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 第十八章 社會主義的來臨

一 經濟的歷史主義是馬克思用於分析我們社會中即將發生的變化的方法。在馬克思看來，每種特殊的社會體系之所以必須摧毀自身，只不過由於它必須創造出產生下一個歷史時期的力量。如果在工業革命剛剛發生前夕，就能夠對封建制度進行足夠深入的分析，定能導致發現將要摧毀封建主義的力量，並預測即將來臨的時期，即資本主義的最重要的特徵。同樣，分析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可能使我們能夠發現那些正在摧毀它的力量，並預測擺在我們面前的新歷史時期最重要的特徵。因為肯定沒有理由相信，在一切社會體系中，資本主義會永遠延續。相反，生產的物質條件，隨之而有人的生活方式，從未像它們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變化得如此迅速。通過這樣改變自身的基礎，資本主義必然要改造自身，並在人類歷史上產生一個新的時期。 依照馬克思的方法，上述討論過的原則、那些將要摧毀和改造資本主義的基本的或本質的[1]力量，都必須在物質的生產資料的進化中去尋找。一旦這些基本的力量被發現，就能夠追蹤它們對階級之間的社會關係以及對司法的和行動的體系的影響。 對基本的經濟力量和我們稱作「資本主義」時期危及自身生命的歷史趨勢的分析，已由馬克思的《資本論》——他畢生的偉大著作——所進行。他探討的歷史時期和經濟體系，是西歐，尤其是大約從18世紀中葉至1867年（《資本論》發行第一版的一年）的英國的歷史時期和經濟體系。正如他在序言中解釋的，「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2]為的是預言它的命運。其次的目的是駁斥資本主義的辯護士，駁斥那些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規律描述為似乎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的經濟學家，例如伯克就宣稱：「商業的規律是自然的規律，因而是上帝的規律。」馬克思將那些他認為是社會僅有的不可抗拒的規律，即社會的發展的規律，與這些所謂的不可抗拒的規律進行對照；他力圖表明，經濟學家所宣布為永恆的和不可改變的規律，實際上只不過是暫時的規律，必然要和資本主義本身一道被摧毀。 馬克思的歷史預言可以被描述為一種嚴密編織的論證。然而，《資本論》只是闡發了我稱之為這一論證的「第一步」，闡發了對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力量及其對階級關係的影響的分析。導致一場社會革命不可避免的結論的「第二步」、導致預見一個無階級社會，即社會主義之誕生的「第三步」，都只是概略提到。在本章中，我首先要對我稱作馬克思主義論證的三個步驟作更詳細的解釋，然後再詳細討論其中的第三步。在接下的兩章中，我將討論第二步和第一步。這樣顛倒這些步驟的秩序，對於一場詳細的批評性討論，被證明是適宜的；實際上，它的益處在於，這樣做便於無偏見地假定論證中每步前提的真實，便於完全集中於這一問題，即結論是否以這種從前提中引出的特殊步驟達到了。以下便是這三個步驟。 馬克思的論證的第一步是，他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方法。他發現，與技術改進和他稱作生產資料的不斷增長的積累相聯繫，存在一種勞動生產率增長的趨勢。從這裡開始，論證將引向結論，即在階級之間的社會關係的領域內，這種趨勢必然導致越來越多的財富積累在越來越少的人手中；也即是說，達到這一結論，即存在一種財富和苦難同時增長的趨勢；對統治階級，即資產階級，是財富的增長，而對被統治階級，即工人，是苦難的增長。這第一步驟將在第二十章（即「資本主義及其命運」）中被討論。 在該論證的第二步中，第一步的結果獲得認同。從這一結果出發，兩個結論被推出；首先，除少量統治的階級和大批受剝削的工人階級之外，其他一切階級必然要消失，或是變得不重要；其次，這兩個階級之間不斷增長的張力，必然要導致一場社會革命。這一步驟將在第十九章（即「社會革命」）中獲得分析。 在該論證的第三步中，第二步的結論依次獲得認同；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在工人取得對資產階級的勝利之後，將存在一個只由單一階級組成的社會，因而存在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一個沒有剝削的社會；也即是說，社會主義社會。 二 現在，我將繼續討論第三步，即討論社會主義來臨的最終預言。 這一步的主要前提（它們在下一章將受到批判，但在這裡獲得認同）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導致除兩個階級——一小部分的資產階級和龐大的無產階級——之外的一切階級的消失；苦難的增長已迫使後者反叛它的剝削者。結論是，首先，工人必須贏得鬥爭，其次，通過消除資產階級，他們必然建立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因為只有一個階級仍然存在。 