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論（拿破崙批註版） · 1816年拿破崙批註版編者前言

艾梅·吉永(Aimé Guillon) 七月份，我們從國外報刊上獲悉，1815年6月18日拿破崙·波拿巴戰敗逃亡之後，有人在他的馬車座駕中發現了一些書籍文件，其中包括一份手稿。此手稿涉及馬基雅維利著作的一些譯文片段，然而譯文出自何人之手已不可考。這本文集似乎成了波拿巴的政治隨記，根據他對書中章節的保留性選擇，我們可以一窺他在國家事務方面最不可告人的想法。因此，我們不遺餘力地對這份手稿展開調查。功夫不負有心人，我們終於得到了手稿的一份複本。更讓人喜出望外的是，這份手稿不僅是《君主論》的新譯本，而且頁邊還標有出自波拿巴之手的評註。 我們之所以對這些評註無比好奇，不僅因為評註者的義大利人身份，尤其重要的是，作為一代霸主，拿破崙應該比普通讀者(哪怕是義大利的讀者)更能理解馬基雅維利。另外，由於譯文文筆非同一般，所以這份手稿就更顯珍貴了。要知道，這位讀者權傾一時，對譯文可謂是吹毛求疵，然而他喜愛這一版本遠勝其他。單單這個事實，就足以讓我們重視這版譯文了。僅僅出於這方面的考慮，我們就應該把這一版本獻給大眾讀者，尤其對於那些不懂生僻的托斯卡納方言的讀者來說，沒有這版譯文，他們僅憑自己很難理解文中的深意。此外，我們還可以大膽地斷言：如果法國有一批學者如義大利的文學家那樣深諳馬基雅維利著作中的古語，那麼這些學者也會認可這版譯文，認為它的確比現有的所有譯文都要出色。我們毫不猶豫地做出這番論斷，並認為無論義大利語原文有多晦澀，也絕不會在翻譯之後引起誤解；下此論斷的是一位精通義大利語的法國作家，他的許多作品都是用義大利語寫成並出版，而讀者卻一直都以為這些書的作者就是義大利人。 這位評判者把此版譯文與原文仔細對比後，又將其與阿姆洛·德·拉歐塞(Amelot de la Houssaie)1683年面世的版本和1803年我們從圖桑·吉羅代(Toussaint Guiraudet)那裡得到的版本做了對比，發現這一版本遠比其他兩個版本更忠於原著，仿佛它就是在馬基雅維利當面口述之下記錄下來的一樣。原作者是如此洞隱燭微，故其作品必須如實轉述，不得有絲毫輕怠。我們可以這樣說，這個版本把原著的思想和文風淋漓盡致地展現在了讀者面前，因為語序、詞組、句子和諺語俗語這些細微之處也十分重要，可以讓人完整地理解作者的意圖。唯有以最敏銳細膩的筆觸和精準的描摹，才能忠實地再現作品的原貌。如此用心之下，此版《君主論》方得譯成；它可以滿足那些真正的思想家，也不會令那些追求原著文筆的普通讀者失望。 之前的兩版譯文則恰恰相反，它們完全是譯者的自由發揮；我指的是，翻譯的同是一本原著，而這兩個版本卻顯得拖沓鬆弛，既無深度，也沒有原作者的那份激情，而正是在這種激情的驅使下，馬基雅維利的作品才做到了集史、哲、情、理於一體。可是，在這兩版譯文中，讀者幾乎很難體會到利普修斯(Juste Lipse)對這位偉人的欽佩之詞：「他的才華如燃燒的烈焰，深邃而遒勁。」 這位評判者隨後又將之前的兩版譯文互相比較，並與原文進行對照，認為阿姆洛的譯文又在與我們同時代的吉羅代的版本之上。吉羅代曾大肆詆毀阿姆洛的譯文，斷言該版本「不準確，過於古舊，至於表達方式和文辭方面，此版著實難懂，甚至需要再譯」。顯然，這些指控並不實事求是；若說文體古舊，阿姆洛的文體怎麼會比高乃依的文體還要古舊呢？這一點一想便知。阿姆洛的譯文非常清楚易懂；他大體上掌握了原著的思想，其大部分譯文仍然是忠於原著的。阿姆洛曾長期生活在威尼斯，還對該城的政治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這座城市就是最好的學校，因此他比別人更容易理解馬基雅維利的深刻思想。