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 第十三章 馬克思的社會學決定論[1]

集體主義者……熱心進步，同情窮人，痛恨邪惡，激勵英雄行為，這些一直是日後的自由主義所缺乏的。然而，他們的科學卻建立在一種深刻的誤解之上……因此，他們的行動極具破壞性和反動性。人的心靈受到如此嚴重的傷害，以致他們的精神分裂了，他們再也沒可供選擇的機會。 ——沃爾特·李普曼 「利用情緒，不把精力浪費在摧毀它們的無益努力上。」[2]一直是反抗自由的策略。人道主義者的一些最彌足珍愛的觀念，常常受到其死敵的高聲喝彩，後者就這樣打著同盟者的幌子，滲透到人道主義者的陣營，製造分裂和嚴重的混亂。這種策略常常獲得極大的成功，正如事實所表明的，許多真誠的人道主義者仍然崇敬柏拉圖的「正義」觀念、中世紀「基督教的」權威主義、盧梭的「普遍意志」觀念，或者費希特和黑格爾「民族自由」觀念。[3]然而，只是在黑格爾主義把自身確立為一種真正的人道主義運動的基礎之後，這種滲透、分裂人道主義者陣營並製造混亂的方法，這種建造很大程度上是無意識的、因而具有雙重效應的知識第五縱隊的方法，才獲得極大的成功：至於馬克思主義，則被看成歷史主義的最純粹的、最發達的和最危險的形式。 詳細研究馬克思主義、黑格爾左派及其法西斯主義的副本之間的相似性，是件誘人的事情。然而，如果忽略了它們之間的區別，則絕對不公平。雖然它們的知識源泉近乎相同，但對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激勵，則不應有任何疑義。而且，同右派黑格爾分子相反，在把理性的方法運用於社會生活的最迫切的問題上，馬克思作了誠摯的嘗試。這種嘗試的價值沒有為這一事實所減損，即正如我將要表明的，它以往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成功。科學要經歷不斷的嘗試和錯誤才能進步。馬克思畢竟進行過嘗試，雖然他在主要理論上犯了錯誤，但他的嘗試沒有白費。他以各種方式開拓了我們的眼界，使我們的目光更敏銳。退回到前馬克思的社會科學，是不可想像的。所有現代的著作家都受惠於馬克思，儘管他們並不知道這點。對於那些像我一樣不贊同馬克思的理論的人，情況顯得尤其如此；我欣然承認，例如我對柏拉圖[4]和黑格爾的研究，就打上了受馬克思影響的印記。 如果不承認馬克思的真誠，我們就不能公正地對待他。馬克思的開放的心靈、敏銳的現實感、不信空言，尤其是不信道德方面的空言，使他成了世界上反對偽善和法利賽主義的最有影響的戰士之一。他有著幫助被壓迫者的強烈欲望；他充分意識到，需要在行動上而不只是在言詞中證實自身。儘管馬克思的主要才能是在理論方面，但是為鑄造他認為是科學的戰鬥武器，以改進大多數人的命運，他付出了巨大辛勞。我認為，他追求真理的真誠和他在理智上的誠實，使他與他的許多追隨者完全不同（儘管不幸的是，他沒有徹底擺脫在黑格爾辯證法的氛圍中養成的腐朽影響，這種辯證法被叔本華描述為能夠「摧毀一切理性」[5]），馬克思對社會科學和社會哲學的興趣，基本上是一種實踐的興趣。他在知識中找到了一種推動人進步的手段。[6] 那麼，為何還要攻擊馬克思呢？雖然他有許多功績，但是我認為，他是一位錯誤的預言家。他是歷史進程的預言家，他的預言並沒有實現；但這不是我的主要責難。更為重要的是，他誤導大批有理智的人相信，歷史預言是探討社會問題的科學方式。在那些試圖推進開放社會的事業的人的隊伍中，馬克思要對歷史主義的思想方法的破壞性影響負責。 然而，馬克思主義真的打上了純粹歷史主義的印記嗎？在馬克思主義中就不存在一些社會工藝學的因素嗎？俄國在社會工程中從事冒險而又常常取得實驗成功的事實，使得許多人斷定，馬克思主義作為支撐俄國實驗的科學或信條，應該是一門社會工藝學，或者至少要贊成它。然而，沒有一個熟知馬克思主義史的人會犯這種錯誤。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純粹的歷史理論，一種旨在預測經濟和政治的發展的未來進程，尤其是預測革命的未來進程的理論。因為如此，在俄國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馬克思主義當然就不再為它的政策提供依據。馬克思實際上禁止一切社會工藝學，並把它斥責為烏托邦，[7]他的俄國信徒一開始就發現，自己對社會工程領域中的宏偉任務，完全缺乏準備。正如列寧很快明白的，馬克思主義不能對實際的經濟問題提供幫助。「我並不知道有哪位社會主義者探討過這些問題」，列寧在奪取政權後這樣說，「在布爾什維克或孟什維克的文獻中，並沒有關於這類問題的記載」。