現在我準備贊同從這類前提（連同幾個我們無須懷疑具有不太重要性的前提）推出的第一個結論。不僅是資產階級的數量小，而且它們的物質存在、他們的「新陳代謝」都依賴於無產階級。剝削者、寄生蟲沒有被剝削者就會餓死；無論如何，如果他摧毀了被剝削者，那麼他就結束了自封作為寄生蟲的生涯。因此，他不能取勝；他充其量能夠進行延續的鬥爭。另一方面，工人並不因為自身的物質生存而依賴於剝削者；一旦工人反叛，一旦他決定向現存的秩序挑戰，剝削者就不再具有本質的社會功能。工人無須危及自身的存在就能夠摧毀他的階級敵人。因此，只能存在一種可能的結果：資產階級將消失。[3] 然而，第二結果是怎樣推出的呢？真的是工人的勝利必然導致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嗎？我認為並不是這樣。從兩個階級中只能有一個階級仍然存在這個事實看，並不能推出，將存在一個無階級的社會。階級並不像個人，即使我們承認，只要存在兩個在戰鬥中聯合的階級，它們就近乎表現得像個人一樣。依照馬克思自身的分析，一個階級的聯合或團結，是其階級意識的組成部分，[4]它們轉而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階級鬥爭的產物。世界上並不存在這樣的理由，一旦反對共同階級敵人的鬥爭的壓力消失了，組成無產階級的個人還會保持階級聯合。一切潛在的利益衝突現在似乎必然將從前聯合的無產階級分裂成新的階級，並發展成一場新的階級鬥爭（辯證法的原則會提示，一種新的對立、一種新對抗，很快就會發展。然而，當然，辯證法充滿著含糊，並且完全適應於解釋一切事物，因此，它也能夠解釋作為對立面發展的辯證法的必然綜合的無階級社會[5]。 當然，最可能的發展是，那些在勝利之時實際上掌權的人——那些倖免於權力之爭和各種清洗的革命領袖及其僚屬——將組成新社會的統治階級，一種新型的官僚制度的寡頭政治；很可能他們會試圖掩蓋這一事實。通過儘可能地保留革命的意識形態，利用這些思想情感，而不是浪費時間力圖摧毀它們（依照帕累托對全體統治者的勸告[6]），他們能夠很方便地做到這點。很可能出現的情形是，只要他們同時利用對反革命的發展的恐懼，他們就能夠充分利用革命的意識形態。這樣，革命的意識形態就能出於辯護的目的為他們服務；作為他們動用權力的一種辯解、一種穩定權力的手段——總之，作為一種新的「人民的鴉片」。 依照馬克思自身的前提，諸如此類事情屬於可能會發生的事件。然而，作歷史預言，或者解釋一些革命的既往歷史，並不是我這裡的任務。我只不過想表明，馬克思的結論、無階級社會來臨的預言，並不能從這些前提推出。馬克思論證的第三步應該被宣布為不具有結論性。 我不贊同的遠不止此。尤其是我不認為，能夠預測社會主義不會來臨，或者能夠說馬克思論證的前提根本不可能引入社會主義。例如，持續的鬥爭和勝利的熱情就可能有助於增強團結的情感，使之強烈地能夠延續到建立防止剝削和權力的濫用的法律（民主控制統治者的制度，是消除剝削的唯一保障）。在我看來，建立這種社會的時機，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工人對社會主義和自由的理念的忠誠，而與其階級的直接利益正相反。這些都是不能輕易預見到的事情；所能肯定說出的一切是，階級鬥爭並不永遠能夠在被壓迫者之間產生持久的團結。存在一些類似團結和十分忠誠於共同事業的事例。但是，也存在一些這樣的團體和工人，他們甚至在與其他工人的利益和與被壓迫者的團結的理念處於公開衝突時，還在追求自己的特殊集團的利益。剝削無須隨資產階級一道消失，因為很可能工人的集團會獲得各種特權，這些特權同剝削不幸的集團是一回事。[7] 我們看到，在經歷一場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之後，可能的歷史發展的整個過程還會繼續下去。肯定也存在運用歷史的預言方法的一些可能性。尤其應該強調，由於我們不喜歡某些可能性，就忽視它們，是最不科學的。痴心妄想顯然是一件不能避免的事情。但是，不應將之誤作為科學思維。我們也應該承認，對大多數人而言，所謂的科學預言，只不過提供了一種逃避的形式。它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由當前的責任向未來樂園的逃避。它通過過分強調，個人在當前它所描述為勢不可擋的和惡魔般的經濟力量面前，所處的孤立無援狀態，提供這種樂園作適當的補償。 三 如果我們現在更密切地注視這些力量，注視我們自己當前的經濟體系，那麼，我們就能夠發現，我們的理論批判已經被經驗證明。然而，我們必須防止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偏見——「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是唯一的選擇和「資本主義」的唯一可能的繼承者——錯誤解釋經驗。無論馬克思還是其他人都沒有表明，在無階級社會的意義上，在一種「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聯合體」[8]的意義上，社會主義是那種無情剝削的經濟體系的唯一的可能選擇，馬克思於一個世紀前（1845年）首次描述了這個體系，並為「資本主義」。