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維諾·短篇小說集 · 第二卷 艱難的記憶
荒地上的男人
大清早時就能看見科西嘉了：它就像艘滿載著山的輪船，懸在那頭的地平線上。如果是在別的地方，是要誕生出一些傳說的；在我們這裡可不會：科西嘉是個窮地方，比我們這裡還窮，從沒有人去過，也從沒有人想過要去。早上如果能看見科西嘉了，那就說明空氣清澈沉靜，不會下雨。
一個這樣的早晨，拂曉時分，我父親和我踩著科拉·貝拉[95]的小石子路，牽著狗，上了山。我父親的胸前背後纏滿了圍巾，短斗篷，獵槍，小背心，背帶，水壺，子彈袋，這一套行頭中間，生出一縷白色的山羊鬍子；腿上綁著一對老舊且滿是抓痕的皮護腿。我穿著一件破舊緊窄的短上衣，手腕和腰部都露了出來，褲子也是破舊和緊窄的，我大步走著，就跟我父親一樣，但雙手埋在口袋裡，長長的脖子棲在肩上。我們每人都有把舊獵槍，獵槍做工精緻，但保管不善，給銹粗了表面。狗是條獵兔犬，垂下的耳朵掃著地面，股骨上的毛短而扎手，這股骨把皮都擦破了；它身後拖著條插銷般的短尾，安在熊身上倒挺合適。
「你和狗留在這裡，」我父親說。「從這邊分開兩條道。我去另一個山口。我到了後就吹聲口哨，你就鬆開狗。你眼睛睜好嘍，這是兔子出沒的時候。」
我父親繼續在石子路上走著，而我和狗就蹲在地上，狗哀叫不止，因為它想跟父親一起去。科拉·貝拉是塊高地，坡子上灰白灰白的，都是荒地，草硬得啃起來都很困難，還有古老露台倒塌下的牆垣。往下去，是雲狀烏黑的橄欖園，往上去是黃褐色被火災脫了毛的森林，就像是老狗的脊背。事物在拂曉的灰色中慵懶起來，就像仍瞌睡著的眼皮又要合攏起來。海面上看不清界限，被一片薄霧一直籠罩至盡頭。
突然傳來我父親的口哨聲。狗掙脫了鏈子，蹦著「之」字形的路線，沿著石子路，用吠叫咬著空氣，大步跳開。然後就安靜下來，嗅起了地面，孜孜不倦地用鼻子蹭著地，跑開了，尾巴直直的，尾巴下面是塊菱形的白斑，發著光一般。
我端起獵槍，對準了，撐在膝蓋上，目光瞄準在小路的交叉口上，因為這是兔子會出沒的時候。拂曉逐一掀出各種色彩。先是斑葉阿若母漿果的紅色，是松樹上層次斑斕的紅色。然後是綠色，草地上，灌木叢中，森林裡是成百上千種的綠色，之前還都是一種顏色：現在卻是每時每刻都會生出一種新的綠色，與眾不同。再然後是藍色：那片咆哮的海洋震聾了一切，把天空弄得蒼白而驚慌。被光線吸食了的科西嘉消失了，但在海與天之間的界限並不確定：於是就留下那片模糊而迷茫的區域，讓人害怕看它，因為它根本就不存在。
房子，屋頂，小路，突然間都生在丘陵腳下，在海岸邊。每天早上，城市就這樣，生於陰影的國度，陡然之間，又因為屋瓦而呈上了黃褐色，因為玻璃而閃閃發光，因為石灰牆而顯出灰泥漿的模樣。每天早上的光線，把城市每一個最微小的細節都描繪了出來，講述著它的每一條過道，列舉出所有的房子。隨後，光線就會爬到丘陵上來，並總能揭出新的細節：新的地帶，新的房子。然後就爬到科拉·貝拉，黃黃的，乾枯的，荒蕪的科拉·貝拉，然後也會揭出那上面的一座房子，孤獨的，在森林前最高的一座房子，正在我的獵槍能射到的地方，是有福人巴奇琴的家。
有福人巴奇琴的家，在陰翳中，就像一堆石頭；房子周圍是塊結上了硬殼的灰色土地，就像月亮上那種，從這土地上聳起一些瘦小的植物，就好像種的是干樹枝。也有一些拉直的線，像是晾衣服用的，然而卻是枝蔓都已凋萎乾枯的葡萄園。只有一株細長的無花果樹，像是還有氣力支撐住葉片，在這片地的邊緣上，在葉片的重壓下扭曲著。
巴奇琴出來了：他很瘦，要看清他得從側面看，否則只能看見鬍子，灰色的鬍子，在空中飄蕩搖曳。他頭上戴著頂羊毛制的巴拉克拉帽[96]，身著一件燈芯絨衣服。看見我在打埋伏，就湊過來。
「兔子，兔子，」他說。
「兔子，總是兔子，」我答道。
「上星期，我射了這麼大的一隻兔子，就在那頭。大概就是從這邊到那邊的距離。沒打中。」
「真倒楣。」
「倒楣，倒楣。兔子我是真打不來。我更喜歡在松樹底下，等鶇鳥。一個早上能打五六發子彈呢。」
「這樣您就有菜吃了，有福人巴奇琴。」
「是啊。但是，我所有的鶇鳥都沒打中。」
「正常的。是彈藥筒的問題。」
「彈藥筒，彈藥筒。」
「他們賣的那些，都是騙人的東西。您得自己裝。」
「是啊。但，我自己來裝。也許我裝不好。」
「哎呀，這個得會裝啊。」
「是啊，是啊。」
可他就那樣，雙臂交叉地栽在岔路口中央，並一直待在那裡。他那樣待在路中央的話，兔子永遠來不了的。「現在我要叫他挪開，」我想，但沒跟他這麼說，還是埋伏在那裡。
「不下雨啊，不下雨，」巴奇琴說。
「今天早上，您看見科西嘉沒有？」
「科西嘉。都干透了。科西嘉。」
「年成不好啊，有福人巴奇琴。」
「年成不好。我種的蠶豆吧。長出來沒？」
「長出來沒？」
「長出來沒？沒有。」
「種子不好，他們賣給您的種子不好，巴奇琴。」
「種子不好，年成不好。還種了八株洋薊。」
「哎唷。」
「您說它們能給我產多少吧。」
「您說。」
「全死了。」
「哎唷。」
科斯唐齊娜從房子裡出來，她是有福人巴奇琴的女兒。可能有十六歲了，臉是橄欖形的，眼睛，嘴巴，鼻孔都是橄欖形的，小辮子掛在肩上。她的胸也應該是橄欖形的吧，完全是一種風格，全神貫注的就像座小塑像，野得就像頭山羊，羊毛制襪子一直拉到膝蓋。
「科斯唐齊娜，」我喊道。
「喔！」
但她沒過來，她怕驚到兔子。
「狗還沒叫，還沒把兔子趕出窩，」有福的人說道。
我們豎起耳朵聽著。
「沒叫，還能待上一陣，」說罷就走開了。
科斯唐齊娜坐在我身邊。有福人巴奇琴在他的荒地上踱了起來，去修葺細小的葡萄枝了；不時停下活，回來說會話。
「科拉·貝拉都發生了些什麼事，唐齊娜[97]？」我問。那姑娘就勤奮地說起來：
「昨天晚上我看見那上面的小兔子在月亮底下跳。唧！唧！它們這樣叫。昨天櫟樹後長出一隻蘑菇。有毒，紅色帶白點的那種。我用一塊石頭殺了它。還有一條蛇，又大又黃，正午時從路上下來。住在那團灌木叢里。別對它砸石頭，它很好。」
「你喜歡住在科拉·貝拉嗎，唐齊娜？」
「晚上的時候不喜歡：四點鐘會起霧，城市就沒了。然後，夜裡，還能聽見貓頭鷹叫。」
「你怕貓頭鷹？」
「不怕。我怕炸彈，飛機。」
巴奇琴過來了。
「戰爭，戰爭怎麼樣啦？」
「幸好戰爭已經結束了，巴奇琴。」
「嗯。那麼，還會有代替戰爭的什麼東西的。而且，我吧，也不相信戰爭結束了。多少次他們都這麼說了，多少次又以其他方式重新開始了。我說錯了嗎？」
「不，您說得對。」
「你喜歡科拉·貝拉還是城市，唐齊娜？」我問。
「城市裡有射擊場，」她答道，「有電車，擁擠的人群，電影院，冰淇淋，有太陽傘的海灘。」
「這個孩子吧，」巴奇琴說，「對進城不是很感興趣，另一個孩子卻很喜歡，去了就再沒回來。」
「她現在在哪裡？」
「誰知道啊。」
「誰知道啊。最好能下雨。」
「真的。下雨就好了。今天早上，科西嘉。我說錯了？」
「您說得沒錯。」
遠處狗突然狂吠起來。
「狗把兔子趕出窩了，」我說。
有福人止住步，雙臂交叉著。
「找。好好找，」他說。「我以前有隻母狗，叫奇里拉。它能跟著一隻兔子跟上三天。有一次，它一直把兔子趕到森林頂頭，再一直帶到我獵槍底下兩米遠的地方。我朝兔子射了兩槍。打偏了。」
「不是所有的事都順利的。」
「不是都能的。好的，它繼續追著兔子又追了兩小時……」
傳來兩聲槍響，但之後，犬吠聲就越來越近。
「……兩小時以後，」巴奇琴又道，「它又像之前那樣把兔子給我帶了回來。我還是打偏了，真糟糕[98]。」
突然，一隻小兔子冒出來，衝上小道，幾乎一直跑到巴奇琴的腿前，然後就轉了向，躲到灌木叢里，不見了。我都沒能及時瞄準。
「哎唷！」我大叫一聲。
「怎麼了？」有福人問道。
「沒什麼，」我說。
科斯唐齊娜也沒看到，她之前就回家了。
「好啊，」有福人繼續道，「那狗繼續追著兔子，又把兔子帶給我好多次，只要我不打中兔子，它就不罷休嗎？這是怎樣的狗啊！」
「它現在在哪裡？」
「跑掉了。」
「啊呀，不是所有的事都順利的。」
我父親帶著氣喘吁吁的狗回來了。罵罵咧咧的。
「差一點。就這麼點遠的距離。怎樣的一隻畜生啊。你們看見沒？」
「什麼都沒看見，」有福人說。
我把獵槍斜挎上，我們下山了。
巴尼亞思科兄弟
我成月成月的不在家，這一次是好幾年。我偶爾回趟家，我家總在丘陵頂上，因為石灰老舊，房子微微發紅，以至於在遠處，透過如煙細密的橄欖園，也能隱約看得到它。那是一座古老的房子，房子上的拱頂就像是橋樑，牆上有些共濟會的標誌，是我的老父老母放上去，用來趕跑神父的。家裡有我的兄弟，他也總是滿世界亂轉，但家回得比我更頻繁些，我每次回家時總能碰著他。他一回家，就立刻忙活起來，不找到他的獵裝，他的燈芯絨小背心，他皮褲腳的褲子就不罷休，而且也不管哪個菸斗好抽一點，就忙著抽起煙來。
「喔，」我到時他跟我說，我們可能有好幾年沒見面了，他沒指望我會回來。「喂，」我說，這不是因為我們之間有什麼仇恨，而是如果我們是在另一個城市見面的話，我們也許要慶祝一番，也許還會互相拍拍肩膀，「看看，看看！」我們也許會這麼說，但因為是在家裡，情況就都不同了，在家裡我們總是習慣這樣的。
於是我們兩個人都進了屋，手插在口袋裡，默不作聲地，還有點窘迫，突然我兄弟說起話來，就好像我們剛剛中斷過什麼交談一樣。
「昨天晚上，」他說，「賈琴達的兒子想不得好死。」
「你應該給他一槍，」我說，儘管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事。而且，我們也許會想問問對方，是從哪裡回來的，在幹什麼活，是否能賺錢，有沒有娶妻，生子，但以後會有時間問的，現在問的話，不是這個習慣。
「你知道，星期五晚上，是輪到我們用長井的水，」他說。
「是星期五晚上，」我確認道，其實我也記不得了，也許我從來就沒知道過。
「你以為我們每個星期五晚上值班就有水嗎？」他說。「如果不在那裡守著，他們自己之間就轉手掉了。昨天晚上我經過那裡時，可能已經有十一點了，我看見有個人抱著鋤頭跑：水被引到賈琴達那邊了。」
「你應該給他一槍！」我這麼說道，已經是滿腔憤怒了：我成月成月地忘記有長井水的問題，過一個星期我又要出發了，之後我又會忘了這件事，但現在，我對他們在過去幾個月里偷過的，和在未來幾個月會偷的水的問題，是滿腔的憤怒。
同時，我在樓梯和房間裡轉著，我兄弟跟在我後面，抽著菸斗，樓梯和房間裡掛的都是老式和新款的步槍，彈藥粉壺，打獵號角，還有羚羊頭骨。樓梯和房間聞起來也有封閉和蟲蛀的味道，牆上掛的不是十字架，而是共濟會的標誌。我兄弟跟我講了莊稼人都偷了些什麼，講了收成不大好，講了來我們草地上吃草的別人家的山羊，講了整個山谷里的村民都跑到我們的森林裡來砍柴。我從衣櫥里抽出短上衣，護腿，帶有放彈藥的一圈長口袋的小背心，我脫下在城裡穿的皺皺的衣服，看見鏡子裡，自己被皮革和燈芯絨制的衣服全副武裝起來。
過了一會，我們就上了崎嶇的山路，帶上斜挎的雙管獵槍，去看看能不能飛射或靜射到什麼。我們還沒有走上一百步，一連串小石子突然砸到我們的脖子上，勁道很猛，像是用彈弓射的。我們沒立刻回頭，裝著什麼事都沒有的模樣，在路上方的葡萄園護牆上走著，耳朵豎得老高。在因蘸滿了硫酸鹽而變成灰色的樹葉間，一個小男孩露出臉來，一張紅彤彤的圓臉，眼睛底下密密麻麻的全是雀斑，就像一隻被蚜蟲咬掉的桃子。
「見鬼，就連小孩也跟我們對著幹！」我說道，罵起他來。
那孩子還在那裡伸頭探腦的，吐著舌頭做鬼臉，逃跑了。我兄弟打開葡萄園的柵欄，踩著播種地，在排排的葡萄架間追起他來，我也跟在後面，直到我們把他堵在中間。我兄弟扯住他的頭髮，我拎著他的耳朵，我知道我把他弄疼了，但我還是揪著，我覺得把他弄得越疼，自己就越來氣，我們大喝道：
「這是給你的，餘下的是給把你派來的父親的。」
孩子哭起來，他咬了我一根手指，跑開了；一個黝黑的女人出現在葡萄架盡頭，她把孩子的腦袋藏在圍裙的褶子裡，舞著拳頭對我們大嚷起來：
「懦夫！居然跟一個小孩動氣！你們還是那麼霸道。你們等著吧，會有人用你們這套做法對付你們的，你們別擔心！」
但我們已經上路了，只是聳聳肩，因為跟女人是不用答話的。
我們走著走著，碰到兩個人，背著好幾捆柴走過來，身子被負重壓成了直角。
「嘿，你們兩個，」我們把他們攔下來，「這柴你們是從哪裡弄到的？」
「我們覺得哪裡能砍就在哪裡砍了，」他們說罷，想繼續行路。
「因為如果你們在我們的樹林裡砍柴了，我們就要讓你們把柴送回去，另外，還要把你們掛到樹上去。」
那兩人把負荷放在一小堵牆上，從用口袋做成的、護住了他們腦袋和肩膀的兜帽底下，大汗淋漓地望著我們。
「我們不知道是不是你們的。我們不認識你們。」
確實，他們像是新來的，也許是失了業後就打起柴來。又多了一個理由讓他們認識認識我們。
「我們是巴尼亞思科兄弟。沒聽過嗎？」
「我們誰也沒聽過。柴我們是在政府的地上打的。」
「政府的地上是禁止打柴的。我們要叫護衛隊，還要把你們關進去。」
「哼，我們當然知道你們是誰，」他們中的一個跳出來說。「你們希望人們認不出來你們，你們總是要找窮人的麻煩！但總有一天會結束的！」
我開始說：「結束什麼？」然後我們決定隨他們去，我們離開了，還輪流著罵罵咧咧的。
現在，我兄弟和我，當我們在其他地方時，我們會跟電車職工聊天，跟賣報人搭話，會把菸頭遞給管我們要煙抽的人，也會問遞來菸頭的人要口煙抽。在這裡就不同了，這裡我們一直是這樣，帶著雙管獵槍去晃蕩，到處惹是生非。
在山口處的小酒館裡，有個共產黨的據點：酒館外有塊牌子，上面是些用圖釘固定住的剪報消息和文章。我們經過時，看見那上面掛著一首詩，說老爺還是那些老爺，過去那些施惡逞霸的傢伙，是現在正這麼做的人的兄弟。「兄弟」給標了出來，因為這完全是針對我們的雙關語。我們在那紙上寫道：「懦夫和騙子」，然後我們簽了名，「巴尼亞思科·賈科莫和巴尼亞思科·米凱萊」。
但當我們在別處時，我們會在上了蠟的冷餐桌上喝湯，那裡也有其他遠離家鄉的人，我們也會用指甲在灰色和滿是污泥的麵包瓤里挖來挖去；於是，當鄰桌人談起報紙上的東西，我們也會說：「這世上還有惡霸啊！但總有一天會好起來的。」但現在，在這裡，就行不通了；這裡的土地不產東西，莊稼人會偷東西，僱農在地里睡大覺，每當我們經過時，人們會朝我們身後吐唾沫，因為我們不想種自己的地，而且——他們說——我們只會剝削他人。
我們來到一處會有斑尾林鴿經過的地方，找到兩個位置，等起鳥來。但我們那樣待著不動很快就累了，我兄弟給我指了一棟房子，那裡住的是修女，並對一個修女吹了聲口哨，那是他的情人。她下來了：她胸部很寬，腿上毛很多。
「喂，去看看你的姐妹阿德里娜能不能來，我兄弟米凱萊來了，」他對她說。
那姑娘回到房子裡，我跟我兄弟打探情況：「漂亮嗎，漂亮嗎？」
我兄弟沒發話：「很胖。人很隨便。」
兩個姑娘出來了，我的那個真是又胖又壯，對於那樣的一個下午，就很不錯了。剛開始時，她們還想找理由，說她們不能讓人看見自己和我們在一起，因為否則的話，整個山谷里的人都會與她們為敵，但我們跟她們說別裝傻了，於是把她們帶到那塊地上，我們先前等斑尾林鴿的地方。我兄弟甚至還能時不時地找著法子發幾槍；他已經習慣了帶上姑娘去打獵。
我和阿德里娜在那裡沒待上多久，我就感到腦袋和脖子間飛來一排小石子。我看見長雀斑的男孩跑掉了，但我不想追他，只是在他身後罵了幾句。
最後，姑娘們說得去做祝福式。
「滾吧，你們可別再落到我們腳下，」我們說。
之後我兄弟跟我解釋說，她們是整個山谷里最淫蕩的女人，她們怕其他小伙子看到她們和我們在一起，就故意作對不再和他們一起了。我於是迎風叫道：「母牛[99]！」但心底里，我對整個山谷里只有最淫蕩的兩個女人才會和我們待在一起，感到不是很舒服。
在聖柯西莫和達米阿諾教堂前的空地上，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祝福式。他們給我們讓開了路，對我們是惡眼相看，包括神父，因為我們巴尼亞思科家族已經有三代人不去做彌撒了。
正往前走著，我們感到有什麼東西掉在了身邊。「那小孩！」我們大吼著，已經準備衝出去追他了。但那只是一隻爛掉的枇杷，從樹枝上脫落下來。我們繼續走著，踢著石子。
主人的眼睛
「主人的眼睛，」他父親對他說，指著自己的一隻眼，那是布滿皺紋的眼皮間一隻沒有睫毛的老眼睛，圓得就像鳥眼，「主人的眼睛能養肥馬匹。」
「是的，」兒子說，他坐在高大無花果樹蔭下粗糙的木頭桌邊。
「那麼，」父親說，那根手指仍舉在眼睛下，「你去麥地上，他們收麥子時，你待在那裡看著。」
兒子的手埋在口袋裡，一絲風吹動了他的短袖襯衫的後背。
「我去了，」他說，但沒動。母雞在啄食地上被碾扁的一些無花果殘餘。
看到兒子那麼自甘墮落地懶散下去，就像風中的蘆竹，老頭時不時感到憤怒：他把袋子從倉庫拖到外面來，攪起肥料，把命令和咒罵撒到彎著腰的人們身上，並威脅一條被拴住的狗，那狗在一片蒼蠅之雲下吠叫不止。主人的兒子既沒動彈，也沒把手從口袋裡掏出來，就那樣待著，眼光纏在地上，嘴唇做出吹口哨的動作，就好像對要耗費體力十分不滿。
「我去了，」兒子答道，不緊不慢地去了。
他在葡萄園的小徑上走著，手仍在口袋裡，鞋跟抬得不是很高。他父親兩腿叉得很開，定[100]在無花果樹下，一手握成拳頭，另一手包著這拳頭地把手背在後面，看了他一陣；有好些次，他都想沖兒子身後喊上幾句，但一直沒作聲，又攪起那一把把肥料。
兒子去的路上，又看見山谷里的顏色，又聽見果園裡的大胡蜂嗡嗡作響。他在遙遠的城市裡待上數月後，總會待得衰弱無力，每次回老家時，又能重新發現自己土地上的空氣和那高深的寂靜，就像一段被忘卻的童年回憶，還有懊悔。每次他來到自己的土地上，就像是在等待一個奇蹟：我會回來的，而這一次一切都會有個意義，我這山谷農場裡逐漸遞減下去的綠色，勞作人們那亘古不變的動作，還有每棵植物、每條枝蔓的成長；這片土地的憤怒也會攫住我，就像攫住我父親那樣，以至於我再也不能遠離此地。
麥地是在一塊岩石嶙峋的懸崖上，那裡，在一片片荒地的邊緣地帶，吃勁地生長著一塊黃色的長方形，還有兩株黑色的柏樹，一株在上，一株在下，就好像正守著這塊地。麥地上有些人，還有揮舞的鐮刀；黃色一點點地消失了，就像是被抹掉一般，下面於是冒出灰色。主人的兒子齒間含了一根草，走在光禿禿的懸崖上，抄著近路上去了；麥地里，人們顯然早已看到他上來了，就評論起他的到來。他知道人們是怎麼想他的：老頭是瘋子，而他兒子是傻子。