[8]在經歷一段不成功的實驗時期，即所謂「戰時共產主義時期」之後，列寧決定採取各種實際上意味著有限地暫時地回到私人企業的措施。這些所謂的新經濟政策，以及後來的各種實驗——五年計劃等——與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宣布的「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沒有任何關係。無論是列寧在引進新經濟政策之前發現的自己所處的特殊情境，還是他所取得的成就，如果不適當地考慮到這一點，就都不能獲得應有的評價。馬克思的宏大的經濟研究，甚至沒有觸及一項建設性的經濟政策（例如，經濟計劃的問題）。正如列寧所承認的，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幾乎找不到一個論及社會主義的經濟詞句——且不論「從按勞取酬到按需分配」之類的無用的[9]口號。原因在於，馬克思的經濟研究完全是從屬於其歷史預言的。然而我們還必須多談點。馬克思特彆強調，他的純歷史主義的方法與一切以合理計劃的觀點進行經濟分析的嘗試是對立的。他把這種嘗試斥責為烏托邦和不合邏輯的。因此，馬克思主義者甚至不研究所謂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該領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在準備建設工作方面，他們甚至比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更缺少培訓。 在使社會主義擺脫其多愁善感的、道德主義的和幻想的背景方面，馬克思找到了自己的專門使命。社會主義必然要從烏托邦的階段發展到科學的階段；[10]它應該建立在分析原因和結果的科學方法的基礎之上，建立在科學測見的基礎之上。由於他假定，社會領域中的預測與歷史預言是同一種東西，因而科學社會主義必然是建立在對歷史的原因和結果的研究之上，最終是建立在對社會主義自身來臨的預言的基礎之上。 當馬克思主義者發現自己的理論受到攻擊時，他們就常常撤退至這一立場，即馬克思主義主要的不是一種理論而是一種方法。他們認為，即使馬克思理論中的特殊部分，或者其追隨者的某些理論中的特殊部分被取代，馬克思的方法仍然是不可辯駁的。我認為，堅持馬克思主義根本是上一種方法，是十分正確的。但是，認為作為一種方法，它就應該免受攻擊，這就錯了。這種觀點說白一點就是，誰要評判馬克思主義，他就必須把它作為一種方法來深究和批評，也就是說，他必須以方法論的標準來衡量它。他必須追問，它是一種富有成效的方法，還是一種貧乏的方法，也即，它是否能夠推進科學的工作。因此，我們用來評判馬克思主義方法的標準，應該具有一種實踐的本性。通過把馬克思主義描述為最純粹的歷史主義，我已經指出，我確實主張，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是十分貧乏的。[11] 馬克思本人也許贊同對批評他的方法作這樣一種實際的探索，因為他是發展後來被稱作「實用主義」的觀點的首批哲學家之一。他之所以被引向這一立場，我認為，是由於他確信，一種科學的背景為實際政治家——這種實際政治家當然也意味著社會主義的政治家——所迫切需要。他教導說，科學能夠產生實際的結果。應該隨時關注成果，關注理論的實際結果！他們甚至談論有關其科學結構的某些事情。一門不產生實際結果的哲學或科學，只不過解釋了我們生活的世界；然而它能夠而且應該做得更多些；它應該改變世界。馬克思寫道：「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12]也許正是這種實用主義的態度，使他預期到後來實用主義者所主張的重要的方法論理論，即科學的最富特徵的工作，不是獲得既往事實的知識，而是預見未來。 這種對科學預測的強調，實質上是一種重要的、方法論的發現，不幸的是，它把馬克思引入了歧途。因為一個似是而非的論據（只有當未來被提前決定——只有當未來像從前一樣存在於過去之中、被嵌入過去之中——科學才能夠預見未來）把馬克思引向固執於這一虛假的信仰，即嚴格的科學方法必須建立在嚴格的決定論的基礎之上。馬克思關於自然界和歷史發展的「無情規律」的說法，清楚地表明了拉普拉斯氛圍和法國唯物主義的影響。然而，相信「科學的」和「決定論的」術語如果不是同義的，至少也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繫，現在要被說成是一個尚未完全消失的時代的迷信之一。