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維諾·短篇小說集 · 第四卷 艱難的生活

阿根廷螞蟻 我們剛來這裡安家時，並不知道螞蟻的事。我們覺著會在這裡過得不錯，天和綠色都很愉快，不過對於我和我妻子當時的心情來說，也許愉快得誇張了些；我們怎麼能想到會有螞蟻這種事？好好想想，奧古斯都舅舅也許跟我們提到過一次：「那裡，你們會看到，螞蟻的……可不像這裡，那些螞蟻……」但只是談其他話時順嘴扯出來的，一件隨便說說的事，也許是因為我們說話時正好看到了好多螞蟻，我說什麼來著，好多螞蟻？其實就一隻，我們可能是看到了，一隻走失的螞蟻，是我們老家那種肥肥的螞蟻（我現在才覺得它們真肥，我老家的螞蟻），反正奧古斯都舅舅提到的螞蟻一點也沒有改變他對這個大區的描繪，由於一些連他也解釋不清的情形，這裡的生活，更容易些，掙錢雖說不能保證，但起碼有可能，不光是他奧古斯都舅舅這麼說，還有其他很多在這裡安家的人也都是這麼講的。 頭一天晚上，我們就意識到為什麼我們的舅舅，在這裡，過得那麼舒坦了，看看晚飯後空氣中的微光，我們體會到了在通向田間小路上轉悠的樂趣，體會到坐在橋頭旁矮牆根上的愜意，就像我們眼前的那些人一樣。然後當我們找到他常去的，後面有個菜園的酒店時，就更明白了，我們還找到一些像他一樣又矮又老的傢伙，但他們都是些自吹自擂的大嗓門，都自稱是他的朋友，他們也沒什麼一技之長，我覺得，是一些按小時計算工錢做苦力的人，就算有人自稱是個鐘錶匠，那也許只是出於炫耀。我們聽到他們用一個綽號提到奧古斯都舅舅，是的，這個綽號被大家重複著，還被用來打趣。我們留心到一聲蒼白的笑，在這笑里現身出一個不再年輕的女人，有點肥胖，在吧檯旁，穿著件鏤空的白襯衫。我和我妻子清楚這一切對奧古斯都舅舅有多麼重要，有一個綽號，在清澈的夜晚能在那橋上開開玩笑，能看見那鏤空的小襯衫從廚房裡出來，再走到菜園裡去，第二天給那家麵條廠卸上幾個小時的面袋子。難怪他在我們那裡時，老是念念不忘這個地方。 如果我還是無憂無慮的小年輕，或是整個家都已安頓妥當，這所有的一切我也會賞心悅目的。但以我們當時的境況，孩子的病剛好，還要尋找工作，那些對奧古斯都舅舅來說能足夠讓他感到自己愉快的事情，我們也是勉強能明白過來，也許明白這個行為本身就已經是種悲哀了，因為身處一個愉快的地方我們就更加地覺得自己不幸。哪怕是一些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也會讓我們憂心忡忡，似乎猛然增加了我們的苦惱（我們當時還一點都不知道有螞蟻呢），在給我們看房時，瑪烏羅太太所有的叮嚀更加劇了我們投身苦海的感覺。我記得有關煤氣表，她羅哩羅嗦說個沒完，我還記得我們是如何全神貫注聽她這席話的，「是的，瑪烏羅太太……我們會小心的，瑪烏羅太太……我們真不希望這樣，瑪烏羅太太……」以至於當她（而此刻我們非常清晰地想起這件事了）的眼睛在牆上遊動，就好像讀到了什麼東西，還用指尖劃劃牆面，然後甩了甩手指，就像是碰著了什麼潮濕的東西，比如沙子、灰塵時，我們都沒留神。她沒說「螞蟻」這個詞，我們敢肯定；也許因為那裡有螞蟻也是很正常的，就好像總會有牆和房頂一樣，但是我和我妻子都有了這麼個感覺，她是想把這件事藏到最後一步，她的絮絮叨叨和叮嚀囑咐都無非是想著法子強調另一些事情的重要性，從而來掩蓋那件事。 瑪烏羅太太走後，我把床墊搬了進來，我的妻子搬不動床頭櫃，叫我幫忙，然後她又想立刻開始清理經濟廚灶[207]，跪在地上，我說：「都幾點了，你還想幹什麼？我們明天再忙吧，現在我們隨便整理一下，過了今晚再說。」孩子困得直哭，第一件事就是得給他準備好搖籃讓他睡上覺。在我們那裡，都是用一個長長的藤筐給孩子睡覺的，我們把筐子一直帶到這裡了；我們把內衣填滿了的筐子騰空，找了一個好地方來放筐子，是一個托架，一個既不濕也離地面不是太高的地方，以防他掉下來。我們的兒子在那裡很快就睡著了，我們兩個看著房子（房間由一塊隔板分成兩半；四面牆和一個頂），這房子正被我們的痕跡填滿。「對，對，白色，當然刷成白色，」我回答我的妻子，看著天花板，便挽起她的胳膊肘把她推了出去。她還想再去好好看看左側小破屋裡的廁所，而我倒想她在田地里散散步；因為我們的房子所建的土地上，有兩塊很大的花壇，或者說是一些還未經耕作的苗圃，中間是過道，過道上搭著鐵架子，現在光禿禿的，也許曾經用來種過什麼攀緣植物，南瓜或葡萄，早已枯掉了。瑪烏羅太太有心把那片地交給我種植，我們自己也正好建一個菜園，她沒外加任何租金，因為這塊地已經荒廢得有些年頭了；不過今天她卻沒談到這塊地的事兒，我們也沒顧上說，因為火上的肉太多了[208]。現在通過這第一個晚上來地里走走，我們想告訴自己先熟悉熟悉環境，也就是找找在某種意義上擁有那個地方的感覺；第一次，我們的生命處在延續之中的想法成為了可能，每天夜裡都能這樣漫步在那些苗圃中，我們的擔憂將越來越少也終將成為可能。這些事情我當然沒有跟我妻子說；可我非常急切地想知道她是不是也能體會到這些：事實上是，我察覺到短短地散了幾步路，在她身上已起到了我所希望的效果；現在她細聲慢語，我們臂挽著臂散步，她並沒有拒絕這個本屬於經濟上更富裕些時的舉動。 我們就這樣走到田園的盡頭，在籬笆那邊，我們看見了萊吉那烏多先生，他正拿著個小風箱在他家房子周圍忙活。我幾個月前就見過萊吉那烏多先生了，當時我來找瑪烏羅太太談租房子的事。我們過去跟他打了個招呼，也是為了讓他認識一下我妻子。「晚上好，萊吉那烏多先生，」我對他說，「您還記得我嗎？」「啊，我當然認得，」他說。「晚上好！那麼，您是我們的鄰居了，是這樣吧？」他是一個矮矮的、戴眼鏡的先生，穿著睡衣戴著草帽。 「嗯，我們是鄰居，嗯，鄰居間嘛……」我的妻子開始說一些令人愉快的話，分寸得當，比如說些客套家常話什麼的；我有一陣子沒聽她這樣說話了；不是我喜歡，但比起聽她的抱怨，我自然更高興聽她這樣說話了。 「克勞蒂婭，」我們的鄰居喊起來，「你過來，拉烏萊利的小房子住上新房客了！」我從沒聽過用那個名字來稱呼我們的新家（這個名字，我後來才知道，一個老房東的名字），這讓我覺得自己跟這裡有點不相干。萊吉那烏多太太從他家房子走了出來，她是一個大塊頭的女人，正在圍裙上擦著手；他們為人非常隨和，對我們都相當熱情。 「萊吉那烏多先生，您拿著小風箱忙什麼？」我問他。 「呃……螞蟻……這些螞蟻……」他說，笑了笑，就好像沒怎麼在意。 「螞蟻，是嗎？」我妻子用冷淡而客氣的語調重複道，那語調通常她只是對外人用的，用來假裝關注他們的談話；這個語調她從沒對我使過，在我的記憶中，哪怕是我們剛剛認識時她也沒有用過。 我們客氣地向鄰居道了別。可是如今就連這也是件我們無暇享受的事情：有鄰居，還都是些和藹可親的人，可以這麼融洽地交談。 一到家，我們決定立刻上床。「你聽見了嗎？」我妻子說；她豎起了耳朵，聽得見萊吉那烏多先生的小風箱撲哧撲哧的聲響。我妻子到盥洗盆那裡接杯水喝；「給我也帶一杯，」我對她說，便脫下了襯衫；「啊！」她大叫了一聲，「快來！」她看見了水龍頭上的螞蟻，還有一行螞蟻正沿著牆往下爬。 我們打開燈，兩個房間共用的一盞燈，一行密密麻麻的螞蟻橫貫牆面，是從門框裡爬進來的，誰知道它們的源頭在哪裡。現在我們的手上爬滿了螞蟻，我們把手攤在眼前，想要看清楚，這些螞蟻，究竟是個什麼模樣，同時我們還要不停地翻轉手腕避免螞蟻們再沿著胳膊往下爬[209]。這是種非常細小的、幾乎感覺不到的螞蟻，片刻不停地爬動著，就像是給我們帶來的瘙癢同樣也刺激著它們。直到此時，我才想起它們的名字：「阿根廷的螞蟻」，更準確地說是「阿根廷螞蟻」，別人是這麼說的，有那麼一次，我應該是聽過這回事的，這是個有「阿根廷螞蟻」的地方，直到現在我才知道什麼樣的感覺會跟這樣的一種表述聯繫起來：這種令人厭惡的癢遍布身體各處，就算把手握成拳頭或是兩手互搓，也無法完全制止這種癢，因為總會留下幾隻離群的小螞蟻，順著胳膊或衣服跑。如果碾死它們，螞蟻就會變成黑色的小點點，如同沙子般掉下來，而手指上則會留下螞蟻味，酸酸的，刺鼻。 「這是阿根廷螞蟻，你知道嗎……」我跟妻子說，「是從美洲來的……」每當我想教她了解些什麼東西時，就會不由自主地變調，然後很快我就會後悔，因為我知道她受不了我這個腔調，便會生硬地回應，也許她也明白，一旦我操起這種腔調，從來就不會對自己有什麼自信。 然而她好像幾乎都沒怎麼聽我說話：她氣急敗壞地搗毀和驅趕著牆上的那行螞蟻，用手撣了撣牆，卻只是把螞蟻引上身來，或是把螞蟻打散到周圍，於是又把手放在水龍頭下，試著讓水往上噴，而螞蟻仍舊在濕地上走著，就算是把手浸泡在水裡，她還是無法讓自己從螞蟻中脫身。 「這下我們家有螞蟻了，這下好了！」她不停地重複。「以前也有的，而我們沒有看到！」就好像如果之前就看到了螞蟻的話，就能改變很多一樣。 我對她說：「哎呀呀，就那麼兩隻螞蟻！現在我們上床，明天再想想怎麼辦！」我覺得很有必要補充一句：「好啦，就為了一點阿根廷螞蟻！」因為用它們被在當地稱呼的準確名稱來叫它們，就可以給出一種既成事實的印象，在某種意義上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不過我妻子在那塊田地上散步時那種心平氣和的神情都消失了：她對一切又心懷疑慮，臉又像往日那樣緊繃起來。第一次在新家過夜並非如我期待的那樣；自我安慰不是開始一段新生活的慰藉，而是總在新的倒楣事中勉強維持下去的老繭。「全是為了兩隻螞蟻，」我當時就是那麼想的；也就是說我當時以為我是這麼想的，但可能就算對我來說，也完全不是這麼回事的。 終究是勞累勝過激動，於是很快就睡著了。半夜，孩子哭起來，我們兩人，還賴在床上（總希望他能自己突然停下來，然後接著睡過去，不過這種事從來沒發生過），互相問道：「他怎麼啦？他怎麼啦？」自從他病好後，夜裡已經不哭了。 「他身上有螞蟻！」我妻子大叫著，起來哄他。我也從床上下來，我們把筐子弄得亂七八糟，把孩子脫了個精光，得給他去掉那些螞蟻，而我們又那樣困得睜不開眼睛，為了看清楚，必須把孩子抱到電燈下看，門縫中鑽進一股風，我妻子說：「現在他又要著涼了。」要在他剛剛撓紅的皮膚上找螞蟻，真是叫人心疼。原來是一行螞蟻上了托架。我們查看了所有的小墊單，直至一隻螞蟻都找不著了，我們問道：「現在把他放到哪裡睡呢？」在我們床上，我們睡得已經很擠了，他肯定會被壓扁的。我仔細看了看床頭櫃，那裡螞蟻還沒到；於是我把它從牆邊移開，打開一個抽屜，把那裡整治了一下，讓孩子好睡下。當我們把他放進去時他已經睡著了。我們本該撲到床上去，困意很快就會沖我們席捲而來了，但我妻子卻想看看儲藏的食物怎麼樣了。 「你來這裡，你來這裡！上帝啊！這裡全滿了！全黑了！救命啊！」能怎麼辦呢？我扳住她的肩頭說道：「你過來吧，我們明天再想辦法，現在也看不清楚啊，明天我們再來解決所有問題，再去挽救每一件東西，你現在上床！」 「但食物怎麼辦？會壞的！」 「讓食物見鬼去吧！你想怎麼辦，現在？明天我們一定把螞蟻窩毀掉，你就放心吧……」 但是躺在床上我們再也平靜不下來了，想想無處不在的那些野獸，在食物里，在一切東西里；也許它們現在從地板上正在沿著床頭櫃底座爬到了孩子身上…… 公雞鳴叫時，我們剛睡著；沒過多久我們就翻來覆去，抓起癢來，因為我們總感覺床上有螞蟻；也許它們是直接爬上床的，也許在我們動手收拾東西後就把螞蟻帶上身了，於是就連清早那幾小時都沒能休息好，我們早早起身，一直惦記我們要做的事情，想到必須立即著手與那些令人痛苦的，難以察覺的，已經侵占了我們家園的敵人大幹一場，厭惡之情立即湧上心頭。 第一件事，對我妻子來說，是去看孩子：看看那些野獸有沒有咬他（幸好看起來沒事），給他穿衣服，餵他吃飯，這一切的一切都要在被螞蟻占領的家裡進行。我知道，每當看見放在水池裡的杯子的邊緣上，孩子的圍嘴上，水果上，爬滿螞蟻時，她為了不大叫出聲來要花上多大的力氣。但是她看見牛奶時還是叫出來了：「全黑了！」牛奶上薄薄地漂浮著一層螞蟻，有的淹死了，有的還在游著。「都在表面上，」我說，「用小勺子就能撇乾淨。」但是我們總感到牛奶里留有螞蟻的味道，我們一口也沒嘗。 我跟著牆上螞蟻的行列走，想看它們到底是從哪裡來的。我妻子梳頭穿衣時，那怒氣真不打一處來，不過她很快克制住了。「我們不把家裡的螞蟻趕盡殺絕，就不能把家具擺到位！」她說。 「別急。你會看到的，一切都能解決。我現在去萊吉那烏多先生那裡，他有那種粉，我問他要點過來。我們把那粉撒在螞蟻窩入口，我已經知道在哪裡了，我們很快就可以解脫出來啦。但是，我們要等到稍晚一點時，因為現在我們去也許會打擾萊吉那烏多夫婦的。」 我妻子略略平靜一些，而我卻不能：我跟她說發現了螞蟻窩入口，只是為了安慰她，反倒是我越細心觀察越能發現螞蟻們來來往往，方向各異，就像我們的家，表面上光亮、平滑得像個骰子，其實早被穿孔了，全是一道道的裂縫。 我倚著門，望著陽光下的植物，感到些許輕鬆，其時太陽已經照到它們上面，侵入到土地上的荊棘讓我覺得看上去很愉快，因為它給了你想撲進去大幹一番的願望：好好地打掃一切，刨地，播撒種子，移苗栽培。「你過來，」我對兒子說，「你在那裡會發霉的，」我把他抱在懷裡，走進「花園」，我想養成這樣稱呼這一塊土地的習慣，便對我妻子說：「我帶孩子到那個花園裡待一會，」隨即又改口成：「到花園裡。」因為我覺得這樣歸屬感更強，而且更親切。 孩子在陽光下很愉快，我告訴他：「這是一棵角豆樹，這是一棵柿子樹，」我把他舉上樹杈：「現在爸爸來教你爬樹。」他突然大哭起來。「怎麼了？你害怕？」而我卻看見了螞蟻；那株滿是樹膠的樹全被螞蟻覆蓋住了。我立刻抱回孩子。「唔，好多小螞蟻啊……」我哄著他說，但自己很是擔心。我隨著螞蟻的隊列一直尋找到樹幹下，發現那些靜悄悄的、幾乎用肉眼無法看見的螞蟻，從樹上下來後是繼續在地上攢動著，並在雜草叢裡，延伸到各個方向。我想，究竟怎麼樣才能把螞蟻清掃出家呢？在這一小塊地上——昨天我還覺得它蠻小，但現在想到螞蟻這層關係，覺得它簡直是大極了——，那些層出不窮、源源不斷的螞蟻鋪滿地面，肯定是從地下成千上萬個螞蟻窩裡冒出來的，被黏稠而甜蜜的土地和低矮的植物滋養著；不管我往哪裡看——乍一看，覺得什麼都沒有，倍感輕鬆——，爾後注目凝視，只見一隻螞蟻正慢慢靠了過來，接下來便發現它隸屬一支長長的隊伍，它們正在跟其他的蟻群匯合；它們時常馱著碎屑或是小渣子什麼的，儘管這些東西總比它們大得多；有些地方，我想，什麼植物汁、什麼動物殘肉凝成塊的地方，總會圍聚一大圈螞蟻，它們幾乎都黏成了團，就像一小塊傷口上的痂。 我讓孩子騎在脖子上，回到我妻子身旁，幾乎是跑回來的，總感到螞蟻要沿著我的腳面爬上來。她說：「好了，你把孩子弄哭了。他怎麼了？」 「沒什麼，沒什麼，」我急忙說，「他在樹上看到幾隻螞蟻罷了，他還有昨晚的印象，感到身上痒痒。」 「哦，真煩人啊，這裡也是！」我妻子說道。她目視著牆上一團螞蟻的蠕動，想用手指肚壓在每隻螞蟻身上的方法來弄死它們。我看見成千上萬的螞蟻把我們包圍在那塊土地上，現在我更覺得那塊土地實在是大得無邊無際，煩得我對她直嚷嚷：「你在幹什麼？你瘋了嗎？你這樣沒用的！」 她氣得跳了起來：「可是那個奧古斯都舅舅！奧古斯都舅舅什麼都沒跟我們說！我們就跟兩個傻子一樣！聽他的話，聽那個騙子的話！」然而，奧古斯都舅舅又能跟我們說什麼呢？「螞蟻」一詞，當時對於我們而言，一點都表達不出來如今我們處境中的這種驚愕。就算他跟我們說過螞蟻這回事，也許，我不排除這種可能性，他還真這麼提起過一次，那我們想到的也只會是一種具體的，可以計數的，有軀體，有重量的敵人。真的，如果讓我回憶一下我們老家的螞蟻，我會把它們視為大得可觀的野獸，至少是那種摸得著，抱得起的，比如貓啊，兔子啊。這裡，我們面對的是如同霧或沙子一般的敵人，跟它們斗靠力氣是不管用的。 我們的鄰居，萊吉那烏多先生，正在廚房裡用漏鬥倒一種液體。我從外面喊了他一聲，氣喘吁吁地來到他家廚房的落地窗前。「喔，我們的鄰居！」萊吉那烏多大呼道，「您請坐，先生，您請坐！請原諒我總在這裡搞這些亂七八糟的液體！克勞迪婭，快給我們的鄰居拿張椅子來！」 我立刻對他說：「我來，請原諒我的打擾，但是您知道，我看見您有那種粉末，我們整整一夜，都有螞蟻……」 「哈，哈，哈！螞蟻！」剛進房間的萊吉那烏多太太，突然爆笑起來，她丈夫，稍稍有點滯後，我感覺，卻以一種更喧鬧的熱情，響應她道：「哈，哈，哈！他們也有螞蟻！哈，哈，哈！」 我不情願地在嘴角邊擠出一絲謙和的微笑，做出一副這種滑稽的處境已被他們理解，但自己又無能為力的模樣：正是因為這個實際情況，我才來這裡向他求助的。 「您這是跟誰說呀，螞蟻的事，親愛的鄰居！」萊吉那烏多先生抬起手，驚呼道。 「您跟誰都別說，鄰居先生，您跟誰說去呀！」他妻子應和著，雙手合在胸前，可總是像他丈夫一樣地笑個不停。 「為什麼，你們，我以為，難道就沒有一種藥管用？」我問道，我發抖的聲音，也許會被當做是想笑，而不會被看做是壓在身上的絕望。 「一種藥，哈，哈，哈！」萊吉那烏多夫婦起勁地大笑起來。「我們是不是有一種藥？何止呀，二十種，上百種藥，我們都有！一種，哈，哈，哈，一種比一種好！」 他們把我領進另一個房間，幾十個紙質和白鐵皮做成的罐子，擱在家具上，罐子上貼著華麗的標籤。 「您想要普羅弗斯凡嗎？您想要米爾米奈克嗎？或者是提奧布羅弗里特？阿爾索潘是要粉劑的，還是混合劑的？」他們遞上活塞噴霧器、毛刷、小風箱，霧狀的黃粉末和極細的微粒，以至於藥房和農藥店的氣味混成一體，升騰起來，他們還在笑得東倒西歪。 「什麼東西當真管用呢？」我問道。 他們停住笑。「不，沒有，」他們答道。 萊吉那烏多先生用一隻手拍了拍我的肩膀，他太太把百葉窗打開了，陽光射進來。然後他們又領我在他們家裡四處轉了轉。 他那紅條子睡褲緊扣在肥胖得凸起的肚子上，套著背心，草帽戴在禿頭上。她穿著件掉了色的便衣，內衣的吊帶時不時地露了出來；一頭金髮包著又紅又寬的臉龐，像棉絮一般亂蓬蓬地卷著。他們喧譁而開朗；他們家每個角落都有一段故事，他們講述給我聽，爭先恐後地搶斷話題，打著手勢，發出感嘆，就好像每一段插曲都是一場鬧劇。在一個地方，他們把阿爾法那克斯配成千分之二的濃度灑在那裡，螞蟻躲了兩天，而第三天又回來了，他於是把這種混合液調高到千分之十的濃度，可螞蟻只是繞道而行，改從上楣柱上走了；另一個地方，他們用克里索唐粉隔離出了一個牆角，而風總是把這粉末給吹散，如此下來每天都要用上三公斤粉末；在台階上，他們試了試佩德羅西德，好像是立馬就能藥死螞蟻，其實卻只是讓它們昏睡而已；在另一個角落，他們投放了一種殺蟻藥，螞蟻們照常橫行豎爬，倒是第二天早晨找到一隻中毒的老鼠；他又在別處放上茲莫弗斯弗，這是一種藥效高、攔截性強的液體，他妻子往液體上又澆了點伊它爾馬克粉，這粉卻成了解毒劑，抵消了藥效。 我們的鄰居視屋子和花園為戰場，他們的熱情就是標示出螞蟻不能逾越的界線，探尋螞蟻行走的新路線，嘗試各種新型混合劑和藥粉，每一種東西都能與記憶中的某段插曲，或某種稀奇古怪的組合聯繫起來，因此他們只需扯出一個名字，如「阿爾賽皮特！」、「米爾克希多！」，就能爆笑起來，還互使眼色，互對暗語。似乎他們已經放棄了殺死螞蟻的打算——假如他們曾經試過的話——，反正這些嘗試都是沒用的：他們只是力圖封鎖螞蟻的某些通道，使它們偏離方向，嚇唬嚇唬它們，或讓它們不能靠近：這是一個永遠嶄新的迷宮，他們每天準備不同材料的圖案，用來標出這個迷宮，這也是一場遊戲，而螞蟻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這群野獸沒什麼好搞的，沒什麼好搞的，」他們說道，「除非像上尉那樣做……」 「呃，當然，我們花了很多錢，」他們說，「在這些殺蟲劑上……上尉那種辦法，可以想見，是最便宜的一種辦法……」 「自然我們還不敢說已經戰勝了阿根廷螞蟻，」他們又說道，「但上尉也是，您認為他是在正路上嗎？我懷疑……」 「他是誰啊，抱歉，這上尉？」我問。 「布拉烏尼上尉：您不認識他？啊，您只是昨天剛到這裡的！他也是我們的鄰居，在右邊，那幢白色的小別墅里……他是個發明家……」他們笑起來，「他發明出一種可以滅絕阿根廷螞蟻的辦法……甚至，是很多辦法。他還在不停地完善這些辦法。您去找他吧。」 肥胖的、笑容詭秘的萊吉那烏多夫婦，他們那個只不過幾平方米的小花園，卻給線條畫得一道道的，而且濺滿了深色的液體，髒兮兮的，並且還沾上了發綠的粉塵，那裡堆滿了噴水壺、硫磺噴灑器，用來調稀靛藍色藥劑的水泥小槽，而在亂七八糟的花壇里，就連那幾株稀有的玫瑰小樹苗，從葉尖到根部也都被撒滿了殺蟲劑，夫婦二人抬起眼睛望向晴朗的天空，心滿意足，樂在其中。跟他們聊了聊，不管願不願意，我還是感到輕鬆了些許：說到底，不是說螞蟻是件他們想表現出來好笑成那樣的事情，但也不是什麼非常嚴重的事情，一件令人灰心喪氣的事情。 「唉，螞蟻！」我此刻考慮。「什麼螞蟻啊？有點螞蟻能把我們怎麼樣？」 現在我當然是要去找我的妻子，還要拿她開點玩笑：「誰知道你是怎麼想的，你，跟這些螞蟻……」 我穿過自家那一小塊土地回家時，腦子裡準備了一番這種語調的話，胳膊里抱滿了鄰居給我試試的紙包和瓶子，根據我的需要，是從那些對孩子沒有危害的藥劑中選擇出來的，因為孩子什麼東西都往嘴裡塞。而我一看見我妻子，抱著孩子，站在房外，目光呆滯，臉頰凹陷，就明白了她所經歷的掙扎，明白了她也發現了包圍著我們的難以數計的蟻群，明白了她已投了降，於是我所有打算微笑和調侃一下的願望就全都沒了。 「你終於回來了……」她對我說，那軟弱無力的語調比我期待的憤怒的腔調更讓我痛苦。「這裡我真不知道怎麼辦了……如果你看見……我真的不知道了……」 「這樣，我們現在來試試這個，」我跟她說，「先試這個，再試這個……」我把那些瓶子擺在房前的平台上，立即向她說明這些東西該怎麼用，我解釋得很快，幾乎是生怕看到在她的雙眼裡燃起太多的期望，因為我既不想讓她有什麼幻想，也不想打破她的幻想。此時我腦子裡又冒出另一個想法，我想立刻去找那個布拉烏尼上尉。 「你按我說的做吧；我很快就回來。」 「你又要走？去哪裡？」 「去另一個鄰居家。他有辦法。我去看看。」 我往有金屬網架的方向跑去，那網架上爬滿了密集的攀緣植物，從右邊把我們的土地圍起來。太陽藏到雲後去了，我從網架上探出頭，看見一座白色的小別墅，它被小小的、整齊有致的花園簇擁著，一條鋪著灰色卵石的小路纏繞著圓圓的花壇，花壇底部圍著一圈漆成了綠色的鑄鐵，就像公共花園裡那樣，而每個花壇中央都栽著小小的、黑色的橘子樹或檸檬樹。 一切都那麼寧靜，陰影重重，不見動靜。我正猶豫著準備離開，卻看見了一個腦袋，從一排修剪得相當精緻的籬笆上伸出來，腦袋上戴著頂白色布料的沙灘帽，帽子變了形，帽沿成波浪狀，壓得很低，一副鋼框眼鏡架在一個軟骨組織旺盛的鼻子上，再往下，是一絲刻薄的微笑，一口假牙燦燦生輝，這假牙也是鋼做的。這是個乾瘦的男人，穿著套頭衫，褲腳用鬆緊帶收緊在踝骨處，就像那些騎自行車人的裝束，腳上蹬著涼鞋。他走近一棵橘子樹，觀察著樹幹，悄無聲息，小心翼翼，那個緊繃著的笑容始終沒有消失。我從那一排攀緣植物後露出臉來說：「早上好，上尉。」那個男人突然抬起頭，笑容頓失，有的只是一道冷冷的目光。 「對不起，您是布拉烏尼上尉嗎？」我問他。 那人表示肯定。「我，您知道嗎？是新來的鄰居，租著拉烏萊利的小房子……我想打擾您一會，因為我聽說了您的方法……」 上尉豎起一根手指頭，做了個讓我過去的手勢；我，便從金屬網的破口處跳到那邊去。上尉繼續高舉著那根手指頭，用另一隻手指了指他原先觀察的地方。我看見從樹上伸出一小段鐵絲，與樹幹垂直著。鐵絲的末梢處掛著一小塊——我覺得是——魚刺，在鐵絲的一半處，朝下隆出個銳角。在樹幹和鐵絲上，來來往往的全是螞蟻。在那個鐵絲的尖角下方，吊著一個小瓶，就像那種裝肉汁的小罐子。 「螞蟻，」上尉解釋起來，「被魚腥味吸引過來，爬過那段鐵絲；就像您看到的那樣，它們前前後後走得很好，從不相撞。但要通過那個危險的V字形銳角處時，一隻螞蟻要過去而另一隻螞蟻要回來，它們便在那個V形頂端碰頭了，只好停下，於是這個小瓶子裡的煤油味就會把它們熏暈過去，它們還打算繼續上路呢，卻撞在一起，掉了下去，死在油里。滴，滴。」他說的這個「滴，滴」聲正好伴隨著兩隻螞蟻掉下去。「滴滴，滴滴，滴滴，」上尉不斷地重複著，仍帶著他那靜止鋼製的笑容，每一聲「滴」都伴隨著一隻螞蟻應聲落入那小瓶子裡，而瓶子裡那兩指深的煤油已被一層不成形和凝成塊狀的昆蟲屍體弄成了黑色。 「平均每分鐘殺死四十隻螞蟻，」布拉烏尼上尉說道，「每小時兩千四百隻。自然是要保持煤油的清潔，否則死掉的螞蟻會把油麵蓋住，再掉下來的螞蟻就可以爬上去了。」 我一眨不眨地盯著那一串子單薄、稀疏，但連續不斷的下滴：也有不少螞蟻穿過那個險要處，還用牙齒拖著魚刺的碎片回來，可時不時地總有幾隻螞蟻在那個點上止步逗留，晃晃觸角，然後就跌落下去。布拉烏尼上尉，用那鏡片後的目光注視著，絕不錯過昆蟲任何細微的活動，每掉下一隻螞蟻，他就會抑制不住地戰慄起來，那繃緊著的、幾乎見不著嘴唇的嘴角也隨之抽動。他經常控制不住自己地總要動動手，要麼調整一下鐵絲的角度，要麼搖一搖小油瓶，清理一下瓶壁周圍死去螞蟻的凝結塊，要麼乾脆輕輕抖抖那個裝置，這樣就能加快受害者的下跌。但是最後這個舉動肯定讓他感到幾乎是一種犯規，因為他立刻縮回了手，還帶著一副要為自己申辯的神情看著我。 「這是一種最完善的模型，」他說，又把我領到另一棵樹前，在那棵樹上也伸出一小截鐵絲，在鐵絲的V形頂端處，系了一根打了結的豬鬃；螞蟻們以為能在鬃毛上自救，但是煤油的氣味和支撐點的突然缺失把它們弄得頭昏腦漲，以至於它們無一倖免地摔了下去。上尉給我展示了其他數量眾多的陷阱，也都使上豬鬃或馬鬃的計策：一段粗粗的鐵絲，在某處突然接上一根細細的鬃毛，而螞蟻們呢，對如此的變化一無所知，頓失平衡；他甚至還謀劃出這麼一個圈套，在接近魚刺的地方，用中間被剪斷的鬃毛做了一段假過道，這樣僅憑自身的重量，螞蟻就能把過道撐開，落進油里。在那個寂靜、規整的小花園裡，每一棵樹，每一條管道，每一排欄杆上，全都井然有條、精細入微地安置著鐵絲支架，鐵絲下面掛著小油盆；幾株仔細修剪的玫瑰，和一排排的攀緣植物，都只像是對一場華麗酷刑的精心偽裝。 「阿格拉烏拉！」上尉來到便門前大聲嚷著，對我說：「現在我讓您看看最近幾天的狩獵成果。」 從那扇門裡出來一個乾巴巴的、蒼白的女人，瘦高個子，眼神驚恐而懷有敵意，頭上扎著一條手帕，在額頭上打了個結。「你給我們的鄰居看看袋子，」布拉烏尼說，我直覺上認為她不是個用人，而是上尉的妻子，我向她點頭問好，還咕噥了一句，但沒有得到回應。她轉身進去，出來時拖著一個很沉的袋子，胳膊上的筋都暴了出來，此刻所顯出的力氣遠遠勝於她給我第一眼的印象。在半掩著的門裡，能看見他家裡有滿滿一堆這樣的袋子；那女人，總是一聲不吭的，很快又消失了。 上尉打開袋口，裡面像是有些肥土或化肥什麼的，但是他把一隻胳膊插進去，卻掏出來一把像咖啡沉澱物一樣的東西，並把這東西從一隻手倒到另一隻手上；都是死螞蟻，像柔軟的沙子，黑得發紅；死螞蟻全都結成了團，縮成一粒一粒的，再也分不出頭和腿來。它們散發出那種酸酸的、刺鼻的氣味。在他家裡還有上百公斤這樣的袋子，堆成了金字塔的形狀，滿滿當當的。 「真可怕……」我說，「這樣下去，你們一定會把它們殺絕的……」 「不，」上尉平靜地說，「殺工蟻一點用也沒有。到處都是螞蟻窩，窩裡有蟻后，又會生出無數隻螞蟻。」 「那怎麼辦呢？」 我挨著袋子蹲下來；他在台階上比我更低的地方坐下來，為了好跟我說話，還得抬起頭來；他的額頭和那副圓眼鏡的上半截，被白帽子走了形的帽檐遮了個嚴實。 「要想法子餓死蟻后。如果能把給蟻窩供食的工蟻數量減少到最小，那蟻后就無食可吃了。我跟您說吧，盛夏中的一天，我們會看到蟻后鑽出蟻窩，靠自己的腿來尋找食物……那就是螞蟻的末日了……」 他憤憤地合上袋口，站起來。我也站起來。 「但是，有人還自以為能解決什麼呢，卻只是讓螞蟻逃走而已，」他往萊吉那烏多的小別墅瞟了一眼，露出鋼牙，譏笑了一聲，「還有人想要養肥螞蟻呢……那也是一種辦法，不是嗎？」 我沒弄懂第二句話暗指什麼。 「誰？」我問。「為什麼他們想養肥螞蟻？」 「螞蟻人還沒來找過您？」 他在說誰呀？「我不知道，」我說，「我想確實不知道……」 「他會來找您的，您放心。一般每周四他都來繞上一趟，因此，如果今天早上他沒來，下午準會到的。專來給螞蟻餵補藥，哈！哈！」 為了讓他高興，我也跟著笑了笑，可是我不想再聽什麼新路數了。正是因為我是專程來找他的，我說：「當然，您的法子最好，不可能被別人超……您認為可以在我家也試試嗎？……」 「您得跟我說，您最喜歡哪種模型，」布拉烏尼說，他又把我帶回花園，給我看他那些我還不知曉的發明。一想到要完成譬如捏扁一隻螞蟻如此簡單的操作，居然還要投入如此複雜的技術和堅定的信念，我就覺得受不了，不過我也明白，重要的是辦法適當，還要堅持不懈，於是我就覺得很泄氣，因為沒有一個人可以和我們這位鄰居那駭人的熱情相提並論。 「也許對我們來說，最簡單的模型就很好了，」我說，布拉烏尼從鼻子裡呼出一口氣，我不知道他是贊同呢，還是同情我不足的野心。 「我會想一想的，」他說，「我會給您畫上幾張草圖。」 這樣一來，我只得感謝他，並就此道了別。我再次跳過籬笆；甚至都沒聽到腳下鵝卵石發出那吱吱嘎嘎的聲音，我感覺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的家，儘管還像以前那樣遭受侵擾，但我第一次感覺到，它真的是自己的家了，一個回來時我可以說一聲「終於到了！」的地方。 在家裡，有我吃了殺蟲劑的孩子和絕望的妻子。 「你別怕，那些殺蟲劑是沒毒的！」我趕緊跟她說。 沒毒是沒毒，但也不是好到可以吃：我們的兒子疼得亂叫喚。得讓他把殺蟲劑吐出來；他在廚房裡吐了，可我妻子剛剛清洗乾淨的廚房裡又擠滿了螞蟻。我們把地打掃清爽，把孩子弄安靜下來，放進籃子裡睡覺，接著用驅蟲粉隔離好籃子周圍，再系上蚊帳，將籃子一周罩得嚴嚴實實，這樣他就是醒了也不可能起來亂吃什麼東西了。 我妻子先前買回些菜，卻無法逃出螞蟻對菜籃的包圍，只好先把每樣物品都沖洗一遍，包括油浸沙丁魚、奶酪，要把粘在上面的螞蟻一隻一隻地摳下來。我幫她做些雜事，劈開木頭，收拾好經濟廚灶，給爐膛通風，她一直在洗菜。但是沒有一處可以待安穩的；每隔一分種，不是她蹦起來就是我跳起來，叫著：「啊呀，它咬我了！」我們止不住地抓癢，忙著把螞蟻從身上拿掉，或是直接把胳膊和腿伸到水龍頭下沖。我們不知道可以在哪裡擺放飯桌：在屋裡的話，會招引更多的螞蟻進來，在屋外的話，我們全身很快就會爬滿螞蟻。於是我們就站著吃，不停地來回移動，而所有的食物居然都能吃出螞蟻味，這既是因為螞蟻留在了食物里，也是因為我們的手上沾滿了那種味道。 飯後我在地里走了走，抽上一支煙。從萊吉那烏多家那邊傳來了叮叮咣咣的餐具碰撞聲：我探頭看看，一把巨大的遮陽傘下，他們正圍坐在桌邊用餐，光亮而沉靜，脖子上繫著格子餐巾布，正享用著奶油布丁和淺色的葡萄酒。我祝了他們胃口好，他們則邀我過去嘗嘗。但我看見飯桌周圍都是成包成桶的驅蟲劑，每件東西上都鋪著一層黃色的或是發白的粉末，還有瀝青般的條紋物，那些化學材料的味道，刺鼻而來。我說我很感謝他們，但是我沒胃口，這是事實。萊吉那烏多家的收音機響著，聲音不大，他們用假聲哼著曲子，並做出一副相互祝酒的樣子。 我是站在台階上跟他家打招呼的，同時還能瞥見布拉烏尼家花園的一角；上尉也許已經吃完飯了：他端著放了杯咖啡的小盤子，從家裡出來，一邊呷著，一邊四處張望；當然是為了查看他所有的刑具是否都在正常運轉，檢查螞蟻的垂死是否還在一如既往而有條不紊地繼續。我看見兩棵樹間掛著一張白色吊床，憑感覺，上面應該躺著那個瘦骨嶙峋、令人生厭的阿格拉烏拉太太，可是只能見到一個手腕和另一個搖著摺扇的手。一種奇形怪狀的圓環裝置拴著吊床的繩子，搗鼓成這模樣，當然應該又是什麼防禦螞蟻的工事了；或許這吊床本身就是對螞蟻下的新圈套，而上尉的妻子放在那裡就是用來做誘餌的。 我不想和萊吉那烏多家人說我去探訪過布拉烏尼家，因為我已經知道他們會以一種譏諷的自負來奚落我的探訪，這種譏諷的自負在我們鄰居間早已習以為常了。我把目光轉向瑪烏羅太太的花園，她家花園比我家地勢高，她那座別墅頂上，立著一個轉來轉去的雞形風向標。「不知道瑪烏羅太太那上面是不是也有螞蟻啊……」我說。 看得出來，萊吉那烏多一家人進餐時散發出一種抑制住的愉悅情緒，愉悅中暗藏著狡詐、鎮定，因為他們只是應答著：「嘿，嘿，嘿……她也會有的……嘿，嘿，嘿……她也會有的……她當然有，有得還不錯呢……」 我妻子叫我回家，因為她想把床墊鋪到桌上躺下稍稍睡一會。先前我們把草褥子直接擱在地上，再把床墊壓在草褥上，那是阻止不了螞蟻爬上去的，但是把床墊放在桌子上的話，只要把四隻桌腳用藥粉隔離開來就好了，一時半會螞蟻是爬不上去的。她休息起來，我出去了，想著要找找什麼人，也許能跟我說說工作的事，不過實際上，我出去只是想走動走動，換換自己的腦筋。 但是一路走來，我卻感到各處已與昨天大不相同了：每一座菜園，每一個家庭，我都猜得出會有成排的螞蟻爬上了牆，覆蓋住了果樹，將觸角伸向任何一個甜的或是油膩的東西；我警覺的眼睛很快就會發現給搬到屋外來拍打的家具，因為螞蟻早已鑽在其中，會發現一個老太太手裡的驅蟲小風箱，還會發現一盤盤的毒藥，再削尖眼睛看，還能看見一行螞蟻，正沉著冷靜地沿著上楣柱爬行。 儘管如此，這仍是奧古斯都舅舅的理想之地：螞蟻能對他怎麼樣呢，對他？他有時給這個老闆卸袋子，有時給那個老闆做事，在酒店長凳上吃喝，晚上他在有歡樂和手風琴的地方遊蕩，走到哪裡就睡到哪裡，只要那裡涼爽和柔軟就行。 我走著走著，試著把自己想像成奧古斯都舅舅，試著像他那樣走路，在這樣一個下午，在這樣一條路上。當然，要跟奧古斯都舅舅一樣，就是說首先要在生理特性上符合他：也就是要矮矮胖胖的，臂膀要有點像猴子，還得以不成比例的姿勢大張著，吊在半空中，短短的腿總是因為回頭貪看女人而踩錯步子，說話時稍一激動，就會弔起那個尖細的嗓音，操起本地方言裡的髒話，氣呼呼地大罵開來，這髒話因為他口音中夾雜著另一個大區的重音，還是走了調的。在他身上，肉體和靈魂是統一的；我想通過自己軀體的重量和腦中的想法，摹仿出一些奧古斯都舅舅的舉動，說一些他愛開的玩笑，從而能在自己身上看到他。但是我永遠只能在精神上假裝成他：我心裡大聲呼喊著：「餵：我要去那個乾草倉里睡上一覺！餵：我要去酒店裡好好吃上一頓豬血腸和葡萄酒！」對貓兒們，我想像著自己假模假樣地撫摩一番，然後大叫一聲：「啊嗚！」把它們嚇跑掉；然後對女僕說：「嘿，嘿，您要我來幫您嗎，小姐？」但是一點都不好玩。我越意識到奧古斯都舅舅對這裡的一切應付得是那麼自如，就越發現他是個與眾不同的傢伙，他永遠不會去忍受我的操心事：整頓房子，尋找工作，半病著的孩子，還有個不會笑的妻子，爬滿了螞蟻的床鋪和廚房。 我來到我們去過的那家酒店裡，問穿小白襯衫的女人，昨天和我談過話的那些男人是不是還沒來。