[9]誠然，如果有誰試圖證明，社會主義是馬克思無約束的「資本主義」的唯一可能的繼承者，那麼，我們只要通過指出歷史事實，就可以駁斥他。因為放任主義早就從地球上消失了，但是它卻沒有被馬克思理解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體系所代替。只是在占地球六分之一的俄國，我們看到一種按照馬克思的預言建立的經濟體系，在那裡，生產資料為國家所擁有，然而其政治權力卻與馬克思預言相反，根本沒有表現出消亡的傾向。但是在整個世界上，有組織的政治權力已開始執行廣泛的經濟功能。無約束的資本主義已經讓位於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讓位於我們自身的政治干預主義和國家的經濟干預的時期。干預主義具有各種不同的形式。有俄國的類型；有法西斯的極權主義形式；有英國、美國以及瑞典[10]所領導的「小民主國家」的民主幹預主義，在後者那裡，民主幹預的技術已經達到盡其可能的最高水平。導致這種干預的發展，在馬克思自身的時代，是從英國工廠的立法開始的。它以引進每周48小時工作製取得首次關鍵性的進步，後來又取得引進失業保險和其他形式的保險的進步。將它與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革命的十點綱領作一對比，一眼就能夠看出把現代民主國家的經濟體系等同於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是何等的荒謬。如果我們省略這一綱領的極不重要的觀點（例如，「4.沒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那麼，我們可以說，在民主國家，絕大多數這類觀點都已經完全或是在相當的程度上付諸實踐；與這些觀點一起，許多馬克思從未設想過的更重要的步驟，已經以社會安全為指向而被採取。我只需提及馬克思綱領中的下述觀點：2.高額的累進或累積稅（已實行）。3.廢除一切遺產繼承權（通過廣泛重征遺產稅已實現。無論它多麼符合意願，至少受到懷疑）。6.國家集中控制通訊和運輸手段（出於軍事的理由，早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中歐就已經不計較利益後果地實行這一條。它也已被大多數小民主國家實現）。7.增加國家擁有的工廠和生產設備的數量和規模……（在小民主國家已實現；無論它是否有利，至少一直受到懷疑）。10.在各種公共的（即國立的）學校里為所有兒童提供免費教育。廢除具有現存形式的兒童的工廠勞動……（前一項要求在小民主國家，並且在某種程度上實際上是在一切地方，已經實現；後一項要求早已超越）。 馬克思綱領中的一系列觀點[11]（例如，「1.剝奪地產」），在民主國家中還沒有實現。這就是為什麼馬克思主義者正確地認為，這些國家還沒有建立「社會主義」。然而，只要他們從這點推出，這些國家在馬克思的意義上仍然是「資本主義的」，那麼，他們只是證明他們的前提——沒有進一步的選擇——具有教條式的特徵。這點表明，它是如何被先前設想的體系的炫目光芒弄花了眼的。馬克思主義對未來不僅是一種壞的指導，而且它還使它的追隨者不能認清眼前在他們自身的歷史時期發生的、有時甚至是通過他們自身的合作完成的事務。 四 然而，人們可能會問，這一批判不就是千方百計地反駁大規模的歷史預言的方法嗎？我們能夠做到這點。只要我們使自己的前提充分有力，我們總能夠達到我們想要的一切結論。但是，對幾乎每一種大規模的歷史預言而言，情形總是如此，我們將不得不作出這類假設，即我們不可能將馬克思所說的「意識形態」這類道德的和其他的要素還原為經濟的要素。而馬克思卻是第一位認為這是一種很不科學的推理的人。他的整個預言方法依賴於這一假設，即意識形態的影響不需要作為獨立的和不可預測的要素來對待，但它們卻可以被還原為、並依賴於能夠觀察的經濟條件，因此是可以預測的。 有時一些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甚至承認，社會主義的來臨並不僅僅是一個歷史發展的問題；馬克思的「我們能夠縮短和減少」社會主義來臨的「產前陣痛」的陳述充滿著含糊，以致可以被解釋為他主張，與將發展的時間縮短到最小值的恰當的政策相比，一項錯誤的政策甚至可以使社會主義的降臨遲幾個世紀。這種解釋甚至可能使馬克思主義者承認，革命的結局是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我們自身；也即是說，依賴於我們的目標、忠實和真誠，以及我們的智慧，換言之，依賴於道德的或「意識形態」的要素。他們補充道，馬克思的預言是道德激勵的一個巨大源泉，因此有可能推進社會主義的發展。馬克思實際上試圖表明的是，只存在兩種可能性：要麼是一個恐怖的世界將永遠繼續下去，要麼是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會最終出現；幾乎不值得我們浪費時間去認真思考第一種選擇。因此，馬克思的預言完全獲得了證實。