「好啊，」烏·柏對剛到的他說。
「好啊，」主人的兒子道。
「好啊，」其他人說。
主人的兒子就答道：「好啊。」
好了：他們之間所有該說的都已經說掉了。主人的兒子就坐在麥地邊緣上，手仍在口袋裡。
「好啊，」從上面一塊地上又傳來一個聲音：是正在拾穗的弗朗切斯吉娜。他於是又說了一遍：「好啊。」
人們在寂靜中收割著。烏·柏是個老頭，黃色的皮膚皺兮兮地掛在骨頭上；烏·凱正值中年，多毛而敦實；納寧是個年輕人，皮膚稍顯發紅，瘦高個：短袖衫汗津津地貼在身上，每掄一下鐮刀，他的一段脊樑就會露出來，然後又被遮住。吉魯米娜老太蹲在地上拾落穗，就像一隻黝黑而壯實的母雞。弗朗切斯吉娜在最高的那片地上，正唱著收音機里的一支歌。每次她一俯身，腿就露了出來，一直露到膝蓋背後。
主人的兒子不好意思在那裡看著他們，直挺挺地就像株柏樹，無所事事地晃在那群勞動者中。「現在，」他想，「我叫他們給我一會鐮刀，我也來試試。」但他也沒吭聲，靜望著地里林立著的那些又黃又硬的、被割下的麥秸。反正，他也不會使鐮刀，會丟臉的。拾穗嘛：那事他倒是做得來，女人的活。他彎下腰，撿了兩根麥穗，丟進吉魯米娜老太的黑圍裙里。
「您小心別踩到我還沒收過的地方，」吉魯米娜老太說。
主人的兒子又坐到麥地邊上，嚼著一段麥秸。
「今年比去年多吧？」他問。
「比去年少，」烏·凱說，「一年比一年少。」
「是因為，」烏·柏說，「二月的冰凍。您記得二月的冰凍嗎？」
「記得，」主人的兒子說。但他其實不記得。
「是因為，」吉魯米娜老太說，「三月的那場冰雹。您記得三月的冰雹嗎？」
「是下過冰雹，」主人的兒子說，還是在說謊。
「要我說，」納寧說，「是因為四月的那場旱災。您記得那場旱災嗎？」
「整個四月都是，」主人的兒子說。他什麼都不記得。
人們現在談起了雨水冰霜和旱情：主人的兒子全不在這些話題之內，游離於農業氣象事件之外。主人的眼睛。他僅是一隻眼睛。但這隻眼有什麼用呢，只是一隻眼，跟一切都毫無關聯？連看都不看。當然，如果他父親在那裡的話，能用辱罵活埋這些人，會發現工作做得不好，太慢，農作物都要爛掉。他幾乎感到，在那些地里，需要父親的呵斥，就好像如果看到一個人打槍，就會感到需要鼓膜里的爆裂。他永遠不會對這些人叫嚷，而他們正是因為知道這個，於是繼續懶洋洋地幹活。但是當然，比起他來，他們更喜歡他父親，他父親讓他們勞累，他父親讓他們在那些懸崖上的羊腸道邊種麥子和收麥子，他是他們中的一員，他父親。他不是，他是個不相關的人，吃他們的勞動成果，知道他們鄙視他，甚至是恨他。
這會，人們又聊起一個他到之前就已經開始的話題，是關於山谷里的一個女人。
「他們是這麼說的，」吉魯米娜老太說，「和教區神父在一起。」
「對的，對的，」烏·柏說。「教區神父跟她說：『如果你來我就給你兩里拉。』」
「兩里拉？」納寧問。
「兩里拉，」烏·柏說。
「那時的兩里拉，」烏·凱說。
「那時的兩里拉相當於現在的多少錢？」納寧問。
「不少錢吶，」烏·凱說。
「他媽的。」納寧說。
所有人都為那女人的故事笑得很開心；主人的兒子也笑了，但不是很明白那些故事的含義，還有那些瘦骨嶙峋、長著鬍髭、穿著黑衣的女人的愛情。
弗朗切斯吉娜也會變成這樣的。現在她在最高的麥地上拾落穗，唱著收音機里的歌，每次她一俯身，襯裙就被提了上去，白花花的皮膚一直露到膝蓋背後。
「弗朗切斯吉娜，」納寧對她喊，「你會為了兩里拉跟神父走嗎？」
弗朗切斯吉娜直挺挺地站在地里，一捆麥穗捧在胸前。
「兩千里拉？」她喊道。
「他媽的，兩千，她說，」納寧猶豫地對其他人說。
「我既不跟神父，也不跟資產階級，」弗朗切斯吉娜喊道。
「跟軍人呢，就行？」烏·凱喊道。
「也不和軍人一起，」她答道，又收起麥穗。
「弗朗切斯吉娜的腿很漂亮，」納寧盯著她的腿說。
其他人也看著她的腿，都很同意。
「又漂亮又直，」他們說。主人的兒子也望過去，就好像之前沒看到一樣，也表示出贊同。儘管，他知道她的腿不算漂亮，硬邦邦的全是肌肉，毛還多。
「你什麼時候去參軍，納寧？」吉魯米娜說。
「他媽的，這要看體檢他們讓不讓我過了，」納寧說。「如果這仗還打不完，他們也會叫我去的，哪怕我胸圍不夠。」
「美國真的也參戰了？」烏·凱問主人的兒子。
「美國，」主人的兒子說。也許現在他能說點什麼了。「美國和日本，」他說，然後又沉默了。其餘他還能說什麼？
「誰更厲害：美國還是日本？」
「兩個都很厲害，」主人的兒子說。
「英國厲害嗎？」
「唔，英國也很厲害。」
「那俄國呢？」
「俄國也很厲害。」
「德國呢？」
「德國也是。」
「我們呢？」
「戰爭會很長，」主人的兒子說，「一場長久戰。」
「上次戰爭時，」烏·柏說，「在森林裡有個山洞，洞裡躲著十個逃兵。」他往上指著，指向松林。
「如果戰爭再繼續下去，要不了多久，」納寧說，「我敢說我們也得落到洞裡去。」
「誰知道啊，」烏·凱說，「誰知道會怎麼樣啊？」
「所有的戰爭，」烏·柏說，「都是這樣結束的：有什麼的人就是有什麼。」
「有什麼的人就是有什麼。」其他人應道。
主人的兒子咬著麥秸，向上頭的麥地走去，一直走到弗朗切斯吉娜那裡。當她俯身拾麥穗時，他就看著她膝蓋背後那白花花的皮膚。也許跟她會容易些；他已經打算追她了。
「你從來沒進過城嗎，弗朗切斯吉娜？」他問。這個開始攀談的方法很蠢。
「有時我星期天下午去。如果有集市的話，大家都去集市，否則就去電影院。」
她停下活。這不是他想要的：如果他父親看見就糟了！不看著他們工作，反倒來和地里的女人閒扯。
「你喜歡進城嗎？」
「是啊，我喜歡。可晚上回到山上後，又能怎麼樣。星期一又要開始了，有什麼的人就是有什麼。」
「呃，」他咬著麥秸道。現在得讓她單獨待著，否則她再也不會工作了。他轉了身，下去了。
下邊的地里，人們幾乎已經幹完活了，納寧把擔子捆在窗簾布里，扛在肩上，下去了。與丘陵的胸部一樣高的海面被落日染上了一層紫色。主人的兒子看著他的土地，上面全是石頭和硬邦邦的莊稼茬，明白了對這片土地來說，自己永遠只能絕望地是個外人。
懶漢兒子
拂曉時，我和我兄弟臉陷在枕頭裡，還在睡覺，就已經能聽見在房間裡轉悠的我們父親那帶著釘子的腳步聲了。我們的父親起來時動靜很大，也許是故意的，他穿著打上釘子的鞋子，企圖在樓梯上上上下下地走個二十回，但沒用。也許他的整個一生都是這樣，浪費體力，一個非常無聊的工作，也許他這麼做，就是為了抗議我們兩個的，我們讓他生了不少氣。
我母親不會弄得很吵，但她也很早就在那個大廚房裡忙活了，捅火，用那雙變得越來越黑瘦的手削著什麼，擦洗玻璃和家具，搓衣服。這也是抗議我們的舉動，永遠默不作聲地照料整座房子，把沒有傭人的家勉強操持下去。
「你們把房子賣了，我們把錢吃掉就是啦，」每當他們折磨我說什麼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我就聳著肩地這樣說，可我母親繼續沉默寡言而含辛茹苦地勞作著，起早貪黑的，都不知道她是什麼時候睡的覺，而同時，天花板上的縫隙總是越裂越長，成隊的螞蟻沿牆行進，雜草和荊棘從未開墾的花園裡爬進來。也許要不了多久，我們家就會只剩下一堆覆滿爬山虎的廢墟了。可我母親早上從不來叫我們起床，因為她知道反正也沒用，而她那樣一聲不吭地承擔起照料房子的活，正是她糾纏我們的方式。
然而我父親六點時就已經打開我們的房門，穿著獵裝，打著護腿，大嚷道：「我要用棍子打你們了！懶漢！這個家裡除了你們，所有的人都在幹活！皮埃德羅，你要是不想挨我打的話，就趕緊給我起來！你把你那該吊在絞架上的[101]兄弟安德烈也弄起來！」
我們在睡眠中就已感到他的迫近，我們的臉埋在枕頭裡，連身都沒轉。如果他仍遲遲不住嘴的話，我們便偶爾咆哮幾聲以示抗議。但很快他就走了：他知道一切都是沒用的，都是他做做樣子的鬧劇，一種不肯服輸的儀式。
我們又在睡意中輾轉起來：大部分時候，我兄弟甚至都不會醒的，反正我們都習慣了，也就不介意了。我兄弟自私而冷漠：有時很讓我來氣。我也照他那樣做，但起碼懂得不應該這麼做，而且對此不滿的首先就是我。反正我還是老樣子，但心懷氣憤。
「你這狗東西，」我跟我兄弟安德烈說，「你這狗東西，你把你父母氣死了。」他沒答話：他知道我是個虛偽的笨蛋[102]，也知道再沒比我更遊手好閒的人了。
十幾二十分鐘以後，我父親又會來到門前，來自尋煩惱。這次他會使上另一種法子：幾乎是含著冷淡的建議，溫厚而善良：一場可憐兮兮的鬧劇。他說：「那麼誰跟我去聖柯西莫？有葡萄枝要捆。」
聖柯西莫是我們的地。都枯掉了，既沒人手，也沒錢把地經營下去。
「有土豆要挖。你來嗎，安德烈？嘿，你來嗎？我跟你說呢，安德烈。豆角地里要澆水。那麼，你來嗎？」
安德烈把嘴巴從枕頭上挪開，說了句：「不去，」又睡了。
「為什麼？」我父親還在演戲，「皮埃德羅決定了嗎？你來嗎，皮埃德羅？」
然後他又發了通脾氣，又平靜下來，說了一些要在聖柯西莫做的事情，就好像已經說定我們也來一樣。這個狗東西，我這樣想我的兄弟，這個狗東西，本可以起來，至少給父親一次滿意的機會吧，可憐的老人家。但在我自己身上，也沒感到任何要起來的動力，我費勁地使自己重拾起已經消失的困意。
「好吧，你們快點，我等著你們，」我們的父親說，走了，就像我們已經說好了一樣。我們聽他踱著步，朝底下大聲叫嚷，準備著要帶到上面去的肥料、硫酸鹽，還有種子；每天他出門和回家時都馱著好些東西，就像頭騾子。
我們以為他已經出門了，這不，他又從樓梯底下喊道：「皮埃德羅！安德烈！上帝的耶穌啊，你們還沒準備好？」
這是他最後一次叫我們：然後我們就會聽見他包了鐵的腳步聲走到房子後面，聽見他猛地關上小柵欄，聽見他咯著痰並哼哼唧唧地在小路上遠去。
這下本可以連續不斷地睡上覺了，但我卻再也睡不著了，想著我父親，想著他背上那些東西在騾道上爬，咯著痰，然後又想著他會在地里朝莊稼人發作，因為他們偷他的東西，把一切都搞糟了。他看著植物和耕地，看著到處啃噬挖刨的害蟲，看著葉子的黃色和莠草的濃密，看著他一生所有的活就這麼被毀掉了，就像每場雨過後都會被沖毀的隔地矮牆[103]一樣，於是就詛咒起他的兒子來。
這狗東西，一想到我兄弟，我就這麼說，這狗東西。我側耳細聽，從下面傳來一些碗碟作響聲，還有什麼掃帚柄倒在地上的聲音。我母親一個人待在那個巨大的廚房裡，白晝剛使窗戶玻璃褪了色，她就為背身過去的人們操勞起來。我這麼想著想著，就睡著了。
還不到十點，這回是我們的母親嚷上了，她從樓梯上喊道：「皮埃德羅！安德烈！已經十點了！」她的聲音非常氣憤，就好像是對一件聞所未聞的事情惱火至極，但其實每天早上都是如此。「好噢噢……」我們嘟囔道。我們又在床上待了半個小時，醒著，只是為了習慣起床這個概念。
然後我說起來：「快點，醒一醒，安德烈，來啊，我們起來吧。來呀，安德烈，好起來了。」安德烈又咕噥一陣。
最後我們終於站起來，鼻子裡出著好多氣，伸著懶腰。安德烈穿著睡衣，以老頭般的動作晃蕩著，頭髮蓬亂，半瞎著眼，已經在那裡舔煙紙了，然後就抽起煙來。他在窗戶前抽完煙，然後才開始洗漱和刮鬍子。
這時他會嘟噥起來，而且慢慢地，就從這嘟噥中生出一首歌。我兄弟有著男中音的嗓子，但跟其他人一起時，他總是最悲傷的那個，從來不唱歌。而他一個人，刮鬍子或是洗澡時，就會用上低沉的聲音，唱起他那些有節奏的旋律。他也不知道那都是些什麼歌，卻總是往歌里填一首詩，那是他孩童時學會的，卡爾杜奇[104]的一首詩：「正午的太陽砸在/維羅納的城堡上[105]……」
我在一旁穿衣服，和聲伴唱，一點也不愉快，還有種兇巴巴的感覺：「綠色的阿迪傑大河/潺潺細語地流向明澈……」
我兄弟繼續低聲唱著，不漏掉一段詩節，從頭唱到尾，一邊洗著頭，或是刷著腳上的鞋。「像只老烏鴉一般漆黑/雙眸中含著炭……」
他越唱我越氣，我怒得自己也唱起來：「我的厄運啊/我碰到的惡畜生啊[106]……」
這是我們唯一會喧譁的時刻。然後整個一天我們就都悄無聲息了。
我們下樓，熱了牛奶，然後我們把麵包泡在牛奶里，吃的時候會弄出很大聲響。我母親在我們周圍轉來轉去，說著所有要忙的事情，談著所有要買的東西，抱怨但不執拗。「是啊，是啊，」我們應道，立馬就忘了。
早上通常我是不出門的，手插在口袋中，留在走廊里轉悠，或是收拾書架。我很久不買書了：那需要很多錢，而且，我忘卻了太多曾經感興趣的東西，要是重新開始的話，我會想統統讀上一遍，但這樣一來，就又不情願了。可我仍繼續整理著書櫥上僅有的那點書：義大利的，法國的，英國的，或是根據主題分類：歷史，哲學，小說，或是所有那些裝訂成冊的，精裝版本的，還有那些破破爛爛的，被擱置在一邊的。
我兄弟則去因佩利亞[107]咖啡店看別人玩檯球。他不玩，因為他不會：他連續好幾個小時地看打檯球的人，盯著小球打轉、撞擊，他抽著煙，也不熱情，也不下賭注，因為他沒錢。有時，他們會讓他記分，但他經常分心，所以老出錯。他做點小買賣，也就足夠他買煙的錢；六個月前，他在水管公司申請了一個足夠他維持生活的職位，但並不積極爭取，反正目前他不缺吃的。
午飯時，我兄弟會晚到，我們兩人一聲不吭地吃飯。我們的父母總是在爭論花銷、收入和負債，總是在談兩個兒子都不賺錢如何才能把一大家人維持下去，我們的父親說：「你們看看你們的朋友科斯唐佐，再看看你們的朋友奧古斯都。」因為我們的朋友跟我們不一樣：他們開了家公司，做伐木林的買賣，總是在外奔波，談生意，也和我們的父親談，賺著成堆的錢，很快他們就會有卡車了。他們是騙子，我們父親明白這點，但他還是喜歡把我們看成他們，而不是把我們看成我們那樣：「你們的朋友科斯唐佐在那筆生意中賺了不少錢，」他說。「你們看看是不是也能搞上一把？」但我們的朋友只是來找我們玩，生意的事從不跟我們提：他們知道我們遊手好閒，一無是處。
下午，我兄弟又去睡覺了：真不知道他怎麼能睡那麼多的覺，還總能睡著。我則是去電影院，每天都去，儘管他們會重放我已經看過的影片，這樣我就可以不費勁地跟著故事走了。
晚飯後，我躺在沙發上，讀一些翻譯過來的長篇小說，都是別人借給我的：經常是讀著讀著，就丟掉了頭緒，我從來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我兄弟一吃完就起身出去了：去看別人打檯球。
我父母很快就去睡覺了，因為清晨他們很早就得起床。「你去你房裡，這裡費電，」他們上樓時跟我說。「我這就去，」我說，但待著沒動。
我已上了床並又睡了一會後，大約兩點鐘，我兄弟回來了。他打開燈，在房裡轉轉，抽掉最後一支煙。講講城裡的事，給人們以寬厚的評價。那才是他真正清醒的時刻，而且很情願說話。他打開窗子讓煙味散出去，我們看著丘陵，那上面的道路通亮，天漆黑而清澄。我起來坐在床上，我們長久地聊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心情輕鬆，一直聊到睡意再次來臨。
與一個牧羊人共進午餐
這是我們父親的一個錯誤，是他那些慣犯錯誤中的一個。他讓那個從小山村里來的男孩來替我們看羊。男孩到的那天，他想請那孩子和我們同桌吃飯。
我們的父親不明白人和人之間是有差別的，不明白在一間像我們家這樣的飯廳和他們那些煙熏石頭房子之間的差別，我們家的飯廳里儘是雕飾家具、深色圖案的地毯，還有花飾瓷磚，而他們房子的地面只是夯實的土地，煙囪帽上披著用報紙做成的滿是蒼蠅的花彩飾帶。我們的父親帶著他那並不客套的愉悅到處走動，比如不想讓別人在第二道菜時給他換盤子，每當他去打獵時，所有的人都會邀請他，晚上還會找他排解糾紛。我們做兒子的則不同。我兄弟也許因為那副沉默寡言的共犯神情，更能獲得一種粗糙的信任；而我深知人和人之間的交談會有多困難，我每時每刻都能感到，階級間和文明間的差異，在我腳下像漩渦一樣展開。
他進來了；我在讀報紙。我父親，讓他大談特談，有什麼必要？他只會越來越糊塗。然而，沒有。我抬起眼睛，他在飯廳正中，手很沉，下巴抵著胸膛，但眼光固執地望著前方。是個幾乎跟我一般年紀的牧羊人，頭髮濃密而僵硬，臉部輪廓曲成弧形：額頭，眼眶，下頜骨。他穿著件大兵風格的深色襯衫，紐扣強迫般地一直扣到喉結，裡面歪七扭八地穿著件破衣裳，就好像關節粗大的雙手就要溢出來一般，一雙碩大遲緩的鞋子，在亮堂堂的地板上蹭著。
「這是我兒子奎因托，」我父親說，「在上高中。」我起身，試圖做出一個微笑的表情，我伸出的手碰到了他的手，很快我們就鬆開了，互不相看。我父親已經開始說我了，一些對誰都無關緊要的事情，還說我差多久就能結束學業，說一次我們去那個孩子老家打獵時我打死的一隻睡鼠；每當我覺得他說的不對時，就聳聳肩，說：「我？才不是呢！」牧羊人一直沒說話，也沒動，不知道他有沒有聽見：他不時朝一面牆、一張帘子迅速望上一眼；就好像一頭在尋找籠子裡一縷光的野獸。
我父親已經改變話題了，這會他正在房間裡轉悠，說著那些山谷里種植的各種蔬菜，還問了那小伙子一些問題，而小伙子下巴仍抵在胸前，嘴巴半閉著，總是繼續地回答自己不知道。我躲在報紙後，等著上菜。但我父親已經讓客人坐下了，還從廚房裡帶來一根黃瓜，幫他在湯盤裡切了起來，切得很薄，讓他吃，他說，這是餐前餐。
我母親進來了，她個子很高，穿著黑衣服，衣邊上有些花邊，順滑的白髮間是不動聲色的分縫。「啊，這就是我們的小牧羊人，」她說。「你一路過來還好吧？」小伙子沒起身，也沒答話，眼光抬到我母親身上，那眼光中含著不信任與不理解。我是全心全意地站在他一邊：反對我母親那種溫情而優越的語調，她用來稱他的那個主人般語氣的「你」字；她本可以像我們父親那樣說方言的！但她卻用著標準的義大利語，一種冷冰冰的義大利語，就像一堵大理石的牆體，橫在可憐的牧羊人面前。
我想把話題從他身上轉移開，以此來保護他。於是我就讀了報上的一則新聞，一則只可能讓我父母感興趣的新聞，是關於在非洲某處剛發現的一片礦層，那裡住著我們的一些熟人。我故意選了一條不可能與客人有絲毫關聯的新聞，裡面都是些他不知道的名字；這樣做不是為了加重他的孤立，而是為了給他周圍挖條溝，讓他喘口氣，好分散一會我父母對他那折磨人的注意力。也許我的舉動也被他理解錯了；只得到一種相反的效果。因為我父親又重新提起他的非洲經歷，用一堆混亂的地名、種族和動物的名稱，把那小伙子給弄糊塗了。