那裡陰涼清爽；那酒店也許不是個有螞蟻的地方；我坐下來等那些傢伙，是她建議我這麼做的，我裝做從容地問她：「你們這裡沒有吧，螞蟻？」 她用抹布擦了一下吧檯：「這裡人來人往的，從來沒人注意過這事。」 「那您一直住在這裡嗎？」 她聳了聳肩膀：「像我這麼壯實的人，還會怕什麼螞蟻？」 這種想藏住螞蟻的神情更叫我來氣，就像有了螞蟻是什麼羞恥的事一樣，我追問道：「這麼說來，您是不下毒藥的嘍？」 「對付螞蟻最好的毒藥，」坐在另一張桌旁的人嚷起來，我發現，他是奧古斯都舅舅那些朋友中的一個，我昨晚還跟他聊過來著，「是這個，」他舉起杯子，一口而盡。 其他那些人也來了，他們邀我一同喝酒，他們並沒能給我提供什麼工作信息。然後又扯到了奧古斯都舅舅，一個人問道：「他在那裡忙什麼呀，那個老林傑拉？」「林傑拉」是這裡的一個詞，是流浪漢和無賴的意思，這幫人都非常贊成這個稱呼，還說我舅舅正因為是個「林傑拉」才這麼被大夥尊重的。我對這個授予他的名聲有點迷惑不解，因為我知道他骨子裡是個禮貌而謙卑的人，儘管生活方式有那麼一點稀里糊塗的。不過這也許只是吹牛和誇張罷了，這裡的人都這樣，我有一個模糊的感覺，這一切都與螞蟻有關，他們假想身陷於一個動盪不寧、危機四伏的世界，以此來把自己從那些最細微的煩心事中隔離出來，比如說螞蟻。對我來說，進入那種思維的難處——我回家時想著——是我的妻子，她永遠與幻想為敵。我還想了，她是多麼地深入了我的生活，以至於我再也不能陶醉於詞藻和想像之中了，因為我的腦海中會立刻浮現出她的臉龐，她的目光，她對我來說是那麼親切，是必要的存在。 我在門外碰見了她，我妻子，一副有點驚恐的樣子，說：「哎我說，有個勘測員。」 酒店裡那些優越感很強的吹大牛人的聒噪聲，還充斥在我耳邊，我幾乎沒怎麼聽明白，就說：「啊，一個勘測員，現在好了，又來了一個勘測員……」 她說：「家裡來了個勘測員，正量著尺寸。」 我仍未弄明白，進了屋。「噢，你說什麼呀？他是上尉！」 是布拉烏尼上尉，拿著黃色捲尺在丈量屋子，準備在我們家安裝他的那些圈套。我把我妻子介紹給他，並感謝了他的熱情關心。 「我想看看環境的可能性，」他說。「一切都要以數學式的標準來操作，」他還量了量孩子睡覺的籃子，弄醒了孩子。小傢伙被他那個拉平的黃色捲尺給嚇怕了，大哭起來。我妻子趕緊哄他睡覺。孩子的哭聲把上尉弄得很煩躁，儘管我是盡力地分散他的注意力。幸好他妻子叫他，他走出去。阿格拉烏拉太太在籬笆上冒出頭來，用她那瘦而白的胳膊向他示意，並喊道：「你過來一下！對，你過來一下！有人來了！對，螞蟻人來了！」 布拉烏尼把目光轉向我，抿著嘴，會意地沖我笑了一下，為他要立刻回家而深感抱歉。「他這就要來找您了，」他說，朝那個神秘的「螞蟻人」的方向指了指，「您會明白的……」就走了。 我不想在還沒搞清楚他是誰和來幹什麼之前，就面對這個螞蟻人。我朝萊吉那烏多家的小台階走去；這時候鄰居剛剛進家門；他穿著一件白衣服，戴著頂扁平的狹邊草帽，拿的全是小袋子和罐子。我問他：「不好意思，我想打聽一下：螞蟻人已經來過您家了嗎？」 「我不知道，」萊吉那烏多說，「我從外邊剛回來，但我想他是來過了，因為我看見到處都是糖蜜[210]。克勞迪婭！」 他妻子露出臉來，說道：「是的，是的。他也會去拉烏萊利家小屋的，但您別指望會有什麼用，您要知道！」 我當然沒指望什麼。我問：「但是，這個人，是誰派他來的？」 「誰想派他過來呀？」萊吉那烏多說。「他是那個和阿根廷螞蟻鬥爭的機關的人，一個職員，來給所有人家的花園裡放上糖蜜。那邊那些小盤子，您看見了嗎？」 他妻子說：「摻了毒的糖蜜……」她冷笑了一下，一副自己非常明白的樣子。 「這糖蜜能殺死螞蟻嗎？」我的問題簡直是在開一個令人頭疼的玩笑；我已經知道會是怎樣的了：有時好像是一切就要解決了，然後又變得複雜起來…… 萊吉那烏多先生搖搖頭，好似我說了一件不合時宜的事情。「當然不是啦……用的毒藥是最小劑量，這個好明白……螞蟻又饞廢糖蜜。工蟻們回到蟻窩，用極小劑量的毒藥來餵養蟻后，用這種方法，蟻后遲早總會中毒而亡的。」 我不想問是不是它們遲早真的能死。我明白萊吉那烏多先生告訴我這個辦法時，自己是持不同意見的，但又覺得有義務要使用一種客觀而恭敬的語調，來傳達權威的官方意見。但他妻子，具有女人特有的急躁，敢於表達她對這個糖蜜把戲的反感，並用惡意的譏笑和挖苦的玩笑，強調著丈夫的話：這種態度讓他覺得不太合適或是太過輕率，因而他盡力反駁她，千方百計地削弱這種悲觀主義的印象，倒也不是真的要反對她——也許因為他私下裡也是這麼說的，也許還要糟——，而是試著給她舉出些個公道的小例子，比如：「好啦，你太誇張了，克勞迪婭……當然不是非常有效，但還是管用的嘛……而且，他們做這事都是免費的……在做出評價前，先要等上幾年……」 「幾年？他們放那個玩意兒都有二十年了，每年螞蟻都在增多。」 萊吉那烏多先生不再駁斥她，而是把話題轉到那個機關的其他功績上：他給我介紹糞箱法，就是螞蟻人把糞箱送進每家每戶的花園裡，蟻后便會去那裡產卵，他們取回這些箱子，把它燒掉。我發現萊吉那烏多先生的腔調非常適合用來向我妻子解釋這件事情，她天生多疑悲觀，於是，我回到家，把鄰居的話跟她重複了一遍，注意不去誇耀這個方法有多麼神奇、迅速，但也避免使用克勞迪婭太太的諷刺評價。我妻子是那樣一種女人，比如說坐火車吧，儘管她們認為火車時刻表、列車編組、檢票員檢票都毫無意義，搞得一塌糊塗，沒有任何合理性可言，但也帶著仇恨地、無可奈何地接受了下來；同樣，雖然她認為糖蜜這個玩意兒荒唐可笑，只是把事情搞複雜了——我也不知道怎麼反駁她——，但她還是準備好好接待這個螞蟻人的來訪——這個螞蟻人，我知道了，是叫巴烏迪諾先生——，並且不用抗議或是無意義的求救來煩他。 這個人並未徵得我們同意就來到了我們的土地上，就是說還在我們談論他時，他就已經站到我們跟前了，這真叫人尷尬。他是個五十歲上下的矮個子，穿著件又破又掉色的黑色衣服，那張臉有點醉漢相，顏色仍然深的頭髮梳著一個孩童般的分頭。他半閉著的眼睛，稍帶一點虛情假意的笑容，還有那眼睛和鼻翼附近有些發紅的膚色，都預示著他會有個嘶啞的聲調，就像神父那種，方言很重。面部神經略為一動，就能讓他嘴角和鼻角的皺紋跳個不停。 如果我用了太多的細節來描述巴烏迪諾先生，那只是為了儘量描繪出他給人們的奇怪印象；相反，一點都不奇怪：因為我們憑直覺就能猜出螞蟻人正是他，哪怕他是置身於成千上萬的人中間。他的手粗壯而多毛：一手提著類似咖啡壺一樣的東西，一手托著一疊子陶瓷小盤。他告訴我們，他要放糖蜜，他的聲音那樣的冷漠，暴露出公職人員的好逸惡勞：同樣，他說「糖蜜」這個詞時的發音方式，是那般的軟弱無力、拖拖沓沓，足夠表明這個男人是以怎樣麻木不仁的懷疑，和對我們的苦惱怎樣的蔑視，來履行他的任務的。在他面前，我發現我妻子倒成了鎮靜的榜樣，還指給他看螞蟻流量最大的地方。實際上，看著他那麼猶豫不決地忙活著，老是重複著那幾個同樣的動作：用咖啡壺的糖蜜灌滿一個個的小盤子，再擱下，戰戰兢兢地生怕弄翻它們，我的耐心早已跑掉了。這樣觀察著他，我腦中閃出一個奇怪的印象，這個印象我第一眼見他時就有了：他就像一隻螞蟻。我說不好為什麼，但他肯定是像的：也許是因為他人膚色昏暗發黑，也許是因為他那個小身段的比例，或許是他嘴角上的抽動與那些昆蟲觸角、小腿的持續振顫是相似的。但是螞蟻有一個特點他可一丁點都不具備，這就是螞蟻那種動個不停的忙乎勁兒；巴烏迪諾先生行動起來時，總是慢慢吞吞、笨手笨腳，眼下他正揮舞著蘸上了糖蜜的小刷子，愚蠢地把家裡塗抹得很髒。 就在我帶著不斷增長的厭惡感跟隨著那個人的活動時，我突然發現我妻子已不在身邊；我放眼找去，看見她站在地里的一個角落上，也就是萊吉那烏多家籬笆和布拉烏尼家籬笆交會處；克勞迪婭太太和阿格拉烏拉太太在各自的籬笆上伸出腦袋來，她們在閒談，而我的妻子，在她們中間，聽著她們說話。我走近她們，因為巴烏迪諾先生正在房後的間隙處忙活，在那裡他可以想怎麼弄就怎麼弄，不需要別人看著，我聽見布拉烏尼太太在說話，邊說還邊打著她那有稜有角的手勢： 「補藥，他用來餵螞蟻的，那個東西：簡直是補藥，什麼毒藥啊！」而萊吉那烏多太太用一種甜甜的口吻補充道：「如果哪天真沒有螞蟻了，這些機關官員都上哪裡去啊？所以，您想讓他們幹什麼呀，我的太太？」 「把它們養肥，這就是他們做的好事！」阿格拉烏拉太太憤怒地下了結語。 我的妻子——由於鄰居雙方的話都是衝著她說的——不吭一聲地聽著，而她那鼻孔大張、雙唇緊鎖的模樣告訴我，一種被迫承受騙局的氣憤和痛苦正在吞噬她。我也是，必須說，我十分切近地相信那些話並非只是女人的閒言碎語。 「那麼用來產卵的小糞箱呢？」萊吉那烏多太太繼續說道。「他們是要收回的，但是您以為他們真會燒掉箱子嗎？才不會呢！」 有人在喊：「克勞迪婭！克勞迪婭！」她丈夫的聲音，肯定是妻子放肆的言行使他不安起來。萊吉那烏多太太說聲「抱歉啦」，離開了我們，話語間透射出對隨波逐流的丈夫不屑一顧的意思。在對面，我感到有種嘲笑聲在迴蕩，我看見在鋪得很好的礫石小道上，布拉烏尼上尉正在調整陷阱裝置的傾斜度。在他的腳下，一個剛給巴烏迪諾先生滿上的陶瓷小盤子翻了個底朝天，被打得粉碎，肯定是給踢了一腳，誰知道這一腳是無心還是有意的。 我們往家走時，我沒法斷定妻子心裡是否盤算著要對螞蟻人發泄一通怒氣；但是我可能不會做任何事情制止她，相反，時機適當的話，我還會支持她。但是我們把房子裡里外外看了個遍，發現巴烏迪諾先生已經消失了；來的時候，我們就感覺聽到我們家的柵欄在吱吱嘎嘎作響，還有關門聲。他應該就是那時候出去的，連個招呼都不打，留下糖蜜那黏糊糊、發紅的印跡，還散發出令人厭惡的、甜膩膩的味道，跟螞蟻的味道完全不同，但是，我說不出來，這味道是如何地與那螞蟻的味道有著某種關係。 我們的兒子睡得正熟，正是我們上瑪烏羅太太家拜訪一下的好機會。我們原本就得去找她，要拿什麼貯藏室的鑰匙，當然也是出於禮節的需要。不過促使我們儘快拜訪的真正原因，是想讓她聽聽我們的抗議，她租給我們一套被螞蟻占領的住房，事先卻沒有任何警告，而且——首先是——也是有好奇心，想看看房子的女主人是如何應付那個禍害的。 瑪烏羅太太的別墅有一個寬敞的大花園，坐落在山坡上，棕櫚樹高高地聳立著，扇形的樹葉已經披黃。一道小徑彎曲迂迴，通向一幢被玻璃遊廊和閣樓環繞的房屋，屋頂上的雞形風向標已是銹跡斑斑，吃勁地繞軸旋轉，發出刺耳的叫聲，跟棕櫚樹的樹葉比起來總要慢一拍，每一陣風起時，棕櫚樹葉都要響，呻吟一下。 我妻子和我就是順著這道小徑上去的，倚著欄杆往下俯瞰，能看見我們住的小房子，對我們來說它還很陌生，還有那片荊棘叢生、尚未耕種的土地，我們還看見萊吉那烏多家那個類似倉庫前院的小花園，布拉烏尼家那個幾乎如同墓地般規整的小花園，只有現在我們才可以忘記那些被螞蟻黑掉的地方，只有現在我們才敢想像假如沒有那些無時不刻纏身不離的煩惱，這些地方會是個什麼模樣，只有此時隔了這麼遠的距離，我們才意識到那裡也可以是個天堂——但是我們處得越高來看它們，就越為我們那底下的生活感到悲哀，就好像生活在那樣一個不幸和瑣碎的境況下，就只能繼續與不幸和瑣碎糾纏下去。 瑪烏羅太太一大把年紀了，瘦瘦高高的；在一間陰暗的房子裡接待了我們，她端坐在一張靠背很高的椅子上，緊挨著摺疊式小桌子，桌上擺著縫紉用品和文具。除了一個白色的男士衣領，她一身黑衣服；瘦瘦的臉上淡淡地撲上一點點粉，頭髮梳得很嚴整。她立刻給了我們鑰匙，這是她前一天就答應好的，可並沒有問我們在那房子裡過得怎麼樣，而這——我們感覺——表明她其實就是等著我們抱怨的。 「那下面的螞蟻，太太……」我妻子說道，用了一種謙卑和溫順的語調，這一次我倒是不希望她用上這種語調的。儘管我妻子是個態度很強硬，還經常攻擊性很強的女人，但偶爾也會靦腆起來，一旦見到她這副模樣，我就有種彆扭的感覺。 為了給她幫腔，我用了一種很忿恨的口氣，說：「您租給我們一套房子，太太，如果我們知道有這麼多螞蟻的話，老實跟您說，」我不願再說下去，想來這就已經足夠清楚了。 太太連眼睛都沒抬。「這房子很久沒住人了，」她說。「有一點阿根廷螞蟻也是可以理解的，這裡到處都是……在衛生沒搞好的地方。您，」她對我發話了，「一直未給答覆，讓我等了四個月。如果早早入住的話，現在就不會有螞蟻了。」 我們環顧房間，由於被帷幔和半合的百葉窗遮擋，房間幾乎是黑沉沉的，古老的掛毯覆蓋著高牆，陰鬱的木雕家具上，細頸玻璃瓶和銀質茶壺閃爍出短促的光亮，我們感到那裡的黑暗，那些沉重的擺設正是用來掩藏那已涌成河流的螞蟻，它們肯定把整座房子從地基到屋頂好好地穿了個遍。 「那麼您，這裡，」我妻子帶著一種影射的、近乎嘲諷的口氣說，「沒有螞蟻？」 瑪烏羅太太抿了抿嘴：「沒有，」回答得很乾脆。接著，就好像她發現這話顯然不會被相信，就解釋道：「我們這裡收拾得乾乾淨淨，如同明鏡一般光潔。真有什麼螞蟻從花園裡爬進來，我們會發現的，會立即採取補救措施。」 「什麼？」我和我妻子異口同聲地立刻問道，我們現在無不充滿希望和好奇。 「是這樣的，」老太太聳了聳肩說道，「我們把它們攆走，用掃帚攆走的。」就在此刻，她那故作鎮定的表情被一種來自肉體上的痛苦穿透，我們看見，她仍舊那樣坐著，卻扭了一下腰，很明顯地把身體的重心從一邊移開。若不是她用那麼肯定的語氣確認出這些話，我敢發誓一隻阿根廷螞蟻正從她的衣服下穿過，還蜇了她一口；一隻或者幾隻，正在她身上散步，把她給弄癢了，因為儘管她吃力地控制著不在椅子上挪動，可是很顯然，她再也無法像先前那樣安穩端正地待著了，她全身緊繃著，一絲越來越劇烈的痛苦神情正在她的臉上蕩漾開來。 「可我們屋前的那塊地全都黑了，儘是螞蟻，」我急忙說，「我們已經是儘可能地把家裡清掃乾淨了，但是從地里總有成千上萬的螞蟻爬進來……」 「這個很好理解，」老太太說，她那單薄的手緊攥著扶手，「這個很好理解，地里沒種東西，沒種東西的地就會讓螞蟻成千上萬地繁殖。我本打算四個月前就讓您好好收拾一下那塊土地的，而您讓我等了又等，現在您遭殃了；還不只是對您，大家都跟著遭了殃，螞蟻正在四處蔓延……」 「它們也蔓延到您這裡來了？」我妻子幾乎是笑著問道。 「這裡沒有！」瑪烏羅太太蒼白地說道，右手始終緊攥著扶手，肩膀稍稍轉動了一下，並用胳膊肘蹭起了體側。我冒出一個想法，這些陰影、裝飾品、房間的寬闊、靈魂的自豪，全是那個女人對付螞蟻的防禦手段，和在螞蟻面前她比我們更堅強的原因；但是我們目所能及的一切，包括她，端坐在那裡的人，都已被比我們那裡更無情的螞蟻給侵蝕了；那似乎是一種非洲白蟻，它們毀滅每一件東西，只留下空殼，而那座房子，就只剩下掉了色的掛毯，窗簾是幾乎就要碎成粉的布料，我們眼前的所有東西都處在要坍塌成碎末的邊緣。 「我們正是來向您討教的，您是否有什麼建議，可以讓我們從這個災難中解脫出來……」我妻子說，她的舉止重又自如起來。 「把家收拾好，把地里的活干好。沒有其他法子。勞動：只有勞動，」她站起來，這個告別的舉動和她本能地一跳是同時發生的，她再也不能安穩地待著了。她恢復了鎮定，蒼白的臉上露出一絲如釋重負的神情。 我們穿過花園，走下坡去，我妻子說：「但願他沒醒。」我也惦記著孩子。還沒到家，我們就聽見他在哭。我們趕緊跑過去，把他抱在懷裡，試著哄他安靜下來，但他仍是高聲大哭，聲嘶力竭地叫著。一隻螞蟻爬進他耳朵里了：我們過了好一會才搞明白是怎麼回事，他哭得非常絕望，整個叫我們沒了轍。其實我妻子早就說了：「肯定是螞蟻！」但我還是納悶，為什麼他一直哭個不停，在他身上既沒找著螞蟻，也沒有見著什麼被咬或是過敏的印痕，我們脫光他的衣服，周身上下查個仔細，可只是在籃子裡找到了幾隻；我原來還覺得已經把籃子隔離得相當好了；但我們沒注意到螞蟻人用糖蜜刷的那幾下子：在被巴烏迪諾先生刷出的那些難看的劃痕中，有一道，好像是故意要把那些野獸從地板上一直勾引到孩子的小窩裡。 孩子的哭聲和妻子的驚叫，把附近的女人都引到家裡來了：萊吉那烏多家的那位太太非常能幹，相當熱情；布拉烏尼家的那位太太，必須說，也是千方百計地助我們一臂之力，還來了其他從未見過的女人。女人們都忙著出主意：往他耳朵里倒溫熱的油，讓他張開嘴，讓他擤鼻子，還有其他一些法子，我也沒弄清楚。她們嚷這嚷那，結果只能添亂而不是幫忙，儘管那時候倒也能起到點安慰作用；她們在孩子周圍忙前忙後的，更主要的是煽起了對螞蟻人的公憤。我妻子叫喊著控訴他，巴烏迪諾；女鄰居們眾口一詞地說那個傢伙必須為他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要狠狠地教訓他一頓，說他用盡伎倆地養好螞蟻，就是為了不丟掉自己的工作，說他完全有能力是故意這麼做的，反正大家都已知道，他始終站在螞蟻那一邊，而不是站在基督徒這一邊的。誇張是誇張了一些，但還是可以理解的；在這樣義憤填膺的氣氛中，加上孩子都哭成那樣了，我也深受感染，如果當時巴烏迪諾先生就在我手中[211]，我都說不好會對他怎樣。 小螞蟻隨著溫熱的油流出來了；孩子，哭得半呆，拿起一個賽璐珞玩具，搖了搖，便吮起來，再也不理我們了。我也跟他有同樣的需要：自己待一會，放鬆一下神經。而那些女人，對巴烏迪諾的謾罵仍在繼續，她們跟我妻子說他很可能就在附近的一處圍欄里，那裡有他的貯藏間，我妻子說：「啊，我去那裡，我當然去那裡，要讓他罪有應得。」 她們組成了一個小隊，由我妻子打頭，我自然緊挨著她，但對這個舉動的效果卻未作任何預期；那些鼓動我妻子的女人，跟隨她身後，時不時超前幾步給她指路。克勞迪婭太太主動提出幫我們帶孩子，跟我們在柵欄邊告了別；後來我發現阿格拉烏拉太太也沒和我們一起來，她一直表現得是巴烏迪諾最大的敵人之一，但是最後我們卻被一小群素不相識的女人陪同著。我們走在某種混用車道上，道旁儘是些木製的小屋、雞舍、菜園，堵的全是垃圾。一些女人說了這許多，但是到了自家後卻停在門檻上了，以極大的熱情給我們指出應該往哪邊走，然後便進了家門，招呼在地上玩耍的髒孩子，或者是餵雞去了。只有幾個女人一直跟我們來到那個巴烏迪諾的圍欄，可我妻子敲了門，門也開了以後，也就只剩下我和她兩個人進去了，儘管我們可以感覺到，窗台上或雞圈前那些女人的目光始終追隨著我們，她們或者是掃著地經過那外邊，好像是在繼續慫恿我們，但是聲音極低，而且一點都沒露臉。 螞蟻人站在他的貯藏間中央，那個貯藏間塌掉了四分之三，僅存的一面木質牆上，粘貼著一張發黃的海報，用特大號的字寫著：抗阿根廷螞蟻鬥爭所，周圍是成摞用來放糖蜜的小盤子、小抽屜和各種罐子，整個就是一垃圾堆，垃圾堆里滿是裝魚刺的紙包和其他廢棄物，以至於讓人立刻產生一種聯想，這裡就是整個地區所有螞蟻的發源地。巴烏迪諾先生令人生厭、盤問般地面對著我們，似笑非笑，露出牙齒間的空隙。 「您！」我妻子攻擊起來，猶豫片刻，又開始說，「您真應該感到羞恥！您來我家，把到處都弄得一團糟，而且還用您的糖蜜把螞蟻引進孩子的耳朵里。」 她把手伸到他臉下，巴烏迪諾先生以野獸般的動作避讓開來，臉上仍掛著那個蛀壞掉的笑容，聳聳肩膀，向周圍張望一下，還使了個眼色——這只能是向我使的，因為沒有其他人在他的視線範圍內了，就好像在說：「她真傻」，然而從他口中吐出的卻只是泛泛而無力的否認，比如「不……不……什麼呀」。 「那為什麼大家都這麼說，說您給螞蟻下的不是毒藥，而是在餵補藥！」我妻子大叫著，他則順著小門溜到路上，我妻子緊追其後，怒責他。這下巴烏迪諾先生是朝著鄰近小屋裡的女人們聳肩擠眼了，我感覺這伙女人像是在難以察覺地搞兩面派，她們一邊同意為他作證，證明我妻子完全是胡說八道，一邊對我妻子投去目光，微微頷首，頻頻示意支持，繼續鼓動她，甚至做出用掃帚揮向螞蟻人身上的動作。我沒介入，我能做什麼呢？當然不能跟著破口大罵，更不能對那個正在逃跑的小矮子拳腳相加，我妻子已經那樣對他大動肝火了；可我也不覺得應該勸阻她，因為我不想保護巴烏迪諾。我妻子憤怒已極，吼道：「您害了我的孩子！」還上前揪住他的領子，把他搖得在衣服里亂晃。我正準備撲向前去隔開他們，但他並未碰她，而是用越來越像螞蟻的動作轉了個身，掙脫她，邁著笨拙的步子跑開幾步，然後恢復鎮靜，走掉了，走前還對小屋那邊的觀眾聳聳肩，喃喃道：「這都是什麼事啊……這是什麼人啊……」還做出一種好像是說「她真傻」的手勢。在我妻子沖向他的那一刻，在那群觀眾中，響起一陣強烈、含混不清的嘁喳聲，可當那男人一脫開身，她們又寂靜無聲了，現在她們又開始在他背後說起話來，甚至都不是什麼抗議和警告的話，更多是在抱怨，而且幾乎是在請求同情，就好像是一種自豪的聲明，叫嚷著：「螞蟻都把我們生吞了……床上是螞蟻，盤子裡是螞蟻，每天，每夜……我們自己已經沒什麼好吃的了，還要餵飽它們……」 我挽起妻子的胳膊，她還不時地回頭大喊著：「不會就這麼結束的！我們知道是誰欺騙了我們！我們可是知道該謝謝誰呢！」還說了其他一些沒有響應的威脅話，因為我們返回時，小屋的窗子和門都已緊閉，居民們和螞蟻們又一起開始了他們不幸的生活。 於是這就成了傷心的歸程，也是意料之中的。然而我尤其感到不快的是目睹了那群女人的表現。對這些四處哭訴、抱怨螞蟻的人，我深感厭惡，我這一輩子都不會這麼幹的，我寧願把自己關在一種折磨人的自傲之中，就像瑪烏羅太太那種自傲，但她有錢，我們卻很窮，我找不著出路，找不著繼續生活在這個地方的方式；我感到，在所認識的，直到不久前我還以為他們是如此超脫的人中間，他們沒有一個找到了這個方式，或者甚至都不在尋找這個方式的路上。 我們回到家門前：孩子仍在吮他的玩具，妻子坐在凳子上，我看著被螞蟻占領的土地、籬笆，看到外面從萊吉那烏多先生家花園裡升騰起來的一團驅蟲粉，還有右邊上尉家花園裡靜悄悄的陰影，那裡的受害者還在繼續一滴滴地掉著。這邊是我的新家。我抱上孩子拉著妻子，說：「我們去轉一圈，一直遛到海邊去。」 天色已晚。我們經過林蔭道和台階小路。陽光打著老城的一角，老城的房子是用灰色多孔的石頭建成的，窗框抹著石灰，屋頂長滿綠草。城市朝內地扇形般打開，丘陵連綿，起伏不平，從一座山坡到另一座山坡之間的山谷中，充滿了清新的空氣，此刻給染上了古銅色。兒子驚奇地回頭注視著每件事物，而我們也不得不參與到他的驚訝之中，這種方式，既可以使我們重新接近生活中間或會有的溫馨，也可以讓我們漠然度過每一天。 我們遇上幾位年邁的女人，她們頭上頂著搖搖晃晃的大籃子，籃子下壓著個墊圈。她們平穩地走著，腰板筆直，眼睛下垂著；從一個修道院的花園裡，跑出來一群紡織女，來到欄杆邊，看見水缸里的癩蛤蟆，說道：「啊，真緊張啊！」一排柵欄後的藤蘿樹下，一群穿著白衣裳的小姑娘正在讓一個盲人玩沙灘球；一個半裸著上身、留著鬍子、一頭披肩長發的小伙子，正在用頂端叉開的杆子，從一株密密麻麻長著長長的白刺的老仙人掌上接果子；一群富家孩子，神色憂傷，戴著眼鏡，在窗前吹著肥皂泡；給養老院的老人們吹歸營號的時候到了，他們一個跟著一個，戴著草帽，拄著拐杖走上那些台階，每個人都自顧自地說著話；有兩個電話修理工，扶梯子的人跟在線上那個逆著光的人說：「下來吧，到點了，明天我們再幹完吧。」 就這樣，我們來到港口，那邊有海。有一排棕櫚樹，還有些石凳：我和妻子坐下來，孩子很安靜。我妻子說：「這裡沒有螞蟻了。」我說：「而且還很清爽，待著真舒服。」 海浪上上下下地拍打著堤道上的礁石，搖晃著那些被稱做「高座」[212]的船，黑皮膚的男人們把紅色的漁網和用於夜間捕魚的魚簍裝在船上。水面平靜，不停地變換著色彩，天藍色，黑色，越往遠去，這兩種顏色變得越密集。我想著那無際的海水，想著那底下無盡的細沙，那邊有被水流擱下的白色貝殼，它們被海浪沖洗得乾乾淨淨。 房產投機 一 他把眼睛從書上抬起來（在火車上他總是讀些什麼），看到家鄉的點點滴滴——牆，無花果樹，戽斗水車，蘆竹，礁石——，儘是些看慣了的東西，但直到那時，直到遠離了這裡，才能發現它們：每次回來都是這樣的，奎因托又和自己的家鄉，利古里亞[213]海岸，聯繫起來。但他這樣反覆遠去和零星返鄉都已經好些年了，還能有什麼意思？這一切他都已經爛熟於心了：但是，他仍在尋找新的發現，就靠這麼一轉眼的工夫，一隻眼留在書上，另一隻眼投向窗外，不過這隻成了一種對觀察的驗證，都還是老樣子。 但每次總有什麼東西會打斷他這種操練的愉快，並使他重回到書中的字裡行間，一種他也不是很清楚的厭惡感。是房子：所有這些立起的新建築，六層八層的城市公寓，白花花的，厚厚實實地攔在那裡，就像是為了擋住海岸上傾瀉而下的山體而設置的障礙一樣，儘可能地把窗子和陽台面向大海。滾燙的水泥占領著利古里亞海岸：那邊你會看見已經住上人的房子，所有人家的陽台上都擺著同樣的天竺葵小盒子，這邊住宅區剛剛竣工，玻璃上還有被碳酸鉛白畫出的蛇一般的線條，正等著對海水浴狂熱不已的小戶家庭來居住；再往遠處去是一幢裹滿了腳手架的房子，那下面，是一架正旋轉著的混凝土攪拌機，還有購房的中介廣告。 座座小城建在坡子的階地上，城裡的新建築一座架在另一座的肩上，其中老房子的戶主在建築加高層間伸長了脖子。在***，奎因托的這個城市一度是被桉樹和木蘭成蔭的花園環繞著的，那裡層層的籬笆之間，英國的老上校和年邁的小姐互相交換著陶赫尼茨版的書[214]和噴水壺，而現在推土機正在那裡翻土，那土或因為樹葉的腐爛而變得鬆軟，或因為林蔭小道上的鵝卵石而顯得凸凹不平，鎬頭正在拆毀兩層樓的小別墅，斧子把華盛頓棕櫚樹的扇形葉片砍得像紙一樣地從天空中傾瀉而下，從那片天空中將會出現有著廚房洗澡間三間套的陽光燦爛的房子。 奎因托正往他的別墅上走，這裡一度俯瞰著整個新城區浩瀚的屋頂，俯瞰著低低的海岸街區以及港口，俯瞰著這附近的老城區那一堆發了霉和爬滿了地衣的房子，而這一切又被一座丘陵環抱著，丘陵面西的山坡上是菜園，菜園上方是濃密的橄欖園，丘陵面東的山坡上，便是一片森林般綠色的賓館別墅的國度，丘陵下面則是一片乾枯的土地，上面是種植著康乃馨的亮閃閃的暖房，一直延伸到海角邊：現在什麼都沒了，只能看見平行六面體和多面體的幾何重疊，只能看見這裡那裡房子的稜角和邊框，房頂，窗戶，無窗的牆，由於毗鄰地役權的問題，牆上只有廁所的毛玻璃小窗，一個架在另一個之上。 他的母親，每次他來***時，第一件事總是要讓他到陽台上去，（他，由於懶惰和心不在焉並且很快就令人倒胃口的懷舊情緒，真想沒上去就又出發了）；「現在我讓你看看新鮮事，」她給他指了指新建築：「那邊桑皮埃里把房子加高了，那是一幢什麼諾瓦拉[215]人蓋的新樓，還有修女們，就連修女們，你記得原來那下面能看見有竹子的花園嗎？你看看現在都挖成什麼樣了，誰知道他們把地基打成那樣到底要建多少層樓啊！還有凡·摩恩家別墅的南洋杉，利古里亞海岸最美的植物，現在巴烏迪諾公司把整塊地都買下來了，一棵本該由市政府來操心的植物，卻成了用來燒東西的柴火；不過再說了，移植它也是不可能的，它的根都不知道長到哪裡去了。現在你到這邊來；東邊這頭吧，擋住我們視線的東西是沒了，但你看看那個新房頂又冒出來了：現在好了，現在早晨的太陽要晚半個小時才能照到這裡了。」 而奎因托只能說：「哎呀，哎呀！真糟糕呀！啊，我親愛的母親啊！」他只能發出一些毫無表現力的感嘆和冷笑，只是說著「那麼你想怎麼樣啊」，甚至還有點幸災樂禍，也許是出於那種年輕人渴望混亂的剩餘情緒，也許是炫耀自己懂得「對歷史進程的抱怨是無用」的智慧。但是，看到一個曾是他家鄉的地方，還沒有被他真正地擁有過，就這麼在水泥下消失了，還是有點刺痛了奎因托。但必須說，他是一個歷史循環論者，拒絕傷感的情愫，還是一個遊歷過的男人，等等等等，反正，他什麼都不在乎！這還不算什麼呢，更糟糕的事情他都已經準備好對別人實施，或是由自己來承受了。在陽台上，他幾乎是想要他母親來煽動自己的矛盾心理，他側耳傾聽著她在他一次又一次探望中積攢下來的順從怨訴，想捕捉到一種超越了為正在逝去的親切景色而惋惜的痛苦聲調。但是他母親理性的埋怨並沒有觸及那種尖刻的傾向，而所有這些持久的連綿抱怨更沒有使她的聲調變得狂躁，只不過是在談話的措辭中稍有提及：比如一些說法吧，每當她說起蓋房子的「他們」那些人，只是泛泛地說他們合夥對我們使壞，並沒有特指誰，而她每次說到，「看看他們都對我們做了什麼事」，只是叫人明白了這些事是傷害了我們，但同時也傷害了其他人；不，他在他母親沉靜的憂傷中找不到任何一點可以引起吵架的機會，反倒是他在那裡，急躁得直想從這種被動的狀態中脫離出來，過渡到主動進攻。好了，現在，在那裡，他那個家鄉，在他心裡已被截掉了的那個部分，又有了一個新生命，儘管是不大正常的，也是不符合審美標準的，正是為此——全因主導他的是被文學教育過的思維衝突——，但卻比以往更具生命力。而他並沒有參與其中；他與這地方還有聯繫，全仗那一縷思鄉的激動，全仗一個景色不再優美的半城市化地區的貶值，他有的只是損失。在這種心態下表達出來的句子就成了：「如果所有的人都在蓋房子，為什麼我們不能也蓋房子呢？」之前有一天，他當著母親的面和安佩力奧談話時，她是雙手緊捂著太陽穴地驚呼道：「不要啊！我可憐的花園！」但這驚呼也只是一系列長長的討論、策劃、計算調查和談判的種子[216]了。現在，正是這次，奎因托回到了他出生的城市，要搞上一場房產投機。 二 但他獨自一人考慮時，就像他在火車裡那樣，母親的話回到了他的記憶中，給他傳遞出一種易怒的不適，幾乎是一種後悔。這是他母親對自己的一種惋惜，惋惜自己的消逝，而她感到再也無法彌補了，一種老齡來襲的痛苦，人老後每當某個一般性的錯誤以某種方式觸碰到我們時，都會成為一種有關我們一生的錯誤，一個不能再補償的錯誤，而生命中什麼美好的東西一旦離開，就好像是整個生命都跟著離開了。而正是在自己反抗的激怒方式中，奎因托承認了樂觀主義者那不惜任何代價的殘酷無情，承認了年輕人拒絕接受自己會在什麼方面失敗，他們相信生活總會補償曾剝奪了你的東西，所以如果現在生活破壞了你地盤上一種親切的痕跡，一種環境的顏色，一種文明但非藝術、於是也很難保護和回憶的美麗，當然隨後，它會再贈予你其他的東西，給你其他的好處，給你其他的馬六甲群島或亞速爾群島[217]，它們也是易逝但可以享受的。儘管這樣，他還是感到這種年輕的無情是多麼的錯誤，是多麼的揮霍，是多麼能傳達出過早的衰老感，而另一方面這種無情又是多麼殘忍地必不可少：總之他都知道，該死的他！而且他也知道他母親絕對有理，儘管這所有的一切她連想都沒想過，她只是帶著那自然的擔憂，不時地通知他，鄰居的樓層又加高了。 現在，奎因托，他心裡的那個東西還不敢告訴母親。現在他正特意趕往***。這只是他的一個想法，都還沒跟安佩力奧談過，甚至，這個意見於他也只是剛剛成形，就像一個緊急的決定，而不像一種假設，一種永遠開放的可能性。唯一一個確定下來而且幾乎已經完結的事情——這事獲得了母親不得不作出的同意——就是賣掉這一小塊花園。因為他們反正已處在不得不賣的境地了。 這是個稅費無情的年代。父親去世後，兩次極度苛刻的稅賦幾乎是腦袋接著脖子[218]地同時爆發了，這些事務以前都是父親做的，他做事務時總是伴隨著低沉的抱怨和細緻過微的謹慎。一個是「額外財產稅」，一種粗魯的、由一戰後政府頒布的有報仇性質的稅收，對資產階級更是嚴厲，被遲緩的官僚主義一直推到現在爆發，在人們最沒料到的時候。另一個是有關父親遺產繼承的遺產稅，一種從外表上看好像還蠻合理的賦稅，可一旦這稅壓在自己身上了，就顯示出了不可思議的美德。 奎因托對自己在這世上連用來支付那些稅費的十分之一的小錢都沒有的憂心，他對稅收有著那種利古里亞土地主[219]式的節儉、反國家的祖傳積恨，還有對只有他們那些老實人被賦稅屠殺、「而那些大人物，大家曉得的，總是能逃過繳稅」的必要怨恨，還有對在那一筆金額的迷宮中，總有一個可以避免的，但只是我們還不熟悉的圈套的懷疑，還有那些稅務局蒼白的繳費單在最貞潔的納稅人心裡引起的所有這些感情上的混亂，所有的這些憂心，積恨，怨恨，懷疑和混亂，都和意識到自己不是個好房產主混淆起來，因為這樣的房產主不會讓自己的財產再生產，在資本調撥、軍事貸款和背書轉賬這麼一個險象環生的年代，他就這麼袖手旁觀地等待著自己的土地貶值。於是他承認了，在國家對一個缺少收入的家庭實施如此不成比例的惡行中，那種一向被優雅語言喚作「立法者意圖」的東西實在是以一種高明的邏輯奏效的：打擊不可生產資本，打擊任何不能或是不願使其資本再生產的人，這回他有得受了。 所以無論是問誰——問稅務辦公室，問銀行，問公證員——，他們的回答，都是一個樣：賣，「所有的人都是這麼做的：為了納稅他們不得不賣掉什麼，」（這裡「所有的人」顯然是指「所有像你們這樣的人」，也就是：那些不可再生產的橄欖園土地主或是有房子凍結租金的老式家庭），奎因托立刻把精力集中在那塊被稱為「器皿地」的土地上。 就是這個「器皿地」曾是被耕種成菜園的小塊土地，是花園最底下的一部分，那裡正好有所小房子，一個舊雞圈，後來被用來存放器皿、肥土、工具和殺蟲劑。奎因托把它當做別墅的附屬物，這裡甚至都沒有他兒時的記憶，因為對那裡他所記得的一切都已經消失了：步伐懶散的母雞，有蝸牛在生菜葉上蛀洞的苗圃，把脖子伸到了細細的蘆竹之上的西紅柿，蔓延到地上的葉子下像蛇一樣脫了皮的西葫蘆，而在中間，兩株甜極了的「克勞迪婭女王」變種李子樹高出菜園來，這李子樹，經過了漫長的、滴著樹膠的、終年被螞蟻爬黑的衰老後，幹了死了。由於家庭漸漸減少了對蔬菜的需要（兒子們在外，或為學習或為工作，老人們一個個地去世了，最後一個走的是從不知疲倦、還聲如雷鳴的丈夫，這突然給了她一種家裡空蕩蕩的感覺），於是母親就用她的植物把菜園填成了花園，把它做成了一種分散地，一種培育的場所，並把舊雞圈改成了器皿地。於是這塊地就顯示出了潮濕的天分，和正因潮濕而尤為適合種植某種珍稀植物的優勢，那些植物開始只是臨時被放在那裡，久而久之地便在那裡安了家；現在這塊地就披上了一種集農業科技珍品於一身的不和諧外貌，但是比起其他任何建有花壇和鋪以礫石的花園，母親更喜歡待在那裡。 「我們賣掉那塊地：那是建築用地，」奎因托說過。 他母親跟他說：「好孩子呀，這蒲包花我往哪裡去移植啊？整個花園裡我什麼都沒有了。那些海桐花呢，已經長得這麼高了？就更別說那一排琉璃茉莉了，要壞的……然後，」她停下來一會，就像被一種意料之外的擔憂給擊中了，「然後，土地一旦被賣出去了，他們會在這裡蓋房子嗎？」她眼裡映出水泥的灰牆，那灰牆砸進了花園的綠色之中，把花園變成了一種冷冷的庭院盡頭，變成了一口沒有光的井。 「他們當然要在這裡蓋！」奎因托火了起來。「我們就是為這才賣地的！如果不是建築用地，誰還會買？」 但要找到一個想買地的建築商也並不容易。企業大都在海邊尋找新住宅區，那裡視線開闊；而他家附近的房子已經太密集了，對於想在***城有一小套住房的比艾拉[220]人和米蘭人來說，他們是絕不可能拱到那個洞穴里居住的。而且，建築市場已經出現了飽和跡象，已經有人預測到，就在那年夏天購房需求將有所減少，兩三家公司跨了比自己腿長的步子[221]去承擔工程，以至於匯票的債務一直堆到眼皮底下[222]，破產了。器皿地在第一時間被敲定的價格得降下來。過了數月，又過了一年，還是沒有找到買家。銀行不願再接受提前分期繳稅了，並揚言有抵押房子的危險。終於，卡伊索迪出現了。 三 卡伊索迪是和蘇拜爾加中介公司的那個傢伙一起來的。奎因托那時不在，安佩力奧也不在。陪他們看地的是母親。