他的譯文最為人詬病之處，就是漏掉了一些不太重要的句子，有些是因為他認為無關緊要，有些是因為他參考的底本本來就有缺失；另外，他還存在過度闡釋的問題，將個人的觀點混入譯文之中。不過，他在塔西佗、薩盧斯特、普魯塔克等人的著作中找到了原作者使用的一些格言，確定了它們的含義並將其標註在書中，在某種程度上也算是將功補過了。 吉羅代的譯本在這方面則有所欠缺，對原文意思的表達也不如前一個版本那樣完整。在本該體現原作者正直高尚的地方，往往被譯者歪曲和削弱。確實，這版譯文以現代的文體寫就，這是阿姆洛無論如何也做不到的；然而，譯者擔心譯文看起來不夠輕盈優美，便竭力追求高貴雅致的文辭，這本質上是對翻譯對象的傷害，往往以犧牲原句中那種入木三分和汪洋恣肆為代價。進行這種翻譯工作，尤其是翻譯一本如此重要而嚴謹的著作時，譯文若文辭淺薄、文風輕佻，就只是抓住了表面的文字，卻未能表達出其中的深刻內涵。馬基雅維利是從中世紀野蠻混亂的政治局面中走出來的，他嚴厲、堅強、狂放，從其外表就可窺見一二：如果將他塑造成一個當代機敏而優雅的演說家形象，那便是在極其不當地曲解他。 圖桑·吉羅代在其長篇累牘的譯作卷首加入了一篇論述，其中更是把馬基雅維利描述成這種形象，以便按自己的意願引導讀者對原作者的看法，尤其是他創作《君主論》的意圖。姑且不論這篇論述在這方面存在多少嚴重的誤讀，其中也存在大量細節方面的事實錯誤；這些錯誤因自相矛盾造成，例如譯者對共和主義矯揉造作的闡述。儘管這些錯誤原封不動地照搬自伏爾泰，但由於吉羅代的初衷居心叵測，錯誤就成了謊言，而由此造成的後果也不可小覷：例如，猜測《君主論》出版於1515年，猜測此書直到1592年才被禁。這些謬論很快就達到了混淆視聽的效果。 1740年，由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撰寫的、伏爾泰編輯的《反馬基雅維利》在倫敦出版。雖然吉羅代總是對伏爾泰深信不疑，仿佛編輯《反馬基雅維利》一書是伏爾泰此生最大建樹似的，但是這裡他卻懷疑此書是冒名之作，因為他驚訝地注意到，「伏爾泰盛讚這本平庸之作，而君王卻緘默不語；然而，看看腓特烈用何種手段贏得『大帝』之名，就能證明他其實是欣賞馬基雅維利的思想的」。 引言中還有更加明顯的矛盾之處，吉羅代把馬基雅維利稱為「國王身邊卑劣的謀士」，緊接著又說「《君主論》中滿是有用的真理，在政治上可作為那些最有道德品質的政治家們的指導讀物」。這裡，吉羅代不得不向真理低頭致敬；然而，他的這份敬意越是明顯，就越是襯托出他之前對馬基雅維利的偏見是多麼庸俗和不公。 這篇引言還是有不少可取之處的；但是，過分堆砌的辭藻掩蓋了思想的光輝，就像青澀的果實被密密匝匝的綠蔭覆蓋而難以生長成熟。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1520年，馬基雅維利以佛羅倫薩共和國的名義出使在卡爾皮舉行的方濟各會，圖桑·吉羅代對由他完成的大使文書頗有一份輕鄙之情。雖然吉羅代想儘量擴充自己這版譯文的篇幅，將其擴至九卷(馬基雅維利的作品只有六卷而已)，但他卻刪掉了一些與當今反宗教思潮相悖的部分。在苦心孤詣地描述自己為馬基雅維利做出怎樣一番犧牲的同時，吉羅代還沾沾自喜地引用了圭恰爾迪尼在當時寫給馬基雅維利的一封書信中的反教會言論：「當我讀到您作為共和國與托缽僧之使者的頭銜時，當我細想您過去曾與多少國王、公爵和親王進行談判時，我不由得想起了呂山德，在獲得無數的勝利和戰利品後，指派給他的任務卻是給那些他曾如此榮耀地指揮過的士兵們分肉。」不過，吉羅代忠實地翻譯了馬基雅維利就此做出的反駁，這不僅是對宗教人士的尊敬，也是對作者本人的尊重。