正準備上湯時，我外婆坐在輪椅上出現了，她被我可憐的姐妹克里斯蒂娜推著。他們必須對著外婆耳朵里大聲嚷嚷，來告訴她是怎麼回事。甚至正好是由我母親來介紹：「這是喬瓦尼諾[108]，他會給我們看羊。這是我母親，這是我女兒克里斯蒂娜。」
聽到她這麼叫他「喬瓦尼諾」，我都為他羞得臉紅；誰知道那名字在山區閉口元音粗野的方言裡讀起來會是個什麼樣：那肯定是他第一次聽見自己被這麼叫喚。
我外婆用那族長式的平靜點了點頭：「好孩子喬瓦尼諾，我們希望你別讓羊逃走掉，唔！」我姐妹克里斯蒂娜，半藏在輪椅椅背後，在不多的訪客中，能看出來誰是受到極度重視的，膽戰心驚地探出臉來，喃喃道了一句：「非常高興認識你，」然後把手伸給年輕人，而他只是重重地擦了一下她的手。
牧羊人坐在椅沿上，但肩膀卻撐在後面[109]，雙手攤在桌布上，看著我外婆，就像入了迷一般。那個僵硬在巨大輪椅中的小老太，用手含糊地在空中示意著什麼，半截手套把她毫無血色的手指露了出來，那張雪崩般皺紋底下的小臉上，是一副對準了他的眼鏡，正儘量在雙眼傳達出的一大攤模糊陰影和色彩中，辨認出一些形狀，還有她那種像是在讀本書似的義大利語表達方式，所有的這一切，一定使他感到很新奇，這和他遇到過的其他暮年形象大不相同。
我可憐的姐妹克里斯蒂娜，從她那方面來說，迷惑也不少，就像每次看到新面孔時，她就會走到飯廳中央，永遠相扣的雙手收在披肩下，披肩襯出她畸形的肩膀，清淺而驚愕的雙眼望向窗戶玻璃，早老的幾綹灰發把頭髮劃成一道一道的，面容被久居在家的怠倦搞得很難看，她說：「海里有艘小船，我看見[110]它了。兩個水手劃呀，劃呀。然後這船經過了一座房子的屋頂後，就再沒人看到它了。」
現在我希望客人能立刻意識到我的姐妹的悲傷境況，這樣就可以不用再注意這事，不用徘徊不前地做各種猜測。於是我跳起來，帶著一種勉強且完全不合時宜的仇恨說道：「但你怎麼可能從我們的窗戶前看到有人在船上呢？我們離得太遠了。」
我的姐妹繼續透過玻璃望著：不是在看海而是看天。「兩個男人在一艘船上，劃呀劃呀。船上有面旗子，是三色旗[111]。」
那時我才發現，牧羊人在聽我姐妹說話時，並沒有表現出那種不知所措的不適，相反，似乎這才讓他意識到其他人的存在。
也許他終於找到屬於他概念中的什麼東西了，一處我們的世界和他世界間的交匯點。我想起在山裡的農舍間，常常會碰上一些瘋子，他們能在門檻上的團團蒼蠅里坐上好幾個小時，說著哀怨的譫語，使鄉下的夜晚憂傷起來。也許我們家的這個不幸，他能理解，是因為他老家的人對這種不幸相當熟悉，正是這不幸才使他靠近了我們，而不是我父親的古怪友善，不是女人們母親式的呵護姿態，也不是我的生澀孤立。
我兄弟照常來晚了，大家都已經拿起勺子了。他進來後，在我父親給他解釋事情的經過和介紹他之前，掃一眼就全明白了。「我兒子馬可，學的是公證員，」而我兄弟已經坐下吃飯了，眼睛都不眨一下的，誰都不看，冷冷的眼鏡黑得好像穿不透一樣，那悲傷的鬍子光滑而僵硬。他怎麼說都該跟大家打一聲招呼，並為自己的晚到道歉，也許還該跟客人微笑一下的，然而他是既沒張嘴，也沒皺一下無情的額頭。現在我知道牧羊人身邊有個極強大的同盟，這個同盟會用他石頭般的緘默來保護他，會在那種不適的沉悶氣氛中給他開闢一條出路，這條路只有他，馬可，能創造得出來。
牧羊人吃著，身子一直佝僂到湯盤上，吃得是稀里嘩啦，動靜很大。在這點上，我們三個男人都站在他那邊，把浮華的禮節丟給女人：我們父親是豪爽喧鬧的生性使然，我兄弟是因為蠻橫地決意要這麼做，我是因為粗魯無禮。我對這個新聯盟，對我們四人跟女人們的這種反抗很是滿意：因為這樣一來，牧羊人就不再孤單了。這下女人們當然是要跟我們作對了，她們沒這麼說是為了不羞辱我們雙方，既不當著客人的面羞辱家裡的男人，也不當著我們的面羞辱客人。但牧羊人意識到這一點了嗎？當然沒。
我母親反攻了，卻是溫柔極了的：「你多大了呀，喬萬尼諾？」
男孩子報了個數，聽起來像是在大叫。然後他細聲慢語地重複了一遍。「什麼？」外婆說，他又重複了一遍，說錯了。「不，是那個，」每個人都對著她耳朵里大喊著原先那個數。只有我兄弟，沒說話。「比奎因托大一歲，」我母親發現了這一點，當然還要再跟外婆解釋。我對我和他之間的這個比較感到痛苦不堪，他得靠看著別人的羊來過活，還要忍受綿羊的臭氣，勁大得能劈倒櫟樹，而我是在躺椅上生活，挨著收音機，讀著歌劇台詞的小冊子，很快就要去念大學了，不想直接穿法蘭絨的衣服只是因為它會把我的後背弄得很癢。不管是我要成為他還欠缺的那些東西，還是他要成為我還欠缺的那些東西，我都感到是一種不公，使我和他都成為了兩種不完整的存在，躲在那一隻大湯盆後，多疑而羞愧。
正是那時我們的外婆說：「跟我說說，你已經參軍了嗎？」這是個不合適的問題；他那一年的兵還沒有徵，剛剛做過第一輪體檢。「教皇的士兵，」我父親說，這是他眾多不能使人發笑的幽默中的一則。「他們讓我再檢一次[112]，」牧羊人說。「哦，」我們的外婆說，「免服兵役？」聲音中頗含反對和惋惜。就算是這樣，我想，你又生他這麼大氣幹什麼？「不，是再檢一次。」「什麼是：再檢一次？」然後又得給她解釋。「教皇的士兵，哈，哈，教皇的士兵，」我的父親是自娛自樂。「啊，我們希望你可別生什麼病啊，」我們的外婆說。「就在體檢那天生病，」牧羊人說，幸好我外婆沒聽到。
就在那時，我兄弟從盤子裡抬起腦袋，透過他眼鏡上的玻璃，傳出一種東西，像是直接投向客人的一眼，默契的一眼，一圈鬍子在他嘴唇邊緣伸展開來，也許是一種微笑的示意，就像是說：「你隨他們去吧，我很理解你，對於這種事情，我很精的。」馬可就是靠那些意外的同謀信號來博得好感的：自那以後，每當牧羊人要回答什麼問題時，就總會以那些「不是嗎？」求助於他了。但我發現了，在我兄弟馬可那種謙遜而人性的信任的根源中，有一種對獲得我們父親對他人的贊同以及我們母親貴族的優越感的需要。我想就算自己與他結盟，牧羊人的孤獨也不會少到哪去。
在這時，我覺得自己能說一些也許能讓他感興趣的東西：於是就解釋說我已經申請了退伍，直到學習結束。可我又提起我們兩人之間的這個差距是驚人的；即使在那些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種災難的事情上，我們也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處，比如當兵。
我姐妹找到了一條出路：「對不起，您，是要去當騎兵嗎？」倘若我外婆沒接上這個話題地說：「啊呀，今天的騎兵啊……」我姐妹的問題也許不會引起注意，牧羊人低聲說了一句類似這樣的話：「阿爾卑斯山地狙擊兵……」我和我兄弟發現，就在那時，我們母親也加入到聯盟中來，她肯定覺得那場對話的主題很愚蠢。那麼，她為什麼不干預一下，來換個話題呢？幸好我父親不再重複「哈，教皇的士兵……」了，而是問在森林裡會不會長蘑菇。
就這樣，整個進餐過程中，我們一直都在打這場仗，我們三個小伙子對抗著一個殘酷而友好的世界，三人之間卻無法結盟，也互相充滿了懷疑。我兄弟吃完水果後，做了一個很大的舉動來表示完成進餐：他掏出一小包煙，遞給客人一根。他們把煙點上，沒向任何人徵求許可，而這，則是那頓飯中最完滿的團結時刻。我被排除在外了，因為只要我還在念高中，我父母就不准我吸菸。我兄弟已經心滿意足了：他站起來，抽了兩口，從高處望了望我們，就像來時一樣默不作聲，轉了個身，又默不作聲地走了。
我父親點上菸斗，打開收音機聽新聞。牧羊人盯著那個儀器，雙手攤在膝蓋上，眼睛睜得老大，紅通通的，盈得全是淚。在那雙眼睛裡，一定還浮現著高地上的老家，大山裡的峰迴路轉，還有栗樹林的深處。我父親不讓人聽新聞，一直在說國際聯盟的壞話，我則趁機從飯廳里出來。
有關牧羊人小伙子的思緒整晚都在追隨我們。我們在吊燈緩和的燈光中安靜地吃著晚飯，擺脫不掉那個他現在正一個人待在我們地上農舍里的想法。他現在一定已經喝完被加過熱的飯盆里的湯了，然後幾乎是在黑暗中，早已躺在了麥稈上，從下面會傳來山羊們擠動，碰撞，還有在齒間磨草的聲音。牧羊人會出去，面海的方向有點霧氣，空氣潮濕著。一小股泉水在寂靜之中謹慎地打著呼嚕。牧羊人沿著被覆滿野生常春藤的路走過去，飲著水，儘管不渴。螢火蟲時隱時現，就像有厚厚實實的一大群。但他在空中揮了揮胳膊，並沒碰到它們。
進入戰爭
一九四零年六月十日是多雲的一天。那是一段人們什麼心思都沒有的時日。我們一大早還是去了海邊，我和我一個名叫耶里·奧斯德羅的朋友。人們知道下午墨索里尼要講話，但還不是很清楚到底會不會進入戰爭。在海邊浴場上，幾乎所有的太陽傘都合了起來；我們在岸邊散著步，互相交換著推測和想法，話常常是說到一半，然後就是長長寂靜的停頓。
太陽出來了一陣，我們去乘遊艇，我們兩個，還有一個淺黃色頭髮的姑娘，長脖子，她本該和奧斯德羅調調情的，但事實上她並沒這麼做。那姑娘有法西斯情緒，不時會用一種慵懶且稍顯反感的傲慢來反駁我們的言論，就像是在反駁甚至都不值得駁斥的意見。但那天她卻是不確定而無助的：那是她出發的前夜，她對此很是遺憾。她父親是個情緒化的男人，想在戰爭爆發前讓整個家庭遠離前線，自九月起他就已經在艾米利亞大區[113]的一個村莊裡租下了一棟房子。那天早上，我們在遊艇里，仍說著什麼如果還沒有進入戰爭該有多好啊，這樣就能安心地泡海水浴了。就連她，也歪著脖子，雙手夾在膝蓋間，承認道：「啊呀，是啊……啊呀，是啊……該多好啊……」然後為了打發那些情緒，就說：「誰知道啊，希望這次也是假警報……」
我們碰著一隻在海面上漂浮的水母；奧斯德羅讓小艇滑過它，是想讓它浮現在姑娘腳下，好來嚇嚇她。操作沒成功，因為姑娘沒發現水母，而是說：「噢？什麼東西？在哪裡？」奧斯德羅就讓大家看了看自己是如何從容操縱水母的；他用船槳把水母挑到船上，讓它肚子朝上。姑娘尖叫了一聲，但也就是一小下；奧斯德羅又把這野獸扔進水裡。
從浴場出來，耶里非常自豪地追上我。「我吻上她了，」他跟我說。原來是他進了她的更衣間，想索取一個告別之吻；她開始並不想，但在短暫的爭執後，他終於吻到她的嘴了。「現在最重要的已經解決了，」奧斯德羅說。他們還決定在暑假期間要互相寫信。我祝賀他們。奧斯德羅是個很容易愉快的人，他在我背上重重地拍了幾巴掌，生疼生疼的。
當我們六點左右又見面時，我們已經進入戰爭了。還是陰天；海是灰色的。一隊士兵正往火車站的方向走去。有人在散步道的欄杆上為他們鼓掌。沒有一個士兵抬頭。
我碰到耶里時，他正和他當軍官的兄弟在一起，他兄弟其時正在休假，穿得很像資產階級，高雅而清爽。他笑話命運作弄，自己偏偏在進入戰爭的那一天去休假。菲利貝爾托·奧斯德羅，他兄弟，人極高，單薄，身子稍稍有點往前弓，就像根竹子，金黃色的臉上有種刻薄的微笑。我們坐在鐵路邊的欄杆上，他談起了我們在邊界上的某些防禦工事是以怎樣不合理的方式構建成的，談起了調遣炮火時的指揮錯誤。夜晚來臨了；香菸在年輕軍官的指間冒著煙，卻一次也未被送到過嘴邊，他細長的身形，曲得就像個括弧，襯著鐵路線網和昏暗的大海，顯得格外突出。不時會有一列火車載著大炮和軍隊調了個車，又駛向前線。菲利貝爾托不是很確定自己是否要放棄休假，並立刻回到他的部隊里去——也是被好奇心驅使，因為他想驗證一下自己某些戰略上的惡毒預言——，還是去梅拉諾[114]看他的一個女性朋友。他和他兄弟討論起開車要用多少小時到達梅拉諾。他有點擔心戰爭在自己還在休假時就結束了；那會很幽默，但有損他的職業生涯。他對就要去賭場耍上一耍非常激動；並將根據運氣如何來決定究竟該怎麼做。他真是這麼說的：根據他會贏上多少錢；事實上，他總是很幸運。他抿著嘴，帶著那刻薄的微笑走掉了，他那個帶著笑容的形象至今仍時常重現在我們的腦海里，他後來死於馬爾馬里加[115]。
第二天一大早就有了第一次空襲警報。飛過一架法國飛機，大家都鼻子朝天地看著它。晚上又有警報；一枚炸彈掉下來，在賭場附近爆炸了。賭桌周圍有些騷亂，還有昏倒的女人。四下里漆黑一片，因為發電站把整座城市的電源都切斷了，由於氣流涌動而搖晃不止的沉重燈罩下，只有綠色賭檯上的幾盞內置燈還是亮的。
沒有傷亡——次日得知——，除了一個住在老城區裡的孩子，他在黑暗中被澆上一鍋滾燙的開水，死了。但是炸彈突然喚醒並刺激了城市，就像時常會發生的那樣，這種興奮會轉向一種奇妙的目標：間諜。都聽人們說在警報過程中，什麼窗戶里的燈被看見一開一關，間隔很有規律，或者說什麼神秘人在海邊燃火，再甚至說有人影在空曠的田野間揮動著一個手電筒，向星空中的飛機打信號。
我和奧斯德羅一起去看炸彈造成的損失：被轟倒的大樓的一角，一顆小炸彈，也沒多大的事情。人們圍了一圈，議論著：一切仍在可想像可預見的範圍內；一幢被炸的房子，但還沒有在戰爭裡面，人們還不知道戰爭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我腦海中卻擺脫不掉那個被滾水燒死的孩子。這是場事故，沒什麼特別的，孩子在黑暗中撞倒了那口鍋，就在離他母親幾步遠的地方。但是戰爭給了這場意外事故的愚蠢不可逆轉性一種方向和普遍意義，只是間接地歸罪於拉下了發電站電源開關的那隻手，歸罪於在空中嗡嗡作響但看不見的飛行員，歸罪於給飛行員指出航向的的軍官，歸罪於決定打仗的墨索里尼……
城市不斷被奔赴前線的軍用汽車，被把家什系在車頂上、四處散去的民用汽車穿過。在家裡，我看見父母給要迅速撤離到阿爾卑斯山區丘陵地帶的命令搞得手忙腳亂。我母親，那些日子總是拿新戰爭和舊戰爭比較，是為了表明在這次戰爭中，是如何地沒有一點熟悉的焦慮，是如何地沒有上一次戰爭中的感情動盪，而同樣的那些詞語，什麼「前線」啊，「戰壕」啊，聽起來又是如何地難以識別與陌生，現在她憶起一七年威尼托難民的流放，憶起那時不同的氣氛，而如今這種「撤離」聽起來卻是這麼的沒理由，是被一個冷冷的官方命令強加上的。
有關戰爭我父親只會說些不合時宜的東西，因為，他本世紀的前四分之一一直生活在美洲，於是就成了一個對歐洲迷茫、在時代之外的人，現在，他看見就連自己從小熟識的那亘古不變的山區景色，還有老獵人的活動場所也被捲入其中。他焦急地想知道，在每個偏僻村落里自己看重的狩獵夥伴中，在向自己請教稅收常識以便去上訴的窮苦耕農中，在那些他們的控訴被告終止的、能走上好幾小時的路來確定一塊貧瘠土地的灌溉權的吝嗇起訴人中，究竟有誰被通告到撤離的命令了。現在他看到這些被拋棄的土地又荒了起來，看到沒糊水泥的牆垣在坍塌，看到因炮彈轟擊而飽受驚嚇從森林裡遷徙出的最後幾家野豬，這本是他每年秋天要帶上好幾條狗去追尋的獵物。
對於那些撤離的居民，報紙上說，法西斯黨和慈善機構已經採取了措施，在托斯卡納[116]的什麼地方安排了住處，公共運輸和補給點，以保證這些居民什麼都不缺。在我們城市的小學裡，準備了野戰醫院[117]和分揀處。利托里奧義大利青年組織[118]的所有成員都被召集起來，身著制服，幫忙幹活。學校里的同學大部分都已經走了，也可以假裝沒接到任何通知。奧斯德羅請我陪他去試一輛他父母要買的新車，因為他們家原來的車被徵調到部隊里去了。我對他說：「那集合呢？」
「嗨，我們在放假啊；他們不至於叫我們休學。」
「但是難民呢……」
「那我們又能幹什麼呢？那些總是叫喊『戰爭，戰爭！』的人才應該來管這事。」
然而對我來說，「難民」這種事卻施展著一種召喚，其中的緣由我還不是很能解釋得清。這也許是和我父母的道德觀有關，自一五年的戰爭以後，我母親是那種干涉主義與和平主義共存的文明道德觀，而我父親是那種種族的、地方的道德觀，還有他對被忽視被蹂躪地區的鐘愛；正如對那個被滾水燙死的孩子，在這麼一大群迷亂的形象中，我現在承認，「難民」一詞在我心中引出了一個真實而古老的事實，我也以某種方式被捲入其中。我的想像自然是在那裡找到了更大誘惑，而不是坦克，戰艦，飛機，《Signal[119]》雜誌上的圖解，不是戰爭的那另一張臉龐，不是我朋友奧斯德羅那技術性的尖刻諷刺和所有關注瞄準的那些東西。
從一輛老舊的公共汽車上，在學校的台階上，難民們在卸東西。我穿著法西斯青年先鋒隊的制服來了。第一眼望去，那一堆凝成塊狀的人，那種衣衫襤褸的、醫院裡的模樣，讓我焦慮不安起來，就好像是到了作戰最前線。然後我看見女人們，頭上繫著黑手帕，她們還是以前那些總被看見在摘橄欖和放羊的女人，我看見男人們，還是以往我們那些沉默寡言的莊稼漢，我覺得自己身處在一個熟悉的圈子裡，但同時又被當做了外人，與他們隔開；因為他們，這群人，看到他們，我怎麼說？看到他們給騾子安馱鞍，用鐵鍬把水引到葡萄園的壟溝里，自己卻從來也不能跟他們有過任何關係，也從沒有想過能幫助他們什麼，這一些，對我來說就已經是一種痛苦和譴責了——這我與父親不同。在我看來，這些人還是原來那些人，不過是更激動些罷了，他們正專注於自己憂心忡忡的疲勞，——父親們和母親們——專注於要把孩子們從底下送到公共汽車上去，在台階上和老人們一起儘量使自家人緊靠在一起，與別家分開；而我能為他們做什麼呢？想要幫助他們是一點用都沒有。
我上了台階，不得不走得很慢，因為在我前面的每一級台階上，都撐著一位老婦人，穿著裙子，披著黑圍巾，胳膊大張，乾枯的雙手布滿了好似病樹樹枝上的深色蟲癭。孩子們被摟在懷裡，用發黃的包裹裹著，探出像南瓜一樣滾圓的腦袋。一個女人因旅行的不適，正扶住額頭在嘔吐；她靜止不動的親戚們圍了一圈看著她。所有的這些人我都不曾愛過。
學校里的走廊變成了營地或者病房。一個個的家庭或沿牆靠著，或坐在長椅上，帶著包裹和孩子，病人躺在擔架上，組長數著他們的組員，但從也沒數到過頭。散布和迷失在這些隆隆作響走廊里的是法西斯少年先鋒隊隊員，士兵，穿著撒哈拉駐軍制服或身著便服的官員，但唯一在指揮大局的是——能看得出來——五六個紅十字會的女修道院院長，全都是肌腱和神經[120]，像二等兵一樣威嚴，調遣著躊躇不決的那一群難民、組織者和救援人員，就像在一塊演習場上，執行著什麼只有她們才能明白的計劃。對法西斯先鋒隊隊員的調動命令不是很奏效，好像就連那些時刻準備接受檢閱的傢伙都不是很聽話。我看見一些軍士，就那麼獨自站在一邊，抽著煙。兩個先鋒隊隊員在互毆，差點就撞上一個女難民。沒一個人有要做點什麼事的樣子。我轉完了走廊，來到對面的一扇門前。我已經了解一切了，可以回家了。