「那是個非常粗魯的男人，」母親後來跟奎因托說，「他幾乎連義大利語都不會說；但是中介公司那個愛講大話的人替兩個人都說了話。」當卡伊索迪操著條捲尺在土地邊界上忙活時，他的袖子被玫瑰的野蔓給纏住了；母親耐心地、一根刺一根刺地幫他拔掉。 「我可不想您說我已開始從這裡拿走了不屬於我的東西，」他笑著說道。 「嗯，我們會想它的，」母親說。然後她發現這男人臉上有一點血：「哦，您被刮破了？」 卡伊索迪聳了下肩；用手指蘸了一口唾沫，抹到臉頰上，一滴滴的血就洇開了。「您上來，我給您上點酒精，」母親說；於是她就幫他消毒，在談到金額絕不能再下降了（「反正，這我得和我的兒子談，我會給您一個答覆的」），談到有關高度和窗子問題不可違規時，母親嚴肅的表情漸漸緩和下來，讓步於卡伊索迪那種一切都靠調解、近似和拖延的策略來解決問題的軟路子。 與此同時，蘇拜爾加中介公司的那個傢伙，一個一身白衣的大個子，托斯卡納人，從來就沒清靜過：「就像我跟您說的一樣，教授夫人，對我來說啊，讓您和像卡伊索迪先生這樣的朋友來成交一筆生意，會讓我非常高興的，您要相信，因為卡伊索迪他這個人啊，請允許我說說他，我認識他已經有很多年了，他是一個什麼事都好商量的人，而和教授您，那他當然更是願意迎合的了，您會看到的，夫人，您不會比這更滿意了……」 而母親腦子裡卻在想：「嗯，對，最好就是別賣……但是，怎麼辦呢？」 這個卡伊索迪，是個鄉下人，世界大戰以後就做起了建築商，總有三到四個工地同時動工：他先買一塊地，把樓建到政府允許的最高高度，樓里儘可能多地建小套房，而這些小套房，由於在房子還在建時就已經被出售掉，於是就馬馬虎虎地收了工，然後他再拿這棟房子的收益立刻購買其他的地，再來蓋新房子。奎因托很快就被母親的一封信叫了回來，為的是成交這筆生意。安佩力奧發了份電報說他因為什麼實驗不能來，但提到地錢不能低於一定數額之下。卡伊索迪沒再往下降；奎因托覺得他這麼隨和很是奇怪；後來，他跟母親說了這事。 而她說：「但是你沒看見他的臉有多假嗎，眼睛有多小嗎？」 「假極了，」奎因托說。「這又能怎麼樣？他憑什麼就該有張誠懇的臉啊？給我們一張誠懇的臉，難道就能讓人更好地理解他？那才是，那才假呢……」他停下來，發現他對母親這麼激動就好像最重要的事情就僅僅是那張臉。 「反正我懷疑……」母親說。 「當然，」奎因托說，攤開雙手伸到前面。「我也是。他也是，他也不信任我們，你沒看見不管我們說什麼，他都是怎麼停滯不前的，回答問題前又是怎麼拖拖沓沓的嗎……」這件事很讓奎因托高興，很可惜母親沒明白這一點，這種在建築商和他們之間旋即建立起來的自發的、相互的不信任關係，是在關心自身利益的人和精通自己業務的人之間的一種真實的關係。 卡伊索迪回到別墅，來解決談判的事，當著奎因托的面。卡伊索迪進來時皺著嘴，痛楚得就像走進教堂一樣，他摘下土黃色的美式遮陽帽[223]，摘得有點遲。他是個四十五歲上下的男人，身材相當之矮，但肩膀厚實寬闊，用方言說就是那種「用小冰鎬敲出來的」人，也就是那種「用斧子砍出來的」[224]人。他穿著件牛仔式的格子襯衫，肚子有點往外突。他說話很緩慢，語調帶哭腔，像是一種盤問式的尖聲哀訴，那是利古里亞阿爾卑斯附近的口音。 「是這樣啊，就像我跟您媽媽夫人說的一樣，你們讓一步，我也讓一步，我們就能在半路上碰著了。我的報價就是那個。」 「太低了，」奎因托說，即便他已經決定要接受這個報價了。 這個男人的臉，寬闊而多肉，就像是由一種非常不定形的材料做成的，以至於都保留不下來什麼輪廓和表情，因為它們會迅速地融化掉，瓦解掉，而且幾乎都不怎麼是被眼角和嘴角上那相當深的皺紋給抵消掉的，而是被整張臉沙質而多孔的表面抵消掉的。他的鼻子短小，幾乎是塌陷的，於是鼻孔和上嘴唇之間那個空蕩蕩的過多空間，就會根據他嘴的張開與閉合，讓他的臉時而愚蠢時而兇狠。嘴心周圍的嘴唇很高，像被圍了圈灼熱的暈，但嘴角上卻沒有一點嘴唇，於是這嘴就像道口子，一直延伸到腮幫一半的地方；他寬大的喉部上方那不怎麼突出的下巴，活脫脫一副鯊魚的模樣。但最不自然且最疲勞的動作要屬那眉毛了：當聽到比如奎因托乾巴巴地回答「太低了」時，卡伊索迪便會想把他額頭中央淺淡而稀疏的眉毛聚攏起來，但他至多也只能做到把鼻樑上方的皮抬高半厘米，並使這段皮固定在一種振動的，幾乎是彎成了肚臍模樣的拱形皺紋里；似狗一般短促並且幾乎是下垂成垂直狀的眉毛，被這皺紋挑起，在被保持住的這個繃緊動作中吃力地顫抖著，並把這顫抖帶來的漣漪往眼皮上傳送，而這眼皮已是擠成了一排細微振顫著的劉海一般的皺紋，幾乎是想要把本就不存在的睫毛也掩藏起來。他就這麼待著，眼睛半瞎似的，一副被棒打的狗的表情，抱怨道：「那你們跟我說說看，我該怎麼辦吧：我給你們看了預算，給你們看了那個地區房間的價位，在那種地方，那麼擠，又沒有陽光，我什麼都讓你們看了，哎你們倒跟我說說看，我從中能賺多少錢吧，我是不是還得倒貼錢：現在我再按你們說的那個價來算算……」 他這個順從的受害者角色已經使奎因托處於下風了。「但是，」奎因托以調解、求公道的語氣說道，「位置是在市中心……」 「是，市中心是市中心……」卡伊索迪承認道，奎因托很高興他們又達成了一致，企業家額頭上的皺紋變平整了，眉毛便從它們不自然的位置上落了下來。但卡伊索迪繼續用那種聲調說道：「當然，就不會再是這麼漂亮的樓了，」他說，做了奎因托的母親後來稱之為「他醜陋的大笑」的那個動作，「你們要明白樓我只能建成這樣，」還用那粗短的胳膊打了些手勢，「當然不會再是這麼漂亮的樓了，但您跟我說：在市中心，我承認您有理……」 說那樓不會怎麼漂亮的那句話又讓母親不安起來。「但是我們想先看看您的方案，」她說，「現在還決定不了能不能同意這個方案。您知道，這可是一棟將一直待在我們眼皮底下的房子……」 奎因托擺出一副聽天由命和傲慢自負的表情，就好像自己是那種非常清楚對那幢未來的建築什麼都可以要求，唯獨就是不能要求它漂亮的人，不但不求它漂亮，還應該指望它無名而醜陋，指望它和周圍最無名的樓房混淆不分，指望它能突顯出來自己跟他們的別墅毫無關聯。 但卡伊索迪卻表示同意：「那當然，你們會看到方案的。您看，這是一棟四層樓的房子，我只能做四層是因為政府有規定，這會是一座和其他所有四層樓房完全一樣的房子。但是方案，就是為了得到技術辦公室的批准我也得做的呀，一旦我做好了，就帶給你們看，你們就跟我說……」他順從的語調變得讓人厭惡和有威脅意味，「我給你們把所有的東西都帶過來，這就意味著你們會跟我說……我還會給你們帶來工程要花費掉的金額，和我從中能賺到的金額，你們這些文化人，這點上比我要懂得多……」 「這不是有沒有文化的問題，卡伊索迪，」奎因托立刻反感起來，他對所有提及他知識分子身份的東西都很敏感，「您很清楚報價可以提到什麼程度，就像我們知道可以把價壓到什麼程度……」 「如果您已經想降價了，那我們還在這裡談什麼呢？」卡伊索迪說，自顧自地笑著，低了低頭又搖了幾下（奎因托注意到他公牛般的後頸就像是在承受著什麼持久的疲勞），嘴角朝上抽搐著，他是條鯊魚，是鯊魚和用鼻孔喘著粗氣的公牛，不知道他是在冷笑呢，還是抑制住憤怒，但同時他也是個可憐人，跟自己說著：「沒用的，反正我知道這些人是想開我的玩笑，他們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我最後還是得上當……」 奎因托感到「降價」那句話是他該說的最後一句話。「那麼，我們說好了，」他說，不得已地接受了卡伊索迪慣用的套話。 但就是現在這樣也不行；因為卡伊索迪，總是掛著那副受了欺負的痛苦冷笑，說：「我們會談好的，對，這就意味著你們會跟我說我該做什麼，因為老是推啊推的，如果我夏天不動工的話，還能什麼時候動工？等到下起雨來了，我就沒什麼好做的了……」 他的臉，因為眼睛無神，像是被鎖了起來，只局限在臉頰上，在大張的嘴巴中顯得是那麼的呆板而無表情，且毫無防備。在他左面的臉頰上，那片顆粒狀鬍子上緣的上方，幾乎是眼睛下方，奎因托看見了他被玫瑰刮下的劃痕，口子還很新鮮。這個細節，在成熟男人那張曬黑的臉上，好像暗示了一種孩童般的脆弱，同樣暗示了這種脆弱的，還有他整個後頸上幾乎給削光的短髮，他嗚咽的語調，他迷茫的看人方式；奎因托就快產生了要表現出對他好和保護他的想法，一個五歲的卡伊索迪娃娃印象把鯊魚或是什麼巨型甲殼綱的動物，比如那個正在迫近的螃蟹形象排除在外，就好比他現在，肥厚的雙手攤在沙發扶手上。就這樣，奎因托帶著這輪流交換的不同情愫，繼續談判著。這樣的事實對他來說越來越明顯：那個卡伊索迪，蠻叫他喜歡。 四 「我們給那塊地找到買主了。」 「總算找到了。」 卡納爾律師曾是奎因托中學時的同學。他身材矮小，正蜷縮在寫字檯後大沙發上的角落裡，腦袋堆在肩膀上，拉長了臉一副厭倦的樣子。 「是為了一個建築商。我來就是為了問問你知不知道他是誰，他是不是能信得過，有沒有支付能力。」 有好些年了，奎因托和卡納爾都搭不上話。少有幾次他們不期而遇，都找不著什麼話好說。他們的生活一個在這裡，一個在那裡，城市、職業、政治問題，若不是截然相反，那也是大相徑庭。但現在奎因托有了個實際的話題，一種和他的具體關係。奎因托對此非常高興。 「他叫什麼名字？」 「卡伊索迪。」 「哦！」卡納爾跳了起來，懶散的架子一下全沒了，他把胳膊撐在桌上。「你可真是找到了個好人！」 這不是個有前途的開場。奎因托已經決定要為那個承包商辯護了，他臨時讓步於他母親的理由：「啊呀，他是什麼貨色我立馬就明白了，看他那張臉就知道了。但是……」 「不是那臉。是他做的每一筆生意，蓋起來的每一幢樓，都成了訴訟。在好幾起官司中，他已經成了我的對手。他是整個***城最大的騙子承包商。」 對奎因托來說，越聽到人們說他壞，就越是喜歡他：做生意的妙處——他相信自己是第一次在漸漸發現——正在於擠進這各色人等中，正在於明知他們是騙子，還要不被他們騙，最好儘量再騙騙他們，這樣跟騙子們打交道。「經濟效益時刻」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其他的。但卡納爾的情報糟糕到要阻止談判繼續下去，這還是使他不安起來。 「我們來看看啊：」他說，「他是騙不了我們的。如果他付錢，地就是他的，如果不付，地就不是他的，這很簡單。他錢款的情況怎麼樣？」 「到目前為止都還不錯，」律師說。「他穿著打補丁的褲子從山上下到***城裡來，半文盲一個，現在卻到處開發工地，操縱著上百萬的錢，在政府和技術辦公室里是呼風喚雨……」 奎因托從卡納爾話里的仇恨中辨認出了一種熟悉的腔調；那是當地的老牌資產階級，保守，誠實，節約，知足，不衝動，不空想，有點吝嗇，看著周遭的變化已有半個世紀了，卻總也跟不上趟，看著迥異的新人層出不窮，不得不一次次地讓步於自己封閉式的對抗，求助於冷漠，最終還是只能氣得咬牙切齒。但不也正是同樣的情緒推動著奎因托嗎？只不過奎因托總是站在另一方立場上來應對的，接受所有充滿衝突的新事物，所有那些製造暴力的東西，就是現在也是，在那裡，積極發現戰後的新階級，發現那些粗製濫造、肆無忌憚的企業家，他感到被一種時而類似於對科學的愛好（「我們正在親歷一個重要的社會學現象，我親愛的……」），時而類似於矛盾的美學滿足感的什麼東西給攫住了。水泥醜陋的蔓延中有著新時代男人卡伊索迪那張塌陷而無形的臉。 「他開的什麼價？」律師問。 奎因托就講了講前幾輪的交涉。律師站起來，從窗台上往外望著。卡納爾律師工作室在***城的高檔路段，但窗戶朝內：房頂，陽台和圍牆，一副上世紀海濱城市的風貌，城裡空氣清晰，陽光普照，清風和煦；那裡面的腳手架，塗著壁畫的牆體，房子院井中有電梯小屋的扁平房頂也漸漸多了起來。 「在這段時間來看，是個好價錢，」卡納爾嘟噥道，嚼著一片嘴唇。「現金？」 「一部分。另一部分用匯票。」 「什麼呀！到目前為止他們還沒給他承兌過匯票呢，好像是……現在他剛蓋完一幢房子，應該有現錢的……」 「那就是我想知道的。那就沒問題了，是筆生意。」 「當然，如果涉及到要交給他什麼工作做，涉及到要從他那裡買什麼，我就不建議你了……但現在的情況是，賣給他或是賣給其他人都行……只要他付現錢……要小心合同，什麼限高問題啊，窗戶問題啊。」 卡納爾陪他到門口：「你是在這裡待一陣子，還是又要出發？」 「誰知道啊。我想我還是要出發的。」 「工作怎麼樣……你的那些事？」卡納爾儘量把問題提得含糊些，他總怕自己不了解情況，因為奎因托經常換工作，既做生意，又搞研究。 奎因托回答得還要含糊：「呃……現在我們有個新計劃，和幾個朋友搞的……看著辦吧……」 「那政治上呢？」 這個也很難談起來。他們政見各不相同，而且彼此都很自負，誰都不想討論下去。但這一次奎因托還是說了句：「我有一陣沒管這事了……」 「是啊，我聽人說……」 奎因托打斷他：「那這裡呢？政治怎麼樣？這邊政府怎麼樣？」 卡納爾是社會民主黨，也是市議員。「嗨，還是老樣子。」 「你怎麼樣？你妻子呢？」 「好的，我們都很好。你呢，還是單身漢？沒什麼新聞？啊，啊。好吧，你和巴爾迪索奈談過後，再跟我說說。」 五 奎因托走出來，和老朋友交談的最後幾句話把他弄得煩躁起來。他本該經過一段主幹道的，但往往出於某種模糊的遲疑，他總是繞路而過。他每次回***時，總會選擇在鄉間或是沿海岸的路線，在那裡，哪怕是一段最沉澱、最邊緣或是最細微的記憶，也會被重新找到一種感覺。現在，就連那種對逝去舊世界的懷念都不能在他身上起作用了；從人行道上看到的城市永遠都是一個樣子，令人痛心的一個樣子，而那些新鮮的東西——臉龐，青春，商店——卻一點也不重要，年輕的時光讓人生厭地感到是如此的接近。他是怎麼了，怎麼又和***粘了起來？奎因托現在只想趕緊應付完那些手續，然後出發。趕緊地，待在***讓他滿心厭煩。 靠路邊的自行車上坐著個人，奎因托覺得認識他。又老又瘦，穿著件短袖衫，曬黑了的胳膊撐在車把手上，他是個木匠，奎因托想起來了，是位同伴，應該還是領導階層的成員之一，那時奎因托也在。 那人正和另一個人說著話。奎因托經過時以為他也許不會認出他來的，他並沒有投去目光，因為他不想顯出一副不想跟他打招呼的樣子。然而木匠看了看他，對另一個人說：「那是安弗西呀！」並用一種久別重逢的喜悅神情跟奎因托打了個招呼。奎因托也高興地打了個招呼以示回應，繼續走他的路。但木匠卻把手伸給他，說：「怎麼樣啊，安弗西？再見到你真高興啊！又要回到我們中來了？」 他們握了握手。老木匠那張臉對奎因托一直非常友善，有點像是貓頭鷹，戴著烏龜式的眼鏡[225]，一頭白髮給剃成了平頭，奎因托喜歡他的聲音，喜歡他總操著開口元音的口音（他應該是羅馬涅大區的，或是倫巴第大區的，在這裡住了好些年了），喜歡他握緊的手，有力而柔軟。但奎因托此時此刻倒希望木匠別對他這麼好，他這時還不怎麼打算承認木匠生性友善——他能感到的只是對卡伊索迪的友善——，然後，總之，他沒有停下來的意思。尤其是當這個老傢伙（奎因托記不清他叫什麼名字了，這一點也讓他很煩躁，因為他覺得自己不能用一種叫不出來他名字的聲調來回答他）開始說：「喔，我們一直都在關注你，你還別不信，我們在全國性的報刊上讀到你的文章了，怎麼樣？是吧？」他說道，並轉向另一個人，「可是在全國性的報刊上！」 「他們不知道我已經不再是……」奎因托想，聳聳肩，試圖說，「但是，你們知道嗎，我已經不寫了，已經有一段時間……」但是木匠一點都不接受他的解釋，堅持道：「哦不，不，說得倒好聽啊，哎喲！」奎因托就不敢再說什麼了。 「他你還記得嗎？」木匠說，指著另一個男人，奎因托根本不認識他。 「啊，是啊，怎麼樣？」奎因托說。 「這是馬爾蒂尼同伴啊，你不記得了？」木匠堅持問道，就好像奎因托已經承認了不認識他一樣。「馬爾蒂尼同伴是聖斯特法諾部的。」 「你上次來這裡是為了參加部里的會議，為了給我們解釋大赦，那還是四六年的時候！」馬爾蒂尼說。 「啊，是啊！」奎因托說，他並不記得有過什麼類似的會議。 「唉呀，那段日子人們充滿希望，人們希望著，」馬爾蒂尼說。「你還記得嗎，馬賽拉？」 當奎因托聽到木匠叫馬賽拉時一下輕鬆了許多，就好像在他腦海中搜尋名字的終結也代表了他糟糕意識的完結，他終於能友好地看待馬賽拉了。現在他回憶起了一個颳風的晚上，他們沿著海邊的一條路一起騎車，那時那條路還是坑坑窪窪的（馬賽拉的自行車跟現在的一樣，破破爛爛的，生著銹），去參加一個會議：那是一段美好的回憶，一段令人懷念的記憶。 「唉，那時人們還希望著，希望著……」馬賽拉應聲道，就好像是指望自己一副悲觀主義者的模樣，是為了等待一個更有資格更老練的同伴，等他說：「現在人們還在希望著，比以前更滿懷希望，人們在鬥爭著……」然而奎因托什麼都沒說，所以馬賽拉只好自己說下去：「但現在人們還繼續希望著啊，對吧，安弗西？」 「嗨！」奎因托道，做了個展開雙臂的動作[226]。 「這裡很艱難啊，你知道吧！你們那裡呢？這裡到處都在解僱人，這些混蛋……工人同伴們都說些什麼啊？」 「嗨，艱難啊，那邊也艱難啊……」奎因托說。 「啊呀，到處都艱難呀！」馬賽拉笑了，就好像被困難時期團結互助的精神安慰了一樣。 「你跟他說說……」馬爾蒂尼低聲向馬賽拉建議，奎因托只聽到一個詞，「大會」。 馬賽拉笑了，會意而遲疑地點了下頭，就好像他早已想到了，但也不抱什麼期望，轉向奎因托說：「你還是那樣不願在公眾場合講話嗎？或是變成了演說家，啊？因為，既然你已經在這裡了，我們剛才在說，如果哪天晚上你來部里給我們開個會……同伴們會非常高興的，你知道吧。」 「不，你們知道的，我很快就要出發了，我必須得走，再說嘛，我也不是很擅長講話，這個你是知道的，馬賽拉……」 馬賽拉笑了，拍了他一下肩膀。「你還是老樣子！唔，他還是一點沒變嗎？」他問那個陌生的馬爾蒂尼，馬爾蒂尼同意了。他們是好人，是朋友，很信任人，但奎因托一點也沒有想要感到自己是他們朋友的願望，相反，真正的時代感存在於那些處處警惕的人身上，被手槍頂著過活的人，就像——正是如此——生意人之間，處處留神的房主、企業家。 他把謹慎、沉默寡言、信不過的卡伊索迪和滿懷希望、開朗豪爽、時刻準備著為自己理想尋找證據的馬賽拉做了個比較：顯然，卡伊索迪在體驗時代的現實，並以某種方式，承受這現實，接受這現實的分量，而那裡的馬賽拉，卻在逃避這個現實，奢望保持內心的坦誠、忠貞與純淨，生活在一個完全相反的世界裡。在馬賽拉的簡單社會責任感前，奎因托拒絕著那個正在占領他的惡意；投入到一項經濟活動中，調配土地和錢財也是一種責任，也許是一種不那麼宏大的責任，更為平庸，一種資產階級的責任；而他奎因托正是個資產階級分子，他怎麼可能想到再去做其他類型的人？ 現在屬於他資產階級本性的那種安全感又回來了，他對兩個工人的厭惡感也減弱了，給一種表面的，而且幾乎是從容的熱情讓了路。這倒並不是全然的不誠懇，因為眼下他正在跟他們道別，他很高興他們對他留有美好的記憶。 六 有關卡伊索迪的消息到處都是負面的：在公證員巴爾迪索奈那裡，在工程師特拉瓦利亞那裡。奎因托現在感到和卡伊索迪結起盟來，就像跟一個受害者在一起一樣：整個城市的人都想搞垮他，所有的正統派都聯合起來對付他，而他，那個山里人泥瓦工，只能用他粗俗和閃爍其詞的本性來武裝自己，抵抗著。 但必須說這些負面消息也還是可以讓作為房主的奎因托做出正面決定的。說到底，沒有一個人完全反對他做這筆生意；而奎因托，總喜歡做一些在某種程度上與他人意見相左的事情，而另一方面，他又不大敢下受大部分人堅決反對的決心，於是，帶著他所需要的那些許反對和那些許贊成，要做他想做的那件事，對他來說，倒是處在一種理想的境況之中了。 再說他也喜歡——也是因為他必須戰勝那最初的厭惡感——和他老鄉有一種業務上的往來。他感覺終於又能做一回他老家的老牌資產階級了，參與到捍衛那些受到威脅者的微薄利益之中，與此同時他很明白，他每走一步，不過是有利於卡伊索迪這種人的高升，這一新出現的、模稜兩可的、反美學的資產階級，就如同那個時代真正的面孔一樣反美學而沒有道德。「是這樣的，是這樣的，」奎因托堅持這樣考慮，「你們什麼都不懂！」而現在他好鬥的激動從***那個小小的社會中，從他母親身上，從卡納爾身上（也從木工馬賽拉身上）轉移開來了：現在他正生著北方大城市裡他那些朋友的氣，那些年他都是在那裡度過的，這麼些年都用來規劃未來的社會，規劃著工人和知識分子……「卡伊索迪贏了。」 他等不及地要跟那些朋友表現出自己的這種心態。他出發了。第二天就到了T城，在常去的經濟飯館裡和本西和切爾維戴里一起用餐。 他們在談論創刊一本題為《新黑格爾》的雜誌。服務員正等著點菜；這已經是她第三次來了，但這三個人談得太起勁了，沒搭理她。 本西看了看菜單，讀了讀食譜，看來是沒有一道菜能給他留下印象，因為他接著說： 「為什麼不是《黑格爾式左派》？」 「那麼就是《年輕馬克思》，更有鬥爭性。」 「你們想訂菜嗎？」服務員堅持問道。 「要我說就是《新萊茵報》。跟那個《萊茵報》一樣，是的，先生，就是那個《萊茵報》。」 「也許就可以找找Neue Rheinische Zeitung[227]本來的題頭，也能用同樣的字體……」奎因托說，他的意見總是很邊緣，但是顯得從容而內行。他還沒有找到反對兩個朋友的表達方式，儘管他正是抱著那個意圖來會他們的。 「反正：題目就是《百科全書》，」本西說，改變了語調，就好像到那時為止他們都在開玩笑一般，於是奎因托的建議也似乎完全不合適了，「或者用做副標題，反正要從題頭開始就要讓人明白，我們的傾向是對普遍現象的解釋，好讓所有的意識形態都進入到單一的對話之中。」 在那個問題上，本西和切爾維戴里爆發了一場衝突，而奎因托不大清楚該站在哪一邊。既然一切都要進入到單一的對話中，那這雜誌應該只接納已經被包含在那個普遍對話中的東西呢，還是也應該接納那些還在話題之外的東西？切爾維戴里完全不在狀態：「我會給政治人物的夢立一個專欄。我們請各種政治人物來講講他們的夢。誰要是拒絕就說明他心裡有鬼。」 本西以他那神經兮兮的大笑方式笑起來，幾乎都要把臉貼到桌布上去了，一手蒙住眼睛，就好像要表現出一種當他看到談話的人迷失在一個只有他，本西，知道出口的迷宮裡時的痛苦愉悅。「我們必須從意識形態過渡到夢，而不是從夢過渡到意識形態，」他就像被一陣惡意襲擊了一樣，又說道：「意識形態刺穿了你所有的夢，就好像被別針戳穿的蝴蝶……」 切爾維戴里驚愕地看著他：「蝴蝶？你為什麼說：蝴蝶？」 本西是個哲學家，切爾維戴里是個詩人。切爾維戴里早早地灰了頭髮，長長的臉上戴著眼鏡，在這張臉上以色列人憂傷的輪廓和佛羅倫薩人既博學又平民的特徵相互抵消了，他於是就有了一副介於攻擊和全神貫注之間的容貌，但底子裡是沒有表情的，有點像是自行車運動員，或者是個在一堆可以弄清的問題里儘量只想理清某一個問題的人。「為什麼你說：蝴蝶？我昨晚做夢夢到一隻蝴蝶。一隻夜蝴蝶。他們給我端來一隻很大的夜蝴蝶，在一隻盤子裡，這裡，就在這家飯店裡！」他做了一個好似要從盤子裡拎起蝴蝶的一隻翅膀的姿勢。 「唔，我的媽呀！」服務員說著，她是來讓客人們點水果的，逃開了。 本西充滿痛苦地笑了，就像對在他掌握之中完全放下武器的對手已經感到很疲倦了。「每一個夢的符號都是一個具象化的思維過程，」他說。「這就是弗洛伊德不能知道的地方。」 奎因托既欣賞這個人，也欣賞那個人，欣賞他們永遠燃燒的智慧（而他的腦子卻常常跌入一種漠然的倦怠中），在他們淵博的知識和閱讀前他是十分敬畏的。他決定不了在這場爭論中到底應該站在哪一邊，對於這爭論他也只能隱約地辨認出來一些術語，他像以往一樣選擇了感覺跟他自己最本能的傾向相反的那個派別，也就是本西嚴格的哲學體系，反對切爾維戴里那種細微得難以感知的魅力。他對詩人冷笑著，卻嘲諷地對本西說：「那為什麼不乾脆叫它《年輕的弗洛伊德》呢？」 哲學家正繼續跟切爾維戴里用他先前的那個笑法大笑著，只是對奎因托做了個手勢，幾乎就像是趕蒼蠅一樣地趕走他開的玩笑。然而這玩笑話卻很叫切爾維戴里喜歡，他倒是很激動地接上了茬兒：「真的，真的，要我就給雜誌起名叫《愛神和死神》，對啊！就是《愛神和死神》！」 本西把手合起來，攥得嘎吱直響，臉卻皺在一個笑容中，漸漸紅了起來，牙齒緊閉。「你以為是那些東西在左右歷史嗎！既沒有愛神也沒有死神，辯證法可不是像小鬼一樣咕咕叫喚著地從那些東西中蹦出來的，」他大笑起來。 本西有一張天使般的圓臉，就像那些永遠長不大的山裡人；在孩童般的鬈髮下面，是劇烈突出的額頭，繃得像要炸開一樣——而且，在這額頭上時而還會出現一些小的擦傷、劃痕、腫塊，幾乎是思維的力量在到處跳躍——，他不停地把這額頭伸向前來，垂著頭，就像一個石磨，不停地磨啊磨，或者像一個齒輪，正進行著複雜的齒輪運動，被一種沒有疏導好並被減震了的原動力推著，潰散為成千上萬的次顫動，正如他雙唇間的持續抖動。在討論中，奎因托的目光在本西和切爾維戴里的眼睛間輪流轉移著。他們兩人都斜著眼睛，但是哲學家是往外斜，一隻眼就像是在他想法的後面飛舞著，而他的那些想法那時正從人類視野中逃脫出去，逃到一個更間接且更難以識別的景象中去；然而詩人卻是往內斜著的，瞳孔靠近且不安寧，對外界的任何一點喧囂都好像擔心受怕的樣子，好像是要看看那些喧囂在他最隱秘最內里的區域中製造出來的東西。 「我們要做一個訃告集，」切爾維戴里說，「一個專欄，每一期都要做，或者專門做一期全是訃告，從頭到尾，」他的手指在他手中折起來的報紙刊登訃告的斑馬紋專欄上來回摩挲著。 本西聳聳肩。「我們處在把普遍的意識裝進一個電子腦袋的前夜。」 切爾維戴里用一句長長的拉丁語引文回應。 「聖奧古斯丁？」 「拉坦奇奧[228]。」 奎因托心不在焉：側耳傾聽著鄰桌人說話。右邊坐著一家人，或者是兩個不同的家庭，鄉下來的，在城裡碰上面。一個女人在說話，說雨水給草料地上播種帶來的損害。她應該是一個土地主，一個不再年輕的女人，但還未婚；男人們應允著她的話，酒紅色的臉上已經帶上了飯後的困意。也許是不同地方的農民聚在一起商定一場婚事；這未婚妻呢，在他的家人面前，要讓他們見識一下自己有多合格，甚至要勝過其他女人，並還要表現出自己遠不止是一個簡單的家庭主婦。奎因托對那張桌上那些人之間流動著的什麼東西生起一種劇烈的妒意：利益的意義，對事物的感情，具體且不膚淺的熱情，對一種不僅是物質上更好狀態的渴望，還有一種平靜的分量，還有點骨子裡的沉悶。「曾有一度只有那些享受農業收入的人才能當知識分子，」奎因托想。「文化為把自己從經濟基礎上脫離出來可是花上了大價錢。文化以前是靠特權生活，但有堅實的根基。現在知識分子既不是資產階級，也不是無產階級。另外，馬賽拉只會問什麼開會的事情。」 在另一張桌上，一個女服務員正在跟兩個開玩笑的人賣弄風騷，那兩個人戴著蝴蝶結領帶，手都很長。在跟她說俏皮話時，他們之間還互相開著玩笑，話里儘是些「股票指數」、「延期交割」、「義大利煤氣公司」、「國家電力投資公司」之類專有名詞。他們可能是證券經紀人，很精明的人。換個時候奎因托可能會覺得他們冷淡而不友好，但處在他眼前的心態下，他覺得那些人也體現了他的理想狀態：實用，精明，思維敏捷高效。「如果一個人不開展經濟活動，就不是一個有用的人。無產階級反正有工會鬥爭。而我們則把歷史觀念從利益關係中脫離出來，於是我們丟失了生活的所有滋味，我們自己毀了自己，我們不再意味著任何東西。」 切爾維戴里接著講起他那個夢：「是一隻夜蝴蝶，大翅膀上是灰色的圖案，細細密密的，有大理石的花紋，波浪紋，就像是用黑色複製出的一幅康定斯基[229]的畫，不對，是克利[230]的；我試著用叉子把這些滴著細粉的翅膀拎起來，那是一種灰色的香粉，在我的手指間碎成粉末。我正要把這翅膀的碎片送到嘴邊，這碎片在唇間卻變成了一種灰，這灰蔓延到所有的東西上，蓋住了盤子，沉澱在酒杯里……」 「我比他們高明之處，」奎因托想，「就是我還有資產階級的本能，這點他們在知識分子改朝換代的衰竭中漸漸丟失了。我抓住那個就能拯救自己了，而他們則會完蛋的。我必須得有經濟活動，不光是要把土地賣給卡伊索迪，我也要蓋房子，用卡伊索迪給我們的錢，在他房子邊上再蓋一幢樓……」他全神貫注地盤算著那地還能提供出的建築可能性，想著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搞搞…… 切爾維戴里雙手懸在空中，在桌布上方揮舞著，桌子上滿是麵包渣、麵包瓤、菸灰和被捻在盤子裡和菸灰缸里的菸蒂，被本西用指甲摁成半月形小切口的橘子皮，全被切爾維戴里手指肢解掉了的，抽成了絲狀的密涅爾瓦牌的火柴，還有全被奎因托的牙齒和手摺成了Z字形和「回」形紋的牙籤。 「我得和卡伊索迪合夥，跟他搞一場投機活動。」 七 奎因托有一個計劃。他想到了「勿忘我地」，也就是緊挨著賣出土地上方花園中的一塊地，這塊地被這麼稱呼是因為地中央有一個勿忘我花的花壇。這是一段平坦的地帶，面積和「器皿地」差不多：那裡也很可以建上一幢三到四套公寓樓房。但是——他想起來——卡伊索迪的房子一旦蓋好，「勿忘我地」就會失去建築用地的所有價值：法律禁止一幢緊挨著另一幢地建房子。「很顯然，我們賣任何一塊地都在讓緊鄰的地皮貶值。為了不損失，沒有其他任何法子：我們和卡伊索迪一起蓋房子……把整個『器皿地』和『勿忘我地』都讓給卡伊索迪，蓋一棟獨立的大樓……然後要求一定數量的房間由我們作房主來交換。這事要立刻和安佩力奧談談。」 奎因托和他的弟兄住在不同的城市。他們在***城裡的母親家裡也很少見得著面。現在他們約定在那裡見面商定賣土地的事。 「我有一個計劃，」奎因托對他弟兄說。安佩力奧剛剛到。他從車站回家時經過魚市，買了兩百克的帽貝。在家裡他匆匆忙忙地擁抱了母親，說他買了帽貝。他有六個月沒在家了，他在大學當助教，化學系，賺很少的錢，但幾乎從不來看母親，就連放假時也不來。安佩力奧一度比奎因托更黏***城；現在就不怎麼能見到他了，似乎他對這裡，對從前的生活，失去了所有的興趣，要不是因為類似購買帽貝這種突然的小小表現，真還不知道他現在都喜歡些什麼了，而且還不知道這表現是不是誠懇的。 奎因托跟他說起和卡伊索迪談判的結果。安佩力奧到廚房裡去了，奎因托就邊說著話邊跟在他後面。安佩力奧把包著帽貝的紙展開，拿了一個檸檬、一把刀，用嫻熟的動作打開碗櫃的門和抽屜，就像是前一天剛把這裡的每一件東西擺到位一樣。他切開檸檬，把檸檬汁擠在帽貝上，卻沒有把從魚市帶回的包裹帽貝的紙拿掉，做了個問奎因托想不想來一點的手勢。奎因托趕緊避開了——他不喜歡海貨——然後繼續說。 安佩力奧什麼都沒說，也沒表示出一點讚成或是反對的跡象。奎因托不時地停下來，認為安佩力奧根本沒在聽他說話。「然後呢？」他弟兄說，然後奎因托就跟沒什麼一樣繼續說下去，因為安佩力奧的那種行事風格總是這樣的，他們還是孩子時就是這樣。只是那時候奎因托對此還會來氣，因為他是哥哥；以後他也就養成習慣了。安佩力奧坐在廚房上了蠟的桌子旁，外套和圍巾都沒脫，儘管春天已經提前到了，他還是帶著圍巾。他有一小圈絡腮鬍子，眼鏡厚厚的叫人看不見眼睛，頭髮早早地禿了。奎因托看他用刀尖把軟體動物給剔出來，另一隻手把纏滿了海草的貝殼送到嘴邊，看帽貝那柔軟的軀體消失在他鑲著黑鬍子的唇間，伴隨著一種不知道是吸還是吹的聲響；然後他把空貝殼一個個地摞成堆。 奎因托展開一張圖。安佩力奧掃了一眼，嚼著。奎因托覺著弟弟那鬍子毛環繞著的嘴巴就像是一個翻過來的刺海膽，在刺兒的黑色中蠕動著。他把事情已進行到哪一步了說給弟弟聽：談判結果，有關企業家的情報。然後指著圖說：「現在你給我聽好了：在a區上的建築阻止了在b區上賣房子或是建房子的一切可能。所以我們，如果a區的建築用地價值x，而把a區賣給卡伊索迪，就剝奪了b區土地的建築用地價值y。因此，由於x的價值，實際上我們是失去了x+y的價值。也就是說，現在我們擁有a加上b；而賣了a，我們就只能擁有b-y。」 這一套代數用語，奎因托在腦袋中已策劃了好些日子，就是為了說給他弟弟聽的，科學家嘛。 安佩力奧站起來，去了水池邊，從水龍頭上接了口水喝，漱了漱口，吐掉了，然後完全是一口氣地說：「我們當然要把器皿地作為投資資金使用在勿忘我地上我們的建築上。但是既然不允許兩幢建築建得這麼近，那麼就需要在器皿地和勿忘我地的兩塊地皮上蓋出獨立的一幢大樓，而卡伊索迪建這樓一半是為了他自己一半是為了我們。」 為了這個計劃，簡直就是在籌劃一場錯綜複雜的陰謀，奎因托可是費了不少神，然而現在，聽到這計劃被安佩力奧完全是一口氣地闡述出來，就好像是個自然而然的結論，他真不知道再該說什麼好了。 安佩力奧開始用各種運算填滿圖紙的空白處。不時地還問奎因托一些數據，而奎因托卻永遠給不出準確的答覆。政府規定的限高是多少？卡伊索迪想做多少套房間？水泥多少錢？奎因托知道對於建築預算，他弟弟和他的水平是一個層次，但安佩力奧能如此果決而不假思索地在紙上寫下那些數字，還是叫奎因托嫉妒不已。 「我們就算是八套房吧，加上底層[231]的兩個倉庫……」他算起了年租金，算算要多少年資金才能還本回來…… 「但馬上就要付的稅錢怎麼辦？」 「我們用要蓋的房子作抵押。」 「啊哈哈！」奎因托突然瘋子般地驚呼起來。然而安佩力奧從來不會驚慌失措；他沒笑，他那禿額頭上從來不會出現一根皺紋。對他來說，一切都是永遠有可能的。 母親過來了。「你們算完賬了，孩子們？錢收得回來嗎？」 「完全能，完全能。但是……但是我們照樣虧。」 「啊，那個卡伊索迪，一副騙子模樣……」 「他真可憐，跟這沒有關係。不是他的錯，而是我們總歸是要虧的。」 「那不如就算了吧？當然，我們就對他說我們改主意了，暫時還不賣。至於稅，我們再向銀行借借……」 「不，不，媽媽，你看啊。我們剛才在談要向卡伊索迪建議一筆更複雜的生意。」 「別呀！」 「嗯，是啊，非常複雜。接下來我們會賺很多錢的。」 奎因托俯下身，神經質而好鬥地打著手勢跟母親說著，在儘量說服別人的同時也在儘量地引起爭論。安佩力奧站在他身邊，既高又嚴肅，黑鬍子挺在前面，就像一位只需要宣布一個判決的大法官。 「媽媽，就是有那些勿忘我花壇的那塊地……」 八 他們一起出來，奎因托和安佩力奧。匆忙地走著，討論著，走在熟悉的道路上，他們已經很多年沒這樣過了，他們感覺自己一直都是留在這裡的，一直都是當地的兩個兄弟，總是奔波忙碌著，參與城市的經濟生活，領導著一整個利益關係網，他們是非常實用的人，做事果斷，直奔主題。他們在演戲，他們對此清楚得很：他們跟他們那個時刻感覺出來的那種人完全不同；在夜晚來臨前，他們又會陷入一種懷疑的慣性之中，然後又會出發，一個把自己關在他的實驗室里，另一個把自己關在知識分子的論戰中，就好像這些是世上唯一重要的東西。儘管那一刻他們感覺如果他們就是那樣也是有可能的，而且也會挺美的，他們會是緊密團結的兩個兄弟，而這許多麻煩事也會容易起來，他們會做成一些大事，儘管不知道是什麼大事。比如說，現在他們正去找卡伊索迪，去向他提出這個問題，去觸摸觸摸[232]土地，去做做調查，要問他一些現在還不知道是哪些事情的事情，反正：如果事情太繁複，也沒什麼好辦的，現在他們要聽一聽卡伊索迪怎麼說，然後就可以決定怎麼做了。 卡伊索迪沒有電話。有一間辦公室，在中二樓上，「卡伊索迪·皮埃特羅建築公司」。兄弟二人按了鈴。一個姑娘開了門，這是個低矮的小房間，有台打字機，桌上是些工程計劃。卡伊索迪不在；他總是在工地上跑；辦公室里很難找到他。 「他什麼時候回來？」「誰知道！」「我們在哪裡能找到他？」