[13]由於我主要對方法問題感興趣，我感到高興的是，當討論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時，並沒有必要加入有關決定論的形上學問題的爭論。因為不論這些形上學爭論的結果如何，例如，量子理論關於「自由意志」方面，我想要說的是，事情早就解決了。沒有哪種決定論，不論它被表述為自然界的齊一性原理，還是被表述為普遍的因果規律，能夠再被作為科學方法的必要假定來考慮。因為物理學——一切學科中最先進的科學——不僅表明，沒有這種假定，它照樣能夠從事研究，而且還表明，在某種程度上，它還同這些前提有矛盾。對一門能夠進行預測的學科而言，決定論並不是不可缺少的前提條件。因此，科學方法不能被說成支持採取嚴格的決定論。沒有這一假定，科學也能具有嚴格的科學性。當然，馬克思不能因為堅持了相反的觀點就應受到責難，因為他那時的最優秀的科學家都持有同樣的觀點。 值得注意的是，把馬克思引向歧途的，並不是決定論的抽象的、理論的原理，毋寧說是該原理對其科學論觀點、對其關於社會科學的目的和可能性觀點的實際影響。如果「決定」社會發展的抽象的「原因」觀念不導向歷史主義，它就不會如此十分有害。誠然，這種觀念沒有任何理由讓我們對社會制度採取一種歷史主義的態度，同每個人，尤其是決定論者對機械和電子設備所採取的顯然是工藝學的態度形成奇怪的對比。也沒有任何理由讓我們相信，在一切科學中，社會科學能夠為我們實現揭示未來所儲藏著的秘密這一古老的夢想。對科學的算命術的這種信仰，並不僅僅建立在決定論的基礎之上；它的其他基礎包括，混淆了科學預測和宏大的歷史預言，前者有如我們在物理學和天文學中所了解的，後者則在廣泛的戰線上預言社會的未來發展的主要趨勢。這兩種預測是根本不同的（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試圖表明的[14]），前者的科學特徵並不為支持後者的科學特徵提供證據。 馬克思關於社會科學的目的的歷史主義觀點極大地攪亂了實用主義，後者一開始曾使他強調科學的預測功能。這迫使他不得不修正自己的早期觀點，即科學必須，而且能夠改變世界。因為只要存在社會科學，因而存在歷史預言，歷史的主要過程就應該是被預先決定的，無論是善良意志還是理性，都無權改變它。以合理的干預這一方式留給我們的，只是通過歷史預言去肯定發展的即將來臨的過程，去清除途中的糟糕障礙。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夠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15]正是這些觀點導致馬克思把所有那些人斥責為「烏托邦主義者」，這些人以社會工程學的目光考察社會制度，認為社會制度服從於人的理性和意志，能夠成為理性設計的一個可能領域。在馬克思看來，這些「烏托邦主義者」試圖用人類脆弱的雙手，去駕駛逆歷史的自然潮流和風暴而上的社會巨輪。他認為，一位科學家所能夠做的一切，只是提前預報風暴和旋渦。因此，他們能提供的實際服務，只限於提出警告，下次風暴將構成威脅，使巨輪偏離正確的航線（正確的航線當然是向左轉！），或者是勸告乘客，最好集合到船的哪一側。馬克思在宣告即將來臨的社會主義的太平盛世中，發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真正任務。只有藉助於這種宣告，他認為，科學社會主義的教導才能有助於創造一個社會主義世界，而通過使人意識到即將來臨的變化，意識到歷史的遊戲中分派給他的角色，科學社會主義的教導才能夠推進社會主義世界的到來。這種科學社會主義不是一種社會工藝學；它不教授建設社會主義制度的途徑和手段。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理論和實驗的關係的觀點，表明了其歷史主義的觀點的純潔性。 馬克思的思想在許多方面都是其時代的產物，當時那場巨大的歷史地震，即法國革命令人記憶猶新（1848年的革命使它獲得復甦）。他感到，這種革命不能靠人的理性來設計和籌劃。然而，它可以用一種歷史主義的社會科學預測；透徹認識社會形勢可以揭示其原因。從馬克思的歷史主義和J.S.穆勒的歷史主義的密切相似（類似於其前輩黑格爾和孔德的歷史主義哲學的相似），可以看出這種歷史主義態度所具有的這一時期的十分典型的特徵。馬克思並沒有深入思考過「J.S.穆勒之類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16]，他把他們視為「枯燥無味的、無頭腦的調和論」的典型代表。雖然在某些地方，馬克思實際上對「慈善經濟學家」穆勒的「現代傾向」，表明了某種尊敬，在我看來，也有足夠詳盡的證據駁斥這事實，即認為馬克思直接受到穆勒（或者毋寧說孔德）關於社會科學方法的看法的影響。