另一頭的大台階上很空曠。只有一個大筐子，倚在牆上，在一節樓梯中部的平台上：筐子裡有個老頭。筐子是又大又扁，用柳條編的，上面有兩隻手柄，要兩個人拎的那種；筐子幾乎是垂直地靠在牆上；老頭蹲在筐邊上，筐邊抵在地面上，筐子的底部就作為椅背。那是一個小老頭，僵住了，癱瘓著，用一種變形的方式蜷著腿；但使他晃動的顫抖一刻也不讓他穩住，搞得筐子是對著牆體涌動不止。他沒牙，張著嘴結結巴巴地說著，目光定在前方，但並不是呆滯的，相反，眼睛裡充滿了警惕和野生的緊張感；額頭上扣著頂便帽，帽檐下是種貓頭鷹般的目光。
我下起了台階，經過他面前，穿過了他大睜著眼睛的視線範圍。他的手應該是沒有癱瘓的：粗大，還滿是氣力，緊攥著一根短小多結拐杖的握把。
我正要超過他時，他的顫抖越來越劇烈起來，結巴也越來越急促；那攥緊在握把上的雙手上上下下地在地上敲擊著拐杖頭。我停下來。老頭，疲倦地，越來越慢地拍著拐杖，只是從嘴巴里吐出一口徐緩的氣。我正準備走開。他好像是被打嗝嗆著一般，用拐杖敲著地面，咕咕噥噥地說起了話；他是如此激動，以至於筐子衝著牆上彈跳了起來，失去了平衡。要不是我身手敏捷地攔住筐子，他們都能從樓梯上滾下去，他和筐子。把筐子放在一個穩妥的位置並不容易，因為它那個橢圓的形狀，而裡面那個人又是死沉，而且還在顫抖著，他連一毫米都挪不了；我必須隨時準備好用一隻手扶住筐子，以防它再次滑倒。於是我也像癱瘓的老頭那樣僵硬起來，在那節空無一人的樓梯中央。
終於，這裡的台階上也充斥起騷動來。紅十字會的兩個人跑上來，大汗淋漓地對我說：「來啊，你也來，把這個也帶上！拿好了嗎？動起來，來啊，加油！」然後我們大家一起舉起裝著老頭的筐子，從樓梯的斜坡上迅速把它抬下去，一直帶到教學樓里，一切都是匆匆忙忙的，就好像我們已經有一個小時除了這個什麼也沒做了，而這就是末尾階段了，似乎只有我一人顯出了疲倦和慵懶的痕跡。
來到了擁擠的走廊里，我跟丟了他們。一個匆忙路過的分隊長看到我在四處張望，就說：「啊，你，這個時候才來集合嗎？你到這裡來，這裡需要你！」他轉向一個穿著便服的先生：「是您嗎，少校，您缺人嗎？我這裡有個人，能給您添把力。」
在或在脫下大鞋子，或在給孩子餵奶的可憐女人們所坐的兩行草墊當中，有一位玫瑰色皮膚的圓胖先生，戴著單片眼鏡，發縫分得很精準，黃褐色的頭髮就像是染過的，或者像是假髮，白褲子，白色的鞋頭，帶著黃色小孔的鞋尖；黑色羊駝毛外套的袖子上綁著條藍色飾帶，上面寫著縮略字母：UNUCI[121]。這是克利斯庫奧羅少校，南方人，退休了，我們的熟人。
「我其實，」少校說，「不需要任何人。這裡一切都組織得這麼好。啊，是你？」他說著說著就認出我來，「媽媽怎麼樣？教授呢？哎呀，你待在這裡，現在我們來看看。」
我待在他身邊；他叼著櫻桃木的菸嘴。問我想不想要根香菸；我說不。
「這邊，」他聳著肩說，「沒什麼可做的。」
周圍的難民正在把教學場所變成由貧困鄉間小路構成的迷宮，他們在這裡晾曬床單，用繩子把床單系起來以便換衣服，給鞋子上釘子，洗襪子並把它們展開，從包袱里掏出炸南瓜花餅和填了餡的西紅柿，總是在找著，數著，搞丟著，再找著什麼東西。
但這群人有獨特的一點，首先進入視線的——這就像進入一個會客室里時，眼睛看見的只有最袒胸露肩貴婦人的胸和肩——雖然是斷斷續續的，但總在反覆出現的主題是人們中間的殘疾人，患有甲狀腺腫的弱智，長鬍子的女人，侏儒，被狼瘡變了形的嘴唇和鼻子，由酒精中毒引起的震顫性譫妄患者軟弱無能的目光：這張山村黑黢黢的臉龐現在不得不被揭露出來並接受檢閱，這個農民家庭的古老秘密，那周圍的房屋就像松果鱗片一樣一家挨著一家。現在他們被從黑暗中趕出來，在那座發白的官僚建築里嘗試著找尋一個藏身之處，一種平衡。
在一間教室里，老人們全都坐在長凳上；這時甚至出現了一個神父，一小群女人已經在他周圍自覺地接受起教育來；他開著玩笑地鼓動她們，在她們的臉上也抽起一陣震顫的微笑，就像野兔那種。但營地里鄉下神氣的這種外貌越是明顯，他們就越感到缺失和迷茫。
「沒什麼好說的，」克利斯庫奧羅少校說，用雙腿細長的動作來來回回地走著，並沒弄皺白褲子的褲線，「組織很好。每個人都是各就各位，一切都預先安排好了，現在他們要給大家發湯喝了，非常美味的湯，我嘗過，這裡地方大，通風好，有很多交通方式，還會有其他交通方式的，但是當然，現在他們是要去托斯卡納一段時間，那裡住得好，吃得好，戰爭不會長，他們正好可以開開眼界，很漂亮的地方，托斯卡納，然後他們就可以回家了。」
所有的營地生活現在都集中在分發湯汁這個活動上。空氣中柔軟地飄著蒸氣，充滿了勺子叮叮咣咣的聲音。社團里的最高立法機構，也就是紅十字會的太太們，莊嚴而緊張，正掌管著煙氣騰騰的大鋁鍋。
「你可以去端幾盤湯，」少校建議我，「反正也就是讓人看到你在忙些什麼……」
掌著湯勺的護士給我盛滿了盤子。「你往右邊去，看誰還沒有湯，就把這湯給第一個你看見沒湯的人。」
於是，我滿心懷疑地，投身於送湯的活動中。我在兩排人之中前行著，既得小心別把湯灑出來，也得小心別燙著自己的手指，我覺得自己端著的湯盤能帶來的那一點點希望，很快就會消失在人們普遍的苦楚和對自身狀態的非難中，對此我在某種程度上是要承擔責任的。一點熱湯的安慰是不能把他們從苦楚和非難中轉移出來的，相反，只會加劇——因為這會動搖他們簡單願望的基礎。
我也看見那個筐里的老頭了，靠在一堵牆上，在其他行李中間，僵在他的拐杖上，貓頭鷹般的瞳孔直勾勾地望著前方。我超過他，沒看他，幾乎是害怕又要受困於他。我沒想到他能在那一堆混亂中認出我來；然而我聽見了拐杖敲擊地面的聲音，聽見他焦躁不安起來。
我沒別的方式來慶祝我們的再一次相遇，就把我正送著的那盤湯給了他，儘管那是給其他人的。
正當他把手伸向調羹時，上來一群慈善機構的太太，黑色的小帽子偏向二十三分地戴在鬈髮上[122]，黑色的制服帶著某種愉悅地被豐滿的胸部撐得緊緊的：一個戴眼鏡的胖子和其他三個化了妝的瘦子。她們看到老頭就說：「啊，這是給小爺爺的湯！哦喲這湯真好喝呀。好喝吧，對不對，好喝的吧？」她們手裡捧著一些正要去發放的童衣，還把衣服展在前面，就好像想給老頭比劃比劃。一些女難民從她們身後探出頭來，也許是老頭的女兒或媳婦，不信任地觀望著正在吃飯的他，觀望著那些太太，還有我。
「這算是什麼先鋒隊隊員啊！你在幹什麼？你給他扶好盤子！」戴眼鏡的太太驚呼道。「你睡著了嗎？」事實是，我是有一點心不在焉。
那些媳婦或是孫女中的一個，不期地幫我辯護起來：「當然不用，他自己能吃，您把盤子給他，他的手很有勁，盤子他自己能拿得住！」
那些法西斯太太感起興趣來：「啊，盤子他自己能拿得住！啊，爺爺真了不起，他盤子拿得真穩！看看，他正拿著呢，了不起！」
要我完全放手讓他自己拿盤子，我是不怎麼信得過的，但他—也許是那些太太的出現，也許是那湯喚起了他對一種已失去的好處的懷念——發起火來，奪過我手裡的盤子，不想我再碰它。這下我們就都站在那邊，我和那些太太還有媳婦，攤著手——太太們是因為捧著她們的童衣和睡衣——擁在盤子周圍，他是整個哆哆嗦嗦地端著盤子，不想讓我們拿走，一邊吃著，一邊發出些慍怒的音節，於是就把湯潑到身上了。然後那些愚蠢的女人就說：「哦，爺爺現在來把盤子給我們，爺爺真了不起，能自己端盤子（小心！），但是現在您把盤子給我們一會，我們來幫您端。小心！灑出來了，您把盤子給我們，真倒楣呀！」
所有的這些關切只能增加老頭的氣憤，以至於盤子、勺子和湯，全都從手中掉下來，把身上和周圍都弄髒了。然後就得把他弄乾淨。很多人都有事情要忙，所有人就都對我發號施令。還得把他帶到廁所里。我在那裡。我該逃嗎？我去幫忙了。當我們又把他放回筐子裡時，又有其他問題了：「可這隻胳膊不動了，可這隻眼睛睜不開了！他怎麼了，他怎麼了？要找醫生……」
「醫生？我去！」我說著，早已跑開了。我去找少校。他正在陽台上吸菸，看著花園裡的孔雀。
「克利斯庫奧羅先生，有位老人不舒服，我去找個醫生。」
「行，好孩子，這樣你就可以出去走走。喂，如果你想半小時後，三刻鐘以後再回來，你儘管去好了，反正這邊一切正常……」
我跑去找醫生，讓他去學校。外面是夏日的一個傍晚，太陽已經不再有力，沙灘卻仍在灼人，在水裡比在空氣里還要熱。我想著我們對戰爭那些事情的脫離，和奧斯德羅一起，我們把戰爭帶到了怎樣一個風格極致的狀態，直到把這種脫離變成我們的第二性，一副胸甲。現在戰爭表現在我身上，就是要把癱瘓者帶到廁所里去，這就是我被推到離戰爭有多遠的地方，這就是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多少事情，奧斯德羅，那個不願承認我們清靜崇英情緒的傢伙。我回了家，脫下制服，又穿上我的資產階級衣服，再回到難民中間。
在那裡，我很快就感到自如起來，輕鬆而敏捷。我是一心想做點什麼，感到我真正能有用起來了，或者這至少能讓我自己感到，感到和他人在一起了。不想叫自己被別人看到的想法當然還是有過，想去海灘邊，光著身子躺在沙子上，想著此時世界上正在發生的所有事情，而我卻在那裡安穩而閒逸。就這樣，我在憤世嫉俗和道德主義之間的虛假爭執中消磨了點時間，就像時常發生在我身上的一樣；最後我輸給了道德主義，可並沒放棄自己那種憤世嫉俗的態度。我只希望能碰見奧斯德羅，跟他說：「你知道嗎，我去讓一些癱瘓者，一些結著痂的孩子高興高興，你不來嗎？」
我立刻去克利斯庫奧羅少校那裡報到。「啊，好孩子，你回來了，很快嘛！」他說。「這裡沒什麼新鮮事。」
然而在我離開時他喊住我。「哎我說，你之前不是穿著制服的嗎？」
「跟那個老人一起時，制服給湯弄髒了，我得去換……」
「啊，好孩子。」
現在我已經準備好去送盤子，送床墊，準備好陪人們去廁所了。然而卻碰見一個分隊長，那個把我交給克利斯庫奧羅的傢伙：「嘿，你，沒穿制服的，」他喊住我；幸好他已經忘記之前我是有制服的；「你從那裡挪開，政黨監察員要來，我們要讓他看到人們井然有序。」
我擠在難民中，轉來轉去，不知道能把自己挪到哪裡去，既害怕或是說厭惡再回到那個癱瘓者面前，也同時想到他是他們所有人中唯一一個我與之有過關係的人，儘管只是粗淺的關係，於是我的腳步還是把我帶到我之前把他丟下的地方。他不在那裡了。然後我就看見一圈人，在安靜地往底下看。筐子現在是擱在地上了；老頭不再蜷縮，而是躺著了。女人們劃著十字。他死了。
很快就有要把他搞到哪裡去的問題，因為監察員要來，一切都得整齊有序。一間幾何學的教室給打開了，並得到了在那裡安置靈堂的許可。他的親人們抬起筐子，穿過走廊。女兒，孫女，媳婦們跟在後面，有些人在哭。最後一個人是我。
在就要進教室的那一刻，我們碰見了一群年輕的法西斯黨魁。他們把戴著金鷹高帽的頭伸到前面去，望向筐子裡。「哦，」他們說。政黨監察員來向老頭的親人們致哀。他一個個跟他們握手，搖著頭，一直來到我這邊。他也把手伸給我，說：「我表示哀悼，真的，我的哀悼。」
晚上我回家，感覺已經過了好幾天了。只消閉上眼睛，就能看見成排的難民，他們粗糙的雙手抱著湯盤。戰爭就帶上了那樣的顏色和那樣的氣味；那是一片我們已經深入其中的、灰色蠕動的大陸，某種荒蕪的中國，像海一樣無窮無盡。回家，就已經像是休假對於軍人一般了，每碰到什麼事，都知道是維持不了多長時間的：一種幻覺。那是一個清澈的夜晚，天空有點發紅，我走了條上坡路，周圍都是房子和葡萄藤架。軍用車往山上、往邊境上的交通壕道方向駛去。
突然湧起一陣騷動，人們在人行道上跑了起來，水果店和理髮店門口的捕蠅帳纏在了一起，人們說：「是啊，是啊，是他，看那邊，是領袖，是領袖。」
在一輛敞篷車裡的幾個將軍旁，身著陸軍元帥制服的，是墨索里尼。他正要去檢閱前線。他向四周張望著，因為人們驚愕地盯著他，他舉起手，微笑著，示意人們可以為他歡呼。但汽車跑得很快；一下就消失不見了。
我也只是略微地看見了他。驚異他有多麼的年輕：一個小伙子，就像一個小伙子，健康得就像一條魚，那給剃光了的後頸，被曬成了古銅色的緊繃肌膚，目光閃閃發亮，洋溢著熱切的歡樂：這是戰爭，由他造成的戰爭，而他和將軍們坐在汽車裡；身著一套新制服，度過了最激盪和最焦慮的日子，飛快地路過這些地方，被人們識出，在那些夏日的夜晚。就像在遊戲一般，他只是在尋找他人與他的同謀，就那麼一點點的東西，以至於人們幾乎都願意把這種同謀關係給予他，好不破壞掉他的節日，以至於人們都幾乎要為知道自己比他成熟，為不玩這場遊戲，而感到少許的悔恨。
青年先鋒隊員在芒通
那是四零年的九月，我快十七歲了。晚飯剛過，我就等不及出去散步了，儘管白天我幾乎什麼也不做。也許正是在那段日子裡，我在慢慢領會到生活的樂趣，儘管自己都沒有意識到，因為那時候的我，對每件新獲得的事物，都篤信自己是從來就擁有的。因為戰爭，我的城市中斷了旅遊業，就好像在它那張外省模樣的皮子裡凝結住了；我則更感到它是熟悉的，而且是可測量的。夜很美，燈火管制就像一種令人興奮的風尚，而戰爭又好似一種遙遠而習慣的風俗；六月時，我們感到過戰爭的臨近，但只是短暫和混亂的幾天時間；然後戰爭就好像徹底結束了；再然後我們就停止了等待。我當時還很小，可以生活在徵兵的通知外；我覺得自己跟那場戰爭一點關係都沒有，不管是從我的脾性上來看，還是從我的主張上來說。但每當我要暢想暢想自己的未來，倘若不是在什麼戰爭的場景中，我還真想不出來還能有其他什麼場景：那是一場沒有恐慌、沒有污點的戰爭，不知道怎麼回事，我身在其中，居然幸福地感到自由和與眾不同。於是與此同時，我也認識到對於時代的悲觀與頌揚，我稀里糊塗地生活著，總是出去消遣。
我來到廣場上，在法西斯大樓附近，碰見一些正在找青年先鋒隊員[123]的老師，他們想召集一些隊員，好讓他們第二天一大早就能集合，並整裝待發。因為有個要出行去芒通[124]的計劃：一支西班牙青年長槍黨軍團要到芒通，而我們城市的利托里奧義大利青年組織接到了要去芒通火車站列隊迎接的通知，因為幾個月前，芒通變成了義大利的邊境火車站。
芒通被義大利吞併了，但還是不准平民進入；這是我遇到的可以參觀芒通的第一次機會。於是我就在名單上登記了自己的名字，還有我學校同學比昂柯奈的名字，並保證會通知到他。
比昂柯奈和我處得相當好，儘管我們類型迥異；哪裡發生了什麼新鮮事，我們就喜歡去哪裡，還喜歡用批判的冷漠來評價這些事情。但比昂柯奈比我還多了一種把自己和法西斯的東西混淆起來的愛好，還有一種以漫畫的模擬來效仿法西斯姿態的愛好。出於對動盪生活的熱愛，一年前，他在羅馬一個青年先鋒隊營地里待過，回來時還戴上了班長的軍銜；這事我永遠做不來，因為我與那種專橫的作風天生不容，也因為我恨羅馬城，我發過誓，永遠不會踏進那裡一步。
出行去芒通則大不相同，我現在很好奇：想再看看那座與我們城市毗鄰而相似的小城，它成了被征服地，被蹂躪劫掠，荒蕪不堪；更是因為這是我們在六月份的戰爭中唯一一個象徵性的征服。最近我們在電影院裡看到一部紀錄片，展現的是我們軍隊在芒通大街小巷裡進行的戰鬥；但我們知道他們在作假，芒通並沒有被任何人征服，只是法國垮台時，法國軍隊撤離了芒通，然後我們的軍隊又把它占領和搶劫一空。
對於這次活動，理想的伴侶就是比昂柯奈：一方面，他和利托里奧組織的環境有某種內在的關聯——這和我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學校生活的習慣使我們在愛好、行話術語、誹謗大事件的好奇心方面都協調得相當好，一起去時，哪怕就是最無聊的環境，也會變成一種對觀察和幽默的持續操習。只有在他也去芒通的情況下，我才可能去，所以我立刻找起他來。
他不在常去的檯球室；去他家要上到老城中去。在黑黢黢的拱門下，被藍色染髒的街燈發出一種假光，這光都送不到小胡同盡頭和鵝卵石鋪成的斜坡邊緣，但只反射在塗上白漆的地方，標出了台階；我猜測自己經過了一些坐在門外黑暗中，或坐在門檻上，或跨在包著稻草的凳子上的人。陰影就像是由於這些表現為唧唧喳喳、驟然叫喚和放聲大笑的人類存在而變得毛茸茸的，而且總帶上一絲窸窸作響的親密語調：不時還有女人白晃晃的一隻胳膊，或是一件什麼衣服。
我終於從一扇拱門的黑暗中鑽出，來到了敞開的天空下，直到那時我才發現在一株巨大角豆樹樹葉間的這天空雖然沒有星星，但還算清澈。那裡的城市就凝成了一塊一塊的，並開始散落在田地中，延伸在山谷中雜亂不堪的支脈里。一片菜園的圍牆外，對面山坡上別墅的白影子只能在窗框上濾出少許的幾絲光。一條用金屬網護著的路在半山腰下到湍流處，就在那裡一個平台上搭著葡萄架的小房子裡，住著比昂柯奈。在平靜且蘆竹沙沙作響的空氣中，我走過去，往房子的方向吹了聲口哨。
我們在屋外路上碰了頭，比昂柯奈對我的打算有點吃驚，因為那年夏天，我們一直儘量注意避開利托里奧組織，還有它為「青年行軍」招兵的急迫企圖，它好像是要把那個叫囂體制中所有塵土飛揚的驕傲自大都集中起來。然而現在警報停止了，因為「青年行軍」就快結束了，正是為此，那些西班牙的青年先鋒隊才要到這裡來，當著墨索里尼的面閱兵，是在威尼托大區[125]的一個城市。
比昂柯奈很快就被我的計劃說服了，我們為明天，為我們將要去征服的命運，為戰爭而熱血沸騰起來。關於這場戰爭，我們只知道觸及我們轄區的那一點點東西，那段時日，這裡是前線的後方區域；但這就足夠給我們一種家園被敵軍侵略的感覺了。六月時，我們內地收到過立即撤離的命令；在我們城市的路上，我們看見難民們拉著滿載了他們不幸的小車經過：窄小的床墊，裝著麩糠的袋子，一頭山羊，一隻母雞。遷徙的時間不長，但也足夠了，因為他們回來時就會發現自己的家鄉給劫掠一空。我父親已經開始在鄉間轉悠了，估算著戰爭帶來的損失：他回家時總是又疲倦又傷心，因為他又會計量和估算出新的破壞，然而，在他心底里，在他勤儉節約的務農秉性里，這些破壞都是無法估量和毫無意義的，就像是對人身上造成的殘缺。這些破壞，不僅是被連根拔起的葡萄，因為要被用來做營地的杆子，是健壯卻被砍倒的橄欖樹，因為要被用來當柴燒，再或是些柑橘園，那裡被拴起的騾子啃著樹皮，把植物殺了個乾淨；同時也是——這裡的攻擊好像是針對人類自身本性的，它不是粗魯無知的結果，而是標誌著一種潛伏痛苦的兇猛——在屋裡的旺達爾式破壞[126]：在廚房裡，就連最後一個茶杯也給打成了上百過千塊碎片，家庭照被搞髒了，床被弄成了碎布條，或者——誰知道是什麼可恥的悲傷抓住了他們——是把自己的糞便擱在盤子或是鍋里。聽著這些描述，我母親說再也不認識我們民族熟悉的面孔了；除了以下這個含義，我們真不知道還能得出其他什麼含義了：對於去征服領土的戰士來說，每一片土地都是敵軍的，包括他自己的。