「你們試試看對面的麥利納咖啡店，但現在還早。」「我們有事要立刻跟他談。」「誰知道。如果你們想給我留個言……」 「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小姐。」這是安佩力奧開的玩笑，奎因托對那個挖苦而親切的語調感到驚訝，弟弟在家裡可從來沒有使用過這語調。他抬起眼看看這個姑娘：蠻漂亮的。 這是個十六歲上下的小姑娘，鄉下人的模樣，血一樣紅奶一樣白，臉頰呈桃子一般強烈的粉紅色，黑眼睛上密密的全是睫毛，兩條柔軟的黑辮子在凸起的胸前垂下來。「啊，你們是安弗西家的兄弟，」她說。「真狡猾啊，鬼精鬼精的，」奎因托想，「看看那個朝上翹的鼻子，一副假正經的模樣……」 安佩力奧，在他那個讓人覺得他突然想要開始一場愉快對話而開的玩笑後，又陷入了他往常果斷的語調中，就好像他已經表現得太過明顯了。他問在哪些工地上他們有可能找到卡伊索迪，就告了別，他在窄窄的樓梯上轉過身，下了樓，最後還冒出一絲出乎意料的輕浮，就是，他說了句：「Bai bai[233]。」 奎因托，在小樓梯里轉過身，看見那姑娘還沒有把門關上，用一種奇怪的笑容在那睫毛後面觀望著。他感覺在那張農村人的臉龐後面，從那叫人看不見的眼睛裡，企業家卡伊索迪無法描摹的目光直追著他。 走在街上，他試著和弟弟談談這事。「不差呀，那女孩。」 「唔，」安佩力奧吱了一聲，就像在迴避一個不方便的話題。 他們去了那姑娘指出的地點之一，那裡正在建房子，更確切地說，是在之前就已經存在的房子之外再建個兩層樓的房子，這樣就填滿了兩幢大樓之間的空缺。 他們進去了。那裡堆滿了水泥，但沒有一個人在工作。樓梯還沒有建出來，兄弟二人就踩著歪歪斜斜的木板上去了。「嘿！沒有人嗎？卡伊索迪！卡伊索迪·皮埃特羅！頭兒不在嗎？[234]老闆不在嗎？」回音砸在赤裸裸的牆體之間。 第二層樓[235]上蹲著兩個水泥工，正在錘鑿子，一副做無用勞動的表情。兄弟二人立刻止住叫嚷，幾乎同時低聲地問道：「卡伊索迪難道不在嗎？」水泥工說：「不在。」「是今天還沒來嗎？[236]」「您說什麼？」（他們是卡拉布里亞人）「他今天來了沒有。」「我們不知道。」「這裡總有個工頭吧？」「在上面。」奎因托和安佩力奧就上去了。 在上面，只有牆體但還沒有天花板和樓板。門面向空中。一種愉悅之情抓住了兄弟二人。「哇噢！哇噢！」他們叫著，展開胳膊試著在支撐架上走步，就像走鋼絲似的。 突然傳來了鞋底刮擦的聲音。要穿過這個房間，必須要通過一塊窄窄的木板，這木板架在一道門檻和另一道門檻之間，懸在空中。而在那頭，門洞後，就好像有意要把自己藏起來一樣的是卡伊索迪，他正看著他們。 奎因托和安佩力奧恢復了鎮靜，還有一點難為情。「啊，卡伊索迪，白天好啊[237]，晚上好啊，我們正找您哪。」承包商那龐大的身形堵在門框裡，從那門下伸出細細的木板。他手插在口袋裡，什麼動作都沒有。奎因托順著木板向前邁了幾步，感到木板在他腳下陷下去，顯得猶豫不決；他指望卡伊索迪能做出點表示，指望他至少把腳壓在木板的那一頭保持平穩，然而他什麼都沒說，什麼也沒做。奎因托就那麼在空中晃著，為了找點什麼話說，就道：「我給您介紹一下我的兄弟安佩力奧。」卡伊索迪從口袋裡掏出一隻手，伸到那頂美式帽子的帽檐邊，用攤開的手掌推了下帽檐。奎因托朝弟弟轉過身去，十分緩慢地，為的是不讓木板搖動；他看見弟弟正以同樣的姿勢回應著卡伊索迪，兩人都面容嚴肅。 「您別在那裡走了，會掉下去的，」卡伊索迪慢悠悠地說，「你們到下面去，我這就來。」 他們去了麥利納咖啡店。坐在一張人行道上的小桌子邊，有些嘈雜。卡伊索迪想請客。「一杯潘脫米[238]？」安佩力奧便要了杯潘脫米。胃疼的奎因托點了一杯大黃酒，儘管他確信大黃酒也對他不好。安佩力奧請卡伊索迪抽菸。奎因托不抽菸。他們很快就操起了一種十分相熟的語調，安佩力奧和卡伊索迪這兩個人；奎因托有一點點嫉妒。 卡伊索迪正向安佩力奧重複著所有的他早已跟母親和跟奎因托說過的那些東西，總是說那些：「就像我跟您媽媽夫人說的那樣，就像我跟您兄弟先生說的那樣」，和那些「我也不需要跟您解釋這事了，工程師先生」。安佩力奧是化學博士，但也沒提出任何異議。他正不動聲色地聽著，香菸吊在黑鬍子間，厚厚的眼鏡後面眼睛半閉著；不時地發個問題，但只是很隨便地問問，就像大家互知根底一樣，而不是像——感覺上是——奎因托表現的那樣像個專家，提防著糾纏式地問。 甚至，對於奎因托的一個異議，卡伊索迪，立刻擺起了那副哀怨的模樣，轉向安佩力奧，幾乎是去求助。「您明白您兄弟先生說的這件事情……」 「不對，不對，卡伊索迪……」奎因托為了補救馬上說道。而安佩力奧只是做了一個橫向掠過桌面的手勢，就像是要把所有的次要爭論都抹走，要把討論帶到要點上來一樣。 卡伊索迪還想繼續扮演受害者的角色，但是他已經不再那麼自信了。還總在跟安佩力奧說：「作為兄長的您……」 「不，我是哥哥，您看，」奎因托說，有點不好意思。但卡伊索迪並沒有改變他對安佩力奧更為恭敬一些的態度。 「……如果您跟我說你們需要一段間距的話，我就給留上一大段間距。」 安佩力奧說：「間距可是您需要啊，可以避免底樓的潮濕。」 「是我需要，是我需要，不過您讓我明白，就算不留間距，底樓我還是照樣賣，不過你們如果明天，也就是說說而已啊，你們想在那附近建樓的話，這間距可是用得著。」 奎因托看了眼安佩力奧。他正緩緩地吞雲吐霧。等到這團煙在空氣中遠去後，說了句：「……那如果我們一起蓋樓呢？」 卡伊索迪的手指在那一小截菸頭上輕微地點了一下，抖掉了菸灰柱，眼睛變得潮濕起來，好像在凝視遠方，用來逃離一種久遠的感動，但同時眼角的皺紋卻劇烈地濃密起來。「我就說我們可以好好商量，大家都高興的吧，」他說。 九 安佩力奧的意思是不要太重視有關卡伊索迪的負面情報。「你知道***這裡是怎麼樣的。不管是說誰，人們只聽那些閒言碎語。一個人在這裡初來乍到，做生意，走自己的路，所有的人都會剪他身上的衣服[239]。」 卡納爾也無意說過：「你們跟卡伊索迪合夥？你們？你們的母親？和那個粗漢，那個騙子，沒品的傢伙……那個一直把那個女秘書帶在身邊的……」「啊，那個姑娘……我們見過她了，」奎因托說，馬上就被一個簡單的好奇岔開了話題：「為什麼？怎麼了？她像是個鄉下人……」他看了看弟弟，就像是想求得肯定；安佩力奧瞄了他一眼，幾乎在說：「我都跟你說了，他們是怎麼……」 「她就是，」卡納爾說。「他把她從他老家帶出來。把他的妻子和孩子丟在山上……」 「那你是說……」 「我可什麼都沒說啊。那是他們的事，我什麼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只是那裡的什麼氣氛讓我覺得不大對勁，那裡……」 奎因托說了他不久前體會到的那個印象：就是那個相似之處，不是生理上的，也不是外貌上的，但也正因為此而更讓人覺得不安，這相似之處把那兩個如此迥異的人聯繫起來了：編著辮子的姑娘和卡伊索迪。 「那又怎麼樣，你也不要老往歪路子上想嘛……」 「你說什麼？……因為，你知道，想想他……和一個可能只有十六歲的姑娘，他都能做她父親了……」 「嗨！父親嘛他肯定是很多人的父親了。他從老家逃出來就是因為他的私生子滿山谷都是。」 「也許就是他的私生女呢，你相信嗎？」奎因托說，但他感到是時候要對那種搬弄是非的好奇做出反應了，是時候要表現出，自己作為一個有生活閱歷的人，是跟那些地方偏見相去甚遠的：「就算是，又有什麼不好的？他有個私生女，很好，他不但沒有拋棄她，還給了她份工作，把她帶在身邊。你們有什麼好給他的身上背上十字架的[240]？」 「誰知道啊，我什麼都不知道。」 「然而如果不是他的女兒，而是他的情人的話，呃，那又有什麼不好的？他喜歡小姑娘，小姑娘們也是你情我願……你們還要鑽牛角尖？」 「我？我一點都不在乎……如果是他的女兒，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如果是他的情人，也是一樣……如果兩個都是……」 「我們可以回到合同上來了嗎？」安佩力奧問道。 這天下午天氣很好，有太陽和微風，讓人想干番大事。兄弟二人剛離開卡伊索迪就去找律師。他們不得不等上一陣，因為卡納爾的諮詢時間表都排滿了；但是等待並沒有減弱兄弟二人的激動，他們坐在前廳里，繼續完善著他們的計劃，用的還是含糊不清斷斷續續的對話，好叫其他也在等候的客戶弄不明白他們在說什麼。從工作室里傳出一陣用方言爭執的叫嚷：卡納爾曾經承接過一些鄉下的客戶，是些小物主，他們在遺囑和邊界這些無止境的小問題上爭執不休。第一次奎因托感到不再為游離於這個祖先的世界之外而感到負疚，而是感到屬於另一個世界，從這另一個世界中他可以帶著優越和嘲諷地觀望那個祖先的世界：這另一個世界裡都是些沒有成見的新人類，習慣了操縱錢財。 然而卡納爾，剛聽到這個計劃，就從沙發上跳了起來。「你們真是瘋了！和卡伊索迪！那個會把你們當鶇鳥烤成串[241]的人！」 奎因托笑了。「慢著，還要看看誰是鶇鳥呢……這筆生意可都是對我們有利……」 「是啊！但他同意啊！當然啦！」 奎因托總是微笑著。「他同意啊。我們已經跟他談過這事了。」 「你們簡直是瘋了！和卡伊索迪合夥！你們！你們的母親！」等等。 「你聽著，」奎因托說，在向卡納爾解釋時，擺出一副幾乎是寬容的耐心的表情，就像是對當我們已經成人時卻還認為我們是小孩子的父母一樣；那語調，聽得出來，是用來掩蓋沒被人當回事的一丁點的氣憤。 奎因托解釋了卡伊索迪準備如何支付那兩片毗鄰的土地，一部分是用現錢支付（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用這筆款子付清稅費了），一部分是用套房支付（這樣一來他們的非生產財產就轉化成一種有利可圖的收入來源了，無需任何花費）。對於卡納爾的異議，奎因托覺得越來越有趣，他甚至還儘量去挑撥他：每出現什麼新問題都使這個遊戲變得更繁瑣和更引人入勝，考驗著他們所有人的能力。奎因托在卡納爾身上寄予了很多的尊重和信任，正因如此他才喜歡給他找來如此棘手的問題來處理，好看看他是如何應對的。對安佩力奧來說，律師的猶豫不決令他生厭，讓他覺得是一副失敗主義的做派，他生硬地，幾乎是厭惡地談著話，倒不是因為他有多信任卡伊索迪，也不是因為他以為他們的計劃有多完善，而是律師的躊躇不決破壞了他撲到生意中慣用的那種果斷，幾乎是進攻式的節奏，他深信那件事吧，要麼就得果決地做，就像是一天能做上十筆這樣的生意，然後就不管不問的人，要麼就得陷入一堆「如果啊」、「但是啊」之中，然後就變成了一件永無止境的麻煩事，於是儘管值得，這是可能的，對，但還是最好什麼也別做。 他站了起來，抽著煙，現在在他那些簡明的玩笑話里，他似乎變得比卡納爾更悲觀了，而且總在反駁奎因托。而奎因托，由於感到再也靠不住弟弟了，就猶豫起來：如果不利的可能性太多，也許正好趁機退出，退而求其次地只賣掉器皿地算了。 結果並非如此，卡納爾研究著可能有利的合同條款，正津津有味地考慮著那個承包商一切有可能的違約行為，並用最複雜的條款、押金、止付支票和各種類型的擔保來武裝他們。他拉長扭歪著臉，眼睛溜溜地直轉，撓了撓亂蓬蓬的頭髮，埋頭在紙上寫滿了注意事項。「我來給你們立個合同，一個專門針對卡伊索迪的合同，一份每分每毫都不會出錯的合同……一份一點心都不用操的合同……」他冷笑著，幾乎是蜷在沙發里，思考著這個像豪豬一樣棘手的合同。 然後，他疑心地聳了下肩說：「當然是指為那些合同需要的東西。」 十 一切活動都是從圖紙，透明描畫的建築用紙，和預算開始的。 現在不可或缺的人物是特拉瓦利亞工程師。 特拉瓦利亞是***城最繁忙的建築工程師之一，他只能陪奎因托和安佩力奧匆忙不安地坐一下，在地上展開一張又一張的建築平面圖時，還總在接電話，訓斥勘測員。 特拉瓦利亞工作的突發性很強，時而發號施令，時而用尺子畫線，時而推翻一切，還不時抬起淺色的眼睛，微笑著，將胳膊沿著敦實的軀體垂下，突然又像被一種絕對的寧靜攫住，就像眼前擁有無限閒散的時間。他那樣肥肥地縮在繪圖桌邊高高的轉椅里，面浮微笑，目光深邃。「但是安弗西兄弟你們知道嗎，合同細則意味著什麼？」他是一個既讓人有安全感，愛嘲弄人，又有點陰險的傢伙。肥胖和早禿讓人感覺他相當成熟：他顯然是利用了外觀上的權威。安弗西兄弟都生活在遠方，糟糕而勉強地維持生活，拿自己能力之外的糊塗野心打賭，對於特拉瓦利亞來說，他們代表著他根本就沒想過的生活方式：藝術，科學，可能還有什麼政治理想吧。他沒這麼想過真好！他看著安弗西兄弟，反覆這麼想著，他們總是停留在原地，什麼主張都沒有，奎因托是既什麼都不會做，也不知道要做什麼，安佩力奧是個直到六十歲才可能當上教授的大學實驗室的小職員；反正，已經是毫無疑問的了，他們是兩個失敗者；看著他們，他對自己感到無與倫比的滿足，並向他們炫耀自己只注重要點，注重實用的做人原則。但是他對他們給出了更多的熱情：安弗西兄弟的出現總是讓他來氣；「但是，本質上，他們很可憐，我很喜歡他們，」他對自己說道，「本質上我是唯一理解他們的人。」 現在他們正在檢查賬目。工程師抬起頭，注視著他們二人，然後突然用他那疲憊而安靜的笑聲笑了一下。「安弗西兄弟，究竟是什麼人讓你們忙起這事的？」 「夠了，我們算是明白了，恩里科。今天你是受夠了。我們明天接著來。就是說這個問題得由我們來解決了，」他們已經朝門口走去了。 「別啊！」工程師跟在他們後面跑去。「看你們說的，我怎麼會讓你們自己忙這事呢！那個卡伊索迪，能一口把你們吞掉，可憐的孩子們。你們待在這裡，我們重新開始……」 得派個勘測員去卡伊索迪那裡問一個標在圖紙上的東西。卡伊索迪的辦公室離工程師的工作室並不是很遠。勘測員回來了，說：「卡伊索迪不在辦公室里。我問了那個小姐他……」 「那個小姐……」特拉瓦利亞冷笑起來。 「那小姐說她也不知道。」 「那女孩連……都不知道……但是她在那裡時我們看到圖紙了！你去，回去，跟她說那圖紙就在桌子上，今天早上還在的，現在也應該在。」 安佩力奧，本是安安靜靜坐著的，身上穿著防水外套，下巴垂著，鬍子貼在胸前，站了起來，說道：「我去，」開了門，走了。 特拉瓦利亞，像是為了什麼不能用言語表達的東西，止住了啞啞的笑，望向空中。 奎因托沒弄明白。過了一會，他說道：「但為什麼呀，你是說安佩力奧去那裡是為了……」 「你說什麼？」工程師說，心思已經轉移到別處了。他們又檢查起那些計算來。 過了二十分鐘左右安佩力奧回來了。他直挺挺地站在那裡，一動不動，什麼也不說。「怎麼說？」 「要去地上看看。圖紙上弄錯了。」 結果是三個人都過去了。器皿地和勿忘我地已經半空了；母親已經著手讓人搬那些植物了。這天天氣很好，花兒和葉子在太陽下一副繁盛歡快的樣子，植物如此，雜草也如此；奎因托覺得自己從來沒有發現過在那幾小撮土地上竟有如此濃密多樣的生命在繁衍著，而如今，一想到那裡的一切都要死去，還要長出用柱子和磚頭搭成的腳手架，他就悲傷不已，甚至是生出一種對琉璃苣和大蕁麻的愛意，幾乎是一種悔恨。而其他兩個人似乎只是在簡單地享受著那時辰；工程師戴著頂帽子，但那裡很熱，他把帽子握在手裡；他額頭上留下了一道紅色的汗淋淋的印跡；太陽就直射在他的禿腦袋上，很快他便不舒服了，就又戴上帽子，但只是輕輕地架在頭頂上，而這身裝扮帶給他一副星期天的模樣，一種狂歡的感覺。弟弟終於把他那件過季的防水外套脫了下來；外套給他疊得很規整地搭在肩頭。他們邊轉著，邊丈量邊界上的一個凹處。奎因托讓他們忙去了。工程師，儘管是在工作，還沉浸在那些平靜的沉思默想時刻中。奎因托用兩根手指夾起花草，仔細觀察起它們。「這是什麼植物？」他問安佩力奧。安佩力奧以一副行家的，而且幾乎是愉快的神情回答了他。奎因托很驚訝，因為他從沒發現他弟弟對植物留神過。 一排盆裝的大麗花動了起來，是誰在那裡面鑽？卡伊索迪編著黑辮子的秘書姑娘。她鑽了出來，帶著那雙全是睫毛的眼睛；穿著一套灰色布料的「正裝西服」。「哦，你們也在這裡？我在找卡伊索迪先生，他應該來這裡的……」 「我們當然在這裡，」奎因托說，「這地還是我們的，合同還沒簽上呢！」誰知為什麼，他竟發起火來。 「我又不知道……他說要和一位先生來這裡的……」她沒說下去，把手中的信封捂在嘴邊，做出一副難為情的模樣，就好像她說多了，但在那件西服外套里，她完全是昂首挺胸的架勢。 「你們倒說說看，他還沒有把地買下，就已經想把還沒建成的住房賣出去了……」奎因托說著，朝另兩個人轉過身去，一副既譴責又欣賞的樣子。 特拉瓦利亞和安佩力奧好像並沒有跟著這個話題走。他們正朝著那姑娘。工程師頭歪在一邊，眼睛半閉，嘴巴大張，仍是那樣疲憊地笑著。安佩力奧一隻手指插進上衣的口袋裡，防水外套斜掛在一隻肩膀上，眼鏡厚得叫人看不見他的目光，就像一個十九世紀的人。他把手伸向那姑娘拿著的信封，說：「有郵件？」那姑娘迅速把郵件藏在背後，他們就好像在鬧著玩一般。「不是給您的，是給卡伊索迪先生的。」「什麼事這麼急？」「誰知道啊……我怎麼知道？」而工程師說：「您的老闆可是照著對自己有利的方法來量這塊地的，這您知道不知道？」「我不……然後是有斜坡的地方量出來的面積要小一些。」「啊，這個您知道？」那姑娘聳了聳肩。 工程師冷笑著說道：「但是卡伊索迪每天早上都要給您發出該說些什麼的指示嗎，還是只給您發出不該說什麼的指示？」 她眨巴眨巴眼睛，把辮子甩到身後去。「您說什麼？卡伊索迪什麼都不跟我說……」 「那您當的是什麼秘書啊？」 談話變得輕鬆起來。他們在那塊地上轉悠著，那個姑娘在他們中間，她扯下一片樹葉抿在嘴裡。安佩力奧請大家抽菸，第一個請的就是那姑娘。「謝謝！我不吸菸，」她齒間含著樹葉哼哼唧唧地說。 「真是一個純潔無瑕的姑娘啊……」工程師挑逗地說。 「這又怎麼樣？」她說。 上面的平台上沙沙作響，母親從籬笆後探出腦袋來，她戴著頂大草帽和園藝手套，拿著把大剪刀，正在剪玫瑰的接穗。工程師第一個發現了她，脫下帽子跟她打招呼。 「孩子們，是你們啊，你們有什麼客人啊？哦，特拉瓦利亞，我真高興見到您！您是來研究這塊地的嗎？您戴上吧，戴上吧。誰知道呀，您覺得這個該死的計劃怎麼樣？」 工程師又戴上了帽子，戴得很端正。「我們會儘量把這事做好的，夫人，您別怕……」 「這位漂亮的小姐是誰啊？等等，我認識她，」母親說，把鼻子上的太陽鏡放下來。「對啊，是麗娜小姐。」 誰知為什麼，奎因托粗暴地說：「才不是呢，你不認識她……」 「對，對，」母親堅持說道，「前幾天她來取過合同草稿，是麗娜，我們企業家的小姐，應該是：是我們的合伙人……」 這姑娘，當母親出現時往那邊退後了一步，看著別處，來到籬笆前，用她那帶著方言的假聲打了個招呼：「對啊，太太，白天好，是我，是我麗娜，您好嗎？」 兄弟二人嫌她們煩，想讓她們長話短說，安佩力奧於是就對工程師說：「那斜坡呢，那斜坡，還有沒有辦法計算那斜坡了？」 然而特拉瓦利亞繼續跟母親寒暄著：「您在打理您的花兒嗎，夫人？」 「我儘量救救那些還有救的，特拉瓦利亞……」 每個人都自顧自地忙活著，母親在她的玫瑰後面，工程師和兄弟二人在重新丈量一個角落，而那姑娘——麗娜——在遠處一旁待著。但是工程師並沒一門心思地管工作上的事，他一個勁地笑著，吐了口煙，慢慢道：「不孝之子啊，安弗西兄弟啊，你們真是不孝之子啊……」 「為什麼啊？」 「因為你們讓她做的事啊，讓你們的母親……現在你們還讓她管卡伊索迪叫合伙人……和你們母親的合夥，真是不孝之子啊……」 「恩里科，你可真是瘋了啊！我們從來沒有這麼喊過他合伙人，也從沒讓誰這麼叫過！誰知道現在她是怎麼一時興起想起來說『合伙人』這個詞的。合伙人：這詞還蠻好聽啊！但是和她有什麼關係？而且這是一筆我們兩人的生意，是我們的主意，由我們兩人來對付……」 「你們兩個不孝之子……」 在那邊，他們時而憤怒地說些挖苦話，時而丈量土地。突然傳來一陣低語，他們轉過頭去：卡伊索迪出現在麗娜身邊。他正用那山里人尖細的語調低聲地跟她說著什麼，滿臉怒氣，臉上柔軟的線條緊繃著，而她，用同樣的語調、同樣的方式回答著他。他已經撕開了信封，似乎對那信很生氣，他反覆讀了有兩三遍，嘴巴大張著，很吃力地拼讀著，然後把信連同手一起插進褲袋裡，往前走了起來，也沒和他們打招呼。在卡伊索迪表現出來的那種粗暴和固執之外，奎因托還覺察出那許多的不設防和軟弱，那男人孤身一人，愚昧無知，成了這裡的公敵。他走路時口袋裡攥著拳頭，臉也好像縮小了一般，眼裡全是皺紋，從沒見過他穿得這麼邋塌，收水的上衣套在格子羊毛襯衫外，走了形的黃布料褲子，濺滿灰漿泥的舊鞋子：這下他倒真像一個泥瓦工了，他只缺頂用報紙糊成的小帽子了。 姑娘麗娜和在他一起時——奎因托注意到了——沒有她往常莊重的神情，而是一種幾近厚顏無恥的表情，還吵著架，隔著幾步遠的地方緊跟著他，十分警覺的模樣，但總是一副爭執的架勢，就好像對他有滿肚子的怒氣都發不出來。 但卡伊索迪，在那神經質而狂躁的幾步平靜下來後，轉向兄弟二人，點頭對他們打了個招呼，就好像是他們在路上碰見了一樣。「您是來重新丈量這個凹地的吧，卡伊索迪……」奎因托說道，很快就後悔了，因為他覺得自己的聲音就像是為自己在那裡辯解一樣，在那塊還是他的地皮上；於是，為了更正那個腔調，他就變得挑釁起來：「因為您量過的這些尺寸，您知道，真是量得漂亮啊，都是錯的！」 卡伊索迪走上前來，那眼睛就像在眺望地平線一樣地看著奎因托；眼皮發紅；眼裡水汪汪的，嘴唇濕潤，如同一個內心充滿著巨大仇恨的人，或像一個隨時可以大哭起來的孩子。「您現在發泄出來的這些算是什麼東西？」顯然，他正迫不及待地宣洩出自己的怒火；大叫道：「你們該幹什麼就幹什麼去，這是我的事情！」 「等等，卡伊索迪，對不起啊，」特拉瓦利亞出來調停，往前邁了一步，一副剛剛介入的模樣，「您是企業家，就做企業家的事，我是工程師，就做工程師的事。對吧？那麼，您聽著……」然後就向他解釋起來事情的緣由。卡伊索迪聽他說著，但總是搖著頭，看著地上，就好像是在說，對，工程師說的事情都是對的，眼下工程師可能是理解了，但不知道他們兄弟兩人的腦袋裡想的是什麼，很明顯他們是生他的氣了。「不對，卡伊索迪，您聽著……」工程師帶著那溫柔的笑容說道，微困著，一副見過許多世面的模樣，知道什麼時候該放手。「我該做什麼，您倒是跟我說說看我該做什麼……」卡伊索迪雙臂攤開地說著，他的聲調越來越哀怨，簡直是一種延綿不絕的哀訴，搞得就連工程師嘴裡的元音也拉長了，長得讓人感到有一種寬容和妥協的可能，這樣一來就搞得好像他們是在輪流打瞌睡。在這個軟塌塌的元音遊戲中，奎因托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外了，甚至顯然是被視成了一個無足輕重的人，還不只是他，而是整個他家，就好像作為物主和支配這筆生意的進展都無關緊要一樣，儘管奎因托認定自己是這麼做過了。他不知道是不是卡伊索迪和工程師用的語調更讓他討厭。好了，是安佩力奧該用那種猝不及防的方式介入一下的時候了；奎因托轉向他，卻沒看見他。他在遠處，在那塊地上，那裡綠色茂密，他正背對著外面，就像一片背光的影子，在他面前是麗娜，還是那副神情，正把辮子纏在一根手指上，他們說話聲音很低，他不時往前進一步，她則跟著退後一步。過了一會，仍是那樣背對著大家，沒轉身，但就好像一直都跟著他們的話題走似的，安佩力奧很有勁地說道：「那麼，卡伊索迪，您想怎樣就怎樣吧，我們時刻準備著一切落空。合約可以取消，合同還沒有簽。」 「什麼：一切落空？」卡伊索迪跳起來，那聲音比之前更憤怒更刻薄，但跳到一半時他又改主意了，突然大笑起來。用他那種醜陋的笑來笑著：嘴巴微張，一口亂牙，搜尋著他人的目光，就像是要尋求一種確認，確認安佩力奧說了件荒唐事。「什麼，落空？那麼我們在這裡忙什麼呀？」他笑著。「我們在這裡就是為了來商量的，對不對？我們在這裡就是為了交朋友，像朋友一樣來交往嘛。」 母親又從籬笆上探出頭來。「你們是在說要讓一切落空嗎，哎喲哎喲哎喲……我可憐的植物啊，移了又栽，栽了又移……」 卡伊索迪捲起了袖子，微笑著，顯出一副豪爽的樣子：「當然不，當然不，夫人！我們是朋友，我們像朋友一樣做事！您放心，夫人，這活我們會做好的，會照您的意思協商好的……甚至，如果您想我在花園裡做什麼改善的話，我們正好有些泥瓦工……」 「不，不，我在花園裡最不想要的就是泥瓦工。」 「那我們就不讓他們進來！我們在這前面修一條過道。」 「的確如此啊，牆是朝著我們的，可以讓這牆上爬一些攀緣植物……」 「什麼？啊，當然，我們會弄上些漂亮植物的，您想怎麼做，我就怎麼做，您會發現一切都好說嘛……」 卡伊索迪手忙腳亂之中，把一株大麗花弄倒了。「他都沒有說對不起，」母親事後評論道。 十一 奇怪的是在簽合同時，卡伊索迪並沒有在大家先前估計的地方找麻煩，而是在其他地方，在那些不怎麼重要的地方，那些很容易就能克服困難的地方。奎因托甚至有點失望。這是份很棘手的合同，卡納爾和公證員把渾身解數都使出來了，真是灌木叢一樣糾纏繁蕪的合同，裡頭儘是些合同細則，由一系列匯票擔保的現金款項付款期限，建成套房的交付期限，一切都被「所有權保留」的條款限制著，也就是說企業家如不履行合同中的任何一項內容，土地並連同這土地上面所有其時已完成的建築都將歸還給土地主。「如果他接受這條，你就是在鐵桶之中了[242]，」卡納爾之前跟奎因托說過。卡伊索迪接受了，他隨他們去了，嘴都沒動一下，就好像合同不過就是一種形式。他一個人來到公證員那裡，沒帶律師，沒帶任何人，「是為了省錢」，他們這麼說道，或者也是「因為他每請一次律師，總要以吵架告終」。公證員那裡，安弗西家三口人都在，母親和兒子們，再加上他們的律師和公證員，直到卡伊索迪走進那間工作室（僅是這環境就該給他一些畏懼之感），才環視了周圍一眼，裡面全是那些只認白紙黑字的文化人，那眼神就像籠子裡一頭被觀望的野獸，步步後退，但知道那已經不管用了。奎因托，總是想用一種愉快的思維來想像他，就跟自己說道：「他就像是被扔進獅坑的但以理[243]，」但是這個把他設想為受害者的方式一點也沒讓他覺得好玩：他得把他看成一頭獅子，難以馴服，野性十足，而他們所有人都是用但以理做成的坑，圍住他，像獄吏一樣正直而頑固的但以理，在用叉子一般的合同條款來戳他。 卡伊索迪在一張挨著公證員寫字檯的椅子上坐下，其他人在那周圍或坐著或站著，他非常仔細非常專注地傾聽著從公證員唇間吐出的公文朗誦。他嘴半張著，不時默默地翕動著嘴唇，跟自己重複一句什麼話，奎因托自問他會不會真是一個傻子。然而他卻緊張得不想漏掉任何東西，還不時地抬起一隻重重的手，「啊……高點聲……」於是公證員就一個音節一個音節地重複那些話。有時好像他是怎麼著都不行，並確信這完全是由他來承擔損失的一個圈套，他幾乎都聽不下去了，好像要不了多久他就會站起來，還會說：「你們全都瘋了！」還會摔門而出；然而不，他等著公證員斷句換行時，還會用下巴示意一下，表示贊同。有時他也提出反對，對一些誰也想不到的細枝末節，尤其是技術上的細節，比如什麼小礫石一類問題，就這個問題上居然能冒出半小時之久的爭論，也是因為安佩力奧不知道為了什麼原則上的問題止步不前，不顧律師跟他說算了吧。 奎因托煩了起來，反正所有的人都很仔細小心，他就索性去看窗外春日下的路，盡力去喜歡家鄉，喜歡進展順利的這筆生意，但他感到一切都已經結束了，感到這場建築企業家的經歷不過是官僚上的問題和無聊的討論，他是既不好奇也沒熱情了，只希望從那以後跟在他弟弟後面就好。 事情漸漸轉好，好像一切都進行得異常順利，在這個情勢下卡伊索迪成功地推遲了一張匯票的期限，甚至是三張匯票中的兩張，都改成了分期付款，甚至還讓減少了一筆二十萬里拉的款項。 安佩力奧看看手腕上的表，合同還沒有簽，他卻說：「我得走了，我的火車要開了。」 奎因托不知道他要出發。「怎麼回事啊，還沒有簽哪……」他對弟弟發瘋似的發起脾氣來。「你為什麼現在走？」 「我當然現在走。明天實驗室里誰去啊？你？」安佩力奧馬上用起一種傲慢無禮的腔調。 奎因托現在對要待在那裡由他來操辦一切厭煩至極，他已習慣會由弟弟來掌管這個問題的想法了，習慣他可以隔著一定距離地觀望的想法了：他指望事情就這樣發展下去了。他們於是喋喋不休地吵起架來，你一言我一語地低聲吵著，就當著公證員和卡伊索迪的面。「你之前沒說你要出發啊……你把我扔在這裡……」「當然啦，反正最重要的部分已經做完了。委託書在媽媽那裡，她來簽，沒問題了……」「不啊，還有好多事情呢……我們什麼都還沒做好呢，啊呀……」 母親介入進來：「但如果他有實驗室要忙，奎因托……」 「這裡成天都得賺錢，和什麼實驗室混在一起啊！」奎因托本想這麼說，這就像是在扮演一個不願意送兒女去上學的老店主角色；但是他還是忍住了，說成：「還得先商量商量嘛，這樣就可以一個人在這裡待上一陣，然後再換另一個人待上一陣……」 「要是您也想走，不必擔心，」卡伊索迪說，「您儘管出發，反正如果我還有什麼話要說，就和您的母親太太說，我們來商量……」 奎因托想起他們爭執最激烈時卡納爾說過的一句話，這話特拉瓦利亞幾乎是一模一樣地又重複過一遍：「我已經知道這事情會怎麼結束了，現在你們搭起這個爛攤子，然後就跑掉了，不打招呼就走人：從火中取栗子的事你們就留給你們的母親做……」 「真的，」公證員說，「你們之中的一個要能留下來，還是有一些手續要辦的……」 「我可是要留下來的！我當然留下來！都已經這麼夠戧了！」奎因托激烈地說道，他渾身怒氣，因為他是真的想留下來，但他也有過要去米蘭的半點的想法：本西和切爾維戴里為起草那份雜誌的大綱召開了一個會議，奎因托一方面並不想去，因為他在和他們吵架，但另一方面他也很想去那裡，就好像湊巧經過那裡，反正他是真生氣了。 安佩力奧走了。事情結束得很快，簽字，匯票，一切。奎因托和卡伊索迪從樓梯上下來時友好地討論了開工事宜。「現在一切就等政府的批文了，」卡伊索迪說，「得把方案給技術辦公室看，等開過委員會，如果一切順利的話……」 「呃……要多長時間？」奎因托問道，警覺起來。「我以為都已經沒問題了。」 卡伊索迪冷笑了一下。「我們想得倒好，我們想得倒好，跟那些人啊……最能成年累月地拖時間……如果有什麼東西不行，那可是沒完沒了的麻煩事啦……」 「但是工程……」 「批文不下來，工程怎麼可能開始進行……」 奎因托停在樓梯中央。「不對啊，卡伊索迪，您意識到沒……您現在簽的這份合同中可是向我們擔保十二月三十一日要交付完成所有的套房啊！」 「慢著！」卡伊索迪上前一步，滿臉通紅，兇巴巴的，奎因托從沒見過他這副模樣，上一次在地里發脾氣時也沒這樣。「慢著！合同上說的是在八個月以內交付！八個月是指方案被委員會通過以後的八個月！」 「想都別想，卡伊索迪！有日期的。您今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必須要把房子交付給我們！」 不，對，八個月，十二月三十一日，協議，合同，在什麼地方確實是寫著八個月內交付的，而在另一個地方寫的卻是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反正，律師們的意見是沒什麼好緊張的，因為政府的批文不會拖得太久，「然後那個卡伊索迪在政府里一定有掛鉤[244]，他總是能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奎因托和卡伊索迪從公證員的大門裡出來後告了別，奎因托在心中已經疑惑起來是不是走錯一步了。 十二 工程延期開工了。只有兩人工作。他們先是挖地基。這是兩個泥瓦工；一個人瘦而長，皮膚黝黑，惡狠狠的，總是穿著短褲，光著上半身，像海盜一樣在頭上扎著條手帕，總是什麼活也不做，總在抽菸，或是跟女傭犯傻，時不時地揮動一下直直插在土裡的鐵鍬，之前還要在手心裡吐口唾沫，再吸口氣；另一個人是巨人，公牛一般的胸膛，剃光了紅頭髮的頭總是低著，就像一個什麼事都不想聽也不想看的人，儘管他有一張漂亮而年輕的金黃色的臉，眼光彷徨而暴躁，總是拚命地鑿著和鏟著什麼，就像一個推土機，很少應答別人的俏皮話，最多也只是陰沉地嘟囔幾句，幾乎都是口齒不清的。「一個很好的勞動者，」偶爾來看上一眼工程進展情況的卡伊索迪對奎因托這樣說他，奎因托朝他提意見，說只有兩個人工作的話要花上一年的時間，「他一個人頂三個人的工作。他能整小時地連續工作，一分鐘也不間斷。我的人都是他這樣就好了。」 夏天的主要事情就是幾個爭端：和卡伊索迪的第一個爭端，是賣出土地中一口黑井的挖空問題（他認為這井是屬於前土地主的）；和卡伊索迪的第二個爭端，是挖出成堆的泥土堵住了路；再就是工程中止了十五天的時間，因為這些工人不得不被卡伊索迪叫到他的另一個工地上，因為那邊的交付期限快要到了；最後是卡伊索迪的第一張匯票沒有付。 奎因托非常高興。總是跑上跑下的：有時去律師卡納爾那裡，讓他寫對卡伊索迪的警告信，有時去公證員那裡，因為合同註冊細節從來就沒能完善過，有時去工程師特拉瓦利亞那裡，把他帶到工地上去檢查一切是不是都按照合同細節的條款進行的（但還剛進行到地基階段），有時去卡伊索迪那裡，抗議催促或是盤問。他的行家朋友總在幫他，儘管從來沒怎麼把他當回事過，他們饒有興趣地看到他終於陷於實際問題之中；工程師沒少嘲笑過他，公證員總是給出依從的建議，卡納爾則堅持自己的職業苛刻。 和卡伊索迪的關係更是麻煩，更是不可捉摸，但一旦能逮住他，那就是奎因托收穫他決策的最珍貴果實的時刻了。精神上的果實，當然（對於那之後才會來臨的物質上的果實，總是瀰漫著一種不安，那是一種冒險帶來的膽戰心驚，而這冒險——現在奎因托把它當做個人經歷——正是自由經營的鹽分）[245]：是一種言語上的交換，因為這交換之中顯露出資金持有者和企業家之間的相互尊重，是會意甚至同謀的一眼，是使與話人糊塗的一刻，因為這一刻驗證了他一步棋的精明。奎因托靠過去得很突兀：是陡然地撲到卡伊索迪身邊，他當時正在麥利納咖啡店裡，坐在人行道上他常坐的小桌子邊，一個人，就像他往常那樣，端著咖啡杯或是一個空杯子，緊繃著臉（生意上的事情肯定給他平添了一道難看的皺紋）。「那麼，卡伊索迪，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奎因托攻擊道。企業家把目光朝他扭去，然後又投向遠處，就好像更願意沒看見他一般。奎因托，用一種強做出來的漸增聲調，申述著他的抗議。卡伊索迪還是看著前方，抿住雙唇，就像在抑制一種劇烈的爆發，也像是搖搖頭就能化解掉這爆發一樣，搖著搖著，就搖成了一種徹底的沮喪和不信任。他的回答總在離題，但充滿了一種徹底的鄙視，常常是侮辱性的，可以中斷一切討論。兩人很快就短兵相接起來：拳頭捶在桌上（卡伊索迪粗短的拳頭，結實得活像小足球[246]），把小碟子上的咖啡杯和玻璃杯震得叮噹作響。在言語的對峙中，奎因托愉快地發現，似乎是企業家他不想提高嗓門，要把他們的口角藏到別人的耳後[247]。隨後雙方都平靜下來，讓他們產生分歧的障礙貌似已經解決了：他們談起了將來，也談起了雙方能從工程的經營中得到的好處。現在他們像合伙人一樣談話，相互平等。馬路上滿是各行各業忙碌不堪的人，正從他們腳下走過。目光沿著一個歡樂而平庸的下坡花壇遠去，奔向海邊。 奎因托回到家裡，在地基的溝壑里看見了紅頭髮的泥瓦工，一個人（另一個在收工前就跑掉了），挖啊挖的，就像一個被打入地獄的人。 