馬基雅維利在給圭恰爾迪尼的回信中說：「說到《歷史》和木屐共和國，我覺得我此行來這裡不無斬獲，因為我已搞清楚他們的許多規章制度，它們本身都是好的；我希望我能夠從中受益，只要將其與屬於國家之公民秩序的其他規章制度相比較的話。」[1]這位才華橫溢的作者便是這樣，一切有用的東西都能對他有所啟發，雖然他帶著哲人的氣質，或者說他就是一位真正的哲學家，但他絕不輕視任何東西，世間一切不論其出處如何，皆可拿來為他所用。 在出版馬基雅維利這部最知名的濟世之作時，我們自己也寫了一篇導言。[2]在導言中，我們至少沒有犯同樣的錯誤，沒有將其打上這個時代反宗教思想的烙印，也沒有在其中夾雜共和主義的色彩(反宗教思想已將它當成一樁算計和一條取勝之道)。我們的初衷是防止讀者對這位偉大政治家的箴言產生誤讀，並幫助他們公正地來解讀他。我們儘量以事實為依據，展現馬基雅維利的思想對當時義大利國情的實用性——其實對於任何一個長期陷於混亂狀態、急於尋求出路的國家來說，馬基雅維利的思想都有助於它們擺脫困境。在不同時期，馬基雅維利的思想總是毀譽參半，時而被詆毀，時而又有能者為其正名。通過我們的研究，你會清楚地認識到，他的那些詆毀者往往要麼是心懷不軌之徒，要麼是反君主製革命的狂熱分子；而其支持者通常都是正人君子，在政治上有著深刻的見識，堅決反對混亂。任何統治者，哪怕實行個人統治，只要他有能力管理泱泱大國，就都能得到這些人的擁護。我們的導言還介紹了公眾對馬基雅維利作品看法的轉變，還收入了一些新穎、準確、確鑿的評註，這些在法語版本中都是絕無僅有的，在義大利語版本中也難得見到完整的收納。 在我們出版的拿破崙手稿中，頁邊處留出空白，以便呈現這位特殊的讀者所寫下的評註。另外，我們以腳註的形式標出了文中必要的註解，保留了阿姆洛·德·拉歐塞已經在他的《君主論》譯本中所做的豐富注釋，並與新註解結合起來。對於這部著作談到的一些幾乎被人遺忘的義大利史實，我們的註解也做出了相應的解釋。還有一些基本知識，凡是受過教育的人都應該了解，或者記載在史書中，很容易就可查到，對此我們就不再贅述了。如此一來，我們就不必費力解釋馬基雅維利所引用的魯昂大主教是何方神聖了，人人都會很容易地弄清楚，他就是樞機主教喬治·德·安布瓦茲，是法國路易十二手下的重臣，對這位君主的思想和決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有些人讀了波拿巴對馬基雅維利的評論後，似乎找到了新的證據來證明波拿巴有多麼可恨，事實上，這些人只是又一次證明了他們的思想何其淺薄、對政治是何其無知。波拿巴所做的評論，從本質上與利普修斯的評註一樣明理。波拿巴說：「塔西佗寫的都是小說，吉本的書冗長囉嗦，只有馬基雅維利的著作才真正值得一讀。」[3]之所以下此斷言，是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更加認真地閱讀了馬基雅維利的作品，也是最能理解馬基雅維利的人——他本身是義大利人，從小在海島上長大，從小就如饑似渴地吞下了不少古代義大利作家的作品。他滿懷興趣地挖掘其中的深意，也從中清楚地認識到，像他這樣一個卓爾不群、滿懷雄心壯志的人，只有成為一代君主，方能盤踞一方、壯大自我；那座已經失落許久的王位，在等著他作為合法君主重新收復又再次失去。這一切明顯都能從他的評註中解讀出來，通過評註，我們逐漸清楚地看到拿破崙的內心世界，看到他野心勃勃的胸懷之下起著怎樣的波瀾，看到他如火山般炙熱燃燒的頭腦中醞釀著怎樣的宏圖偉業。只有波拿巴的手才能描繪出他的這一切，因為當他的思想和情感在一瞬間迸發、肆意噴灑時，只有他才知道它們沿著哪條路奔流而下。通過他的評註，我們可以看到拿破崙的計劃構想在實現之前的雛形。