有時，這種消息能把我打入孤獨的憤怒中，打入糾結的焦躁中，難以發泄。為了恢復過來，我就使上年輕人傾向的多變性，求助於玩世不恭的態度：我出去，去會一些值得信賴的朋友，我冷靜，明澈[127]，嘲笑地說：「喂，你知道有什麼最新消息嗎？」那些暗地裡很讓我痛苦的東西，就這樣變成了聊天中的玩笑話，變成了荒謬的狂妄自大，變成了那些擠著眼睛來說的話，配著短促的笑聲，幾乎帶著一種令人愉悅的欣賞。
於是我們就在比昂柯奈家門口黑黢黢的路上不緊不慢地談了起來，不時還壓低聲音，搞得我們都聽不懂對方在說什麼，然而總是把那些不該說的東西用很大聲音說出來，我們總是這樣。我不知道對比昂柯奈來說，法西斯主義是否也是一種痛苦，或者不過是一種快活的理由，可以加入到他性情中的兩種天性即兩種特權中去：善於和法西斯做派融為一體，同時還有一種批判的敏銳，於是這樣，我們練就出了一副早熟的反抗態度。比昂柯奈比我矮，但更結實，滿身肌肉，臉上的線條驕傲而頑固，特別是在頜骨、顴骨和清爽的額頭上；和他這等容貌相對的，是一種蒼白，這使他和這裡的青年區分開來，尤其是夏天的時候。
因為夏天，比昂柯奈白天睡覺，晚上出門：他不喜歡大海，也不喜歡戶外生活；他的運動是摔跤和健身房裡的操練。他的臉很滄桑，有點老相；我覺得能在這臉上讀出他夜間閒逛的辛酸開始，而這正是我非常嫉妒的地方。但他這張臉，在模仿墨索里尼的表情時，有種奇怪的本事：嘟起嘴，抬起下巴，結實的脖子從筆直的頸項上仰起，並且在我們最想不到的時候，以軍人姿態挺起身子板；這些突如其來的舉動和簡明扼要的回答，經常會把教授搞糊塗，或是幫他擺脫困境。他最惹眼的特徵是梳他那頭黝黑光滑頭髮的方式：一種奇怪的髮式，像頭盔，也像古羅馬船隻的船首，以一種精確的發縫分開：這是他創造出來的一種髮型，他很是愛惜。
我們約好集合時見後就分開了。比昂柯奈去上鬧鐘。我去告知我的父母，叫他們喊我。「你去那裡幹什麼？」我父親問，他在一座荒城裡看不到任何有意思的動機。
我父親和母親有通行證，他們每周去一次芒通：有人委託他們去照料一些種著稀有異國植物的花園，是屬於敵國公民的。他們總是帶一些裝滿病葉的小瓶子回來；而他們的檢查，只能用來證明被拋棄花壇里昆蟲的增長，患病花草的進展，還有乾旱的挺進；那裡需要園丁，勞動，花費；他們就只能救救什麼珍稀標本，跟菌類植物作鬥爭，儘量避免一類品種的滅絕。他們仍堅持著那些同情植物的舉動，在那樣一個人們似草葉一般被成批殺死的年代。
早上我很早就出去了；空氣是灰色的；那是因為時候還早，我想，但也是因為有雲。法西斯大樓附近，還沒幾個先鋒隊員，全是一些我認識但不熟的小伙子。他們在一家剛開門的酒吧里買夾火腿肉的長條麵包，他們咬住麵包，在路中央互相推搡著。他們一個個陸續到來，慢騰騰地，看到還有時間，就又和朋友們走開，去買吃的和香菸了。我的朋友一個也不在那裡：他們多是些在利托里奧組織軍紀偽裝下的小伙子，他們以一種挑釁的、海盜般的從容走動著，在那裡我從來不會感到自然和自如。
集合時間已經過去一陣了；先鋒隊員在路上攏成一團團的，既看不見公共汽車，也看不到我們的長官，連比昂柯奈也不在。我已經習慣了朋友的遲到，他總是不可思議地能使自己的遲到和長官或是什麼儀式準備工作的推延重合起來，也許是他那種自我認同為領導階層的天然潛質使然。不過我還是擔心他不來。我靠近幾個算是最通情達理小心謹慎的傢伙，但我知道他們也是最枯燥乏味的傢伙：比如一個叫什麼奧拉其的，他專修工業，正安詳地向四周投去天藍色的目光，慢條斯理地說著他做的短波收音機。奧拉其可能會是我理想的旅伴，但比昂柯奈的伴同給我留下的幽默對話，以及對於發現的愛好卻是無可比及的：我已經知道，整個旅途中他只會不停地說他的那些收音機，所有能引起他關注的東西只可能是機械、彈道，以及建築方面的好奇，對於這些東西，他還會給我做出漫長的解釋。這樣一來，去芒通就不再吸引我了：所以我還是有那種朋友的需要，那正是青年人的需要，也就是對「年輕人生活著並能和他人談論這生活」給出一種意義的需要；也就是說，我那時還遠離那種男性自我滿足感，這種滿足感是通過由融合與孤獨同時構成的愛來獲得的。
突然我聽見比昂柯奈在我身後說話，他擠在其他人中間，開著玩笑，已經進入那天早上的玩笑風氣[128]中，就好像他一直在那裡一樣。比昂柯奈一到，一切就有了另一種節奏：軍官們拍著手地跳出來：「快點，快點，都醒醒，你們都睡著了嗎？」出來一輛公共汽車，我們排成行，再分成隊。比昂柯奈是一個隊的隊長，很快就擔起他的任務來。他從他指揮的隊伍里喊了我一聲，還擠了擠眼睛，他在開著玩笑，為了不知什麼違規犯紀的行為，正威脅他的隊伍要罰跑上不知道多少圈。軍械庫的窗戶打開了，我們從一個瞌睡的軍人手裡迅速地一個個接過滑膛槍和裝武器的皮帶。我們上了公共汽車，就出發了。
我們在海岸上跑著，軍官鼓動我們唱支歌，歌聲很快就消失在路上了。天空還是灰色的，海是玻璃綠色的。在快到文迪米利亞[129]的時候，我們睜著好奇的眼睛，望著被爆炸轟得破碎的水泥房子和水槽：這是在我們生命中第一次看到這些東西。在一個隧道進口處，冒出來那列著名的武裝火車，是希特勒給墨索里尼的禮物；他們把它收在那下面，以防被炸到。
我們來到了以前的國界，聖路易吉橋，我們隊的隊長比藏迪尼示意我們對義大利邊界正在不斷變更的事實表示出一點激情來。但這席話很快就狼狽告終了：因為，在那段戰爭時期，我們西部的邊界問題正是因為最激進的法西斯黨而微妙和棘手。在法國倒台時進入戰爭，並沒有把我們帶到尼斯[130]，而只是帶到了那個不起眼的邊境小城芒通；餘下的，據說，就等著和平條約來解決了，但是，勝利而英勇地進入法國的誘惑已然消逝，就連那些最不起疑的人心中也有了這樣的焦慮，令人失望的推遲別再無限拖延下去了；人們開始意識到，義大利的命運不在墨索里尼手上，而是在同盟軍手上。
我們到芒通的時候正下著雨。又密又細的雨下在沒有地平線的海面和閂著大門的別墅上。雨的深處是礁石之上的城市。在散步道有光澤的瀝青上，跑著軍用摩托。在公共汽車玻璃車窗的雨線之間，種種景象的碎片在閃爍發光，每塊碎片後，都向我打開一個有待去發現的世界。在栽著樹的路上，我識出了從未見過的北方多霧城市：芒通是巴黎嗎？路邊有塊花葉飾風格的招牌，已經褪了色：法國是過去嗎？除了幾個躲在自己崗亭里的哨兵，和頭上套著口袋的泥瓦工，一個人也看不到。只有灰色，桉樹，東倒西斜的野戰電話線。
我們下了車，還在下雨，似乎是我們要立即在火車站列隊，然而是又上了公共汽車，去了另一個我也不知道是哪裡的地方：一座被徵用的別墅，然後在雨中走了一段，一直走到某座空蕩蕩的小別墅前，也可能是一個學校或是憲兵的兵營，我們把滑膛槍貼著牆排成行地藏在那裡。
我們身上發出一種濕布的味道：我有點高興，因為我制服上總有種悲傷的、倉庫里灰塵的味道，也許這一次那味道能去掉。不知道那些西班牙人什麼時候要到，也沒有從法國來的火車時刻表，分隊長時不時回來，大叫著：「集合！帶槍集合！」然後，又說：「解散！」既有點像是在整個芒通城就沒人聽說過什麼西班牙人的事，又有點像是在時刻期待著他們的到來；甚至，是「十一點十分」到，一直有個說法在不停地這樣確定，十一點五分後，就沒聲了。
我們把所有從家裡帶來的東西都吃掉了，站著，在那個別墅—軍營的小拱門下，看雨下在光禿禿的花園裡。有些人在一場和另一場集合的間隙中找到了法子，溜出去轉轉，買香菸和橘子水。好像那附近有什麼店是開著門的，一個做泥瓦工生意的小賣部。
中午時太陽出來了，雨停了。那裡面我們是再也待不住了，大家都三三兩兩地出去了；於是他們就給了我們半小時的自由活動時間。我和比昂柯奈我們自己出去轉，鄙視那些只會找家菸草店和檯球室的太狹隘的目的，也鄙視那些想找女人的太不可能的目的。我們不緊不慢地走著，看著那些被抹去的法語字跡，少數幾戶返回祖國的家庭的怯懦的生命痕跡，通常是些店主，給打碎的玻璃，還有被擊中的房子那好似病癒中人石膏般的外表。我們在半鄉下的小街小巷裡轉了一遭。一個威尼托的泥瓦工跟我們說，新的國界離這裡只有五分鐘的距離，我們就趕緊過去了。那裡有一道河谷，一面義大利國旗，然後下面是法國國旗。一個義大利戰士滿懷敵意地問我們要幹什麼；我們回答說：「看看，」我們就看了看，不聲不響地。那邊是法國，被打敗的國家，這邊就是總是贏也總會贏的義大利。
我們回集合地的時候遲了，別人都已經去了，一副有好消息的樣子。「他們到了，到了！」「誰？西班牙人？」「不，送飯的人。」似乎是來了一輛給我們所有人送飯的貨車。但不知道這車在什麼地方：那裡既沒軍官也沒集合。我們就繼續在城裡轉悠。
在一個被拆毀的且滿是泥土的廣場，一座雕像還立在那裡：身著長裙的一位夫人正彎腰迎上一個走向她的小女孩；整座雕像旁邊有隻雞。這是紀念一八六零年公民投票的雕塑：小女孩象徵芒通，夫人象徵法國。於是我們的懷疑主義就在那些簡單的對象中大獲全勝，我們制服上的羅馬鷹，還有那個教材讀物中的裝飾圖案[131]；整個世界都是白痴，只有我們兩人詼諧幽默。
我怎麼都找不到自己孩童時在法國遊覽的記憶。芒通現在只給我一座悲傷而單調城市的印象。我們的隊伍穿過林蔭大道；人們去吃飯；傳出一個說法，那些西班牙人第二天才會來，我們得在那裡過一夜。我覺得已經看過整個芒通了，感到蠻是失望。我對那伙人，和對把我們困在那裡的那种放肆與軍紀結為一體的混亂感到疲憊不堪；等不及出發。我們在灰色的大門緊閉的花葉飾風格大樓之間走過。連那些最無關緊要的細節都沒有，比如在店鋪周圍牆上漆的顏色，或是汽車各式各樣的車身，這都能給出一種與我們生活不同的意義，儘管靠得很近：活生生的法國的意義。這是一個死掉的法國，一座花葉飾風格的石棺，是一個法西斯青年先鋒隊員穿過這裡時大吼著「贊羅馬」的地方，一家旅店的穆斯林尖塔和東方圓塔頂的出現，或者是一樁別墅龐貝風格的裝飾，都給這裡一種死氣沉沉的劇場感，好像舞台布景雜亂地堆放在一邊。
將近五點時飯來了。還來了一支法西斯青年隊，他們是***城的水手，一群細高個的傢伙，我們看著他們就好像他們是侵略者一樣。和他們一起到的是法西斯黨省委書記，比藏迪尼就介紹了一下部隊的情況。書記問我們伙食夠不夠，還通知我們晚上要在那裡過一夜。我劇烈地傷感起來；在我的同志中響起一片熱情的歡呼。
那是個年輕的書記，托斯卡納人。穿著一身土黃色的華達呢制服，騎兵褲，蹬著雙黃色的靴子；而這身軍人模樣的衣服，從剪裁、質料和隨便而傲慢無禮的著裝方式上來看，都是與能想像出來的軍隊制服最大相徑庭的那種。而我，也許是因為我穿著制服的窘迫，因為我在忍受這制服，因為我已命中注定歸屬那些得忍受制服的人，而不歸屬那些把制服作為耍權威或顯氣派工具的人，我為這種道德感激動起來，這種道德感總帶點嫉妒，是正規軍反對逃兵和自以為是傢伙的那種道德感。
先鋒隊員里和我一個地方的一些人，是小法西斯黨魁或官員的兒子，都是書記的老相識，書記在跟他們開玩笑；這種熱絡的同謀氣氛讓我微感不適，我更喜歡他那種強制性的平淡語調，因為我已經習慣地接受下來了。我去圈子裡找比昂柯奈，想跟他說說那些事，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想跟他一起描述或強調那些我們之後可以慢慢評論的細節。然而比昂柯奈卻不在；他消失了。
我在太陽下山時又找到他了，那時我正往種著多刺矮小棕櫚樹的沿海路上走去。我已經很傷心了。徐緩拍打著礁石的海浪聲，與鄉間自然的寧靜結合起來，被圍進一圈空城裡，而空城那不自然的寂靜，時不時被孤立並蕩漾著回聲的喧囂打破：一種由喇叭、歌聲，還有摩托的隆隆聲混在一起的視唱練習。比昂柯奈朝我走來，高興得就好像我們有一年沒見過面了，他告訴我一些之前他收集到的消息：好像是發現了什麼漂亮姑娘，在一個食品雜貨店裡，一個在馬賽集中營里待過的姑娘，現在所有的先鋒隊員為了看她，都跑過去付點小錢買些東西；在另一家店裡，好像是找著了什麼法國香菸，幾乎不花什麼錢；在一條小路上，有架法國大炮，被打壞了，給扔在那裡。
比昂柯奈對那些沒什麼大不了的新聞，有一種幾乎是太過外溢的欣喜；我因為他在沒有我的情況下就自己出去轉而無法原諒他。他繼續說著，提到一些劫掠的場景，那些房子在六月時應該是目睹到那場景的，他順帶地說，當然，有些房子大門敞開，可以自由出入，能看見屋裡的東西都被撬開了，地上撒得全是。但在他的言語中，也好像只是泛泛一說，偶爾會冒出幾個很精準的細節。「但你進去了嗎？」我問道。是，他進去了，他跟我說；他和其他幾個人轉的時候，他們也都進了一兩家被劫掠過的屋子和旅館。「你沒在真可惜啊，」他跟我說。現在，他在我沒在的時候去了那裡，於我而言就好像一種不可饒恕的背叛。可是，我並沒表現出受傷害的模樣，而是熱情地向他提議道：「那我們可以一起回去嘛……」他說天已經黑了，那些地方亂七八糟的，我們一腳踏進爛泥里都不會知道。
我們都聚到集體寢室里時，他們給我們臨時準備了一些鋪在地上的草褥，在一個健身房裡，造訪那些被劫掠的屋子是最普遍的話題。每個人都在講述他們看到的非凡東西，並提到一些好像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地名，比如「布里斯托」，「綠房子」。我開始的時候感覺，這些探索發現，只是極有限一小群最敢闖的人有過的經歷；然而慢慢地，我才發現，連奧拉其那種本來只是在一旁聽著的傢伙，也說起了自己的經歷。我的失敗似乎是不可救藥的：我很煩躁地度過了那一天，都未觸及到那座城市的秘密，而明天我們一早就要起來，去火車站列隊，來幾場舉槍致敬，然後再上公共汽車，看著一座被劫掠的城市永遠離開我的視線之外。
比昂柯奈來到我身旁，帶著一疊被子，低聲跟我說：「貝爾格米尼、切雷迪和格拉伍科都在，他們有什麼死東西[132]。」
我之前就注意到了，在那些床墊中，有個我之前沒弄得很明白的花樣：現在比昂柯奈提醒了我，我才想起來，不久前我看到那個貝爾格米尼手裡，轉著一個網球拍，我還隨便自問這拍子是從哪裡冒出來的。現在我是看不到拍子了，但就在那一會，在草墊上把被子塞好的時候，格拉伍科·拉斯特力發現了一副拳擊手套，立馬就塞到了被子底下。
比昂柯奈已經鑽在被子底下了，正抽著煙，身子撐在胳膊肘上。我過去坐在他的草墊上。「我們這幫人挺有意思啊，」我跟他說。
「哈！」他說，「真是一夥土匪啊，這些狗腿子！」
「我們又不是這樣，都高中五年級[133]了！」
「啊呀！時代不同啦！」比昂柯奈說。
這時，房間裡響起一陣令人喘不過氣來的鳴啼聲「咕咕，咕咕」；切雷迪在草褥上高興得直打滾，因為他把剛才怎麼也搞不好的杜鵑鳥報時鐘修好了。
「但他們怎麼會讓他把這個東西帶回家啊？」我問比昂柯奈，「能把一個杜鵑鳥報時鐘藏在制服底下嗎？」
「他會扔掉的；你指望他能拿鍾怎麼樣？他抄上它就是為了熱鬧熱鬧。」
「只要他別讓這鐘整晚上都響，能讓我們睡好覺就行，」我說。
「嘿，小伙子們，」正在那時切雷迪說了起來，「我已經給鐘上了發條；從現在開始，每隔半個小時就會響一次。」
「海里！把它扔到海里去！」四五個已經脫掉鞋子的人撲到他的草褥上，撲到他身上，撲到小鐘上去。他們一直打到小鐘停下來。
很快就熄燈了，喧鬧也滅了下來。我總也睡不著。我們隔壁健身房裡安營的是***城在接受法西斯教育的水手，我們沒跟他們混起來，也許是因為他們比我們年紀大一些，也許是因為兩個地方自古以來的不相容，或許更是階層的差別，好像他們是什麼碼頭上的無產階級，而我們中的大多數是學生。當我們這邊最活躍的人都突然從喧鬧過渡到睡意中時，這些法西斯學員還在繼續吵嚷著，還在走動，互開玩笑。他們有種他們的說法，可能就是當天不知道在什麼場合下創造出來的，對他們來說很滑稽，對別人來說，就搞不懂是什麼意思了：「哦，捏！」也就是，我想，是「哦，牛」的意思，他們用延長那個半e半u[134]的元音的方法，發出一種像牛哞哞叫一般的聲音，也許是什麼牧羊人的使喚聲。他們中的一個，躺著用低音發出這聲音；所有其他人就笑起來。有一會，似乎是他們終於睡著了，而我還在努力收集著自己的睡意，突然又一個遙遠的聲音響起來：「哦捏！」我們中的幾個人沖他們反抗和威脅了幾句，他們卻又用一陣呼喊聲來回應我們。我是希望我們這裡能組成態度果決的一伙人，到他們房裡去，跟他們動動拳頭；但最好鬥的幾個傢伙，也就是切雷迪和他的人，睡得正香，就好像一切都很寧靜一樣，而我們這些失眠的，人少，又都優柔寡斷。比昂柯奈也是正睡著的人中間的一個。
我時而想那些掠奪者同志，時而對那片嘈雜氣急敗壞，在硬邦邦的軍用被裡繼續輾轉反側著。那時，一種高貴的辛酸感印記在我很多的思緒里；高貴是我思考和反對法西斯主義事物的方式。那天晚上對我來說，法西斯，戰爭，我那些同志的庸俗完全是一個東西，一切都把我捲入一種相同的厭惡感之中，我感到不得不服從這一切，毫無出路。
於是，第二天早上，看到那些法西斯主義學員列隊經過花園時，我還是這樣忿恨地看著他們，他們個個高瘦，跟著命令的步伐軟弱而冷漠，就在這時，隊長比藏迪尼來到我們隊伍邊，檢查滑膛槍。
比藏迪尼，聽到我們對他們夜間行為的抗議後，還加了量：他使上了我們這些地方的地方主義敵意，也出於和首府城市利托里奧組織那些人的等級競爭關係，他說起來：
「當然，你們都看見了，他們真是好心，從***城市派來的一個支隊都是些什麼貨色！那就是青春嗎？都是些從沒做過運動的小伙子：彎得就像被拉直過的鉤子，肩膀都不一樣平！」
他是誇張了，但也沒說錯。他們不是什麼運動員的體質，但說真的，我也不是，在這點上，對於比藏迪尼的諷刺，我是和他們站在一邊的。
「都是些餓死鬼，碼頭上的搬運工，挖土工！」比藏迪尼說道。「他們來這裡，就是為了在那些沒有活乾的日子裡賺幾個小錢……」他越說，我越覺得自己剛積起的這些怨恨在褪色，越覺得我所接受到的道德教育又浮現在他們的立場上，這種道德是與鄙視窮人和勞動人民的人相對立的。