那裡變了模樣和色彩。更深層的泥土見了光，那是很深的褐色，散發著強烈的潮濕氣味。在層層軟土和積爛的土塊下，表土層里植物的綠色消失在從地里翻出的堆堆新土中。在開挖出來的內壁上，露出一些死根節、蝸牛和蚯蚓。母親，從花園裡那濃密的植物間，從沒有採摘下來並任其癱軟在莖稈上的花朵間，從高大的灌木叢間，從含羞草的根枝間，探出目光來，每天都窺視著他們在失去的土地上挖溝，然後又退回她的綠色中。 十三 「同時，如果您有什麼人在找套房或是倉庫，就可以直接把他送到我這裡來，」奎因托給蘇拜爾加中介公司的主管付完了生意成交的手續費後這樣跟他說道。 「您說什麼，博士[248]？為了什麼？」那個托斯卡納人問道。 「啊，我是說，還要幾個月的時間，」奎因托明確說道。「那邊要蓋的樓，您知道嗎？就是卡伊索迪的……十二月份就會好了。」 中介公司的那個人笑了。「哦，是啊，什麼十二月份啊！」 「就是十二月份，當然是：合同里就是這麼規定的！我們有『保留所有權』！」奎因托其實已經接受了十二月份前是拿不到房子的事實，但聽到這事情被如此肯定地說出來，還是由這裡這個完全不相關的人說出來的，使他很氣憤。「卡伊索迪必須得把房子交給我們！」 「是啊，博士，要我們說吧，房子還要一年才好，得啦。有關日期的事最好別擔保。凡事一旦和卡伊索迪搭上關係……」 「您說什麼？您現在才來跟我說這個？當初是誰把他卡伊索迪帶給我的？是您！」 中介公司里有個女人，一個褐色皮膚的女士，瘦瘦的，皮膚曬成了古銅色。插嘴道：「房子，您剛剛是在說房子？在哪個區？幾間房？」她大概三十五歲左右，米蘭人，或是倫巴第大區的，太瘦了，穿著夏季緊身衣，甚至有點破破爛爛的，臉上有點滄桑，但目光里有種爆發，有種火焰。奎因托看看她的臉，胸，赤裸的胳膊，倒是有點優雅的和諧。 「不是，太太，」托斯卡納人說，「房子現在還沒好，而且您是要買房子，而博士是想租房子，對吧？」 「對，」奎因托答道，問題就這麼解決了。 「而我之前跟您說的那幢新樓，太太……」托斯卡納人跟她說起來。 「白天好[249]，」奎因托說罷，氣憤地走掉了。中介公司那個男人的行事方法很是冒犯了奎因托，因為這立刻排除了那位女士有可能對他房子的興趣。他對不能和那位女士談房間的數量和方位，也不能談談廁所和廚房，感到非常不快和憤慨……當他粗魯地告別時，那位女士還回頭看看他，一副詢問的表情，而且也告別了一下，一個微笑……一個有意思的女人，也許不算漂亮，但引人注意：很女人。奎因托想要的不是怎麼談房子，而是和她說說話。事實是，現在他離那段人行道還不算很遠，就像是等她從中介公司出來一樣。果然，他很快就看到她走上前來。他們打了招呼。「對不起，」他說著，把她攔下來，「我想跟您說，假如，如果您對那個街區感興趣，那些房子，不用承擔任何義務，是賣是租，我們還可以再商量……」 「噢，謝謝，我還不是很清楚，我剛才跟那位先生說，還只是一個想法……我還不知道我們將會留在這裡還是去拉帕羅[250]。我丈夫……」 他們一同走了一段路。 「米蘭人？」 「呃，其實我是曼托瓦[251]人。」 「啊，真不錯！您去哪裡下海游泳？」 「去『賽來內拉』。您知道嗎？」 「呃，我偶爾也會去。」 「如果您哪次經過，我的沙灘傘就是堤道邊的第一個。」 他第二天就去了。海灘很窄，人多極了。奈利太太有一把沙灘傘，還有一群朋友做伴，其中有位上校。奎因托不得不坐下來，加入談話，無聊極了。他後悔來這裡了。穿著泳裝的太太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不再像昨天那樣讓他感興趣了。海浪有點大，沒人想下海，最後他們還是決定了，尖叫著迎浪跳進去。一根腐爛過半的繩子，給黏糊糊的海帶纏得全綠了，掛在一排鐵桿子上。奈利，很害怕，拽緊了繩子。奎因托，每每海浪襲來時，為了扶穩她，就從後面抓住她的胳膊。在一股貌似很大的浪就要打過來時，他兩隻手都抓住了她的胸。然而浪很小。奈利沒有推開他的手。笑了。 他們一起過了夜。為了找到一間房，奎因托整個下午都在轉：那是八月，賓館和小旅社都滿滿的。他從一個只向男人要證件的房屋出租人那裡找到了。房間面朝市中心的一條街；奎因托習慣了他家別墅樓上通風的夜晚，感到很熱，睡不著覺。床是一人半大小的，待在上面很擠。他們裸著身，床單被汗濕了，街燈的亮光從打開的窗戶里投進來。奈利背對他睡著；他跟她分開一段距離，不得不待在床沿上。他想叫醒她，事實上是，跟她是第一次，愛卻這麼少，他感到有種要重新開始的必要，他只需要一點點的主動；但是那太太只是睡著，他又懶，更願意把她想像成她就是這麼一種人，不是太在乎，並不像看到她第一眼時他所感覺到的那種欲望很強的人。他看著她不再新鮮的頸項，尖尖的肩胛骨；有好些年了，奎因托只接近那些讓他稍感厭煩的女人，出於一個公開的目的：他怕被拴住，他只想要短暫的愛情。 於是他想起了房子，想起了卡伊索迪，想起了匯票…… 十四 缺水泥了。那個月，據說，常規的配送沒有到，***城所有的工地都停了下來。據說……也就是卡伊索迪這麼說！事實上，特拉瓦利亞工程師被問到這事時也肯定了這個說法，但隨後就笑了起來，讓人明白了，是，在某些情況下，是缺水泥，但在另一些情況下，是有水泥的，也就是願不願花錢的問題。很多工地都中止了工程；但也就幾天時間；接著就幾乎又重新開工了。只有卡伊索迪沒有水泥，而現在正是澆灌水泥的時候。 「我當然是故意這麼做的！我們缺水泥，而不是缺你們跑來折磨我！」他對又來管他要說法的奎因托痛斥著；然後，就像以往一樣，又從激烈的言辭轉成了啜泣的哭腔：「我這麼做就是好玩的嗎，工人停工，材料占著不用，錯過好季節，延遲交付！如果他們不給我水泥，如果他們不給我，黃金基督徒[252]啊！」已經有一陣子了，一談到這個他就變得很難說話。他確信由於自己還不能支付匯票，安弗西一家人就公開說他壞話，四處散布些針對他的話。 「什麼呀，卡伊索迪，您不付我們錢，還指責我們！」 「哎喲，黃金基督徒啊，人人都有困難的時候，你們有什麼必要去說，你們把那個討厭我的律師攪和進來幹什麼呀，就是那個，我早就知道他討厭我了！你們有什麼必要讓公證員知道我的事情啊，他跟半個***城的人都亂說話，對，對，您母親，您母親到處跟人說我不償付欠債，結果所有人都窮追不捨的，我這才沒水泥……」 「啊，那麼是真的啦：水泥的事是因為您不付……」 他把拳頭提到奎因托鼻子下，大嚷著：「夠了，什麼我不付錢啊！夠了！」他這是在工地私自動用區，周圍是土堆和斷木。紅頭髮的泥瓦工從工具間裡出來，背對著他們，他跟巨人一般，有點駝背，沒什麼表情，神態介於天使和猩猩之間。 「放下手，對吧，卡伊索迪？在這裡揮拳頭可是一點用也沒有，」奎因托說。奎因托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感到那個企業家是個英雄，他手無寸鐵，置身於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煢煢孑立地跟所有的人戰鬥。他也很滿意自己在卡伊索迪的蠻勁爆發時，體會到一種優越感和冷靜，沒忘記是自己在掌控局面。事實上是，卡伊索迪很快就把拳頭收進口袋裡了，好像很難為情，後悔自己的衝動，嘟囔著什麼，然後就把他的氣憤發泄到那個巨人身上，誰知道訓斥著他什麼，而那個傢伙呢，就依他罵，不吭聲低著頭。 奎因托雖然主宰著局面，但卡伊索迪還是既不付錢也不動工。 然後就是管子的問題。他們從地里挖出一些灌溉用的管子，就那麼撂在那裡。所有能被挖出來的材料（被拆下的器皿地上的材料，等等）都是卡伊索迪的，合同上是這麼規定的。但是母親看見那些管子給扔在那裡生了銹，像是被丟掉了，於是當她看到卡伊索迪在工地時，就從籬笆上問他道：「那些管子，您還用嗎？」 卡伊索迪正處在最黑暗的一段時期；他回過頭道：「您想讓我拿您的管子做什麼？」 「那麼，」他母親說，很高興地，「如果您不拿管子做什麼，在我的花園裡正用得上，我會派人取的。」事實上第二天她就派園丁去取了，還讓他換了個新管道托架，好用來給一個水仙花花壇灑水。這事已經發生一個多月了。現在，一聽到卡伊索迪在那裡，母親再次從籬笆上探出頭來，也不知道先前她跟他說了什麼，什麼匯票啊，什麼工程延期啊。因為她，心平氣和地照料她的花朵的同時，從不放過趁機戳他一戳的機會，而他，為了避免回答，也不知道都嘟囔了些什麼，一切似乎就該到此為止了，而且兩人都轉過身去各忙各的了，但是突然響起了卡伊索迪的聲音，雷鳴一般：「而我要控告您偷竊，偷竊，安弗西太太！這樣您就學會去偷別人的管子了！你們先賣掉，然後又搶回來那些你們已經賣給我的東西：真是君子行為啊！」 母親搖了搖頭。「您瘋了。」 那天安佩力奧來了。他來是為了參加一個在德國召開的化學會議。他到了。奎因托在樓上，聽見他在和母親說話，隨後又出去了。母親上來了。「奎因托，快，你快去追上安佩力奧，攔住他，我怕他對卡伊索迪做蠢事，他剛回來我就說：『哦，安佩力奧，你知道嗎，那個無賴卡伊索迪居然把我叫成賊！』他立馬就說：『他在哪裡？他在哪裡？我要劈開他的臉！』就出去找他了。」 奎因托跑到街上，看見弟弟正大步走著，他趕緊趕上弟弟。「安佩力奧！安佩力奧！你怎麼啦？媽媽嚇壞了……你去哪裡？」 安佩力奧沒回頭，繼續走著，甚至都沒看哥哥一眼。「我去劈開他的臉。」 「是啊當然啦，我們如果都聽卡伊索迪的話……他是個不負責任的人，一個野蠻人……」 「我這就去劈開他的臉。」 「你看啊，你最好別落到這個層面，幾天前我差點為這事打他，他是一頭野獸，儘量把事情搞複雜，好來拖延他的工程；如果搞出什麼口角啊，爭執啊，那正是他想要的。」 「我還是要劈開他的臉。」 到了這個地步，本可以提出一個異議的：那就是卡伊索迪有著牆一般的肩膀和只消一記就能打倒一頭牛的拳頭，而安佩力奧只是個重五十公斤左右的教師。但是這一點兄弟二人沒一個提到，也許都沒想過。而奎因托，吃力地跟在安佩力奧後面，只闡述出了這個觀點：「你看啊，安佩力奧，和卡伊索迪的關係正處在一個非常微妙的階段，要機智，要使用外交手段，不要管他的脾氣，要使用彈性的戰略……」 「我看到你用你的彈性戰略都做成了什麼……房子連塊磚頭都沒有……」 現在輪到奎因托發火了。「天呀，你現在才來！從來都看不見你人！我都跟在卡伊索迪後面忙了好幾個月了！你現在倒是清清爽爽的，還敢厚著臉皮做出一副不妥協的模樣！祖國的救星啊！」 「但我一直在法蘭克福。」 「那又怎麼樣？又不是什麼好理由！」奎因托說，但在回答前還是先思考了一刻，他錯過了主動權。 他們走了一段，什麼也沒說。安佩力奧究竟認為能在哪裡找得到卡伊索迪，沒人能搞得明白，奎因托也不問。突然，正當他們穿過廣場時，傳來一陣摩托車的突突聲，是誰出現在他們面前？一輛車身像魚雷一樣向前突出的小摩託運貨車的擋風玻璃後，釘在座墊上，扶著顛簸的手柄的，正是卡伊索迪本人，戴著頂掛著帽帶的小帽子，穿著風衣，氣宇軒昂。他轉向安佩力奧，就如同幾小時以前剛跟安佩力奧中斷了一次談話一樣：「這下我的水泥可到了！你們看看是不是得有點耐心啊，我對你們說什麼來著？現在我很快就能重新開工了，我儘可能多地給工地上派人，你們再給我點喘氣的時間，我就連同利息一起支付給你們匯票，明白了沒有？」 安佩力奧平靜、嚴肅、和藹地說：「好極了。那澆灌地基是什麼時候？」 「星期六。」 「這個星期六？之前不行嗎？」 「星期六很好啊。之後放假一天，水泥正好晾乾。星期一我們就可以重新開工了。」 「那匯票怎麼說，第二張很快就要到期了。」 「這就是說你們這次要有點耐心啊，我會兩張一起付的。我已經算過我的賬了，肯定沒問題。否則我也不會跟你們說了。」 「那我們可就信了，卡伊索迪。」 「這次我們要打破所有的記錄。再見。代我向您的媽媽致敬，」又隨著一陣突突聲，他發動了小貨車，開走了。 奎因托有點不知所措。「你看見了？」安佩力奧說。 「看見什麼？看見什麼？他又玩了我們一次，我就看見了這個！」 安佩力奧稍稍動了一下頭，仿佛很乾脆地排除了這種可能性。「不對，不對，這次他怎麼說就會怎麼做的。」 「得了吧！你真是一點都不了解他！什麼周六澆水泥啊！你知道工程才到哪一步嗎？你過來看看啊！他玩了你！這次推遲匯票，就好像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一樣……而你還就這麼都隨他去了，心平氣和的……」 「那你呢？你不是一直也沒吱聲！」 「我一直在等你呀，啊呀！我從沒指望……」 安佩力奧搖搖頭。「你還沒意識到現在的局面，」他說。「他這段時期很艱難，但會好轉的。如果我們再抓著他不放，再對他拒絕承兌票據，只會在他的債權人之中製造恐慌，這簡直就是叫他破產。我就問自己了：這對我們有利嗎？還是比我們支持他更對我們不利？如果他破產了，有關結賬的訴訟，有一堆債權人，還要把工程委託給另一家誰知道狀況如何的公司……然而，如果他能把事情處理好，我們也就沒問題了。」 奎因托扭了扭手。這正是他之前很費勁地領會到的形勢，就在不久前還試圖以此說服弟弟。現在倒好……「但是，你，不是我說你啊，你剛才不是還想劈開他的臉嗎？」 「從心理學角度來看，那還不是有利時機，這個大家很快就明白了。再說了，他也退了一步，他那番話不都是在補救嘛，你沒聽懂嗎？最後他還說了：代我……致敬……徹底變了個樣子……」 這下他們之間倒要吵開來了。只要奎因托把已經涌在舌尖上的話說出來：「那這都是你的功勞嘍，對吧？」或者只要安佩力奧不能及時打住，並忍不住加上句「再使點勁就行了」，他們真就能動起手來。然而他們都默不作聲。過了一會，奎因托就像找不到什麼話題好說一樣地說道：「然後還要跟他說，最緊急的事就是要把我們這邊的土撐住，他們把牆拆毀以後，就撂在那裡了，這樣一下雨下面都要塌的。」 「這事要去趟辦公室，得在他的備忘錄上註明，」安佩力奧說。「最好不要把主要問題和次要問題混淆起來。」 他們去了辦公室。奎因托先進去了，因為安佩力奧停下來買香菸了。女秘書是從沒這麼閃爍其詞過。「對，您儘管給我留話，哦，您儘管寫，如果您願意。如果卡伊索迪來了……我有些日子沒看見他了……」她突然微笑起來，用胳膊做了一個很大的動作。「嘿！旅行家回來了！您給我帶了什麼禮物來？」 安佩力奧出現在門檻上。敲了敲鞋跟，深深地鞠了一躬，說：「Grädiges Fräulein[253]...」 十五 在***城被讀得最多的報紙是《先見報》，由商會辦的半月刊。這報有四頁，版面很小，全是拒絕承兌通知書目錄。名字是按字母順序排列的，跟著地址，款項總額，有些還有拖欠動機。動機都很簡潔，有種知而不言或辯解的意思：「在出差」，「由於生病」，「沒在家」，經常還「無法支配」，就像是張開雙臂做了個無可奈何的動作。一個小公司、企圖、業務、野心和破產的世界，浮動在印刷顏色不深的那些專欄里：打包和運送花卉的，做冰淇淋的，蓋房子的，出租房屋的……最多的是那些零零散散的個體，一些都不知道有什麼企圖的人，一些試圖抓住財富這股洪流邊緣的人，一些負債勉強維持下去的人，他們由於被拒絕承兌匯票的額外款項而被人指責。 奎因托現在也是如此，每隔十五天，一看見他同鄉手裡拿著新的一期《先見報》，他就趕緊跑向售報亭，他的同鄉在路上就已經打開報紙，瀏覽專欄，焦慮地證實著和他們有生意關係的那些人的經濟狀況，焦慮地觀看著有沒有什麼危機或是困難的徵兆，或只是對別人口袋裡的東西好奇，而奎因托也擠在他們中間，拚命地找一個名字，那個名字。一天，有了：卡伊索迪·皮埃特羅，有他的名字：兩張被拒絕承兌的匯票，價值有三十萬里拉。這是好幾個企業聯合在一起都脫不了身的大山。匯票的支付，房子的交付，一切都變得棘手起來，一切都是懸於一線。 一定要躡手躡腳地走[254]。卡納爾也囑咐大家要鎮靜，他會做些調查的。而卡伊索迪卻表現得很老練，主動來了，直接找到律師，就像是要防備一個猝不及防的舉動，他解釋道，這個拒絕承兌通知書，現在才公布出來，卻是好幾個星期以前的事了，現在他已經克服了這些問題，正要完成幾筆生意，而他自己也是多方債權人，不久就能付清所有的債務了。通過卡納爾，終於搞清楚卡伊索迪果真有筆款子能收回來，就連日期都知道，還有金額。不是一筆很大的款子，但要趁機逼得他走投無路，這樣這筆款子就能搶在其他任何債務之前，先償還掉他欠安弗西家的這筆債了。這款他早上能收回來，奎因托便決定午後就去他那裡，來個出其不意，把匯票帶給他，而企業家就不能說他沒錢了。 他按了鈴，又按了一下（是個彈簧鈴，得上發條的那種），他都已經準備走了，他們開了門。還是那個麗娜，汗津津的（那是八月炎熱的一天），沒編上辮子，而是把頭髮束在腦後，一個馬尾辮子。「您找卡伊索迪嗎？我不知道他在不在。」「您怎麼會不知道？」那裡有兩間房。小過道里的一扇門打開了。裡面很暗，而在那片黑暗中，卡伊索迪出現了，他像綠蜥蜴一樣謹慎地露了下臉，一副剛剛正在睡覺的模樣。他是穿著衣服睡覺的：解開的襯衫，鬆開的皮帶，鬈曲的頭髮。那麼無助，好像還是什麼也看不見也聽不到一樣，正一門心思地舔著嘴唇咂著嘴。然後轉過身，走到窗邊，打開百葉窗和護窗板；光線溢滿了房間，讓他比以前更瞎了。那是間普通的辦公室，他也用來當臥室用：床，也就是放在地上的一個墊子，床單皺巴巴的，在一座屏風後，還有一個鐵制臉盆架。卡伊索迪走到架子邊，從水罐里倒了點水出來，撲到臉上，擦乾了。然後，保持著他那仍在熟睡的臉龐，和濕漉漉的頭髮與額頭，他坐在寫字檯前。奎因托在他面前坐了下來。麗娜不在了。窗外是城市的正午，傳來一陣陣難以察覺的沙灘上灼人沙子的味道。奎因托感到該說的都已經說完了，但還跟什麼都沒說一樣。企業家呈顆粒狀的眼睛裡甚至連一丁點的光芒也沒有。 卡伊索迪說起話來，慢騰騰的，嘆著氣，就好像這話已經談到了一半了：「您想讓我說什麼吧，親愛的您，都到這個程度了，我都隨你們做了，我什麼都不說了，」他繼續這樣說道。光線令他不舒服，他又朝百葉窗走去。他解釋到工作，蓋房子是如何的艱難，要和所有那些往輪子裡插棍子[255]的人周旋，和政府所有的禁令周旋，和國家的稅費周旋，和受制於這裡那裡的材料周旋。奎因托覺得卡伊索迪的這些話都是深思熟慮過的，使與話者甚至不能不贊同他的話：是一種特殊的贊同，因為那不怎麼是生意夥伴，或是債權人之間的關係了，而是，他們現在是，或曾經是的，有政治觀點的人的關係。 「水泥嘛，您知道這水泥嗎？那可是一件麻煩事情呢，他們想怎麼掐我們的脖子就怎麼掐，逃都逃不掉，這是壟斷……」他於是對水泥業抱怨起來，引用一些事實，濫用，強制的事例，還有本該很容易拿到水泥的地方，卻都被那些萬能的水泥企業家買掉和關閉了。在這些談話中，在發現這些困難的緣由方面，在確定最不相關的事實方面，企業家表現出了某種奎因托沒料到的敏銳。攪和在一起其實就是個令人厭煩的明擺事實：小企業家被大壟斷欺壓的老一套，一談到義大利的經濟問題就互相推脫責任，這尤其讓奎因托反感，他到那裡去不是為了用那種觀點看事情的，而是要用另一種；倒不是因為他的觀點不同，這都是些眾所周知的觀念，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但現在他是一個不動產所有人，也想以一個不動產所有人的身分來考慮事情。 卡伊索迪說出了想開一家自己的採石場的計劃，在他老家，那裡他有一小塊什麼都產不出來的田地，全是石頭，而這些石頭，他認為，正適合造水泥。他說自己已經在這裡投了好多錢以後，水泥業又是如何來阻止他繼續進行的。奎因托那股作為所有人的關注又給調動起來了；那一小塊田地，在律師的方案中，是一種絕對保證，因為它可以作為抵押；現在卻發現這裡儘是石頭了，可能是適合造水泥，然而是不能用的，因為壟斷企業不想要它。 「唉，要堅持戰鬥啊，要堅持啊……」卡伊索迪說。「現在誰還會相信那些日子啊，唉，安弗西，誰還會相信人們還在原處啊？誰還記得啊？」 「唉……」奎因托說，但不大明白卡伊索迪提到這個，是指共同的記憶呢還是指共同的觀點。 「就好像我們剛從山上下來，把別人趕跑了，一切就安穩了……然而……」 然後怎麼就說到了卡伊索迪曾經當過游擊隊員，甚至正好是在奎因托待過的隊里；他還是「隊軍需官」，人稱「比爾」。奎因托跟隊軍需部沒什麼關係，各支隊和各部門分散在山谷的各個道彎上，甚至是在不同的山谷里；但是現在他覺著還能記得「比爾」這個名字，而且他感覺也許還見過他一次，「比爾」那時正匆忙地走著，穿著卡其布襯衫，肩上斜掛一支斯登衝鋒鎗[256]，一邊還在痛罵著什麼拿走牛肉的人。卡伊索迪卻知道有關奎因托的消息，他使奎因托回憶起了已經忘掉的，但又頗為耳熟的紮營地點和名稱，因為他正是那一帶的山裡人。 他站起來，走到房間一角。「您看見了？」半隱在一個衣櫃後，高高地掛著一幅畫：是一座城或一個編隊里所有陣亡者相片中的一幅，一角上配有一條白紅綠[257]色的飾帶，還有一行這樣的字跡：「隊中陣亡的自由志願軍戰士永垂不朽……」奎因托削尖了眼睛，畫是在暗處，玻璃上又都是灰，陣亡者的臉小極了，而且他們的名字也小極了，他覺得自己一個也認不出來。他曾認識許多那些後來死掉的人！他還是很容易感動的，一想到前一天晚上他還和他們在一口大銅鍋里吃過栗子，和他們挨著睡在麥草里……但現在他只想找一個人，他剛認識的一個傢伙，剛來不久很快就被殺掉了的人，很傻地：他和他都在巡邏，只是很偶然的，一人在這一邊，另一人在另一邊。現在他覺得有一張那樣的小照片很像他，但也可能是另一張，或者是旁邊那張：都是些不知道有多少年頭的照片了，許多人那時還是小伙子，很多人還戴著他們剛剛參軍時戴的軍帽，帽上還有星星，每個人都可能是另一個人，都搞不清楚了。他長長地嘆了口氣，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了。 反正是毫無收穫。卡伊索迪要求延期支付匯票：他得先結束另一項之前已經開始的工程，這樣他就能給安弗西家的工地上集中材料和人手，還能在預期內結束工程（不過是從批文下來以後計算的——他提醒道——而不是根據簽合同的日期來算的）。再給他找麻煩的話對他們也有損失。 奎因托黑著情緒地回到家。使他不安的不僅僅是不能讓卡伊索迪付錢，而且還是發現了卡伊索迪是個老戰友。義大利社會真是兜了個大圈子啊！他自顧自地感嘆起來。兩個游擊隊員，一個是小地方人，一個是學生，兩個當初為了義大利應該完全重建的理想而共同鬥爭的人；而現在他們卻在那裡，他們變成了什麼？接受了世界也就是那麼個樣子的兩個人，兩個掙幾個破錢餬口的人，連資產階級以前的美德都沒了，建築業里的兩個糊塗蛋，也非偶然，他們又變成了生意上的合伙人，他們自然是要儘量互相整倒對方……但是——奎因托觀察到——在那個小地方人身上還留有那種把所有他遇到的困難都當成社會鬥爭的習慣。而他呢？ 十六 房子被裹在腳手架里，像是把木板、繩子、桶、篩子、磚頭、沙和石灰等混合物亂七八糟堆在了一起的東西，在秋日裡成長起來了。貌似房子側翼般的影子已經闖進了花園裡；安弗西家別墅窗外的天被牆砌起來了。但似乎還是什麼暫時的東西，一個建成以後就要被拿掉的障礙物；母親儘量把它設想成這樣，對這些臨時的外貌非常不滿，比如從腳手架上掉到花壇里的東西，比如路上橫七豎八堆在一起的木材，她儘量不把這房子想成房子，一個就要永遠釘在她眼皮底下的什麼東西。 卡伊索迪提議，用增加歸屬於安弗西家所有的房間數量來代替一張匯票的支付。這是一場漫長的交涉：在談到新房間大小時，大家發現卡伊索迪把所有的房間都建得比合同中規定的要窄小，這樣就可以再填上一間房了。反正，這就像是他從他們手裡搶過來一些房間，然後又想用這些搶過來的房間來支付匯票。卡納爾粉碎了這個陰謀，他在合同里做了一個增補，老合同中的一些條款被重新審核，「所有權保留」再次被重申，並將之聯繫到要交付的新房間上，但是總之，錢誰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看得到，而房間交付誰又知道什麼時候才會發生。 因為這些談判，安佩力奧也回到***城，幾天的時間。當那個麗娜光光鮮鮮地到來時，他們兩人都在家。她帶來一些文件，卡伊索迪派她來檢查一些資料數據，為了用於登記政府的公文。他來的這是哪股子熱情，沒人搞得明白；卡伊索迪從不會花這麼大勁一直把她弄到那裡去。母親不在家；然而正好是由母親來收拾那些文件和賬目的，奎因托來來往往的，總是忘這忘那；如果要想了解什麼情況，總是得找母親的。 奎因托和安佩力奧研究起來那個問題，在書房裡，還有端坐於前溫柔地看著他們的麗娜。「你等一下，我去找一下我們上次算好的那筆賬，」奎因托說罷，就去那邊找了。他把半個衣櫥翻了個遍，把十來本文件夾翻了又翻，但也沒找到他想找的東西。當他回到了書房裡時，卡伊索迪的文件還攤在寫字檯上，但那姑娘已經不在了，安佩力奧也不在。「她可能已經走了，」奎因托想，「她明天還會回來拿那些材料的。」然後喊了聲：「安佩力奧！」安佩力奧沒應聲。出去還是沒出去，因為掛衣鉤上還有他弟弟的巴斯克帽，他弟弟有點禿，出去時總要戴帽子的。也許他在樓上。奎因托上了樓，一邊在各個房間裡轉著，一邊喊著他，還去了廁所，又從那裡進到弟弟房間裡。 麗娜和安佩力奧在床上。她立刻轉過身去把臉蒙在枕頭裡，奎因托看見她的黑辮子甩開來，滾圓的粉紅色肩頭從床單里露了出來。安佩力奧用胳膊肘撐起來，光著身子，瘦瘦的，能看見所有的肋骨，正用一種機械式的動作在床頭柜上找眼鏡，並說：「聖事啊[258]，你總是這麼煩人！」 奎因托關上門，下了樓，氣得發黑。他恨死弟弟了。居然幹上了通姦那檔子事兒，就在家裡，和那個企業家的一個職員，在生意關係如此微妙的一段時期，這麼一眨眼的工夫上去了，跟那個假正經的虛偽女人，那個不要臉的女人……是啊，他倒舒坦！安佩力奧對生意上的事情從來不管不問，把所有的責任和麻煩事都留給他，還要為他的利益操勞，每次回來還總有話說……現在他正在那上頭消遣：而他奎因托呢，找這找那的：甚至可能是，他們在戲弄他，他們讓他去找那些可能一點用也沒有的賬目！那個小婊子真是能耐啊：跟他奎因托總是垂著眼睛，但跟他弟弟，Allez[259]！還很可能是卡伊索迪派她來的，來哄他們的，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就能明白為什麼他沒派她來跟他使眼色，他肯定不會上當的，但這一步把她派給弟弟的棋也是沒下好；反正就是個缺德事，一個很惡劣的缺德事。而他能幹什麼呢，在那裡，家裡？還得給他們當電燈泡？ 他正要出去時門鈴響了。是卡伊索迪。他是來找材料的，就是為了政府那些事情……但真是這麼緊急的問題嗎？卡伊索迪謹慎的方式和平時不大一樣，不那麼確定，好像還有點焦慮。奎因托讓他進了書房，給他指了指他的秘書帶過來的文件，跟他說他們會找到的……但卡伊索迪突然問道：「啊，那麼她來過這裡了，那姑娘？她在哪裡？」「為什麼？不是您把她派過來的嗎？」「是，是，但她還有其他事要辦。現在我得跟她說件事。她在哪裡？」「誰知道啊，可能出去了吧。」「不可能，我沒碰見她……」卡伊索迪到處張望著，朝房間裡，朝樓梯上看著，就像一頭迷失的野獸。 「她可能是走了另一條路吧。您想她是在哪裡？」 反正，這就是說卡伊索迪跟她一直跟到了安弗西家別墅這裡，因為沒見到她下來就上去找她了。現在他在找所有的藉口留下來，釘在那裡不動，怎麼都不走。他盡說這些調和的話，甚至是順從的，對要交付的工程還大膽提出一些無償的改進，但還是那副不確定的表情，謹慎地、仔細地觀察著奎因托，就好像是在等他發現些什麼東西。然而時不時的，這種把他留在那裡的不適似乎在他心裡凝成了仇恨，凝成了費了很大勁才能克制住的粗暴，能看見他臉上柔軟的肌肉不停地抽搐，形容蒼白，握緊的拳頭充滿了血，鯊魚般的嘴給扭得微微發顫，好像就要尖叫起來。奎因托，對自己被釘在那裡和卡伊索迪說話，對還要給弟弟和他的小情人做擋箭牌，感到十分氣憤，出於對弟弟的仇恨，他和企業家站到了一邊，同時也意識到，這是迫使卡伊索迪做出一些寶貴讓步的絕妙機會，正是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的一刻，但他一時卻想不出來有什麼有用的東西好提，底子裡其實是對他不能向卡伊索迪表示出自己完全跟他站在一邊而感到不滿，除了勸服他跟他一起去工地上看看工程的進度，再也找不到其他出路了。 卡伊索迪走得不大情願，總是儘量盯著別墅，或者至少是花園的柵欄。他們踩著木板搭成的樓梯上了樓，一樓[260]的鋼骨水泥板還沒有干。奎因托檢查著門和牆角。「這堵牆應該再厚些，卡伊索迪，」這聲音在牆壁之間響雷般地轟鳴著，「您來看看，卡伊索迪，這堵牆，我說……」 而他，一動不動，透過用磚頭砌成門窗框的方格間，正斜著眼向那下頭花園中濃密的綠色望去，奎因托從沒見過他那個樣子，都感覺認不出來他了：「啊是啊，再厚一些，您都想看些什麼呀，您等到結束後，石灰……」 十七 卡伊索迪的權威正是在對他最忠誠的人那裡受到打擊的。就連那個叫安傑林的紅髮巨人，也造了一次反。 這個安傑林，生活在一個木板搭成的小房子裡，就在那工地上，一個工具儲藏室，守夜用的；他睡在地上，就像一頭野獸，穿著衣服。大清早，他帶著那猩猩般的步伐，那堅定而驚愕的目光，出門給自己買條長麵包，一段豬血香腸和一個西紅柿，回來時滿嘴嚼的都是東西。也許他只靠這個過活。很少能看到他在兩塊磚頭上那個長滿水垢的平底鍋里燒過什麼東西。卡伊索迪好像是欠了他幾個月的工資了。安傑林挨著餓，像他這麼有力又順從，就落得所有重活都由他來做的下場。其他的泥瓦工和工人都要求按時付工錢，否則他們就去其他公司干，因為建築業的活總是不缺的。卡伊索迪就靠犧牲安傑林的工資來緩口氣，因為他順從而且向來不主動；卡伊索迪就把他當奴隸待。工程開始時，他還身壯如牛，人人看見他過來都會害怕，現在安傑林瘦了，背佝僂得更厲害了，胳膊總是懸垂著，臉色蒼白；營養不良，勞累，睡在地上，這些都在折磨他。 對安傑林，說老實話奎因托都沒注意過他，全是從母親那裡知道的。母親是唯一一個關心這個泥瓦工的人。她讓他來家裡，給他糖、餅乾、舊毛衣。她跟他說話，建議他，責備他，質問他：最後這件事很讓安傑林討厭，因為母親聽不懂他發音不清的方言，總讓他每次答覆都重複十遍。他也是從內地來；卡伊索迪是他的同鄉，把他帶到***城裡來。「好像是除了卡伊索迪他就沒有其他的神可以信仰了，」母親道。 「可能是他的私生子，」奎因托笑言。 「我問他他們是不是親戚，他也搞不清，」母親說。「我也想過那……」 「連他也是：夠了！」 「為什麼是：連他也？」 「啊，說來話長啊！」 在工地上，其他工人都笑他，他們開他的玩笑。有一次他完全爆發了。那次能聽到廢鐵相撞的聲音，木板砸木板的爆響，還有喊叫。奎因托正好在家，跑到樓下工地上。有些工人逃到街上，一個人甚至從一樓跳到了花園裡，弄斷了植物。「安傑林瘋了！救命啊！」正在修建的房子裡，在一樓，那個巨人正到處東劈西砍。他把裝石灰的桶摔在牆上，拔掉一根根的腳手架，扯掉腳手架杆子上的繩子，推倒梯子，瞎扔磚頭，敲碎牆角，把新澆灌的水泥面踩得亂七八糟。在那麼空曠的地方，每一聲響都是震耳欲聾，愈顯洪大，而這聲音又更加刺激了那瘋子。沒人能靠近他：他揮舞著鐵鍬，鐵鍬所到之處能立馬把人殺死。他對卡伊索迪的怨恨就這樣發泄了出來，盲目地，也不看他都擊中了誰。 「你們去叫保安！特警隊！不，不，要卡伊索迪，只有他才能把他制止住！」助理已經騎上機動自行車去找他了。奎因托看著那費了老大勁才一點點成長起來的房子就這麼在他眼皮底下被砸毀了，柱子的骨架在木板的敲擊下扭彎了，窗台裂縫了，就計算起來由於修復損失會帶來的拖延時間，計算起那些不會被好好整修的，只會被打上幾個破補丁的地方，算起為這事還得吵的架…… 卡伊索迪開著小摩托貨車來了。一聽見發動機的突突聲迅速到來且停了下來，工地里的噼啪聲也靜了下來。卡伊索迪下了車，繃緊的臉十分蒼白，但神情鎮靜。他避開人群，連看也不看一眼，就進入工地，一眼掃過就明白了情況，舉起一個木梯子，把它架在第一層樓，上去了。 安傑林已經站在他面前，把鐵鍬揮到了身後，蓄力準備打他。卡伊索迪又上前一步。沒提高嗓門，很快地說：「安傑林，你生我氣了？[261]」巨人睜大著眼睛，開始發抖。最後說：「是，是生你氣了。」卡伊索迪：「你想把我殺了？」巨人沉默了一陣，然後說：「不。」接著卡伊索迪，不像發令：倒幾乎像發問似的，或是種確認，或像是對一條受過訓練的狗那樣發令似的說：「放下鐵鍬……」安傑林丟下鐵鍬。一見他兩手空了，卡伊索迪就猛地往前一衝，這是一個失誤，因為安傑林又憤怒起來，但這憤怒已經只是害怕了：他抄起一把鏝刀，使出全身的勁兒朝主人扔去。鏝刀擦他而過，在他額頭上拉開了一道長長的口子，很快就染上了血色。卡伊索迪本應該被這痛驚住一陣子的，可他旋即作出了反應，否則，那巨人真能把他了結了。他抬起一隻胳膊，但更像是不想讓安傑林看到血跡，而不是為了護住傷口，他撲到安傑林身上。他們在鋼筋水泥板上翻滾著；看不清是不是有過對抗，但反正是卡伊索迪在安傑林上面，安傑林也不打了，只是在他底下掙扎，最後連掙扎也不掙扎了。卡伊索迪，用膝蓋壓住泥瓦工，開始揍他，拳頭像錘子一樣捶擊在他身上，接連不斷，幾乎是規律的，每一記拳頭都是使出全力的，重重落在地上那個男人的背上、胸上、頭上、骨頭上，轟隆作響。 「他要殺了他，」奎因託身邊的一個泥瓦工說。「不，」另一個人說，「但他一分錢也拿不到了。所有本是他的錢都得用來償還他毀掉的東西。」拳頭的轟隆聲還在繼續。突然聽見大喝一聲：「夠了！他已經不再自衛了！」奎因托聽出了母親的聲音：她在籬笆上，臉色蒼白，雙臂裹在披肩下。 卡伊索迪站起來，背朝外地緩緩地從木梯子上下來。躺在水泥板上的安傑林身子動了動，爬了一會，匍匐著撐了一會，然後站起來，但還弓著身子，沒有露出臉來；就這樣，都沒打理一下自己，一瘸一拐地，拾起散落在他周圍的物件，把它們放回原處，拾掇起來…… 卡伊索迪走過來，額頭上裹著一條被血染紅的手帕，然後很用勁地把遮陽帽扣在頭上，戴牢了。也許是因為傷口的緣故，他滿眼是淚。「什麼也沒發生，」他對泥瓦工們說，「現在你們可以回去幹活了……」「回去和那個瘋子一起幹活？他差點殺了我們！我們不回去，我們要叫特警隊！」「他不會對你們怎麼樣的。他不是生你們的氣。現在他很好。他沒瘋。你們誰也別叫。你們回去幹活吧。」他又爬上小貨車，染上血的那條手帕半遮著眼睛，他踩了一下腳踏板，隨著發動機的突突聲顛了一陣，被流到臉頰上的眼淚遮了視線，離開了。 十八 整個冬天奎因托幾乎總不在，他在米蘭；在本西和切爾維戴里的雜誌編輯部當秘書。他偶爾來趟***城，也就幾天的時間。他總是夜裡到，上樓時總要經過工地前。黑暗中房子的影子，總是被腳手架的支架裹著，給空空的窗戶洞打上了孔，房子還沒封頂。工程進展得如此緩慢，以至於奎因托在一次次的往返中發現一切都還是原樣未動。他甚至覺得房子的最終形狀也就是那樣了；真正完工時的模樣他簡直想像不出來。他一切有關實用，有關具體實際的熱情，就都在那裡了：一堆成不了任何東西的廢料，空想，未果的嘗試。只有當他跟本西和切爾維戴里在一起時，才感覺自己是一個實現者，而他正是以此來戰勝自感不如他們有文化和敏銳的自卑感；但就連那方面，他也是處在一種持續的自我矛盾中，但那都是些很愜意的矛盾；他是怎麼想起來給自己攤上蓋房子這種事的？