每一次，當他看到馬基雅維利把政治與道德、正義聯繫起來時，他內心的陰暗面就暴露了出來。每一次，當馬基雅維利強調統治者必須受人愛戴而非為人憎恨、應當成為賢主而非暴君時，拿破崙就激烈地反對他的說法！馬基雅維利預言了他將遭到的報應，這些都讓拿破崙氣憤不已；當我們看到拿破崙暴跳如雷地反對馬基雅維利的某些建議，而這位大政治家則以智慧和公正與他慣有的兇狠抗衡時，都忍不住掩卷而笑。 讀者肯定會注意到一點，即從拿破崙激盪的靈魂中逸出的想法雖然肆意奔涌，卻往往前後不一；但了解政治的人不會感到奇怪，因為現實情況變幻莫測，政治上的格局、計劃和行動方式也必須隨機應變。儘管這些想法不盡相同，但其中仍有某些相似之處，就像同一個父親的女兒們，各自按自己的意願背離了本源。在拿破崙政治生涯的不同時期，其評註出現的這種變化恰恰揭示了他在做某一決定的那一刻，內心受何種情緒支配。我們把這些不同時期歸納為四種：(1)將他引向統治者之路的將軍時期；(2)執政官統治時期；(3)皇帝統治時期；(4)厄爾巴島上的十個月。在每個時期的評註後面我們標註了表示時間的縮寫：第一個時期用字母G.(將軍時期)，第二個時期用R.C.(執政官時期)，第三個時期用R. I.(皇帝時期)，最後第四個時期用E.(厄爾巴島時期)。[4]在這些評註中，有的表達了他一些令人難以接受的想法，我們本想將其刪去，然而，一些睿智而正直的學者讓我們最終決定把這些評註保留下來，正是他的這些想法才導致人們對他的痛恨，他也理應遭人痛恨。另外，如果我們刪掉一部分，那就是去掉了必不可少的補充，也就無法完整地呈現他在政治上心狠手辣的形象了。 波拿巴不同的評註與不同的社會情形和政治局勢息息相關，組合起來就成了一份非常有價值的評論，讓人不帶成見地辨別出馬基雅維利的話中哪些是針對「新君主」所說，哪些是針對其他人——尤其是那些在亂世中篡奪了政權的君主——所說。馬基雅維利思想的本質將呈現在我們的這一版本中，在著名的《君主論》之後，我們還收錄了他其他作品中有趣的部分，尤其是導言中引用的《李維史論》中那些深刻的思辨，而獨立的篇章也收錄在了正文中。[5] 我們可以大言不慚地說，還沒有哪個版本像我們這個簡單清晰的版本一樣，讓聰明的讀者充分理解這位天才的深刻、謹慎和遠見。正如阿爾加羅蒂(Algarotti)所說：「他對政治和國家事務，正如牛頓在物理學和自然奧秘上那樣具有深刻的洞見。」 1815年9月18日 (楊小雪 譯，李筱希 校) * * * [1]前一封信的引文出自1521年5月18日圭恰爾迪尼致馬基雅維利(書信272)；後一封信的引文出自1521年5月19日馬基雅維利致圭恰爾迪尼(書信274)，但分號後的內容法文版譯文與義大利文版原文有較大出入，並且遺漏了諷刺的部分(「我想我可以以某種方式對其善加利用——尤其是在打比方的時候，因為只要我不得不說到安靜，我就會說，『他們比僧人用膳還要安靜』。」)。——中文版編者注 [2]中文版沒有譯出這篇「導言」以及下文提到的那些「註解」，本篇「編者前言」的注釋也做了技術性刪除。——中文版編者注 [3]參見Histoire de l』ambassade de Pologne par M. de Pradt , archev. de Malines, ambassadeur en 1812, à, Varsovie, Paris, 1815, page 17。 [4]為了讓讀者一目了然，中文版對縮寫字母做了還原處理。——中文版編者注 [5]中文版收錄了馬基雅維利其他著作的摘錄以及拿破崙的批註，但略去了極少數並無拿破崙批註的著作概要(1816年版第319―330頁)。——中文版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