因為較明白的人都懂得，他們能夠達到第二種選擇，較為肯定的是，他們能夠實現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關鍵性飛躍，但卻不能做出更明確的預言。 正是這一論證承認，不可還原的道德的和意識形態的要素對歷史過程具有影響，隨之承認，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具有不適用性。至於這一論證試圖捍衛馬克思主義的那一部分，我們必須重申，誰也沒有表明過，只存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可能性。我十分贊同這一觀點，即我們沒有必要在思考一個很不滿意的世界的永久構成上浪費時間。但是，選擇既無須我們思考一個更美好世界的預言式的降臨，也不需要靠宣傳、其他非理性的手段、甚或是暴力幫助它誕生。例如，它可以是直接改進我們生存的世界的技術的發展，是零星的工程學、民主幹預的方法的發展。[12]馬克思主義者自然會主張，這種干預是不可能的，因為歷史不能依照改進世界的合理計劃來創造。但是，這種理論具有一種十分奇怪的結果。因為，如果事物不能通過理性的運用來改進，而非理性的歷史力量本身卻又能夠創造一個更美好和更合理的世界，那麼它的確是一個歷史的或政治的奇蹟。[13] 所以，我們又返回到這一立場，即在科學預言的範圍內尚未落敗的道德和其他意識形態的要素，對歷史進程發揮了深遠的影響。這類不可預測的要素之一，恰恰是社會工藝學和政治干預在經濟事務中的影響。社會工藝學家和零星的工程學家可以設計新制度的建設，也可以設計舊制度的革新；他們甚至可以設計造成這些變化的方法和手段；然而歷史並不因他們這樣做，就變得更加可以預測。因為他們既不能設計社會整體，也不可能知道是否他們的設計能被實行；實際上，如果沒有大的修改，它們幾乎很難被實行，這部分是因為在建設期間我們的經驗提高了，部分是因為我們必須妥協。[14]因此，當馬克思堅持「歷史」不能在紙上設計時，他是非常正確的。但是，制度可以被設計；並且它們正在被設計。只有通過逐步的設計捍衛自由，尤其是免受剝削的各種制度，[15]我們才能希望達到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五 為表明馬克思歷史主義理論的實際的政治意義，我想通過評論其歷史預言對近代歐洲歷史所具有的效應，來證實這三章中每一章對其預言式論證的三個步驟所做的討論。因為這些效應曾是深遠的，在中歐和東歐，這要歸因於兩個馬克思主義大黨，即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所發揮的影響。 對這樣一個社會革新的任務，這兩個政黨都完全沒有準備。俄國共產黨——它在權力的領域首次發現了自我——在前進中完全沒有意識到面前所面臨的嚴峻問題、巨大的犧牲和痛苦。中歐的社會民主黨——它的時機來得晚一點——多年以來一直在逃避共產黨如此樂意地讓他們擔負的責任。他們很正確地懷疑，是否除俄國人民（它受到沙皇專制的最殘酷的壓迫）之外，其他國家的人民沒有誰能夠經受革命、內戰以及起初常常是不成功的漫長時期所要求他們的痛苦和犧牲。而且，在從1918年到1926年的關鍵年代，俄國實驗的結果呈現給他們的是那麼不確定。誠然，肯定不存在評判其前景的基礎。有人可能會說，中歐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分裂是這些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分裂，他們一些人對俄國實驗的成功抱有一種合理的信念，另一些人更有理由對它表示懷疑。當我說「不合理的」和「更有理由」時，我是用他們自身的標準，即用馬克思主義評判他們。因為依照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革命應該是工業化的最終結果，而不是相反；[16]它應該首先在高度工業化的國家發生，只是在很久以後才會在俄國發生。[17] 然而，這一評論並不是要為社會民主黨的領袖辯護，[18]他們的政策完全是由馬克思的預言、由他們對社會主義一定來臨的絕對信仰決定的。但是在這些領袖那裡，這一信仰卻又時常與對其自身的直接職能和任務的懷疑、與對直接擺在面前的事情的失望結合在一起。[19]他們從馬克思主義中學了組織工人，並以對自身任務的真實美妙的信仰和人類的解放鼓舞他們。[20]可是，他們對自己的前提的實現並沒有準備。他們把教科書學得爛熟，他們深知「科學社會主義」的一切內容，他們懂得，為未來準備處方是不科學的烏托邦主義。馬克思本人對孔德的一位追隨者——他在《實證主義者評論》中批評馬克思忽略了實踐的綱領——不是進行了嘲弄嗎？馬克思輕蔑地說道：「……《實證主義者評論》一方面責備我形上學地研究經濟學，另一方面責備我——你們猜猜看！——只限於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實，而沒有為未來的食堂開出調味單（孔德主義的嗎？）。」[21]因此，馬克思主義的領袖們知道，最好不要在諸如技巧的問題上浪費時間。「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樣一盡無遺地論述了他們的實踐綱領。