因而馬克思的觀點和穆勒的觀點的一致，是件非常引人注目的事情。所以，當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序言中說：「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揭示現代社會的……運動規律。」[17]他可以說是在傳達穆勒的綱領：「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必須是尋找規律，依照這種規律，一切社會狀況製造出繼之而起並取代它的狀況。」穆勒十分明確地區分了他稱作「兩種社會學研究」的可能性，第一種與我所說的社會工藝學極為相當，第二種與歷史主義的預言相當，他袒護後者，把它描述為「社會的一般科學，另一種社會研究的結論應該因之而受到限制和控制」。或者更專門的依照穆勒的科學方法的觀點，這種社會的一般科學是建立在因果律原理的基礎之上的；他把這種對社會的因果分析描述為「歷史的方法」。穆勒的「社會的狀態」具有「從一個時代到另一時代的……可以變化的特性」，正好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埋藏」相當，當然，儘管它比自己的辯證法對手更為樸實（穆勒認為，「人類事物必須遵循的」運動形態「應該是」兩種可能的天文學運動中的「二者之一」，即或者是「一種沿軌運動」，或者是「一種彈道運行」。[18]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並不肯定歷史發展的規律的簡明性；正如曾經有過的那樣，它接受穆勒的兩種運動的組合——即類似於某種波浪式運動或螺旋式運動的東西）。 在馬克思和穆勒之間存在不少相似性；例如，二者都對放任的自由主義不滿，二者都試圖為實施基本的自由觀念提供更好的基礎。然而，在他們對社會學方法的直法中，存在一個非常重要的差別。穆勒認為，社會的研究歸根結底應該還原為心理學；依照人性、「精神的規律」，尤其是人性的進化，就能夠解釋清楚歷史發展的規律。「人種的進化」，他說，「是社會科學的方法得以……確立的基礎，它遠比從前流行的模式……優越。」[19]這種社會學原則上可以被還原為社會心理學的理論——儘管由於無數個體的互動引起的複雜性，這種還原可能相當困難——已經廣為許多思想家所主張；誠然，它屬於常常簡單地受到贊同的各種理論之一。我將把這種社會學的研究稱作（方法論的）心理主義。[20]我們現在可以說，穆勒信仰心理主義。但馬克思卻向它挑戰。他宣稱，「法的關係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21]對心理主義指出了疑問，也許是馬克思作為社會學家的最大成果。這樣，他就為更深刻地認識社會學規律的專門領域，至少是認識局部自主的社會學，開闢了道路。 在下述篇章中，我將解釋馬克思方法的一些觀點，並力圖著重強調他那些在我看來具有持久價值的觀點。因此，接下我將討論馬克思對心理主義的攻擊，討論他支持不可還原為心理學的自立社會科學的論證。最後，我將試圖指明其歷史主義的致命弱點和破壞性後果。 * * * [1] 關於馬克思各章的說明：我將儘可能地註明《資本論》或《馬克思主義手冊》或是它們二者的資料來源。當使用《資本論》時，我指的是E.保羅和C.保羅翻譯的馬克思《資本論》的人人叢書兩卷本版。使用H.o.M時，表示的是《馬克思主義手冊》，E.伯恩斯1935年編輯。但是，對文獻的完整版本的材料來源的註明還有必要給予補充。關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述，我用的是莫斯科標準版（以GA表示），該書於1927年以後陸續出版，由D.萊扎諾夫等人編輯，但還不完整。關於列寧的引述，我用的是《列寧小文庫》，由馬丁·勞倫斯、後又由勞倫斯和魏夏特出版。《資本論》的後兩卷引自《資本論》德文版（其中第1卷最早出版於1867年），其中所引的第2卷是1885年的版本，第3卷第1章和第3卷第2章（用Ⅲ/1和Ⅲ/2表示）是1894年的版本。我要說明的是，雖然我儘可能援引上述提及的譯著，但我並未一味照搬它們的遣詞造句。（按照中文譯本的慣例，在本書的翻譯中，凡遇上作者引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原文且文意準確一致的，我們一律轉換成中文版最新版本的頁碼。當遇上作者按自己的理解而更譯詞意時，我們一律按作者的原文譯出，並在注釋中或指出與經典作家的中文版著作不一致之處，或附上中文版中的原文與之進行對照——譯者。） [2] 參閱V.