錯而且也是工人階級的過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6頁）（請注意這一立場的歧義性）。 [19] H.B.帕克斯在《馬克思主義——驗屍》一書的第101頁（另見第106頁以下），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不能被革新而只能被摧毀的信條」，是馬克思主義積累理論的富有特徵的信條之一。他說，「採納一些其他理論……並用漸進的方法去革新資本主義仍然是可能的」。 [20] 參閱《共產黨宣言》的結尾：「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頁。） [21] 參閱《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頁）；這段話在本章注正文中有更全面的引述——本段中的最後一段引文出自《共產黨宣言》（同上書，第283頁；「自覺的」一詞是根據作者引述的英譯本加的——譯者）。也可參閱本章第262頁注①。 [22] 然而，在那些經受痛苦的人的壓力下，社會變革很少被實行；宗教運動（我指包括功利主義者和類似於狄更斯的個人主義者的）可以極大地影響公眾輿論。亨利·福特發現，令一切馬克思主義者和一些「資本家」驚訝的是，工資上漲可以使僱主獲利。 [23] 參閱第十八章第236頁注①、③。 [24]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頁。 [25] 參閱《國家與革命》，《馬克思主義手冊》第756頁。下面是這段完整的話：「在工人階級反對資本家以爭取自身解放的鬥爭中，民主具有巨大的意義。但是民主決不是不可逾越的極限，它只是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和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道路上的階段之一。」（《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頁） 列寧認為，民主只意味著「形式上的平等」。也可以參閱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以平等的論據反對考茨基：「考茨基迷戀於民主的『純粹性』……把形式上的平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徹底虛偽騙人的）當作事實上的平等……」（《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1頁）。 [26] 參閱帕克斯《馬克思主義——驗屍》第219頁。 [27] 這種策略性行動是與《共產黨宣言》一致的，《共產黨宣言》不僅宣稱，共產黨人「到處都努力爭取全世界的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議」，而且同時宣稱，「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這當然包括民主的制度。 然而，這種策略性行動也是與1928年的《蘇聯共產黨黨綱》一致的；因為這個綱領說（《馬克思主義手冊》，第1036頁）：「在決定其策略路線方面，每一個共產黨都應該說明具體的國內外形勢……該黨要按照儘可能廣泛地組織……群眾……來決定口號。」但是，如果不充分利用革命詞句的系統的歧義性，這點就不可能實現。 [28] 參閱《馬克思主義手冊》，第59和1042頁；以及本章第249頁注②（也可見第266頁注②）。 [29] 這並不是一段引文，而是一段釋義。例如，可參閱出自第十七章注中所引的《資本論》英文版序言的這段話。另見L.勞拉，前引書，第240頁。 [30] 這兩段話的開頭一段被L.勞拉的書引用過；關於第二段，參閱《馬克思主義手冊》第93頁。著重號是我加的［出自恩格斯《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的這兩段話，在中文版中與正文中的引文有所不同。它們是：（1）「現在遵守法律是對社會民主黨的變革有利的，為要反對社會民主黨的變革，他們就只能運用秩序黨方面的變革，即非破壞法律不可的變革。……大膽干吧，先生們，這裡閒談沒有用，這裡需要實際行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0—611頁）；（2）「如果你們破壞帝國憲法，那麼社會民主黨也就會不再受自己承擔的義務的約束，而能隨便對付你們了。但是它那時究竟會怎樣做——這點它今天未必會告訴你們。」（同上書，第611頁）——譯者］。 [31] 恩格斯在一定程度上意識到，他不得不改變看法，正如他所說的，「歷史表明，我們以及所有和我們有同樣想法的人，都是不對的」。（《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2頁。）然而，他主要意識到一個錯誤：即他和馬克思過高估計了發展的速度。發展實際上是朝不同的方向進行的，儘管他抱怨它，但他從不承認；參閱第二十章第300頁注①、②正文，在那裡我援引了恩格斯自相矛盾的抱怨，即「工人階級實際上變得越來越資產階級化」。 [32] 參閱第一卷第七章第242頁注①和243頁注①。 [33] 他們也可能繼續找其他理由；例如，由於專制者的權力依賴於一定部分的被統治者的支持。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專制政權實際上應該是一個階級的統治，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因為，即使專制者被迫收買一定部分的人口，向他們允諾經濟上的或其他方面的利益，這並不意味著，他是由這一部分強迫的，或是這一部分有權要求並強迫將這些利益作為自己的權利。只要沒有現存的制度能夠使這一部分去強制執行自己的影響，專制者就可能取消為該部分所分享的利益，並尋求另一部分的支持。 [34] 參閱恩格斯《馬克思〈法蘭西內戰〉1891年單行本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頁。 [35]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頁。另見本章第254頁注①。可進一步參閱出自《共產黨宣言》的下段話（同上書，第285頁）：「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是……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 （1）馬克思在《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中詳細提出了必然導致民主鬥爭之損失的策略性勸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7頁；也可參閱本章第249頁注②和第二十章第304頁注①）。