當他們國家的工人聯合時，當有機會承擔政府的責任和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奠定基礎時，當他們的鐘聲敲響時，他們就讓工人孤立無援。領袖們並不知道做什麼。他們等待所允諾的資本主義的自殺。在經歷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的崩潰之後，當事情徹底失敗時，當一切都處於消融之中、失信和受辱的風險對他們本身大為減弱時，那時他們就希望成為人類的救星（誠然，我們必須記住這一事實，即共產黨在俄國的成功之所以毫無疑問成為可能，部分是因為在他們奪取政權之前，利用了已經發生的恐怖）。然而，當大蕭條——他們首先把它作為允諾的崩潰來歡迎——正在繼續時，他們開始明白，工人不斷厭倦以歷史的解釋來灌輸和欺騙；[22]這並不足以告訴他們，依照馬克思的一貫正確的科學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一定是資本主義在即將發生的崩潰之前的最後一站。領袖們逐漸開始明白了這種等待和期望大的政治奇蹟的政策的可怕後果。可是這已為時晚矣。他們的時機已經喪失。 這些評論是非常粗略的。然而，它們對馬克思社會主義來臨的預言的實際後果，卻提供了一些啟示。 * * * [1] 關於馬克思的本質主義和物質生產方式在其理論中發揮本質的作用的事實，特別參閱第十五章第182頁注①。另見第十七章第195頁注④和第二十章第284頁注②至286頁注②各注及正文。 [2] 馬克思：《〈資本論〉1867年第一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頁。另見第十三章第153頁注①和155頁注①。 [3] 我稱之為《資本論》的次要目的（其反對辯護的目的）包括一定程度的學術任務，即涉及其科學地位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在作為《資本論》的前身的題為《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著作和《資本論》的副標題本身（直譯應該讀作「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都曾暗示到這後一任務。因為這兩個標題都準確無誤地暗示了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這個標題還試圖意指：「涉及其科學地位的純粹的或形上學的哲學之批判。」（這點更清楚地為康德 批判的解釋性標題所指明，它在直譯上讀作：未來可能要求科學地位的形上學導論。）通過暗示康德，馬克思顯然是說：「正如康德批判形上學的要求，揭示它絕不是科學而在一定程度上是辯護的神學那樣，因而在這裡我要批判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相應要求。」在馬克思的視界內，康德的批判的主要傾向被認為是直接針對辯護的神學的，從馬克思的朋友海涅的《德國的宗教和哲學》一書中，可以看到它的這一表現（參閱第十五章第184頁注②和185頁注①）。並非沒有意思的是，儘管有恩格斯督導，《資本論》第一個翻譯者卻將它的副標題譯成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批判分析」，從而由強調我在正文中描述為馬克思的首要目的的東西代替了他的次要目的。 伯克在《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2頁註腳（202）］中，被馬克思援引過。引文出自E.伯克《關於匱乏的思考和材料》，1800年，第31頁。 [4] 參閱第十六章第一節結尾處我對階級意識的評論。 關於反對階級敵人的階級鬥爭停止之後階級聯合的繼續存在的問題，我認為很難與馬克思的假設，尤其是與他的辯證法一致，它們假定，階級意識是一種能夠被積累而且往後可以儲藏的東西，它能夠延長這些力量的壽命的進一步假定，與馬克思將意識看作一面鏡子，或者看作僵硬的社會現實的產物的理論是矛盾的。然而這種進一步的假定，必定會被一切與馬克思一樣堅信歷史的辯證法必然導致社會主義的人所提出。 出自《共產黨宣言》的下一段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頁）在本視界內顯得特別有意思；它包含一個明確的陳述，即工人的階級意識純粹是「環境的力量」——階級境況的壓力——的結果；然而，它同時包含著正文中所批判的學說，即對無階級社會的預言。這段話是：「如果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一定要聯合為階級，如果說它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係，那麼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係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的存在條件，消滅了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從而消滅了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另見本章第229頁注①正文）這真是一種美妙的信仰，然而是一種美學的和烏托邦的信仰；用馬克思的話來說，這是一種充滿幻想的「烏托邦主義」，但卻不是「科學社會主義」。 