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醒之書 · 第七章 過渡期

從1860年井伊直弼被刺到1868年日本現任天皇陛下開始執政的明治維新，其間的八年歲月是令人難以忘懷的。因為那是個龍騰虎躍的年代，國家實施了一系列迅猛的政治改革。龍千變萬化的精神不斷驅勵國家追尋新的理想。即使在恢復皇權之後的繁忙歲月里所湧現的活動，也無法與這個短時期相比。後來出現的一切運動的幼芽都萌發於這一時期。這使我們聯想到歐洲歷史上那些偉大的過渡階段，為了立新而破舊。與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創始人一樣，我們不得不解決在吸收新鮮事物的同時恢復舊有秩序這個雙重難題。正如受到多方詬病的法國大革命把許多事物理想化，我們明治維新的特點是狂熱的追隨者們熱情洋溢的自我犧牲精神。正是出於這種愛國熱忱，武士們自動放下刀槍，大名們自動捨棄封地，幕府大將軍自動交出世襲的權力。 明治維新運動引起的動盪不僅限於京都和江戶，也出現在帝國的各個地區。在全國各地，效忠天皇還是幕府的問題都造成家庭內部陷於分裂：兒子反對老子，弟弟反對哥哥。京都成了一個策劃陰謀詭計的大本營，孕育著各種極端派別。大名應召保衛天皇之際就是明治維新真正始發之時。出於身處京都的優勢，朝廷現在開始向幕府發號施令。最高權力歸還天皇已經毫無疑義了，因為這是各界普遍期望達成的終極目標，而且已經完成了一半。但是在採取什麼樣的政體的問題上，仍然存在多種選擇。天皇周圍存在兩大派系——聯邦派和帝制派，各自代表不同的政治體系。這兩大派系輪流占據上風，直至兩派聯合組成了一個新的派別——統一派，為我們現在的行政制度奠定了基礎。 這些不同的派系輪流占上風顯示，日本的政治生活在一步步回歸其古代的形態。我們現在已經看到有可能在國際舞台上占據一席之地，這為我們打開了廣闊的視野。龍向後蜷縮，準備進行最後的一躍。這是社會胚胎學一個異常的實例：日本在重生之前竟然會呈現返祖現象。在兩個最初的派系中，薩摩藩主領導的聯邦派代表了各類大名。他們的地位使他們不歡迎政府發生急劇的變革，他們希望以某種聯邦形式來控制幕府。他們認為，16世紀末期的政府形式最為理想，當時德川幕府的權力尚未鞏固，新統一的帝國由最有權勢的五位大名組成的議事機構治理。事實上，他們盼望封建時代復活。他們的外交政策是得體地處理不得已的局面。而且，與幕府一樣，他們接受了難免要與西方世界通商的現實。 相對於聯邦派，帝制派從我們更久遠的歷史中找尋自己的理想。他們渴望恢復的是封建時期之前的帝國官僚制度。由於旨在廢除幕府制度，甚至廢止分封大名，他們的主張不僅激進，而且具有革命性。聯邦派[49]由長期以來與天皇關係密切的公家、浪人和神道教徒組成，神道教徒出於對天照大神的後裔天皇的宗教熱忱變得極為狂熱。長期以來與德川家族秘密作對的長州藩的藩主也加入了聯邦派的行列。這些人心中全都燃燒著為天皇的事業獻身的熊熊烈焰。他們唯一的外交政策就是攘夷。與其說這是由於他們仇視西方，不如說是因為他們對幕府不顧及天皇的意願與外國簽約而怒火中燒。 後來出現的統一派是一些具有先進思想的人，他們認為無論付出怎樣的代價都要讓日本實現統一。此外，他們覺得日本當時經歷的危機不僅涉及國際問題，也涉及國內問題。這些人都接受過學術訓練，其中大部分人接受的是陽明學派的教育。他們也獲得了一定數量的西方知識，是阿部正弘的自由派政策使汲取這些知識成為可能。甚至在德川家族的武士中也能找到這類人，已故伯爵勝海舟[50]就是個值得一提的例子。然而，這派人的主要力量來自薩摩藩、長州藩和土佐藩的年輕武士，他們用愛國主義思想武裝了新日本的脊樑，他們中的倖存者今天作為「老一代政治家」深受人們的尊重。 