「政府為它的人民所做的一切……」比藏迪尼繼續道。
「人民……」我想。「那些法西斯主義學員，他們是人民嗎？人民活得是好是壞？人民，是法西斯主義者嗎？義大利的人民……我呢，我又是誰？」
「……他們才不在乎呢，不在乎利托里奧組織，什麼都不在乎！」
「我也是！我也是！」我跟身邊的比昂柯奈耳語道。比藏迪尼說：「哦，但是書記已經發現了，他很快就注意到了：我們帶過來的都是學生，都是些著裝規整的小伙子，身強體壯，有教養……」
「屎，」我對比昂柯奈低聲說，「屎。」
「他說他會讓別人看清我們的，當著那些西班牙人的面……當著首領青年先鋒隊[135]的面。」
法西斯主義學員的水手隊伍遠去了；比藏迪尼繼續說著他的話，我想著我的心事：也許我們還要在芒通過上一天，我想要比昂柯奈陪我去看一看那些劫掠。「他一放我們走，」我跟他慢語道，「我們就一起去。」他，稍息著，面不改色地朝我擠了擠眼睛。
隊長繼續嚷著他的哲學，現在又把墨索里尼時期的教育和以往的教育做起了比較。「因為你們都是在法西斯主義風氣中成長起來的，你們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比如昨天晚上，就在這裡，在芒通，如果是從前那些老教授在這裡，你們都不知道那會是怎樣一齣悲劇：千萬別啊，別讓小伙子們睡在家外面，怎麼辦哦，沒有床，責任，家庭……啊呀呀！對於法西斯主義來說，不費一點勁，四加四得八[136]地就照命令做了，羅馬的教育方法，就像斯巴達時代，沒有床？睡在地上，都是戰士，啊呀呀！向右，向右轉！」
這就是隊長暴露出來的自己：我們所有人中間最幼稚的那個，和一幫等不及去劫掠一座城市的毛頭小伙和惡棍無賴一起，他為了讓我們離家過上一夜那了不起的經歷，居然像個老奶奶一樣心軟起來！在咂舌聲、打嗝聲、放屁聲中，先鋒隊員隊伍的腳步聲遠去了，接著他的軍令應道：「一二！一二！」
比昂柯奈知道附近有家別墅，據去過的人說還挺有意思，但比昂柯奈不是很了解情況。在別墅的花園裡，一隻黃雀在歌唱，一滴水掉進了水槽。一株大個的龍舌蘭灰色葉片被飾以名字，村莊和軍隊，是用刺刀尖刻上去的。我們在似乎是關著門的別墅周圍轉來轉去，在一條玻璃被打碎的遊廊里，一扇門窗被從鉸鏈上卸了下來。我們來到一個大廳里，裡面有組給搗碎的沙發，上面像落了場雨般滿是小瓦片；第一撥劫掠者在櫥櫃裡找銀器，把瓷器用具搞得亂七八糟；他們把家具下的地毯給抽走了，家具翻倒在地上的情形就像是經歷過一場地震。由於百葉窗是或閉或開，或者甚至是整個被拆除了，我們經過的一些房間和走廊也是時暗時明的，我們繼續遇見一些物件，或是偶然地支撐在什麼地方後，就那麼靜止不動著，或是散落在地上被人踐踏：菸斗，襪子，枕頭，紙牌，電線，雜誌，吊燈。比昂柯奈，邊走著，邊指著每個東西，不漏過任何細節，總能把一個東西和另一個東西聯繫起來，他不時彎下腰，揀起一隻碎掉的高腳酒杯的腳，一塊被撕開的掛毯邊緣，就好像在領我觀看一座暖房裡的鮮花，然後再以一個犯罪現場檢查員的手，輕盈細緻地把每一個東西都放回原位。
我們從一段給腳印踩髒的大理石台階上去：樓上的房間裡湧出的全是紗帳。
都是些絹紗網眼的蚊帳；以前應該是掛在每張床上的；第一批占領者把它們撕開，並扯到地上。而現在，所有那些絹紗，帶著它們的帳幔與鑲邊，就像斗篷一般，被蒸汽鼓脹起來並扭絞著，蓋上了地板、床鋪和屜櫃。比昂柯奈十分喜歡這一景象，在房間裡走來走去，並不時用兩根手指挪開紗幔。
在一間這樣的臥室里，我們聽到一陣忙亂：一個類似於大型野獸的什麼東西，正在腳下踢著那一攤絹紗。
「誰在那裡？」
「誰在那裡？」
是杜奇歐，我們隊的一個先鋒隊員，十三歲多點，又矮又胖，臉色通紅。
「東西挺多啊，嘿……」他上氣不接下氣地說；他正在檢閱一個屜櫃。
他從抽屜里掏出一些東西，如果對他沒用，就扔在地上，如果有用，就把它們塞進他的獵服：吊襪帶，褲子，領帶，刷子，毛巾，一小瓶髮油。由於獵服里塞得滿是衣物，他整個人幾乎都拱成了球形，可仍在往毛衣里放圍巾，手套，肩帶。他像鴿子一樣腫脹而胸部發達起來，卻還沒有停下來的意思。
我們不再管他了：因為傳來一陣不同尋常的聲音，就像是錘擊，在樓上迴蕩著。「什麼東西？」我們說。
「沒什麼，」杜奇歐說，「是福爾納查。」
我們跟著聲音來到上面一層，在一間應該是小餐室的房間裡，先鋒隊員福爾納查，一個跟杜奇歐一般個頭，但又瘦又黑、一頭鬈髮蓬得老高的傢伙，正用錘子和改錐敲擊著一個老式五斗櫃。
「你在幹什麼？」我們問道。
「這些球形捏手我用得著，」他說，還展開手給我們看。他已經拆了兩個下來。
我們任同志們各忙各的，自己則繼續在別墅里轉。在閣樓上，我們從一個玻璃天窗里出去，來到一個屋頂小平台上。從那裡可以俯瞰花園，還有周圍的綠化帶，還有芒通，還有橄欖樹，還有盡頭的大海。平台上有兩塊腐爛的枕頭，我們把它們倚在無線電天線柱上，我們躺下，在太陽底下安靜地抽起煙來。
天空澄清，道道白雲飄在天線柱之上，就像是被纏起來的旗子。從底下傳上來一些聲音，被街道的空曠給放大了，我們就來識別那些聲音：「這是在搜刮東西的切雷迪，這是在發脾氣的格拉伍科。」在欄杆的小柱子間，我們看著城裡的先鋒隊員和法西斯青年一個個的出現：一群人嚷嚷著在一個十字路口轉彎；在一座房子的窗戶前，誰知道怎麼回事就出現了兩個人，吹著口哨；在面海的兩根欄杆間，我們的軍官圍在書記身邊，一起從酒吧里出來，都很愉快的樣子。海面上是太陽的反光。
「我們為什麼不下海去耍耍呢。」
「走？」
「走。」
我們跑下去，往下走，去了海邊。散步道下邊，在一片沙灘和石堆上，一群半裸的泥瓦工在陽光下吃飯，正傳著一瓶酒。
我們脫了衣，躺在海岸邊。比昂柯奈皮膚雪白，全身是痣，我則是又黑又瘦。沙灘很髒，滿是海帶，它們裹成褐色粗硬的圓球，鬚根爛成了灰色。比昂柯奈一看見雲朵靠近了太陽，就打消了下海的想法，但我還是衝過去跳進水裡，他也不得不跟著我。太陽真的走了，在魚一般顏色的那片海里游泳，實在有點悲傷，就像看我們頭頂之上、路基旁邊的礁石和安靜的芒通。一個士兵來到堤道頂端，背著步槍，戴著頭盔，大喊著什麼。然後面對我們，叫著說：這裡是禁區，我們得回到岸邊去。我們往回遊，擦乾了身子，穿上衣服，去吃飯。
我們不想把下午浪費在遙遠和偏僻的別墅里，而是想在城裡的公寓樓附近轉轉，那裡的每一層樓都會展現出一個不同的世界，每一級台階都會揭示出一個生命的秘密。每家每戶的大門都被強行打開了，為了找錢和首飾，抽屜全給打翻了，裡面的東西散落在地板上；好好在那些衣服、小玩意和紙張堆里找的話，還是能找到一些有價值的東西的。我們的同志已經有系統地搜尋過每戶人家了，如果還能留下什麼好東西，他們都會攫取的；我們在樓梯上、走廊里，總能碰見他們，有時還會跟他們拼成一隊。他們幾乎從不彎腰——必須說——去翻東西，不像我們看到的杜奇歐那樣；當他們找著一個有意思和惹眼的物件時，會在其他人來到之前，大吼著猛撲過去搶到它；如果這玩意攜帶不便，或是之後又找著什麼更好的東西，可能也會把它扔掉。
「你們呢，找著什麼東西啦？」他們總是問我們。我咬牙切齒地說了句：「什麼都沒有。」並在想炫耀我的反對意見，和為自己與眾不同而難為情的孩童殘餘情緒間拿不定主意。然而比昂柯奈舞著胳膊解釋道：「怎麼樣？如果你們想看的話！我們知道一個地方！你們知道拐彎處那裡嗎？呃，那個快給拆了一半的房子？你們從這後面出去，上台階。那裡有什麼？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去好了。」他的玩笑不是經常能成功，因為他拿人開涮是出了名的；但這些玩笑總歸能給他一種很能幹的神氣。
這種搜刮東西的狂熱抓住了每一個人。我遇到奧拉其時，他整個人快樂而激動，還讓我碰了碰他的口袋，我們明白這裡沒有人會理解我們，理解我和比昂柯奈的。但我們是兩個人，我們之間互相理解，而這個事實會把我們永遠地團結起來。
「摸摸，摸摸！你知道是什麼嗎？」奧拉其說。
「瓶子？」
「電子管！飛利浦的。用這我可以做個新收音機。」
「祝賀你啊！」
「祝你搜到好東西！」
這麼從一幢房子轉到另一幢房子，我們就進了老街區和貧民區。樓道里的台階很窄，從房間裡衣物的破舊程度上來看，似乎是好些年前就被蹂躪的，然後就任由海風腐蝕了。水池裡的盤子還是髒的；平底鍋里的油膩凝成了塊，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才免於被劫的。
我和另一群先鋒隊員進了一幢房子。我發現在他們之間，沒有比昂柯奈。就問道：「你們看見比昂柯奈了嗎，他去哪裡了？」
「誰知道啊，」他們說，「為什麼？他又沒和我們在一起。」
之前，我們和鬧哄哄的一伙人混到一起，這些人不時分開，接著再和其他人合併起來；說不好是在什麼時候，我走了另一條路，覺得自己是跟上了也有比昂柯奈的那伙人。「比昂柯奈！」我在樓梯里喊著。「比昂柯奈！」我在走廊里叫喚著。我覺得能聽見些聲音，不知道是從哪裡傳來的。我打開一扇門。來到一個手藝人的房間裡。房間一邊是張普通的木匠工作檯，而房間中央的鞋匠工作檯，要麼是做烏木活[137]木匠的，要麼是雕刻工的。地上還有刨花，木頭的碎片，菸頭，就好像兩分鐘前剛剛有人在這裡做完工；而台子上，是上百件的工作用具，還有那個人做成的上百件活，散亂在那裡，都被弄碎了：框架，匣子，椅背，還有不知道多少把傘柄。
傍晚來臨。房間中央掛著一個燈罩，燈罩下面是個梨形的砝碼，沒有燈泡。仗著從小窗戶里進來的落日光芒，我望向一個隔板，那上面給整出一排用木偶上半身做成的靶子，我想，可能是給什麼機械木偶劇準備的，那些木頭雕出的腦袋充滿了率真的靈感，也不乏點到即止的漫畫風格，有些腦袋已經著了色，大部分還未加過工。這些腦袋裡，只有極少幾個落得房間裡其他那些東西的下場，從自己的脖子上滾下來；大部分的腦袋還待在那裡，嘴唇彎成弓形，無表情地笑著，圓眼睛大睜著，我甚至覺得，有幾個腦袋還動了動，在那木栓做成的脖子上晃來晃去，也許是被送進窗戶里的空氣吹動的，也許是被我突然闖入的氣流帶動的。
或者，也可能是之前有什麼人經過那裡，碰過它？我又打開一扇門。裡面有張床，一個未經觸碰的搖籃；一座敞開和空蕩蕩的衣櫥。我又來到另一個房間：地上是一片信、明信片和照片的海洋。我看見一對戀人的照片：他是士兵，她是個金髮姑娘。我蹲下，讀起一封信來：「Ma chérie[138]...」這是她的房間。房間裡光線很強，我一條腿膝蓋抵地，仔細辨認著那封信，在那信的第一張紙後，又找起第二張來。這時闖進一隊年輕的法西斯水手，像獵狗一樣，氣喘吁吁的，腦袋向前夠著；他們擠在我身邊：「什麼東西，你找著什麼了？」「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我嘟噥道，他們手腳並用地在那攤紙里亂耙，然後又帶著來時的氣喘吁吁離開了。
信是讀不了了，什麼都看不見了。從窗戶外傳來大海的聲音，這海就好像在房子裡一樣。我來到外面。天色暗了。我往集合地走去。路上有些其他同志，也在往回走，身上的制服隆得變了形，不大能藏得了的東西就被卷進一個臨時做成的包裹里。「那你呢，你都拿了些什麼？」他們總這樣問。
集合地在一個樓閣里，那裡原先是一家英國俱樂部所在地，現在就改成了法西斯大樓。在被吊燈照亮的走廊里，就好像有集市一樣：每個人都在展示和炫耀自己的戰利品，再也不怕什麼長官了，還策劃著最理想的掩藏方式，這樣回義大利時就可以不用太引人注目了。貝爾格米尼讓他的網球拍在腫脹的褲子裡消失了，切雷迪胸前圍著一些自行車內胎，外面又套上件毛衣，就好像一個大力神。在他們中間，我看見了比昂柯奈。比昂柯奈手上拿著些女人的襪子，為了展示它們，他把襪子從賽璐珞的包裝袋裡拿出來，並在空中把蛇一般的襪子抖開。
「你有多少？」他們問他。
「六雙！」
「絲的嗎？」
「老天啊！」
「幹得好！你給誰啊？都送人嗎？」
「送人？我有一個月能免費找女人！」
這下好了：比昂柯奈也是這樣。我就一個人了。
其他人則是罵罵咧咧的，說他們經過那裡不知道有多少次，為什麼只有比昂柯奈會找到那些襪子。
「襪子？」他說，「那麼蘇格蘭圍巾呢？櫻桃木的菸斗呢？」他是個好手，這個比昂柯奈，是那種下手準的人，那種手放之處總能發現寶藏的人。
我去祝賀他，也許我是誠懇的。說到底，是我什麼東西也沒拿，我是個傻子；那都是些已經不屬於任何人的東西了。他跟我擠了下眼睛，讓我看他真正的發現，那些他當真在乎的東西，他都沒讓別人看：一個有達尼埃爾·達黎歐[139]肖像的掛墜，一本萊昂·布魯姆[140]的書，然後是一個卷胡面具[141]。這就是了，做事情要有心才行，就像比昂柯奈：我從來沒這個能力。書記在過目先鋒隊員的戰利品時，也是樂在其中；一會摸摸制服，一會讓人把那些最與眾不同的物件抽出來。比藏迪尼跟著他，微笑著表示贊同，表示對我們感到滿意。隨後他就召集我們在他周圍集合，不用列隊，要給我們下達命令。那裡有種喜慶、激動的氣氛，每個人身上都有那種狂歡節的神氣。
「西班牙同志的到來，」隊長比藏迪尼說，「預計是今晚九點半。九點缺一刻，在這裡整隊集合，全副武裝。然後就離開，今天晚上我們就能到家了。這些東西嘛，你們會發現，我們會找到辦法藏起來的，藏在公共汽車上，或是藏在自己身上，沒人會說什麼。書記已經跟我擔保過這事了，他對你們很滿意。小伙子們，我們可別忘了，這是一座被征服的城市，我們是勝利者。所有那些能找到的東西，都是我們的，沒人可以跟我們說什麼！現在我們還有一小時一刻鐘：你們還可以再去轉轉，不要吵鬧，不要惹事，就像你們到目前為止一直做的那樣，你們想拿什麼就拿什麼。我跟你們說吧，」他說，提高了音量，「今天在這裡，如果有什麼年輕人，什麼東西都不拿，那他就是個笨蛋！是的先生：笨蛋，我都恥於跟他握手！」
這最後幾句話贏得稀稀拉拉的一片掌聲。現在，我因為激動而不安起來：我是唯一，在所有人中間，唯一一個什麼東西都沒拿的人，也是唯一一個什麼東西也不會拿的人，是會兩手空空回家的人！不是說我沒別人老練，或是沒他們機靈，就像不久前我還懷疑過的那樣：我的舉止是一種勇敢的，幾乎是英雄般的行為！現在，我頌揚起自己來，比他們自贊得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比藏迪尼還在說話，向不耐煩的先鋒隊員們重複著那些無用的囑咐。我靠近一扇門；鎖眼上有把鑰匙：是旅館裡的一把鑰匙，鑰匙上有個大大的房間號掛墜，還有「New Club」[142]的字跡。我把鑰匙從鎖眼上取下。好了：我可以把那把鑰匙帶走，留做紀念，一把法西斯的鑰匙。我讓鑰匙滑進口袋。這大概就是我的戰利品吧。
這是在芒通的最後幾個小時了。我一個人，走向海邊。天黑了。從房子裡送過來同志們的叫嚷聲。我傷心地想著心事。我來到一條長凳旁；看見一個穿水手制服的人坐在那裡。我認出了他領子下法西斯青年隊黃色和深紅色相間的蝴蝶結：他是***城的法西斯學員。我坐下；他還是下巴抵在胸前地待著。
「嘿，」我說，不過還不知道要跟他說什麼。「你不去嗎？不去那些房子裡嗎？」
那個人連身都沒轉。「我才不管呢，」他緩緩地說。
「嘿，你什麼都沒拿嗎？」我跟他說。
他重複了一遍：「我才不管呢。」
「那你說說，你什麼都不拿是因為你找不著呢，還是因為你不想？」
「我才不管呢，」他仍是這麼說著；然後站起身，在棕櫚樹齒狀的影子中大步流星地走開了，兩隻胳膊甩來甩去。突然，他唱起歌來，但與其說是唱，不如說是嚎，而且是聲嘶力竭地：「好好去生活吧！直到還有青春……」他醉了嗎？
我坐在長凳上，從口袋裡掏出鑰匙，觀察起它來。我可能想給它一個什麼象徵性的意義。「New Club」，然後是法西斯大樓，現下在我手上：這能意味著什麼呢？我突然希望，這是一把重要極了的鑰匙，不可或缺的，這樣那邊那些人找不到這鑰匙的話，就會發瘋，這樣他們就不能把這個裝有極其珍貴秘密的戰利品的房間關起來了，這樣就不能把這些決定了他們個人命運的文件關起來了。
我站起來，朝法西斯大樓走去。
在走廊里，把他們那些破東西打包的法西斯隊員並不多。軍士數著滑膛槍，部署著隊伍；比昂柯奈也是，在他們中間。我經過走廊，假裝厭煩不已，讓手在牆上、門上游移著，還用口哨吹起了小調，這手就好似一支舞曲的步子。當我的手靠近另一把門上的鑰匙時，我迅速把它從鎖眼上退下，塞進獵服里。那邊的走廊里滿是門，幾乎所有的門上都有一把鑰匙掛在外面，鑰匙上是金色的房間號。我的獵服就這麼被鑰匙填滿了。再也看不到有什麼鑰匙了。沒人發現我。我出了門。
在門口，我碰見其他回來的人。「怎麼樣，你帶了什麼東西回家？」「我？……沒什麼……」但他們在我的唇間讀出了一絲微笑。「啊呀當然，好樣的，沒什麼……」他們對我說。
我在花園裡轉悠。我可能有二十多把鑰匙。它們發出一種鐵傢伙相撞的噪聲。「現在我也有我的貨了，」我想。「嘿，你，這會都帶了些什麼玩意？」幾個經過的人對我呼喊道，「你叮叮咣咣響得就像頭牛！」
我閃開了。花園裡有些藤架和涼亭，上面爬滿了未經修整的攀緣植物，我鑽進那裡頭。我這才意識到自己都做了些什麼。不管是什麼原因，我不可理喻的行為可能很快就會被發現。如果我們的軍官或是法西斯黨魁有過要把什麼東西關到那些半空房間裡的需要？……如果同志們——現在，或再遲一些，在公共汽車裡，回到義大利以後——強迫我給他們看我獵服里的東西……所有的這些鑰匙，還有那些「New Club」的房間號，不可能不是從法西斯大樓里偷出來的：那是出於什麼目的呢？我怎麼才能解釋我的行為呢？很明顯，這是一個丟臉的、造反的、破壞的舉動……我肩後緊逼著前「New Club」，還有它或燈火通明，或被遮蔽著並只顯出一些模糊藍色微光的窗戶。我是一個在被征服地上的法西斯主義破壞者……
我跑過前去。我看見了鏡子一般水面上的光亮：在一個花壇里，有個被岩石圍著的水缸，水缸中央是一口沒出水的噴管。我把鑰匙一把把從獵服里掏出來，放到水裡，是把它們慢慢浸入水中的，以至於聽不到叮咚聲。缸底升起一團渾濁的雲狀物，抹去了月亮的倒影。最後一把鑰匙沉下去後，我看見水中穿過一片淺色陰影：一條魚，也許是一條紅色的老魚，過來看看究竟掉下來了什麼東西。