馬克思反對他所說的「烏托邦主義」，並且做得很正確（參閱第九章）。然而，由於他本人是一位浪漫主義者，他沒能認清烏托邦主義中最危險的因素，即它的浪漫主義的歇斯底里和唯美主義的非理性主義。相反，他反對它的（應該承認是最不成熟的）合理計劃的企圖，並將它們與他的歷史主義對立起來（參閱本章第237頁注①）。 儘管馬克思推理敏銳，儘管他試圖應用科學的方法，在不少地方他還是承認，非理性的和美學的情感篡奪了對其思想的完全控制。如今我們可以稱之為充滿幻想的思維。正是這種浪漫的、非理性的、甚至是神秘的充滿幻想的思維導致馬克思假定，集體的階級聯合和工人的階級團結在階級境況發生變化之後還繼續存在。因此，這是一種充滿幻想的思維，一種神秘的集體主義，一種對文明的張力的非理性的反動，它導致馬克思預言，社會主義必然來臨。 這種浪漫主義，是馬克思最強烈地訴諸其廣大追隨者的要素之一。例如，在海克爾《莫斯科對話錄》的獻辭中，它就獲得了最令人感動的表達。在這裡，海克爾把社會主義說成是「一種秩序，在那裡不再有階級和種族的衝突，真、善和美將為一切人所分享」。誰不希望地上有天堂呢！然而，合理政治的首要原則之一是，我們不可能在地上建立天堂。我們成不了自由精神或天使，至少是在未來幾個世紀成不了。正如馬克思曾經明智地宣布的，我們註定要被新陳代謝束縛在這個地球上；或者像基督教所指出的，我們既是精神又是肉身。所以，我們應該更謙遜一點。在政治和醫學上，承諾過多的人很可能是一位江湖騙子。我們應該盡其可能地改進事物，然而，我們必須清除一種哲人之石或神妙處方的觀念，以為它們能夠把我們有點腐化的人類社會變成純粹的、持續的黃金時代。 在所有這一切的背後，存在的是從我們的世界消除罪惡的希望。柏拉圖認為，通過將人放逐到低等階級並對之實行統治，就能夠實現這點。無政府主義者夢想，一旦國家、政治體系被摧毀，一切都會好轉。馬克思有著通過摧毀經濟體系消除罪惡的類似夢想。 這些評論並不想寓示，即使通過引進相對小的改革，例如，稅收改革或降低利潤率，也不能促成迅速的進步。我只希望提出，我們應該期望，每一次消除罪惡，都能像其不必要的反應一樣，只會造成一些儘可能新的更小的罪惡，它會達到一種完全不同的緊迫性的水平。因此，健全政治的第二條原則是：一切政治在於選擇較小的罪惡（正如維也納詩人和批評家K.克勞斯所指出的）。政治家應該積極尋找其行動必定產生的罪惡，而不是隱瞞它們，因為否則的話，正確評價同罪惡做鬥爭也就變得不可能。 [5] 雖然我不想涉及馬克思的辯證法（參閱第十三章第145頁注①），但我可以表明，通過所謂「辯證的推理」是能夠從邏輯上「加強」馬克思的不具有結論性的論點的。與這種推理相一致，我們所需要的是以某種方式描述資本主義中的對抗趨勢，即社會主義（例如以極權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呈現為必然的綜合。資本主義的這兩種對抗的趨勢因而或許可以被描述為：「正題：資本積累在少數人手中的趨勢；工業化和對工業官僚化控制的趨勢；工人通過需求和欲望的標準化達到經濟上和心理上的平衡的趨勢。反題：廣大群眾的痛苦不斷增加；他們的階級意識增強；原因是（a）階級戰爭，（b）基於生產體系把工人階級提升到唯一的生產階級、因而是工業化社會中唯一的基本階級的地位，他們增強了對其在經濟體系中的至關重要性的理解（另見第十九章第251頁注①及正文）。 幾乎沒有必要表明，所欲求的馬克思主義的綜合是如何出現的；然而有必要堅信，在描述對抗的趨勢中作略微改變的強調，都可能導致十分不同的「綜合」；實際上導致一切其他我們想捍衛的綜合。例如，我們可能輕易將法西斯主義描述為一種必要的綜合，或許是「專家政治」，或者是一種民主幹預主義的體系。 [6] 關於帕累托的勸告，參閱第十三章第142頁注①。 [7] 工人階級運動的歷史充滿著差別。顯然，工人在為本階級的解放以及此外為人類的解放奮鬥中，準備著做出最大的犧牲。然而，也有不少篇章講述了有關極普通的自私和追求局部利益、損害公眾利益的令人遺憾的故事。 當然也能夠理解，一個通過團結和集體討價贏得對其成員的優勢的工會，將力圖使那些不準備加入工會的人不能獲得這些利益；例如，集體契約規定只有工會成員才能被僱傭的情形。然而，如果一個如此獲得壟斷的工會終止了成員註冊，把想加入的工人夥計排除在外，甚至不確立承認新成員的方法（諸如嚴格堅持等待註冊），這是一個根本不同的、並且確實會永遠存在的問題。這些事情能夠發生，表明了這一事實，即一個人是一位工人並不能像永遠防止他忘記一切有關被壓迫者的團結的事情那樣，防止他充分利用自己可能擁有的經濟特權，即防止他剝削自己的工人夥計。 [8] 馬克思《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頁；這段話在本章注中有更完整的表述，在那裡，馬克思的浪漫主義得到了討論。 [9] 「資本主義」術語過於含混，以致不能被用作一個確定的歷史時期的名稱。「資本主義」術語起初是在蔑視的意義上被使用的，在通常的用法上它獲得了這一意思（「有利於不勞動者獲得巨額利潤的體系」）。