馬克思在那裡解釋了民主獲得之後，對民主黨派所應採取的態度，依照《共產黨宣言》（參閱本章第249頁注②），共產黨人應該與他們一道達成「團結和協調」。馬克思說：「總之，從勝利的最初一瞬間起，工人所表示的不信任態度就不再針對已被打倒的反動黨派，而是必須針對自己從前的同盟者……」（即民主黨派）。（《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頁。） 馬克思要求「必須立刻把整個無產階級用步槍、馬槍、大炮和彈藥武裝起來」，「工人就應該設法組成由他們自己選出的指揮官和自己選出的總參謀部來指揮的獨立的無產階級近衛軍」。目的在於「使得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政府不僅立刻失去工人的支持，並且一開始就看到自己處於受全體工人群眾擁護的行政機關的監督和威脅之下」。（同上書，第371和370—371頁） 顯然，這種政策必然要破壞民主。它必然使政府轉而反對那些不僅不準備遵守法律，反而試圖靠威脅進行統治的工人。馬克思試圖用預言為其政治學辯解（同上書，第371頁）：「新政府只要鞏固到一定程度，就會立刻開始反對工人的鬥爭。」他還說，「……為了堅決而嚴厲地反對這個從勝利的頭一小時起就開始背叛工人的黨」（即民主黨派），「工人應該武裝起來和組織起來」。我認為他的策略恰好會產生他所預言的極壞的結果。他們會使他的歷史預言成為真實。誠然，如果工人一定要以這種方式進行，在這種意義上的每個民主主義者將被迫（即使，尤其是即使他希望推進被壓迫者的事業）加入馬克思所描述為工人的叛徒之中，並為保護個人免受專制者和大獨裁者的善行，而去同那些力圖破壞民主制度的人做鬥爭。 我想補充一下，這裡所引用的這些段落都屬於馬克思比較早的言論，他的較成熟的意見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同的，而且無論如何具有更大的歧義性。然而這並不貶低這一事實，即這些早期的話語有著持久的影響，它們經常被依照實行，對一切相關者造成損害。 （2）與上述正文中觀點（b）相聯繫，可以援引一段出自列寧的話：「所有工人們都十分清楚地知道……資產階級的議會是別人的機構，是資產階級壓迫無產者的工具，是敵對階級即剝削者少數的機構。」（《無產階級革命的叛徒考茨基》，《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頁。）顯然，這些描述並不能鼓勵工人捍衛議會民主免受法西斯主義者的攻擊。 [36] 參閱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190頁）：「……富人享受民主，——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制度。」「馬克思正好抓住了資本主義民主的這一本質，他在分析公社的經驗時說：這就是容許被壓迫者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壓迫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裡代表和鎮壓他們！」另見第十七章第194頁注①、②。 [37] 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說：「現在要把……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下一個步驟上，也就是說，要找到轉向或走向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式，……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思想上已經被爭取過來了……沒有這一點，那就連走向勝利的第一步都邁不出去。可是，這離勝利還相當遠……要真正使整個階級……都站到這種立場上來，單靠宣傳和鼓動是不夠的。要做到這一點，還需要這些群眾自身的政治經驗。這是一切大革命的一條基本規律……必須親身體驗到……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就必然是極端反動分子……的專政，然後才能堅決轉到共產主義運動方面來。」（《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和201頁；著重號是引者加的。） [38] 正如所預期的，兩個馬克思主義政黨中的每一方都試圖把失敗歸咎於對方；一方譴責對方的政策具有災難性，前者反過來又被後者譴責為還在使工人堅持能夠贏得民主的戰鬥的信念。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發現馬克思本人提供過一種絕妙的描述，它與把失敗歸咎於外部環境，尤其是歸咎於競爭性黨派這種方法的每一個細節都相符合（當然，這種描述被馬克思用來針對的是他那個時代的一個競爭性左翼團體），馬克思寫道（《馬克思主義手冊》第130頁）：「他們並不需要批判地對待他們自身的資源。他們只需要發出信號，擁有一切無窮資源的人民就會向壓迫者進攻。在實際事情中，如果他們的……權力證明是十足的軟弱無能，那麼，錯誤在於每一方都是有害的詭辯家」（可以推斷，另一個政黨）「會使聯合的人民分裂成不同的敵對的陣營，或者……整個事情在實行中會被一個細節破壞，或者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個未預見到的偶然事件損害了這場遊戲。無論如何，民主主義者」（或者反民主主義者）「因這場最不光彩的失敗而變得無辜，正如他曾經以新近贏得的信念稀里糊塗地投入它之中一樣，以為他註定要取勝；無論他本人還是他的政黨都不必放棄自己的陳舊立場，相反，條件必然會成熟到朝他的目標前進……」 [39] 我之所以說它是「激進派」，是因為把法西斯主義看作是無情發展中一個不可避免的階段的歷史主義的解釋，受到除共產黨人隊伍之外的一些團體的信仰和捍衛。即使是一些對法西斯主義作過英勇但卻遲滯和組織不善的抵抗的維也納工人領袖，也忠實地相信，法西斯主義在通往社會主義的歷史發展中是必經的一步。雖然他們十分痛恨它，他們卻感到不得不將法西斯主義看作把苦難的人民引向最科目標前進了一步。 [40] 參閱本章第266頁注②所援引的這段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