最崇拜天皇的統一派為全面恢復天皇的權力而奮鬥，但是他們的治國理念是回歸中國古代的民主思想，在追尋古風方面比另外兩個派別走得更遠。儒家認為，在理想國度里，人人平等；政府首腦不靠出身而靠為人公正、治國廉潔，他會在長老議會中尋求智慧，並以各種方式徵詢公眾的意見。出現外來侵略時，所有的人都要拿起武器；但是戰爭一旦結束就化劍為犁，重新開始和平時期的工作。按照日本學者最初的理解，歐洲和美洲的共和國讓他們不可思議地回想起天國中國的黃金時代。統一派的著名領袖佐久間象山[51]在一封信函中說：「蠻夷竟然保留了古代賢人的律法，了不起！」由於尚不了解西方政治的陰暗面，他們對現代化國家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歡欣鼓舞。對於他們來說，這就像自己的理想得以實現一樣。在喬治·華盛頓身上，他們看到的是中國的堯帝把自己的皇位禪讓給全國最有才能的人。好奇是知識之母。他們帶著敬意閱讀有關國際法的專著，就像閱讀周朝的法典。他們向奠定政府三位一體論的孟德斯鳩歡呼致敬，就像對待孟子的著作。非但沒有藐視西方，統一論者匍匐在西方腳下。吸引他們的不是新鮮感，而是類似性。佐久間象山是最早向當局建議聘用歐洲教師教授各門學科的人，也是首位身著西式服裝的日本人。 順便提一下，這種著裝風格來自對象徵主義的熱愛。革新派人士希望藉此表現擺脫東方腐朽的桎梏，認同西方的先進文明。我們的和服意味著悠閒，而歐洲的服飾意味著活動。它變成進步大軍的制服，正如法國革命時期的紅帽子。然而今天卻出現了相反的潮流，身著民族服裝的更多的是進步人士；除了在法庭上，很少有日本淑女愛穿西式服裝。 佐久間象山為他的親外傾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1866年他在京都被帝制派浪人刺殺。然而，儘管遭到保守派的反對，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越來越想尋求獲取的西方知識，現在它已經成為我們民族文化固有的一部分。不過，永遠不要忘記，最初尋求獲得外來知識的運動是在歷史精神的哺育下成長起來的。倘若沒有相交的共同點，我們這樣的東方民族絕不會這麼滿腔熱情地接受西方的理念。 上面提到的三個派別中，聯邦派起初占優勢。1862年，由薩摩藩和土佐藩的藩主護送的天皇派出的兩個使團從京都前往江戶。他們攜帶著天皇發給大將軍的敇令，要求他授予某些有權勢的大名較高的政府職位，此外還命令他親自前往京都向天皇行宣誓效忠禮。這一禮儀自第四任幕府大將軍的時代以來一直受到忽視。德川幕府現在已經喪失了拒絕的權力，因此德川慶喜被任命為大將軍的首席顧問，佐賀藩的藩主成了大將軍的導師，越前的藩主成為內閣首輔大臣，安房的領主統管軍事事務。新內閣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取消大名必須把人質留在江戶以及他們自己要定期拜見大將軍的慣例，這兩個慣例都是德川體制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另一項改革是以一位聯邦派大名統領的軍隊取代德川幕府在京都的駐軍。他們遴選了會津藩主擔任這一職務，此人後來在大部分大名加入統一派後，挺身而出擁戴聯邦派政策。 除了推行這些改革以外，聯邦派政績甚微。在維持德川幕府統治的同時實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不久就使他們陷於進退兩難的境地。與此同時，陣營內部出現因瑣事而起的嫉妒與紛爭。憑一己之力就能控制住大名的薩摩藩主由於與英國人的糾紛不得不返回自己的領地。1863年春，聯邦派完全分化了。