然而，它同時也在一種中性的科學的意義上被使用，但卻具有幾種不同的含義。在馬克思看來，只要一切生產資料的積累可以被命名為「資本」，我們甚至就可以說，「資本主義」在一定的意義上是與「工業主義」等同的。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可以很正確地把共產主義社會（在那裡國家擁有一切資本）描述為「國家資本主義」。鑒於此，我建議用「無約束的資本主義」的名稱去指馬克思分析和命名的「資本主義」時期，以干預主義的名稱去指我們自身的時期。「干預主義」的名稱確實能夠涵蓋我們時代社會工程的三種主要類型：俄國的集體主義的干預主義；瑞典等一些「小民主國家」和美國新政中的民主的干預主義；以及軍事化經濟中的法西斯主義方法。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即無約束的資本主義——在20世紀已經徹底「消亡」。 [10] 瑞典的「社會民主黨」（該黨開創了瑞典實驗）曾經是馬克思主義的；然而，當它決定接受政府的責任之後不久，就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並著手社會改革的偉大綱領。瑞典實驗背離馬克思主義的方面之一，是與對生產的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強調相反，它強調消費者和消費合作社所發揮的作用。瑞典的技術經濟理論強烈地受到馬克思主義者稱作「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影響，而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理論卻在它那裡發揮不了任何作用。 [11] 關於這一綱領，可見《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頁）。至於論點（1），可參閱第十九章第252頁注①正文。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馬克思所做的最激烈的陳述——1850年《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中，他也把累進稅看作一項最革命的措施。在這文獻的結尾（它以戰鬥口號「不斷革命」達到高潮）描述革命的策略時，馬克思說：「假若民主派主張施行比例稅，工人就應該要求施行累進稅；假若民主派自己提議施行適度的累進稅，工人就應該支持徵收比率迅速提高的捐稅，從而使大資本走向覆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頁；另見本書第二十章第301頁注②）。 [12] 關於我的零星社會工程概念，要特別參閱第九章。關於經濟事務中的政治干預，以及對干預主義術語的更準確的解釋，見本章第229頁注②及正文。 [13] 我把對馬克思主義的這一批評看作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的《歷史主義貧困論》一書的第17、18節中，它已被提到；正如那裡所表述的，通過提供一種歷史主義的道德理論，就可以將它迴避。然而我認為，只要這種理論（參閱第二十二章，特別是第318頁注③及正文）被接受，馬克思主義就能夠逃避被指控教導「信仰政治奇蹟」（該術語來源於J.克拉夫特）。另見本章第225頁注①和237頁注①。 [14] 關於妥協的問題，參閱附加在第九章注中那段話的結尾所做的評論。關於對正文中這一評論——「因為他們並沒有為整個社會設計」——的辯護，可見第九章和我的《歷史主義貧困論》的第2章（特別是對整體主義的批判）。 [15] F.A.馮·哈耶克（例如，參閱他的《自由和經濟體系》，芝加哥，1939年）認為，一種集中化的「計劃經濟」必然對個人自由構成嚴重的威脅。然而他也強調，設計自由是必要的（在曼海姆1941年出版的《重建時代的人和社會》中，「設計自由」也受到提倡。然而，由於曼海姆的「設計」觀強調的是集體主義和整體主義，我確信，它必然導致專制，而不是導致自由；誠然，曼海姆的「自由」是黑格爾的自由的遺裔。參閱本書第二十三章結尾，以及前注結尾處所引的我的著作）。 [16]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和俄國的歷史現實之間的矛盾，在第十五章第182頁注①和184頁注①及正文中有討論。 [17] 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歷史的現實的另一個矛盾；與前注中所提到的那個矛盾相反，這第二個矛盾引起過廣泛討論，人們試圖通過引進輔助性假說來解釋這一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剝削的理論。該理論認為，革命的發展之所以會在一些國家受到挫折，在於這些國家的無產者和資本家不僅共同從本國那裡，而且還從殖民地被壓迫的土著所播種的收穫中獲得利益。這一假說——它無疑受到諸如非帝國主義的小民主國家的發展的駁斥——將在第二十章（第299頁注①至301頁注①各注及正文）中獲得較全面的討論。 