他現在什麼想法也沒有了，整月整月地待在米蘭，想都不想，所有的麻煩事就都落在他母親肩上。 他的弟弟，怎麼能靠他？他要準備考試，蒼白得像條毛蟲，沒有任何法子能使他從他的生活軌道上挪開一毫米；每過三四個月，在短短的假期里，他就來看看母親。有一次奎因托回家時碰上他了；他已經在***城待了幾天；他們是早上見到面的；奎因托前一天夜裡到的，當安佩力奧進來時，他正在洗澡。奎因托立刻攻擊他道：「那麼，你都做了些什麼，你得出什麼結論了？工程沒有交付，你準備好沒收了嗎？抵押呢？」他很高興，終於找到可以對之發火的人了，對這筆貌似簡單卻越搞越複雜的生意的那股厭惡和怒氣，他終於找到地方發泄出來了。 安佩力奧站著，在廁所門檻上，穿著外套，一隻胳膊上掛著把傘。那副眼鏡後面，連眼神的影子都看不到。「沒什麼好做的，」他平靜地說。 奎因托穿起睡衣。「什麼沒什麼好做的！」他大嚷著。匆忙擦乾了身子。「什麼沒什麼好做的！我們有所有權保留的規定！」他推著弟弟進了臥室。「他還沒交出房子吧？好的，我們要把土地和那上面所有的東西都收回來！得行動起來啊！」 「那你去忙啊，」弟弟說。 每當安佩力奧操起那種語調，奎因托都能氣得發瘋；他知道弟弟天生就是這樣，他越來氣，弟弟就越會用他精煉而輕蔑的冷靜來對抗他，儘管這樣，奎因托還是每次都會失控。「那你呢？你在這裡已經五天了……你早該和卡納爾操辦起訴訟手續了，早該把申報交到初審法庭了，你都做了些什麼呀？」 奎因托坐在床上穿衣服。安佩力奧站在他前面，穿著大衣，雙手撐在傘柄上，傘尖戳在床前的小地毯上。奎因托還覺得不很舒服，原因是自己半裸著身子，而弟弟卻穿得這麼好。 「你在這裡五天了什麼都沒有解決！卡伊索迪房子還沒蓋完，但已經在出售他的那部分房子了，而我們還在這裡無所事事。如果我們有房客要入住的話，他就不得不把房子給我們蓋完了！你找房客了嗎？你去中介了嗎？」 安佩力奧回答問題之前總要等一會，不動聲色地，望著空處。然後說：「你的臉就像屁股。」 「你想說什麼？」 沒有回應。 「你想說什麼？」奎因托搖著他的胳膊。「你說啊，你想說什麼？你想說我自己什麼都無所謂，還跑來跟你發脾氣，你是想說這個？嗯？這個？」他搖著他的胳膊，但安佩力奧什麼也不說了。「我在這裡的所有時間都是在干火中取栗的事，為你，還要為你，我成月在這裡操勞，你卻漠不關心，你連謝都不謝我一聲。我說的對不對吧，你就告訴我這個好了，我說的對不對吧？」 安佩力奧是個會藏著理由不說的人。儘管他只需說一句「但你在這裡三個月只是去海邊」，奎因托就會泄氣了，就不知道說什麼好了。然而，他連吵架這種事都不會讓人痛快。他說：「夠了，你們給我我的那份，我們把房間分了，我賣我的房，那房間現在是什麼樣就是什麼樣，賣給卡伊索迪，賣給任何人都行，他們給我什麼價我就收什麼價，只要用不著再跟你吵就行，我就是為媽媽感到難過，她還要受你擺布。」 「什麼什麼，你究竟怎麼啦，」奎因托攥著弟弟的手腕，「但你為什麼不願承認，到目前為止那些事情都是我做的，我還為你忙過。」 安佩力奧避開了：「你病了，你精神出毛病了。你去找個醫生，讓他給你看看。」 「你幹什麼要侮辱我？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奎因托大嚷道，對弟弟揮起了拳頭。安佩力奧跌坐在床上，也不自衛，只是曲著肘部和膝蓋，這樣奎因托那更多是出於氣憤而並不重的拳頭就只能落在胳膊和腿上。他手裡總拿著那傘，但這時他擱下了它，和身體平行地放著，也不對哥哥揮傘。他的眼鏡掉在了床上。他等著，蜷縮著，鬍子包裹在外套的翻領里，盯著哥哥的雙眼既沒表示出憤恨，也沒表示出任何東西，只顯示出近視眼的不適，和一種絕對的距離感。 奎因托很快就住手了。安佩力奧站起來，戴上眼鏡。「你去找個醫生，你不正常，讓他給你看看，」然後就走出房間了。 十九 冬天快結束時奎因托找到了一份拍電影的差事，在羅馬。他和本西和切爾維戴里吵架了，離開了雜誌編輯部。羅馬城裡的世界揮霍無度而又沒有偏見；製片人是一個在幾天之內就能籌集出上百萬的人；他總是和大家混在一起，一萬一萬的票子就跟幾塊十幾塊一樣花掉，晚上總下館子，然後就去這個那個家裡喝酒。奎因托喝酒會不舒服，但這最終也成了一種生活。錢還沒怎麼看著就已經花出去了。 從他母親那裡來的信，連同那些細微的擔心，任何小問題的拖延，都會給他帶來一種難以忍受的氣惱：因為房間還沒準備好，他們已經錯過了一次租房機會，卡伊索迪已經封了房頂，但又在頂上建了個電梯房，違反了限高，本該來檢查這個違規行為的特拉瓦利亞卻總是找不著他人。奎因托目前活在另一個世界裡，那裡一切都很方便，很妥當，干起事來都很輕巧，可他在***城的生意，當然也不能不管，不是因為別的原因，只因他算過賬，這份工作賺得越多花得越多，錢是從來不夠用的。他還在追「聯合攝製」方的一個法國姑娘，他總在那個圈子裡，過著沒根的生活。 這樁蓋房子的心事越壓越重，像根刺一樣地扎在他心裡。 他一閒下來幾天就去了趟***城。「現在由我來掌控局面，要速戰速決，」他跟自己說，並感到自己操起了在拍電影時的作風。但只要他到了那裡，目睹泥濘而堵塞的空地，空地上是還沒完工的水泥房，只要他聽聽母親列舉的那些問題（比如得考慮飲用水和電線的連接問題，那真是沒完沒了），只要他再聽聽卡伊索迪那漫不經心的語調，有的只是傲慢無禮和橫行霸道了，而他們作為合伙人卻是如此的無能和心不在焉，他就覺得自己身上那種製作電影時迅速有效的作風立時消失了蹤影，再也不知道該從何處開始了。 卡伊索迪已經租賣起了房子，交易時用的都是非法合同，因為只要他不把房子交給安弗西家，就不會是任何形式的主人。當房客們要入住時，他便草草地給一套房收了工，刷白了牆，裝上了門窗框。 「什麼？您的房子想什麼時候完工就什麼時候完工，而我們的房子您卻要我們等……」 「你們又沒有房客要入住……」 就知道他會這麼回答。奎因托也找起了房客，委託了中介。但這個夏天房子還是好不了的，這是明擺著的事實。也有人一直尋到這裡來看房子：可只找著了工地，泥坑，於是就向中介抗議為什麼亂給地址。已經完工的只有一個底樓[262]的倉庫，一種類似車庫的地方，奎因托打算把它租給賣花的、打包的或是出口商，因為花市不是很遠。大清早人流量最大時，他去花市打聽了情況，但其時正是旺季，不是賣花人會考慮搬家的時候。 回羅馬前奎因托待在***城的最後一天是個周日。他經過工地時看見一位先生很好奇的樣子，還走進去了。他跟著他。那是個小矮子，上了年紀，戴著帽子，穿著外套。踩著一級級的水泥樓梯上去了，樓梯上還沒鋪大理石，他上到一樓，把頭探進還沒裝上門的門洞裡。「對不起，您找什麼人嗎？」奎因托朝樓梯井裡喊著。小老頭避過地上的瓶瓶罐罐，從一個房間轉到另一個房間。「不，不，我只是看看……」 奎因托也上了一樓。轉了一整圈來找小老頭；最後他看見他從一個露台上進來。「您在找租房嗎？」奎因托問。小老頭已經上了樓梯。「不，不。我就看看。」奎因托上了二樓。「如果您想要套房，右邊的房間是我們的。我們可以商量商量……」他對空中喊著，因為不知道那傢伙上哪裡去了，「我們有三居套和四居套，」然後他才發現小矮子已經在樓上了。他跑上樓，重複道：「我們有三居套和四居套。」 儘管那先生總說不，但他還是來找房子的。否則的話他為什麼處處好奇，就好像想搞清楚房子的每一間屋子和每一處細節一樣？現在一切的一切都在於能說服他，好讓他跟他奎因托來做生意，而不是跟卡伊索迪。「您現在看吧，一切是還很亂，但如果您想租的話，那也就是個天數問題，一切都會到位的，而您就可以帶上您的家具……」 小老頭甚至都沒聽他說話。他在檢查排氣管、盥洗盆……奎因托突然想到他會不會是聾子。但先前他很快就回答他了呀。「如果我們現在能談好的話，您下個月就可以把您漂亮的家具帶進來了……」他大嚷著，但三樓到四樓間還沒裝上樓梯，而小老頭已經不在三樓了。他怕起來：小老頭會不會因為那個到處亂看的毛病從電梯井裡掉下去了？ 然而沒有，他看到小老頭站在屋頂的檐口邊，正平穩地探出頭去，檐口還只是塊平台，周圍沒有護牆。他是踏著泥瓦工們用的木板一直爬到那上面去的，他上去是為了檢查水箱，現在他正下來，走在那些木板上晃啊晃的，曲著膝蓋，胳膊伸在前面。 奎因托去幫他。「那您能給我解釋一下吧：如果您既不想買也不想租，為什麼還對這房子這麼感興趣？」 那個小老頭，拒絕了他的幫助，已經來到樓梯平台上，接著下起了樓梯。「沒什麼，」他說，「我就看看這房子怎麼樣，因為我得抵押。」 二十 在春天時電影因為外景拍攝轉移到了戛納。奎因托便來往於羅馬和戛納之間，有幾次還被接待在法國製片人在茹安萊班[263]的別墅里。他會經過***城，或坐火車或乘汽車，但從沒停下過，既是因為沒有時間，也是因為要從製作電影的節奏中過渡到卡伊索迪的事情里他適應不過來。他習慣了一種在經濟和精神上都比較簡樸的生活，而那種在各個意義上都很昂貴的生活方式使他長期以來疲憊不堪。法國姑娘很難維持。對奎因托來說，所有對幸福的渴望都破滅了：現在他正過著一種貌似最幸福的生活，而他卻悲傷著。 從***城傳來的消息越來越複雜。有個人從卡伊索迪手上買了底層的車庫，知道了卡伊索迪的所有權可能會被否認，就跑到母親那裡去打聽情況。母親告誡他，在卡伊索迪沒履行完義務前，就不要從他那裡買房。卡伊索迪知道這事後，大吵了一架：他威脅要起訴母親，因為她損害了他的利益。他當然不能履行他的義務——他說——，如果安弗西家這樣竭盡全力地誹謗他並使他生意破產的話！同時卡納爾起草了一份控告，控告卡伊索迪沒有履行合同，控告因他不能交付房子而造成的損失，控告他違反不動產限高的條款。如果企業家不能在本月之前完成任務，他就把這份控告送上初審法庭。但是卡伊索迪現在也有個律師，他也讓律師準備了份控告：他指控安弗西太太連續誹謗，違反合約（沒有及時掏空的黑井問題），最後還指控她偷竊，還是為了去年那些灌溉水管的事，這些管子的問題每次一吵架都要冒出來。所有的指責都是沒頭沒尾的，但如果卡納爾呈遞了他的控告的話，卡伊索迪則會以他的控告來回應，那只會把事情弄得越來越亂，把時間拖得越來越長。於是就準備靠談判來解決問題。 正在這個最好時候[264]，奎因托被從藍色海岸調回了羅馬。法方「聯合製片人」從影片中退出了；意方身陷一片債務之海。他們在電影城[265]拍了一點內景，隨後危機加劇了，一切都停滯下來。母親從***城寫信來說她終於找到了租倉庫的人，是什麼奧費爾太太，她要把菖蒲花寄到巴伐利亞的慕尼黑。 九月，義大利製片人破產了，影片被一家同時也在做可建築用地買賣的新電影公司買去，用自己人給電影收了尾。他們也不叫奎因託了，他的「劇本助理」職務也被認為是多餘的。他本以為還有幾個小錢可以撈回的，但他們給他看，根據合同他什麼也得不到了。和那個法國女人在戛納時就已斷了。他回到***城。既沒工作也沒錢。 母親現在主要是生奧費爾太太的氣。她沒付租金，又找不著她，給她寫信也不回，好像是去了德國。她終於露面了，那時奎因托也在。她身高一米八，有力，豐滿，有點壯，但體態很勻稱；她的胸在西服套裝里都要撐爆了，腰很細，臀部很豐腴，腿有點男性化但細細長長的。她的臉僵硬，普通，但是自豪，是那種很有能耐的女人；頭髮是金黃色的，拳曲的，被一根沒什麼關係的粉紅色飾帶系在後面。奎因托，立刻就對這個德國女人的身體好奇和不安起來，一眼一眼地去掃視她，但奧費爾太太，用那張大理石般的臉龐，繼續跟母親說著話。她說義大利語時口音很重，但有種冷淡的流利；她說自己不得不在德國停上比預計要長的時間，這才沒能付掉三個月的租金，但現在她會把她的事情安排好的，一個星期之內，她就會回來付錢的。她踏著一雙男士的鞋子，步伐穩健地離開了。奎因托都觸不到她的目光。 快滿一個星期時，母親開始說：「奧費爾太太還沒有來……」而奎因托，陷在躺椅里，正在讀費利克斯·克魯爾[266]：「奧費爾太太……奧費爾太太……我們會叫她付錢的，奧費爾太太……」而他繼續玩味和咀嚼著奧費爾太太的名字和形象，因為在奧費爾太太身上，慢慢匯聚起來所有他不曾擁有的東西，他不能成功的東西：房產投機、電影、法國女人……「奧費爾太太……」他自顧自地冷笑著，「我來處理奧費爾太太……」 奧費爾太太只有大清早時在倉庫，那時候鮮花會從花市運過來，還有兩個打包工人。她要檢查菖蒲花籃子的外包裝，然後工人把花兒帶給前往米蘭機場的送貨人；她呢，放下金屬門帘，離開。奎因托起得晚，從來見不著她。但她留過家庭地址。 八天以後，奎因托跟母親說：「把三個月的欠條給我，要有簽名，印花稅票，所有的東西：我去趟奧費爾太太家，我去弄錢。」 她住在海邊一幢老房子裡。她給他開了門。她穿著件短袖襯衫；胳膊白花花的，比奎因托期望的要軟一些。她一臉質疑，就好像不認識他一樣。奎因托迅速抽出欠條，說既然她沒時間去，那就只好由他自己來結算……她讓他進去了；房間裡是些刺繡枕頭、玩具娃娃，可能是已配好了家具的住房。在一個屜柜上，有印著一些男人的兩張照片，照片前面擱著些花兒：一個德國飛行員和一個義大利軍官，奎因托——總把事情往壞處想——感覺像社會共和國[267]時期的制服。 「您真是不必這麼麻煩，安弗西先生，」奧費爾太太說，「我明天或後……」奎因托的目光像梭子一樣，在她總很遙遠且心不在焉的眼睛和那緊繃而飽滿的肉體之間竄來跑去…… 「但我們為什麼不能現在就結清呢？我帶了欠條……」奎因托把話說得抑揚頓挫，儘量表現得詼諧幽默，或者更好地說是：暗示，反正就是想從那種生硬的關係中脫離出來的語調。但什麼呀，那種難以覺察的悸動似乎根本就捕捉不到她。「安弗西先生，如果我跟您說我明天或後天會過來的，那就是說在明天或後天以前這錢我弄不到……」除此之外，她臉皮還蠻厚，給出那樣的回答居然還能面不改色，都已經拖欠了那麼久了。但這並不是奎因托突然決定想戰勝的那種抵抗。 他冷笑了一下，暗示道：「奧費爾太太，要和像您一樣美麗的女人吵架可是件傷心事啊……」 奧費爾太太沒料到他這麼說，看得出來，在她眼睛裡閃過一道光，但也可能很快就變得嘲諷起來。可是奎因托，敏捷得就像一個性慾狂人，已經把手伸向前去解她的襯衫了。奧費爾太太被冒犯似的往後跳著退著，然後好像恢復了鎮定，不再後退：「安弗西先生，您想從我這裡得到什麼……？」話剛說罷他們就已經擁抱起來了。 奧費爾太太是頭老虎。她壓著他，他們從房間的一個角落飛一般地轉到另一個角落，而她一直是站著的。奎因托什麼都搞不清了；他一直想對這一切報仇，現在他有了。在這瘋狂中，他突然幾乎失去了知覺，然後就已經筋疲力盡地仰臥在長沙發上的玩具娃娃之中了。奧費爾太太還是那麼站著，在他面前，用一種略微輕蔑的神情看著他。她一次也沒笑過。 奎因托整好衣服，儘量什麼也不想。奧費爾太太準備把他送到門口。奎因托，為了說點什麼，就從口袋裡掏出欠條：「至於這個嘛，那麼，您會來……」 奧費爾太太稍稍打了個手勢，意思是讓他把手伸過去，她收下欠條，走到屜櫃前，打開一個小包，把欠條藏進小包里，走到門口，給他開了門。「晚安，安弗西先生。」 奎因托出去了。白天開始變短。天色已經暗下來了。 二十一 卡伊索迪的女律師一副不很了解情況的模樣，甚至連主要問題都搞得不很明白；卡伊索迪不得不什麼都是自己來定奪，而她則是儘量給他說的東西穿上法律的外衣。 「算了吧，」卡納爾從寫字檯後面對她說，「怎麼能指控安弗西教授偷竊呢？你們這是去讓法官當面笑話你們啊……你也是，應該勸勸你的客戶不要開玩笑開過頭了……」 卡伊索迪，坐在一把「伏爾泰」式的椅子上，拳頭攥緊在扶手上，臉緊繃著，惡狠狠的。女律師翻了一下材料，說道：「那麼，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八日那天……四根灌溉鐵管，長度為……」 卡納爾吹著氣地說著一些並不雄辯但相當實用的話，就像厭倦了各種法律假設，厭惡這法律是如何能被用來給不誠實的人做擋箭牌的，但也知道事情只能如此，而他的工作就是儘量把那些能修補的地方修補一下，儘量補救那些被騙子們造成的損失，他們居然認為一切都是他們應得的——一方和另一方都是糊塗蛋，連糊塗的方式都一樣——，於是卡納爾就儘量說服雙方，這不是一件靠強詞奪理就把爭執一直拖下去的事情，匯票是要付款的，工程是要交付的，錢的問題是可以讓步的，他的客戶即安弗西家要意識到如果把卡伊索迪的公司搞垮對他們不利，所以他們要提出個最終價格，否則，這次就真得上法庭了。 這種調解戰略是由他卡納爾向奎因托提出來的。「我們想做什麼？」前一天他對他說過。「你也沒心思管這件事了，我算是看清楚了……你從來不在這裡，所有的麻煩事都留給你媽媽，而她本該是有權利安安穩穩地待著的，卻得操著這份心……卡伊索迪沒什麼名聲好丟：他穿著打補丁的褲子來到這裡，過得像個乞丐，盡做一些偷雞賊的事，人們永遠騙不了他，因為他從不做那些邏輯上可以預見的事情……用這種辦法，他總能浮出水面[268]，和他總有賬要算……」 卡納爾報了個奎因托同意的價。女律師朝卡伊索迪轉過身去。卡伊索迪努了努嘴，打了個不行的手勢。「我的客戶不認為可以在這個基礎上進行談判，」她說。卡伊索迪站起來，她也站了起來，熄了煙，把材料收進文件夾，拎上包，和卡納爾握了握手，也和奎因托握了一下，就匆匆出去了，她身後客戶卡伊索迪的手一直藏在口袋裡。 「唉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只剩下他和奎因托時，卡納爾這麼說道，他張了張雙臂，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他很愚昧，而且，還是個笨蛋，都弄不清楚他這麼既不付錢也不完工究竟是搞什麼名堂……但事實就是這樣，你看見沒有，就是這樣……」他把手伸過去和他握了握。 奎因托還想稍留他一會來談談自己做電影的經歷，但卡納爾有事，他告了別。現在他終於有大家都感興趣的事情可說了，電影城，法國女演員，不用再像從前那樣總得談政治或文學了，也不會再不知道該跟老朋友們說些什麼了。然而現在他卻除了卡伊索迪什麼都不想談。 卡伊索迪，卡伊索迪，卡伊索迪……他再也受不了了。是的，他早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他早知道他總是會贏的，他是第一個明白這一點的人！但所有的人有可能把他當做一個正常的現象來接受嗎，有可能只用言語批評他嗎？可能並不想否認他，消滅他……是啊，是啊，當然，是他奎因托想要他的，是他反對所有正統派的觀點來讚揚卡伊索迪的……但當時他覺得還是另外一種東西，是一種對立，是某種進程中的一部分……現在卡伊索迪不過是一種完全單調的灰色形象，一種需要否認或接受的事實。而他奎因托不想接受這個事實！ 就更不用說巴爾迪索奈公證員了，奎因托去找他時，他甚至還吹捧了一番卡伊索迪：「你等著看吧，他會付錢的，你聽我的沒錯，他沒他看上去那麼壞，他白手起家，你要想想，現在他已經有了家相當可觀的公司，這段時間誰都困難，層次高的也好，層次低的也罷，大家都這樣，但你儘量和他把這事情談成，我跟你說，他是個好人。」 特拉瓦利亞醉心於政治。一年後有市政選舉，據說他想競選市長，上選民冊。有一天他們碰著了，一起走了段路，奎因托對他透露了點電影界的內幕，裝出一副很有閱歷的樣子。在麥利納咖啡店前他們碰到了卡伊索迪。上次談過話後，奎因托和他都不打招呼了。特拉瓦利亞卻停下來跟他握了手。過了一陣子，他對他說：「那麼，安弗西家的問題怎麼說了？」 卡伊索迪於是又使起那哭腔，但說得非常含糊，奎因托除了聳聳肩，並不插話。特拉瓦利亞則是儘量講理，儘量說服卡伊索迪，但他在闡述安弗西家的理由時，那表情就像是在解釋一個小孩子的理由，一個得儘量理解他，但別指望他會按現行邏輯來行事的理由。總之，末了卡伊索迪發出一個提議：他會支付一部分他欠安弗西家的錢，但是安弗西家——反正他們顯然再也不能過問此事了——要讓他來支配那些房子。由他來找房客並賺取房租，年終時他會交納一定的錢款。 這是一個會被卡伊索迪活生生吃掉的辦法，奎因托很明白；但他也明白這是一種擺脫掉那些煩心事的法子，至少一年時間，也能讓他不再為母親孤身一人跟租賃作戰而感內疚了。就連特拉瓦利亞也很快明白過來，這個解決方案對安弗西家有相當積極的方面，他很支持。奎因托儘可能地撐著。結果是所有人都聚集在卡伊索迪的工作室里。他有個新秘書，一個紅頭髮姑娘，新家具，新吊燈，用燈管的那種。卡伊索迪讓工程師和奎因托坐下，請大家抽菸。進來一個女人，小地方的女人，年紀已經不小了，領著一個男孩。「我妻子，」卡伊索迪介紹道。「她也過來了。反正我跟老家沒什麼關係了。」 於是他們說好了，奎因托會把一切都向母親和正好要回家的弟弟說的。 他獨自回家，正上著坡，看見了老木匠馬賽拉騎車下著坡，剎住車停下來向他打招呼。 「你還會在這裡待上一陣嗎？生意上的問題？房子……我總是經過那裡，我看它總在原地踏步，我就想到了你，想到了你媽媽，想到了你們飲了多少壞血[269]……卡伊索迪真的還欠你們匯票嗎？對不起，你知道，我從來不是想跟你說什麼啊，有時，我見你皺著眉頭，就跟自己說：我得跟他說說，然後我又不敢……但我們經常討論這件事，同伴之間……你們真會被那個卡伊索迪完全控制的……但你之前不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嗎？他在全國游擊隊員協會給我們惹了多少麻煩事？」 奎因托神經正高度緊張著呢，儘管他是剛解放出來：他這樁房產生意的嘗試，曾是自己心裡鼓吹而且讚揚過的，但好像是害怕馬賽拉和他的同伴們會指責，並要為這事辯護一樣，然而這卻是一件可以和他們談談的事情，這件事上他們還是站在他這邊的，是關注他的…… 「對，我知道你們急著賣掉，得付稅費，」馬賽拉說，「你們攤上蓋房子這件事，這很好……與其讓別人做這事，不如……但你為什麼不來組織里問問呢？一些建議我們還是能提的……有些企業家，雖然不是同伴吧，也是我們的朋友，或者至少不想跟我們翻臉……而且我們也有一個合作社，運作得很好，是我們的……哪天晚上你來和我們談談：我們想組織一個全面的行動來反對投機活動，控制土地價格，讓人們按規定辦事……絕不能讓眼前正在發生的那些事繼續下去，這些騙……這是可以鬥鬥的……有很多事可以做……你聽啊，現在你要找房客，你來問我們好了，偶爾我們會知道什麼人，他們有時給我們寫信，寫到組織里，從都靈，從米蘭，也有些有錢的同伴，如果我們能給他們提供點情況……」 奎因托回到家時就像肩上抗著具屍體：他被馬賽拉溫厚善良的一席話噎得喘不過氣來，自由冒險企業家的個人主義讓他浪漫的雙眸直瞪著正午的太陽。 安佩力奧也在，他們把自己關在飯廳里，桌子上堆得滿是文件，又從頭算起所有的賬來。 母親在花園裡。香忍冬陣陣送香。金蓮花那一團顏色艷得過分。如果不抬起眼睛往上看，看那上頭四面露出房子的窗戶，花園還是花園。母親在花壇間轉來轉去，剪著枯枝，檢查著園丁是否已經給所有的地方都澆過水了。一隻蝸牛正順著鳶尾花尖尖的葉片爬：她把它摘下，扔在地上。一陣爆響讓她抬起了頭：那上頭的房頂上，他們正在樓頂平台上澆瀝青。母親想，從前用瓦片做屋頂更漂亮，當屋頂完工時，他們還會在上面插上旗子。「孩子們！孩子們！」她對著飯廳的窗戶喊道，「屋頂做完了！」 奎因托和安佩力奧沒應聲。百葉窗緊合著的房間半明半暗。 他們坐著，膝蓋上堆著成捆的文件，重新算計著資金能返還回來時的賬目。太陽早早就消失在卡伊索迪的房子後面，百葉窗的葉片間，射在碗櫃銀質餐具上的光線越來越少，現在只有那一縷光線，穿過最高的幾條葉片，在托盤和茶壺有光澤的弧線上慢慢地黯淡下去。 煙雲 當我來到這座城市定居時，真是什麼都不在乎。定居並不是一個準確的詞。我對穩定沒有任何期望；我希望周圍的一切都是流動的，暫時的，只有這樣我才會感到拯救了自己內心的安寧，但是我也解釋不出這種穩定存在於何物之中。於是，當我在通過了一系列介紹之後，得到了一個在《淨化》雜誌做編輯的職位時，便來這裡尋找住處了。 對於一個剛下了火車的人來說，大家都是知道的，城市整個就是座火車站：轉來轉去的，他就轉到了越來越淒涼的路上，周圍是車庫和託運倉庫，有鋅制咖啡桌的咖啡店，往他臉上噴著惡臭氣的卡車，他不停地換手拎行李，感到手都腫脹起來了，髒兮兮的，內衣緊貼在身上，緊張，他看到的所有東西都是緊張的，分崩離析的。那間為我準備的帶家具的房子，我正是在這樣一條路上找到了，在大門的邊框[270]上，有兩串牌子，用鞋盒做的，被繩子掛著，是一張租房信息，字跡很潦草，牌子一角上貼著印花稅票。我不時地停下來換手拎行李，看見這牌子就進去了。那幢公寓的每個樓道、每層樓上都有一兩間要出租的房子，我在C樓道的第一層[271]樓按響了門鈴。 這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房間，房間有點暗，因為落地窗朝著內院，正是由那扇落地窗進入房間的，進去前要通過一條欄杆早已銹跡斑斑的走廊，於是這間房就獨立於這套房子的其餘部分之外了，但是得先通過一連串用鑰匙鎖上的防盜護欄；房主瑪爾格利蒂小姐耳聾，怕的正是賊。沒有衛生間；廁所在走廊上一個木頭做的小屋裡；屋裡有個自來水的洗臉池，沒有熱水設備。但總之，我還能找到什麼呢？租金對我太合適了，其實，這是唯一的可能，因為再貴的我也花不起這個錢，再便宜的也找不到；再說，一切都是暫時的，我想這對自己來說應該是個非常清楚的事實。 「是，是，這房子我要了，」我跟瑪爾格利蒂小姐說，她卻當成我是在問這裡冷不冷，於是她指給我看了看爐子。我早已看過了，想把行李丟在那裡，出去走走。我先走到洗臉池邊，把雙手放到水龍頭下面；從我剛到的那一刻起，就一直有洗手的欲望，但是我只是沖了一下，因為打開行李找肥皂很麻煩。 「哦，您為什麼不跟我說？我這就給您把手巾拿過來！」瑪爾格利蒂小姐說道；她跑到那邊去，帶了一條燙平的毛巾回來，擱在椅背上。為了清爽一下自己，我在臉上也撲上了點水；我非常厭惡自己不乾淨；然後用毛巾擦了擦。從那個動作中女主人終於明白過來，我是真想租那間房的。「啊，這房間您要了！您要了！好的，您想要換衣服，整理行李，您自己儘管來，這裡是掛衣架，您把大衣給我，擱這裡！」 我沒讓她給我脫下外套，我打算馬上出去。我還得跟她說我需要一個書架：我有一箱書要到，那是自己在支離破碎的生活中還能攢起的一點點藏書了。我費了好大勁才讓那個聾子搞明白我的意思；她總算把我帶到她那裡去，帶到她房間的一個小貨架[272]前，裡面放著她的針線籃，線圈盒子，要修補的什物，還有各種刺繡樣式；她告訴我，她會把這貨架騰空，搬到我房間裡去的。我出了門。 《淨化》雜誌是機關辦的一種刊物，我得先去那裡報到，才好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嶄新的工作，不同的城市，如果我再年輕一些或者我對生活還有更多期盼的話，這一切也許會給我帶來興奮和滿足；可是現在不同，我只能看到灰色，還有圍繞著自己的痛苦，我只能深陷其中，倒不怎麼是我讓步了，而是我更喜歡這樣，這樣就證實了我的生活不可能還有所不同的看法。甚至連那些自己必須走過的路，我都會選成那樣的路，那些最次要、最狹窄和最無名的，儘管從那些有著高雅玻璃窗和漂亮咖啡店的路上走對我更方便一些；但是要錯過行人疲憊的面容，錯過廉價飯館裡稀薄的空氣，錯過小店鋪的霉味，錯過小路上特有的某些噪音，我又覺得非常可惜：電車，小貨車的剎車聲，院子裡小作坊的焊鐵聲：這都是因為那些外界的筋疲力盡和吱嘎刺耳聲可以防止我過於沉溺於內心的筋疲力盡和吱嘎刺耳聲。 然而，要抵達那個地點，我不得不在某個地點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區域，那裡綠樹成蔭，古色古香，高檔雅致；小街小巷裡的車輛很少，而林蔭遮蔽的機動車道和非機動車道都相當寬敞，這樣一來，交通既不堵塞又不嘈雜。秋天了；一些樹成了金黃色。人行道邊不再是房子的牆垣，而是柵欄，柵欄後面便是籬笆，花壇，卵石小路環繞著的帶有裝飾建築的，介於宮殿和別墅風格之間的房子。我現在體會到一種不同的茫然，因為我再也找不到那些我在其中能像以前那樣認知自己或是預測將來的東西了（不是我相信徵兆，對於處於緊張狀態的人來說，新的地方，他見到的每一個東西都會是一種徵兆）。 於是，當我進入那個機關辦公室時，真是有點暈頭轉向的，那裡的辦公室跟我想像的不一樣，因為它們都是些貴族宮殿式的大廳，鑲邊的鏡子，靠牆桌和大理石壁爐，以及掛毯和地毯（但實際使用的室內配置卻是普通的二十世紀辦公家具，照明系統是最現代的品種，用燈管的那種）。反正，我現在是為要了如此醜陋而昏暗的房間而感到窘迫；以至當我被領到協會主席科爾達工程師的書房裡時，就更感難堪了，因為他立刻就以一種誇張的熱情接待了我，完全把我視為平級的人物來對待，不只是從社會等級威望上來看—就連這我都已經很難消受了—，而且尤其是把我當成對這個機關和《淨化》雜誌所關心的問題有著和他同等競爭力和興趣的人。我，老實說，本以為這就是個做做樣子的活，可以擠擠眼睛使個眼色混過去的事情，而我也只是把那份工作當做其他什麼隨便的差事接下來做的，可是現在，我就得扮演那種在自己生活中就沒想過其他什麼事的角色了。 科爾達工程師是個五十出頭的人，孩子氣，黑鬍子，也就是不管怎樣都能保留著一股孩子氣和黑鬍子的那一代人中的一個，那些我從來沒有跟他們有過任何瓜葛的傢伙。他的一切舉止，談吐，外貌—一身無可非議的灰制服，襯衫白到完美—，手勢—一手夾著香菸，揮舞著——，都讓人覺得他高效精幹，天資聰穎，性格樂觀，沒有成見。他把《淨化》雜誌至今所出過的幾期都拿給我看，這些雜誌是由他（他是雜誌主編）和印刷辦公室主任阿萬德羅博士[273]（工程師向我介紹了他；他是那種講起話來就像在念稿子一樣的傢伙）共同收集的。期刊很少，還相當薄，能看得出不是行家做的。我以自己那一點做雜誌的見解，對他說了一下——當然沒有批評的意思——我是如何準備做這份雜誌的，還說了會進行哪些技術上的變動。我同樣也操起那種實用的、很有把握的語調；我很高興地發現我們非常談得來。很高興：是因為我越表現得幹練、樂觀，就越會想到那間可憐的租房，想到那些淒涼的街道，想到自己身上帶著的那種生了銹的、黏糊糊的感覺，想到我什麼都無所謂，我覺得自己是在耍魔術，當著科爾達工程師和阿萬德羅博士的面，正在把他們所有的工業技術效率變成一堆碎屑，而他們毫無察覺，科爾達還在滿腔熱情地點頭。 「很好，那麼您明天沒問題嘍，我們說好了，還有，」科爾達跟我說，「為了修訂……」他想讓我讀一讀他們最近一次開會的材料。「喏，」他把我帶到一個書架前，書架上堆滿油印報告副本。「您看見了嗎？您拿著這本，還有這本，這本您已經有了？好，您數數是不是都有了，」他一邊這麼說著，一邊把那些紙張拿在手中；就是此刻，我看見從那些紙張中揚起了一小片塵霧，剛剛被碰過的紙張表面已被劃出手指的痕跡。工程師舉起紙張，試著撣了撣，只不過是輕微一下，似乎是不願接受紙上落灰的事實，又用嘴輕輕吹了吹。他小心翼翼地，儘量不讓手指碰上每份報告的第一頁，只是用指甲尖稍稍地掠過，這樣一來，一條游蛇般的白色細紋就被標在那鋪著一層極細的灰塵、類似於灰底子的東西上了。但他的手指還是給弄髒了，看得出來，他是想通過把手指屈到掌心上搓手指肚的辦法，試著把手指弄乾淨，結果反倒是把灰擦到整個手掌上。於是他就本能地把雙手垂到法蘭絨灰色褲子的兩側，適時地停留了一會，再把手抬起，就這樣，我們兩個人，都在半空中搓著手指肚，稍稍捏著那些報告的邊緣，相互傳著，就好像這報告是蕁麻葉，同時我們還繼續笑著，繼續興高采烈地表示同意，繼續說：「哦，是啊，真是一次有意思的會議！哦，是啊，工作開展得很好！」但我發現工程師卻顯得越來越緊張和不自信，他承受不住我勝利的目光，我那勝利和絕望的目光，因為一切都證明如我之前想像得一模一樣。 我遲遲沒有困意。房間，看上去很安靜，夜裡卻傳來一些我慢慢才搞清楚的各種聲音。會不時傳來一個揚聲器走了調的聲音，好像是要提醒人們注意什麼，但字句短促，難以理解；如果我已經睡著再醒過來的話，會覺得自己是在火車裡，因為那種音色和語調就是火車站揚聲器的那種音色和語調，就跟乘客半睡半醒的夜裡耳邊浮起的聲音一樣。豎起耳朵來聽，我還能抓住幾個詞。「兩份醬餃子……」他們說。「鐵鍋肉排……一份……排」。這房間是在「烏爾巴諾·拉達齊」[274]啤酒店的廚房上面，午夜後那裡也做快餐生意：服務員在吧檯上用內線話筒把點過的菜單抑揚頓挫地念給廚師聽。陣陣混雜的嚷嚷聲不斷從啤酒店裡傳上來，不時還會有什麼人唱起歌來。但這是個好地方，價有點貴，可來的人群並不庸俗：夜間少有醉漢發酒瘋把滿是杯子的桌子打翻。我在床上，他人清醒時的噪聲傳過來時就已經減弱了，既不愉快也沒色彩，就像穿過了一層雲霧；揚聲器里的聲音：「一份炸薯條的配菜……那些餃子好了沒有？」這聲音帶著鼻音和順從的悲傷。 兩點半不到的時候，「烏爾巴諾·拉達齊」啤酒店便把金屬簾門放下；服務生們，豎起蒂羅爾式工作服上衣的外套翻領，從廚房裡出來，聊著天穿過院子。三點不到，一陣鐵傢伙的碰撞聲會闖入院子：洗碗工把沉沉的空啤酒桶拖到外面來，讓它們沿著桶的邊緣或是直接就地滾起來，搞得砰砰作響；接著他們開始沖洗酒桶。這些洗碗工，不慌不忙的，肯定是按小時計算工錢的，幹活冒冒失失的，吹著口哨，總是把那些鋅桶弄得很響，這樣要鬧它個把小時。將近六點，拉啤酒的卡車會運來灌滿啤酒的桶，再把那些空的帶走；而「烏爾巴諾·拉達齊」的大廳里已經響起了打蠟機的噪聲，機子要為新的一天打掃地板。 在安靜的時候，深夜裡，從瑪爾格利蒂小姐的房間，在那黑暗之中，會爆發出喋喋不休的說話聲，攙雜著奸笑，還有提問和回答，全都是只由一個女性的假聲發出來的；她耳聾，區別不出來自己是在思考，還是在大聲講話，不管是白天，或是在深夜醒來的時候，每當她因為一個想法、一段記憶、一次內疚而熱血沸騰時，就自言自語起來，在不同的幾個人對話時，她還要改變台詞。幸好這些獨白，由於激動，都聽不大懂；但身處這種冒失的親密之中，還是讓人感到不大舒服。 白天，當我進廚房問她要點熱水來刮鬍子時（敲門她是聽不見的，所以我不得不進入她的視線，才能使她感到我的存在），往往會把她嚇著，因為其時她正照著鏡子說話，微笑著做鬼臉，或是坐在椅子上朝虛空之中看著，講著什麼故事；於是她突然恢復鎮靜，說：「唔！我正和貓說話呢，」或者：「很抱歉，我沒看見您，我正在祈禱，」（她非常虔誠）不過更多的時候，她意識不到自己的話已被人聽見了。 她的許多話是沖貓說的，這是真的。她可以跟它說上幾小時，有的晚上我聽見她一直在對著窗戶說「嘖嘖……嘖嘖……貓貓，貓貓，貓貓」，等著貓從走廊上、屋頂上和陽台上回來。它是一隻瘦弱的野性很強的貓，有一身每次歸家時就變成了灰色的黑毛，就好像是把這個街區所有的灰塵和煤煙都吸到了自己身上來了。它大老遠的一看到我就要逃開，躲在什麼家具下，就好像我打過它一樣，儘管我連看都不看它。但趁我不在時，它應該是進過我房間的：女主人把給我洗過的白襯衫放在大理石抽屜柜上，而我在襯衫的領子和胸前總是能找到它爪子上的煤黑印跡。我便叫罵開來，但很快就止住了，因為那聾子是聽不見的，於是我就去那邊把這場災難展示在她眼前。