帕累托《論普通社會學》第1843頁（英譯本《心靈和社會》第3卷，1935年版，第1281頁；另見本書第一卷第388頁注②正文）。帕累托寫道（第1281頁）：「政府的藝術在於發現利用這種情緒的各種方法，而不是把能量浪費在毀滅它們的無效努力中；後一進程的唯一效果常常必然是強化它們。能夠使自身擺脫自己的情緒的盲目支配的人，也能夠利用其他人的情緒來為他自身的目的服務……這一般可以被說成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全心全意為自身及其政黨服務的政治家，就是這種深知如何憑藉其他人的偏見獲利的不帶偏見的人。」帕累托所想到的偏見具有多重性的特徵——民族主義、熱愛自由、人道主義。同樣還應該注意到，儘管帕累托使自身擺脫了一些偏見，但他肯定不可能成功地使自身擺脫一切偏見。這點在他所寫的近乎每一頁中，都可以看到，尤其是在他談論他並非不恰當地描述為「人道化的宗教」中，當然可以看到。他本人的偏見就是反人道化的宗教。如果他認識到他並不是要在偏見和擺脫偏見之間做出選擇，而只需要在人道化的偏見和反人道化的偏見之間做出選擇，他也許就不會對自己的優越感有什麼自信。（關於偏見問題，可參閱第二十四章第358頁注①（1）及正文） 帕累托關於「政府的藝術」的觀點是非常陳舊的；它們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圖的叔父克里底亞，並在柏拉圖派的傳統中發揮過作用（正如第236頁注①所指出的）。 [3] （1）費希特和黑格爾的觀點導致了民族國家和民族自決的原則，然而卻是一種諸如馬撒里克之類的開放社會的戰士也真誠信仰，以及民主派人士威爾遜也採納的反動原則（關於威爾遜，例如可以參閱A.齊默恩編的《現代政治學說》，1939年版，第223頁）。這條原則在世界上，尤其是在歐洲，顯然是不適用的。在歐洲，許多國家（即語言集團）如此稠密地聚集在一起，以致難以將它們分解。威爾遜試圖將這條浪漫的原則應用於歐洲政治的可怕努力，迄今對每個人而言，都應該明白。凡爾賽協定過於苛刻，是一個神話；威爾遜的原則沒有被獲得一以貫之的應用；凡爾賽協定的失敗，主要是因為試圖應用威爾遜的不適用的原則（所有這些，可參閱第一卷第308頁注①和第十二章第96頁注②至108頁注①各注釋）。 （2）與本段正文所提及的馬克思主義的黑格爾特徵相聯繫，我在此列舉了馬克思主義采自黑格爾主義的一些重要觀點。我對馬克思的探討並不建立在這種列舉之上，因為我並不試圖把他僅僅作為另一個黑格爾分子，而毋寧作為一位能夠並且應該答覆自身的嚴肅探索者來探討。下述所列各點，是依照不同觀點對馬克思主義所具有的重要性而作的近似的排列。 （a）歷史主義：社會科學的方法是對歷史的研究，尤其是對人類的歷史發展中固有趨勢的研究。 （b）歷史相對論：在某一歷史時期成為規律的東西在另一個歷史埋藏並不一定就成為規律（黑格爾認為，在某一時期真實的東西在另一時期不一定就真實）。 （c）在歷史發展中，存在一條固有的進步的規律。 （d）雖然引發發展的媒介並不是我們的合理計劃，而是諸如我們的情感和自身利益的非理性力量（黑格爾稱之為「理性的狡黠」），發展仍然是趨於更自由和理性的發展。 （e）道德實證論，或者依照馬克思的實例，稱作道德的「未來論」（該術語在第二十二章中得到了解釋）。 （f）階級意識是發展用於推動自身的工具之一（黑格爾行使的是民族的意識，是「民族精神」或「民族天才」）。 （g）方法論的本質主義，辯證法。 （h）下述黑格爾的觀點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發揮了作用，但對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變得更重要。 （h1）純粹「形式的」自由或者純粹「形式的」民主和「現實的」或「經濟的」自由或者「經濟的」民主之間的區別，等等；與此相聯繫，存在一種特定的、對待自由主義的、「矛盾的」態度，即一種愛與恨的混合狀態。 （h2）集體主義。 在下述篇章中，（a）重新成為主題。在（a）和（b）的聯繫方面，另見本章第152頁注①。關於（b）可以參閱第二十二章（關於黑格爾的「理性的狡黠」，可參閱第128頁注①正文）。關於（f），可參閱第十六和十九章。關於（g），可參閱第144頁注②、第195頁注④、第182頁注①、第251頁注①、以及第284頁注②至286頁注②各注釋及其正文。關於（h1），可參閱第203頁注①。（h2）對馬克思的反心理主義有影響（可參閱第171頁注①的正文）；正是在柏拉圖—黑格爾的國家對個人具有優越性的學說影響下，馬克思發展了他的甚至個人的「意識」也受社會條件決定的理論。