我站起來。我是個懦夫嗎？我把手放進口袋，發現那裡還有一把鑰匙：那是我取下的第一把鑰匙，就一直留在了那裡。我又感到自己身處危險之中，但很幸福。同志們正趕回去集合，我和他們一起。
我們在火車站廣場上列好隊伍一個小時以後，西班牙人的火車到了。比藏迪尼雷鳴一般地說道：「舉槍致敬！」火車站頂棚下是微弱昏暗的路燈。年輕的長槍黨黨員們[143]在那片光亮的區域中整隊待命，我們則待在很遠的地方，在下面廣場的盡頭。他們都是些又高又壯的傢伙；臉上好像都是塌鼻子，就像那些拳擊運動員的臉；紅色的巴斯克帽子壓在眼睛上，黑色毛衣的袖子一直翻到肘部，小背包拴在皮帶上。突然掃過一陣短促的風，燈光蕩漾不休，我們當著首領青年先鋒隊的面，舉著滑膛槍。不時會傳來他們的行軍歌，自從他們到達以後，這歌聲就沒停過；類似於：「開……開……開……」他們發出一些斷斷續續的指令，然後列成一排排，排與排之間正好是往前伸直胳膊的距離；不時能聽見一陣嚷嚷聲，不是很明晰的點名聲：「塞巴斯蒂昂……說，賓森特……」然後他們就前進起來，走到正在等他們的公共汽車前，上了車。像他們來時那樣，他們又出發了：看都沒看我們一眼。
我們出發時，大家身上綁滿了包裹，活像走私販，我們從比藏迪尼前面經過，他就一個個地觀察我們，看我們是不是太顯眼，並在我們叮咚作響的獵服上拍一巴掌，或是踢屁股一腳，以示告別。我也經過他面前，空蕩蕩的制服整潔而平滑，我抬著眼光，望向比藏迪尼，他一副嚴肅的模樣，什麼也沒說，和下一個過來的人開起了玩笑。
公車又在海岸上跑了起來，我們都很累了，安安靜靜地待著。黑暗不時被汽車縱隊的車燈切斷；海邊的房子黑黢黢的，大海光禿禿的，泛著銀光，令人生畏。戰爭仍在繼續，每個人都被捲入其中，我已經知道這將會決定我們的生活。至於我的生活，還不知道會怎麼樣。
國家防空聯合會[144]的晚上
我是個遲鈍的小伙子；十六歲時，像我那麼大的年齡，很多事情都該懂了，而我還沒有。然後，突然，在四零年的夏天，我寫了一出三幕喜劇，談了一場戀愛，學會了騎自行車。但我還沒有離家過夜的經歷，直到有命令下來，說是在放假期間，高中學生每周要有一個晚上，在國家防空聯合會裡幹活。
就是說如果有空襲，要保護城裡的教學樓。空襲是還沒有，國家防空聯合會的這個事跟其他很多事一樣，也就是個形式。對我來說，這是一件新鮮而愉快的事情；那是九月，我學校的同學幾乎都不在，在度假，或是在打獵，或是六月時因為戰爭被疏散了，就沒回來；在城裡只有我和比昂柯奈：我是整個白天都在溜達，膩得要死，他是——好像是——晚上去竭盡全力地享樂。國家防空聯合會的這個班，值起來是一對對的；我和比昂柯奈自然就一起登了記；他會把我帶到所有他知道的地方去；我們打算做一番大事。我們被分配到一座小學的教學樓，是每周五晚上的班。那房間裡有兩塊床墊和一部電話，這就是我們在學校里的警衛室了；我們的任務是要保持戒備狀態，注意警報，我們也可以出去巡視，也就是說，想怎麼出去溜達就怎麼去溜達，但是一次一個人，因為他們會用電話檢查我們。我們自然是立刻想到，只要和隊長說好，我們也可以一起出去，電話就可以主要用來跟我們認識的人在大清早開玩笑。
儘管我們說過：「我們會做這個，會做那個！你會看到我們玩得有多帶勁！」在那個周五之前的日子裡，雖然我們也儘可能地計劃過和打算過，但我還是在等待，等待那個晚上，會有點其他什麼東西，雖然我還表達不出來：那是一種新的發現，雖然我還不知道那會是什麼，對於夜晚的發現。對比昂柯奈來說，一切卻好像是愉快地稀鬆平常，可以預見的，我也就佯裝出與他一般的姿態，但同時，對每一項普通的計劃，我都能感到夜晚陌生的時光像泡沫一般溢出，在我的想像中，就好像一片難以看清的大海。
那個周五的晚飯以後，我出了門，那還是一個跟其他夜晚相仿的晚上，我帶上睡衣，一個枕套—是用來裝我將要睡在上面的行軍床上的枕頭的。我還帶了本插圖雜誌，因為在諸多工作中，我們興許還能抽點時間讀會兒書。
學校是幢石頭建成的宏大建築，房頂上是金屬板。高高地聳在路邊，位置處得有點不大幸福，進去前要先踏過三級台階。那是極權時期的機構，但是一點都感覺不到那個時代的僵硬建築風格；散發出一種顯而易見的官僚氣息，那是我老家溫熱的法西斯主義想儘可能保留下來的東西。三角牆上的淺浮雕上，描繪的是一個法西斯少年先鋒隊隊員和一個義大利兒童先鋒隊[145]隊員，坐在一行字跡「公立學校」的兩側，這淺浮雕似乎是受十九世紀教育智慧的啟發。
那是一個沒有月亮的夜晚。教學樓卻也反射出一片模糊的亮光。我和比昂柯奈約在那裡見面，但他自然又是沒準時到。再往上去的黑暗中，是小別墅和田地。能聽見蟋蟀叫和蛙鳴。我再也找不著對那種期待的熱情了，儘管它一直把我帶到那裡。現在，我一個人，在小學校的那些教學樓底下，在那裡前前後後地踱來踱去，手裡還拿著睡衣、枕套和一本插圖雜誌，覺得自己很不合時宜，窘迫不已。
我就在那裡等著，突然間，一朵火苗躥起來，舔舐著我的後背；我猛地一跳：夾在腋下的插圖雜誌被點上了火；我把它丟在地上，在受驚之前，其實就明白了，這是比昂柯奈開的一個玩笑。他藏在牆邊，手裡還捏著根火柴，之前他就是拿著這火柴在黑暗中偷偷靠近我的。他沒笑。一直是那種正式而完美無缺的神態。說：
「抱歉，您是國家防空聯合會的，是不是在附近看到了什麼火災？」
「燒你屁股的火災！」我罵罵咧咧地說，用鞋跟踩滅了燃著的雜誌。「你開的這叫哪門子玩笑！」
「這不是玩笑。是檢查。國家防空聯合會，我親愛的，過著危機重重的生活，要對一切事情都有所準備。但我發現你守得還不錯。好樣的。再見。那我就可以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我叫他少耍滑頭，我們得上去看看我們的警衛室，還要把東西放下。
但學校的大門是鎖著的；按門鈴，也只能聽見一聲遙遠的顫音；敲門，也只是讓這回聲在空蕩蕩的走廊里轟隆隆地作響。
「一個人也沒有！勤雜工在鄉下！」我們背後響起一個聲音，蠻警惕的樣子，大約是被我們在門上敲鼓給嚇住了。我們回過頭，那裡有一堵牆，牆頭上，在菜豆枝蔓的陰影中，有一片男人的身影；他正拿著噴水壺，倒著一種讓人覺得是廁所里糞便氣味的液體。他是個蔬菜種植員，趁著夜裡這會工夫，正在給植物施肥，這樣就可以避免用臭氣來打攪鄰居了。
「但我們得進去！我們是國家防空聯合會的！」
「誰？」
「國家防空聯合會！」
在一間小屋裡，一小盞燈光突然暗了下去。比昂柯奈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對我們權威的這個測試感到非常滿意。「你看這意味著什麼？」他慢悠悠地說道，「我們是國家防空聯合會的。」
「勤雜工在鄉下，因為怕警報，」上面那個黑黢黢的澆水人說，「但並不遠：如果你們從那條路上去，會看見那頂上有座平房。你們就喊：『比津！』她會回答的。」
「謝謝。」
「沒什麼。唔……你們是國家防空聯合會的，這個藍光我們可以這樣點著吧，或者這是禁止的？」
「行，行，」我們傲慢地回答，「有一點點亮但你們可以點上……」
比昂柯奈，慢慢地，跟我說：「那玩意太臭。我們跟他說說？」
「說什麼？」
「說是禁止的。會招來敵機。」
「什麼呀，走吧，」我們於是上了那條鵝卵石鋪成的小路，那路爬在坡上，通往鄉下。
在零亂的小屋子裡，片片微弱的藍光隱約可見，還能聽見一些模糊的聲音：提高的嗓音，碗碟的響聲，孩子的哭聲。屋外的夜是屋裡夜的反面：我們是路上響起的陌生腳步，是還未入睡的人想去追尋、但已遠去並消失掉的吹著小調的口哨。
勤雜工的家裡有光。比昂柯奈，為了迅速建立一種權威性，大嚷道：「這光！這光！」但裡頭的光還是亮著的。
「比津！」我們仍是大叫著，「比津！」
「是誰？」
「鑰匙！我們要學校的鑰匙！」
「你們是誰？」
「我們是國家防空聯合會的！那光！嘿，我說那光！」
百葉窗打開了，燈光毫無遮攔地照耀在整個窗戶的方格里，展現出一個廚房的彩色視界，那裡的牆上掛著一些銅製品和搪瓷製品，那個勤雜工說道：「你們別來煩我！」她手裡操著一把刀和半個西紅柿，刀上正淌著大滴的紅色水珠。她猛地放下百葉窗，黑暗又回來了，我們什麼都看不見了。
比津在一排矮矮的藤架下迎我們而來。那裡有個蘆竹做的格子網架，她把西紅柿放在上面，給它們撒鹽。那是個深色皮膚的小個子女人，她挽著髮髻的高聳髮型給她帶來一種莊嚴的魅力。她待在那藤架底下，繼續在黑暗中給西紅柿撒鹽，動作嫻熟，就像能看見一樣。
她對我們表示懷疑；或者是懶得動。「可你們真是那些國家防空聯合會的？」
「當然，您看：我們都帶著睡衣，」比昂柯奈說，就好像這是個完全合邏輯的回答，他還展開自己的包裹，從裡面掏出一條彩色條紋褲子，並把褲子拎在自己跟前，就好像要讓人看看這確實是他的尺碼。
勤雜工對那個奇怪的出示證件方式好像沒有表示出任何異議的意思。只是說了句：「那為什麼拜羅莫老師不在？」
拜羅莫是個小年輕，小學老師，正是被指派監視值班這樁事情的。
「因為有我們。是他派我們來的。」
勤雜工這才扔掉了西紅柿，在圍裙上擦乾了手。我們跟她說不要這麼麻煩，我們只要拿到鑰匙就行；但是什麼呀，她想來給我們介紹一切，因為我們不熟悉情況。「你們有電筒嗎？」
「沒有。我們在黑暗中能看得見，我們是國家防空聯合會的。」
「一回事。不過我有，」她從那個巨大的圍裙口袋裡掏出一個小手電，白鐵皮製的，她每走一步之前，那電筒里投射出的一束光，就像拐杖頭一樣，在她的腳尖前晃來晃去。
就這樣，我們在那個下坡的石子路上走著，周圍儘是菜園和葡萄園的小垛圍牆，我們兩個跟在那個慢條斯理的勤雜工身後。
「你之前可沒跟我說過，」我對比昂柯奈說，「要帶我來鄉下過夜。」
比昂柯奈，什麼都沒說，倏地不見了。
勤雜工用電筒向四周掃了一圈。「另一個人去哪裡了？」
「我怎麼知道？」
突然，他從一小堵牆後跳出來，那個比昂柯奈，幾乎就要跳到勤雜工身上了。他手裡拎著兩串葡萄。「拿著，吃吧，」他邊說著邊扔給我一串。
「好東西啊！」勤雜工說，「如果主人看到你們的話，能射穿你們！」
這下我們就成了偷果子的夜賊，那些我父親總是用上了鹽彈的步槍來威脅的人，那些以我遵紀守法的孩童時的想像，徒勞地想描摹出他們臉龐的人。這種夜間的放肆，就伴隨著那些嬰幼年月的遙遠景象，又展現在我面前。
「好東西啊！」勤雜工說。
「喂！一個雞圈！」比昂柯奈觀察到，跟我說。「嘿，你覺得怎麼樣？」
沒有月亮的空中，勉強能辨別出蝙蝠柔軟的影子。在勤雜工的手電附近，飛來舞去的都是褐色的夜蛾。一隻正在橫穿小路的蛤蟆，停了下來，一副眼花繚亂的樣子。「嘿，小心別踩扁了它！」什麼呀，蛤蟆早從她腳邊逃掉了。
我們來到了田地的盡頭，那底下應該就是廣闊的屋頂了。「現在她要騎上掃帚，飛翔在城市之上，」我這麼想著。但是勤雜工已經把我們往學校的大門口帶了，開了門。
她沒開燈，就這麼領著我們在長廊里和樓梯上走著。在手電的微弱光照下，一扇扇教室的大門，貼在牆上的教學招貼畫列隊般不斷閃過。勤雜工四處打量著周圍，一副焦慮的神情，就好像是擔心要把那些她花了很大氣力才打掃乾淨和收拾妥當的房間和物件留給我們來擺布。
她讓我們爬了很多級台階後，打開了我們的營房，然後就消失了。正當我們在占有這間房時，就聽見她趿拉著鞋，還嘟嘟囔囔地，在長廊里走著，一會在這層，一會在那層。「她在幹什麼？都用鑰匙鎖起來了嗎？還是她也想整夜地留下來當看守？」
突然，底樓大門的鉸鏈嘎吱響了一聲，然後門鎖就彈了上去。
「她走了？」
「鑰匙沒留給我們？她把我們關在裡面了！這個巫婆！」
我們去看了看底樓的窗戶，但那些沒有鐵柵欄的窗戶離地面很高，不只是不能跳下去，而且我們連上都上不去。
我們就打起了電話，找那個拜羅莫，他也應該有鑰匙的。打到他家裡，我們吵醒了他母親，但他卻不在；在別的學校里，我們本應該能找到其他和我們一樣被調遣過來做看守的，但沒有一個人接電話；不管是給利托里奧組織，還是給法西斯大樓打電話，都沒用：我們吵醒或是打攪了半個城市的人，最後卻偶然地在一家咖啡店裡找著了他，因為我們正在向那裡詢問能不能用電話來賭桌球。
「啊，好的，我馬上就來，」那個缺德鬼說。
等他的時候，我們就在學校里逛了起來，在教室里，在健身房裡：但什麼有點意思的東西都沒找著，然後又不能開燈，因為窗戶上幾乎處處都沒遮攔。我們又回去躺在我們的行軍床上，讀書，抽菸。
那本被比昂柯奈燒掉了一半的插圖雜誌里，滿是從空中拍攝到的一些英國城市，還能看見落在城市上方的一串串炸彈。我們不知道這是想說明什麼，於是就心不在焉地翻了起來。然後上面還講述了有關羅馬尼亞卡羅爾國王[146]的所有故事，因為就是在那些天，那裡發生了政變，他們換了國王。文章挺有趣，尤其是對我們這種還不習慣在雜誌上閱讀宮廷里和政治上陰謀詭計的人。我高聲地讀給比昂柯奈聽。那上面還有盧佩斯庫[147]的故事，我們邊讀邊評論，狂笑不止，興奮地感嘆著，不只是因為故事本身，還是因為那個名字：盧佩斯庫，是如此嬌弱的凶蠻[148]，充滿了陰影。
「盧佩斯庫！盧佩斯庫！」我們大叫著，在床上蹦了起來。
「盧佩斯庫！」我在回聲連綿的走廊里叫喚著，還從窗戶上探出頭去，望著夜晚漆黑的斗篷，我仍無法把自己裹入其中。
比昂柯奈找到了兩個防毒面具。「這就是給我們準備的！」我們立刻就試著把它們戴在頭上。戴著面具呼吸很困難，面具裡頭有股生橡膠一般和倉庫里的氣味，令人生厭，但對於我們來說，也不是一種完全不同尋常的物件，因為從小，在學校里，防毒面具的實用性，還有對於偶然、甚至是可能的窒息氣體攻擊進行自衛的簡易性，早就如同宗教物件一般，被孜孜不倦地灌輸給我們。就這樣，我們頂著變成了巨大螞蟻頭的腦袋，就像從顯微鏡下看到的那樣，咆哮般口齒不清地對著話，半瞎地在學校過道里轉悠。我們還找著了頭盔，是老式的，一五年戰爭時用的那種，還有斧子，玻璃被刷成藍色的手電筒。這下，我們作為「國家防空聯合會成員」，這設備方面算是齊全了；我們全副武裝，在走廊里閱兵般列隊前行，還唱著進行曲：「Un-pà！Unpà[149]！」但是經過防毒面具，發出來的聲音就成了模糊的「哇！哇！」。
「唔—哎—唔！」比昂柯奈咆哮道，他用一種蜿蜒曲折的運動，把自己裹在一扇窗戶的大帘子里。
「唔！唔！」我應他道，舉起斧子，就好像這是戰爭中的呼嚎。
比昂柯奈做了不對的動作。「唔—哎—唔！」他又抑揚頓挫地念了一遍，還用淫蕩的扭屁股動作來加以強調。
「啊！」我明白了，滿腔熱情。「盧佩斯庫！盧佩斯庫！」我們繼續表現著防毒面具版本的、卡羅爾國王和他情人生活中的場景。
鈴響了。是拜羅莫。我們相互都做了個別吱聲的手勢。我們靜悄悄地下到底樓的教室里。拜羅莫仍在按鈴，還敲起了門。我們先前研究過出去方法的底樓窗戶，打開後就一直敞在那裡了。我們在兩扇不同的窗戶前探出頭來，戴著防毒面具、頭盔、防芥子氣手套，比昂柯奈手中握著把斧頭，我操著一條泵管。拜羅莫是個年輕人，小個頭，金色的頭髮，在利托里奧組織分隊長的制服里尤是顯得瘦削，還罩著件撒哈拉駐軍的外套，蹬著雙大靴子。他終於按累了，因為既看不到有活物的痕跡，也沒有亮燈，就準備離開了。比昂柯奈用斧頭敲了三下。拜羅莫朝那扇窗戶轉過身來，看見一個探出頭來的輪廓。「嘿！」他說，「是你嗎，比昂柯奈？」我們沒吭聲。他打開電筒，對準窗台。「哦！」他照出了防毒面具和斧頭。「嘿，你那裡怎麼了？你瘋了嗎？」在那扇窗戶里傳出一陣水的傾瀉聲。從另一扇窗戶里則是噴出了一股水流，直涌到人行道上。是我把泵管和水龍頭接在了一起。
路上有行人經過，他們停下來，觀望著這場忙亂。拜羅莫立刻就把他的照明燈投到我的窗戶上來。他正趕上看見我戴著面具的頭露出來，看見我戴著手套的手拽了泵管後就消失了。
他又把光束指向先前的窗戶上，但那裡也一個人都沒有了；行人圍到他身旁。「怎麼啦？怎麼啦？有毒氣嗎？有毒氣嗎？」
他不想說那應該是個玩笑，覺得這樣一來自己就失了威信；再說他也搞不大明白是怎麼回事，他是個吹毛求疵的傢伙，沒有幽默感。
「那邊！那上面！」一個行人說，指著三樓[150]的一扇窗戶。他看見那裡露出了一個戴著防毒面具的幽靈。拜羅莫儘量用他手電筒的光束去追尋這幽靈，然而它卻消失得無影無蹤。「嗨！這些白痴！你們給我下來！」四樓的窗戶上又出現了另一個幽靈。「究竟是怎麼回事？」行人問道，「學校里有毒氣嗎？」拜羅莫就說：「什麼呀，什麼都沒有……」於是我們就繼續地從那些窗戶中露面與消失。「這是操練演習嗎？」人們問道。「沒什麼，沒什麼；散開啊，散開啊，」他把他們打發走了。我們玩得差不多了，就停下來。
這個拜羅莫的權威不是很小，而是一丁點都沒有。他是一個好小伙，這得承認，或者說，反正他是沒有足夠的記憶和充沛的感情來蓄積報復之心。「噢，你們究竟在幹什麼，你們真傻呀，這實在是傻子才幹得出來的事情，」他用那抱怨、冗長而令人生厭的語調申斥起來，夾雜著他疲乏的辱罵，但已經讓人明白，他內里的那一點點氣憤，也正在迅速地瓦解開來，因為在他腦袋中，一切都是趨於簡化並平緩下來的。我們對他的威信和我們的義務所做出的那場精彩嘲弄，對他來說，全是白費：他只是帶著一個不會維持秩序的老師那種慣常的厭惡腔調來看待我們的。所以，他埋怨地責備了一番後，就過渡到教我們使用那些器材，這些東西我們之前都已經檢查過了，並過渡到來跟我們解釋我們的任務。他把我們帶到頂樓，給我們指了指裝沙子的箱子，沙子撒出來可以用來使小型燃燒彈失去作用。
他一副非常有把握的模樣，好像又對自己的威信恢復了意識。他把鑰匙交給我們，囑咐我們，不管是什麼原因，都不能使教學樓處在無人看守的狀態。
「是的先生[151]，是的先生，會處理好的……現在我們就出門去，和女人一起去，」比昂柯奈對他說，還是他那副完美無缺的神情。
拜羅莫張大了嘴，皺起了額頭，聳了下肩，嘟噥著走掉了。他陰鬱而不幸地回去了。
那之後不久，我們就出了門。已經過了半夜十二點。那既沒星星也沒風動的溫熱黑暗還在繼續。路上幾乎沒有一個人經過。廣場上，在隱約可見的紅綠燈下，有個矮個子男人的身影，這身影上有隻點燃的菸頭。比昂柯奈從姿勢上認出他來，他雙手插在口袋裡，兩腿叉得老開。這是他的一個朋友，帕拉蒂阿尼，著名的夜遊人。比昂柯奈吹出一支曲子的旋律，那應該對他們有什麼特殊的含義；另一個人哼起了曲子接下來的部分，就好似處在一種突然爆發的愉悅之中。我們走過去。比昂柯奈想跟他討支煙來抽，但帕拉蒂阿尼卻說自己沒煙了，反倒從比昂柯奈那裡搞到一支煙。借著蘸蠟火柴的光，出現在我面前的是他還年輕著就已經過早衰老的蒼白臉龐。