除了德川慶喜和會津藩主以外，前一年上任的所有大名都辭了職。 與此同時，帝制派人士對事態的轉變越來越感到不安。在他們看來，大名似乎對天皇不夠忠誠。他們甚至懷疑薩摩藩試圖取代德川幕府的地位。聯邦派在對待外國人的問題上自鳴得意的態度令他們反感，他們覺得聯邦派在炫耀自己對天皇的意願不屑一顧。聯邦派的瓦解此時為帝制派提供了一個執國家牛耳的機會。1863年4月，他們獲得了天皇閉關攘夷的授權。對於這項措施，德川幕府拒絕實施，大名們也未認真對待。然而，帝制派並沒有因此氣餒。長州藩主無視德川幕府的決定，向通過馬關海峽時途經其領地沿海的外國艦艇開炮。 這一魯莽的行動引起聯邦派的反對，使其重新團結一致。七位較為年輕的公家被控為這個攘外的行動暗中取得天皇的首肯，為保住性命他們不得不倉皇逃離。同時，長州系的武士和浪人被禁止進入京都。為了直接向天皇申訴，他們試圖出其不意地襲擊把守皇宮大門的聯邦派衛兵，卻被擊退，且損失慘重。在全國三個不同地區舉行的起義都失敗了，帝制派的全體成員不得不在長州藩尋求庇護。尾張和越前的藩主率領的聯軍不久包圍了這些逃亡者，迫使長州藩主把他手下的三名主要官員處死，為他的不當行為贖罪。他本人也被迫退隱到一處寺院聽候發落。尾張和越前並不想施加更多的處罰措施，不久大軍就鳴金收兵了。會津藩主對這種較輕的處罰感到不滿，說服幕府將軍親自率兵第二次進犯長州。 統一派就是在這時形成的。他們認為，在外來入侵隨時可能發生之際，國家陷入內部紛爭是自殺行為。對長州的第二次進犯倘若告捷，會使德川幕府再次大權在握，這是聯邦派和帝制派都不期望看到的局面。倡議是土佐藩的藩主發起的，他成功地使敵對的薩摩藩和長州藩派系的領導人實現和解。三位大名暗中結成了三方聯盟。 德川幕府的大軍從江戶出發，準備第二次進犯長州，卻未能獲得聯邦派大名的支持。除了會津藩主以外，大部分屬於聯邦派的大名已受到統一派的影響，只在名義上支持這次出征。德川家族在16世紀腥風血雨的戰鬥中一直所向披靡的世襲族徽——德川家康的金扇子終於戰敗了。由於在所有的關鍵時刻都指揮失誤，德川幕府的軍隊無法抵禦意志堅強的長州士兵，只能狼狽地落荒而逃。令德川幕府雪上加霜的是，幕府將軍於1866年冬亡故，不久我們現任天皇的父親孝明天皇也仙逝了。這一事件使德川幕府有了簽訂停戰協議的藉口，然而停戰實際上是把勝利拱手讓給了長州藩主。在長州避難的七位公卿獲准返回京都，並恢復了先前的身份。大約是在這個時候，伊藤博文侯爵和其他去西方國家學習的留學生從海外歸來，由於他們在留學期間所獲得的知識受到統一派領導人的歡迎。統一派現在已經具備了建設性發展和實行憲政的新思想。 作過幕府將軍的候選人，後來成為將軍顧問的德川慶喜本人被要求成為最後一任幕府將軍，然而他能證明自己才華的時機早已逝去。忠於他父親水戶老親王灌輸給他的思想原則，即要盡忠的最高對象是天皇。他堅信，企圖更長久地維持其家族苦苦掙扎的命運無濟於事。不需要人們說服，他也會放棄自己的大位，還政於天皇。實際上，他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心底是位不折不扣的統一派。他最信任的策士、已故的勝海舟伯爵是統一派的首領之一，儘管他手下的其他陪臣和大名，如會津藩主是最強硬的聯邦派。據傳，在1867年秋土佐藩的藩主派特使前來敦促他辭職時，他請他們候在一旁，立即起草令人難忘的文件，放棄賦予他家族將近三百年的全部權力。 會津藩主和德川幕府的一些武士反對幕府將軍的猝然屈從，在大阪和北方各州發起暴動。但是，失去了他們的領袖幕府將軍，他們無法有效地抵抗由薩摩藩的西鄉隆盛和長州藩的大村益次郎聯合指揮的統一派大軍。第二年，經過一些殊死的戰鬥，他們全都潰不成軍，繳械投降。日本再次降服於天皇的軍事權威之下，還政於天皇的大業由此告成。