然而，馬克思基本上是一位個人主義者；他的主要興趣是要幫助經受苦難的人類個體。因此，集體主義之類在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肯定沒有發揮重要作用［除（f）所提到的他強調集體的階級意識之外；例如，可參閱第225頁注①］。然而，它在馬克思主義者的實踐中卻發揮了作用。 [4] 在《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5—406頁）中，馬克思對柏拉圖的分工理論（參閱第一卷第五章第157頁注②及正文）和柏拉圖的國家的等級制特徵，都做了一些有意思的評論（然而，馬克思只涉及埃及而沒有涉及斯巴達；參閱第一卷第四章第96頁注①）。與此相聯繫，馬克思也從伊索克拉特的《布西里士》一書（Isf.，224/5）中援引了一段有意思的話，在那裡伊索克拉特首次提供了一個與柏拉圖相類似的關於分工的論點（第157頁注②）；伊索克拉特接著指出：「埃及人……獲得了如此大的成功，以致埃及的政治制度優於一切其他國家，斯巴達人……能夠以這種良好的方式統治他們自己的城邦，是由於他們模仿了埃及人的方式。」我認為很可能伊索克拉特在這裡論及的是柏拉圖；正如第一卷第96頁注①（3）中提到的，當克蘭托談論那些譴責柏拉圖變成了埃及人的信徒的人時，他反而可能是指伊索克拉特。 [5] 或者說「理智的毀滅」；參閱第115頁注①及正文。關於一般辯證法和黑格爾的辯證法特例，可參閱第十二章，尤其是第78頁注②至81頁注②各注正文。關於馬克思的辯證法，我不想在本書中討論，因為我在其他地方已討論過它（參閱《何謂辯證法？》，載《精神》雜誌第49卷，1940年，第403頁；另見修正稿，載《精神》雜誌第50卷，1941年，第311頁）。我認為馬克思的辯證法與黑格爾的辯證法一樣，是一種極其危險的糊塗物；尤其是因為對馬克思歷史主義的批判涵蓋了他的辯證法中應該被嚴肅對待的一切，因而可以在這裡避免對馬克思的辯證法作分析。 [6] 例如參閱第150頁注①正文中的引文。 [7] 在《共產黨宣言》第3章第3節中，烏托邦主義首次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攻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2—305頁）。關於馬克思對「試圖把政治經濟學和無產者的要求……調和起來」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攻擊，尤其是直接反對穆勒和孔德學派的其他成員的攻擊，可特別參閱《資本論》第868頁（對穆勒的攻擊；另見第153頁注①）和870頁（對孔德主義的Revue positiviste的攻擊；另見第237頁注①正文）。關於與歷史主義相對的社會工藝學以及與烏托邦的社會工程學相對的零星社會工程學的總問題，可特別參閱上述第九章（另見第一卷第一章第50頁注①、第五章第147頁注②以及第九章第303頁注①；並可參閱M.伊斯特曼的《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嗎？》）。 [8] （1）引自列寧的這兩段話采自西德尼和比阿特麗斯·韋伯編的《蘇聯共產主義》（第2版，1937年）第650頁，在一個注釋中，他們說，引文和第二段話出自列寧1918年5月所做的一次演講。最有意思的是可以看出列寧如何迅速把握了形勢。在1917年8月黨奪取政權的前夜，列寧發表《國家與革命》之時，他仍然是一位純粹的歷史主義者。那時他不僅沒有意識到在建設一個新社會中所涉及的最困難的問題；他甚至與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一樣相信，這些問題尚不存在，或者說它們將由歷史的進程解決。可特別參閱《馬克思主義手冊》第757頁中引自《國家與革命》的有關段落，在那裡，列寧強調了在推進共產主義社會的不同階段上組織和行政問題的簡單性。他寫道，「全部問題在於要他們在正確遵守勞動標準的條件下同等地勞動，同等地領取報酬。對這些事情的計算和監督已被資本主義簡化到了極點……」（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頁。著重號是原有的。）這些令人驚訝的樸素的陳述很具有代表性［我們在德國和英國也發現有類似的觀點表達，參閱本條注釋（2）］。應該將它們與 幾個月後列寧所作的講演進行比較。它們表明預言式的「科學社會主義者」是如何提前擺脫一切對問題和災難的預言的（我指的是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災難，該時期表現為這種預言式的和反技術的馬克思主義的結果）。