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院情史 · 平地風波

也許這是最短的一章。黎明時忽覺脊樑發涼，過了一陣，打起了寒戰。我蜷曲身子，連頭蒙在被子裡，方覺好些。但也只一分鐘，一分鐘後突然發燒，然後發冷，碰得牙齒格格響。幸好我有溫度計，一量，三十八點八。看來，我是病了。 到了早晨——至今還記得那個早晨——心想睡它一覺。可剛合眼，就有個戴眼鏡的人俯臉說：「留他住下吧！」而我連連說：「不，不行。」瓦西里·彼得羅維奇，興許是我夢見，興許真的在我房裡。可怕之處在於他給自己斟上一杯白蘭地，我卻搶來把它幹了。巴黎？令人難以忍受！在富麗堂皇的大歌劇院裡居然做那種下流的手勢！一幕幕的景象浮現，消失，浮現，消失。 「說句真心話，」我獨自叨叨，此時破窗幔外已是大白天了，「說句肺腑之言：昨天見著了新的天地，可這新的天地叫我噁心，我不想跨進它。這是另一世界，醜惡的世界！……噓！別讓人聽見！」 我嘴干唇裂，讀不成放在枕邊的雜誌，也無力伸手取凳子上的溫度計量我的熱度，我似乎想去什麼地方，接著神志便模糊了起來。模糊中依稀見過《河運報》社同仁，也見過飄浮無定的醫生的臉。一句話：重感冒。過了好幾天，熱度才慢慢消退，神志不再昏迷，不再看見香榭麗舍大街，不再看見有人對著太太的帽子啐口沫，巴黎也不再那樣廣袤無垠、綿亘百里了。 我開始感到飢餓，因而好心的女鄰居、工長的妻子煮了肉湯，放在斷柄的盞子裡端來讓我喝下。我想重讀一遍自己寫的那篇文章，但只讀了十行。 第十二天我算恢復了健康。使我驚奇的是這十二天裡魯道菲並未來看過我，雖則我曾寫信邀約。 第十二天我出門來到「醫療器皿供應處」，見鐵將軍把門，於是乘上電車，用病弱無力的手扶住窗框，將鼻子貼緊冰凍的玻璃，行駛好久，方來到魯道菲的住家。按了按門鈴，不開，又按了按，從門裡出來個小老頭兒，厭惡地瞪了我一眼。 「魯道菲在家嗎？」 小老頭兒顧自看著他腳上的襪子和便鞋，只回答兩個字：「不在。」 我提出一連串問題，甚至是愚蠢的問題：他上哪兒了？什麼時候回來？為什麼「供應處」上了鎖？他這才張嘴問我是什麼人。我原原本本講了事情經過，包括我那篇小說。末了老頭兒說： 「他一星期前去了美國。」 魯道菲為什麼躲起來？那期雜誌哪兒去了？「供應處」出了什麼事？什麼樣的美國？他怎樣去的？這老頭兒是什麼人？——我一概不知，也恐怕永遠無法知道，揍我一頓也不知道。 在我虛弱的腦子甚至閃過這樣的念頭：莫非這一切——魯道菲其人，印就的雜誌，香榭麗舍大街，瓦西里·彼得羅維奇以及釘子劃破的耳朵全是夢？但回到家中，我那九本瓦藍封皮的雜誌依然在，小說確是刊登了的，有過這回事，不假。 遺憾的是那期文章的作者我一個也不認得，所以無從打聽魯道菲的確切消息。 我又一次去了「供應處」，那裡只有一家咖啡館和一些鋪有方格眼檯布的桌子。 誰給我解釋一下，那幾百本雜誌搬去哪兒了？如今在什麼地方？ 這樣的古怪事為我生平所未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