許多社會民主黨人依照馬克思的圖式，把俄國革命解釋為延誤了的「資產階級革命」，認為這場革命和一種與更先進的國家的「工業革命」相對應的經濟發展有密切的聯繫。然而，這種解釋當然假定了歷史遵循著馬克思的圖式。實際上，像俄國革命是否是一場延誤了的工業革命或者一場早熟的「社會革命」這種本質主義的問題，只具有純粹詞句上的特徵；如果它在馬克思主義中導致困難，那麼這只能表明，馬克思主義在描述其奠基者沒有預料到的事情方面，遇上了詞句上的困難。 [18] 領袖們在追隨者中，都能夠喚起一種對其使命的熱情信念，即解放人類。然而，領袖們對其政治的最終失敗和運動的瓦解，也負有責任。這種失敗很大程度上應歸因於理智上的不負責任。領袖們曾向工人擔保，馬克思主義是一門科學，運動的理智上的方面已被優秀人物掌握。然而，他們從未對馬克思主義採取一種科學的、即批判的態度。只要他們能夠運用它（還有比這更容易的事情嗎？），只要他們能夠在文章和講演中解釋歷史，他們在理智上就滿足了（另見本頁注②、③）。 [19] 在中歐法西斯主義興起之前的幾年間，在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之中，存在著一種引人注目的十分明顯失敗主義。他們開始相信，在社會發展中，法西斯主義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階段。也即是說，他們開始對馬克思的圖式作若干修正，然而他們從不懷疑歷史主義研究方法的合理性；他們從不明白，諸如「法西斯主義在文明發展中是一個可避免的階段嗎？」之類的問題，可能在總體上會造成誤導。 [20] 中歐的馬克思主義運動在歷史上幾乎沒有先例。儘管它事實上信仰無神論，但它可能真正可以被稱作一場偉大的宗教運動（也許這可能會影響一些並不嚴肅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甚至是部落主義的運動。然而，它是一場工人為其偉大的任務而教育自身的運動；是工人解放自身、提高其利益和消遣水平的運動；是工人以登山代替酒精、以古典音樂代替搖滾、以嚴肅書籍代替驚險小說的運動）。「工人階級的解放只能通過工人自身實現」是其信念（關於這場運動對一些旁觀者所造成的深刻印象，例如可見G.E.R.吉迪的《衰落的堡壘》，1939年）。 [21]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版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頁（參閱本書第十三章第146頁注①）。它表明馬克思在其評論者中是何等幸運（另見第十七章第209頁注②及正文）。 馬克思表達其反烏托邦主義和歷史主義的另一段有意思的話，在《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頁）可以找到，在那裡馬克思讚許地談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工人階級並沒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蹟。他們不是要憑一紙人民法令去推行什麼現存的烏托邦。他們知道，為了謀求自己的解放，並同時創造出現代社會本身經濟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趨歸的那種更高形式，他們必須經過長期的鬥爭，必須經過一系列將把環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歷史過程。工人階級不是要實現什麼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孕育著的新社會因素。」在馬克思那裡幾乎沒有哪句話令人驚訝地顯示出缺乏歷史主義的設計。馬克思說「他們經過長期的鬥爭」，然而，如果他們沒有計劃要實現，「不是要實現什麼理想」，正如馬克思所說。他們為什麼而鬥爭呢？他們「沒有期望……奇蹟」，而馬克思說他本人卻期望奇蹟，即堅信歷史的鬥爭不可抗拒地趨於社會生活的「更高形式」（參閱本章第225頁注①和233頁注②）。在其抗拒從事社會工程方面，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組織工人無疑是他的時代最重要的實際任務。如果像「時機尚未成熟」這類可疑的藉口也能被正當使用的話，它可以被用於馬克思拒絕涉獵合理制度的社會工程問題（這點已為迄至貝拉米所說的烏托邦方案在內的兒戲般的特徵所證實）。然而，不幸的是，他以對社會工藝學的理論攻擊來支持這種健全的政治直覺。這成了其教條主義的追隨者的一個藉口，曾幾何時，當事情發生了變化，技術在政治上甚至變得比組織工人更重要時，他們仍然繼續採取一成不變的態度。 [22] 馬克思主義的領袖們把這種事件解釋為歷史的辯證的起伏。因而它們執行著嚮導和通過歷史的山谷的功能，而不是執行行動的政治領袖的功能。這種解釋可怕的歷史事件而不是與之戰鬥的模稜兩可的伎倆，受到詩人K.克勞斯的強烈譴責（本章第225頁注①已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