但是，它們也表明列寧發現和自我承認所犯錯誤的能力。儘管他沒有在理論上、但卻在實踐上放棄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奪取政權之前「科學社會主義」的這種純歷史主義的，即預言式的和反技術的（或許像列寧所說的「反烏托邦的」，參閱《馬克思主義手冊》第747頁）特徵，可參閱《馬克思主義手冊》中關於列寧的第5章第2和3節，第742頁以下（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196頁）。 然而，當列寧承認他不知道有什麼著作討論過社會工程的更富有建設性的問題時，那麼他只不過證明，信奉馬克思的教條的馬克思主義者甚至沒有讀過「坐在太師椅上的教授式的社會主義者」的「烏托邦材料」，這類社會主義者試圖從這種種問題出發；這使我想起英國的某些費邊主義者和A.門格爾（例如可見《新政治學》，1904年第2版，特別是第248頁以下），以及奧地利的J.波普-林丘斯。後者撇開一些其他建議不論，發展了一種集體農莊的技術，尤其是後來被引入俄國的那種大農莊的技術（見Allgemeine Nahrpflicht，1912年，參閱該書1923年第2版，第206頁和第300頁）。然而，他的有意思的著作並沒有被馬克思主義者認真對待。它被作為一種「半社會主義的烏托邦體系」而打發掉。它之所以是「親社會主義的」，是因為J.波普-林丘斯在社會設想了一種私有企業成分；他把國家的活動限制在負責為每個人提供基本的需求——提供「生活的最低保障」。除此之外的一切，都被留給嚴格的競爭體系。（2）上述援引的列寧《國家與革命》中的觀點（正如J.維勒所指出的）與約翰·卡魯瑟《社會主義和激進主義》中的觀點非常相似（參閱第一卷第320頁注①）；特別見第14—16頁。他說：「資本家已經發明一種金融制度，它雖然複雜，但卻足以簡單得適於實際運作，並能充分指令每個人以最佳的方式管理工廠。一種極其類似的（儘管大為簡單）金融同樣能指令社會主義工廠中當選的經理如何管理工廠，他並不比資本家更需要來自職業組織者的勸告。」 [9] 這種樸素的自然主義的口號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的原則」。它起源於柏拉圖和早期基督教（參閱第五章注；《行動》雜誌第2卷，第44—45頁，以及第3卷，第34—35頁；另見第二十四章注，以及所提供的那些綜合文獻）。它在《國家與革命》中曾被列寧所引用；見《馬克思主義手冊》第752頁。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原則」——它體現在1936年的蘇聯的《新憲法》中——則似乎不具有重要意義；對照其中第12條，我們在那裡讀到：「在蘇聯社會主義的原則已經實現：『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勞動」取代早期基督教的術語「需要」，將一個浪漫的和經濟上十分有限的自然主義短語變成一個十分實際卻又平凡的原則——變成甚至「資本主義」也可以作為自身要求的原則。 [10] 我這裡暗指的是恩格斯的一部名著的題目：《社會主義從烏托邦到科學的發展》（這部著作在英國已經以「社會主義：烏托邦和科學」為題出版）。 [11] 見我的《歷史主義貧困論》一書（經濟出版社，1944年）。 [12] 這是馬克思《費爾巴哈論綱》（1845年）的第11條，參閱《馬克思主義手冊》，第231頁。另見第153頁注①、154頁注①和155頁注①，以及《歷史主義貧困論》的第1、17和18章。 [13] 我在這裡並不想詳細討論決定論的形上學的或方法論的問題（有關這一問題的幾點進一步的評論在下述第二十二章中可以發現）。但是，我要指出，如果「決定論」和「科學的方法」被認作同義語，這將是如何的不合適。然而甚至B.馬林諾夫斯基這樣優秀和精確的作者，也仍然持這種主張。例如，可參閱他在《人類事務》第12章中的文章（卡特爾、柯亨和特拉維編，1937年）。我完全贊同這篇文章的方法論的傾向，贊同它呼籲在社會科學中動用科學方法，也贊同它對人類學中浪漫主義傾向的明智譴責（特別參閱第207頁及第221—224頁）。然而，當馬林諾夫斯基為「人類文化研究中的決定論」辯護時（第212頁；例如也可見第252頁），我並不明白，如果他不是簡單地意指「科學的方法」的話，他用「決定論」意指什麼。可是，這一引文並站不住腳，正如在正文中所表明的，它有著嚴重的危險性；因為它可能導致歷史主義。 [14] 關於對歷史主義的批判，見我的《歷史主義貧困論》一書（經濟出版社，1944年）。 