她很難過，四處找貓要懲罰它；她跟我解釋，肯定是她進我房間給我送襯衫的時候，貓也跟了進來，而她卻沒發現；於是就把它關在裡面了，這野獸就跳上了抽屜櫃，發泄了一番它不能出去的怒氣。 我只有三件襯衫，得不停地給她洗，因為——我不知道是不是那時自己的生活還沒有料理好，還有辦公室要收拾——半天過後，襯衫就已髒了。所以我不得不時常穿著領子上有貓爪印的襯衫去辦公室。 有時候我在枕頭上也能找到腳印。應該是前一天晚上，瑪爾格利蒂小姐給我被子翻邊時，它跟進來後，就一直被關在裡面了。 貓髒成這樣也沒什麼好奇怪的：只需把手放在走廊的欄杆上，再收回來時上面就都是一條條的黑紋了。每次我回家時，要把四個門鎖或掛鎖用鑰匙擰開，然後為打開和關上落地窗，還得把手指插到百葉窗的葉片間，這都會把手弄得髒兮兮的，以至於進門後，我必須懸起雙手，免得弄髒別的東西，並立刻去洗臉池邊洗手。 手洗淨擦乾後，我立刻感到好受了許多，就仿佛重新獲得了手的使用權，這才敢擺弄起房裡不多的物件。瑪爾格利蒂小姐，我得說，把房間保持得相當乾淨；除塵，她每天都在除塵；但有時候，如果我把手伸到她夠不到的某些地方（她個子非常矮，胳膊又短），抽回來時，手上又全是天鵝絨一般軟綿綿的細灰，於是我不得不立刻再去洗手。 最嚴重的問題是書：我把書整好擺放在那個小貨架上，只有那些書才能給我家的感覺；工作總能給我一些自由時間，我很情願花上個把小時在房裡讀讀書。但是那些書上沾了多少灰塵：我從書架上選出一本，打開之前，先得用塊破布把封面封底擦個遍，還有書口，然後還要好好地拍上一拍：准能拍出來一大片的灰塵。於是我又要去洗手，然後才能倒在床上讀起來。但是翻書時，沒用，我會感到手指肚上的那層灰，變得越來越軟，越來越厚，這破壞了我閱讀的樂趣。我站起來，回到洗臉池邊，又沖了沖手，可是現在我感到襯衫上、衣服上也沾滿了灰塵。我本想重新開始讀書，但此時我的手都乾淨了，便懶得再把它弄髒了。於是決定出去走走。 自然，要出門也得經過所有的程序：百葉窗，欄杆，鎖，這些都導致我的手比之前更糟糕，但現在我必須要把我的髒手這樣一直保持到辦公室。我一到辦公室，就跑到洗手間去洗手；可辦公室的毛巾上全是黑印子；我剛擦完手就已經髒了。 機關工作的前幾天，我用來收拾自己的寫字檯。分給我的桌子上堆滿了東西：紙張，信函，文件夾，過期的報紙；反正，直到那時為止它是一張機動用的桌子，上面堆放的儘是那些沒有固定位置的東西。我的第一個衝動就是大掃除一番：但很快就發現有一些對於報紙來說是必要的資料，還有其他一些也該有點意思、以及我打算仔細看一下的東西。總之結果是我什麼東西也沒從桌上拿掉，反而還添了許多東西上去，當然我不是亂放，而是儘量把一切保持整齊。很顯然，桌上原來的資料積滿灰塵，而且還把自身的灰塵傳給了新放上去的資料。我很珍惜自己整理出來的東西，於是就規定打掃衛生的女人不要碰任何東西，這就導致了那灰塵一天天的沉積在資料上，尤其是文具上，信箋上，註明了收件人的信封上，等等等等，於是這些東西幾天之內就有了又老又髒的外貌，讓人懶得去碰。 抽屜，那裡也是，一回事！那裡面都是放了好幾十年的破爛紙張，分成好幾層，全是灰，見證了那張寫字檯幾經公務和私務的悠久職業生涯。我在那張桌上不管幹什麼事情，沒過幾分鐘就感到有洗手的必要。 我的同事阿萬德羅博士，卻有一雙永遠乾淨的手——纖細的小手顯出一種神經質般的僵硬——，保養得非常好，指甲光亮、整潔，而且統統削得尖尖的。 「但是您，抱歉，」我試著問他，「您沒覺得，在這裡待上一會後，這手，是不是，您看見沒有，這手是怎麼弄髒的啊？」 「這是很可能的，博士，」阿萬德羅回答道，他那表情總是假兮兮的，「您可能是碰了什麼不大幹淨的東西或是紙張了。如果您允許我給您一個建議的話，那就是寫字檯桌面上最好是完全空曠的。」 確實如此，阿萬德羅的桌子上就是空空的，乾淨的，光亮的，只有他那一刻正在處理的案卷，和手裡握著的圓珠筆。「這是一種習慣，」他補充道，「主席非常在乎這一點。」是這樣的，科爾達工程師就這樣跟我說過：一個能把自己的寫字檯保持到完全空曠狀態的領導人，是那種永遠不會堆積公務、能立刻給問題找到解決方法的人。但是科爾達從來不在辦公室，即便在也只稍停一刻，他叫人給他送去大幅的圖表和統計紙，對下屬發出快速而泛泛的命令，從不管每個任務的難易程度，給大家分配各種工作，向速記員小姐迅速地口述什麼信函，簽署待發的信件，然後就離開了。 阿萬德羅則不是這樣，阿萬德羅早上和下午都在辦公室里，總是一副工作很多的樣子，而且總給速記員和打字員很多的事情干，他總能讓自己寫字檯上任何一張紙耽擱的時間不超過十分鐘。這事我實在看不過去；便開始監視他，我發現所有的紙張，在他桌上待過一小陣子後，會立刻去其他什麼地方待著。有一次，我當場看見他，因為不知道如何處理手中的幾封信，他居然走到我的桌邊（我之前離開了一會，洗手去了），把那些信擱下，藏在一個文件夾的底下。然後，他迅速地從口袋裡抽出一條手帕，擦了擦手指，又安坐在自己的位子上，那裡有一支圓珠筆，和一張白紙的邊緣平行地放著。 我本可以突然進去，讓他丟丟臉的。但我看到這個就有數了，知道是怎麼回事就行了。 因為我是從走廊進入我房間的，瑪爾格利蒂小姐這套房子的其餘部分對我來說還是未經勘探的土地。這個小姐獨自居住，出租了面朝院子的兩個房間，我的和隔壁的另一間，那個房間的房客，我只能通過深夜裡和大清早時分沉重的腳步聲來認識他（他是警察局的一個軍士，我了解到，白天從來見不著他人）。這套公寓的其餘部分，應當是相當寬闊的，全是她的。 有時候，我找她是因為別人打電話找她：她又聽不見鈴響，結果就成了我去接電話；聽筒貼在耳邊時，她倒聽得蠻清楚；和她教區修會裡的女性朋友們長久通話是她的一種娛樂。「電話！瑪爾格利蒂小姐！有人打電話找您！」我徒勞地滿屋子喊著，更加徒勞地敲著門。在這房子裡轉來轉去地找她時，我看見了一間又一間的起居室，客廳，小飯廳，裡面堆的都是老舊而奢華的家具，還有燈罩，小擺設和小畫，小雕塑和掛曆，房間非常整齊、乾淨，給蠟打得亮堂堂的，沙發繡有潔白的花邊，連一粒灰塵也沒有。 在這些房間中一間的盡頭，我終於發現了瑪爾格利蒂小姐，她正專心地給鑲木地板打蠟，或許是在擦家具什麼的，身上穿著件褪了色的睡衣，頭上繫著條手帕。我用激烈的手勢指了指電話的方向；那聾子便奔過去又開始了她無窮無盡的聊天，那語調與她對貓說話時沒什麼不同。 我回到自己房間，看了看洗臉池架子上或是燈罩上一指厚的灰，怒氣萬分：那女人花上成天的時間把她自己房間弄得像鏡子一樣光亮，而對我這邊她甚至都不用抹布碰一下的。我去她那裡，決心大鬧一番；我在廚房裡找到她了，這廚房整理得比我房間還要糟糕：磨損不堪、滿是污漬的飯桌的蠟面，碗櫥里髒兮兮的杯子，碎裂發黑的地磚。我啞口無言地待在那裡，因為我明白只有廚房才是整個屋子裡那個女人真正生活的唯一地方，其餘部分，那些被裝飾好的，且被不斷打掃和上蠟的房間只是一種藝術品，在這之中她傾注了對所有美好的憧憬，為了保持這些房間的完美狀態，她就懲罰自己不住在那裡面，懲罰自己從不像主人一樣進去，而只是像干粗活的女人一樣進出，而一天餘下的時光她卻在油垢和灰塵中度過。 《淨化》雜誌是份半月刊，副標題是「把空氣從煙、化學排放和燃燒製品中淨化出來」。這是EPAUCI也就是「工業中心的城市大氣淨化機構」的機關刊物[275]。EPAUCI和其他國家的姐妹協會聯繫密切，這些協會會發送他們的機關刊物和宣傳小冊子。還經常舉行國際會議，尤其是有關日益嚴重的煙霧問題。 我過去從沒有關心過類似的問題，但我知道辦一份專業刊物並不如想像上的那麼困難。跟著國外的雜誌走，翻譯一些文章過來，再訂上一份文摘類的報刊，一份雜誌差不多就辦成了；然後總有那麼兩三個技術合作夥伴，從不會錯過機會寄來他們的文章，而機關一方，就它還能起到的那麼一點作用，一些消息，一些每期都要用黑體字標出來的告示，總歸會有的；還有登廣告的，他們要求像發表文章一樣地刊登出對他們某個新專利的描述。當有會要開時，就可以出一期專刊，整刊的會議，還能剩下一些發言和報告，這樣，下幾期雜誌如果有三四個專欄，當你不知該如何填滿時，就可以繼續消化這些文章。 社論按規矩是由主席來寫的。但科爾達工程師總是很忙（他是好些工廠的常務理事，只能抽一些零散時間給機關），便委託我，照著他跟我一再強調並清晰闡述過的理念起草這篇文章。我應該在他下次回來時遞交我的文章。科爾達經常出差，因為他的工廠散布在全國各地；在他眾多的活動中，EPAUCI主席的職位，儘管純粹是名譽上的，但他跟我說過，卻給了他最大的滿足，「因為，」他解釋道，「因為這是為了理想而奮鬥。」 然而對於理想，我既沒有也不想有；我只是給他做一篇他喜歡的文章，為保住那個位子，一個既不比別的位子好，也不比別的位子差的位子，只想繼續那樣生活，這樣的生活既不比別的可能的生活更好，但也不比它們更差。科爾達的論據我是了解的（「如果大家都以我們為榜樣，大氣的潔淨就已經……」），他最喜歡的格式（「我們不是烏托邦主義者，這個已經很明確了，我們講究實際，我們……」）我也了解，我能一字不差地寫出他想要的文章來。如果不這樣寫，我又該怎麼寫呢？自己腦袋裡的那些東西？那會是一篇很漂亮的文章，我敢保證！一個漂亮的觀點，對一個高效而多產的世界充滿了樂觀心態！但我只要徹底改變自己的心態（這對我來說不是件難事，因為這就好像是自己在與自己鬥爭），就能獲得撰寫一篇社論所必需的動力，當然這是受到主席啟發。 「我們已經站在解決揮發性熔渣問題的門檻上了，」我寫道，「解決方案越能儘快達到其目的，」我已經看見工程師滿意的臉龐了，「給技術進步帶來持久有效動力的私營企業就越能得到，」工程師這時會抬起一隻手來的，在我的字句下面劃線標註出來，「就越能得到國家機關的開明理解，他們已經非常關注……」 我把這一段大聲地朗讀給阿萬德羅博士聽。他把保護得很好的小手擱在寫字檯中央的白紙上，阿萬德羅以那慣常的毫無表情的禮貌看著我。 「那麼，您覺得不行？」我問他。 「完全相反，完全相反……」他趕緊說。 「您聽一下結尾：『我們反對關於工業文明最災難性的預言，我們重申，在經濟自由發展和人類機體所必需的衛生條件之間是不會有矛盾的，』」我不時地看看阿萬德羅，但他眼睛都沒從白紙上抬起來過，「『在我們忙碌的煙囪吐出的煙塵和我們不可比擬的自然美景的藍色與綠色間……』那麼，您覺得怎麼樣？」 阿萬德羅用他呆滯的雙眼看了我一會，雙唇緊閉。「這樣啊，您的文章確實很好地表達了，我們這樣說吧，表達了我們機構的宗旨，這是真的，對這個宗旨，機構是全力以赴……」 「唔……」我嘟囔道。必須承認，從一個像我同事那麼會恭維人的傢伙那裡，我指望得到的是一個不那麼模稜兩可的贊同。 幾天以後，科爾達工程師來了，我把文章交給他。他當著我的面，仔細地閱讀了我的文章。讀完後，整了整稿紙，像是又要從頭重新讀起，誰料卻說了句：「好的。」他想了一會，再次重複道：「好的。」又停頓了一會，說：「您還年輕。」接下來搶先否定了我並沒打算提出來的一個異議：「不，這不是批評，您讓我說完。您還年輕，您有信心，看得遠。但是，您讓我說完，形勢很嚴峻，是的，比您文章中沒看到的還要嚴峻。讓我們像男人一樣[276]談談這個問題吧：大城市空氣污染很嚴重，我們有分析結果，形勢很嚴峻。正因為嚴峻，才要由我們來解決它。如果我們不解決的話，我們的城市也會被煙霧窒息。」 他站起來，前前後後地踱起步來。「我們不隱瞞這其中的困難。我們跟別人不一樣，正是環境問題才是最應該擔心的，然而別人卻毫不在乎。或者更糟糕，還要給我們從中作梗。」 他定在我面前，壓低嗓音說：「因為您還年輕，也許相信所有人都贊成我們，然而並非這樣。我們人少，總是被一方或另一方攻擊。是的，先生，不是一方就是另一方，但是我們並不認輸。我們大聲說話，我們行動，我們解決問題。我更想在您文章里聽到這些，您明白嗎？」 我明白得很。我偽裝出的那個和自己相反的意見過了頭，但現在我知道該如何把這文章調整得完美無缺了。我必須在此後的三天內把文章重新交給工程師。我把文章從頭到尾地重寫了一遍。 全文三分之二我用來描繪歐洲城市被煙霧吞食的陰暗場景，而另三分之一則把這些城市和一個典範城市的形象做了個比較，也就是我們的城市，這裡整潔乾淨，氧氣富足，這裡的工業集中生產並不會與……相剝離……等等。 為了更好地集中精力，我在家裡躺在床上寫文章。一縷陽光斜灑在院井中，並透過玻璃射進房間，我看見這縷光線在房間的空氣中穿過了難以觸摸到的無數塵粒。床罩上該是早已浸透了灰塵；我感覺過不了多久，床單也會被黑黑地鋪上一層，就像是百葉窗的葉片，還有陽台上的欄杆。 當我讓阿萬德羅博士讀這篇文章新的一稿時，感到他並沒不喜歡。「這個在我們城市和其他城市狀況之間對比的懸殊差別，」他說，「您肯定是照著主席的精神提出來的，確實寫得很成功。」 「不，不，工程師沒這麼向我說過，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有點窩火地勉強說道，因為我的這個同事居然認為我沒有一點主見。 科爾達的反應卻是我沒料到的。他把打字稿撂在桌上，搖了搖頭。「我們沒說明白，我們沒說明白，」他立刻說。他給出一些有關我們城市工業生產的數據，每天燃燒煤炭、柴油量的數據，汽車運行量的數據。然後他又轉向氣象數據，並把這兩個數據和歐洲北方各大城市的相關數據迅速做了比較。「我們是個工業大城市，霧多，這您明白，所以煙霧我們也是有的，我們的煙霧並不比別的地方少。我們不能像我國其他競爭城市那樣，像他們那樣自以為，自己城市的煙霧比別的地方少。這一點您可以在文章中寫清楚，您必須要把這點寫出來！我們是大氣狀況最糟糕的城市之一，但與此同時也是最能勝任解決這個局面的城市！是與此同時，您明白嗎？」 我明白，我還明白了我們之間是永遠無法理解的。那些發黑的房子門面，那些昏暗的玻璃，那些不能倚靠的窗台，那些幾乎被抹掉的臉，還有那陰霾，如今隨著秋天的到來，漸漸失去了它在惡劣天氣下的潮濕味，轉而變成了這些東西的一種什麼特性，就好像每個人、每件東西都日復一日地沒了形，失去了意義和價值，那一切於我而言，是一種普遍的不幸，然而對於像他那樣的人則是一種財富、霸權和權勢的象徵，同時也是危險、毀滅和悲劇的象徵，一種感到自己如同懸於天地之間的英雄一般偉大的方式。 這文章我又寫了第三稿。終於通過了。只是在結尾處（「於是我們面臨著一個有關社會命運的可怕問題。我們能解決它嗎？」）他又有話要說。 「這樣不是太猶豫了嗎？」他問。「不會打消信心嗎？」 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去掉疑問：「我們能夠解決它的。」這樣，不用感嘆就有一種沉穩的把握。 「可是不會讓人感覺太溫和了嗎？就好像是件很普通的事情？」 最好把這句話重複兩遍。一句用疑問，另一句不用。「我們能解決它嗎？我們能解決它的。」 但這是不是又把解決方案推遲到一個不確定的將來了呢？我們試著把它們都用現在時表示。「我們現在就要解決它嗎？我們現在就來解決它。」可是讀起來不大好聽。 大家知道，寫文章一向如此；先是改一個逗號，接著就得換一個詞，然後是改掉整個句子的結構，再下來就是改掉整篇文章。我們討論了半小時。我建議把問題和回答換成不同的時態：「我們能解決它嗎？我們正在解決它。」主席十分滿意，從那天起，他對我的才華就再沒有絲毫的懷疑。 一天夜裡電話鈴把我吵醒了。那是長途電話延長了的響鈴聲。我打開燈：幾乎三點了。在我決定起來，衝到過道里，再在黑暗中抓起聽筒之前，這之前的之前，還在從睡夢中驚跳起來之前，我就已經知道那是克勞迪婭了。 現在她的聲音從聽筒里噴湧出來，像是來自另一個星球，我睡眼惺忪的，有一種眼冒金星的感覺，然而這些火星，閃光，都只是她失控聲音的抑揚頓挫，都只是她在說任何事時總會使用的那種戲劇性激動，現在那激動一直傳到我這邊來，傳到瑪爾格利蒂小姐那個淒涼過道的盡頭裡來。我這才意識到，我從來沒有懷疑過克勞迪婭會找到我，甚至是，整個這段日子，我一直等的就是這一刻。 她甚至都無心問問我，問我之前都怎麼了，怎麼會跑到這裡來的，她也沒跟我解釋她是怎麼追尋到我的。她有成堆的事要跟我說，都是些詳盡之極的事情，儘管向來都很含糊，就像她所有的事情一樣，這些事都發生在對我來說陌生而且到達不了的環境裡。 「我需要你，立刻，馬上。你乘第一班火車來……」 「你知道，我這裡有工作……機關……」 「啊，也許你會見到爵士……你跟他說……」 「什麼呀，不是的，你知道，我只是……」 「親愛的，你馬上就出發，是嗎？」 我怎麼跟她說呢，我是在一個積滿灰塵的地方接聽她的電話，又怎麼跟她說百葉窗的葉片上覆蓋著黑黑的一層沙質硬皮，又怎麼跟她說我的領子上始終有一隻貓的爪印，又怎麼跟她說這對我而言才是唯一可能的世界，在這世上唯一可能的世界；而她的那個世界，對我來說只能作為一種視覺上的幻覺而存在？她從不會聽我說的，她已經太習慣於居高臨下地俯視一切，那些編織著我生活的不幸環境她自然是見不到的。要不是她這種優越感所產生的後果，她和我的一切關係又會是其他什麼樣子呢；她從來都意識不到我只是一個平庸的地方記者，既無前途又沒野心，可是她卻依舊如此待我，就好像我是貴族、大富豪和藝術家所屬的上流社會中的一員，而在這種環境中她總是激動萬分，也正是在這種場合下，就像在海邊浴場經常發生的那樣，一次偶然的機會，一個夏天，我被介紹給她。她不想意識到這事，因為這就等於承認她自己錯了：她於是繼續賦予我遠不可及的才華、聲望和品味；但我究竟是什麼人，在她當真只是個細枝末節問題，而對於一個細節問題，她是從不想認錯的。 現在她的聲音漸漸變得柔和而溫情起來：那才是我——儘管我沒有承認這點——一直等待的時刻，因為只有沉溺於這繾綣愛意中，所有使我們不同的東西才會消失，就只剩下我們兩人，而我們是什麼人都無所謂了。我們剛開始互訴了幾句愛的言語，我身後的一扇玻璃門裡就亮起光來，還傳來一陣深沉的咳嗽聲。那是同屋警察局軍士的門，正是在那裡，在電話旁。我即刻壓低聲音，說話斷斷續續的，因為我知道自己會被人聽見，自然的謹慎讓我減弱了愛意的表達，我甚至連一些中性的、聽不大明白的悄悄話都說不出口。隔壁房間的燈關上了，但是電話線的另一頭卻抗議起來：「你在說什麼？你說大聲點！你要跟我說的就只有這些？」 「但我不是一個人……」 「什麼？你和誰在一起？」 「不，你聽我說，這裡，你知道嗎，我會把同屋吵醒的，很晚了……」 她已經發火了，她要的不是解釋，她要的是我的反應，一種熱烈的表示，一種可以燒掉把我們分開的距離的東西。但我的回答卻變得謹慎、哀怨而平靜。「不，你看啊，克勞迪婭，你別這樣，我跟你保證，我求你了，克勞迪婭，我……」軍士房間的燈又亮起來了。我把嘴唇緊壓在話筒上，情話變得支支吾吾起來。 院子裡，洗碗工正滾著啤酒桶。瑪爾格利蒂小姐在她房間的黑暗中閒談正歡，間或夾雜著短促的爆笑，就好像她來了訪客一樣。同屋鄰居突然用南方話大罵起來。我在過道的瓷磚上光腳站著，在電話線另一頭，克勞迪婭激情洋溢的聲音向我伸出了手，我儘量用結結巴巴的話去迎合她，而每當我們即將要在我們之間搭起一座橋樑時，這橋瞬間就會破碎掉，瓦解掉的碎片互相撞擊著，碾碎和推翻了一句句情深意切的傾訴。 自那以後，電話鈴便在白天和夜間的不同時段響起來，克勞迪婭那黃褐色而有斑點的聲音，像突然撲進了圈套的一頭豹子，無意識地一跳，闖入了狹窄的過道，正因為它不知道，又跳了一下，就像它來時的那一跳，便找到了逃脫的出口：它自己卻什麼都沒察覺。而我，在痛苦，在愛，在歡愉和殘酷之中，看見她和這些醜陋而悲傷的情景混合在一起，和「烏爾巴諾·拉達齊」啤酒店那誦讀著「一份卡貝來第麵湯[277]」的揚聲器聲混合在一起，和瑪爾格利蒂小姐水槽里髒兮兮的盤子混合在一起，我感到她的形象也被留上了痕跡。然而並非這樣，她那完美無損的形象仍在電話線上跑著，什麼也未發現，而我每次只好孤零零地，和她身不在此的空影待在一起。 有時克勞迪婭很愉快，無憂無慮，笑，還會說一些前後不一致的東西來尋我開心，結果我也參與到她的愉快之中，不過這時，院落，灰塵就更讓我難受了，因為這讓我想到生活可以是不同的。然而有時克勞迪婭也會陷入一種狂熱的焦慮之中，這種焦慮再加上我住處的模樣，再加上我在《淨化》雜誌的編輯工作，叫我簡直難以解脫出來，於是便等起下一個更痛苦的電話，好把我在深夜中吵醒，可是她的聲音卻又是我始料未及的，那麼歡快，還嬌滴滴的，就好像早已將前晚的焦慮忘得一乾二淨，而我，還沒解脫出來呢，更是迷惑並不知所措了。 「我沒聽錯吧？你是從塔奧爾米那[278]打的電話？」 「是啊，我和朋友們都在這裡，這裡真美，你趕緊來，坐飛機！」 克勞迪婭總是從不同城市打電話來，每次不管她焦慮還是愉快，都要我立刻趕到她那裡去，與她分擔她的這個精神狀態。我每次都給她細緻的解釋，說我為什麼絕對不可能出行，但她從不讓我把話說完，因為克勞迪婭根本就沒在聽我說話，她早就轉入另一個話題了，這通常是對我的指責，也可能是我沒料到的讚揚，因為我不經意地用了什麼表達，她覺得討厭，或是可愛。 當最後一段通話時間就要結束時，白天的接線員或是夜間的值班員會說：「我們必須切斷電話了，」克勞迪婭便扔下一句：「那麼你幾點到？」就好像一切都已經說好了，而我只好含糊地應付著，最終只是把一切都推到下一次我打電話給她或是她打電話給我時再說。我敢肯定克勞迪婭的計劃總是變個不停，她叫我立即趕往的地方也總會變來變去的，而在不同情況下，我就又可以為新的延期找理由了；但我還是懊悔不已，我不能出發的實情並不是那麼絕對，因為我可以比如申請提前發下個月的工資，以什麼藉口遞交一張假條，請上三四天假；我在這些猶豫中備受煎熬。 瑪爾格利蒂小姐什麼都聽不到。如果她穿過走廊看見我在打電話，也只是點點頭向我打個招呼，完全不知道是怎樣的風暴令我不安。那個同屋則不然了。他那房間裡什麼都聽得到，他還會不可避免地憑藉警察的直覺關注我的情感流露。幸好他幾乎從不在家，我打電話時便可以無拘無束，只要克勞迪婭的情緒允許，我們的感情就能十分愉悅地互動回應，每個詞都會產生一種激情，一種親密，一種內心的共鳴。而有時卻是她已經徹底放開了，而我卻被卡住了，只能用單音節的詞，用有所保留、含糊其辭的句子來回答她：因為軍士正在門後，離我一米遠的地方；有一次，他半掩著門，還露出了絡腮鬍子的黑臉，仔細地打量我。他是個矮個子，我得說，在其他場合下他一定不會給我留下任何印象：但在那邊，深夜裡，我們第一次碰了面，在那樣一個窮苦人的住處，打著長途電話談情說愛已有大半個鐘頭的我，和剛下班回來的他，兩人都穿著睡衣就這麼面對著面的，我們之間當然會互相憎惡。 在克勞迪婭的談話里，經常會進入一些名人的名字，都是她交往的人。而我，第一，不認識任何人；第二，不能忍受那些名人吸引了自己的注意力。如果我必須回答她的話，我就儘量不提什麼名字，儘量兜著圈子說話，而她不明就裡，於是大光其火。再說了，我從來都是遠離政治的，這是因為我從不喜歡拋頭露面；如今我又在一個半官方機構供職，更給自己立了條規矩，既不過問這一派，也不過問那一派的任何事；一天晚上，誰曉得克勞迪婭打著什麼主意，向我詢問了一些議員的情況。此時，軍士正在門後，得趕緊給她一個隨便什麼答覆。「你說的第一個，當然，第一個……」 「誰？你是說誰？」 「那個呀，對，就是那個比較胖的，不，矮個的……」 我愛她，總之。但我相當不幸。她怎麼才能理解我的這個不幸呢？有些人情願過著平庸的生活是因為他們經歷過痛苦、不幸；但也有人甘願如此，那是因為他們得到的幸運已超出了他們的承受能力。 我在一些供應固定價格飯食的小飯店裡吃飯，這座城裡的小飯店都是由托斯卡納來的家庭經營的，他們之間都是親戚，女服務員都來自一個叫做阿爾多帕西歐的地方，她們在這裡度過自己的青春，卻一直惦記著阿爾多帕西歐，總與這座城市的其餘部分難以相容，晚上，她們和同樣來自阿爾多帕西歐的小伙子一起出門，這些小伙子就在這裡小飯店的廚房裡工作，也有在機械廠里做工的，不過就像靠近他們老家的市郊般[279]地總是跟這些飯店挨得很近，這些姑娘專找這些小伙子結婚，婚後有的回到阿爾多帕西歐去，其餘的仍舊留在這裡，在親戚和同鄉的飯店裡工作，為有朝一日能開上一家自己的飯店而攢錢。 在這些飯店裡用餐的顧客，可想而知都是些什麼人：除了那些常常換飯店的過客，常客便是單身男職工，也有大齡未婚女職員，還有一些學生和軍人。過不多久，這些顧客就互相熟悉了，坐在各自的桌邊閒聊，以至於談著談著就把桌子拼到了一起，各桌的人開始時互不相識，可到最後卻養成了總是坐在一起吃飯的習慣。 顧客們也會和托斯卡納的女服務員開玩笑，當然都是隨口說說的玩笑，問問她們的未婚夫，再搭上幾句俏皮話，當沒什麼話好聊時，就打開電視，聊聊最近常在節目裡出現的那些人誰討喜誰討厭。 我卻從不這樣，除了點菜，什麼話也不說，就連菜也總是點一樣的，黃油麵條，清肉配蔬菜，因為我正在節制飲食，我也不叫那些姑娘的名字，儘管那些名字我早記得了，而是堅持叫「小姐」，以免造成一種相熟的印象：我是偶然找到那家飯店的，我是一個偶然的顧客，當然我還可以每天都去地去上誰知道多長時間，但我還想讓自己感到是一個過客，一個今天在這裡、明天在那裡的過客，否則我會心煩氣躁。 倒不是他們不友好，相反，不管是服務員還是顧客都是很好很友善的人，我相當喜歡感到自己周圍有這種友好的氣氛，相反，要是沒有這樣的氣氛，我也許會覺得缺了什麼，不過我仍是喜歡在一旁待著，並不參與其間。我避免和其他顧客搭話，也避免打招呼，因為相識這種事，大家都是知道的，相識起來是沒什麼，但是相識以後，就被拴在一起了。一個人說：「今天晚上幹什麼？」結果就變成大傢伙都去看電視，或去電影院，然後從那晚起，你就會被一些和你毫不相干的人陪伴一起，而你不得不讓他們知道你自己的事，也不得不聽別人的那些事。 我儘量找空桌坐，打開晨報或是晚報（我一直在去辦公室的路上買報紙，只瀏覽標題，而讀是要等到坐在飯店裡才開始的），從頭到尾地好好讀起來。當我找不著空桌，而被迫坐到桌邊已經有人的位子上時，報紙也對我非常有用；我埋頭讀報，這樣就誰都不會找我說話了。可是我還是儘量找可以一個人待著的空桌子，為此我學會了儘可能地推遲吃飯時間，這樣一來，等我到那裡時，大部分客人都已經撤離了。 這樣做的缺點是會有麵包屑。經常是上一桌的顧客剛剛起身，我就不得不坐過去，桌上就全是麵包屑；於是我就儘量不看桌面，直到服務員來收走髒盤子和髒杯子，把殘渣從桌布上擦掉，再換上新墊布。有時這個活會做得很倉促，墊布和桌布間仍會留有一點麵包屑，讓我傷心不已。 最好的是，比如說午餐吧，要學會選時間，因為服務員覺得再也不會有客人來了，就會認真地打掃衛生，而且已經為晚餐準備桌子了；接著整個一大家子人：老闆、服務員、廚師、洗碗工，擺上一大桌菜，他們終於可以坐下來吃飯了。那時我再進去，說：「哦，也許太晚了吧，你們不能再給我弄吃的了吧？」 「怎麼不能？您儘管坐，坐哪裡都行！莉薩，你來招待一下博士先生。」 那些桌子乾淨、漂亮，我選了一張坐下，一個廚師回到廚房，我讀著報，悠閒地吃著，聽那一大桌的人開玩笑，說阿爾多帕西歐的故事。在前一道菜和下一道菜之間，我得等上一刻鐘，因為服務員都坐在那裡吃飯和閒聊，最後我還是說了聲：「小姐，來一個橙子……」他們立刻回答：「馬上就來！安娜，你去！哦，莉薩！」就這樣，我也覺得不錯，我很滿意。 我吃完飯，讀完報，把報紙卷在手裡，出門，回家；上到我的房間裡，把報紙扔在床上，洗好手。瑪爾格利蒂小姐總是窺視我進門和又將出門的那一刻，因為我剛出去，她就會來我的房間拿報紙。她不敢管我要報紙，於是就把報紙偷偷地拿走，在我回來前再偷偷地放回床上；她似乎很不好意思，就好像是為那稍顯輕浮的好奇心而不好意思；事實上她只讀一個東西：訃告。 一次我進門時，看見她把報紙捧在手裡，她很不好意思，感到要為自己解釋一下。「我偶爾拿報紙看看死人的消息，您知道，我很抱歉，因為，有時，您知道，我的一些熟人就在那些死者里……」 有了推遲吃飯時間的念頭，一些晚上我會去看電影，結果晚了，從電影院裡出來，腦袋有點昏昏沉沉的，霓虹燈周圍的黑暗變濃了，這黑暗厚厚的全是秋霧，抽空了城市的維度。我看了看時間，跟自己說在小飯店裡是再也找不著什麼東西好吃了，反正已經過了我習慣的作息表了，再也回不去了，於是我便決定站著吃頓便飯，就在「烏爾巴諾·拉達齊」啤酒店的吧檯旁，在我家下面。 從街上走進飯店不僅是從黑暗到光明的一個過渡：世界的質地也改變了，外面是散亂的、不確定的、稀薄的，而這裡充滿結實的形狀，既有厚度又有重量的體積，亮閃閃的顏色表面，在桌上被切出來火腿的紅色，服務員蒂羅爾式上衣的綠色，啤酒的金色。人擠得滿滿當當，而之前我在路上已經習慣把行人想像成沒有臉面的陰影，而自己也是那眾多的影子中的一個，可在這裡我突然發現了森林般密布著男人的、女人的臉龐，像水果般色彩斑斕，每個人的臉都與眾不同，都很陌生。有那麼一會，置身於他們中間，我還指望自己能像先前那樣幽靈似的不被人看見，然後才發現自己早已變成他們中的一個，這個形象是如此清晰，就連早晨剛剛刮掉而現在已經長出來的鬍鬚都被鏡子映射出來，簡直是無處可藏，還有這裡從所有點燃著的菸頭上冉冉瀰漫到天花板上的那股濃煙，也自成一體，自有輪廓，自有厚度，並不改變其他東西的實體。 我在總是那麼擁擠的吧檯旁擠出一塊地方，背對大廳，那裡每張桌上都是笑聲四溢，剛空下一張凳子，我趕緊坐上去，設法引起服務員的注意，好讓他把方形的紙板托盤、一杯啤酒和菜單送到我面前。但是就在這個我夜復一夜地守護著它的「烏爾巴諾·拉達齊」啤酒店裡，這個我熟知它每刻作息時間、每陣悸動的地方，卻很難叫人聽見我的聲音，而這些把我聲音淹沒了的嘁喳聲正是每天晚上沿著生鏽的鐵欄杆爬上來被我聽見的聲音。 「請來一份黃油土豆圓子，」我說，吧檯服務員終於聽到了，他到麥克風前字正腔圓地念道：「一份黃油土豆圓子！」而我就想像著這抑揚頓挫的叫喊聲是如何從廚房的揚聲器里傳出來的，我感覺自己既是靠在此處的吧檯旁，也同時躺在上面自己那個房間裡；我企圖在腦中打碎和削弱那些人歡快飲酒進餐時發出的混雜在一起的嚷嚷聲，還有那些杯子和餐具碰撞時的叮叮咣咣聲，直至能辨別出我在每天夜深人靜時分聽到的嘈雜聲。 在這充滿線條和色彩的分明中，我繼續分辨著自己居住的那個世界反面的模樣。也許真正的反面恰好正是這個世界，光亮而且滿是睜大的眼睛，然而萬事之中唯一重要的恰恰就是處在陰暗中的那一面，「烏爾巴諾·拉達齊」啤酒店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在黑暗中可以聽見它那變了形的聲音「一份黃油土豆圓子！」，和那啤酒桶碰撞時的鏗鏘聲，就是為了路上的霧氣能夠被霓虹燈的光暈打斷，能夠被模糊地勾勒出人類臉龐的玻璃方窗打碎。 一天清早，克勞迪婭的電話吵醒了我，但這可不是長途電話：她就在這個城市，在火車站，那時剛到，她打電話給我是因為在從臥鋪車廂下來時，她眾多的行李箱中的一個丟失了。 我及時趕到，看見她出了火車站，走在一隊搬運工的隊首。幾分鐘前她打電話時表露的焦慮一丁點也沒留在她的笑容里。她是一個非常美麗、高雅的女人；我每次重新見到她時，都會驚呆，仿佛已經忘了她從前是個什麼模樣的了。現在她突然宣稱對這個城市極感興趣，還直誇我來這裡住下的想法妙。那天的天氣是鉛灰色的；克勞迪婭卻對這裡的光線和街道的色彩大加讚揚。 她在一家很大的賓館裡要了一套房。對我來說，走進hall[280]，向服務台詢問，讓他們用電話通知她我的到來，再跟著groom[281]步入電梯，這一切的一切都成了讓我始終不適和渾身不自在的原因。我很感動，克勞迪婭借她某些生意上的機會，但也許實際上只是為了能夠來看看我，專程跑到這裡來過上幾天，我很感動也很尷尬，因為在她和我的生活方式之間，巨大的深淵展現在我面前。 而那個激動人心的早晨我應付得還算不錯，還去了趟辦公室，領到了下月的預付工資，用來應對我即將面臨的特殊幾天。領她去什麼地方吃飯是個問題：我對豪華飯店和特色餐廳都不是很在行。作為開始，我想最好還是先帶她到山上轉轉。 我叫了輛出租車。我這才發現在那個城市裡，凡是工資達到一定水平的人沒有誰是沒有汽車的（連我的同事阿萬德羅都有車），我卻沒有，反正我也不會開。我從來就沒在乎過什麼，可是這時在克勞迪婭面前，我卻不好意思起來。克勞迪婭倒覺得一切都很自然，因為——她說——我手上要是有車，那簡直就是場災難；我非常惱火，但是她還在炫耀著這種評價，輕視我所有的實際操作能力，並把她對我的這種評價建立在我的其他天賦之上，而其他天賦究竟又是哪些卻又不得而知了。 於是，我們乘了輛出租車；那車晃晃蕩盪，開車的是個老頭。我試圖把這些支離破碎的畫面構想成漫畫，我的生活不可避免地承載著這種破破爛爛的畫面，不過這輛出租車的醜陋並沒有讓克勞迪婭痛苦，就好像這些東西根本就碰不著她一樣，而我真不知道是應該感到寬慰呢，還是該聽天由命[282]。 路沿著長滿一排排青翠樹木的丘陵往上爬，丘陵從東面把城市圍住。天色漸漸發亮了，呈出一種秋天特有的金色光芒，就連田野的顏色也趨於金色。我攬住克勞迪婭，在那輛車裡；如果說我正沉醉於她給我帶來的愛意中，那也是因為路兩旁模糊地（為了擁抱她，我把眼鏡拿掉了）奔跑著的綠色與金色的勃勃生氣不斷向我湧來。 去小飯店前，我叫老司機帶我們在山頂上找一個風景好的地方。我們從車上下來。克勞迪婭，戴著頂大黑帽，原地打著轉，裙子上的褶子都飄散起來了。我卻是忙前忙後，要麼指給她看從遠處天邊浮現出來的一道白皚皚的阿爾卑斯山脈（那些山峰的名稱都是隨便說說的，我根本就認不出來），要麼給她看近處時而連綿起伏、時而斷斷續續的山脊，還有山上的村莊、道路與河流，要麼就給她看看那山底下鱗次櫛比的城市，它們時而昏暗時而閃爍，密密麻麻排列成行。一種廣袤的感覺攫住了我，我不清楚是因為克勞迪婭的帽子和裙子，還是因為這裡的景致。空氣，已經是秋天的了，相當的澄淨，可還是有各種各樣的凝聚物穿過其間：山底濃濃的霧氣，河流上方流淌著的薄霧，還有那被風吹得千變萬化的雲鏈。我環抱住她的腰，兩人倚在牆垛上，面對紛繁十色的美景，我很快就感到要搞清楚這一切的必要，這才不滿地發現自己在地理和自然現象方面缺少足夠的專業術語，而她卻能隨時把自己的情感轉換為瞬間的感慨，轉換為洋溢的熱情，轉換為一點關係都沒有的東西。正是此時我看見了那個東西。我抓住克勞迪婭的手腕，攥得緊緊的。「你看！你看那下面！」 「什麼東西？」 「那下面！你看！在動！」 「到底是什麼東西啊？你看見什麼了？」 我怎麼對她說呢？根據潮氣在空氣中各級冷氣層的不同凝結方式來看，這東西與其他灰色、或是發藍、或是偏白、或是黑色的雲與霧並沒有明顯的區別，但是它卻有種說不清的顏色，我都不知道是更偏向於棕褐色還是偏向瀝青色，正是這種顏色，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因為這種顏色的陰影，這陰影時而居於那東西的中央，時而偏向邊緣，顯得越來越濃重，使它和其他雲霧區分開來，反正它是一種髒兮兮的影子，把那東西整個都弄髒了，完全改變了——從這點來看，它也和其他的雲不大一樣——它的質地，因為很沉重，所以無法從土地上，從城市斑駁的廣闊上脫離開來，只是在城市上面緩緩地流動，緩緩地覆蓋住了城市的這一頭，很快又遮住那一頭，流經之處都會留下一條如同骯髒線頭般的痕跡，且源源不絕。 