他說在等什麼凱蒂，這人對比昂柯奈來說很有名，她先前去了一家別墅里的聚會，這會該回來了。「只要她別在那裡逗留，」他說，突然笑起來，哼唱起一支狐步舞的小調。他還說了，先前看到一個什麼勞里，和一個什麼羅塞拉在一起，他是怎麼跟她們說了一句暗示的話，這話我沒聽懂，比昂柯奈卻是大加讚賞。然後他就問我們：「新黑暗惡作劇你們知道嗎？」「不知道，」我們說，他就給我們解釋了一番。我們對此非常感興趣，很快就想來試試。但帕拉蒂阿尼，不知道要忙什麼神秘的事情，跟我們告了別，哼著小曲遠去了。
這個黑暗惡作劇是，比如，這個：我們兩人非常匆忙地行走，手裡的煙得點著；我們看見在同一邊人行道上，正獨自走來一人，但和我們的方向相反；於是，我們就繼續肩並肩地走著，一個人用右手，另一個人用左手，分別把兩支點燃的香菸舉到我們頭的高度；行人看見兩點遠離的菸頭，就以為可以從中間穿過，然而卻會突然發現去路給兩個人攔住了，然後就會像傻瓜一樣待在那裡。然後還可以反過來做：我們兩人隔著一段距離地並排走著，在人行道的兩邊，這次卻是把點著的兩支香菸拿得很近，持在我們兩人中間；行人就以為我們走在人行道的正中央，於是就讓在一旁，這樣就會和我們中的一個相撞；還會結結巴巴地說：「噢，對不起！」然後就迅速繞到這條人行道的另一側，又會和第二個人來個鼻對鼻。
玩這些遊戲，得找著合適的行人，我們度過了愉快的幾刻鐘時間。有些人，暈頭轉向地，直說對不起，其他人則是嘟囔著謾罵，或者還有點要吵架的意思，但我們總是迅速躲開了。我每次都很局促不安，把每個前來的行人都想像成什麼神秘的夜間人物，什麼操刀子的傢伙，面目猙獰的醉漢。然而他們都是些職業人員，飽受失眠之苦，帶著獵狗出來散散步，或者是一些乏味的賭博人，玩完了以後正往家趕，再或者是些送煤氣罐的值夜班的工人。我們差點和兩個不友好地盯著我們的警察開上玩笑。「周圍一切秩序還好吧？」比昂柯奈厚顏無恥地對他們說，我拽了拽他的袖子。
「什麼？你們想幹什麼？」警察說。
「我們是國家防空聯合會的，在執行公務，」比昂柯奈跟他們說，「我說：一切還秩序井然吧？」
「啊？對，對，秩序井然。」他們不是很信服地告了別，走掉了。
單獨走動的女人，也是我們想找的，卻沒有，除了一個成年妓女，玩笑都跟她開不成，因為她不僅不想避開衝突，還想挑起衝突。我們點燃一根蘸蠟火柴來看看她，然後馬上就掐滅了。在簡短的盤問後，我們就讓她走了。
這些玩笑在從老城區下來的狹窄漆黑的階梯小路上，比在寬闊的大路上耍起來更有意思。但在那裡，陰影，拱門和欄杆上的圖案，陌生房子的逼仄，還有夜晚本身，都成了一種遊戲，我們就停下用香菸搞鬼了。
從和帕拉蒂阿尼的對話中，我就已經明白，比昂柯奈並不是那種我指望的夜生活行家。他總是有點太著急地說：「是啊……當然……不對，就是她！」對帕拉蒂阿尼提到的每一個名字，他總擔心自己會顯得不了解行情；當然，大概的情況他也是知道的，但他所掌握的信息，與帕拉蒂阿尼表現出來的絕對精通比起來，肯定都是粗淺而疏漏的。甚至，我看見帕拉蒂阿尼的離去心下都有些惋惜，想道，他，也只有他，而不是比昂柯奈，才可以領我進入那個世界的核心。現在，我帶著批判的目光，仔細觀察比昂柯奈的每一個舉動，等待能在他身上確認出那種最初的信任，或是等待徹底地失去這種信任。
當然，對我們的這次夜間散步，我體會到一種失落感。或者總之，是一種與那樣的期待相反的印象。我們在一條貧困狹窄的小路上轉悠，一個人也沒有，房子裡的燈全是滅著的，但我們感覺是在很多人中間。暗淡的圍牆上鋪滿了雜亂無章的窗戶，或是大開，或是半開，從每扇窗戶里都透出一陣微弱的呼吸，有時則是陰鬱的鼾聲，鬧鐘的滴答聲，水池裡叮咚叮咚的滴水聲。我們走在路上，這聲響都是家裡的聲響，成百戶人家合在一起的聲響；甚至連那無風的空氣，也擁有了這人類的睡意承載在房間裡的那種沉重。
那些正睡著的局外人的出現在誠懇的魂靈中引起了一種自然的敬意，我們不情願地對此膽怯起來；而急促呼吸那種被破壞與不規則的協調，鬧鐘的滴答聲，這些房子的貧窮，都會讓人感覺，這種休憩是暫時的，而且是勞累的；周圍隨處可見的戰爭痕跡：藍色的燈，用棍子撐起的牆，成堆的「泥土袋」，指向避難所的箭頭，甚至包括我們自己的出現，都好像是在威脅那一片疲勞人們的睡眠。就這樣，我們壓低了聲音，不知不覺地丟棄了那種要喧鬧，要違規，要對所有的人情世故去施暴的思維。現在主導我們心態的是一種共犯感，我們是在那些牆後面酣睡著的陌生人的共犯，這心態還是發現了他們一個什麼秘密，並知道要去尊重這秘密的感覺。
這路在一節有鐵欄杆的台階上結束了，那下面，在一片黯淡的月光中，是個空蕩蕩的廣場，還有堆積在一起的擺貨攤用的桌板和支架。而周圍，是一級級階梯式的老房子群，那裡膨脹著睡意和呼吸。
從一條下到廣場上的路上，響起了腳步聲和歌聲：那是一陣合唱，粗俗不堪，聲音是既不和諧也沒熱情；還有重重鞋子的踏步聲。走下來一支軍事隊伍，都是些中年人，一個接著一個，還有其他一隊人，跑著追上他們，穿著黑襯衫，像套在袋子裡一樣地套在灰綠色的粗糙制服里，身上的步槍和乾糧袋上下直晃。他們正唱著一支通俗的老調，但帶有幾絲猶豫和靦腆，就像不大情願一般，現在夜晚把他們從各種軍紀下釋放出來，讓他們炫耀出僱傭兵的本性，他們是所有人的敵人，凌駕於法律之上。
他們在那一刻的侵襲帶來一種暴力的風氣；我渾身的皮膚都皺了起來，就仿佛自己突然被打入了內戰，而這場戰爭的火苗一直就留存在灰燼之中，不時地燃起一條火舌。
「你看這幫人！」比昂柯奈說，我們歇在欄杆邊，看著他們在那個空蕩蕩的廣場上遠去，步伐如同雷鳴般震耳。
「他們從哪裡來，是啊，他們從哪裡來？那上面怎麼了？」我問道，並肯定他們是從誰知道什麼妓院裡出來，然而也可能是剛從山上什麼無意義的警衛隊值班回來，或者是從什麼行軍演習中回來的一支隊伍。
「那上面？啊，是啊，應該是有的……」比昂柯奈說，還在暴露他有限的能耐。「可你跟我來，我知道要把你帶到哪裡去！」
士兵的出現破壞了支配著我們的寧靜氣氛：現在我們是既緊張，又興奮，還有一種要行動起來的感覺。
我們從朝向廣場的台階上下去。
「我們去哪裡？」我問。
「啊！去找盧佩斯庫！」他道。
「盧佩斯庫！」我大叫道，並讓到一旁，因為一個佝僂的男人正在上台階，灰色的頭髮幾乎都剃光了，沒穿外套，正用那多結的大手扶著欄杆往上爬。這男人，也不正眼看我們，繼續爬著，並用濃重的男中音說：「勞動者……」
比昂柯奈已經在嘟囔著一個回答了，「這沒什麼好嘲笑的，我們也工作的，以我們的方式，」老頭走到台階頂上，用同樣濃重，但更低沉的聲調補充道：「……你們團結起來！」
我和比昂柯奈停下來。
「你聽見了嗎？」
「嗯……」
「會是個共產黨嗎？」
「『勞動者，你們團結起來！』是個共產黨，你聽見了嗎？」
「但不像個醉漢嗎？」
「什麼呀：他走路時是直著的。他就是個共產黨！老城裡頭全是共產黨！」
「我們去跟他談談！」
「走啊！我們去追他！」
我們轉過身，跑著爬起了台階。
「但我們跟他說什麼呀？」
「首先我們要讓他明白，和我們是可以談話的……然後我們要讓他跟我們解釋一下那句話……」
但是那個男人不在了；那裡岔出許多條小巷；我們胡亂地從一條小巷跑進另一條；他消失了；搞不清他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能鑽到哪裡去；但反正我們是怎麼都找不著他了。
我們滿心的好奇與不安：不安於要撕破條條約束，要做出一些新奇和禁忌的事情。但這個不明確的願望最容易表達出來的形式就是性，於是我們就往某個梅里—梅里家走去。
這個梅里—梅里，住在一座低矮的房子裡，底樓是停馬車的馬廄，屋子處在麇集成堆的老城區房子和鄉下菜園的交界處。石子路從一座黑黢黢的拱門裡出來，經過梅里—梅里家的房子，又沿著一排金屬網繼續延伸，金屬網外雪崩般的垃圾塌落在一座荒蕪的斜坡上。
我和比昂柯奈來到那房子屋檐下、隔著厚厚的窗簾還能透出光來的一扇窗戶前；比昂柯奈吹了兩次口哨，然後又喊了聲：「梅里—梅里！」
窗簾給拉了起來，窗戶里出現了一個女人白晃晃的形象，一張好似給頭髮的黑色包圍起來的長臉，肩膀，還有胳膊。「怎麼了？你們是誰？」
「盧佩斯庫！」我慢慢地跟比昂柯奈說。「喂，那個是盧佩斯庫！」
比昂柯奈儘量使自己站在一盞街燈微弱的燈光下。「是我，你不認識我了？你肯定認識我的，我上星期才來過！現在我是和一個朋友來的。你讓我們上來嗎？」
「不，不行。」她把窗簾放了下來。
比昂柯奈又吹了聲口哨，喊了一聲。「梅里—梅里！噢梅里—梅里！」並使勁地捶起門來。「她必須得開門，該死！她為什麼不行？」
女人又探出頭來。現在她嘴裡叼了根煙。「我不是一個人。你們一個小時以後再來。」我們在那裡聽了一陣，直到聽見她房間裡頭確實有個男人。
我們又晃蕩起來。現在走上了介於老城區和新城區之間的一條路，這裡古老而逼仄的房子也給刷上一種城市特有的、具有現代感的朦朦朧朧的漆。
「這是條好路，」比昂柯奈說。迎面走來一個身影：是一個禿頂的小矮子，儘管那會不是很熱，他趿著涼鞋，穿著長褲，套著背心，脖子上還扎著條深色的細圍巾。
「喂，年輕人，」他低聲說，大睜著被濃密的黑眉毛圍住的兩隻圓眼，「你們想做愛嗎？你們想去找皮埃利娜嗎？怎麼樣？如果你們想的話，我給你們地址……」
「不，不，」我們說，「我們已經有個約會了。」
「皮埃利娜可美了，你們知道嗎。怎麼樣？」小矮子往我們臉上吐著氣，眼睛著了魔一般。
但我們已經看見路中間又走來另一個角色，一個跛腳的姑娘，不怎麼漂亮，穿了件那種所謂「尼基」[152]的罩衫，頭髮削得很短。她在和我們有一定距離的地方停下。我們避讓開禿頂的小矮子，走近那姑娘。她伸出一隻手，手裡拿著張紙條。「誰是比昂柯奈先生？」她用遊絲般的聲音問道。比昂柯奈接過紙條。借著街燈的光，我們讀到一句話，字跡清晰，還有點學院作風：「愛的樂趣你了解嗎？—維托·帕拉蒂阿尼。」
這封簡訊的含義和它被投遞給我們的方式都很神秘，但這帕拉蒂阿尼的風格卻是毫無疑問的。
「帕拉蒂阿尼在哪裡？」我們問那姑娘。
她咧嘴一笑。「你們跟我來。」
她進了一扇黑洞洞的大門，我們爬上了很陡一段沒有樓梯平台的狹窄樓梯。她用一種約定好的信號敲了一扇門。門開了。那個房間貼著碎花的壁紙，房間裡有個化了妝的老女人，坐在一個沙發里，房間的一角還有個留聲機。跛腳姑娘打開一扇門，我們又來到另一個房間，那裡全是人和煙。他們圍著一張打牌的桌子。沒人回頭看我們。這房間完全是封閉的，煙濃得幾乎叫人看不見，裡頭熱得每個人都在出汗。在那一圈站著看別人打牌的人里，也有一些女人，不漂亮也不年輕；其中一個只穿著胸衣和襯裙。跛腳姑娘同時又把我們帶進一間略有點日本風格的客廳里。
「可帕拉蒂阿尼在哪裡？」我們問。
「他這就來，」她說，把我們丟在那裡。
當帕拉蒂阿尼抱著一疊弄皺的床單匆匆忙忙地走進來時，我們正在觀察這個地方。「親愛的，親愛的，怎麼樣？」他像往常一樣非常愉快地說道。他沒穿外套，打著色彩鮮艷的蝴蝶結領帶，我敢肯定我們之前在路上碰到他時，他並沒這麼穿戴。
「你們看見多羅萊斯了嗎？什麼？你們不認識多羅萊斯？啊呀，啊呀！」他又抱著那一疊床單走了。
「他究竟是幹什麼活的，這個帕拉蒂阿尼？」我問比昂柯奈，「能知道嗎？」
比昂柯奈聳聳肩。
進來一個女人，這傢伙還挺年輕，面容憔悴，還撲了點粉。「啊，您是多羅萊斯嗎？」比昂柯奈問道。
「得了吧，」那女人答道，又從另一個門裡出去了。
「能怎麼樣呢，我們等等吧。」
過了一會，帕拉蒂阿尼回來了。他在長沙發上坐下，坐在我們中間，請我們抽菸，還用一隻手拍了拍我們的膝蓋。「啊呀，啊呀，親愛的，多羅萊斯，你們會玩得開心的。」
「那要多少錢？」比昂柯奈問，並不受那種熱情影響。
「誰知道啊，你們進來時給了那太太多少錢？對，在入口處……什麼，沒給？這裡是先給太太付錢……」他聳了聳肩，伸了一下雙臂，一副在說「就是這麼個規矩，你們想怎麼樣？」的表情。
「到底多少錢？」
帕拉蒂阿尼，撇了一下嘴，說了一個數。「放在一個信封里，我建議你們，這樣更高雅，對……」
「那麼，」比昂柯奈說，「我們馬上就去，我們馬上就去付錢……」
「也不用，」帕拉蒂阿尼說，「現在沒關係，你們以後再付錢……」
「嗯，最好馬上就付，」比昂柯奈說罷，就已經讓我穿過打牌人的房間，再穿過前廳，又推我進了樓道。
「他瘋了！」我們跑下樓時他說。「離開這裡，趕快！跟梅里—梅里，我們只付一半的價錢。」
在路上，我們又碰到了那個穿背心的小矮子。
「嘿，你們去找皮埃利娜了嗎？」他問我們。「你們跟她說『跪下』了嗎？」
「不，我們沒去那裡，」我們沒歇腳地回答了他。
但他往後退著地小跑起來，繼續擋在我們前面，瞪著那雙熠熠發光的圓眼說：「跪下！跟她要說：『跪下！』而她呢，皮埃利娜，就會跪下了……」
我們回到梅里—梅里那邊。這次，我們一叫喚，她就下來了，打開了門。這下我才看清她：她個高，人瘦，像馬一樣，胸部是長方形的；她看人不看臉，蓬鬆的一綹頭髮下是雙半閉的眼睛，直盯著自己的前方。
「快點，讓我們進去，」比昂柯奈對她說。
「不行，太晚了，現在我要睡覺了。」
「你說什麼呀，我們之前就來過了，等了你整個晚上。」
「這又怎麼樣，這會我累了。」
「我們只待五分鐘，梅里—梅里。」
「不行，你們是兩個人，我不能讓你們兩個都上來。」
「就五分鐘，兩個人……」
「那麼……」我說，「我等著……怎麼樣？我在外面等著……」
「嗯，」比昂柯奈說，「我先上來，然後他上來，行嗎？」然後跟我說：「你等著，我一刻鐘後下來，然後你就去。」他把她推進屋子，進去了。
我上了條往海邊去的路。穿過城市。主幹道上正經過一列軍用卡車，就在那會停下來了。借著車燈奶狀的光，能看見士兵從車上下來伸伸胳膊踢踢腿，用瞌睡的眼睛四處觀望著漆黑和陌生的城市。
很快就下達了繼續前進的命令。駕駛員又攀到方向盤前，其他人也爬上去，一輛輛的車子就消失在黑暗中。這一列隊伍，被自己的引擎摩擦著，在由於燈光和黑暗交替出現而被遮蔽住眼睛的人前，幾乎難以被看見，就這麼經過和消失了，就像從來沒存在過一般。
我來到港口。海上沒有光亮，只有當波浪拍打在滑溜溜的堤道上，只有聞到那久遠的氣味時，才能感覺到大海。一陣徐緩的海浪正雕琢著礁石。獄警在監獄前踱來踱去。我坐在堤道上，一處避風的地方。我面前是一座城市和它飄渺不定的燈光。我是既瞌睡又失望。夜晚在拒絕我。而我也不再對白天有任何期待了。我該做什麼呢？我渴望自己能迷失在夜晚中，渴望把自己的靈魂和肉體都獻給它，獻給它的黑暗，獻給它的反叛，但我明白，它的迷人之處只在於那種對白晝沉默而絕望的否定。現在就連小巷裡的盧佩斯庫也不再吸引我了：那是個多毛瘦削的女人，她家裡還發臭。我渴望從那些房子裡，從那些屋頂上，從那不作聲的監獄中，什麼在夜間發酵的東西能夠升騰起來，能夠甦醒過來，開啟不同的一天。「只有偉大的白晝，」我想，「才能擁有偉大的夜晚吧。」
一夥漁夫來到拴在堤道上的船邊，拿著船槳和漁網。他們在那種寂靜之中高聲說話。拂曉時他們就得待在深海中了。他們裝備了船隻，出發了，消失在昏暗的水中，但仍能聽見他們在大海里的聲音。
在黑暗中醒過來的意義，那淒涼出發的意義，在拂曉前凜冽空氣中划船的意義，都使我的眼睛加倍地沉重起來，使我越發戰慄。我展開雙臂，顫抖地打了個哈欠。就在那一刻，就好像是從我胸腔中發出來的一樣，響起了汽笛的轟鳴聲。那是警報。
我這才想起學校可是無人看管，於是就往城裡跑去。那是一段我們還不知道什麼是恐懼的年月；經過那些小路，已經能隱約看見一些大家全都遽然甦醒的跡象：屋子裡的聲音，亮起又突然熄滅的遮擋住的燈光，還有一些衣服穿到一半、擁在避難所的門檻上、望向空中的人。
我來到學校，——我有鑰匙——，進去，在各個教室里兜了一圈，把所有的玻璃窗都打開，是他們教我這麼做的。打開一扇窗戶時，我聽見一陣嗡嗡聲：滿載炸彈的飛機正劃天而過，它是那個荒唐夜世界中的兒子與國王。我試圖用目光去追隨它，甚至還盡力去想像，那上面，一個男人坐在座艙里，在空中，正在辨認航向。飛機掠過；天空又蕭索和安靜下來。我回到我們的房間，坐在床上。翻著雜誌，那些被摧毀的英國城市在我眼皮底下滑過，它們被划過的子彈點亮。我脫了衣服，躺下。汽笛仍在響著；警報已經結束了。
比昂柯奈不久後也到了。神清氣爽，頭髮梳得很整齊，喋喋不休，就好像那時夜晚才剛剛開始。他跟我說這警報是如何在愛意最美妙時破壞了他的好事，還描繪了一番半裸著的女人逃去避難的不可能的情景。他坐在床上，我躺著，我們抽著煙，繼續說了一會話。最後他也躺下了；我們互道了早上好和做好夢；已經是黎明了。
可我這會卻怎麼都睡不著，在床上輾轉反側。那會我父親已經起來了，已經氣喘吁吁地扣上護腿，穿上獵服，衣服里鼓鼓囊囊的全是工具。我感覺能聽到他在還是沉睡著和黑漆漆的家裡走動，能聽到他叫醒了狗，使它的狂吠平靜下來，跟它說話，並回答它。他用煤氣灶熱了熱早飯，為狗，也為他自己；他們一起吃著飯，在寒冷的廚房裡；然後他斜背上一個籃子，手裡還捧著一個籃子，出門了，步子邁得很長，山羊似的白鬍子裹在圍巾里。在鄉間的驢行小道[153]上，有狗鈴鐺作伴的他的沉重腳步，他持續的咳嗽和吐痰，都好像是時間的記號，沿著他這條路邊上住的人，在半睡半醒中聽到他走來，就明白是時候該起來了。他和第一縷陽光一起來到了自己的農場上，把農民叫醒，而在他們下地幹活前，他就已經轉過每一塊地了，已經查過已經幹完的和還要乾的活，並叫嚷和咒罵起來，他的聲音充斥著整個山谷。他越步入老年，他和世界的衝突就越具體在那個早起的問題上，具體在他是第一個把腳踏進整塊地里的人，具體在對所有人那亘古不變的指責上：兒女，朋友，敵人，指責他們是一夥好逸惡勞的無用之人。也許他唯一幸福的時刻就是拂曉的時候，當他和他的狗走在那些熟悉的路上，當他從讓他窒息了一晚的支氣管黏膜炎中解脫出來，看著橄欖樹枝蔓間的一排排葡萄樹的顏色緩緩地從混沌不明的灰色中浮現出來，並一個個地識別出清晨小鳥的囀鳴。
就這樣，我用思緒跟隨著父親走在鄉間的腳步，我睡去了；而他永遠不會知道，我跟他曾是如此地接近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