馬克思可能也被譴責為持有這一錯誤主張，即認為存在一種「歷史發展的自然規律」；因為他的時代的一些最優秀的科學家（例如T.H.赫胥黎；參閱他1880年出版的Lay Sermons，第214頁）都相信揭示進化規律的可能性。然而，並不存在經驗的「進化規律」。只存在特殊的進化假說，闡述地球上的生命是以一定方式發展而來的。但普遍的或自然的進化規律則必須闡述一種涉及（至少是）全部行星的生命發展過程的假說。換言之，無論我們把對一種唯一過程的觀察限制在何處，在那裡我們不能希望發現和測定一種「自然規律」（當然，存在各種從屬於年輕機體的發展的進化規律，等等）。 也可能存在社會學規律，甚至存在從屬於進步問題的社會學規律；例如，存在這種假說，即無論思想和思想交流的自由在哪裡受到法律制度和確保討論之公正的制度的有效捍衛，在那裡就會存在科學的進步（參閱第二十三章）。然而，也有理由堅持這一觀點，我們最好根本不談歷史規律（參閱第403頁注①及正文）。 [15] 參閱《資本論》第864頁（第1版序言。關於對穆勒的類似評論，見下述第155頁注①）。在同一地方，馬克思還說：「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頁）（關於這一觀點，參閱《馬克思主義手冊》第374頁，以及本書第155頁注①正文。）如果我們將這些段落與他的《費爾巴哈論綱》第11條（第150頁注①正文引述了）作比較，馬克思的實用主義和他的歷史主義的衝突就變得十分明顯。在《歷史主義貧困論》第十七章中，我試圖通過以某種馬克思攻擊費爾巴哈十分類似的形式來描述他的歷史主義，以使這種衝突變得更加明顯。因為我們可以通過這樣的陳述來闡釋正文中引述的馬克思的詞句：歷史主義者只能解釋社會發展，並以各種不同方式幫助它；然而，其觀點是，沒有誰能夠改變它。另見第二十二章，特別是第337頁注②正文。 [16] 參閱《資本論》第469頁；下三段引文出自《資本論》第868頁（第二版序言。譯文《膚淺的調和論》並不十分符合原文那種十分強烈的表達）；參閱《資本論》第673頁；並參閱第830頁。關於正文中提到的「充足詳盡的論據」，例如，可參閱《資本論》第105、562、649、656頁。 [17] 參閱《資本論》第864頁；並參閱第153頁注①。下述三段引文出自J.S.穆勒《邏輯系統》［1843年第1版，第2節（結尾）；第1節（開頭）；第1節（結尾）］。在穆勒《邏輯學》同一章第8節中，可以找到一個有趣的段落（它與第153頁注①正文中援引的馬克思的著名評論說的幾乎是同一意思）。談到尋求「社會秩序和社會進步的規律」的歷史方法時，穆勒寫道：「通過它的幫助，我們從此不僅能夠成功地展望人類的未來歷史，而且能夠成功地決定何種人工手段可以被運用、並在何種程度上儘可能有益地推動自然的進步；彌補一切可能成為其內部固有的不便和不足，並防止我們人類從自然的進步的必然事件所面臨的各種危險或事故。」（著重號是我加的）或者像馬克思所指出的，「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 [18] 參閱穆勒上述著作同章第2節；接下來的評論出自第3節的第1段。「沿軌運行」和「彈道運行」的說法都出自第3節第2段的結尾。當談論「沿軌運行」時，穆勒可能想到的是類似於柏拉圖《政治家》，或者是馬基雅維利《論李維》中所闡述的發展的循環理論。 [19] 參閱穆勒《邏輯系統》同章第3節最後一段的開頭——關於全部這些段落，也可參閱本書第160頁注②至162頁注①各注，以及《歷史主義貧困論》第22、24、27和28章。 [20] 關於心理主義（該術語源於E.胡塞爾），我這裡可以援引幾段優秀心理學家D.達茲說過的話；這些話采自他的文章《心理需求》（載卡特爾編的《人類事務》，第3章，1937年，第36頁）。「在哲學上，曾幾何時存在一種使心理學成為一切其他科學之根本基礎的傾向……這種傾向通常被稱為心理主義……然而，即使諸如社會學和經濟學之類與心理學聯繫較密切的科學，也具有不是心理學的中性內核……」在本書第十四章中，心理主義將得到詳細討論。另見第一卷第171頁注①。 [21] 參閱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序言》（1859年）（《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頁；另見《資本論》第xv頁）。在本書第182頁注①正文和第189頁注①正文中，這段話被更完整地引用；另見第158頁注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