「煙霧！」我朝克勞迪婭大叫著。「你看見了嗎？是一團煙雲！」 但是她，並未聽到我說話，而是沉浸於觀察一種什麼飛翔著的東西，那是一群鳥，而我待在那裡，第一次從外面，注視著那片時時刻刻包圍著我的雲，那片我住在它裡面、它也住在我裡面的雲，我明白了在自己周遭的繽紛世界中，我只在乎那片雲。 晚上，我帶克勞迪婭到「烏爾巴諾·拉達齊」啤酒店吃晚飯，因為除了那些固定價位的飯店外，我再也不認識其他地方了，而我又怕會落到什麼特別昂貴的地方去。在「烏爾巴諾·拉達齊」啤酒店裡，和一個像克勞迪婭那樣的女人進去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穿著蒂羅爾式上衣的服務員全都忙活起來了，他們給了我們一張位置很好的桌子，還推來了裝著特色小吃的小推車。我儘量擺出騎士般從容大方的風度，但同時又感到自己已被認出是院子裡租房子的房客，一個會在吧檯旁倉促就餐的顧客。我的談吐被這種心態搞得笨拙不堪、索然無味，很快克勞迪婭就生我的氣了。我們開始激烈爭吵起來；不過，我們的聲音立即被啤酒店裡的嘈雜聲吞沒了，但我們身上落滿了目光，這目光不只是那些不放過克勞迪婭任何一個動作的服務員的，還有顧客的，他們都對這個美麗極了的，高雅的，頗有權威的，卻被一個如此低聲下氣的男人陪伴著的女人充滿好奇。我發現我們的爭吵一直被所有的人關注著，這也是因為克勞迪婭，她從不在乎周圍的人，也從不會偽裝她的舉止行為。我感到所有的人無外乎都是在等待大發脾氣的克勞迪婭站起來，把我一個人扔在那裡，讓我像個普通平庸的男人那樣回家，其實我本來就是這樣的男人，這種男人就像牆上的濕斑一樣毫不顯眼。 然而，一如往常，緊隨爭吵後的就是一陣溫柔的愛意；晚飯快吃完的時候，克勞迪婭知道了我就住在這附近，說道：「我上你那裡去。」 這下可好了，我把她帶到「烏爾巴諾·拉達齊」啤酒店，因為它是我唯一熟悉的那種類型的地方，而不是因為我就住在附近；相反，一想到她只需往門口看上一眼，便會對我的住處產生出怎樣的一個印象，我就如坐針氈，滿心指望她會分心，忘掉這個想法。 然而她想上去。我誇張地向她描述那個地方有多淒涼，盡力往離奇里講。可是她走上樓，穿過走廊，看到的全是優點，房子古老的風格，不可忽視的建築風格，還有老房子特有的實用性。 我們進去後，她說：「你說什麼呀？這房間漂亮極了！你還想要什麼呀？」 為幫她脫掉外套，我趕緊轉身去洗手，因為我照常把手弄髒了。她沒有洗，她的手在那些落滿灰塵的家具上像撣子一樣摸來撫去。 房間很快被那些毫不不相關的物件占滿了：繫著小紗巾的帽子，狐皮領子，天鵝絨衣服，蟬翼紗襯裙，緞面鞋，絲襪；我儘量把每件東西都收進衣櫃和抽屜里，因為如果把它們丟在外面，我感到不久就會被沾上煤灰色的印子。 現在克勞迪婭白白的身體躺在那張一拍準會揚起一團灰塵雲的床上，她把手伸到旁邊的書架上，取下一本書。「小心，書上有灰！」但她已經把書打開了，正翻看著，隨後又把書丟下。我看著她那還似少女般的胸部，玫瑰色的乳頭，便被書上的灰塵會落在她身上的想法折磨不已，於是我以一種近似於撫摸，但卻是想從她身上撣掉那一點點我覺得已經掉在了她身上的灰塵的動作，伸手擦過她的胸前。 而她的皮膚卻是那麼光滑、新鮮、無瑕；我看見好似細雨珠般極微小的塵粒在電燈的光錐中翱翔，這些塵粒肯定會慢慢落在克勞迪婭身上的，我於是撲在她身上，這樣抱住她其實是想遮蓋住她，保護她，好讓所有的灰塵都落在我的身上，她便可以倖免了。 她離開後（她對我的陪伴有一點失望和厭煩，儘管她不受干擾的固執把那隻屬於她一個人的光輝也投射在別人身上），我用雙倍的精力投入到我的編輯工作中，這是因為克勞迪婭的到來讓我丟了不少工作時間，耽誤了雜誌的準備工作，同時也是為了不去想她，而且半月刊雜誌《淨化》所涉及的話題並不像剛開始時讓我感到那麼陌生了。 還缺一篇社論，但這一次科爾達工程師並未給我留下任何指示。「您自己看著辦吧。全看您的了。」開始時我寫的都是說教式的老一套，但是寫著寫著，我就慢慢描述起我所見到的、蹭在城市上空的那片煙雲，描述起在這片雲里的生活是如何展開的，描寫起那些老房子充滿建築裝飾的、凹凸不平的門面，那門面上烏黑的沉積物愈積愈厚，也描寫起那些現代的、光滑的、單色的、方正的房屋門面，就連那些房子上也緩緩地蔓延出隱約的深色陰影，就好像職員襯衫的白領子，沒到半天就髒了。我還寫了，當然還有生活在煙雲之外的人，也許他們會永遠生活在這煙雲之外，他們能穿過煙雲，正好停留於煙雲中央，然後再從中穿出去，一丁點的煙塵和煤炭顆粒都影響不到他們，打亂不了他們迥異的生活節奏，攪渾不了他們那另一個世界的美麗，然而重要的卻全在於那煙霧裡面的東西，而不是煙霧之外的：只有浸入那雲的核心中，呼吸早上霧蒙蒙的空氣（冬天已經把街道掩隱在不甚分明的霧氣里），才能觸及到事實的本質，然後也許才能解脫出來。這完全是一篇針對克勞迪婭的辯論；我很快就發現了這一點，把文章撕了，都沒有讓阿萬德羅讀一讀。 阿萬德羅博士是一個我還搞不太懂的傢伙。一個星期一的早晨，我進辦公室時，知道我看見他什麼模樣嗎？曬黑了！是的，他一改往常那種清水煮魚般的色澤，一張蠟似的臉介於紅色和褐色之間，額頭和顴骨上還有些灼傷的痕跡。 「你怎麼啦？」我問他（最近一段時間我們開始以「你」相稱）。 「我去滑雪了。滑的是第一場雪。棒極了。雪都是粉末狀的，星期天你也來吧。」 從那天以後，阿萬德羅就把我視為他這個滑雪愛好的知己。知己，我這麼說：因為他和我說起這些事時，表達出一種遠超出熱愛的東西，所謂的對完全是幾何般準確動作的熟練技術的熱愛，所謂的對優良器械的熱愛，所謂的對一頁白紙般潔淨景色的熱愛；他那樣一個完美無缺、中規中矩的職員，卻在似乎出於優越感的譏笑和小小惡意攻擊中，透露出他對自己這份工作暗藏的異議：「哎呀，那種『淨化』才是淨化啊！煙霧我可就全讓給你們大家了！」接著立刻補上一句更正道：「我這麼說只是開玩笑的呀……」可是我已經明白了，他儘管忠誠，卻是一個完全不相信機關和科爾達工程師那一套的人。 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碰見他，阿萬德羅，完全是滑雪的裝束，戴著頂像烏鶇嘴一般的小遮陽帽，正走向一輛班車，車上已經擠滿了一群前去滑雪的男男女女。他對我打了個招呼，一副了不起的神氣。「你留在城裡？」 「我，是啊。離開有什麼用啊？明天晚上你還不是又要回到一堆麻煩事裡來。」 他在烏鶇帽下皺了皺眉頭。「如果周六周日都不離開的話，那要城市還有什麼用？」他趕緊向班車走去，因為對如何在貨架上放置滑雪板，他要建議一種新方法。 對阿萬德羅來說，也如對成千上萬的其他人來說，他們在灰色的工作崗位上拚命地幹上一個星期的活，目的就是為了能在周日的時候逃離出去，城市真是一個讓人迷惑的世界，就像石磨磨粉一樣，產生出各種各樣的外出幾小時後再回來的辦法。阿萬德羅，玩了幾個月的滑雪後，又去鄉村遠足了幾個月，又去捕上幾個月的鱒魚，然後就是去海邊，再然後就是去山裡避暑，最後玩上了照相機。他的生活史——這麼跟他交往著，我也一年年地構築起他的生活來—那也就是交通工具史：先是機動自行車，然後是助力小摩托，再然後是摩托車，現在又是小轎車，而且已經預示出未來幾年內就會有更加舒適和更為快捷的汽車。 新的一期《淨化》雜誌就該付印了，而科爾達工程師還沒有看過清樣。付印的那一天我在EPAUCI等他，但他沒出現，直到將近晚上他才打電話過來，叫我去他在Wafd的辦公室找他，並吩咐我把清樣帶到那裡去，因為他抽不開身。他甚至還派了他的司機和汽車來接我。 Wafd是一家工廠，科爾達是他們的常務理事。一輛巨大的汽車，載著那個蜷縮在座位盡頭、雙手持著膝蓋上裝有清樣的信封的我，沿著一排死牆，把我帶到了陌生的郊區，然後從一扇有著寬闊柵欄的大門裡開進去，進門時還有門衛敬禮，汽車一直把我送到領導辦公樓的大台階前。 科爾達工程師正在他辦公室的寫字檯前，被一群領導人圍著，正在檢查寫在巨幅紙張上的賬目或是生產計劃，那紙洋洋灑灑地漫出了桌面。「抱歉，只要一小會，博士，」他跟我說，「我這就來找您。」 我看了看他身後：他身後的那堵牆是一整面玻璃，一扇非常寬闊的窗戶，從那邊可以俯瞰整個工廠。霧氣騰騰的夜空中浮現出少許影子；在第一層面上突現的是一個鏈式升降機的輪廓，這個升降機正把一些——我想是——裝著鑄鐵粉的大桶拉到上面去。還能看到一排鐵制杯狀的容器，帶著持續的跳動和輕微的晃動正在上行，而那晃動像是稍稍弄亂了一些那堆礦物的輪廊，我感到一層密密的薄紗從空中升起，也落在了工程師辦公室的那扇大玻璃上。 就在那時，他下令打開燈；映襯著外面的黑暗，大玻璃窗好像突然被一層細密的金剛砂覆蓋住了，那當然是鑄鐵粉，亮閃閃的，就像星系裡的星塵。窗外影子構成的圖案被打亂了，那盡頭煙囪的輪廓顯得尤為清晰，每座煙囪都頂出一股紅色的噴火，這些火焰的上面，那如同墨染一般的黑色斑跡被火焰襯得尤為明顯，侵入了整片天空，那裡熾熱的火星正打著旋地升騰起來。 科爾達終於和我研究起了《淨化》的清樣，他很快就顯示出了他在EPAUCI這個不同領域當主席的興奮和熱情，他和我，還有Wafd的領導們評論了期刊上的文章。而我，在機關辦公室里，曾多次在他前面表露過我作為職員的自然牴觸情緒，並聲稱自己在精神上是和煙霧站在一邊的，是秘密潛入敵方參謀部里的煙霧代理人，現在我才明白我的態度是多麼的沒有意義，因為科爾達工程師才是煙霧的主人，是他源源不斷地把煙霧吹向城市上空，而EPAUCI則是煙霧的產物，是根據讓那些為煙霧工作的人獲得希望的需要而誕生的，因為他們希望有著不只是煙霧的生活，然而與此同時，EPAUCI還要頌揚煙霧的力量。 科爾達對這期雜誌很滿意，用車送我回家。那是一個濃霧瀰漫的夜晚。司機把車開得很慢，因為除了微弱的車燈外什麼都看不見。主席，被他自己的樂觀情緒搞得很亢奮，繼續勾勒著未來這座城市的輪廓，這城市裡會有花園小區，會有被花壇和湖面環抱的工廠，會有把從煙囪噴出的煙塵從天空中清除乾淨的火箭設備。他指著車窗外，那裡什麼也沒有，但就好似他想像的東西已經矗立在那邊了；我聽他說著，不知是該害怕還是該仰慕，因為我發現工業能人和幻想家是如何並存於他身上的，而它們又是如何相互需要對方。 突然，我覺得認出了自己的街區。「您停下，您就在這裡停下吧，我到了，」我對司機說。我道了別，謝了人，下了車。汽車開走後，我才發現自己弄錯了。我在一個陌生的街區下了車，周圍什麼都看不見。 我繼續去飯店就餐，仍舊獨自一人，還是躲在報紙後面。我發現還有一個顧客也採用同樣的方式。有幾次因為沒有空位子，我們就坐到了一張桌上，彼此打開報紙面對面地坐著。我們讀的報不一樣：我讀的是所有人都會讀的報，我們城裡最重要的報紙；我當然沒有任何理由因為讀另外一種報紙，而讓別人把我視為一個與眾不同的人，或者甚至——如果我讀同桌的報紙的話——是一個有著極端政治觀點的人。我從來都是遠離各種政治觀點和派別的，但是在那裡，在飯店的飯桌上，某個晚上，當我放下報紙時，同桌問道：「可以嗎？」並示意要拿我的報紙，同時遞上他的報紙：「如果您願意讀讀這份……」 於是我就看了幾眼他的報紙，有點像是跟我的報紙對著幹說反話，不僅僅是觀點相反，而且也是它涉及到一些於我的報紙而言根本就不存在的事情：被解僱的職員，在齒輪傳動裝置的操作中只剩下一隻手的機工（還登出了這些人的照片），家庭補貼一覽表，諸如此類。但最不同的是，我的報紙總是在文章的撰寫上儘量做到詼諧生動，儘量用一些有趣的小事情來引起讀者的關注，諸如什麼漂亮姑娘的離婚，然而這份報紙卻總是用永遠相同的、重複的、灰色的表達方式，而標題也總是把事情的消極面給突顯出來。就連報紙的印刷都是灰色的，密密麻麻的，千篇一律的。我冒出一種感覺：「嘿，我喜歡。」 我努力把這種印象說給我的同桌聽，自然是十分小心地不去評論個別消息和觀點（他之前已經問了我對有關某則亞洲新聞的看法），同時也盡力削弱自己觀點的消極面，因為我覺得他是個聽不得別人批評的傢伙，我不願被捲入什麼爭論之中。 然而他卻好像還是順著自己的思路走，於是我對這份報紙的賞識看上去只顯得多餘而不合適。「您知道嗎？」他說，「這報辦得還不夠好。還不是我想要的樣子。」 他是個矮個子的年輕人，可身材很勻稱，棕色的皮膚，鬈髮，頭髮梳得非常仔細，還是小男孩般的臉龐，臉色蒼白，臉頰發紅，輪廓精緻而端正，睫毛又長又黑，表情莊重幾近傲慢。穿著講究得有些造作。「還有很多一般化的東西，非常缺乏準確性，」他繼續說，「尤其是那個與我們的東西有關的方面。還是與其他報紙太相近。我說的那種報紙大都應該由它的讀者自己來做。對於那些工業生產領域中的事情應該儘可能地給出一種科學、準確的信息。」 「您是工廠的技工嗎？」我問道。 「是專業工人。」 我們就這樣認識了。他叫奧馬爾·巴薩盧奇。當他知道我在EPAUCI工作時，表現出極大的興趣，還向我詢問了一些他將在他的一篇報告中會使用到的信息。我給他看了幾期刊物（當然，是人人都能看到的；我沒泄露工作的秘密，我朝他微微一笑，不管怎樣也要叫他明白這一點），而他則掏出一個小小的記事簿，有條有理地做起筆記來，就像是在編輯一張圖書目錄卡。 「我從事統計研究，」他說，「這是我們組織還非常滯後的一個領域。」我們穿上大衣準備出去。巴薩盧奇穿著一件運動外套，式樣高雅，戴著頂防水布做的小帽子。「……還非常的滯後，」他繼續道，「然而，我認為，這是一個基礎領域……」 「您的工作給您留有空餘時間來從事這些研究嗎？」我問他。 「您看啊，」他對我說（回答時始終有點高高在上的味道，有種賣弄學問的自負），「這完全是方法問題。我白天在工廠上八個小時的班，然後沒有一個晚上是不要開會的，就連星期天也是如此。但是要會安排工作。我組織了一些研究小組，都是我們廠里的年輕人……」 「人很多嗎……都是像您一樣的人？」 「很少。而且越來越少。他們一個個地把我們趕出去。總有一天您會看到的，在這裡，」他指指報紙，「我的照片在這個標題下：『又一個遭到報復的解僱』。」 我們在夜晚的寒冷中走著；我縮在大衣里，大衣領翻著；奧馬爾·巴薩盧奇冷靜地邊走邊說，外套領也豎著，一小團雲從他那被精緻勾出輪廓的雙唇間呼出，他不時從口袋裡掏出一隻手強調他演說中的什麼觀點，有時還停下步子來，就好像哪個觀點沒說清楚，他就無法前行一般。 我已經不再聽他說些什麼了；我在想，像奧馬爾·巴薩盧奇這樣的人，都不想試圖逃出周圍煙霧瀰漫的灰色，而是儘量把它轉變成一種道德的標準，一種內心的準則。 「煙霧……」我說。 「煙霧？是啊，我知道科爾達想要當現代工業家……淨化大氣層……他向他的工人說去吧！但肯定不會由他來淨化的……這是一個社會結構問題……如果我們能改變這個結構，我們也就能解決煙霧問題了。是我們，不是他們。」 他邀請我跟他去參加一次本城各企業的工會代表大會。我坐在一個煙霧繚繞的大廳後排。奧馬爾·巴薩盧奇在主席台上坐了下來，和其他都比他年長的人坐在一起。大廳里沒暖氣；所有的人都穿著大衣戴著帽子。 那些要發言的人一個個站起來，走到主席台旁發言；他們發言的方式都是一個樣子，中立，單調，就連如何開頭，如何闡述話題，都是一個模式，這模式該是早已約定了的，因為所有的人都在採用。從聽眾的竊竊私語中，我明白這裡有過一場爭議，不過那些爭議很隱蔽，總要先說上一番贊成原先說過的話。我感到很多發言的人，都在生奧馬爾·巴薩盧奇的氣；而那個年輕人呢，正歪著身子坐在主席台上，從口袋裡掏出一個熟皮菸草包和一隻英國短菸斗，並用他那雙小手悠悠閒閒地把菸斗裝滿，眯著眼睛，小心翼翼地一口口抽起來，胳膊肘撐在桌上，單手托著臉頰。 大廳里煙霧瀰漫。有人建議打開一會大廳高處的一扇小窗。一股冷風吹進來換了一下空氣，但很快也從外面帶進了霧氣，轉眼間大廳的這頭就幾乎望不見那頭了。我坐在自己座位上，仔細打量著身處寒冷中的這群人靜止的脊背，有的人脊背上的大衣翻領豎著，我也打量著主席台上裹著大衣的一排輪廓，還有那個站著說話的人，他壯得像頭熊，所有的人都被卷裹在那霧氣里，被浸透了，同樣被卷裹、被浸透的，還有他們的言語，他們的執拗。 克勞迪婭二月份又回來了。我們去公園盡頭河邊的一家豪華餐廳用餐。我們看著玻璃窗外的河岸和植物，這一切空氣的顏色構造出一幅古老的雅致風格的畫。 我們怎麼都無法相互理解。我們討論著這個主題：美。「人類已經丟失了對美的感受力，」克勞迪婭說。 「美是應該不斷被創造出來的，」我說。 「美就是美，是永恆的。」 「美從來都是從碰撞中誕生出來的。」 「是啊，希臘人！」 「希臘人又怎麼啦？」 「是文明！美是文明！」 「所以……」 「那不就得了……」 我們可以這樣一直爭下去直到明天。 「這個公園，這條河……」 （「這個公園，這條河，」我想，「都是次要的，也能起個安慰安慰我們的作用；古典的美和現代的丑是可以毫不衝突的。」） 「這條鰻鱺[283]……」 餐廳中央有個玻璃水箱，一個魚缸，裡面游弋著幾條碩大的鰻鱺。 「你看！」 幾個顧客走過去，看上去像是這裡的貴客，一個喜好美食的富裕的家庭：母親，父親，長女，青春期的兒子。在他們身旁的是maître[284]，穿著燕尾服，挺著白色的襯衫硬前胸，肥胖，高大；他握著一隻小網的把手，就如同孩子們捕蝴蝶的那種小網。這家人注視著鰻鱺，嚴肅、小心；過了一會那位太太舉起一隻手，指著一條鰻鱺。maître就把小網浸入水缸，迅速逮著那條魚，撈出來。鰻鱺在網裡扭動、掙扎著。maître向廚房走去，身前舉著那隻小網就像手持著一桿長矛似的，網裡的魚奄奄一息。一家人的目光都跟隨著魚而遠去，然後坐回到桌前，等著它被燒好後再送上來。 「殘忍……」 「文明……」 「一切都很殘忍……」 我們沒叫出租車，步行回去了。草地、樹幹被一層從河面上升起的薄紗般的東西纏繞著，又濃又濕，那紗在這裡還是自然現象。克勞迪婭走著，裹在她斜領的裘皮大衣里，戴著皮手筒，頂著皮帽子。我們是一雙相愛的影子，也是這畫中的一部分。 「美……」 「你的美……」 「有什麼用？反正……」 我說：「美是永恆的。」 「噢，你是在說我之前說的那個？」 「不：正相反……」 「跟你永遠沒法說話，」她說。 她從林蔭道上走開了，仿佛想獨自離去。一片薄霧擦地飄過：她穿著皮衣的silhouette[285]走著，就像一點也沒挨著地面。 晚上，我陪伴克勞迪婭回賓館，大廳里全是穿著smoking[286]的先生和袒胸露背的女士。那天是狂歡節，賓館大廳里有個募捐化裝舞會。 「太好啦！你留在這裡陪我吧？我去換件晚裝。」 我不是那種參加化裝舞會的類型，覺得不大自在。「但我們沒有邀請函……我還穿著棕色的衣服[287]……」 「對我來說不需要什麼邀請函……而你就是我的舞伴……」 她跑上樓換衣服去了。我不知道該待在哪裡。那裡全是初次穿上晚裝的姑娘，進入大廳前正忙著塗脂抹粉什麼的，交換著連綿激動的低語。我站在角落裡，儘量把自己想成一個去那裡送包裹的小夥計。 電梯門開了。克勞迪婭穿著一襲卷邊長裙出來了，玫瑰色的胸前戴的是珍珠，小面具上鑲的是顆顆鑽石。我不能再扮演小夥計的角色了。走到她身邊。 我們進去了。所有的目光都落在她身上。我找到一個小禮品戴在臉上，一種長著滑稽鼻子的面具。我們跳起舞來。當克勞迪婭轉起圈時，其他跳舞的人都閃開來看她；而舞跳得極差的我只想混在人群中，於是這就成了一種躲迷藏的遊戲。克勞迪婭說我一點都不高興，根本不會玩。 一曲舞盡，我們從站在那邊的一群先生面前走過，來到我們桌前。「啊呀！」我和工程師科爾達照了個面。他身著燕尾服，頭上戴著舞廳送的橘黃色的小帽。我不得不停下來向他打招呼。「還真是您啊，博士，我感覺像您，可又感覺不像！」他說，但是眼看著克勞迪婭，我明白他想說他從來沒料想到碰上我和這樣一個女人在一起，我還是原來的我，還穿著上班時的服裝。 我只得介紹雙方；科爾達吻了下克勞迪婭的手，向她介紹了那些和他一起的老先生，克勞迪婭仍是那般心不在焉、高高在上的樣子，根本無意聽那些名字（而我卻在對自己說：「天啊！想想這都是誰啊！」他們可都是工業界的大人物）。然後科爾達介紹我：「這位博士是我們雜誌的編輯，你們知道的，就是我當主席的《淨化》雜誌，是的……」我知道他們在克勞迪婭面前都有點不好意思，盡說蠢話。我於是也就不感到那麼難為情了。 我明白下面要發生什麼事，也就是說，科爾達迫不及待地想邀請克勞迪婭跳舞。我說：「那麼，就這樣吧，是啊，我們等一會再見……」我以幅度很大的動作告別，又把克勞迪婭帶回舞池，她說：「你說說啊，這支舞曲你又不會跳，你沒聽出來這是什麼曲子嗎？」 我只是覺得[288]，我以某種他們也弄不很懂的方式，用我在克勞迪婭身邊的出現，攪壞了他們的晚會，這是我可以獲得的唯一滿足感。「恰—恰—恰……」我哼著曲子，假裝踩著那個我一點都跳不上的舞步，用手輕輕地扶著克勞迪婭，以便她能自己跳自己的。 那是個狂歡節；我為什麼不能痛痛快快大玩一場呢？小喇叭在嗥叫，它們上面斜掛著的流蘇晃得亂七八糟，成把的彩色紙屑，像牆皮脫落下來的碎屑，撒滿了燕尾服的雙肩和女人的赤裸部位，鑽入了decollet[289]和燕尾服的領子裡，從吊燈到地板間拉著的彩帶，就像是剝了皮的纖維束，或者像一幢樓宇倒塌後牆垣之間還掛著的各種線頭，地板上堆著柔軟的線團，被舞者的舞步踢來踢去。 「你們能忍受這樣醜陋的世界，是因為你們知道將來會摧毀掉它的，」我對奧馬爾·巴薩盧奇說。我這麼說多少有點挑釁他，否則就沒什麼意思了。 「等一會，」奧馬爾說，把正送向唇邊的咖啡杯放了下來，「我們並沒這樣說：越糟糕越好啊。我們正是要改善……既不是改良主義也不是極端主義：我們……」 我順著我的思路，他按著他的。自從那次和克勞迪婭在公園見面後，我一直在尋找世界的一個新形象，這個新形象能給我們的這種灰色一個意義，能給一切已經逝去的美麗賦予一種價值，能拯救它……「世界的一張新面孔。」 工人奧馬爾拉開黑皮包的拉鏈，抽出一本插圖雜誌。「您看見了嗎？」上面有很多照片。一群亞洲人，戴著小皮帽，踏著靴子，快樂地去河邊釣魚。在另一張照片中，同樣仍是那個民族的人，在上學：老師指著床單上寫著的一種不認識的文字。另一張是過節的，人們的頭上都戴著龍頭，在那些龍頭中間，駛來一台拖拉機，拖拉機上豎著一張肖像。最後一張照片是兩個人，還是戴著小皮帽，正在操作工具機。 「您看見了嗎？就是這個，」他說，「世界的另一張面孔。」 我看著巴薩盧奇。「你們沒有小皮帽，你們不釣鱘魚，你們也不耍龍。」 「所以？」 「所以啊，你們不會有一點跟他們相像的地方，除了這個，」我指了指工具機，「這個你們已經有了。」 「噯，不對，會像那裡一樣的，因為認識會改變的，我們是這樣，他們也是這樣，我們的內在是新的，然後才是外表……」巴薩盧奇說著，繼續翻著雜誌。在另一頁上，有一些高爐的照片，還有一些把眼鏡戴在額頭上、滿臉自豪感的工人照片。「哎呀，到那時也是會有問題的，不要指望一天兩天就……」他說。「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會很艱難的：生產……但那將是長足的一步……像現在這些問題，比如說吧，是不會再有了……」他又開始講述那些他一直談論的東西，講那些讓他成天操心不已的問題。 我意識到，對他來說，不管那一天能不能到來，都沒我們想像得那麼重要，因為重要的是他的生活方式，這個方式是不應該改變的。 「麻煩事總會有的，當然……那又不是天堂……就像我們也不是聖人……」 如果聖人知道天堂不存在的話，他們也會改變生活嗎？ 「他們上星期把我解僱了，」奧馬爾·巴薩盧奇說。 「那現在呢？」 「我在工會幹活。也許今年秋天會有個幹部的位子空出來。」 他正在往Wafd走去，那裡早晨發生了一場嚴重的騷亂。「您和我來嗎？」 「唉！就是在那裡，我最不能叫人看見啊，您知道為什麼。」 「我也不能叫人看見啊。會連累其他同伴的。我們只待在那裡附近的一家咖啡店裡。」 我跟他去了。透過一家小咖啡店的玻璃，我們看到了值班工人從柵欄門裡出來，或握著自行車把手，或擁向電車，臉上已經神色睏倦。有些人顯然已經得到通知，來到咖啡店，立刻聯絡上奧馬爾；於是他們就聚成一小撥人，攏在一旁說起話來。 我對他們的問題一點都不明白，就研究起那些從柵欄門裡擁出的當然是除了家庭和星期天外什麼都不關心的無數臉龐，和這邊這些逗留在奧馬爾身邊的，也就是說和這些固執的、強硬的人臉龐究竟有什麼不同。我沒有找出任何區別：同樣年邁或是早熟的臉，過著同樣的生活；不同之處在內心。 然後我又琢磨起這邊這些人的臉龐和話語，看看自己能不能分辨出誰是心底里有「那一天會到來」想法的人，我還琢磨了那邊那些人，對他們來說，就像對奧馬爾來說一樣，不管那一天能不能到來，都不會改變什麼。我發現他們之間根本無法區分，也許所有的人其實都是第二種人，甚至包括那少部分人，只是因為他們性急難耐又誇誇其談，才被當作第一種人罷了。 接下來我就不知道還該看些什麼了，於是看起了天。這是早春的一天，在郊區房屋的上方，天空光亮，蔚藍，清澈，但如果仔細點看的話，還是能看到一片類似陰影的東西，一塊斑跡，就好像泛黃的老照片上常見的那種洇痕，也好像透過光譜鏡看到的那種標記。就連這美麗的季節也不能把天空洗淨。 奧馬爾·巴薩盧奇戴上一副寬鏡架的黑眼鏡，仍然在那伙人中講著什麼，縝密，專業，傲慢，還帶有點鼻音。 我在《淨化》上轉載了一則從國外報紙上摘編下來的有關原子輻射造成空氣污染的消息。消息篇幅很小，科爾達工程師對清樣並未留意，但是當他在出版後的雜誌上讀到時，便派人把我叫了過去。 「老天啊，真是什麼事都要盯牢呀，要長上一百雙眼睛看著才行！」他說。「您是怎麼想起來在那裡登這則消息的？我們機構管的可不是這些事情。我們的事情還少嗎！然後，您什麼也別說！這麼棘手的問題！現在人家會說我們搞起煽動來了！」 我回了幾句辯白的話：「您知道，只是涉及到污染問題，很抱歉，我當時就是這麼想的……」 我告辭了，科爾達又把我叫回去。「但是，您聽我說，博士，您信這個放射的危險嗎？好吧，反正我是說，您真信已經這麼嚴重了嗎……」 我了解一個科學研討會上的一些數據資料，就把這些數據報給他聽。科爾達聽我說著，不快地贊成著。 「誰知道啊，我們生活在一個怎樣糟糕的時代里啊，親愛的博士！」他突然說道，又變回到那個我十分了解的科爾達了。「這是我們必須冒的險，親愛的您，別總往後看，因為這個賭注太大了，親愛的您，這個賭注實在太大了啊！」 他低頭待了幾分鐘。「我們，在我們的領域裡，」他又說起來，「不是想高估，我們的角色我們會演好的，我們的貢獻我們會做出的，我們完全勝任掌控當下的形勢。」 「這點是當然的，工程師。我對此深信不疑，工程師。」我們互相看了看，有點尷尬，也有點虛偽。煙雲現在顯得小了許多，跟迎面壓來的原子云比起來，也就是那麼一小片雲，一小朵捲雲罷了。 又說了一通泛泛肯定的話後，我離開了科爾達工程師，這次還是沒能搞清楚，他究竟是想贊成還是想反對煙雲呢。 從那以後，我就避免在標題中提及原子爆炸或是放射，但是每期技術消息專欄里，我總是儘量轉摘一些相關信息，並且，在有些文章中，在有關城市大氣中的煤炭或柴油的百分比，和它們帶來危害的資料中，我還插入一些與核爆區有關的類似材料和例子。科爾達和其他人都不再對我有什麼意見了，不過這非但沒讓我高興，倒更讓我肯定了《淨化》雜誌當真是沒有一個人去讀的懷疑。 我有一個文件夾，裡面我保存著有關核輻射的資料，在瀏覽報紙時，我的眼睛在挑選要用的消息和文章方面已經是訓練有素了，總是能找到有關的東西，我把它們都保存下來了。有一家文摘類的報社，機構是它「大氣污染」欄目的訂戶，它總是給我們寄來越來越多有關原子爆炸的摘要信息，而那些有關煙霧的信息卻越來越少。 這樣一來，每天我眼皮下總會出現一些可怕疾病的統計，什麼在海上捕魚的人被致命雲霧襲擊的事，什麼在鈾輻射實驗下出生的豚鼠有兩個腦袋。我抬起眼睛望著窗外。六月末了，但夏天還沒到來：天氣異常沉悶，白晝被一種昏暗的煙霧壓著，正午時分，城市竟會沉浸在一種世界末日般的光線中，行人就像是身體已經飛走，影子卻被照在了地上。 四季交替似乎改變了，濃厚的氣旋穿過歐洲，初夏時節就已是雷電交加，然後就是數周的暴雨，再然後是突如其來的炎熱，最後是返回到三月的寒冷。報紙排除了大氣出現的這些混亂現象是受原子爆炸的影響；只有個別的幾個科學家似乎還堅持認為有關係（此外也很難確定是否應該相信他們），再就是眾說紛紜的群氓之聲，大家知道的，他們總是把最靠不到邊的事情攪和成一團。 聽到瑪爾格利蒂小姐愚蠢地談原子，還警告我那天早上應該帶傘，我很生氣。不過當然，我打開百葉窗時，看到院子裡那青黑色的光景，整個院子被籠罩在一種虛假的光亮中，好似由無數線條和塊塊斑點構成的網狀物，我也情不自禁地往後退，仿佛就在那一刻有一連串看不見的粒子正從空中直砸下來。 那些避而不談的東西積壓久了就成了一種迷信，壓迫在天氣如何的家常話題上，而這曾被認為是最不必費工夫的話題。如今人們已經避免再去談論天氣了，或者當不得已要說下雨或是天晴時，就會陷入一種羞恥之中，就好像是想迴避因為自己的過失而應當承擔的責任。阿萬德羅博士還是過著一個星期來上幾天班就是為了周日郊遊的生活，對天氣採取了假裝漠視的態度，這種漠視讓我感到非常虛偽、卑賤。 我又編了一期《淨化》雜誌，沒有一篇文章不談輻射。這回我卻沒遇到什麼麻煩事。但說沒人讀它並不是真的；讀，他們是在讀，但對這些東西已經產生了一種抗藥性，儘管有人寫到人種的滅絕已然迫近，但根本沒人理會。 就連時尚周刊也帶來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可是人們似乎只相信封面上微笑著漂亮姑娘的彩照。在一期這種周刊的封面上，刊登了克勞迪婭身著泳裝的照片，她在滑水板上擺著一個動作。我用四個圖釘把這張照片掛在自己租房的牆壁上。 每天清早和下午我還是繼續去著那片有寧靜林蔭道的街區，我的辦公室在那裡，有時我回憶起秋日的一天，我第一次來到這裡，那時每見到一件東西，都想在其中尋找出某種徵兆，以我那時的心境而言，都沒覺得有什麼東西能夠那麼的灰與淒涼。現在我的目光依然尋找著徵兆，其他東西我從來都不會細看。然而是什麼東西的徵兆呢？是那些互相指向的無窮盡的徵兆。 就這樣，有時我在那個街區里會遇到一輛騾子拉的車；一種兩個輪子的小車，在非機動車道上走著，載滿了袋子。有時會見到它停在某個大門口，駕轅的小騾子耷拉著腦袋，而那堆白色的袋子頂上，坐著一個小姑娘。 然後我就發現在那裡轉悠的這種車不止一輛，是好幾輛。我說不上來是從什麼時候注意起它們的；一個人見了許多東西都沒在意；也許這些他見過的東西在他身上會有一種影響，而他卻沒發現；然後一旦他把一個東西和另一個東西聯繫起來時，於是一切突然獲得了某種意義。看到這些車子，雖然我當時並未把這事擱在心上，然而這其實已經對我起到了一種安心的作用，因為一次不尋常的遇見，比如一副鄉下模樣的小車出現在汽車遍地跑的城裡，就足以讓人意識到世界從來並非只有一種模式。 於是我關注起這車子來：一個扎辮子的小姑娘坐在袋子堆成白山似的頂上，讀著一份兒童小報，然後從一扇大門裡出來了一個拎著袋子的壯實漢子，把這些袋子放上車，鬆開韁繩，對騾子喊道：「駕……」，他們走著，小姑娘一直待在頂上，繼續讀著書。不一會他們在另一扇門前停下；那漢子便從車上卸下一些袋子，送了進去。 更遠處，在對面的非機動車道上還有另一輛小車，馬夫座上有個小老頭，一個女人順著公寓的樓梯，頂著鼓鼓囊囊的包裹，上上下下地跑著。 我開始注意到，凡是能看到小車的日子裡，自己就會心情愉快，滿懷信心，而且都是在星期一：因此我就知道了星期一那天，洗衣工要趕車進城，把裝著乾淨衣物的包裹帶進城，再把髒衣物帶走。 現在我知道有這麼回事了，洗衣工的車子便再也不會錯過了：哪天早晨上班時，只要見到一輛這種小車，我就會對自己說：「是啊，星期一了！」接著很快就能發現另一輛車在另一條道上走著，車後一條小狗緊追不捨，汪汪直叫，還有一輛車正下坡遠去，我只能從車後看見貨物，都是些有著黃白相間條紋的袋子。 下班回來我乘的是電車，途經一些人頭攢動、震耳欲聾的街道，就在那邊的一個十字路口上，交通不得不停滯下來，因為一輛那種小車有著長長半徑的輪胎正在慢悠悠地轉著。我往一條小巷望去，看見人行道旁，一頭馱滿衣物袋子的騾子正歇著，一個戴草帽的男人正在卸著袋子。 那天我回家繞了一大圈，沒走平時常走的路，總能不斷地碰見洗衣工。我意識到對整個城市來說，那是一種節日，因為大家都是高高興興地送走了被煙熏髒的衣物，然後再高高興興地穿回潔白的亞麻布[290]，儘管也維持不了多長時間。 下個星期一我想跟著洗衣工去看看，看他們交接完衣服、領到新活後回到哪裡去。我隨意地走著，因為一會跟著這輛車，一會又跟著另一輛車，直到後來我才明白過來，他們都朝一個方向走，最後都上了那麼幾條路，當他們匯合起來或是一輛接著一輛排列成隊時，相互間會發出溫暖的問候，還會開玩笑。我就這樣繼續跟著他們，繼續在長長的路上因為累得走不動而跟丟了他們，但在離開他們前我知道了有個洗衣村：他們都是那個叫做巴爾卡·貝爾圖拉[291]地方的人。 一天下午，我來到這個地方。我順著橋過了一條河，那裡已經是亦鄉亦城的模樣了，路旁雖然還有一溜房子，但房後緊挨著的就是綠色的農田。還看不見任何洗衣店。被道道水閘斷開的水道邊有一些小酒店，酒店門口搭著陰翳的葡萄架。我繼續前行，仔細打量每個院子的柵欄，每條小路。我漸漸從居民村落里走出來，排排楊樹直逼路邊，樹下跑著條條水道。在那盡頭，穿過楊樹，我看見一塊草坪上翱翔著片片白色：展開的衣物。 我抄上一條小路。寬闊的草坪上穿過一排排拉著的足有一人高的繩線，這些繩線一列接一列地晾曬著整座城的衣服，衣服剛洗過，還很濕軟，皺巴巴的，被太陽曬了後都皺成一個樣，周圍許多塊草地上都是這麼白花花的，掛著衣服的一行行繩線長極了（有些草地沒曬東西，光禿禿的，不過一道道平行的繩線穿過，就像是沒長葡萄的葡萄園架子）。 我在展著白花花衣物的地里轉著，突然聽到一陣爆笑，轉過頭去。在水道邊的水閘上，有個洗衣房，在洗衣房前的岸邊露出了洗衣女工一張張紅的臉龐，她們挽著袖子，身著彩衣，高居我的上方，正笑得開心聊得帶勁，年輕姑娘的乳房在襯衫里上下起伏著，肥胖的老婦頭上繫著手帕，她們圓滾滾的胳膊在肥皂水裡上下揉搓，胳膊肘把絞起來的衣服擰乾時扭動得有稜有角。她們中間的男人，有的戴著草帽，卸下籃子，把衣物碼成了好幾堆，有的在用馬賽方皂拚命地洗衣，有的則用小木鏟子拍捶衣服。 我已經看明白了，再沒什麼好說或是好盯著看的了。我轉身往回走。大路邊長出一些青草來，我小心翼翼地在路邊上走著，既是避免鞋子粘上塵土，也是為了遠離路過的卡車。在草地籬笆和楊樹間，我仍用目光追尋著洗衣池，追尋著一些低矮房子上寫著的字樣：「蒸汽洗衣店，巴爾卡·貝爾圖拉洗衣工合作社」，追尋著那些土地，那些土地上的女人們就像收穫葡萄一般地挽著籃子，把晾乾的衣物從繩線上摘下來，而太陽下的田野讓它的綠色映照著片片白色，水潺潺地流淌，泛著淺藍色的泡沫。可看的東西不是很多，但對僅僅是找尋景象來填充視線的我來說，也許就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